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志願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人渴望深度、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實現、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人有很多渴望的事情，所以喜歡發夢，會有夢想，而這些都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一個人發夢會被人們嘲笑，因為認為他不切實際，而所謂的實際，就是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而覺得能夠做到的事。發夢就是自吹自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盡是在想一些不切合現實狀況的事情。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的想像，因為沒錢就甚麼也不敢想；也有人說不敢想像也會令人貧窮，因為一些人不敢發夢，導致自己貧窮。但無論哪一種說法，最終都歸於一個方向，就是貧窮與否，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鏈鋸人》是自2018年12月開始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它獲得漫畫介紹導覽書《這本漫畫真厲害！》2021年版選為男生篇最受好評漫畫的第一名，該漫畫現時的累計發行量更超過二千萬冊。2020年底製作單位宣佈《鏈鋸人》將會動畫化後，消息一出更令不少動漫迷興奮不已，非常期待。動畫第一集在2022年10月在串流平台上架，平台將它評為適合16歲以上觀眾收看，並註明有暴力內容。《鏈鋸人》動畫化前夕，已引起高度討論，因它有別於少年漫畫高舉「友情、努力、勝利」的一貫風格，而且其主題曲更是知名音樂創作人米津玄師的作品，使人充滿期待。[1] 它廣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故事能引發讀者、觀眾共鳴。

《鏈鋸人》的世界被設定為人類與惡魔共存的世界，人類需要不斷對抗惡魔，所以會有隸屬於政府的公安惡魔獵人，亦有民間的惡魔獵人，弔詭的是，人類為了對抗惡魔，亦需要借助惡魔的力量並與惡魔訂立契約，有關契約是必須遵守的，主角淀治與鏈鋸惡魔訂立契約後，變成了鏈鋸人。

一個「及齡」且絕望的時代
「及齡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形容一個經過啟蒙運動後、開始「世俗化」的時代所用的詞語，[2] 亦即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去解釋任何的事物，不需要宗教提供任何的答案。而這個時代，便是一個「意義喪失」的時代，就如尼采指出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就是人類陷入了「虛無」的局面，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鏈鋸人》中的淀治一開始所面對的處境和生活都非常悽慘，不但父母雙亡，並且背負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巨額債務，他甚至為此賣掉身上的部份器官，但都未能還清債務。他最喜歡的時間就是睡覺的時間，因為睡覺令他不會感受到飢餓，睡覺時還可以發夢，可以夢到他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淀治曾一度不想生存下去，但當他遇上鏈鋸惡魔波奇塔後，對牠日漸產生了感情，甚至願意讓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

淀治身處一個絕望的生活環境、絕望的世界，當感到絕望之際，他遇上了波奇塔。雖然不能改變生活環境，但多了一個像寵物一樣的伙伴，他可以與牠分享他發的夢，而波奇塔也非常喜歡聽淀治訴說夢境。

現實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殘酷的，就如地獄一樣，所以有人會追求幻想的世界、虛擬的世界、自己可掌握的世界，在當中尋找意義。當人失去存在意義，就會陷入一種名為「存在的挫折」的困境，當人失去了指引和目標，便會開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想做些甚麼，然後失落感便隨之而來。[3] 或許再想想，可能會認為死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就如日本小說家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因為死了便不用再想了，或許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最低限度的活著就可以了。

哲學家Albert Camus指出，這個世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的問題，而自殺的問題，就是存在意義的問題。[4] 香港近年來的自殺問題愈來愈嚴重，而當中以學童和長者的自殺情況最為社會關注。在2016年3月，九天內便發生六宗學生自殺事件；[5] 2016至2018年間，共有59名兒童死於自殺，有報告指最多自殺學童因學業壓力而輕生；[6] 在2021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更高達9.3（即每10萬人中有9.3人死於自殺），[7] 15歲以下的學童的自殺率亦在上升。[8] 為何這些學童會選擇結束生命？媒體多以學業壓力或教育制度來解釋為何學童會自殺，臨床心理學家趙千媄就形容，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一個人從不快樂走到自殺，中間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如當事人最終選擇自殺，那麼他們就是感到非常絕望。[9] 而他們選擇自殺，就是存在意義完全的失落，再看不到希望。

