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抗爭——遊戲和動漫給青年上的抗爭啟蒙班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後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編輯：謝芳

「你們也是這樣，如果用舌頭發出人聽不懂的話來，人怎會知道你所講的是甚麼呢？這樣，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前書14:9）

學生剛回復半日課不久，考完試後，很快又到暑假！相信不少家長又開始苦惱孩子於暑假可做甚麼事？是否要繼續努力買補充練習，讓孩子補回疫情在家追不上的課程進度？明白家長的憂心，或許這些都可以做，不過，學生除了讀書以外，應該都有他們休息、娛樂的時間。在當中，他們仍然可以放鬆地去感受和思考。誰說一定「勤有功，戲無益」呢?

遊戲是……

說到遊戲（Game），一開始就是讓人放鬆的娛樂活動之一，也可以是競技、分輸贏，體育活動也是由遊戲演變出來。而遊戲當然也可以有教育意義，但請不要過於功利主義，不是所有遊戲都一定要有「教育」目的。也許，大家會立即將「遊戲」聯想到「打機」。但除了網絡遊戲，其實還有數不盡不用看螢光幕玩的遊戲……。讓我們先略講遊戲的基本性質吧。

遊戲概括來說，包括了遊戲規則、目標導向、娛樂性、交互性及二象性等性質：每個遊戲都有其「規則」，不同的規則對遊戲活動的限制不同，其學習難度、運行難度、再創空間（即自由度）也會不同；而「有明確的目標」是遊戲的核心元素之一，因為這樣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力，提高參與度。「娛樂」是遊戲最為重要的屬性，是低功利，甚至是無功利的人類活動。「交互性」就是指遊戲的樣態，會因我們的介入而產生著各樣的變化，如魔方（扭計骰）會因玩家扭動它而改變它的形態。而遊戲本身是一件「作品」，或有其虛擬的規則的創造物，是靜態的，但當人們在玩它時，它就變成動態的活動，當靜與動的特性在互相轉換交替時，就有著其「二象性」。

從實體面對面玩的遊戲，到網上虛擬遊戲，我們都會看到上述的性質，對於認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人（7-11歲或以上），遊戲的規則及目的已經是必需有的，否則就失去其意義，遊戲也會變得沒趣。

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設定及目標，有些可能比較寬鬆，有些可能較為嚴謹，但都是很「神聖」的！玩家都會產生一種暫時脫離「現實」世界的散亂及自由，投入到當中的設定、時空，並領會、相信、想像及專注於遊戲當中，正因為認真對待規則及設定，在對壘、比拼或越過難關時就會產生緊張和刺激之感，及後就會覺得充滿樂趣，回味時更會領略其價值及意義。

不同的遊戲種類

如上文所提到，遊戲有很多種分類，如把它們分為線上線下遊戲，線上有手機遊戲、網絡遊戲；線下有桌遊或沒有道具也可玩的遊戲。另外，可分個人或團隊遊戲；也可概括分類為動作、冒險、角色扮演、模擬、策略、運動、益智及空間等不同種類遊戲。

有些遊戲時限比較短，一局即完，但可以重複玩，如桌遊，簡單考玩家反應及組合能力的益智遊戲，如UNO、魔力橋、快手鬼鬼；到要多點幻想、觀察、推理的妙語說書人、阿瓦隆、狼人殺等，時間雖短，但卻能使玩家極為投入，產生無窮樂趣。

而線上的遊戲，個人遊戲如數獨、解謎、密室逃脫遊戲，至多人線上遊戲如英雄聯盟、王者榮耀等都有不同的難度關卡，一級一級的上升。不少網上遊戲會使用PBL遊戲化思維模型（即Points 點數、Badge徽章及Ladder排行榜）來設計，玩家除了有分數外，還有被賜下徽章及可爬升級數，讓玩家廢寢忘餐地去追逐，吸引力極高。其設計者是有心放入使人成癮及容易「貼著」的元素，以便賺取廣告或課金，所以玩家在自控力及時間管理上面要特別注意。

