當援交不再是新聞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網絡上的資訊非常之多，而當中的色情資訊、串流平台多不勝數的劇集和片段，都衝擊著我們的價值觀。然而，只要相關的資訊內容不涉及違法行為，便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在全球擴散至資訊流通的國家和地區。而價值觀的傳遞在大部份情況下並不涉及違法的事情，價值觀會透過流行文化將訊息傳遞給我們。在後現代的環境下，所有事情都不再有固定答案，在價值觀上，對與錯似乎已沒有絕對答案，又或者會出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情況，多數人的想法會壓倒少數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誰能主宰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很大程度取決於網絡、社交媒體的傳播資訊量，特別是在無法判斷價值觀對錯的社會，也很難教育青少年，因為他們接觸得最多的便是網絡資訊。

少數服從多數

毋庸置疑地，大部份青少年的成長路上，接觸網絡的時間往往多於與真實世界的人溝通。若果喜愛於串流平台觀看動畫、漫畫或打電玩的話，價值觀很容易就會潛移默化地受網絡媒體影響，而網絡資訊總不會指出某些價值觀會對人有何影響，即使對人會帶來負面影響的訊息也會以肯定、正面的態度來包裝。例如香港首位AV女優於日本出道的消息傳開後，大部份媒體或網民所表達的態度都是支持和肯定，稱這位女生有敢於追夢的勇氣，彷彿合理化了他人去投身色情產業，我們可以看見其中肯定這位女性的聲音佔了大多數的。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大多數人都支持某一種講法的時候，它就能成為真理呢？

在某一個範疇裡，每一個人第一次接觸的資訊都非常重要，因第一次所吸收的知識很容易就會成為批判同樣範疇知識的基礎。而青少年對於未知領域的學習模式，就是模仿。在網絡與大眾媒體的渲染下，人很容易受主流媒體資訊所展現出來的價值觀或對某種事物的印象所影響。事實上，從網絡上得到的資訊大部份都難以證實。以串流平台Netflix為例，過去平台上的一些劇集成功營造了「Netflix效應」現象。

早前CNN刊登了一篇名為：「Netflix效應：為何西方女性前往韓國尋真愛」的報道，當中引用了一位韓國學者對在韓旅居青年旅館的女性遊客進行的訪問，發現接受訪問的123名女性（大部份來自北美和歐洲），都是受到Netflix效應的影響而到訪韓國。其中一位來自摩洛哥的20歲學生表示，自己受K-pop和韓劇的影響來到韓國，她和其他外國女旅客一樣，最初都認為韓國男性大部份都像韓劇中的男性，具備紳士風度、禮貌、浪漫、俠義等夢幻品格。但該位女學生在韓國的經歷令她對韓國男性的夢想幻滅，她發現有些韓國男性會認為外國女性比較開放，曾有陌生人在街上向她提出性要求，她感嘆：「男人就是男人，人類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1]

有人被Netflix效應影響，正正是因韓劇傳遞的訊息成為了大多數的聲音，令網絡充斥著韓國男性的美好印象，讓人們錯誤以為全部真實的韓國男性也是如此。Netflix效應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網絡的威力，但這只不過是一些劇集讓人對某類人有以偏概全的錯覺，若果一些錯誤的性觀念，或者難辨對錯的戀愛觀念，成為了大多數聲音的時候，這影響可以是很深遠的。

