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我」的志願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7/201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早前發佈調查指高小學生最希望做明星,運動員和遊戲設計師,亦有想成為Youtuber、網絡紅人等。當中男生最想成為遊戲設計師,女生則最想成為明星;調查發現他們同時估計父母希望他們成為醫生、律師或老師,即傳統的專業人士。於是負責調查的機構呼籲家長及老師為兒童安排大量擴闊眼界的機會,陪伴他們認識及接觸不同類型的活動云云。

一個人的視野影響他們的選擇,孩子多上網,多在學校,想做的當然也是圍繞相關的事,例如很多打機的同學想做電競高手,打籃球的有夢想代表香港,甚至打入NBA等等。任何的年代,我們都明白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希望有他們欣賞的成年人,作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可以追尋和成長。

但甚麼才是一個人的「夢想」?傳媒透過真人秀告訴你,唱歌做明星很難,可以是夢想;美國的《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 告訴你任何東西只要能表演都可以有機會賺到一百萬美金,可以成為夢想;Youtuber有很多人認同,有讚好,可以是夢想;直播的電子競技,將玩遊戲變成職業,也是很多人的夢想。孩子喜歡看甚麼,他們的夢想便是甚麼,這是自然不過。

但為何孩子會知道「家長的夢想」?家長的夢想又合理嗎?據了解雖然香港的醫生不足,但醫生在公立醫院的職位也同樣不足,香港的律師多至一個地步,不少法律系學生根本不能成為事務律師和大律師,只能做法律助理等工作,老師的人工穩定,但工時往往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長,他們的假期看起來長,但卻是固定而且難以在特殊情況下申請放假。

可惜,我們的社會不會要求家長去擴闊眼界,甚至作為家長,他們也受限制於自身的視野,甚至有很多框框,不知道(或不願知道)原來今日做地盤、三行也有出頭天,不知道原來最受歡迎的行業最後可能最不賺錢,更不要說怎樣貢獻社會。

所謂我的志願,本來是叫人從小思想如何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最後卻被各種慾望攻佔,忘了我是誰,十分可悲,以此思路討論生涯規劃,更可想像香港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巿。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7月5日

關注範疇: 
生命倫理
青年文化

相關文章

花生不只有毒 更有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07/2019

網絡的力量無限,很多人愛透過網絡討論事情,不論是藝人情慾事件,抑或是社會國家大事,人人喜歡月旦政事,邊討論時邊開著玩笑,這就是所謂的「食花生」。教牧後援會在5月28日就以「花生有毒:教牧如何應對網絡留言混戰」為題,與參加者一同探討究竟花生文化對社會有何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網絡討論所引發的問題。當晚的講員包括了獨立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及筆者。

筆者在當晚表示,在雨傘運動後,不少研究均指出討論區或社交網絡的討論,容易產生圍爐效應,相同觀點的人會走在一起,最後我們變成只有同類觀點的朋友,缺少了不同觀點的考慮,令人欠缺多角度分析。新近的研究指出,原來食花生的人,情緒容易波動,也傾向負面。而在夜間食花生的人的比率會比日間的高,另外負面帖文較正面帖文更容易引發討論。[1]

春麗分享時指,花生不但有毒,更有罪。他曾經以社交網站作為資訊交流的平台,但近月因個人理由褪網(不上網),他發現原來社交網站的設計,會影響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他坦言曾因社交網絡資訊很多,誤以為這就是豐富,但離線後卻發現很少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生活,因此要重新獲得結連。而社交網絡的所謂資訊多,其養份反而不及自己主動找的資訊有用。他認為在過程中更有機會接觸到生命,這比在社交網絡與人分享和溝通更加實在。他認為,若有人認為網絡世界就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以為討論一下無傷大雅,花生就是一切,這不單只不好,更加是一種沉淪的罪。

程翠雲則表示,在網絡上因為別人見不到你的真人,甚至根本就不認識你,所以很多人就隨便不顧身份,說些很傷害人的話,這些話留在網上會造成不能修補的傷害,即使刪除,但在閱讀和轉傳中已經產生傷害。所以她呼籲牧者要小心在網上的言論,因為有時我們逞一時之快,所有話都成為文字記錄,容易恨錯難返,殘局亦不易收拾,所以說任何話都應該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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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面對肢體間的紛爭,程翠雲建議發生衝突時盡量停止在網上討論,之後面對面傾談和分享,就較易化解紛爭。如果有人在網絡群組中惡意搞事,屢勸不改,無可奈何下也要行使管理員的責任,或者可以用各種方式另立新群組,減少衝突,以及確保肢體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分享。

 

[1] Justin Cheng, et al, “Anyone Can Become a Troll: Causes of Trolling Behavior in Online Discussions,” CSCW Conf Comput Support Coop Work, (2017): 1217—12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91909/pdf/nihms933916.pdf.

 

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我有話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9/05/2019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粉絲經濟與偶像生涯規劃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1/05/2018

近年香港的娛樂圈被形容為星光黯淡,各大公司未有培育新一代的歌手和藝人。不過不少香港人卻去了內地、韓國等地方做練習生,參加選秀節目,甚至於當地出道成為藝人。韓國、日本、甚至內地均透過網絡來進行偶像行銷,吸引世界各地的粉絲來支持。這「圈粉」(成為偶像的粉絲)的過程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潮流,帶來甚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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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內地幾個網上大型選秀節目,例如《創造101》、《偶像練習生》,[1]或去年的《快樂男聲》、《明日之子》等,就節目內容而言,它們和以前一般的比賽分別不大,都是由參賽者分組合唱一些曲目,當中最受歡迎者勝出,主辦單位再替他們組織男團或女團,並進行一系列活動。[2]

 

不過,因著節目在互聯網出現,當節目與互聯網無縫連接時,當中所產生的互動就比想像中多,例如當你成為網站的VIP會員後,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權去支持某一位參賽者,也可以收看獨家的視頻,進一步了解參賽者的一舉一動。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下,不少青少年即時被「圈粉」,成為某參賽者的支持者。為了讓心儀的參賽者留下,他們不惜付出更多金錢,以獲取更多投票權。

 

以往,明星往往以完美狀態示人,但今日的選秀節目卻發出「培育式」偶像,也就是說在偶像成為偶像以前,就讓他以素人外貌表現自己。或者有部份已經出道的歌手,會以「回鍋」的方式重新包裝,再次參加別的比賽,「人氣清零」(分數得重新計算)。節目還會透過不同的剪接,人物性格設定,例如在比賽中誰比較有機心,誰是好好先生,誰與誰有恩怨等等,務求令觀眾看得投入,覺得精彩。當有參加者愈見進步,觀眾也會感到欣慰。他們不僅見證著偶像的誕生,更在比賽中與參賽者同喜同悲。

 

如是者,偶像在還未成為明星之前,已經開始有實質的人氣,而這些人氣能化為收入,因此人氣不足的參賽者會遭淘汰,自然消失。如此每週不斷累積人氣,便形成人氣偶像和團體。他們一出道就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再配合不同活動、演唱會、廣告等等收入。他們的新歌即使可以免費收聽,但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歌迷要購買CD才能出席簽名會,而樂團甚至會開設專屬自己的演出場地,吸引樂迷捧場。以近年出道的人氣女團Twice為例,其投資額大約是五億韓元(約364萬港元),但她們現在每年的收入卻相當可觀,由她們代言的飲品一年賣上過億支,成為該公司的歷史紀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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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男團、女團為名的隊伍,每年出道的有數以百隊,但能留在娛樂圈中,每年不出十隊,可見汰舊換新的情況普遍。不少年輕人十一、二歲就被娛樂公司招攬,受訓期間更有人一餐被迫服食五顆減肥藥,[4]但即使犧牲再大,他們亦有可能最終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出道。他們錯過了讀書的時間,要重新投入學習,有部份人則要進入勞動巿場。有報道更指出,在韓國,部份練習生因為出道不紅,而未能還清做練習生時的學費,導致欠債纍纍。[5] 在外地更有女團成員被迫接客的例子。[6]

