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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在神的國度裡，有權柄和能力，不憑血氣，不憑勢力，單單倚靠主聖靈。」
（詩歌《願祢國度降臨》的歌詞）

對使徒來說，脫離羅馬政府迫害是何等重要的事，他們非常關心復國一事，耶穌不是不關心政治，祂知道父神已定了時間或日期，只是認為使徒不必知道（徒一6-7），他們在當刻，最重要的是遵守祂的吩咐：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幾天後他們將受聖靈的洗（徒一5）。甚麼是聖靈的洗？幾天，即是多少天？使徒一聽到耶路撒冷，比他們聽到受聖靈的洗更感興趣，追問復國的時間表（徒一6）。使徒錯失焦點，耶穌回歸正題：「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8《新譯本》）

「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發起的杯葛行動，層出不窮，對於參與杯葛的人來說，極其量會帶來不方便，但若把政治看得大於神在人身上顯明的旨意，所招致的損失卻不可同日而語。假如使徒只管政治，漠視耶穌的吩咐及聖靈，不去為主作見證，他們又將錯失一段怎麼樣的人生？他們又如何見證著神的救恩傳開呢？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在2021年1月7日，正式確認拜登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充斥著風波及爭議，時任總統特朗普曾經持續質疑並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並採取法律行動，雖然已被多個州的法院駁回，但仍有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總統選舉結果仍有變數。[1]

立場影響看法

美國較早前一個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報道和民主進程的看法，因黨派的因素而產生了很深的分歧。奈特基金會與民調機構蓋洛普於2020年12月在網上發佈了一個綜合調查，調查團隊曾於該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前後進行調查。[2] 在選舉後，團隊訪問了2,752位美國受訪者，發現有59%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對選舉結果的報道是負責任的，當中有93%的民主黨支持者 （democrats）贊成此講法，然而僅21%共和黨支持者（republicans）贊成此講法。調查亦指出55%受訪者認為民主選舉進程進展非常好（36%）或良好（19%），當中民主黨支持者有92%認為進展非常好和良好，但有89%共和黨支持者卻不同意這一點。

網民持不同的立場，閱讀不同背景、政治立場的媒體報道，再加上為求點擊率而散播不實訊息吸引公眾的內容農場，訊息混亂的情況或會令不少網民感到無所適從。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認為他們暴露於大量（50%）或相當數量（34%）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之中。有6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年比2016年總統選舉年收到更多錯誤資訊，而認為有此情況的共和黨支持者比率（79%），就比民主黨支持者（52%）或​​獨立人士（66%）的比率高得多（見表一）。

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共和黨、民主黨支持者和獨立人士（independents）認為，facebook可能是錯誤資訊的來源。但是，不同黨派支持者對其他潛在錯誤資訊來源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受訪的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支持者更可能相信，他們曾在國家網絡電視新聞、有線電視新聞、國家報紙和Google中遇到虛假資訊。這突顯了共和黨支持者對主流新聞資訊來源缺乏信任。相反，受訪的民主黨支持者比共和黨支持者更可能表示他們曾在Twitter看到錯誤資訊（Twitter曾主動標示或刪除包含錯誤訊息的推文，包括一些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文）。只有facebook和Twitter被大多數民主黨支持者引述為虛假資訊提供者（見表二）。

錯誤訊息動搖選舉結果

另外，選舉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互聯網網站或搜尋器（83%）、電視電台的清談節目主持或評論員（81%）、國家有線電視新聞（80%）及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帖文（76%），都是可以動搖選舉結果的主要錯誤資訊來源。

或許網上的訊息發佈者會有其立場，但就算是一般被視為可信度高的國家有線新聞頻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霍士新聞頻道〔Fox〕）所發放的訊息，仍有接收者可能因訊息與自己的立場不同而將訊息當成錯誤資訊。

個人所知有限

筆者認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在接收新聞資訊時，不妨多聽多看。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先放下自己的成見，這才能真正持平地聽進不同的聲音。大家當然可以不同意資訊的內容，但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可以先聽聽，如不能確定，就先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更多資訊陸續出現。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相，不接受自己的「不知道」，在今天這個一切以快為先的互聯網世代，我們也沒有耐性去等待更詳細和經核實的資訊。