然而，線上遊戲是否絶不可取? 非也。根據《遊戲學》一書有關遊戲的教育功能有提及：「不少遊戲本身是對音樂、建築、繪畫、攝影、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與創造，能夠給人以美的熏陶，許多遊戲中還融合了大量歷史、文化、科技知識，可以激發玩家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激發玩家的參與動機，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書中還提到如《文明》系列及《大航海時代》系列等遊戲，更像是一本人類歷史百科，使人邊玩邊能吸收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

如學習能像玩遊戲一樣

說到這裡，筆者不禁細想，學校的教育是否同樣能激發學生的「參與動機」，並能「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呢? 如未能的話，問題在哪裡?在於教導方式抑或是學習氣氛未能使學生投入，以致未能使學生寓學習於娛樂？如何能使學習增添樂趣?

教導子女有獨到方式的陳美齡女士曾於《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一書中提及，除了家長自己應作榜樣，喜歡學習、閱讀，並應了解子女擅長學習的方式（如多靠看、聽或觸感來學習？）外；也可讓子女有機會從體驗中學習，令他們感到學習是玩耍、玩耍是學習。又或是，起碼能讓孩子擁有他們自己的遊戲時間，享受遊戲世界，亦讓他們學習管理時間，遊戲時遊戲、學習時學習吧。

參考書籍：

1. 《遊戲學》（第一版）。 (201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Huizinga, J.及傅存良。 (2014)。《遊戲的人 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Homo ludens :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第一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何聖君。（2020）。《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第一版）。堡壘文化。
4. 陳美齡。（2019）。《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三聯。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任天堂Switch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又名動物之森，英文為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s）自今年3月開售，[1] 成為話題之作。遊戲除了成為全城抗疫神器，讓大部份人乖乖留在家中打機，令Switch一時炒賣到3,000甚至4,000多元一部之外，更重要的是遊戲中的自建物品功能，[2] 令不少人創作了很多示威道具和標語，部份更因為涉及批評內地政權，令遊戲即時被中國有關方面宣告下架。

之後任天堂的Switch推出內地版，但遊戲量就大量收窄，只有三款遊戲可供玩家玩，不少內地網民即時反彈，紛紛從世界各地購入黑市Switch，務求可以玩更多遊戲。而任天堂在紀念六四事件前後又舉辦活動，[3] 之後推出的《超級瑪利歐創作家2》遊戲同樣因為有玩家創作的部份，最後也被禁。[4] 有網民形容，現在有自由創作的遊戲，很容易被描述為含有反華或辱華元素，遭有關方面禁制。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基本上是一個沙盒遊戲（也稱作開放式遊戲），玩家自己在遊戲中建立一個島，之後在島上尋找有用的資源，之後換成遊戲中的貨幣，再製作一系列美化小島的東西。遊戲創意的部份就是讓玩家自己繪畫想創作的東西，之後放到島內，有人自己繪畫香港學校的校服，也有人畫自己喜歡的球衣等等。出現敏感的內容，就是有人畫了去年抗爭運動的標語，甚至有人將相關的圖片貼在自己的社交網站，或者將遊戲所畫的圖片送給其他玩家。

這種透過遊戲表達政治訴求的動作，在西方社會很常見，不少開放地區的遊戲，也會有玩家自行舉辦一些網絡聚會，既一起玩遊戲，亦同時聊天聚會。本來這種遊戲就有讓網民互動的機制，不過當有政治進入遊戲，就會引來政權擔憂，要求減少相關的溝通和收窄創作的空間，好使有關的遊戲活動在網絡中受監管和操控。

話分兩頭，這類網絡內容的監控，其實並不罕見。早前就有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玩家以第一身視角進行射擊類電子遊戲），被評為太暴力和鼓吹分裂國家，於是改為軍人拯救平民；[5] 又有遊戲商因為遊戲的內容批評政權，到了內地時被「河蟹」。[6] 遊戲商現時的主要做法分為兩派：一派就是在設計時已經加入「中國因素」，避免可能會遭內地政府批評和禁止的內容出現，另一派則將內地和其他地區的遊戲內容分開，即內地玩家會玩「內地版」，而其他玩家會玩遊戲的「普通版」。