 

雖說在每一個年代也會有人在做明星夢,在網絡年代,要成為明星偶像,門檻彷彿比以往低,但卻要即時面對觀眾的批評、恥笑和責備,加上練習生隨時不見天日的選秀制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韓國就有不少明星因為壓力太大而患上情緒病,甚至以自殺了結生命。香港近年亦有不少曾患上抑鬱症的藝人,分享自己的遭遇。由此可見,要將偶像視為一份職業,其實並不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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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種以網民為主導的偶像明星制度,表面上叫人活出自我,但實際呈現的卻是一種更單一的價值觀,特別是對美、成功等等的看法。當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心水偶像」付費投票,觀眾自然會有「我有份畀錢支持這偶像」的感覺,這種支持不是透過購買任何商品(如演唱會門票、音樂等等),而是透過單純、直接的付錢。這種「培育」偶像的粉絲經濟,主導權表面上在觀眾手裡,但實際是,只要他們的部份夢想得以實現時(例如所支持的偶像在比賽中勝出了),他們就更難離開整個粉絲經濟圈(得一直付錢支持偶像),這就是所謂的「入坑」了。可見「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文章圖片翻攝自YouTube。)

 

 

[1] 廖佩玲:〈《偶像練習生》開團造星 實境選秀粉絲經濟再進化〉,《鏡週刊》,2018年3月1日,網站: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126insight002/(2018年4月26日下載)。

[2] 盧揚、王嘉敏:〈《偶像練習生》打響粉絲經濟戰〉,《北京商報》,2018年3月22日,網站:http://www.bbtnews.com.cn/2018/0322/233985.shtml(2018年4月26日下載)。

[3] 陳薇安:〈子瑜率TWICE助攻 狂銷1億瓶寶礦力〉,《台灣蘋果日報》,2018年4月12日,網站:https://tw.appledaily.com/entertainment/daily/20180412/37984591(2018年4月26日下載)。

[4] 〈女版《偶像練習生》選手自曝在韓國訓練慘況:一餐被餵5顆減肥藥〉,《中國新聞網》,2018年4月20日,網站:https://www.xcnnews.com/yl/3722815.html(2018年4月26日下載)。

[5] 〈出道就背債!前男團偶像揭韓星辛酸 「肉體、精神都痛苦」〉,《三立新聞網》,2018年3月15日,網站:http://www.setn.com/E/News.aspx?NewsID=357766&From=Search&Key=%E5%89%8D%...(2018年4月26日下載)。

[6] 童一寧:〈前性感女團成員自爆 當年遭經紀人操控「接客」〉,《聯合報》,2017年10月17日,網站: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2/2762528(2018年4月26日下載)。

 

 

與貧窮兒童一起夢飛行的「師友計劃」

訪問: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11/2017

香港的貧窮問題嚴重,影響的不單是成人,甚至是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所謂的「跨代貧窮問題」。兒童及青少年可能因為家境有困難而缺少接觸社區的機會。為此,一向關注城市中的貧窮人和基層需要的城市睦福團契於2010年開展「師友計劃」,鼓勵弱勢社群的兒童規劃未來、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自信,確立自己有能力為夢想而逐步前行,至今已有八百四十多位兒童及青少年受惠。

「師友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是一個為期三年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當中有三個元素:

  1. 學習儲蓄:鼓勵參與計劃的兒童及青少年(下稱「友員」)儲蓄,在兩年裡每月儲蓄$200,完成後會獲得相等之金額及獎勵金;並可在第三年開始使用,實踐其個人夢想及計劃;
  2. 友師同行友員與一位擔任「友師」的義工作配對,透過每月定期交流、經驗分享及指導,讓學生獲得協助及關心;及
  3. 個人發展計劃:透過培訓活動及友師的協助,友員須定下短期或長期的個人發展計劃,計劃未來。

城市睦福團契總幹事鄺玉婷(Catherine)指出,「師友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讓貧窮家庭的孩子在計劃的三年中有機會多去嘗試生命的可能性,藉著友師的協助及引導擴闊視野,讓他們發揮潛能及興趣。藉著學習、嘗試及成功的經驗,讓友員思想自己的可能性及建立信心,運用儲蓄的款項實踐個人發展目標,同時透過累積無形資產,如正面態度、個人抗逆力和才能,社交網絡等,他們可繼續成長,規劃人生。

友師除了需由牧者推薦之外,Catherine指出「承諾」的重要,因為友師需要在計劃的三年內付出時間去關心友員,每月要接觸最少一次,也要接受一些基本訓練。計劃的對象亦包括友員的家長及友師。「曾經有友員在參與的三年裡痛失親人,友師自己亦是單親媽媽,就把自己照顧家庭的經驗向友員的家庭分享。」Catherine 認為友師與友員及其家庭亦可互相了解及支持。

Catherine更特別分享到有一位友員的媽媽患病,該友員希望將來從事醫護的工作。在配對的過程中,他配對了一位醫生作為友師,讓他有更多機會接觸醫護界。友師更鼓勵他,讓他明白人生中有很多可能性。友員感受到關心及鼓勵,其後更修讀相關的課程。

 

參與教會——宣道會屯門堂

宣道會屯門堂(屯宣)社區關懷部潘斯剛傳道認為,社關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改善貧窮問題,因為貧窮會影響人的自信及其身心靈。他希望身處貧窮的青少年及兒童能有向上流的機會,裝備自己,讓自己有夢想及目標。潘傳道在2014年起安排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睦福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在當中服事了30名友員。

屯宣安排的不止是一對一的師友配對方式,在友師的背後更有兩名組員協助,其他小組組員亦會參與。潘傳道認為計劃除了可以幫助友員及其家長外,更可讓教會弟兄姊妹親自去了解社區的貧窮問題,在參與扶貧中亦同時教育青少年,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作見證並傳遞福音。

友師不單可以參與由睦福安排的定期活動,友師或其組員也可以自發提供一些活動給友員及其家庭。潘傳道分享教會有位有心人在戲院包場放映電影「小屋」,邀請友員們及其家人一同欣賞。他認為這活動很有意思,能很快聯繫到友員們,容易實行且又可以傳福音。

 

友師感受及得著

參與計劃的屯宣弟兄姊妹中,有一位退休教師盧維新弟兄(盧Sir),他坦言退休後時間比較充裕一點,可以有多些時間慢慢去了解他的友員,雖然兩人年齡相距較遠,但盧Sir不認為這是一種阻力。

「這位友員很文靜,開始時比較少說話,是需要較長的時間去與他相處,他才慢慢開放自己,做到互相溝通。」盧Sir了解到只要付出耐性,默默地關心這位中學生,也能和他成為同行的好朋友,甚至能向他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和興趣,並為他的前路選擇提供意見。

盧Sir慢慢流露出來的愛心,也感動了這位友員,甚至更成為屯宣青少年牧區的一份子。三年計劃完結後,他們仍是好朋友,會定期聚會談天呢!

 

來年睦福需要友師的人數:

2017年: 20位友師

2018年: 220位友師

2019年: 220位友師

 

兒童及青少年能健康茁壯成長,需要家長及同行者一同扶助。我們見到社會上有很多需要,也有機構的努力製造機會讓我們參與。大家會願意走出一步,與他們一起同行嗎?