或許主動查證是好的，但作為普通人，實在沒有太多方法或時間去查證，不過也有不少網站提供事實查核（fact check）的服務，美國就有FactCheck.org或Fact Checker（The Washington Post）。還有法新社的AFP Fact Check可核查不同地區事件。而香港亦有事實查核實驗室、[3] 求驗傳媒、[4] 傳真社[5] 及於2020年12月宣佈成立的香港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6]

事實查核與聆聽不同聲音有助開闊個人視野，遠離片面的聲音，即使在意見分歧的世代裡，人們仍渴望聽聽不同的意見，在前文提及的美國總統選舉後調查中，即使大部份的受訪者相信國家已經深陷分歧，但是他們還是有興趣去了解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有25%受訪者對此表示有「很大的興趣」，有51%則表示有「相當大的興趣」。盼望我們也能多點聆聽別人的想法吧。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其實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變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色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略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加入及使用社交媒體溝通，相信大多用戶的本意是想透過網絡與朋友連繫交流，了解友人的近況，搜尋更多的資訊吧。或許大家會接受在社交媒體中看到一些宣傳產品或服務的廣告，但要是我告訴你，它們會記下你的對話、上載資料、反應等成為數據，並針對你的數據來進行銷售，你又是否接受這樣的做法？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更曾被質疑連結一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不同取態的人士作出宣傳，結果聘用該公司的黨派候選人更在競選中勝出。[1] 這種手法可稱為網上心理戰或資訊戰，是對準大家的心理弱點而進行，改變大家想法的傳媒策略。[2]

同溫層效應

在社交媒體中，想法相近的朋友可能會加入同一群組，大家談論的內容接近，接收的資訊也會相近，漸漸形成了同溫層。群組成員或讚好同一個專頁的網民有時不會太接納另一種不同的聲音或想法，如果硬要在群組或專頁內討論一些議題，也會容易引起群起針對或欺凌等情況。

而臉書也會以演算法推送帖文給用戶，經演算法計算後，會先把用戶最喜歡的類別、最常關注的專頁及友人的帖文首先呈現，當然友人關注的東西，用戶很可能也會看到。就以上情況來看，在臉書中聽到另類聲音的機會不多，除非你甚麼都給讚或甚麼都不給讚。此外，根據你閱讀不同帖文及廣告的時間長短，它還可以計算到你的喜好。

如果我們對參與的專頁、群組，沒有清醒地去分析帖文的內容是否屬實，我們也有可能被蒙蔽，誤信其內容。有不少假新聞賬號背後是有主腦去散播似是而非的資訊，亦有不少內容農場的堆砌文章在當中流傳。就算普遍人都知地球是圓的，但在臉書上還有些擁抱地平說（Flat Earth Theory）的專頁，給讚予這些專頁的人數目還不少呢！而有趣（或可怕）的是，在臉書是沒有人會阻止用戶開任何專頁散播消息，當人們愈是告訴別人不要相信這些說法時，往往就愈多人去關注或討論，而演算法就因著帖文被炒熱了而傳給更多用戶，引起更多人關注。

meme在社交媒體中發酵

除了臉書專頁和群組，我們也容易收到社交媒體友人傳來的搞笑梗圖，這些易在社交媒體中廣傳的圖，我們可以稱之為meme（迷因），它們是一些有趣的東西，在網上被廣泛轉載。除了圖片外，還可以是gif圖片動畫或影片……既吸引人注意，同時又被傳遞和改造（如加字、模仿、改圖、剪接等），它們被大量傳遞時，又再被模仿、改造、傳遞……meme被廣傳是因為內容具備影射、諷刺、自嘲，讓人發笑、愉快或抒發感受等元素。

我們每天在臉書都會見到不少meme在傳播，它們都有著「生殖」、「變異」、「選擇」三大演化階段。它們讓人有想要轉載的衝動，還具備容易複製的特性。而在傳播中，它們有「變異」的部份，透過模仿、再形成二次創作，讓訊息不失原本的精髓，又變得更加多元。而在衍生的一堆作品中，又會被人「選出」新的meme，再被人傳播。不少時候，meme更可能被演化到連原創者都控制不了的地步。[3]