錯誤性觀念

1. 即食戀愛：可能在大多數人眼中，即食戀愛是夢幻的愛情，不需花費太多的時間就墮入愛河，一見鍾情在韓劇中屢見不鮮，例如早前熱播的韓劇《社內相親》都有這樣的情節。除了韓劇，動漫之中亦有不少一見鍾情的劇情，甚或乎一些讓兒童接觸的童話故事也是如此。當然，世界之大的確會有一見鍾情的情況，但必然是少之又少；抱持夢幻的愛情觀更有機會讓人對戀愛產生不切實際的想像，一旦幻想破滅，戀人關係亦難以長久。香港青年協會過去曾進行一項名為「兩性關係及價值觀」調查，當中有些個案更是令人驚訝，一名男生在初中時表示自己已有十多次戀愛經驗，最短的關係只維持了一天。[2]
2. 性關係平庸化：在不少的劇集當中，性關係是情侶間必然會發生的事。當然，在性解放的思潮下，不認同婚前性行為的，便屬於「保守」。不過問題是，為何是保守？說到底都只是因為不同意婚前性行為者只是少數，所以會被冠上「保守」之名，不同意就是跟不貼潮流。但實際上，特別對學生來說，過早的性行為，不但忽視了意外懷孕這個青少年未能承擔的結果，更造成了單親媽媽等等對青少年不健康的現象。此外，性行為如果從婚姻中抽離，更會影響雙方關係，「海蒂性學報告」便提出了這一點。[3]
3. 關係混亂化：近年來慣常出現的節目題材，男女之間的關係總是混亂複雜的，網絡媒體所展現的，是要滿足觀眾的口味，從而達到最大流量，所以大多是沒有教導目的的。例如一些講述一批參加者去戀愛島求偶的「真人騷」節目，後來甚至發展成參加者需要裸體參與節目。動漫亦出現「出租女友」的題材，並且大受好評，也就是說這種鼓勵援交的錯誤倫理關係亦被浪漫化的劇情所掩蓋，甚至有一些主打關係混亂，成為「NTR」（被戴綠帽）[4] 題材的作品亦頻繁出現，這裡就不詳述了。

最後，我們可以看見網絡世界之大，各式各樣的價值觀都有，但很多時人們為了流量，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污名化和模糊化了一些正確的性觀念。原本性關係是建基於幸福的婚姻裡，但媒體展現出來的就是對婚前性行為的肯定，性行為不再與愛有關而只是發洩性慾的工具，這也褻瀆了性的意義。[5] 當原告變被告，錯誤被視為正確，健康的性觀念被視為異類，後果卻是可大可小。故此，縱然正確的被視為少數，但正確就是正確，錯誤就是錯誤，並不會因為大多數人在說謊，令謊言變為真理。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數字，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人口約200萬，佔整體人口約27%，[1] 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對長者的關注，主要圍繞醫療和社區照顧層面，而長者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卻一直都被忽略。

一談到「性」，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和身心成熟的成年人，不少人認為人們到了某個年紀，就應該清心寡慾，再沒有「性」方面的慾望，若仍然專注於「性」，就是「老而不」。但其實「性」是圍繞我們一生的課題，由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活都與「性」息息相關。

的而且確，男女身體的老化情況，都會影響長者的性生理狀態。男性在踏入30歲後，體內睪酮（男性荷爾蒙）水平開始每年下降約1%，所以年長男性體內睪酮水平比年輕時為低，需要較長時間和更多刺激才能讓陰莖勃起，維持勃起的時間亦較短，甚至出現不舉的情況。當女性踏入更年期，體內的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水平同樣也會降低，除了會出現停經的情況之外，陰道黏膜層也會變薄，陰道分泌減少，引致陰道乾澀的情況。[2]

男性可能自覺性能力減退，而不滿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現，因而減少與配偶發生性行為。同時也有人因著不滿意自己的能力，而過份依賴藥物及所謂「補品」來提升性能力。女性也可能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認為更年期停經後已不能生育，所以不應再有性生活，或認為若上了年紀仍有性慾是不正當的表現。此外，陰道乾澀的情況也會令女性在性行為時感受痛楚及不適，減低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意願。[3]

長者的身體機能出現衰退是正常不過的事，長者需要明白及接納自己身體的狀況，但無需將「性」從日常生活中剔除。長者可誠實地向配偶分享自己的身體狀況，尋求彼此都合適的親密行為方式。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使用藥物或選用合適的潤滑劑，讓夫妻間的性生活更和諧。另一方面，性交並不是性行為的唯一方式，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擁抱、接吻、愛撫等親密接觸也是性行為的一種，長者可藉著這些不同程度的親密接觸來向配偶表達愛意，增進夫妻間的感情，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感。