2017電影小組: 8月及9月電影分享回顧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與行動)
13/11/2017

星聲夢裡人》- 夢想與愛情的追尋與取捨

女主角Mia與男主角Sebastian在洛磯——這藝術家尋夢之地相遇,互相了解及鼓勵對方在自己喜歡的戲劇與爵士樂之路上堅持前行。奈何面對夢想與愛情,兩人卻有著很大的拉扯、困難及掙扎

電影是去年極為出色的歌舞片,歌曲悅耳,其多場歌舞以「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更是精彩,難怪這音樂劇電影能於多個電影頒獎禮中奪得不少獎項,包括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音樂、最佳原創歌曲及最佳藝術指導等獎項。

當晚分享了不少電影向以往的經典音樂劇致敬的片段,亦介紹了歌曲在音樂劇中的功能:不單是豐富了電影,更可以推進或扭轉劇情,亦可以深層地表達角色的內心世界。

在討論環節中,參與者認為電影寫實地呈現了人們在藝術路上追尋夢想的掙扎,因為面對不斷的失敗,未必人人能夠勇敢地繼續嘗試、繼續失敗……作為藝術工作者,對著受歡迎又有穩定收入的路線,會選擇易走的路,還是小眾、收入少,但自己卻很鍾情的路線?實在是十分難去取捨。

接受現實、放下夢想?還是堅持夢想、繼續迎戰,寧可走上一條孤獨的路?今天一步步的選擇,影響著明天的自己。

 

你的名字》- 傳統文化時間與關係的結連

居住糸守町的女生宮水三葉,與居住於東京的男生立花瀧兩人常造夢,以對方異性的身體造訪自己未曾到過的地方,後來才發現他們真的對調了靈魂,進入了對方的身體生活!因為相信時間的「結」及過去的文化傳統,兩人在不同的時空卻又互相影響,甚至是到最後拯救對方。

獨立動畫製作人陳誠勇先生(阿勇)主持是次討論,他認為新海誠的作品在以往大多以悲劇作結,主角分離,讓觀眾看後心有戚戚然;而這部電影卻一反常態,最後讓男女主角找到對方,有一個溫馨的完結。他亦指出這電影背後,其實有一位勞苦功高的製作人川村元氣作電影監製。川村是位極有經驗的監製,曾出品《告白》、《寄生獸》、《進擊的巨人》、《如果這世界消失了貓》等十多部電影。他給了新海誠很多好的意見,鼓勵他把之前《星之聲》、《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及《言葉之庭》等作品的優點再次在這電影上呈現。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轉傳訊息的道德責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1/08/2017

近日,澳門兩位長者於「天鴿」來襲時,轉傳「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五具屍體、當局封鎖消息」的訊息到不同的即時通訊群組和私訊中,當地政府以涉嫌觸犯「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之名,拘捕他們。

新聞一出不少人形容為白色恐怖,是政府的禁言令。香港雖然都有曾就不實和令社會恐慌的言論作出過拘捕甚至檢控行動,但大多情況下都只拘捕發言的人,甚少)拘捕轉傳的人士。想像一下實際情況,我們不能對兩位被捕的長者有點同情心嗎?風災過後,眼見災情嚴重,澳門政府卻未有任何的進展報告,甚至連求救熱線都沒有人接聽的情況下,民間要自救唯有靠互報一些未知是否已經核實的消息,難道這樣不能情有可原嗎?撫心問一句,家中長者天天轉發不同的新聞短片,各種的叮囑、吩咐、擔憂和提示,豈不都是這類消息嗎?

有說,謠言止於智者,任何消息的發佈,不論是否轉發,如果當中有嚴重影響社會安寧,不同的國家也的確有相關的條例,去控告這些破壞安寧的人。作為訊息提供者豈不是應該好好管理訊息,未經核實和查證的消息不是不應發佈嗎?是的,筆者不得不認同這點。只是在經歷風災,多處水浸,作為巿民還能去查證嗎?

當記者也未必能進到災場,聽到消息又難道不傳嗎?也不一定,但記者會傳得很小心,例如會將句子改成「消息: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疑似屍體五具 當局未回應」,這樣所謂的「謠言」其實一樣會被傳出去,但受刑責的機會就減少了。

歸根究底,為何要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呢?就是因為當時的資訊不夠透明。如果當時官方能開誠布公發放消息,並即時告訴巿民如何求生,以及保護自己的家財,相信謠言根本就傳不下去。可惜政府未竟全功,現在反要以刑事罪名控告巿民轉傳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這究竟是誰之過呢?

 

AV與色情行業的幻象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01/08/2017

日本色情行業的發展早已馳名世界,不得不承認日本色情文化的發展對亞洲地區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Joshi Kousei (JK)是指高中女生,在日本有一條街道暱稱為JK小巷,裡面站著穿著校服的女生,與人討價後便可以讓「客人」隨便做些甚麼(香港的援交或PTGF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有些在專門以JK作招徠的咖啡廳工作的女學生甚至表示顧客花錢「買」了她們的時間後便做甚麼都可以(香港亦有女僕咖啡廳);而AV或情色寫真是日本另一龐大的商業,按照供求理論,當有人有這些癖好,便會有人製作,並且內容會愈見大膽,亦踏進更多的灰色地帶,故此兒童色情一直成為炙手可熱的搖錢樹。日本不少少女因「發明星夢」而自願或被騙投身AV行業,亦有不少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女生認為AV可讓她們賺錢或成名而遠赴日本,最近香港亦有一名「嫩模」表示要成為首名「港產AV女優」。

當色情行業被視為賺錢的捷徑,令不介意被評頭品足的少女躍躍欲試之時,近年卻已不斷有前AV女優站出來指證被騙、被敲詐、被迫拍攝、被迫提供「性服務」、甚至被威脅、被要求與家人斷絕連繫的經歷。當中的大部分人指自己感到非常痛苦,但完全不敢反抗的掙扎與無奈;有很多更因而出現焦慮或抑鬱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情況,需要服食或注射藥物、甚至自殺。亦有前AV女優表示那些會令年輕人模仿的色情片,全部都是虛構,更向他們灌輸了錯誤的性觀念,以致出現很多扭曲的性關係及影響。[1]

或許日本新一代仍然因好奇或上癮或不同的原因而涉足色情行業,甚至令遠至香港的新一代趨之若鶩,誤以為能因賺取金錢,而出賣任何東西。然而,當一個人出賣身體的同時,亦把自己的尊嚴與自我價值出賣掉,賺取再多的錢,生命都只是餘下空洞、孤寂、無奈與錐心之痛。誠然,踏進色情行業或許帶來「快錢」、帶來一刻的名氣,甚至令人有機會過著他所夢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卻令人失掉了生命的方向與感知。若以投身色情行業的年期來換算,看來這樣的「交易」一點都不合算。

昔日的名AV女優大多後悔當天入行的選擇,即使想重新再開始,過普通人的生活,卻永遠活在陰霾下。在這個經濟主義掛帥、色慾橫流、價值觀扭曲的社會,新一代要擺脫危險的誘惑,讓自己實實在在地堅持愛惜自己的身心,確實不易。社會不同持分者都應當承擔保護和教導下一代的責任,打破性解放及金錢掛鉤所產生的幻象,讓他們好好的建立與發展自己。

 


[1] 「我的傷心故事──性解放受害者自白」,https://www.facebook.com/mysadx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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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8月2日

比對7月23日翠林男子墮樓新聞及報道自殺新聞的建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7/2017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註:配圖為網上圖片

 


[1]傅景華,〈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1-opinion-fukingwah-newmedia/,2016年3月21日。

[2]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部,〈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取自世界衞生組織網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604/10/WHO_MNH_MBD_00.2_chi.pdf,2000年。

[3] 香港記者協會,https://www.hkj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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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7月31日