2019年在反修例風波中被廣泛使用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是極具代表性的meme。牠在2005年誕生，並因為「感覺真好，朋友（Feels good man）」這句名言而廣受歡迎，並成為了meme ，[4] 更慢慢演化成為不同的蛙，如「悲傷青蛙」、「自鳴得意的青蛙」、「憤怒佩佩」等。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時，佩佩蛙遭用作白人民族主義及新納粹主義的象徵，[5] 令創作人在2017年賜牠一死。不過這仍無法阻止這meme繼續演化，甚至在2019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產生了一定的推動力及諷刺意味，且傳播空間在跨平台進行，佩佩蛙化作WhatsApp貼紙及走到街上，成為遊行示威的象徵及噴畫圖案。

針對性宣傳

大家能想像到社交媒體掌握了用戶的數據並進行分析，加上同溫層、演算法和meme，可以變成一個怎樣的情況？它可以掌握每個人的想法、喜好和取向，再賣給廣告商作針對性的銷售，所以難怪在臉書上會常浮現一些令人心動的服務與產品廣告。那麼，如果有政權或政黨想以廣告或帖文游說你去支持一些政治立場或反對一個候選人，又有沒有可能做到呢？根據「劍橋分析事件」，是有可能做到的，不單是在美國，不少歐亞國家的選舉都曾受影響。 [6] 雖然涉事那間數據分析公司已經關閉，但科技日漸進步，我們實在不知道科技巨頭掌握了我們多少數據，會否已有不同的公司或政權在分析我們的心理與網上行為。

你會被操控嗎？

或許社交媒體真的很了解你，而人的思想也真的頗軟弱，但不代表我們必然會被騙或蒙蔽。以現時的媒體狀況，已不可以相信單一的消息來源。收到的重要消息，都請進行事實查核，從不同背景的新聞媒體去看看事件不同的角度，如不肯定事件的真假，請勿轉送出去，可以觀察一下，稍後再作決定。

有些社交媒體或新聞媒體會因背景及政治立場，而為其支持的政黨美言或封鎖一些消息，[7] 所以我們更要趁使用網絡仍頗自由時，開放自己多聽不同的聲音。包容與聆聽不同立場的聲音亦是非常重要，以免自己變得偏激。

網絡的本意是要讓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交流，互為溝通，但似乎科技的發展將我們偏離那初衷。私隱及數據權，對網絡用戶來說十分重要，然而我們對它們卻所知不多，若失去了對它們的擁有權，對我們有多大影響？我們將會走向哪個境地？實在值得我們往後繼續探討。

（本文原載於第134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劉議方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因著政治立場不同，不少情侶關係告吹，上一代與下一代、兄弟姊妹、好友等為了擁護自己的政見爭辯不休，結果不歡而散。這對身處美國、《在家不要談政治》的作者賽佛來說並不陌生。

美國昔日也有政見分歧的群體，讓作者擔憂的是今日因政見不同而起的衝突愈演愈烈，她提到「立場不合就『一刀兩斷』是很荒唐的做法，現在卻成了不需經過思考的標準程序動作」、「在網路上若說不過對方，就表現出敵意，這讓人產生一種比對方厲害的錯覺。」有父母更把政治傾向凌駕跨種族或跨宗派之上，擔心子女會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作者將這些因政見所引起的關係危機，歸咎於有黨派色彩的媒體、電視或電台談話節目劣質的言論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節目，它們影響了人們的交談方式，大家「變得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人理性對話」，甚至「只會盲目地謾罵。」

作者更直言年輕族群是這場文明災難的高風險群體，一方面因為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既有禮又胸襟廣闊的政治人物或政論名人成為其典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選擇被同溫層厚厚包圍，只接收特定黨派色彩的媒體資訊。

這場文明災難令很多人感到無力，甚至想放棄曾建立的關係。作者想告訴大家，政治分歧不是問題癥結，她說：「不再讓政治對立分化彼此，我們該尋求的關鍵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

作為擁有45年執業經驗的心理治療與親密關係專家，作者指需深度分析政治爭執背後的心理動機。在她訪問過的人中，她發現他們爭論是源於有些人想改變對方；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理想的婚姻或人際關係理應如此，對方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因為以往的情感得不到滿足，想對方成為他們自身想法的投射；有些則受父母偏心影響……