《鏈鋸人》中的淀治與我們同樣身處於一個難以看見希望的世界，甚至他的處境更加悽慘，在故事中，前一個鏡頭他仍然與同伴暢飲和聊天，下一個鏡頭部份人已經身首異處，但他仍有靈魂同伴波奇塔支撐著。反觀學生的自殺現象，他們是否沒有可傾訴的對象？應該支持他們的家人是否都成為壓迫他們的一方？若是這樣，他們該如何自處？誰能支撐他們的生命？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單是離婚個案過去10年每年也有逾萬宗個案，[10] 不過，當然也不能排除學生自己都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一個普通人的夢想
淀治曾對鏈鋸惡魔波奇塔說：「我有機會在狩獵惡魔時死掉，到時候你就佔據我的身體吧。你以後要像普通人一樣活著，然後像普通人一樣死掉。」不過，第一集的尾聲波奇塔和淀治一同遇襲，波奇塔選擇犧牲自己成為淀治的心臟來讓他復活，並與淀治訂立契約。作為交換，牠要看淀治的夢想。一方面，淀治想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成為一個普通人；另一方面，波奇塔讓淀治復活，目的是想看見淀治的夢想。那麼，到底他應該成為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敢於發夢的人呢？

整套動漫圍繞著的就是淀治如何找到他自己，究竟他為了甚麼而活，他想做些甚麼。他由一開始只求三餐溫飽，所以接受了以公安獵人身份加入政府，被女主角——即公安部高層真紀真「飼養」著。後來經過與其他同伴的互動，他的目標便變為想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更嚷著：為何別人的夢想都那麼偉大，而自己的欲望為何不能是夢想？最後他卻想成為英雄。

許多人的願望也是平凡地生活，平凡地活著，因為平凡的生活得來不易；許多人認為只要活著，有三餐溫飽就可以了；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消費主義上，認為有物質享受就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和目標。而淀治將一些欲望稱為夢想，在這些欲望得到滿足後，他卻流露出空虛的感覺：原來滿足了也僅此而已。

現代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理想和目標，即思考自己的潛能如何得以發展。其實每個人包括青少年的內心都有一份「不甘於平凡」的心，因為人都有一種被人認同的渴望。[11] 正因為渴望有人認同，青少年便會做出相應的行為，諸如貼上展示美好生活的社交媒體帖文、做出「中二病」行為，[12] 或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等等。每個人在成長的路途中其實都在探索自己是誰、探索自己想做些甚麼，但他們卻被一套名為「技術理性」的思考方式[13] 所困住，思考的只是我對別人來說「有沒有用」？讀這科目能不能夠賺取到最多的薪金？讀小學時，夢想是考到心儀中學，到達中學後，夢想是考進大學。然而有許多人進到大學，腦海中卻思考著：「然後呢？」當中可能是老師很多時都沒有鼓勵學生探索自己，[14] 又或者連老師自己在整個制度中，亦只有空間指引學生走眼前的路，而不是探索自己的人生。

一顆年輕的心或許都渴望成為英雄；不過有時候現實的處境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或許是三餐未能溫飽，或許是不斷被他人否定，或許跟隨他人的步伐對年輕人來說更加安全。

一種名為「現實」的困境
有人說，人類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名為「未知」的恐懼。而面對此恐懼的方法，就是模仿，當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惟有選擇別人所選擇的。淀治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也不會刻意去計劃未來，他只求有果醬吐司吃，所以當真紀真告訴他若成為公安獵人，早餐就有果醬吐司吃，他便立刻答應。

人在不知道自己該選擇甚麼的時候，就會選擇模仿和跟隨別人，這是最便捷的應對方法。淀治在有同伴的生活中，不斷學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別人做甚麼，他便做甚麼，他希望可以跟隨別人，亦非常喜歡跟隨女主角，想和她一起工作。就如一開始真紀真要求淀治加入公安部，他就像寵物般被她「飼養」。當她向他提出，如果他能殺死槍之惡魔，就可以滿足他任何一個願望時，淀治便想著要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不過，及至故事繼續發展，淀治卻有了別的選擇，他直言：「我已經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別人做甚麼，我又做甚麼了。」

淀治後來有了友情，與幾位同伴打成一片。不過殘酷的現實降臨到他，他必須殺死成為槍之惡魔而且暴走的同伴早川秋。殺死同伴後，淀治大受打擊，當真紀真說要兌現承諾並詢問淀治想要甚麼願望時，他曾一度放棄思考，只想成為她的「狗」。

或許一些人的腦海中曾閃過了一些夢想，但面對現實的殘酷，心想：還是算了；或許又有些人贏得了最大的掌聲，唸頂級的中學，甚至成為狀元，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選擇唸醫科，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就如2022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媒體指在八名狀元中，有六人選擇唸醫科。說這些不是要質疑他們的志向，只是當搜尋一下為何狀元都讀醫時，大家會看見有人欣賞他們的從醫心態，有人批評教育制度導致學生視野狹窄，也有人認為是薪金吸引所致。而這到底是崇高的職業和理想、是對未來的迷惘而做出模仿前人的行為，還是因為薪金優厚？我們無從稽考，但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一個人陷入「存在的挫折」，活下去是第一層需要，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在精英主義下的社會，人更容易失落意義，因為人會不斷問自己，我有無用？我達不達標？而人要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才看得見問題不只一種答案，生命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不只近在眼前、社會投射出來的，大家誤以為是「目標」的目標。正因為意義重要，才會有意義治療法的存在。