少少鹹多多脆的娛樂新聞

張勇傑 | 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6/07/2017

暑假來了,又是逛書展的日子。記得八年前的那個暑假,一眾少女模特兒喧賓奪主地成為那年書展的焦點。往後幾年的書展也有少女模特兒推出寫真集,但已不及當年的聲勢,一來不少團體向貿發局表達不滿,二來熱潮已過,市民已對這些少女模特兒產生了「免疫力」。

少女模特兒的新聞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是名副其實「少少鹹、多多脆」的「花生」,她們亦樂於提供「花生」以增加曝光率,但最多一兩個月就會被市民遺忘。除了極少數例子外,那些年間的一眾少女模特兒差不多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人走茶涼,但「花生」的味道卻已深藏在市民心裡。要再次引起市民的注意,就不得不推出更重口味的「花生」,製造更爆更激的話題。

本年書展開始前一個星期,一顆更鹹更脆的「花生」出現了,有消息指一位少女模特兒將赴日本拍攝AV(成人電影),事成的話會成為「港產AV女優第一人」,這消息成功令到這位寂寂無名的女生頓時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讓她得到空前的曝光機會,她亦憑著這知名度得到其他工作機會,賺取比拍攝AV更可觀的收入,而她是否真的去拍攝AV彷彿已變得不再重要了。

在整個過程中,少女模特兒放下自己的尊嚴及價值,配合性感的造型及譁眾取寵的話題,化身成一件被市場消費的產品,直到話題燒盡的一天,就靜悄悄地消失於娛樂圈。出版社年復年地展開這樣的循環,在每年書展期間再推出新一批的少女模特兒,尋求更激動的消息來炒作,以製造話題取利,直到她們的價值被耗盡。

市場上「花生」的口味愈來愈重,人性的尊嚴及價值卻不斷貶低。那些話題包含著各種扭曲的價值觀,慢慢滲透到社會各層面,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文化。我們個人難以改變社會的大環境,但消費者的力量是不可輕看的。我們要擇善固執地拒絕良莠不齊的資訊,不參與及傳閱那些譁眾取寵的討論,更重要的是好好教導子女人性尊嚴的可貴。

「花生」太重口味會影響健康,少食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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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7月26日

面對寒冬要轉型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與行動)
20/07/2017

近來又有傳媒集團因為紙媒寒冬而被迫要壯士斷臂,把自己創立而曾具有江湖地位的「兒子」賣出……見著紙媒一份份、一本本的倒下、賣盤,不禁令人感到可惜。

集八卦消閒、報道時事於一身的流行雜誌,面對網絡的發展及網民的習慣改變,市場的情況也就改變了。不是讀者八卦的心態改變了,而是這些資訊在網絡已經太多,而且很多藝人還會使用社交媒體親自向大家分享、直播。我們拿著手機於無聊時,手指往上掃,碌呀碌呀,無數報道及短片都可以看到,八卦新聞、爆料文章在大家眼中的價值還有多少? 而時間方面,我們還需等一星期一次才可看到的八卦新聞嗎?經過編採和印刷,再運送到報攤,很多都已過時了吧……

而新聞時事方面,網民已習慣了可以即時知道,以便可以緊貼現況。當拿起每天出版的報章都已經變得有點麻煩,看到的內容都覺得「昨天不是已在網上看過了嗎?」的時候,雜誌的時事報道,或被娛樂化的報道可以給我們甚麼價值?

面對新時代科技及市場的改變,要不就是適應它,另覓轉型新方向,要不就是放手。放手容易轉型難,傳媒要繼續生存,就要細察讀者的偏好與習慣,亦要令自己變得有價值。如要比快,紙媒與網媒比,實在輸蝕(快,不是不好,但傳媒畢竟有其責任要報道有質素的新聞,若為了快而缺少查證,犠牲其準確性,實在連自己的公信力也輸掉!)而且當大家都在報道類似的內容,或是不盡不實的內容,又有何獨特或如何可以顯出其價值?

反觀,如果可將紙媒的缺點變為優點,以時間專心做好人物專訪、對時事作深度的調查、專業的分析等,為讀者提供獨有的資訊,而且在排版設計上花心思,這才會讓人感到付出是值得的。

記者是一種專業,應有其操守、有其底線、有其對社會的責任及影響力,與一般人在網上隨時上載在的隨意分享應是不同的。作為讀者/網民,無論在紙媒或網媒所看到的專業報道,每一篇報道都是記者們花了心力、功夫去採訪與編撰,他們都需要生存和值得尊重。如該媒體的報道手法是你所認同的話,除了在社交媒體中轉載分享外,請付款購買,或給它們經費上的支持,讓它們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若所有良幣皆被劣幣驅逐,損失的將是普羅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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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7月20日

網絡遊戲應該設防沉迷系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7/2017

近日內地手遊《王者榮耀》被人民網發文批評攻擊,稱之「不斷釋放負能量」,令沉迷的人「悲劇不斷上演」,是「陷害了人生」,要求遊戲公司在賺錢與社會公德之間取得平衡。未夠一週,遊戲公司就推出防沉迷系統,要求玩家註冊帳號時提交身份證明,十二歲以下玩家每天限玩一小時,晚上九時後不能登入遊戲,十二歲以上玩家則限玩兩小時。

手機遊戲令人沉迷眾人皆知,不同地區針對遊戲也有不同的規定,部份限定時間,部份限定玩家每月可花的金錢,有些遊戲亦會列明玩家已玩的時間,提醒他們要暫停休息。遊戲的設定,例如一局需要的時間、付費等都有預算,不會讓玩家無限地付出。

這些遊戲和以前的不同,《王者榮耀》就像現時的一般電競遊戲,例如《英雄聯盟》一樣,遊戲基本上免費,但付費可以有不同的增值功能,這類遊戲就像提供球場和籃球,讓你隨時可以與不同的人落場打波,不設時限,你可以隨時不斷的加入,更有不少人會為遊戲拍片,以炫耀自己角色的裝備,動作的敏捷,對付對手的速度等等。

遊戲變成一種競技活動,本來是正面健康的,但不少人為了令自己更強大,不斷投入遊戲中「練習」。而電玩始終不像真實的球類活動,人往往在聲光刺激下,不眠不休的在遊戲世界中忘我地玩樂……令不少人因此而影響了身體、學業,甚至花光金錢就去買不同的遊戲物品,更有人因為受到家長責備而選擇輕生。

遊戲和其他流行文化產品一樣,都是一期一會,流行過後商人賺盡便歸於無有。可是青少年的學業、健康、精神和與家人的關係,卻是長久的。成人有責任去好好保護孩子,社會有責任設立制度幫助孩子成長,不能說一句「自由」,就可以任由這些遊戲商不顧社會責任,破壞下一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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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7月13日

四成四賭徒十八歲前已賭博 病態賭徒最多透過馬會落注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6/07/2017

政府對遏止賭風無誠意,上月再次靜悄悄地發表由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並只發出簡單的新聞稿。報告聲稱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比以往有下降趨勢,彷彿賭博問題並不嚴重,但檢視研究報告全文後(英文版),卻發現賭風仍然熾熱,更發現政府完全忽視香港賭博問題,任由馬會坐大,情況令人擔憂。

政府新聞稿沒有告訴你的調查發現:

  1. 44%徒18歲前已賭博在整體問卷中,43.6%被訪者18歲前已參與賭博。而賭博次數愈頻密的人,就愈有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table 3.3.3b)。不少研究顯示愈早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政府必須加強阻遏馬會近年大量有關賭博的軟性宣傳,正如政府當年禁止煙草商賣廣告、贊助與青少年有關之活動及各項體育活動,以免青少年對賭博行為缺乏警惕。
  1. 病態賭徒主要透過馬會落注在整體問卷中,賭博沉溺的情況,調查發現有病態賭博(Gambling Disorder, GD)的賭徒中,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86.2%69.0%31.0%比於澳門賭場投注(20.7%)和其他非法(外圍)賭博都要高,社交賭博則佔27.6%(table 3.5.2b)。縱使馬會經常聲稱不少人參與外圍賭博,又聲稱社交賭博才是令人沉迷賭博的真兇云云,但數據清楚顯示,病態賭徒最多參與的是由馬會負責的六合彩、賭馬和賭波
  1. 港人投注金額不斷大幅上升:報告表示2016年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比率為61.5%,比2012年62.3%2008年71.3%為低,卻忽視每名賭徒的平均投注大幅上升。六合彩的每月平均投注金額為 159.9 元 (是 2012 的 1.2 倍)賽馬博彩為 5,610.6 元 (5.9 倍)足球博彩為 1,598.7 元 (2.6 倍)。澳門賭場博彩為 7,938.8 元 (5.6 倍)(table3.3.5),而賭船博彩達至 45,259.6 元;社交賭博的每月平均金額達至 423.8 元(table 3.3.3a)。賭徒少了,投注額卻倍增,證明賭風是嚴重了而非減輕了。
  1. 網上賭博容易令青少年沉溺:在青少年受訪者(15-22歲)中,有45人表示曾在網絡進行賭博活動,當中被定義為網絡沉溺者佔36.4%,(table 3.6.1a)佔整體青少年受訪者中的19%(4.8.1a)。可見有網絡沉溺的受訪者,更易與有參與網絡賭博活動的情況。而馬會近年不斷推動的手機投注,正正成為不少年青賭徒的催化劑。
  1. 巿民認為馬會開賭已經「足夠」:在整體問卷中,就現時的賭博次數是否足夠,巿民認為現時的六合彩(83.9%)(table 3.6.1a)、賽馬(82.4%)(table 3.6.2a)和足球博彩(71.1%)(table 3.6.4a)的開盤的場數和次數足夠,以現時一週約有23合彩2次賽馬和約130場足球博彩賽事來說,其實是過多。由於研究是於2016年進行,並未計算今年增加的賽馬日和受注的海外賽事,但政府及博獎會不等待是次研究結果便急不及待通過馬會的要求,令人感到政府只著重博彩稅收入,而博獎會則是馬會的橡皮圖章。
  1. 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報告各項建議:報告的建議部份,強調馬會應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巿民戒賭:包括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可以網上自由申請暫停使用戶口;要求馬會取消與賽馬或足球活動相關的親子活動,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報告更要求馬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當中除了提醒賭博人士切勿沉迷和提供戒賭熱線外,更要求加入家人和朋友要留心身邊可能有問題賭徒,要多加關心。

以上各點在政府的新聞稿中,完全未被強調,反而企圖粉飾太平,淡化香港的賭風,並且用低調方式處理,又沒有無任何實質跟進,敷衍塞責,負責賭博問題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博獎會主席方文雄難辭其咎,令人憤怒及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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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2017年7月9日

獨立媒體,2017年7月6日

以逆按揭助子女上樓的陷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8/06/2017

明報近日報道指,有傳長實於本週開價的荃灣西海之戀愛炫美,與七家提供逆按揭的銀行洽商合作,買家承做一按,買家的父母若有樓可同時做逆按揭,發展商稱之為「順逆按揭一條龍」,並稱此舉旨在令資助子女買樓的長者更安心。

報道即時找了提供安老按揭的按揭證券公司發言人回應。他表示逆按揭(即安老按揭)是為長者提供多一個財務安排,定期收取穩定現金,以便在熟悉的居所安享晚年,即使該計劃可以申請提取一筆過貸款,但只能作物業維修保養等,並不可用作購買物業,亦不鼓勵借款人使用每月年金支付物業供款。而地產商最後雖然懸崖勒馬,擱置有關建議,但地產商為求賣樓,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一眾以畢生積蓄和未來數十年負債去供樓的小市民實在不能不察。

在「成功靠父幹」的買樓瘋狂時代,父母為讓子女有首期,已經加按自己的物業,借錢給子女上樓,之後由子女代供兩個單位的供款,大有人在。如此財務安排絕對高風險,一旦利息上升,或者樓巿下跌影響物業估值,隨時兩個物業一齊被銀行要求追收差價。

整個社會應明白青少年居住問題,直接影響其婚姻,甚至整個生涯規劃。我們的上一代難以要求新一代的青年回到他們成長年代的所謂「捱苦」心態,一家十口三代同堂住唐樓或公屋的生活,很少人真的願意將之變成獅子山精神般傳頌下去。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由六十年代經濟起飛起開始,發展也超過五十年,社會對居住質素有基本的要求其實並不過份。

發展商用財技表面上圓了青年人的住屋夢,但實際上卻將不合比例的風險轉嫁給他們和他們的家長。父母輩為求成功讓子女買樓不惜一切籌得首期已到瘋狂的階段,當發展商將整個社會勞苦大眾最後一桶金都賺盡及揮抽而去之後,香港人就可能窮得只剩下日日可能提心吊膽,擔心會變成負資產的納米樓。為求促銷不擇手段,將買樓者置於極高風險的處境,絕對不是有良心的企業應有的表現。

這是我們的生活想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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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28日

人類敵不過人工智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2/06/2017

AlphaGo有多厲害?它分別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這兩位世界級的圍棋高手。有網民高呼「想到機器無敵時,也是一種恐懼呀。」。也有人估計AlphaGo的母公司DeepMind會蒐集AlphaGo與兩大高手爭戰的數據,並且公佈成論文,並宣佈「人腦敵不過電腦的時代已來臨」。

是否AlphaGo打敗了兩大圍棋高手,便代表電腦勝過人腦的時代已經來臨?事實上,自從發明機械或電腦開始,人腦便註定「比不上」它們。試問現今還有誰可以準確無誤地記下一萬個客戶的資料,還包括他們的出生年月日(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可能連10個電話都說不出)?正如自從人類發明汽車一刻,便知道在道路暢通無阻的情況之下,人類是無法與汽車匹敵一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人類奔跑的速度比不上跑車,記憶力不如電腦,那麼,我們亦毋須得被AlphaGo比下去,因為AlphaGo與人類比拼的,返回最核心的仍是記憶力、計算能力,以及不眠不休的學習能力。

AlphaGo本身不懂圍棋規則,卻可以贏了圍棋高手,全靠被人餵養了3千萬份棋譜,而當中不乏高手的佈局資料,透過這批海量資料,好讓AlphaGo懂得模仿高手出招。再配合策略網路(判斷對手最可能的落子位置)及評價網路(下在這的勝率是多少) 、蒙地卡羅樹枝搜尋法(從有限的組合中計算最佳的位置)。另外,AlphaGo可以做到晝夜不分與自己博奕,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開始時或許只有3千萬份棋譜,但到了與李世石比賽時卻已經增加到1億。這一種強大的組合,又試問哪一個血肉之軀有力量去抵擋?即使李世石出了「神之一手」擊敗AlphaGo,AlphaGo卻轉眼間變得更強大。

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永遠無法有公平的競爭。DeepMind的創辦人之一,AlphaGo 之父Demis Hassabis(德米斯 · 哈薩比斯)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圍棋就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客觀的藝術。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心情好壞產生成千上百種的新想法,但並不意味著每一種想法都是好的。而 AlphaGo 卻是客觀的,他的目標就是贏得遊戲。」一部絕對冷靜客觀又會超級運算的電腦,又哪有人是它的對手?除非,人類可以發明另一部人工智能,比AlphaGo的推算能力更快更強大,這時,兩者的競爭才公平。所以,亦有人說,打敗AlphaGo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有一隊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的團隊,為柯潔教路。