作者希望大家了解當發生衝突時，自己有何情緒表現及其來源，發現自己及他人的個性與限制，認清和面對現實，從而改變自己，體諒他人。她在書中提到不少故事及分析當事人的心理層面，也為大家提供一些討論政治時應有的準則、禮儀，及提醒大家避免踏入「地雷區」。作者的建議有助化解政治分歧引發的衝突，以及面對其他意見不合的話題。

日光之下無新事，作者的「藥方」雖然是針對美國人的情況，但其實也適用於香港人。愛及認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作者指出「在分裂對立的世界，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我們的親密關係。」與她持相反政見的丈夫也說：「當你躺在病床上，做了靜脈注射化療，若有人一路陪在你身旁、面對這一切，你不會在乎他有甚麼政治傾向。」

祝福大家也能重建及修補自己重視的關係。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要避免教會因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衝擊而陷入分裂危機，或者令更多弟兄姊妹憤而出走，讓關心社會問題成為教會日常生活一部份，比經常漠不關心來得好。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化，有人行前一些，有人行後一些，毋須強求一致，大家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例如：

1. 代禱

禱告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份，其實每星期教會的祈禱會、公禱時間都是回應社會議題的好機會，除了為教會的人和事，也可以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祈禱，至於選取甚麼事件，可以借助不同基督教機構每月或每星期的電子通訊，由基層、傷健、長者、新移民到家庭及倫理的需要和問題，應有盡有，由於只是轉述那些機構的分析及呼籲，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這可減少直接爭議。若真的遇上一些有較大爭議的事件，如《逃犯條例》修訂或佔領行動，代禱的重點可以是對事件發展和影響的關注及憂慮，不一定要選擇支持或反對，因為回應社會議題不等於一定要表態，很多事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2. 了解

政治和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時若對有關議題缺乏基本認識，卻急於選擇某個方案和立場，只會淪為情緒反應。教牧同工很多亦未必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興趣或有認識，要他們迅速表態是強人所難。因此，教會若能由有經驗和長期關心社會問題的同工和會友，組成社關小組去了解事件，便可向會友推介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文章及相關資料，並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先深入了解而不是急於確定立場、甚至表態。教會亦可以舉辦講座或研討會，邀請不同意見的嘉賓或弟兄姊妹分享，讓大家公開討論。其實，教導弟兄姊妹在現時容易爭拗和撕裂的社會氣氛裡，回應問題的態度甚至比表示立場更重要。

3. 表態

涉及社會議題的爭論，往往在於應怎樣表態及回應，其實教會對於所有關心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第一個基本教導是：信仰通常只能給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大方向，至於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社會政策，往往建基於我們的人生經驗、學識、智慧和判斷，這些都是相對的，不同背景和閱歷的教牧、信徒和神學家，對同一問題亦未必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要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耶穌在福音書面對不同人士要求祂就一些事表態時，祂往往是提出反問，或引導大家思想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將之當成是非題。要關心政治問題，第一個功課就是學會包容和尊重不同判斷，就算在政治上有不同取態，也不代表對方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輕易代表上帝審判與你持不同意見的教牧或信徒。而對於一些甚富爭議性的問題，由於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也是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教會領袖在考慮如何表態會更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及早訂立機制，讓大家知道經過甚麼程序才可以代表教會和聯會發表聲明或參與聯署，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教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容讓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安心表達自己看法的家，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

4. 行動

近年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歡催促教牧同工和教會機構，就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態，而表態的方式就是出聲明、參與聯署以及上街。其實回應社會議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而要草擬聲明對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有較豐富的認識才不至搔不著癢處，甚或貽笑大方。另一方面，其實不同團體和界別近年對組織聯署已十分有經驗，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要處理聯署亦十分容易，因此，教會和團體若真的想表達意見，參與其中一個較接近教會立場的聯署亦可，實在沒有必要事事發表聲明或自行發起聯署。至於近年興起，以個別學校、宗派或教會和機構內一群弟兄姊姊的名義發起聯署，對這些行動，只要內文註明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教會或機構的立場便可，教會應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群體，亦毋須制止弟兄姊妹的自發行為。社會關懷的目的是凝聚更多人一起努力關心社會，而不是製造分化、製造敵人，應盡量求同存異，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至3節的提醒，願各位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不忘「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問教會應否回應社會議題，要問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惟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是要阻止社會變壞。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今屆選管會要求所有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都必須簽署一份有關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其中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簽署確認書後卻被裁定為提名無效，因選舉主任信納他「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1]