性並不是只有生理層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心靈上的溝通也同樣重要。夫妻間對彼此的了解、關懷和接納，也能讓大家得到心靈的滿足。長者夫妻經歷數十年的婚姻，昔日溫馨甜蜜的相處往往變成稀鬆平常的生活，忽略了夫妻相處的情趣。但老夫老妻也可以過浪漫的婚姻生活，閒時手拖手去拍拖，一份小禮物、一紮小花束、一件對方喜愛的糕點，也能為平凡的生活添上色彩。長者們不妨花點心思，與配偶慶祝結婚週年，甚至補拍結婚照，維持溫馨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因著不同的際遇，部份長者因喪偶、個人意願或未遇上合適的對象，而處於單身的狀況，但其實不論甚麼年紀，人都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但對長者來說，要發展一段新感情卻殊不容易。首先，不少長者的社交圈子狹窄，當中以男性尤甚，要結識新朋友已困難，結識伴侶更是難上加難。但就算遇上合適的對象，也可能礙於傳統心態，認為年紀大了不要再談甚麼愛情，又或者慣了一個人的生活，不想作出改變。

儘管有家人或子女的陪伴，單身長者對愛情仍有期盼是正常的事。一段忠誠的親密關係既可以滿足個人對愛情的渴望，亦可以彼此為伴，互相照顧，一同經歷甜蜜美滿的晚年生活，這對長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處。但要注意的是，長者要改變生活習慣並不是易事，當長者學習與另一個人相處，會容易在各種生活習慣上出現分歧，他們往往比年青人需要更多時間來與伴侶磨合。要保持良好溝通，長者就得學習尊重伴侶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方身上。

而對於喪偶的長者來說，或會覺得再發展新一段感情是有負於已故配偶，是不忠的表現。而且，他們亦會擔心子女對這段新關係的接受程度，讓晚年出現的良緣無疾而終。

不過，對已故配偶的思念，與發展新感情其實並沒有衝突，也不存在不忠的問題。如果長者在晚年找到一位相知相惜的伴侶，共度愉快的晚年生活，相信身邊的人也會樂於送上祝福。為人子女的，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看待年長父母對愛情和可以互相扶持的伴侶的追求，多從父母的角度思考，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明白他們的想法及感受。父母與子女雙方亦可多主動分享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了解彼此的疑慮，尋求共識。

拍攝婚照助長者重尋甜蜜時光

婚照可以說是現代男女結婚時的指定動作，一張平常的婚照捕捉美好的時刻，更成為彼此婚盟的見證。有些長者在年輕時因種種原因未有拍攝婚照，在台灣有團體就曾經為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一起拍攝婚照，以幫助他們穩定病情，並藉此鼓勵長者追求幸福，以及向配偶表達愛意。有參與活動的長者，拿著花束向太太表達謝意，彼此都紅了眼眶，場面感人。[4]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被動式閱讀與主動式閱讀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時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不同角度的描述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媒介素養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將報道與評論分開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資料庫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本文原載於第139 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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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整理及撰文：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  引言

性教育不是單一話題，比較複雜，社工處理性教育的時候，往往會表達一些擔心，或者不懂得怎樣入手。其實，與青少年人談性教育，大部份情況並不困難，感到困難的原因很多時都是來自社工自己。本文首先會處理性教育的內容，之後會從語言和場景兩方面分析當中的困難。最後會分享幾個可行的做法和心得，望社工們可以舉一反三。

2.  知識、技能、態度、能力

在處理性教育的內容時，通常會討論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和態度（attitude），以及能力（ability）。家計會以知識、技能及態度這三部份作為教授性教育的基本框架，社工則會按著不同年齡和程度，放入不同的材料及知識理論，原則上要開展性教育的工作並不困難，社工只要加上能力，運用這個KSA²的框架，不單在性教育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幫助。