（本文原載於第148期〔2023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收看講座

《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作者：涵寶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圓神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一個作者，如果她的資歷及頭銜包括：畢業於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曾加入花旗銀行MA（儲備幹部）計劃、曾擔任超過30所大專院校百場履歷面試講師、CCE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等，你希望從她的著作看到甚麼？又或是學到甚麼東西？是職場求生術、如何建立人脈、抑或是如何發展人的潛能？但她的作品——《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不屬於這類書籍，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她不是想要打造一本工具書，她只希望讀者讀畢這本書後，可以「多一些關於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若我們還無法喜歡上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吧！」

出於作者的善意，「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便成為了書名，因此這本看似是心理學的書，其實它與心理學無關，作者也無意幫助人處理自己的情緒，書中內容基本上只是分享作者在職場上、情感上及人生等方面的個人看法。

沒有理論支撐的個人看法，實用性有多少？或許說，作者的經驗足以說服人，達到她想做到的效果，也就是讓人在看完此書時，有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嗎？誠然，書中內容能否引發讀者的共鳴實在見仁見智，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無論如何，作者並非紙上談兵，看得出她真誠地以實戰的「經驗」與讀者分享她的所見所聞所思，並提出了一些看法及建議，你不一定要照單全收，或完全贊同，但細思之下，讀者或會看出一些道理來，這些道理的確讓人得益不少，有助成長。

本書另一吸引人之處在於全書沒有任何晦澀難懂的辭彙，反而是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之中，看到作者在文字方面的超強功力，偶爾一兩句發人深省的說話，值得讓人「駐足」細味。例如作者提到考大學的經驗讓她體會到：「當你承認自己的平凡，才有機會創造不平凡。」

如果你有興趣，就工作、朋友及人生態度這三方面淺嚐慢嚼書中的雋語，歡迎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影片。此欄目並非想要「斷章取義」，只想讓你嚐嚐此書的「味道」。

收看影片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2021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早前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到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藝人發展重心的轉移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演藝圈市況淡靜，不少藝人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的一線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所賺的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的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是社會當下中港矛盾的延伸，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第三季《全民造星》導師，之後又到TVB做第二季《聲夢傳奇》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2022年香港回歸紀念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載了自己的新歌《中華．頌》，她的一位支持者則以7,000字長文回應，愛之心，責之切。

有偶像以政治立場作招徠嗎？似有還無。林二汶在直播時曾講了以下的一番話，似乎是在回應熱情的支持者：「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好或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其實唔係因為我好，而係你好！我好信因為你心入面有樣嘢好，你見到人哋，你先覺得佢係好，一切都係心境！」

走向國際市場非新鮮事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到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會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MIRROR原本也計劃在2022年夏天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儘管最終未能成行。

借來的時間、空間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最近MIRROR樂隊的爆紅，使人不禁反問：為何一樂隊可以忽然有這樣的魅力？這現象如何反映了人性的本質？

人對片刻永恆的期待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出發，人們追求偶像可說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傳道書三章11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和修版．上帝版》）人活在時空之中，一切都在不斷改變，但上帝卻將一種對永恆的真善美的盼望放在人的心裡，讓人不能單單滿足於時空中的經歷，而是期待在時光中能體會到片刻的永恆。在教會的傳統中，敬拜正是永恆與時光交接之處。

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自然對永恆有一份盼望。一場音樂會，固然是時空中的事情，但在激情的投入中，時間可以彷彿停頓，兩小時的音樂會，仿若片刻就過去。人們得到了感情的宣洩，也得到了一份「不枉此生」的感覺。當然，這份感覺可能很快就會過去，人們再次回到自己平凡乏味的角色（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職員、一個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但與偶像那位超越時空的同在經驗（當然偶像不是真的在時空中與粉絲們同行），給予人們生命中的一種重要性。

偶像所代表的理想

流行文化中的偶像通常有一種弔詭的現象：在現實中，這些偶像不斷轉換，但在某一偶像的粉絲心中，往往保存一個不變的形象。對粉絲來說，偶像的意義不在於那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偶像所代表的一種理想。我年青時聽過一位女歌手偶像接受訪問，記者問她會如何報答粉絲對她的熱愛，她回應說：「我會盡力保持自己靚靚。」那時我心中想：「這麼弱智！」今天我對人生多了一份了解，才明白這答案並不弱智，她代表了年青活力、靚靚和成功。人們希望能超越現實限制而長久擁有這些美好事情，現實中既然做不到，就讓對偶像的投入讓我們似乎擁有了；如果她不再靚靚，就會辜負了粉絲的期望。

