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森

2022年結束了，嚴謹的防疫措施，特別是令人疏遠的社交距離；以及無法旅遊探親、令人容易沮喪的障礙好像要告別了，但由2019年的社會撕裂、2020年的疫情爆發、由此而引起的移民潮和一些親友及熟悉面孔的離世，都在不少人心中揮之不去，2022年留下的唏噓，常常提醒我們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間盪來盪去的鐘擺，很多時都身不由己，我們無法令一些事物停擺，只能學習享受打韆鞦的樂趣。

明光社與香港的教會、弟兄姊妹和市民同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過去25年香港社會經歷的風浪和變化，對身處其中的我們來說絕對不簡單，不單意想不到，並深深感受到作為時代幻變不定之中的一個小市民，甚麼叫身不由己、無可奈何！ 
 
明光社成立在1997年，亦是香港回歸的同一年 ，當不少人對未來仍然有不少憂慮和不安的時候，一班創會董事本著對香港的愛和承擔，選擇迎難而上，為我們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需要，領受了召命而毅然行出第一步，我們不知道前面的挑戰有多大，也不知道要面對怎樣的攻擊，不過，作為一個使命團體，我們別無選擇，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作為神的僕人，既做了過河卒，就只能夠一直向前，當初如是，將來也如是。我在1999年加入明光社，轉眼已經23年，回望過去，十分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這難能可貴的服侍，當中的經歷十分之充實，甚至在被人攻擊的時候，心裡仍然有平安，有不開心，但沒有灰心喪志。

「同信徒講環保好辛苦」！因為基本上沒有人會反對你，但不少人亦不會認真回應你，很容易會覺得自己在自言自語，真正「講人自講」。自問不是一個苦行式的環保人士，亦不反對按神所賜的恩典和能力去享受人生，因此，在日常生活對環保門檻的要求並不高，基本上只是不要浪費、以及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有時要實踐亦一點也不容易。

就以飲食為例，其實我很喜歡品嚐不同的美食，亦覺得能夠做出美味的食物是神賜給人類的智慧和恩典，生活在香港能夠吃到各國的美食是一種福氣。而與我一起去過飲茶食飯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歡負責落單點菜或者叫點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很怕見到最後吃剩很多食物，又你推我讓沒有人肯帶走。有些朋友眼闊肚窄，往往高估自己的食量，每樣食物都想吃，又要預每個人都有一份，於是每次飲茶都叫了滿枱的點心，幾乎每次都吃不完，卻又繼續每次都這樣做，彷彿能夠盡情地吃喝才算是享受人生，卻忘記吃得太飽對自己和所有同枱的朋友亦未必是一件好事，特別是當大家的肚腩、年齡和膽固醇都不斷在增長的時候。偶然預多了可以理解，但經常都是這樣就是生活習慣和價值觀的問題了。感恩的是我二十幾年前入明光社的時候大約150磅，現在仍然是150磅，不要令自己吃得太飽十分重要。

人才難得，但人才更難留，因為，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對人才來說，不是你選他，而是他選你，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我們要吸引人才的時候，要先問自己有甚麼吸引人的地方？以及自己究竟想吸引怎樣的人才？《施政報告》的搶人才方法主要包括全新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年薪250萬元或以上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人士，可獲通行證來港發展；「人才清單」上的短缺專業或年薪200萬元或以上的職位，毋須證明招聘困難亦可以輸入；他們日後成為永久居民後可獲退還兩項物業印花稅。簡而言之就是用錢、用方便去吸引一些高薪厚職的人才來香港發展，能夠拿到這樣高的薪酬，相信當中不少是金融、商界、企業管理和科技方面有傑出表現的人才，問題是這類人才來得易、也走得易，商人重利輕別離，究竟他們來香港是為了賺錢還是愛上香港這個地方，用錢財、用利益吸引的只能是過客、是投機者，隨時會受到其他地方更好的條件所吸引而和香港揮手告別。

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估算，近兩年香港教會移民的會眾約六萬人，佔整體聚會人數約百分之二十二，比起香港社會整體移民的數字更為驚人，據《時代論壇》的報道，有本來4,000多人的教會，過去兩年竟然有1,000人移了民。許多人選擇離開，相信主要亦因為對現況不滿和對前景憂慮，不過，當信徒的憂慮看來比起沒有信仰的市民更嚴重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反思，究竟信耶穌所為何事？在面對艱難和挑戰的時候，信仰最重要的考慮究竟應是甚麼？究竟作為在香港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徒，我們的召命是甚麼？馬太福音十六章25至26節提醒我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究竟甚麼才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我們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的依據呢？