事件的爭議點在於，梁天琦符合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四章「提名候選人程序」，[2]所列的提名資格，並簽署了確認書，但最終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理由是「不能信納梁先生真正改變了他過去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及「信納梁先生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3]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新聞公告，選舉主任是按規例[4]第16條決定決梁天琦提名無效，但細看其中條文，梁天琦已簽署所有相關文件，並沒違反規例所述內容，而規例指選舉主任「信納根據《立法會條例》，候選人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5]從英文版本的條文「信納」只表示是參選人需滿足所有條件，而在所有與參選人資格相關的條文、聲明及確認書中皆沒有表示選舉主任需要或可以就參選人所提交的資料內容作主觀的判斷。故此，所有對參選人資格的要求皆屬於客觀的要求，包括參選人的年齡、身份以及是否交齊所需的文件等，試問選舉主任又何須憑主觀意見來作決定呢？

更重要一點是，選舉事務處可以裁定梁天琦、陳浩天等明確主張港獨的參選人提名無效，那又何以能夠認為其他沒有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又何以有些曾明確支持港獨的人士能獲得有效提名？做法不能貫徹始終，只會大大地削弱選管會的公信力。特區政府及選管會如不能就今次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處理及令人信服的解釋，無疑將影響香港多年來公平和公正選舉的聲譽，亦令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再次降低。

有關爭議雖然最後亦會透過司法覆核及選舉呈請，交由法庭處理，但勢必糾纏多年。誠然，不少人認為港獨主張抵觸《基本法》條文，亦不支持港獨，但法理和政治問題不應該由選舉主任處理，選舉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維持選舉的公平和公正。選舉和議席的輸贏尚在其次，體制和信心的輸贏卻事關重大。將打擊港獨，變成打擊大家對選舉的信心，無異飲鴆止渴。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很快又到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之後，又會開展明年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本來選舉一般應該都會帶來希望及改變，在民主社會，人民靠的就是手上一票來跟政府和政黨討價還價，但在香港當前的環境，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兩票，又有多大的期望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一個妥協下的基因改造怪胎，一群不願受社會主義威權政府管治，習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卻缺乏自治經驗的政治初哥，展開與中央及其代表之間十多年若即若離，糾纏不清的政治實驗。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管治的一個特區，放眼所見，除非武裝革命，否則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中國與香港之間有一條既是臍帶，也是鎖鏈縛在一起，無論雙方是否喜歡，大家就像連了體一般，任何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都無可避免受牽連，甚至被滋擾。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政黨都希望中央能夠就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定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但由於中港雙方缺乏互信，港人亦無法就不同方案取得共識，於是普選仍是這麼近、那麼遠。每次選舉臨近，彷彿又在提醒大家，要改善現況，就要把握機遇。

今期《燭光網絡》嘗試在立法會選舉前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把把脈，如何根治暫時恐怕並無良方，但能否減輕病情，則視乎大家對香港這個家究竟有多關心，就像在所羅門王面前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一樣，究竟大家是為了孩子而作出犧牲，還是寧願一拍兩散，讓孩子死就死呢？大家願意逆流而上邁向理想，還是把理想愈推愈遠，往往在一念之間。

「小圈子選舉」、「689特首」、「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公民抗命」等名詞都指向香港政制不完善、不民主的一面。據《基本法》指出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第45條）及立法會議員（第68條），最終的目標皆透過普選產生。但現行選舉制度未能有效反映民意，部份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以各式各樣的抗爭行為表達對制度的不滿。本文嘗試列舉近幾年與議會相關的「文化」，讓讀者認識議會的現況。

議會「拉布戰」[1]

1. 2009年12月18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首次審議高鐵669億元巨額撥款申請，社民連、公民黨等泛民議員展開拉布戰，成功令討論延長，政府不能如期在2009年開始高鐵工程，而撥款申請最終延至2010年1月16日才獲得通過。
    
2. 2012年5月16日就《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2]討論議員出缺安排，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等發動拉布戰超過33小時，後被立法會主席終止。最後草案延至2012年6月1日，1,306項修訂全部被否決。
    
