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與政治

愛國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操，正如人自然會愛自己的家人一樣，因為當中包含的不單是感情，也是一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沒有國，那有家，沒有家，那有我。而《聖經》，特別是舊約所看到的是一種濃烈的民族和家國情懷，由一代代的家譜、故事，看到的就是一個民族的風風雨雨，與上帝的離離合合，也是人類與上帝關係的一個縮影。基督教很重視家庭、民族和國家，但又不盲目看待自己的國家、民族、甚至家庭。因為當這一切若果偏離了上帝的心意，我們只能順從神不順從人，根本沒有其他選擇，沒有政權或勢力可以要求一個基督徒愛它比愛上帝更多，對於一個基督徒從政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觸碰的底線。 
 

對香港人來說，這兩年的聖誕令人無限感慨，因為變化實在太大，我們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生活方式已漸行漸遠漸無聲。 過去的香港最令人珍惜的是言論自由和生活方式自由，作為中西文化薈萃、與全世界交流頻繁的國際城市，沒有人強迫大家接受任何的宗教、政治、哲學以及文化思潮，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甚麼也可以做，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工作和居住地點、往何處旅遊、怎樣創作、甚至怎樣罵人，更加毋須宣誓向任何政權效忠。今日許多政府高官，在回歸之前已經加入政府，幸好當年英國人沒有強迫他們效忠英國政府，否則以他們今日表現出這麼高尚的愛國情操，對上司那種無限的忠誠，應該不會為五斗米折腰加入服務大英帝國的行列，或者在政權移交的時候就應該辭職，表明自己當初是真誠地對港英政府的效忠，擁護英皇制誥。  
  
香港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成功，在於社會容許大家在思想、言論和創意方面自由發揮，毋須墨守成規，毋須太多顧忌，不理白貓黑貓，識得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令我們的電影、電視、流行曲和靈活的生意頭腦，風靡全國和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其實就算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香港人的創意無限、以及辦事的效率和水平超高，若果能夠善用他們的長處，協助政府宣傳和執行抗疫的工作，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後知後覺、經常慢半拍。  
  

我深愛的教會今年慶祝90週年，自小學返教會，轉眼已半個世紀，可以說看盡教會內種種的離離合合，甚至恩怨情仇，當中一個死結，往往是執著，而不幸的是大家執著的往往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與其說是為真理寸步不讓，倒不如說是為了自己的看法、負擔、或者個人的面子而不惜傷害了彼此的關係、甚至撕裂。 雖然大家常常都說教會是神的家，大家都像家人一樣，是弟兄姊妹，但諷刺的是，就好像我們對家人一樣，由於關係密切反而容易有磨擦，或是大家對對方都有較高的期望，一旦對方未能滿足我們的想法，很容易便會因為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因愛反而成恨！ 

教會常見的衝突往往是路線之爭，是改革現況與維持傳統之爭。對於一些返了教會很長時間的會友來說，一些教會傳統已經被真理化、甚至絕對化，彷彿任何改動都違反真理，大逆不道，於是許多教會的事工、部門開了就不能關，已存在的就不能改。例如主日崇拜的時間、形式不能有任何變動；主日學一定要在星期日舉行；詩班一定要存在；十一奉獻只可以給自己的堂會；由於政教分離所以教會不能談政治……嚴格來說，我們是跟隨傳統而不是跟隨《聖經》。

無論社會、家庭和教會，在經歷去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都出現很大的撕裂，而不少的調查都發現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抑鬱。究竟社會運動對香港基督徒在心理健康和靈命方面有幾大影響呢？若果要重建一些已經撕裂的關係，有甚麼方向是最值得我們留意的呢？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6至9月進行調查，成功收回的有效問卷 超過1,000份。 

今次調查結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受訪的基督徒本身的政治立場加上願意行動，會影響他們對其他人的同情關懷，當他們對人愈有同情心，就感到自己與神和身邊的人關係愈好，焦慮愈少，可以說是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問題是他們往往沒有易地而處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和處境。同理心十分重要，但單憑同理心去推動我們關心社會是不足夠，甚至有些危險的，因為有些人面對困境，可能是社會制度和政策的問題，亦可能是其他人的罪行，或者他們自己犯錯，我們不能夠不加分辨就完全無條件地站在所謂弱勢的一方，因為從信仰的角度，所有人都是罪人，弱勢和貧窮的人值得同情，但不等於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他們所做的就一定正確，必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