屬於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我是快將「登六」的人，留意到近年來不少我成長時期的偶像歌手（例如陳美齡、葉振棠、溫拿樂隊）紛紛開音樂會，在宣傳海報中，往往把這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裝扮得歲月不留痕，我個人看來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只是在盡偶像應有的本份：偶像並不能提供真正的永恆，卻能提供某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我這一代的香港男人來說，那青春可愛的陳美齡或陳慧嫻是我們身份的一部份，那個70歲模樣的婆婆卻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每一代人有他們獨有的偶像，這些偶像對那一代人是一個永恆的記號，卻同時只是屬於某一時空中的一代。

人們心底內追求的永恆不是一個單調同質的永恆，或是一個失去自我與獨特性的永恆，而是一種能成就自我身份的永恆。每一代人，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就需要與上一代製造一個距離，所以文化中的偶像也隨著世代轉換。另一方面，神給予人的一個特性，我們的身份是要在人群中才能健康地建立，而偶像的特色就是他們能夠把同世代的人連結在一起，反映了那世代的人的共同價值。比如我這代人的偶像女歌手，多數有文靜單純的形象，反映了我這一代人對理想女性的價值取向，和今天年青人偶像就迥然不同了。

既然偶像有團結一代人的功用，社會或社群便要處理跨代偶像的問題；假如世代之間的文化偶像沒有價值共通之處，社群就會失去內聚力而變得散漫，這也是為何有時政權也會關心文化偶像的形象。如果教會關心到教會內兩代人的溝通和信仰的傳承，同樣要留意流行文化偶像的轉變，以明白今天世代的價值觀，好讓教會的宣講的訊息不會在建築一些沒有必要的路障。

偶像只是代替品

上文提到，敬拜是永恆與時空的交接之處，也提到偶像的追尋反映了人們內心在追尋同時建立自我獨特和群體性、既多元又能貫穿時空的永恆，現實中沒有一個偶像能同時具備這些特性，所以人們有時會對偶像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其實，在追求偶像的背後，反映了人對創造主的追尋：上主既是亙古不變，又是常作新事的那位，當我們的心靈與主耶穌結連，我們也與古往今來信徒的心靈結連，但同時上主又在建立我們的獨特性。正如法國神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人的內心有一真空，惟有主耶穌能填滿。其他的偶像只是名不副實的代替品。

不過，這並非說文化偶像是邪惡的事情。人們追求在生活的不同層面（其他例子：觀賞大自然、閱讀文學）經歷片刻的永恆，是健康生活的一部份。比如我這代的電視主題曲，經常強調人生無常、親情可貴，算是對我們這代從貧苦中爬上來的人的一種鼓勵或慰藉；80、90年代的Beyond樂隊，代表了九七疑雲下一種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教會不應對偶像文化只提出負面的批評，而是應正面培育信徒有一種文化詮釋的能力，以致我們可享受流行文化而不會被流行文化所蒙蔽。

資料庫

“This desire, and this weakness cry aloud to us that there was once in man a true happiness, of which there now remains to him but the mark and the empty trace, which he vainly tries to fill from all that surrounds him, seeking from things absent the succour he finds not in things present; and these are all inadequate, because this infinite void can only be filled by an infinite and immutable object, that is to say, only by God himself.”[1]

Blaise Pascal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絡的力量無限，很多人愛透過網絡討論事情，不論是藝人情慾事件，抑或是社會國家大事，人人喜歡月旦政事，邊討論時邊開著玩笑，這就是所謂的「食花生」。教牧後援會在5月28日就以「花生有毒：教牧如何應對網絡留言混戰」為題，與參加者一同探討究竟花生文化對社會有何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網絡討論所引發的問題。當晚的講員包括了獨立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及筆者。

筆者在當晚表示，在雨傘運動後，不少研究均指出討論區或社交網絡的討論，容易產生圍爐效應，相同觀點的人會走在一起，最後我們變成只有同類觀點的朋友，缺少了不同觀點的考慮，令人欠缺多角度分析。新近的研究指出，原來食花生的人，情緒容易波動，也傾向負面。而在夜間食花生的人的比率會比日間的高，另外負面帖文較正面帖文更容易引發討論。[1]

春麗分享時指，花生不但有毒，更有罪。他曾經以社交網站作為資訊交流的平台，但近月因個人理由褪網（不上網），他發現原來社交網站的設計，會影響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他坦言曾因社交網絡資訊很多，誤以為這就是豐富，但離線後卻發現很少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生活，因此要重新獲得結連。而社交網絡的所謂資訊多，其養份反而不及自己主動找的資訊有用。他認為在過程中更有機會接觸到生命，這比在社交網絡與人分享和溝通更加實在。他認為，若有人認為網絡世界就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以為討論一下無傷大雅，花生就是一切，這不單只不好，更加是一種沉淪的罪。