2.1   知識（knowledge）

知識包括四個過程，資料（data）搜集，之後它便成為資訊（information），有了資訊，便要了解背後的邏輯（logic），最後發展出智慧（wisdom）。

很多時社工一開始便想與青少年傾談，但重要的是社工本身要對性先有基本知識，這樣才有助他們與年青人打開話題，否則當他們被問及究竟怎樣驗孕，甚麼時候驗，何時驗才準確等問題時，社工若啞口無言，只會換來青少年人的不服氣及不信任。當他們遇到更加複雜的議題時，自然更不會找社工協助。

社工不單只提供知識，也需要幫助他們分析。很多年青人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事情，但他們的理解是跳躍及「斬件式」（只了解事情的若干部份，而非全貌）的。關於性，中文的限制較大，當大家用中文說「性」時，可以指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或者是本性（nature）。以一個字涵蓋不同意思，反不如英文有關「性」的用字那麼精確，因為英文詞語比較多。有時，當人在談論性的時候，很多時都只是在講性愛，沒有性別，也沒有自然的性。年青人想了解性，想知道性是甚麼？性別是甚麼？如何處理拍拖或自己的身體？雖然有很多年青人都有很多資訊，卻不懂得如何分析。社工應自己先掌握基本知識，然後教授年青人，再來是擴闊整幅圖畫，當他們看見性及性別的現象較為整全的圖畫時，再幫助他們分析及拆解畫面的現象，其背後整套的概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事情之間有甚麼關連。當這過程演練得多，自然能衍生出智慧。

這個過程亦需要經驗的累積。例如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女性主義理論原則上主張男女應該沒有差別，但實際上，當與眾多女性共事，男性必然察覺到當中的分別，社工要有意識發現這些差別，並且好好疏理自己的想法。

2.2  技能（skill）

技能牽涉步驟（step）、次序（order）及條件（condition）三個因素。有了步驟，知道先後次序後，亦要考慮有沒有足夠的條件由上一步進入到下一步。

對於需要進入學校教授性教育的社工來說，他們要掌握知識，懂得管理秩序，以及贏得校方的信任，才可以說服學校他們有能力傳授知識，並且運用技巧帶一些活動，甚至是看似高危，但實際上卻沒有危險的活動。社工可以先從讓校方感到安心的題目開始，如與法律相關的主題等。

得到校方同意，社工便可以帶領活動：例如跨越長櫈的遊戲。社工可以準備兩張矮的長櫈，請同學從一張長櫈跳去另一張長櫈，兩張長櫈之間有一段距離，這個距離是他們無法跳過去的。老師會擔心危險，同學亦知道十分困難，但他們仍想嘗試。完成活動後，社工事後可以向同學解說，這個距離看起來能跳過去，但實際卻不能，它就像一些危險的試探，所以同學要學習定下界線。基本上，便是透過一個活動，帶領年青人反思事情。假若社工不能走到這一步，往往是因為他們未能完成上一步——得不到校方或家長的信任。社工要在行為處理、關係建立方面處理得好，才有機會、有條件與校內同學去談論性教育。

技能不單是帶活動的技巧，也包括與青少年傾談的技巧。社工要留意步驟、次序及條件因素。例如處理性問題，可否直接提問？還是迂迴一點的問？愈觸及私人問題，愈要考慮條件因素。社工也要懂得在平時運用一些較為低調的方法，讓年青人覺得他們「好有料」（具備很多知識），這樣他們有事時才會主動找社工幫助。例如與年青人見面時，可以無意間透露自己熟悉家計會及法庭，當他們出現問題時，很自然會找這位社工幫助。當遇到一男一女，發現二人對對方有意思時，社工可以嘗試介入，做一個健康的第三者，成為他們的見證，讓他們得到支援。在他們進入了拍拖的階段時，社工可以與他們談及性行為。但在過程中不要過份集中關注性，也要處理一段關係中的各種問題，例如姻親的關係，二人的相處模式等等。原則上，得到年青人信任，他們就會主動求助。

2.3  態度（attitude）

態度包括原則（rule）、價值（value）及信念（belief）這三個元素。

社工的態度非常重要。現今的社工很難禁止現今的青少年改變，或要求他們不做一些事情，但社工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後果，讓他們行動之前多一些思索，也要探討他們重視的是甚麼，關心的又是甚麼，幫助他們多了解自己。因為人有一個想法，背後定必有一套價值觀，一套信念去支撐，以致他的行為會和想法一致。