3. 2013年開始，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皆有議員提出數以千計的修訂案以拖延表決，2014年延誤了三個星期。2015年秘書處收到3,904項修訂，一破過往紀錄。主席曾鈺成裁定當中逾3,000項修訂無效，令修訂總數大幅刪減至618項，但最終還是經歷了六週的拉布戰才獲通過。2016年主席繼續大幅削減修訂項目並定下表決日期，有關議員利用點算法定人數導致流會，以表不滿，但草案最終仍獲通過。
    
4. 2015年12月，泛民議員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發動拉布，提出點算人數逾百次，會議多次因人數不足而「流會」，到3月仍無法就草案進行審議，最後政府擱置有關草案。

​無疑拉布的確可以會令一些有爭議的議案延遲通過，甚至被擱置，但同時卻令大量議案及撥款被拖延，令造價大幅上升。情況猶如金庸武俠小說的七傷拳，殺傷力愈大，要承受的內傷愈深，最後與對手同歸於盡。

除了拉布的常態，更有不少「語錄」從議會而：

返黎就郁──

2012年辯論「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秘書長說了兩次「返嚟就郁」，相信是與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結束辯論有關。一些傳媒稱此為「剪布」，更有議員質疑曾鈺成及黃宜弘合謀剪布，蘊釀提出不信任動議，李卓人表示曾誠信盡失，黃毓民更形容他是「貞婦晚年失節」。

不批准世界末日論──

網絡流傳古瑪雅人預言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末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12月20日立法會會議結束前，宣佈「本會尚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明年必須續會，所以我不能批准明日為世界末日。我現在宣佈休會，本會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隨即獲議員掌聲，其後更得網民讚賞其幽默感。

「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

2014年6月一次立法會會議中，蔣麗芸因不忿泛民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作出投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我建議你考慮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回應，此句在日後蔣麗芸每有爭議性言行時，網民皆會翻出使用。

替「豬肉佬」改名──

2015年5月，王國興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時，提到肉類從業員行業青黃不接，建議將工種易名為較「專業」的「肉類分割技術員」，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此言一出，大量網民發揮創意，表示魚檔從業員可以改名做「魚類銷售顧問」、地盤工人則可易名為「土木工程技術員」。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在2012年《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審議會議時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發言批評拉布，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被網民多番引用，甚至製成Rap歌上載YouTube。

等埋發叔──[3]

在審議《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決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突然離場，希望藉人數不足而拖延表決，但因建制派內部溝通不足導致仍有議員留在會議廳，令立法會仍有足夠法定人數使投票程序繼續，結果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否決政改方法。建制派議員及後解釋因劉皇發未趕及回來投票，希望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把投票的時間拖延至「等埋發叔」。「等埋發叔」一詞亦成為了遲到藉口的「萬能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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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與「不剪」的理據

不剪布的理由：曾鈺成在《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審議中批准千多項修正案時曾解釋，雖然《議事規則》第57條（4）（d）款，訂明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但他認為這牽涉到褫奪選舉權，所以認為修正案並非「瑣屑無聊、無意義」。

剪布的理由：2012年「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時，曾鈺成引用了《議事規則》第92條的條文，指「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但亦有議員質疑這不等於主席可以利用此條文來擴大權力，雙方繼續各自表述。

有不少反對拉布的議員或官員，亦透過創作回應議會經常出現的拉布情況：

受拉布影響而撤回《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有感而發創作了《拉布「錦」言》，以表達因版權修訂條例拉布三個多月的心聲。2016年4月，立法會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王國興以網絡人氣歌曲《SAS之歌》進行二次創作，改編成為《嘥拉布嘥》以諷刺拉布浪費公帑。

《拉布「錦」言》節錄

坐坐坐成日齋坐   個鐘響   未停過

點算人數   我卒之習慣左

叮噹   叮噹   叮噹   叮噹

《嘥拉布嘥》節錄

嘥拉布嘥  嘥嘥嘥

拉布嘥拉布   拉布拉布嘥

（撰稿日期：2016年6月3日）

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是隨着代議制度及議會制度的開放，議會成為消融社會爭議的平台。政黨政治縱然是唇槍舌劍，但在制度確立了的議會規程及議會程序之下，各種爭議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獲得裁決，不同的政黨也有必要透過議會程序尋求妥協。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和授權，同時也需要面對其他政黨的挑戰，彼此有贏有輸。政黨有時在朝，有時在野。在朝時，有權落實政綱理念，也必須受到在野黨的監察及制衡。在野時，仍然要做好監察者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對當權政黨予以制約，並爭取他日乘時再起。政黨輪替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可以推動各政黨努力競爭，也可以制約在野的政黨不致過度務虛空談。