程翠雲則表示，在網絡上因為別人見不到你的真人，甚至根本就不認識你，所以很多人就隨便不顧身份，說些很傷害人的話，這些話留在網上會造成不能修補的傷害，即使刪除，但在閱讀和轉傳中已經產生傷害。所以她呼籲牧者要小心在網上的言論，因為有時我們逞一時之快，所有話都成為文字記錄，容易恨錯難返，殘局亦不易收拾，所以說任何話都應該小心。

至於面對肢體間的紛爭，程翠雲建議發生衝突時盡量停止在網上討論，之後面對面傾談和分享，就較易化解紛爭。如果有人在網絡群組中惡意搞事，屢勸不改，無可奈何下也要行使管理員的責任，或者可以用各種方式另立新群組，減少衝突，以及確保肢體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分享。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早幾年香港的娛樂圈被形容為星光黯淡，各大公司未有培育新一代的歌手和藝人。不過不少香港人卻去了內地、韓國等地方做練習生，參加選秀節目，甚至於當地出道成為藝人。韓國、日本、甚至內地均透過網絡來進行偶像行銷，吸引世界各地的粉絲來支持。這「圈粉」（成為偶像的粉絲）的過程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潮流，帶來甚麼改變？

內地幾個網上大型選秀節目，例如《創造101》、《偶像練習生》[1]、《快樂男聲》、《明日之子》等，就節目內容而言，它們和以前一般的比賽分別不大，都是由參賽者分組合唱一些曲目，當中最受歡迎者勝出，主辦單位再替他們組織男團或女團，並進行一系列活動。[2]

以直接付費的方式表達支持

不過，因著節目在互聯網出現，當節目與互聯網無縫連接時，當中所產生的互動就比想像中多，例如當你成為網站的VIP會員後，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權去支持某一位參賽者，也可以收看獨家的視頻，進一步了解參賽者的一舉一動。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下，不少青少年即時被「圈粉」，成為某參賽者的支持者。為了讓心儀的參賽者留下，他們不惜付出更多金錢，以獲取更多投票權。

以往，明星往往以完美狀態示人，但今日的選秀節目卻推出「培育式」的偶像，也就是說在偶像成為偶像以前，就讓他以素人外貌表現自己。或者有部份已經出道的歌手，會以「回鍋」的方式重新包裝，再次參加別的比賽，人氣清零。節目還會透過不同的剪接，人物性格設定，例如在比賽中誰比較有機心，誰是好好先生，誰與誰有恩怨等等營造氣氛，務求令觀眾看得投入，覺得精彩。當有參加者愈見進步，觀眾也愈感欣慰。他們不僅見證著偶像的誕生，更在比賽中與參賽者同喜同悲。

如是者，偶像在還未成為明星之前，已經開始有實質的人氣，而這些人氣能化為收入，因此人氣不足的參賽者會遭淘汰，自然消失。如此每週不斷累積人氣，便形成人氣偶像和團體。他們一出道就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再配合不同活動、演唱會、廣告等等收入。他們的新歌即使可以免費收聽，但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歌迷要購買CD才能出席簽名會，而樂團甚至會開設專屬自己的演出場地，吸引樂迷捧場。以數年前出道的韓國人氣女團Twice為例，其投資額最初大約是5億韓元（約300萬港元），而她們現在每年的收入都相當可觀，由她們代言的飲品一年賣上過億支，成為該公司的歷史紀錄。[3]

練習生的苦況

這種以男團、女團為名的隊伍，每年出道的有數以百隊，但能留在娛樂圈中，每年不出10隊，可見汰舊換新的情況普遍。不少年輕人十一、二歲就被娛樂公司招攬，受訓期間更有人一餐被迫服食五顆減肥藥，[4] 但即使犧牲再大，他們亦有可能最終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出道。他們錯過了讀書的時間，要重新投入學習，有部份人則要進入勞動巿場。有報道更指出，在韓國，部份練習生因為出道不紅，而未能還清做練習生時的學費，導致欠債纍纍。[5] 在外地更有女團成員稱，曾被迫接客。[6]

雖說在每一個年代也會有人在做明星夢，在網絡年代，要成為明星偶像，門檻彷彿比以往低，但卻要即時面對觀眾的批評、恥笑和責備，加上練習生隨時不見天日的選秀制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韓國就有不少明星因為壓力太大而患上情緒病，甚至以自殺了結生命。香港亦有不少曾患上抑鬱症的藝人，分享自己的遭遇。由此可見，要將偶像視為一份職業，其實並不易做。

