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要保育的何止是建築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1/03/2021

一次意外發現「羅馬式」配水庫,為原來在2020年只有無窮無盡壞消息的香港,送來一份小小驚喜:誰想得到,水務署在九龍石硤尾的主教山進行拆卸工程期間,竟然有市民發現羅馬式配水庫此等歷史建築。一個平凡不過的小山裡,原來埋沒了超過一個世紀的石柱、磚拱,如不是在清拆工程時有市民發現,恐怕它只會默默地被埋在地下。

從這次事件來看,如果要以「混賬」來形容香港政府對工程和發現古蹟的應對,真是絕不為過。按現時法例,若要進行涉及古物和古蹟的任何工程,都必須經詳細評估,並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然而,在2017年水務署就配水庫拆卸工程申請諮詢古諮會,並沒有對配水庫資料作調查,就將主教山配水庫「理解」為一個水缸(這個意思是,不單沒有實地視察,就可能連原有圖則都沒有拿來看過,可想而知這次審閱是何等草率),而負責古物事務監督行政工作的古物古蹟辦事處又只跟著水務署「靠估」一樣的資料,認為配水庫並不是要作評級的構建物,判斷為毋須跟進。為此,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就部門溝通時敏感度不足致歉。[1]

然而,當繼續翻查有關該配水庫的記錄時,就進一步發現水務署錯漏百出:署方最初以為配水庫是1930年代建築,但原來這配水庫是在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當時的政府著手興建水塘(就是後來的九龍水塘群)、配水庫和泵房等,以滿足居民食水和衛生的需要。根據政府檔案顯示,按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計劃 (Kowloon Waterworks Gravitation Scheme),配水庫為九龍塘配水庫,早於1900年就提出興建,並於1904年8月10日落成。[2]

事實上,香港開埠之後,殖民地政府開展大規模的水務建設,確實有利於民生。一個城市發展得好不好,只要看看有無做水利就會略知一二。這由羅馬、拜占庭、到中國歷代治水,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道理。早期香港的水利工程建設,是幾達「瘋狂」的程度:一個小小的殖民地,居然建有十分高的堤壩(城門水塘),又有大型的臨海堤壩(萬宜水庫),和大規模的海水化淡廠;而為供水系統而建成的引水道,覆蓋了差不多全港一半的面積。可是後來,香港政府卻只著眼於購買東江水。

明光社

其實,由這次羅馬式配水庫的保育事件中,大家可以見到,「保育」除了是一磚、一瓦、一石之外,更重要的是背後的歷史故事、計劃初衷、匠人技藝等「非物質文化傳承」[3] ——這是不為私利、不短視,只為著保存和發揚本地文化而作出的努力。諷刺的是,香港現在最需要保育的,何止是羅馬式配水庫建築,更是要改正草率的工作態度和保育政策,和對香港歷史、價值觀等傳承幾近不作為的態度。

就以近年大力推動的歷史建築的評估工作為例,自2009年,古諮會已就全港1,444幢歷史建築進行評估工作,並將它們作三級評級。[4] 雖然有著這樣細緻的評級,但若留心當中字眼,就會發現,即使被評定歷史建築,都只需「盡力」保留。換句話說,在發展當前,只要有做一點保存,就照拆可也。在政府公佈的歷史建築物中,雖有19個獲評級為歷史建築,但已遭拆卸或大幅度改建。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位於土瓜灣木廠街,有近60年歷史的三級歷史建築東方紗廠,整個建築物只餘下一幅矮牆,就已當作完成保育。[5] 2018年,這地皮再度易手,原來外牆更是去向未明——所謂評級和保育,真是兒戲至極。

對於羅馬式配水庫保育,特首林鄭月娥揚言支持,[6] 但特首曾任發展局局長,任內曾發生皇后碼頭、天星碼頭遭拆毀事件,皇后碼頭為一級歷史建築,可惜卻復建無期。有區議員形容她為「推土機大使,古物終結者」,[7] 希望歷史不會重演。

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主任李浩然教授指,今次發現源自古羅馬式建設的地下配水庫,由英國承傳後再傳到香港,實屬難得。他建議可效法土耳其伊斯坦堡地下排水、排污系統,讓市民參觀。[8] 現在我們未能到外國觀摩地下水官殿或羅馬式水道,如大家有興趣,可到大潭水務文物徑參觀,[9] 也可由香港大學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出發,行經平行水道前往薄扶林水塘,見證一下香港水務發展的歷史。


[1] 邵沛琳等:〈主教山蓄水池|數百市民上山圍觀打卡 水務署已拆除4條柱及天花〉,《香港01》,2020年12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突發/567481/主教山蓄水池-數百市民上山圍觀打卡-水務署已拆除4條柱及天花

[2] 水務署代表在區議會上稱,署方擁有最早的圖則只能追溯到1950年,其後才發現配水庫是在1904年落成。黃金棋:〈主教山蓄水池|文件披露早於1904年建成 古諮會委員:應整體保留〉,《香港01》,2020年12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67589/主教山蓄水池-文件披露早於1904年建成-古諮會委員-應整體保留;〈深水埗區議會討論保育主教山配水庫事宜 古蹟辦未現身〉,「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2月2日,網站: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roman-02022021042109.html

[3] 很多時,heritage會被錯誤翻譯成「遺產」,一提起遺產,大家多數會聯想到分家產、爭產,有解體的味道,卻缺少了heritage的原意:將能代表一個國家,被社會,群體,家族所引以自豪的「繼承」下來,再將之發揚光大。