每年10月17日 是國際消除貧窮日，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貧窮數據，2020年貧窮人口，在政府一些扶貧政策介入之前，達到165萬3千人，按年大增16萬2千人，貧窮率是百分之23.6，兩者都是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 而在香港貧窮線的定義是住戶的收入在所屬人數組別的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在2020年，一人家庭的每月收入如果少過4,400元，五人家庭少過2萬元就是低過貧窮線了。當然，貧窮是一個相對的問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的大都市，不會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不過，生活得很艱苦、特別是居住環境狹窄和衛生環境惡劣的情況就肯定存在，我們無法消滅貧窮，但應該致力減貧和扶貧。

過去兩年有幾宗轟動的虐兒個案，包括涉及幾十名員工的院舍集體性、結構性虐兒；以及父母或者照顧者將親生子女或兒童虐待至死的個案，更令人震驚的是不少個案都持續了一段長時間，當中有機會接觸到受害人的親友、鄰居、教師和社工都不少，為甚麼一直沒有人去舉報和跟進，及早阻止悲劇發生呢？最近政府推出「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計劃立法要求一些經常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包括社福、教育和醫療界別的從業員，當發現懷疑虐待或者疏忽照顧兒童的個案，盡快透過舉報通知有關當局。有關建議的舉報大致分為三級，即強制舉報、鼓勵舉報和建議轉介，如果沒有履行強制舉報的規定會有刑事責任，最高可以判監三個月和罰款五萬元。

當惡人當道，有權有勢的人結聯行惡，看到善良的人被壓迫，公義不得彰顯，甚至自己和摰愛親朋被人傷害的話，人自然會感到憤怒，想討回公道，為受害人申冤，當用盡一切合法合情合理的手段都沒有作用的時候，以牙還牙、以暴易暴、自己替天行道的想法自然會從心底浮現，於是便會出現做還是不做，或是可以做到幾盡的掙扎，最近看了電影《神探伽俐略 沉默的遊行》和韓劇《黑道律師文森佐 》，兩者不約而同都在探討類似的課題，就是為了報仇和伸張正義，我們究竟可以去到幾盡？ 
  
當然，作為一個前電視台編劇，完全明白想令觀眾同情主角以更極端、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報仇，就要先將壞人描寫得更變態，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甚至連半點人性也沒有，要令壞人的行為引起公憤，人人得而誅之，當大家滿腔怒火，無比忿恨的時候，甚麼理性討論也只會變得囉囉唆唆、甚至被認為麻木不仁、無比迂腐。對壞人講道義、講規矩和與虎謀皮沒有分別。這種手法在《文森佐 》一劇中更為突出，壞人被描述得好像毫無人性，雖然這種手法可以令觀眾更同情主角用殘酷手段去報仇，不過，卻令整套劇變成一齣難以令人真正共鳴，只覺得是十分堆砌、幫大家洩洩忿的肥皂劇。 
  

明明有片段看到警員從後向記者發射海綿彈，涉事警員亦被訓斥，但投訴的調查結果卻是無法查證，老實說，對小市民來說，實在無法理解這宗有人證、有物證、甚至有片為證的事件，究竟有甚麼問題無法查證？更莫名其妙的是相關部門的首長說遭訓斥不代表有錯，那麼訓斥一個下屬所謂何事？日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口頭警告或書面警告？是上司問候下屬的方式，還是日常向下屬擺擺官威而已？再推而廣之，我們應怎樣向青少年解釋何謂警司警誡，是警司和你閒話家常， 還是警告後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究竟警司警誡你是因為你犯了錯，還是對方得閒無事兼職做社工？

當然，我們明白在社會運動期間，幾乎每天都有許多不同程度的警民對峙、甚至是衝突，不少執法者與示威者一樣都是血氣方剛，並且長期面對壓力，有時難免沉不住氣，表現會激烈了一點，若沒有對他人的身體造成傷害，以及財物上的嚴重損失，也是情有可原，無論對執法者和示威者都毋須過於苛刻，畢竟人誰無過，最重要的是知錯能改。

許多香港人可能和我一樣，一覺醒來知道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駕崩，都有一點的唏噓和傷感，就像忽然收到一個熟悉的長輩離世的消息一樣，勾起了不少的回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過由港英政府管治，然後回歸祖國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之下的公民，不需刻意去比較，很自然我們對兩個不同風格和形式下的管治，一定會有感受，落差愈大，感受愈深。而我作為曾經在1989至1999年回歸前後的公務員，並且在1997年在會展親身見證主權移交儀式的前記者，可以說百般滋味在心頭。 
 
作為前公務員，當然明白在港英政府年代，英國人有特殊的待遇，就算學歷較低、資歷較淺，但在升遷上都有特別的優勢，某些主要和敏感的職位，更加是華人免問，英資公司在取得政府合約和工程方面更有壓倒性的優勢，香港人更要每年負擔超過十億元的軍費。 但為甚麼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的歷史卻好像仍有深刻的回憶，甚至依戀呢？值得現時的政府官員好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