現今年青人很難被改變，不少人在討論性時，都提到液態的性（liquidity of sex）。社會有很多事情都不再是固態的，例如婚姻制度，有人會質疑兩個人的關係是否必然建立在婚姻制度之上？就算有婚姻制度，可否以合約的形式出現？合約可否有一個限期，有需要時再續約？還是可以不續約，讓大家更自由？可見大家對性對感情是流動的，性是液態的，也是自主的，即人去到哪裡，都可以與其他人發生關係。這些思想都衝擊著青少年人，社會整體的看法都已經改變。社工要幫助年青人，先要明白他們背後的想法。

社工難以改變年青人，他們是要幫助年青人如何理解自己，引導他們反思。以一個20歲的女孩子為例，她的男朋友一個接一個，接著懷孕、墮胎，社工發現女孩子的性觀念有不正確的想法，但他不應該一開始就指出女孩子的不當，相反要幫助她去理解自己，她的想法到底是從哪裡來，又或是如何形成的，她的心底到底在尋找甚麼。面對這個個案，社工可以借用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論及Murray Bowen的博域家庭治療去處理。所謂的冰山理論便是指人只看見冰山露出水平面以上的部份，其實還有八分之七的冰山是人看不到的，是在水平面以下的，這代表人類心理內在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及自我。博域家庭治療主要指到，每個人都不是個體，個性及其後衍生出來的問題，往往源自原生家庭。社工可以問這個女孩子心底最渴望的是甚麼？也可以詢問她是否家中期待出生的嬰兒？還是自己的母親意外懷孕？知不知道她的母親有沒有想過墮胎？這些問題都有助女孩子明白是甚麼因素影響她的價值觀。有時不一定是懷孕時期的問題，由於每三年為一個時期，社工可以再詢問女孩子三歲時候的情況，從中幫助女孩子疏理她的成長故事及感情問題。即使沒有發現，也不要著急，讓她休息，在適合的時候再繼續。

社工有時也需要打破自己一些框框和想法，例如討論性教育就是否必然是討論「鹹濕嘢」？在處理的過程，社工也要反省，面對一些性的觀念是如何建立，在聆聽青少年的過程中，既要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同時也要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在可能情況下，嘗試盡量給他們空間去表達，並去探討他們背後的一些理念。

例如遇上有男孩子紋眉，社工會有甚麼反應？孩子有同性戀的困惑，社工會怎樣做？以前社會可能很快就進入道德判斷，然後規勸他們走向某一個方向，但今日的社工可能要從孩子的成長，生理特徵、身體狀況，個人需要，交友情況等綜合去考量。畢竟他們有這些想法和行為，可能只是一時、一念之間的東西，他們的想法很多時都是很模糊，甚至是未確定的狀態。如果社工太快確定他們有某些性習慣、取向，要改變就會變得更難。

同一個理念在不同的時空下，可能文化上的對錯和習慣已經很不一樣，例如好些年之前社工還會力勸青少年不要有婚前性行為，但之後已經變成情侶之間要有安全性行為，今日甚至已經變成朋友之間也可以有性行為。如果社工不去理解一下對方的想法，硬把自己的想法加諸在對方身上，最後大家會很難找到一個開始點，好好溝通。

2.4能力（ability）

能力是指自我效能感（sense of self efficacy）及特質（quality）。

很多社工受了很多訓練，拿取了很多證書，但若然自我效能感弱，便有很多事情都不敢放膽做。其實社工若發現自己不容易跟別人打開話題，可以以小組的形式討論，安排兩個至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簡單地開展工作，慢慢提升自己的效能感。

特質方面，可以借助一些性格分析了解自己，如自己是內向的，還是外向的？與人傾談時，是用理性，還是用感性去聆聽？自己的屬於「埋身肉搏型」，即跟一個或兩個人近距離地討論，會感到自在一點？還是「大開大放型」，可以同時跟上百人分享和討論，也不會感到困難？社工要先去理解自己的個性，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舞台去發揮。