「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

此外，這種以網民為主導的偶像明星制度，表面上叫人活出自我，但實際呈現的卻是一種更單一的價值觀，特別是對美、成功等等的看法。當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心水偶像」付費投票，觀眾自然會有「我有份畀錢支持這偶像」的感覺，這種支持不是透過購買任何商品（如演唱會門票、音樂等等），而是透過單純、直接的付錢。這種「培育」偶像的粉絲經濟，主導權表面上在觀眾手裡，但實際是，只要他們的部份夢想得以實現時（例如所支持的偶像在比賽中勝出了），他們就更難離開整個粉絲經濟圈（要一直付錢支持偶像），這就是所謂的「入坑」了。由此可見「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本文原載於第120期〔2018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香港的貧窮問題嚴重，影響的不單是成人，甚至是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所謂的「跨代貧窮問題」。兒童及青少年可能因為家境有困難而缺少接觸社區的機會。為此，一向關注城市中的貧窮人和基層需要的城市睦福團契於2010年開展「師友計劃」，鼓勵弱勢社群的兒童規劃未來、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自信，確立自己有能力為夢想而逐步前行，至今已有八百四十多位兒童及青少年受惠。

「師友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是一個為期三年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當中有三個元素：

1. 學習儲蓄：鼓勵參與計劃的兒童及青少年（下稱「友員」）儲蓄，在兩年裡每月儲蓄$200，完成後會獲得相等之金額及獎勵金；並可在第三年開始使用，實踐其個人夢想及計劃；
2. 友師同行：友員與一位擔任「友師」的義工作配對，透過每月定期交流、經驗分享及指導，讓學生獲得協助及關心；及
3. 個人發展計劃：透過培訓活動及友師的協助，友員須定下短期或長期的個人發展計劃，計劃未來。

城市睦福團契總幹事鄺玉婷（Catherine）指出，「師友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讓貧窮家庭的孩子在計劃的三年中有機會多去嘗試生命的可能性，藉著友師的協助及引導擴闊視野，讓他們發揮潛能及興趣。藉著學習、嘗試及成功的經驗，讓友員思想自己的可能性及建立信心，運用儲蓄的款項實踐個人發展目標，同時透過累積無形資產，如正面態度、個人抗逆力和才能，社交網絡等，他們可繼續成長，規劃人生。

友師除了需由牧者推薦之外，Catherine指出「承諾」的重要，因為友師需要在計劃的三年內付出時間去關心友員，每月要接觸最少一次，也要接受一些基本訓練。計劃的對象亦包括友員的家長及友師。「曾經有友員在參與的三年裡痛失親人，友師自己亦是單親媽媽，就把自己照顧家庭的經驗向友員的家庭分享。」Catherine 認為友師與友員及其家庭亦可互相了解及支持。

Catherine更特別分享到有一位友員的媽媽患病，該友員希望將來從事醫護的工作。在配對的過程中，他配對了一位醫生作為友師，讓他有更多機會接觸醫護界。友師更鼓勵他，讓他明白人生中有很多可能性。友員感受到關心及鼓勵，其後更修讀相關的課程。

參與教會——宣道會屯門堂

宣道會屯門堂（屯宣）社區關懷部潘斯剛傳道認為，社關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改善貧窮問題，因為貧窮會影響人的自信及其身心靈。他希望身處貧窮的青少年及兒童能有向上流的機會，裝備自己，讓自己有夢想及目標。潘傳道在2014年起安排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睦福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在當中服事了30名友員。

屯宣安排的不止是一對一的師友配對方式，在友師的背後更有兩名組員協助，其他小組組員亦會參與。潘傳道認為計劃除了可以幫助友員及其家長外，更可讓教會弟兄姊妹親自去了解社區的貧窮問題，在參與扶貧中亦同時教育青少年，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作見證並傳遞福音。

友師不單可以參與由睦福安排的定期活動，友師或其組員也可以自發提供一些活動給友員及其家庭。潘傳道分享教會有位有心人在戲院包場放映電影「小屋」，邀請友員們及其家人一同欣賞。他認為這活動很有意思，能很快聯繫到友員們，容易實行且又可以傳福音。

友師感受及得著

參與計劃的屯宣弟兄姊妹中，有一位退休教師盧維新弟兄（盧Sir），他坦言退休後時間比較充裕一點，可以有多些時間慢慢去了解他的友員，雖然兩人年齡相距較遠，但盧Sir不認為這是一種阻力。

「這位友員很文靜，開始時比較少說話，是需要較長的時間去與他相處，他才慢慢開放自己，做到互相溝通。」盧Sir了解到只要付出耐性，默默地關心這位中學生，也能和他成為同行的好朋友，甚至能向他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和興趣，並為他的前路選擇提供意見。