所以,如果稱讚AlphaGo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倒不如稱讚它打敗了它的前輩DeepBlue。DeepBlue只做到打敗國際象棋冠軍,對於圍棋這種更複雜以及高手會憑直覺來行的棋類,完全無能為力。相對國際象棋,圍棋的變化性更甚,19格X19格的方陣,共有361個落子點,所以整個圍棋棋局的總排列組合數高達10的171次方。AlphaGo的成功不是證明人類的失敗,正如數據科學家尹相志提到,AlphaGo「根本就是為了下圍棋所設計出來的人工智慧,如果要拿它來解決其他問題,勢必神經結構以及算法都必須要重新設計。所以李世石與其說是輸給了AlphaGo,還不如說是輸給了數學」。AlphaGo的出現,它證明了人類在研發人工智能方面,又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AlphaGo戰績輝煌,甚至被中國圍棋協會授予職業圍棋九段稱號,但在數據科學家眼中,它還是弱人工智慧,它沒有自我意識與思考,只在於計算而不懂得理解圍棋的美學與策略。難怪李世石都批評「下棋的電腦並不了解圍棋之美、人之美」。是的,你要它明白圍棋的文化精神,是絕對沒可能的事情。它不會理解為甚麼圍棋又名「坐隱」、「手談」、「忘憂」、「爛柯」,以及當中的文化精神。也不會明白執黑子者為何通常第一手會下在右上角,以表示對白棋的尊重,AlphaGo基本上是連圍棋規則都不會。

人工智能與人類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工智能能力高,卻缺少了「人性」。Google雲端人工智慧暨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李飛飛提出「情感面,人工智能基本連起步都還沒有」。因為人類有情感,所以面對比賽有壓力,不能冷靜自如,但正正因為人類有情感,人在逆境中能夠迸發無窮潛能,懂得靈活思考及變通,超越本身肉體或智力的限制,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人類不應與人工智能比能力,而應與它們比「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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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20日

傳媒的無形影響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1/06/2017

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聖經新譯本》〈申6﹕7〉

雖然傳播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由以往的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台廣播,到現代的網媒、YouTube、社交平台等媒體。資料由單向轉至互動,以往傳媒的第四權,漸漸瓦解,各網民的細小聲音卻又可集合成為無形的影響力。這些變化如何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及理解兩性關係的看法呢?

 

採訪: 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 謝芳

 

筆者近月走訪了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多個基督教團體協辦的「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17」,活動凝聚數百位關心「性」議題的信徒及領袖,從多個向度了解成長環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性別自信,從而探討如何建立孩子發展健康的性別自信。其中的分享環節邀請了多媒體創作總監,又稱為「狗仔隊之父」的歐建樑先生(春麗)及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先生(家和)暢談有關傳媒及流行文化對影兒童及青少年影響,內容有趣,特意在此與大家分享。

 

媒的吸睛大法

 

春麗的開場白就是解釋身為男士卻改這個女性名字的來由,藉此向大家講解傳媒「吸睛」(吸引眼球的注意)的技倆。他說,初入行當記者時,上司便教他要改一個特別的名字,好讓藝人們容易記住他,結果喜歡打電子遊戲機的他立即聯想到格鬥遊戲《街頭霸王》中的「春麗」─ 全世界格鬥遊戲中第一個女性人物,她的「兩邊包子頭」和身穿藍色褂子的古裝造型及高速旋轉「鶴腳腿」,最為人熟悉。

 

結果,這個虛擬世界的女性名字成為歐建樑的代號,與藝人打交道,的確令很多人難以忘懷和眼前一亮,「傳媒就象我選擇這女性名字一樣,時而顛覆男女角色,時而選取『夠爆』的東西來吸引大家注意。」當時的傳媒的價值觀,就是要能吸引人們注意,其動機就是生存。春麗認為很多傳媒不會花時去報道太普通的東西……如何變得吸引?就是把正常的東西,加進一點點「不平凡」的東西進去。

 

早期至今 藝人都一樣

 

「早在七、八十年代,部分藝人會刻意打造帶點顛覆男女的形象,如羅文、梅艷芳,男的帶點嫵媚、女的走中性路線,使大家對他們有特別、不平凡之觀感。」春麗認為從「任白」時代至今,不少藝人喜以這類打破傳統框框、標奇立異的形象示人,再加上內在努力及藝術造詣,確是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麗指出,在娛樂圈的生態中,由管理層至化妝師,再到藝人,都會存在一些性取向不同的人,或者他們亦會加點點特別形象去營造特別的自己。那麼在這圈子內,每個人都顯得特別,大家就會覺得見怪不怪了。

 

但是,無論他們是刻意營造的,或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這種流行文化,卻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如何看世界。「一點點的不同,加添了一點點的『曖昧』感,對人來說是有點吸引力。」春麗特別提到早前一個文化活動《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看到由雜誌封面到電影,再到藝人與他們演繹的角色,性別表達的曖昧存在於各種傳媒及藝術之中。他認為看這些曖昧的娛樂訊息,不會令青少年的性取向改變,只會對很多事情的界線變得模糊了。

 

傳媒販賣性聯想 定性別「標

 

對於傳媒及文化研究亦十分熟悉的家和同樣指出,傳媒製造標奇立異,就是從「加多一點點」、「改變一點點」開始。「雜誌以封面標題來使人有性聯想,內裡的文字、配圖,無論是驚艷的或是難看的,亦使看的人情緒被牽動而深深留下印象。」家和舉出例子﹕一些廣告與天氣報告節目,加入美女、或性聯想的形容詞和影像作為配圖,為的亦是吸引眼球,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增加銷售利潤而已。

 

媒體對男、女性的塑造及描繪影響著大家如何看自己及別人,亦定下了男與女的「標準」應該是怎樣,並對號入座。如果覺得自己「不對」,可能會來個自我改造;若是別人「不對」,就會繼續追尋下一個。

 

韓劇與BL漫畫 影響戀愛觀

 

網絡發展,令到大家接觸資訊方便了很多,隨時可以「煲」劇、看漫畫。對於愛情觀,家和認為韓劇中對戀愛的描繪充滿著「又係又唔係」的曖昧感覺。這些含混、曖昧及隱藏的感覺,可能令人覺得很吸引,並沉迷當中。主角們又是俊男美女,使青少年十分追捧,並相信當中的愛情。「但當他們未經歷過黑與白,就直接給他們灰色,他們被引導去相信這些愛情,到長大了還繼續相信及期待這些不真實的愛情。」

對於BL (Boys’Love) 即男性間的戀愛漫畫,家和認為屬「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不完全等同於現實中的男同性戀。以往印刷版的漫畫有監管,但放在網上就未必能夠再被監管,內容界線難測。而且,看多了「HeHe」的漫畫,人們不會變成同性戀者,卻會變成「腐」,就是看到當中的情節,深深相信而走不出不來,繼續把生活看到的人際關係,想像成BL一般。「情況就如人們看了亦舒、張小嫻的小說一樣,深深相信與期待,再走出不來。」家和笑說道。

 

從大眾傳媒到互聯網

 

進到互聯網這互動時代,網民不單吸收網絡中的訊息,亦可以自己發放訊息,對網民造成影響,希望成為具影響力或受注視的人,從中建立自信。但年青人往往只憑外表、追隨人數和點撃率等外在東西來尋找自我認同。就如現在於網絡出現的「娘娘」、「派軍糧」等現象,男生甘願做兵,接受感情上一女多男的曖昧關係,扭曲了戀愛的價值觀,甚至令女性認為付出一點點性感,就可獲得利益而走向ptgf(Part time girl friend,兼職女友,即援交)之路。

