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家庭不友善的教會文化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已經響起了警鐘。在2023年公佈的「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顯示，影響年輕人精神健康的三個主要因素，分別是學業成績（95.1%）、家人期望（93.7%）與家庭關係（92.2%）。[1] 這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無數深夜書桌前疲倦身影的真實寫照，亦令親子關係處於巨大的張力之下。

「贏在起跑線」的觀念深植於香港教育土壤。大學熱門科目的學額僧多粥少，不同學科畢業生的社經地位與薪酬懸殊，驅使許多家長將學業成績視為家庭的核心投資，爭入名校、密集補習，讓大小興趣班填滿日程，都成為了家長的具體行動。當補習進修成為風氣，「不進則退」的焦慮亦隨之出現。部份家長半推半就地捲入競爭漩渦，深恐片刻鬆懈便導致孩子成績下滑，前程大受影響，層層疊加的壓力掉落在父母、孩子的肩膊上。

壓垮人的完美主義

父母愛惜孩子，為了孩子的將來未雨綢繆、出錢出力，而孩子亦渴望回應父母的期待，令雙方常不自覺地背上了完美主義的枷鎖。有學者列出了三種完美主義的面貌，它們分別是自我導向、他人導向及社會期許完美主義。[2]

如果孩子背負自我導向完美主義的枷鎖，他們會將極高的標準內化，嚴苛審視自身。一些深夜苦讀至崩潰仍自責「未夠好」的中學生，或因一次測驗失手便全盤否定自己的高小生，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內心總是迴盪著「我必須滿分」，當不能達到這極高標準時，就自覺羞恥，甚至厭惡自己。背負他人導向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會將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於孩子身上，例如孩子數學考試得了92分，父母仍會死盯著8分失分，給孩子傳遞出「你達不到要求」的訊息，直接影響親子的情感依附關係。至於受困於社會期許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盲目地相信「社會只接納完美的人」，他們認定「非band 1學校不可」，或強迫孩子參加毫無興趣的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只因他們深信「人人都在上這些課程」，其背後邏輯是「不完美會立即被淘汰」，他們盡全力迎合社會的期望，以換取認同。

消失了的遊戲時間

為追求成績，部份家長以過量補習擠壓孩子，令他們喪失了自由遊戲時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建議，兒童每日應享有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時間。然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約1,000名受訪小學學童中，僅不足半數學童達標，每日有多於一小時自由遊戲時間，24%學童每日遊戲少於一小時，9%更完全沒有遊戲時間。[3] 「自主」是自由遊戲的重要元素，遊戲由孩子主導內容及人數，亦毋須追求特定成果；[4] 這與目標導向的興趣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上述調查更發現功課時數是影響兒童社交能力的其中一項生活元素，而功課時數愈少，愈能對學童社交能力造成正面影響。如此看來，學習時數與遊戲時間確實需要取得平衡，讓孩子有充足的機會在遊戲中掌握社交技巧及減輕生活壓力。

追求進步跟高標準、完美主義存在關鍵差異，追求進步鼓勵成長，完美主義卻帶來窒息和壓迫。家長需敏銳辨別，孩子的努力源於熱愛與好奇，抑或出於恐懼或焦慮？當孩子呈上成績單時，父母的反應是關懷的擁抱，抑或是永不滿足的挑剔及有保留的讚賞？

是旦主義的三重智慧

完美主義或帶來短期成效，卻侵蝕身心健康，更令親子關係備受分數戰的衝擊。難道這些真是家長所期待的嗎？當家長感到迷失之時，「是旦主義」（Sidanism）以三重智慧提供了轉念之路，以「接納真實」（acceptance）、「跳過執念」（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幫助人調整一下想法。

父母可以怎樣應用是旦主義？父母得「接納」孩子是獨立個體，有其優勢與局限，也要接納自己並非超人，無法掌控所有變數。如果孩子的數學邏輯思維薄弱卻有豐富藝術天份，作為父母，與其努力改變現狀，強求孩子成為「全能」學生，不如是旦地接納孩子的天賦特質。「跳過執念」的智慧是指假如難題如山攔路，像孩子遇上難以學懂的方程式，與其死纏令父母跟孩子都身心俱疲，不如戰略性繞道而行，稍作休息，這非放棄，而是相信人們擁有的心理調節力，在共享雪糕、漫步公園之際，答案或於放鬆時自然浮現。最後是「活在當下」的智慧，父母需掙脫「未來成功學」的單一劇本，珍惜與孩子相處的時光。週末拋開功課進度表，是旦地躺於草地上觀賞白雲；晚餐時餐桌上不談成績分數，輕鬆地聊聊今日發生的無聊趣事。[5] 成功不必狹隘地與名校光環、獎牌數目畫上等號，從容地享用一碗熱粥、共創一幅充滿童真的塗鴉，皆是當下值得欣賞的小美善，其實父母跟孩子何需科科滿分才能展現笑顏？