3.  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

批判現實主義為一套思考模式。社工在處理性教育的不同情況時，必須要先處理一下自身的一些價值觀和想法。基本上人們傾向會用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來做分析的框架，所謂批判現實主義，簡單來說，事件之中有很多所謂的事實，但這些事實的出現，背後往往受到很多大環境下的因素影響，例如文化，文字，個人身處的家庭，社區，學校等等，當中亦包括涉事者以前生命中經歷過的事，如此組合起來，才會令他今日有這些行為。

換句話說，如果單單著重一種行為的對錯，只是處理表層的東西，性問題可能只是表面人們看得到的東西，但更深入的，可能是需要疏理一些關係，或者整理對自己的認同。有時處理了個人的價值觀或者一些需要處理的關係後，性的問題自然就會解決。

曾經有一個性罪行個案，涉事者在升降機中「揭人裙底」（掀起女生的裙子）被控告，警司想了解被告是否屬於高危個案。社工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他的過去、成長等等，最後發現他是個普通的「宅男」。社工又發現，他在中二時，當聽到一群男同學在討論看女仔身體哪個部份才算「識睇」（很會看）女生時，有人提出最懂看女生的應該看小腿，於是這位男生就信以為真，開始看不同女生的小腿，之後習慣觀看日本的色情電影，特別是偷窺的影片，而他犯案的情況是與日本色情電影的情節很類似，之後社工更了解到，他原來喜愛觀看強姦和多人發生性行為的色情影片，這令他成為高危個案。

由此可見，要了解的不會只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要整合他生命中的很多部份，了解他的成長，以致才可以找出問題，並與他同行。

4. 處理個案要點

綜觀以上，具體處理個案時，社工可以留心以下幾點：

4.1 分享過程可以由寬到窄，第一次可以讓青少年自由分享，之後可將之收窄為關於性的話題，最後才設定一個特別的性話題。過程中可以聆聽他們的想法，亦令他們能在一個開放和安全的空間裡討論。

4.2 在學校進行性教育要先建立關係和信任，通常學校願意在界線上下功夫，例如法例的界線，身體的界線，關係的界線等等。

4.3 在處理個案時，要知道有關性的部份，只是個案人物生命中一個小的部份，要了解他整個故事，可能到了最後，發現的問題不一定與性有關，不要過份放大事件中關於性的內容，應全人地處理個案。

4.4  處理個案的目標不一定要令個案人物即時有行為的改變，而是應透過討論分析，令他知道多一點後果，以及令孩子知道有人關心和看重他們所看重的，並且重視他們的想法。

4.5 要留意處境，成長和文化差異，一個人有很多角色，他或她的性別和性表達並非代表一切。例如當一個人是社工，這位社工有自己工作的方法和模式，他／她是男還是女，並不是很重要。因此，不宜把焦點單單放在性別或性表達上。

4.6 和青少年討論的切入點至少有以下六個：個人強項，與人相處的網絡，生活習慣，生涯規劃，愛和關心，學習成果。社工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些切入點，這些切入點最後也可能與性有關。

5.  結語

社工可以運用KSA²的框架去處理性教育的問題。社工需要了解自己的強弱處及個性，並就自己的強弱處作出取捨，以及找尋適合自己工作的場地。知識比較多的可以教授多一些知識；技巧方面較強的可以多發展技巧部份，幫助年青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及信念從何而來。重要的是與校方、家長及年青人建立信任的關係，社工才能幫助年青人。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當一個仍然在學的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突然發現女方懷孕，他們要承受的壓力有多大？精神科醫生湯瑪斯．赫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拉赫（Richard Rahe）就曾訪問超過5,000個病人，看看他們在過去兩年有沒有遇上問卷中的43件人生事件，這些事件包含著「生命變化單位」（Life Change Units, LCU），並有不同的壓力重量（附表）。如果病人面對的LCU愈多，其累積的分數會愈高，壓力亦愈大。而承受的壓力過大，亦會令他們更易患病。[1]