 

家長的行為亦是一種訊息

 

家和分享與小孩子相處的經驗,認為孩子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與他們一起看完傳媒述說的故事後,亦應再重新與子女回顧看過的故事,好好解答他們心中的疑難;看到不好的內容,要與他們一起重新建立故事,使他們轉念,再思想、經歷一次好的故事。他相信青少年的世界亦是一樣,容讓他們參與創作,鼓勵他們用媒體表達自己,再思想、尋找自己,再把好的元素加進生命當中。

 

與青少年一同創作的豐富經驗的春麗亦認為,讓青少年說出自己的戀愛觀、價值觀,自己去面對困難與思考,教導者可在旁邊將聖經真理按需要去餵養青少年,不要硬塞道理。他覺得一起拍微電影是很好的方法,讓他們代入角色思考、面對處境。

 

最後,春麗、家和提醒大家,傳媒、網絡鋪天蓋地的資訊的確會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造成影響,活於世界的我們沒可能完全避免,但作為家長,在孩子們面前的言行,亦是一種訊息與生命的見證。靠著每天與子女們的相處,對身邊事物、各種關係的回應,呈現在子女眼前,都是一種榜樣。信徒群體應做好自己,不是沒有界線、或模糊界線地生活,而是要確立好界線,並將界線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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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刊載於:

談天說道,明報,2017年6月21日
 

又是天文台的錯?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4/06/2017

早前打風,天文台在五時許近下班前宣佈掛八號風球,之後產生一系列交通擠塞問題,先有鐵路出現故障,之後地面交通工具又因天雨路滑,要減慢車速行駛,引來一條條長龍不散。

翌日有報章大字標題怒斥天文台,既批評她估計錯誤,又批評她收工前才掛八號是錯誤的決定云云。實際上如果我們翻查當天資料,早在三時天文台就發出預警,通知大眾大約五時掛八號風球,根據勞工處《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這預警目的就是「讓僱主有充裕時間,按照行業/機構的實際情況,提早讓僱員分批下班,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緩和交通擁擠」。

可惜,按照不少報章的描述,大部份僱主視守則如無物,也不顧念一眾僱員的需要,最後安排在懸掛風球的一刻才安排下班,這是極不理想的做法,當日勞工處的發言人亦強調,僱主應盡快安排僱員分批下班,特別是行動不便的僱員,例如懷孕和肢體傷殘的僱員,或需要用渡輪服務往返住所和居住地點偏遠的僱員,更應獲准優先下班。

環顧鄰近不同地區,深圳、惠州及汕尾多地當天下午已宣佈停工停課,香港的全日制學校卻沒有提早放學。工作、學習也用到盡,最後一刻才放人,在沒有實質犯法的情況下,無視政府提供的守則,要求僱員打工「做到最後一秒」。香港人這種做到盡的心態,換來的是要住得偏遠的員工耗用超過三個小時才能安全抵家休息。

惡劣天氣不容易預計,天文台也會有錯的時候,遇上故障愈來愈頻密的鐵路問題,造成大量人力資源的浪費。年年賺大錢,加價絕不手軟,又不改善服務質素的鐵路公司難辭其咎。但僱主因著自身的貪婪而產生意外,同樣也會影響生產力,亦會影響人的心態。我們的社會可以多一點良心,給僱員多一點安全,讓他們可以安安樂樂,在惡劣天氣下早點回家,安全地過一天嗎?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6月14日

捐血是善行不是人權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8/06/2017

最近,媒體報道有支持同運團體「抗議香港紅十字會拒絕接受曾經發生男男性行為人士捐血的規定」,認為該規定歧視男同性戀者,事件又引起不少討論。[1]

男男性行為(簡稱MSM)是高危性活動,這方面醫學界和社福界都有共識。本季公佈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新增個案創33年新高,其中經同性性接觸和雙性性接觸的人就佔近六成五。[2]有同性性接觸的人口比例之少,對照上述數字之多,不難看出當中問題。政府近來更暫停對異性戀者的愛滋病預防的撥款,令關懷愛滋(AIDS Concern)被迫停止對異性戀男士的所有測試服務。[3]政府擺明車馬地差別對待異性戀者,卻沒有人出來說這是性傾向歧視或性別歧視,箇中道理不難明白:僅參與男女性行為的人確實是比較不需要關注的一群。

由是,紅十字會為了血液安全而對此作出限制無可厚非。紅會會以問題形式讓捐血者自行申報情況,若不符規定就會由護士告之。紅會對捐血者有諸多規定,例如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原因是理論上有曾感染「瘋牛症」的風險。由此可見紅會為血液安全採取了非常嚴格的標準,也正因如此,近年鮮有因輸血而染病的個案。[4]至於今次被非議的規定,其實際問法如下:[5]

  • 如閣下屬男性,您是否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
  • 如閣下屬女性,您是否曾與有雙性性行為的男性(即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的男性)進行性行為?

若上述任一問題的答案為是,紅會將婉拒申請捐血者。

了解基本事實後,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異議者控訴的「歧視」是怎麼一回事。「歧視」的定義為:沒有合理理由下,僅基於某人所屬的群體或特徵而對該人作出令其相對不利的行動或政策。[6]不難看出,紅會的作法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定義。首先,紅會政策不是針對性傾向,而是針對特定性行為,即MSM。男同性戀可以沒有MSM,男異性戀者也可以有MSM(例如在男子監獄中就常有這情況)。然而,最同情地理解,「歧視」一說最好的解釋應該是紅會「間接歧視」男同性戀者,而不是「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即某一政策或行動所定的標準對屬某群體的人特別不利。例如,警隊要求身高170cm才會聘請就是間接的性別歧視,因為很少女性有170cm高。「歧視」一說大概認為,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故間接歧視同性戀者。讓我們先接受這紅會疑似「間接歧視」,再看看考慮方面。

即使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紅會的政策沒有對男同性戀者造成不利。捐血是善行,不是權利;假如某慈善機構謝絕某一類人的捐款,我們很少會說那慈善機構歧視了誰。用紅會的說法就最為漂亮,有過MSM的人是獲「豁免捐血」,而不是被「剝奪了捐血權」。因此,除非有人極度想要捐血附送的贈品,否則歧視一說難以成立。最後,即使不考慮前兩點,假定紅會真的針對性傾向,紅會也有合理理由,即要確保血液安全。

綜上所述,在最同情的理解下,紅會也沒有「歧視」同性戀者。反而,紅會種族歧視英國人的嫌疑更大。「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排除了大部分英國公民,而以「瘋牛症」風險為理由大概不能合理化如此強的標準,也令捐血量減少。當然,捐血不是權利,用「歧視」來形容這種政策始終不太恰當。但既然支同團體關心的不是普遍的公平問題,而只是男同性戀者的公平問題,我們就不再深究了。要討論的事情還多。

如上所述,支同團體對修改捐血標準給出了差勁的論證,但論證錯誤不表示結論必然不正確。筆者認為,紅會修例未嘗不可。媒體報道,紅會研究改成設一年期限,期內沒有MSM則可以捐血。這標準同被其他國家如英國和加拿大等採用(當然,像香港般永久豁免的也不少,如德國),其背後的理據大致如下:

傳染病如乙型肝炎和愛滋病等,有分「空窗期」和「潛伏期」。「潛伏期」指病毒潛伏在體內未有明顯症狀的時期。在「潛伏期」的病人與常人無異,實際卻能傳播病毒。愛滋病之所以可怕,其中一點在於其「潛伏期」可以長達10年,不少人已患上病毒,卻不知道,依然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甚至捐血。紅十字會為了剔除這些有問題的血液,會化驗每包血液,全部測試合格,才會交給有需要者。但最大的挑戰在於「空窗期」。在「空窗期」的病毒即使做測試都測不出問題。所以,紅十字會要求捐血者沒有在過去四星期內接觸過水痘、德國麻疹和結核病病人,方可捐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潛伏期」和「空窗期」的問題。

據紅十字會所說,他們現在所用的檢測技術可將「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由70日減少至約5日,感染愛滋病毒的空窗期由22日縮短至約6日,而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則由59日減短至約20日。」有時,一些少數案例的空窗期在這技術下依然可長達一年。

由此,規定一年內沒有MSM的標準,大致由此而來。

不少人會問,既然由此為何那麼多國家依然永久限制MSM捐血?