所以，任天堂寧願選擇遊戲被抽起，實際上是遊戲商的抗爭手法，遊戲商不願意犧牲創作的自由，於是和內地政府進行博奕，博奕的方法是乾脆不賣賬，要玩那些「被禁」遊戲的人，必須要光顧黑市。遊戲商深信玩家必定會從其他渠道收到新遊戲的訊息，並且會光顧黑市，因此根本不用理會內地政府的法規，同時遊戲又可以賣出。

是故近日就有消息傳出，內地政府有意禁止任天堂內地版在內地銷售。這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情況，因為任天堂對創意的堅持和不妥協，最後只能在黑巿中求存。當然你同樣可以說任天堂求仁得仁，因為有麝自然香，即使黑巿被打壓，還是會有巿場的。我們會問，任天堂大可以在創作部份加上限制，令人不能創作一些不應創作的東西，似乎事情就好像可以圓滿解決，但有時這種創作空間，對於遊戲公司來說，是自由的一部份，它們堅持不放棄。

或者你會說，我沒有玩任天堂的遊戲，這事與我無關，但如果你看到這裡，我相信你也深明，這件事，很快就與你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多理解創意與禁忌之間的框框和界線；翻翻更多的歷史與案例，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智慧，裝備自己迎接轉變中的世界。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介紹：

這個生活模擬遊戲，讓玩家以遊戲角色身份，參與無人島移居計劃，成為島上的居民。玩家可設定角色名稱，又可收集島上的樹枝、石頭材料以製作家具，也可以捕捉魚類、昆蟲、採集化石、種花等，有些物品更可以在島上的店舖出售。多款造型可愛的動物更會成為玩家的左鄰右里，與玩家互動。

疫情下，整個家庭在彈丸之家，分享著同一個頻寬，上課、工作、遊戲、睇片……戶外公共設施如公園、遊樂場等也因著疫情而被膠帶封著，打機、睇電視成為孩子消磨時間最好的工具。遊戲相關的產品不斷被炒賣，但同時家長又擔心孩子不斷打機會沉迷上網，回到學校可能會追不上成績和進度。明光社、基甸事工及香港基督少年軍在3月12及13日合辦了兩場網上講座：全城褪網運動 zoom家長小教室「孩子日日在家打機怎樣辦？」，與一眾中小學同學的家長分享怎樣調節自己，與孩子一起商討健康的網絡使用守則。

講員基甸輔導員何美琪小姐（Maggie）坦言，孩子在家百無聊賴，要看電視、打機、上網聊天是正常不過的事，家長千萬不要過份管制。孩子在疫情之下失去了學校的支援，不能與同學、老師見面，只能呆在家中，也要適應如何生活過日子。有家長在講座中坦言很難面對孩子，因為自己在家工作時實際上也是經常上網，甚至同樣不分日夜。Maggie認為因著疫情，在家使用網絡的守則應該有所不同，讓大人和小朋友學習，如何使用網絡，並強調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的生活，必須全家人一起參與，而不只是大人單方面要求孩子。

筆者在講座中則分享到，在疫情之下，孩子停課不停學，同時因著父母也在家工作，會增加磨擦是必然的事，但這同時也是一家人重新互相認識的時候，我們可以好好把握這段時間，想想有甚麼可以一起做，促進彼此關係，無論是預備午餐、做運動、玩遊戲、做簡單手工、自製布口罩、維修家居等等，這都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完成的。在外國，甚至有些家庭成員一起二創音樂，自製桌上遊戲等等。無論如何，家長可以想想有甚麼以前一家人沒有做過的，也可以一起嘗試。

最後，Maggie與筆者也強調，父母作為家中的大人，最重要是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照顧好自己的心情，這樣父母才有心情照顧孩子的情緒。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社會上冷門的文化產品，以往只會成為一個小圈子的玩意，當中有次文化的特色，例如有本身的一套術語，規則，禮儀，服裝等等，但網絡文化卻將這些原本神秘的東西都公開出來。這些文化甚至成為主流文化的補充，給予它們新的想像，甚至最後被主流文化挪用，成為其中一員。本文簡單以BL（Boys’ Love，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例，簡述二次元漫畫如何進入流行文化的空間，與主流傳媒互動。