盧Sir慢慢流露出來的愛心，也感動了這位友員，甚至更成為屯宣青少年牧區的一份子。三年計劃完結後，他們仍是好朋友，會定期聚會談天呢！

來年睦福需要友師的人數：

2017年: 20位友師

2018年: 220位友師

2019年: 220位友師

兒童及青少年能健康茁壯成長，需要家長及同行者一同扶助。我們見到社會上有很多需要，也有機構的努力製造機會讓我們參與。大家會願意走出一步，與他們一起同行嗎？

《星聲夢裡人》- 夢想與愛情的追尋與取捨

女主角Mia與男主角Sebastian在洛杉磯——這藝術家尋夢之地相遇，互相了解及鼓勵對方，在自己喜歡的戲劇與爵士樂之路上堅持前行。奈何面對夢想與愛情，兩人卻有著很大的拉扯、困難及掙扎。

電影是去年極為出色的歌舞片，歌曲悅耳，其多場歌舞以「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更是精彩，難怪這音樂劇電影能於多個電影頒獎禮中奪得不少獎項，包括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音樂、最佳原創歌曲及最佳藝術指導等獎項。

當晚分享了不少電影向以往的經典音樂劇致敬的片段，亦介紹了歌曲在音樂劇中的功能：不單是豐富了電影，更可以推進或扭轉劇情，亦可以深層地表達角色的內心世界。

在討論環節中，參與者認為電影寫實地呈現了人們在藝術路上追尋夢想的掙扎，因為面對不斷的失敗，未必人人能夠勇敢地繼續嘗試、繼續失敗……作為藝術工作者，對著受歡迎又有穩定收入的路線，會選擇易走的路，還是小眾、收入少，但自己卻很鍾情的路線？實在是十分難去取捨。

接受現實、放下夢想？還是堅持夢想、繼續迎戰，寧可走上一條孤獨的路？今天一步步的選擇，影響著明天的自己。

《你的名字》- 傳統文化、時間與關係的結連

居住糸守町的女生宮水三葉，與居住於東京的男生立花瀧兩人常造夢，以對方異性的身體造訪自己未曾到過的地方，後來才發現他們真的對調了靈魂，進入了對方的身體生活！因為相信時間的「結」及過去的文化傳統，兩人在不同的時空卻又互相影響，甚至是到最後拯救對方。

獨立動畫製作人陳誠勇先生（阿勇）主持是次討論，他認為新海誠的作品在以往大多以悲劇作結，主角分離，讓觀眾看後心有戚戚然；而這部電影卻一反常態，最後讓男女主角找到對方，有一個溫馨的完結。他亦指出這電影背後，其實有一位勞苦功高的製作人川村元氣作電影監製。川村是位極有經驗的監製，曾出品《告白》、《寄生獸》、《進擊的巨人》、《如果這世界消失了貓》等十多部電影。他給了新海誠很多好的意見，鼓勵他把之前《星之聲》、《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及《言葉之庭》等作品的優點再次在這電影上呈現。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近日，澳門兩位長者於「天鴿」來襲時，轉傳「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五具屍體、當局封鎖消息」的訊息到不同的即時通訊群組和私訊中，當地政府以涉嫌觸犯「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之名，拘捕他們。

新聞一出不少人形容為白色恐怖，是政府的禁言令。香港雖然都有曾就不實和令社會恐慌的言論作出過拘捕甚至檢控行動，但大多情況下都只拘捕發言的人，甚少)拘捕轉傳的人士。想像一下實際情況，我們不能對兩位被捕的長者有點同情心嗎？風災過後，眼見災情嚴重，澳門政府卻未有任何的進展報告，甚至連求救熱線都沒有人接聽的情況下，民間要自救唯有靠互報一些未知是否已經核實的消息，難道這樣不能情有可原嗎？撫心問一句，家中長者天天轉發不同的新聞短片，各種的叮囑、吩咐、擔憂和提示，豈不都是這類消息嗎？

有說，謠言止於智者，任何消息的發佈，不論是否轉發，如果當中有嚴重影響社會安寧，不同的國家也的確有相關的條例，去控告這些破壞安寧的人。作為訊息提供者豈不是應該好好管理訊息，未經核實和查證的消息不是不應發佈嗎？是的，筆者不得不認同這點。只是在經歷風災，多處水浸，作為巿民還能去查證嗎？

當記者也未必能進到災場，聽到消息又難道不傳嗎？也不一定，但記者會傳得很小心，例如會將句子改成「消息：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疑似屍體五具 當局未回應」，這樣所謂的「謠言」其實一樣會被傳出去，但受刑責的機會就減少了。

歸根究底，為何要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呢？就是因為當時的資訊不夠透明。如果當時官方能開誠布公發放消息，並即時告訴巿民如何求生，以及保護自己的家財，相信謠言根本就傳不下去。可惜政府未竟全功，現在反要以刑事罪名控告巿民轉傳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這究竟是誰之過呢？