今天香港的議會各走極端，保皇與泛民攻訐不斷，很多時，都像是流於意氣之爭。親建制的可以保皇保得不問情由，不辯是非，不怕核突，總之是阿爺「吹雞」，立刻歸邊。反對派又可以為反而反，反正毋須負責，也毋須擔心自己會有操盤之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反到底。

可以想像，如果香港有政黨政治，政黨有機會成為執政黨，保皇黨還夠不夠膽保皇保得那麽肆無忌憚？反對黨又敢不敢事事都反對得那麼理直氣壯？

不正常的政黨政治

不同的社群對不同的事件意見紛紛紜紜，自然也是多元社會的必然後果。香港是一個資訊流通，意見紛陳，取向多元的社會，在不健全的政治體制下，往往還要呼籲尋求社會共識，豈非緣木求魚？

政黨政治在現代社會中的其中一個最重要作用，是把紛陳的意見凝聚於幾個由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所代表的主軸周邊。透過政黨的活動和操作，已經把其中一些不同的意念統合整理。到不同的政黨回到議會作對決之時，要處理的矛盾也就相對沒有那麼複雜了。所以西方民主政體，就算說是多黨制，最終大部份都只是有兩三個具主導性的大政黨。

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排斥政黨政治，結果是所有的政黨都要走向兩極，要不就做建制派，要不就是反對派。這本來就已經極之不健康了。這幾年隨着政府缺乏政治影響性，制度性弱點進一步暴露，政府施政困難，政府的表現也實在難以令人滿意，政制爭議也進一步白熱化。但政治體制有沒有為這個困局提供合理的出路及紓緩機制，結果是在這兩極周邊再衍生更多比原來政黨作風更極端的新興政治組織。建制派分裂成為幾個主要組織，表面上在背後大阿哥的協調下盡量合作，背地裡卻是不斷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爭逐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手頭上有限的政治資源和機會。在他們的周邊則產生了很多打着「愛」字頭的邊緣組織，以極端反智的作風及行徑來保皇，雖然有時會在客觀效果上增加了聲勢，但同時也招惹了更強烈的抵觸情緒。

反對派那一邊情況也大致如此。取態較溫和的民主派政黨，難以爭取更大的政治空間。幾年前民主黨走入中聯辦，促成了立法會增加議席，結果被部分激進組織打為叛徒。問題是建制派也不作道義上的聲援，反而落井下石，還乘時意圖挖奪民主黨原有的支持。

現在，經過新一輪的政改爭議及雨傘運動，年輕一代及部份民主派的支持者已經逐漸失去了耐性，因而也興起了很多新生的傘後組織及其他更激進的政治團體，部分更是打著本土主義及港獨的旗號。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正常的民主生活應該是紛紜的意見及觀念先行圍繞幾個主軸凝聚。由代表這些主軸的政黨取得派別內的共識，又或是透過黨內民主及決策程序得出決定之後，再透過議會政治與其他政黨尋求政治決策。縱然未必事事皆大歡喜，也不一定能夠把所有政治矛盾消融，但總還可以透過一個各方都同意的遊戲規則來作出決策。香港的情況剛剛相反，政黨走向兩端，之後各自分裂，然後不但未能統合周邊的政治力量，反而被進一步拉向更大的分化。政府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不但不會更容易管治社會，反而連基本的權威也不斷旁落。更甚者是政府要帶頭走向民粹。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令政治權威不斷下墮，令社會走向兩極化，也令各方面都只會進一步碎片化。結果是社會進步無從談起，社會發展受到窒礙，原來要處理的問題也無從處理。如果不盡快打破這個循環，香港社會只會漸漸走向衰落。如果問要如何打破這個循環，第一步應該是先要面對現實，確認今天的政治制度確是千瘡百孔。經歷了回歸過渡時期到今天的政治教化及洗禮，香港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具公信力的政治體制，發揚符合現代民主精神的政治及議會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再不能迴避政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