BL漫畫，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已出現，當時是少女漫畫系列其中一個分支，以純美的角度去描述兩位男子之間的愛情故事。與一般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類似，故事的目標讀者是女生，所以作者所描繪的往往就是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這種愛情故事由於沒有女主角，所以女生可以自由地將自己投射到不同的男生身上，想像自己愛著一位男生或被一位男生愛著，同時也可以用守護天使的角度，去感受二人的愛情故事。愛看這類漫畫的女生，被稱為「腐女」。

這種BL漫畫，發展了各式各樣的男男配對關係，當中有以年齡，權力關係，性格強弱，甚至性愛的方式等來配對，這些漫畫自成一個系統，部份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更會為不同的男生加入想像，為他們創作小說、漫畫故事等等。在未有互聯網之前，這些故事的收集並不容易，更別提發佈。

不過，今天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可以透過互聯網認識，又因著發佈成本很低，不少人直接就將故事放在網上公諸同好，部份受歡迎的作品更可以賣錢。同時又因互聯網的興起，這些作品吸引了更多路人（原本沒有興趣，但無意中在網上看到的人）去欣賞。漸漸這些小眾玩意走到社會主流文化之中。

原本是邊緣的次文化，當然與主流社會價值有不相容的地方。男男漫畫這個題材本來就已經另類，部份故事更直接加入性愛情節，變成色情漫畫。不過由於在網絡欠缺法例規管，這些漫畫只會得到一個分類標籤（例如加上「含H」字樣，代表含有色情內容），部份網站更索性在入站前就提醒讀者網站有18禁內容，之後就直接跳過規管。所以故事的尺度可以十分大膽，甚至圖片直達禁書的級別。

這類大膽出位的漫畫作品，取得知名度後，也有不少人藉此來做一些炒作。在不少有年輕人參與的社會運動中，我們會看到不少社會領袖被配上「CP值」（不是性價比，是配對值，CP是Coupling的意思）。在一些娛樂綜藝節目中，不少男藝人也會被配上「CP值」。這明顯是一種集體對男男性關係的想像，當它們可以放在枱上討論時，某個程度上也表示，社會多了人接納這種想像。

當然，倒轉來說，傳媒節目也會特意剪輯一些男生之間似是而非的「曖昧」互動，給予大量材料讓喜愛「腐」的朋友有足夠的想像空間。漸漸地，不少男藝人有時也會有些動作，不知道是故意安排還是剪接效果，終歸就出現了一堆「CP值」的新聞，也就成功製造出話題來。[1]

一些對於BL的關注

偶然，我們會收到一些牧者就本議題提出的疑問，現在簡單回答：

問：看BL的人會變成同性戀者嗎？
答：不會，因為他們都是在看男生們的樣子，以及他們的戀愛。

問：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嗎？
答：不一定會。因為他們只是看男生的樣子，而且不少BL的劇情以男男關係是禁忌為主線，不斷強調要衝破界線的限制，容易令讀者覺得這些界線有需要衝破，好使兩位主角有快樂的結局，但故事結局往往事與願違，更容易令讀者同情他們。不斷重覆讀這類型的故事，表面上會令人很想為同性戀者爭取禁忌的衝破，有時甚至會表達得非常認同，但這個認同的背後，事實上反而會令「男男是禁忌」的想法更加牢不可破。試想想，當兩個男子的愛情假如不再如BL故事般有禁忌，也就變回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最後就不再如此獨特和吸引他們了。
所以，與其說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他願意相對開放地接受一些社會形容為錯或者不容許的東西。如果這種想法變得極端和盲目，甚至變成他們的信念，才更值得留意和關心。