[4] 有關歷史建築的評級定義是:一級歷史建築: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二級歷史建築:具特別價值,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三級歷史建築: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香港的歷史建築〉,「古物古蹟辦事處」,2020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amo.gov.hk/b5/built2.php

[5] 〈土瓜灣東方紗廠〉,「長春社」,網站:https://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sid&u=52

[6] 「林鄭月娥 Carrie Lam facebook」,2020年12月29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carrielam.hksar/posts/1680997032079856

[7] 何啟明:〈破壞之王 林鄭月娥〉,「立場新聞」,2020年12月31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破壞之王-林鄭月娥/

[8] 朱海棋:〈主教山蓄水池|港大文物學者讚亞洲獨一無二 促保留羅馬式儲水庫〉,《香港01》,2020年12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67473/主教山蓄水池-港大文物學者讚亞洲獨一無二-促保留羅馬式儲水庫

[9] 〈大潭水務文物徑〉,「水務署」,網站:https://www.wsd.gov.hk/filemanager/common/pdf/monuments/tai_t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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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雞蛋仔伯伯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11

今年4月,有一宗「雞蛋仔伯伯」事件。當時有人「揭發」食環署職員「選擇性執法」,一個月內多次拘捕「雞蛋仔伯伯」,充公其生財公具。輿論視之為打壓低下階層,助長貧富懸殊,漠視本土經濟,消滅街頭巿井文化。
 
豈料事情急轉直下,數天後突然有報章報道,有消息人士稱原來「雞蛋仔伯伯」是綜援人士。於是群情360度急轉,故事即時被打散得無影無蹤,甚至有人改口質疑伯伯領綜援做生意,是否要沒收其綜援;至於之前那個被塑造成自力更生、獨力養活一家五口的伯伯,其感人事跡也頓時失去光彩,而原本聲稱要在法庭上抗辯的他,也立時改口認罪,以求低調處理,重拾「飯碗」。[1]
 
傳媒炒作幾天,事情最終不了了之,沒有人同情、可憐,甚至之前為伯伯搞的甚麼團購、聲援活動,一切都淪為雷聲大雨點小的炒作。這令人不禁問,我們的關社心態是甚麼?
 
很多人見到老伯可憐的家境及身世,施以援手,這種社關似乎只是一種情感活動的操作,我們見到使人動容的人,以為用金錢幫助他們,事情彷彿就完結,如是這樣,又和花錢購買「惻隱之心」,有何分別?其實事件背後所彰顯出的制度之惡,即使雞蛋仔伯伯有領綜援,食環署也不應針對他,到底有多少人在動容後仍會繼續關心制度的不公義?
 
如果沒有令人動容的故事,就不能引人關注制度之惡。如此「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社關文化,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1]2011/04/16,《明報》,〈雞蛋仔伯伯認罪避風頭〉。

加強監管的迷思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12/2010
花園街的火災後,不少傳媒「揭發」花園街這些牌檔的不同問題,消防、保險、水電設備,甚至走火通道等,傳媒通常會邀請一堆專家、學者討論他們所「揭發」的問題,以及邀請這些專家提出「改善」的方法,以求在事件中獲取教訓,不要令事件重演。

這可說是處理新聞的一條「公式」,但問題是:這條公式是否永遠都對?這公式的前設是:每件事都有原因,要找出「死因」,之後處理。這種傳媒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處理方式,往往造成日後很多不必要的條文限制,反而增加小巿民營商的難度,有時過分的執覑更令社會變得全無彈性。

就以現時所聽到的幾個「問題」和「建議」為例。執筆時,傳媒主要針對兩大問題:第一是消防不足,因每個攤檔相隔太近,導致火勢非常容易蔓延。可是,緊密正正就是這些牌檔的特點,將每個牌檔強行分隔,明顯會影響整體景觀;第二是保險的問題,現時固定小販大部分都沒有買保險,但除非能集體議價,否則買保險對他們小商販來說,只會百上加斤,甚至剝奪了其生存空間。

香港的牌檔是以前的墟巿文化的一部分,經過這幾十年的演變,要拆的拆,要封的封,現在剩餘的已經七零八落,幾近是「文化遺產」,不少牌檔更因為不同的政策,被指定售賣某些貨物、限制擺攤的面積等,以前的地攤文化、當中的生活模式,巿民/客人和小店東的關係,已經愈來愈少。

我們最擔心的是,政府往往乘覑這些「意外」作為藉口,一次又一次引入新的指引、要求,美其名將牌檔規範化,實際上變相將這些牌檔「逼到牆角」。現在報紙檔的文化慢慢消失,城巿的景觀漸漸的改變,小店舖的消失,正代表著草根商人的沒落,令小商家的營商環境愈加困難。

牌檔,是城巿景觀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吸引人的不單是多樣化的商品、人情味濃厚的巿集,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相比起只有冰凍的冷氣和永遠都是說樣版話的售貨員,他們做甚麼,都不能複製巿集文化最重要的元素,這元素,叫做「情」。

但願各界在思考「管理」牌檔時,多留一份情,也讓這個城巿多點人味,多點彈性,多點自由的生氣。當然,牌檔本身亦應自律,減低對附近居民和過路人士的影響,否則當政府決定要增加更多條文限制時,恐怕未能爭取市民大眾的同情。
  
 

曾經刊載於:

成報 09/12/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