從紅會的角度出發,要確保捐血者、受血者和醫護人員安全,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1. 雖然檢測技術進步了,但依然非百份百準確,前期的安全工作做得愈多愈好。
  2. 即使檢測技術到了100%,依然會有其他醫療失誤問題;例如,將應廢棄的血和不需廢棄的血掉換了(想想連左右腦也可以開錯吧)。
  3. 想像一下,一些一年內沒有MSM,卻已在潛伏期的人到捐血站捐血,中心抽血接觸有問題血液的機率提高,風險也提高。
  4. 承上,沾染了有問題血液的醫療廢物增多了,對捐血站內的所有人的衛生安全都有影響。
  5. 一年內沒有MSM的人與從未有MSM的人,處於上述傳染病潛伏期的比率會否依然有明顯差距?若有,紅會本著醫護精神,還是應該婉拒前者捐血,因為不應令有心捐血人士的血液白白浪費,或對其健康帶來不必要的影響。

以上五點,大致就是紅會就是次議題應考慮之處;也是支同團體和大眾討論是次議題應考慮的地方。

筆者認為,也許更重要的,不是捐血者有多長時間沒有MSM,而是捐血者曾經有多頻繁地參與MSM。一個只發生過一次MSM而停止了一年的人,比一個曾發生過無數次MSM,卻停止了五年的人;後者有病毒潛伏或受感染的機會更高。所以,紅會可以考慮從這方面著墨,對前著寬鬆,後者嚴格。另外,筆者也建議紅會假如真的要修改捐血條件,應該進行血液的追蹤調查,然後每年公佈被篩走的血液數字,以鞏固公眾對血液安全的信心。

最後筆者認為,雖然今次支同團體以「歧視」為理由向紅會提出要求是絕對不合理,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想:假如真的有同性戀者為了捐血助人的緣故,甘願不再從事對健康有害的MSM行為,豈非令人感動的事?若果真如此,該同性戀者、紅會以及受血者都是「三」得益彰。所以,支同團體今次的示威行動十分空泛,重點應在於教導公眾,不論性傾向,都減少危險性行為。就算支同團體真的「成功爭取」紅十字會修例,若實質根本沒有人為要助人的緣故放棄MSM,這種要求就是無謂,僅增添了前線人員的壓力和大眾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

 

 

 


[2]〈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統計每季最新公佈數字一覽表〉,取自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網站: http://www.info.gov.hk/aids/chinese/surveillance/latest_stat.htm

[4]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血前健康查詢闡釋》,頁12,http://www5.ha.org.hk/rcbts/UPFILE/BookFile/2014228171631842.pdf

[5]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血登記表格,頁3, http://www5.ha.org.hk/rcbts/UPFILE/BookFile/201591412544175.pdf

[6] 參Altman, Andrew. 2016. "Discrimina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Last modified August 30, 2015.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discrimination/.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6月8日

水和電般重要的互聯網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1/06/2017

看到有學者指上網就像是水和電:[1]部份大城市開始提供免費Wi-Fi服務或在街道上能享受極高速的上網體驗,甚至有說歐洲國家已視上網為必須品,為每名國民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及瑞士。

筆者頗認同現今上網的機會是十分重要,因為透過上網,我們可以得到重要資訊(如新聞資訊、政府的務服安排)、教育機會(如網上免費教育網站或教學短片)、表達言論並與社會交流聯繫的機會。未能接觸互聯網,有可能如該報道所說:“將造成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出現了知識差距。"[2]起碼,要得到同一樣的資訊,上網搜尋的成本遠遠低於親身前往索取或付費學習(當然,質素與面對面教學會有分別啦!)

不過,我們亦必須小心應用這種必須品,就如接收新聞資訊時,要分辨消息來源,辨別真偽,免得信錯資料,更甚的是將內容農場胡亂炒作得來的失實資訊繼續分享發放。這就等於把污染了的水喝下,又繼續傳遞給網友。

透過互聯網,我們可以結交朋、增加互相交流及分享的機會,但大家亦應小心結交網友,以免本想與性感女性「過電」,卻最終可能慘被「電死」。近日有報道指社交網站出現不少來自不同國籍的性感女性發出交友邀請,[3]但其實為假戶口,如網友將之加為朋友,進一步發展後,便可能成為黑客入侵其電腦的途徑或演變成裸聊勒索等情況。

互聯網實為中性的工具,我們可以藉此增加學習交流、發展營商等機會,但亦有人以此作不當的行為,我們不應仿傚,但亦應了解及提防。

 


[1] 謝媛彰,陳智深,李藹明,楊紫微,〈全城免費WiFi是權利還是陷阱? 學者:上網之必須有如水和電〉,香港01,2017年5月30日,https://www.hk01.com/國際/94535/全城免費WiFi是權利還是陷阱-學者-上網之必須有如水和電

[2] 同上

[3] 〈FB屢現性感女交友邀請 憂傳病毒及勒索 專家籲即時刪除〉,am730,2017年5月31日,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fb屢現性感女交友邀請-憂傳病毒及勒索-專家籲即時刪除-80256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6月1日

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幾個關注方向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6/05/2017

「臺灣第一位出櫃的男同志」祁家威釋法案發展至今,近日台灣已熱鬧地討論「如何安排同性婚姻」,看見不少報章不分左中右都高舉彩虹旗,說甚麼亞洲第一,日韓將仿效,不過事情在台灣看來並不簡單。

根據最新的民調,其實反對同性婚姻的人比贊成的人仍然較多,反對的人至少過半。法庭的決定實際上就是司法制度代替了行政立法去做判決。要面對社會不斷的爭議,台灣政府有需要在短時間內立法,否則時間拉長,愈近下一次立委選舉,同性婚姻議題即時猶如蔡英文總統的計時炸彈。可見法庭這個兩年之限,實在有很多政治操作可能在此遊走。

以現時的情況,反對同性婚姻的倡議者,到今日仍然未放棄議題,他們建議的做法是即時用公投處理,如果社會整體反對同性婚姻,就應修改相關憲法,以達至不用立同性婚姻法。這個說法理論可行,實際上就要視乎未來幾個月反對同性婚姻的倡議者的動員力和論述能力。假若情況真的反對的人多,蔡英文政府即時陷入憲政危機之中。當然我們亦能想像,即使提倡公投失敗,其動員一旦成勢,亦將成為反對政府的龐大力量。

即使不提公投,立法也有兩派之爭。在整個同性婚姻的立法討論中,一個最大的爭議點就是專法和修法之爭,所謂專法就是專門一條法例處理同性婚姻的情況,而修法就是修改現行婚姻的法例,當中包括民法等數以百項的條例,加入同性的元素。前者一次過簡單直接,但就有人批評此做法是例外處理,彷彿是二等公民;後者則令法例歸一,但從此婚姻和家庭的定義完全被改寫了。

這些問題,在不同的地方通過同性婚姻時,也被討論。可以想像,如果問題到了香港,也不能逃避相關的問題。只是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來,以及我們應該要怎樣面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