問：要禁止弟兄姊妹看BL嗎？
答：BL本身是一個漫畫的類型，等於描述同性戀題材的漫畫一樣，本來應該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因為網上內容「無王管」，而且這些漫畫大部份的來源都是盜版，連中文也是網民自行翻譯的，基本上這些書籍就是沒有被評級。若根據香港法例，這類作品大概只適合18歲以上人士閱讀和觀看。如果性愛情節過份露骨（例如展露男性已勃起的性器官）就會直接被列為禁書。我們建議牧者先了解他們看的究竟是甚麼，之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問：我們已發現有肢體似乎迷上BL，甚至不斷為團契的弟兄做「CP值」配對，怎辦？
答：我們明白有極少部份的「腐女」會不能自拔地為男生進行配對，甚至會到處宣揚，但這應該只限於極少部份的朋友。如果有男生因而感到受冒犯和滋擾，其實這也是一種性騷擾，理應將感受直接告訴對方，並請這些肢體給予尊重，停止有關行為。如果牧者要介入，要讓肢體明白這種做法會對別人構成不安，情況就像在教會處理緋聞，不必過份高調或放大事件。

以前的所謂打遊戲機，今日換個綽頭，加入大型比賽，偶像明星，即時直播和評述等等環節，變成「電子競技」，成為一個潮流下的電子產業。財政司司長在最新的財政預算中預留一億元在數碼港搞電競，將其商場變成電子競技和數碼娛樂熱點，經濟發展之餘順手創造就業，看起來是件美事，但大家有沒有留意，電子遊戲，從來都有一定程度的監管和規限，以保障兒童和青少年，政府是否想視而不見？

首先，想將商場變成電子競技的熱點，電子競技，不外乎就是提供互聯網，有多部可以上網的電子工具，例如電腦，平板電腦，甚至手機的場所，換句話說，如果整件事收費，就是「網吧」了。翻查資料，政府於2003年曾公佈一份「經營者守則」給網吧經營者自願遵守，當中除了消防和樓宇安全，還包括指定時間限制十六歲以下人士進入，必須安裝過濾色情資訊的裝置等等，民政事務局曾於2014考慮將網吧納入《遊戲機中心條例》加以發牌規管，[1]但政府當時卻以網吧數目明顯下降為理由，最後有關建議不了了之。[2]

另外，就遊戲內容，世界各地均按自己的民情和道德界線，制定遊戲指引，方便社會各界，特別是方便家長在挑選遊戲時，判斷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在電競非常流行的國家和地方，以亞洲為例，如：韓國、台灣、日本均有清晰指引，讓人看了一目了然。在歐美等地方，更成立了聯盟，例如北美和中南美大部份地方就使用同一指引，歐洲、非洲和印度地有部份地方共用相同指引。

以現時台港澳區最流行的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為例，世界各地雖然玩同一遊戲，但其指標的建議也有不同，美國和日本是「13+」（即適合13歲或以上人士，下同），韓國是「12+」，台灣是「15+」，即使內地沒有官方的機制，遊戲商也特意為遊戲自行評級為「18+」。如果細閱，當中不同的地方將遊戲有不同的評級，其機制也有一些不同。

為遊戲加入年齡指引作為配套，可以讓社會各界清楚知道遊戲是含有賭博、暴力、色情等等的元素，並以此為準則方便家長選擇適合小朋友玩的遊戲，同時亦方便遊戲商能針對不同巿場，做適合的調節，是不少青少年牧者的主流意見。[3]不少的政府除了對18禁遊戲有比較具體的監管，對18禁以下的遊戲，也只是要求遊戲商必須列明遊戲的類別，並強調家長要陪同孩子，情況就如一般的電影、電視節目分類一樣，是指引多於監管的。而在香港，我們不禁會問，這種沒有指引的狀況，卻要到幾時呢？[4]

最後，要發展電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直播打機或做直播評論。兩年前在版權條例修訂時，政府雖然堅稱「分享打機過程」是電子遊戲供應商所歡迎，並會有內置功能去做，但不少法律界人士坦言，這不等於條例沒有監管，只是版權持有人不執行而已。只要有一天遊戲商要求每次直播均要收取費用的時候，或當主播可以用直播來賺取金錢時，他們隨時也可以要求分一杯羹，而所謂的打機直播本身，根本沒有甚麼版權保障。