日本色情行業的發展早已馳名世界，不得不承認日本色情文化的發展對亞洲地區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Joshi Kousei (JK)是指高中女生，在日本有一條街道暱稱為JK小巷，裡面站著穿著校服的女生，與人討價後便可以讓「客人」隨便做些甚麼（香港的援交或PTGF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有些在專門以JK作招徠的咖啡廳工作的女學生甚至表示顧客花錢「買」了她們的時間後便做甚麼都可以（香港亦有女僕咖啡廳）；而AV或情色寫真是日本另一龐大的商業，按照供求理論，當有人有這些癖好，便會有人製作，並且內容會愈見大膽，亦踏進更多的灰色地帶，故此兒童色情一直成為炙手可熱的搖錢樹。日本不少少女因「發明星夢」而自願或被騙投身AV行業，亦有不少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女生認為AV可讓她們賺錢或成名而遠赴日本，最近香港亦有一名「嫩模」表示要成為首名「港產AV女優」。

當色情行業被視為賺錢的捷徑，令不介意被評頭品足的少女躍躍欲試之時，近年卻已不斷有前AV女優站出來指證被騙、被敲詐、被迫拍攝、被迫提供「性服務」、甚至被威脅、被要求與家人斷絕連繫的經歷。當中的大部分人指自己感到非常痛苦，但完全不敢反抗的掙扎與無奈；有很多更因而出現焦慮或抑鬱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情況，需要服食或注射藥物、甚至自殺。亦有前AV女優表示那些會令年輕人模仿的色情片，全部都是虛構，更向他們灌輸了錯誤的性觀念，以致出現很多扭曲的性關係及影響。[1]

或許日本新一代仍然因好奇或上癮或不同的原因而涉足色情行業，甚至令遠至香港的新一代趨之若鶩，誤以為能因賺取金錢，而出賣任何東西。然而，當一個人出賣身體的同時，亦把自己的尊嚴與自我價值出賣掉，賺取再多的錢，生命都只是餘下空洞、孤寂、無奈與錐心之痛。誠然，踏進色情行業或許帶來「快錢」、帶來一刻的名氣，甚至令人有機會過著他所夢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卻令人失掉了生命的方向與感知。若以投身色情行業的年期來換算，看來這樣的「交易」一點都不合算。

昔日的名AV女優大多後悔當天入行的選擇，即使想重新再開始，過普通人的生活，卻永遠活在陰霾下。在這個經濟主義掛帥、色慾橫流、價值觀扭曲的社會，新一代要擺脫危險的誘惑，讓自己實實在在地堅持愛惜自己的身心，確實不易。社會不同持分者都應當承擔保護和教導下一代的責任，打破性解放及金錢掛鉤所產生的幻象，讓他們好好的建立與發展自己。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而《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暑假來了，又是逛書展的日子。記得八年前的那個暑假，一眾少女模特兒喧賓奪主地成為那年書展的焦點。往後幾年的書展也有少女模特兒推出寫真集，但已不及當年的聲勢，一來不少團體向貿發局表達不滿，二來熱潮已過，市民已對這些少女模特兒產生了「免疫力」。

少女模特兒的新聞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是名副其實「少少鹹、多多脆」的「花生」，她們亦樂於提供「花生」以增加曝光率，但最多一兩個月就會被市民遺忘。除了極少數例子外，那些年間的一眾少女模特兒差不多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人走茶涼，但「花生」的味道卻已深藏在市民心裡。要再次引起市民的注意，就不得不推出更重口味的「花生」，製造更爆更激的話題。

本年書展開始前一個星期，一顆更鹹更脆的「花生」出現了，有消息指一位少女模特兒將赴日本拍攝AV（成人電影），事成的話會成為「港產AV女優第一人」，這消息成功令到這位寂寂無名的女生頓時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讓她得到空前的曝光機會，她亦憑著這知名度得到其他工作機會，賺取比拍攝AV更可觀的收入，而她是否真的去拍攝AV彷彿已變得不再重要了。

在整個過程中，少女模特兒放下自己的尊嚴及價值，配合性感的造型及譁眾取寵的話題，化身成一件被市場消費的產品，直到話題燒盡的一天，就靜悄悄地消失於娛樂圈。出版社年復年地展開這樣的循環，在每年書展期間再推出新一批的少女模特兒，尋求更激動的消息來炒作，以製造話題取利，直到她們的價值被耗盡。

市場上「花生」的口味愈來愈重，人性的尊嚴及價值卻不斷貶低。那些話題包含著各種扭曲的價值觀，慢慢滲透到社會各層面，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文化。我們個人難以改變社會的大環境，但消費者的力量是不可輕看的。我們要擇善固執地拒絕良莠不齊的資訊，不參與及傳閱那些譁眾取寵的討論，更重要的是好好教導子女人性尊嚴的可貴。

「花生」太重口味會影響健康，少食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