1. 分數由11至150：這分數的人只有低至中等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2. 分數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3. 分數介乎300至600：這分數的人有高或非常高的風險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本文嘗試運用LCU探討一下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要承受的壓力。若女方未滿16歲，男方便要承受「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檢控，或會面對監禁的刑責。部份青少年可能會覺得難以面對老師或同學們的目光，而選擇轉校，女方或因懷孕不適而需要留在家中休息，因而選擇停學。男女雙方均有可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令他們透不過氣。此外，他們在許多層面上或會轉變，包括個人習慣、娛樂習慣、社交活動、睡眠習慣和飲食習慣等。

附表：生命變化單位及壓力重量指數

*有#的項目是筆者認為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的改變

筆者嘗試將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改變人生的事件的壓力重量加起來，男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4、27、28、29、34、36、37、38等八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08，女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6、12、16、27、29、33、34、36、38、40等10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69。結果顯示不論男女的分數都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這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婚前性行為而引致未婚懷孕不但未能為雙方帶來幸福感，反而為彼此帶來巨大壓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擁有美滿幸福的人生，而擁有幸福人生的關鍵在於建立持久和具有深度的人際關係。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羅伯．沃丁格（Robert Waldinger）負責了一項持續超過75年的研究，探索人類的「幸福感」的來源。[2] 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我們更愉快和更健康，這令我們得到幸福的感受。

不少青少年都渴望擁有親密關係，其實父母也可以鼓勵他們思考幸福的親密關係，當中包括：

1. 合宜的親密界線：父母可與子女分享如何面對性行為的引誘，教導他們堅定拒絕婚前性行為，令他們不用面對這行為帶來的後果。
2. 怎樣建立親密、穩定及持久的關係：父母可與子女分享當年與對方相遇、相知，然後決定託付終身的過程。穩定的關係是需要刻意經營的，並不只是講求一時開心和激情。父母可講述他們怎樣為配偶放下自己一些想法，彼此為著對方而作出讓步。
3. 怎樣與身邊的人建立深度的情感聯繫：父母可分享當年拍拖時怎樣分配時間，兼顧家人、朋友和學業。若兼顧不到，可以分享曾經錯過了甚麼。

我們都希望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有父母為我們遮風擋雨、與情人同甘共苦、和朋友分享生活點滴。親情、愛情和友情都需要我們好好培養和愛惜，為彼此的人生添上色彩。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人貴自知，人很多問題的根源是由於對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不了解、不接納、及不願意面對，結果不單被人欺騙，也被自己欺騙。

喜歡自拍本來沒有問題，但當自拍成為一種不能自控的行為，除了失足墮斃外，也可能是失去自信和自我的開始，特別是當我們由自戀慢慢變為自欺，不斷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自己整容，我們已無法接納真正的自己。人工智能換臉（Deepfake）技術只能欺騙他人，但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不斷欺騙自己。

缺乏自知，我們便容易被別人的謊言欺騙，相信別人口中不真實的自己。缺乏對人性的了解，我們便不懂保護自己，忘了「防人之心不可無」、「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的處世之道，成為搭訕藝術家（PUA）的祭品或夾公仔遊戲的羊牯、賭徒。

正如戀愛是雙向的，要追求經得起考驗的關係，愛一個愛錫自己的人，便要先學會面對真正的自己，以及了解真正的對方。人生所有重要的事都要經過學習才能獲得，既然戀愛、以至婚姻及生兒育女都是人生重要的決定，為甚麼不先好好學習？惟有真正「知己」，才有機會遇上一個真正的「知己」，花多些時間學習怎樣戀愛絕對划算。

最後，了解自己不單對個人重要，對群體亦同樣重要。近年涉及不同群體的負面新聞愈來愈多，也隨著社會的風氣的改變，我們已活在無法獨善其身的年代，學習如何面對突發事件和負面新聞十分重要，也是機構、教會和學校負責人應有的常識，沒有常識的人，往往會犯上一些致命的錯誤，我們縱使未能做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也要做個能保護機構、保護同袍的常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