可見在香港，由電競場地到遊戲內容，甚至電競行業本身的配套，其實也欠缺一套完善的規則或指引，而不少其他地區，卻已有清晰的規則協助電競業的發展。說政府有心搞電競，看來更似一個人有我有的商業思維，若不加上合宜的配套，恐怕只會變成冤枉錢！

[1] 歐陽家和，〈修例補漏洞 網吧有王管〉，明光社，2014年4月3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修例補漏洞-網吧有王管。

[2] 〈「 網 吧 」 納 入 發 牌 規 管〉，曾德成局長隨筆，香港特別行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最新修訂日期：2014年2月16日，網站：

http://www.hab.gov.hk/tc/about_us/from_the_desk_of_secretary_for_home_af...。

[3] 歐陽家和，〈電競牧養研討會後記〉，明光社，2017-12-0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電競牧養研討會後記。

[4] 歐陽家和，〈本末倒置的淫審條例第二階段諮詢〉，明光社，2012-06-0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本末倒置的淫審條例第二階段諮詢。

電競牧養的概念一出，除了引來遊戲本身會帶來所謂沉溺的質疑外，實際上亦有牧養上具體限制。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作為一個講道理的建制派，指出電競遊戲的本質未必完全正面，不少科學研究發現遊戲會對人的身體有負面影響，不過他認為教會不一定因為事情可能有負面效果，就全盤否定其作為牧養工具的可能性，相反在資源許可又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情況下，電競可以與其他不同的事工一樣，成為牧養的工具，不必被拒於千里之外。

王礽福用莊子《盜亦有道》的故事指出兩點：1. 電競本質不是一件好東西；2. 不是好東西也可以有牧養的切入點，但是要找出來。他舉打麻雀作為例子：「教會可以搞『省港澳基督徒麻雀大賽』，為主贏盡省港澳，還可以做金齡牧養之對對糊混一色，若你從這個角度看，什麼都可以成為牧養的工具……」

電競為何本質上不是好東西呢？王礽福指根據研究，7至14歲的男生如果玩太多電玩會影響大腦，以致他們日常生活做事的動力會下降。他說：「今日的男生，特別是小學男生欠缺有經驗的遊戲，即動手動腳的遊戲，令他們智力落後……玩電子遊戲的青少年少了30%時間閱讀，少了34%時間做功課，學習問題增加，影響注意力和容易衝動。」故此，玩電子遊戲的青年有時會覺得很難改變，因他們習慣了遊戲的聲光效果，若請他們做其他活動，沒有這些刺激，可能會覺得很無聊，但玩遊戲又不會令他們特別開心，這情況不易處理。

不過，王礽福承認以電競作為媒體，鼓勵已經有玩的朋友一起玩，是有可能的，不過要找牧養切入點有很多困難，例如：1. 期望：牧養吸引新朋友回來，但教會的活動只是崇拜，而傳統教會的崇拜並沒有如電競遊戲的聲光效果，最後會否很容易大量流失？如果他們回來參加活動，是否要有期望管理？ 2. 比賽：如果搞電競比賽，我們是否鼓勵他們練習？如此每天練多長時間才合宜？贏了又如何？牧養的位置在哪裡？有沒有年齡的限制？會否連高小都有比賽？ 3. 牧養：事工/牧養佈道的規模做多大？

王礽福認為，如果要做，應該要有以下框架：1. 集中做已打機的朋友，年齡建議最少高中；2. 考慮好相關的配套，牧養策略，承接策略等；3. 事工不求大，反而應該要求「長尾」的效果。他最後提醒牧者，用電競本身有自己的問題，不能只用「適可而止」做口號，之後就展開事工，因為所謂的「適可而止」本身就是一個屬靈操練。他形容用電競來牧養就像用藥。他說：「例如你頭痛，可能食止痛藥，但可能引致胃痛，於是你要食兩粒藥。電競（來做牧養），你處理到一個問題，但有另外的副作用，於是你有可能本來食一隻藥，但係最後你食很多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