給孩子最珍貴的裝備

面對人工智能（AI）浪潮，今日所謂的熱門工種或成他朝的夕陽產業。父母能給予孩子最珍貴的裝備，絕非成績分數或獎牌數目，而是堅實的親子關係所帶來的情感支持，培養孩子有穩定情緒與善待自己的智慧，並且能夠明白即使生命有起伏，仍可豁達面對。這些珍貴特質正是AI無法複製的核心競爭力。親愛的家長，讓我們鬆開完美主義的枷鎖，我們養育的是孩子，而非一張成績單，守護孩子的內在光芒，遠比執著分數更能為其照亮前路。

我在香港不夠一個月，期間使我覺得最具意義的服侍，就是為一位弟兄做了一個臨終禱告。但這也能說我是在宣教嗎？以下是我為那位弟兄作的禱告。

「安息的弟兄，你看，我沒有錯過親自在香港為你做最後的禱告，你也沒有錯過讓我為你禱告的機會。我雖然求神給你肉身經歷創造的能力，讓回到你的家人身邊，但神卻給你永恆生命，回到天家，讓你在已逝去的親人和天父身邊。我因此心情失落了一些時間，但是我還是尊重你和上帝的默契。你的生命是屬於你自己和上帝的。而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也當然掌管你的生命。你牽著上帝的手回天家了，而你所愛的親人、養育的子女、教導的學生、共事的同工、同行的友人都在紀念你，回憶你曾說過的話，回想你的教誨和幫助。他們不會錯過你銘刻於他們心中的金石良言和行動楷模。所以，你的不在就可以變得常在。我們因此也沒有錯過你。你匆匆離世，許多人的心深切懷念你，謝謝你讓上帝將你如石子般擲進我們的心海中，泛起漣漪，延展至在天家見面或是主再來的時候。深深懷念你！」

這次回港（也包括短時間去馬來西亞）是一個間接的服侍，令我感受到被接待。在被接待時享受弟兄姊妹的愛心關懷，讓我有機會告訴別人我有許多困難，許多需要，而弟兄姊妹都樂意以愛回應，為我提供接機送機的服侍、住宿的服侍，有的為我預備日用品、為我提供成藥、口罩、搬運行李、陪我和請我吃飯、送我用具、陪我購買帶回英國的物品、送我各種手信、陪我到醫院診所接受檢查和覆診、給我講道、探訪和事奉的機會、老遠特地來探我、捐獻金錢支持我的事奉等等，給我享受恩情溫情友情親情。這原本是我返港期間的缺乏和需要，弟兄姊妹都一一回應，他們對我的愛是看在主的份上，也願意關心我的宣教事工，這都是因上帝在回應我的需要。期望弟兄姊妹能因愛上帝而有所成長，期望能看到接待我的得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祝福，這是我看為間接的服侍。而我因著這些接待，得以平安回英國，十分感恩。

我6月初回到英國，既在跟進落腳劍橋的計劃，也繼續尋求事奉的方向及機會，但我仍在學習生活和服侍在宣教中，不論我在香港、馬來西亞、英國和法國，不論身處在甚麼境況，不論在做甚麼，期望我們一起按著上帝給我們機遇，彼此配搭，不要錯過任何宣教、服侍的機會。5月回港不足一個月，又住在不同的地方和去了五天馬來西亞，未能多與大家見面，十分抱歉。願主帶領，給予會面機會。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你是牧者，星期六要去青少年團契，星期日亦要回教會，暑假教會辦夏令營，你又要入營陪伴他們。其實我也是青少年，平日你要牧會，我已經無人陪伴，連暑假想去旅行，你亦分身不暇，無法陪伴……」、「為何教會開會要開到晚上12時？又為何年初一一定要安排崇拜？」以上也許是一些教牧同工家人的心底話。相信沒有信徒會反對，教牧同工雖然是教會弟兄姊妹的大牧人，但他們也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相信有不少教會樂意推行家庭友善措施，讓牧者可以同時兼顧事奉及家庭，可惜在現實中，教牧同工想要好好休息，想要與自己的親人共聚美好的時光，很多時都困難重重，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讓牧者既能事奉有時，休息有時，與弟兄姊妹暢談有時，又能與家中成員歡聚有時呢？曾是全職傳道人，現時是義務同工的家輝（化名），以及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與我們坦誠地分享他們的經歷及看法。

身份是壓力的來源

家輝在服侍的路上，與其他熱心事奉的信徒一樣，被父母埋怨過，說他只照顧教會，因為他在教會已經度過了無數的節日，特別是如果年初一至三碰巧是星期六及日，他一定沒有空在家吃團年飯或與父母出外拜年。即使他的家人抱恙，若正值他要負責教會某些活動，惟有懇請親友陪同家人去看醫生，自己則留在教會繼續服侍。

家輝並無忽略父母之心，身為傳道人，假日工作本是職責所在，但讓家輝倍感掙扎的是，在照顧家人與牧養教會群體之間要作出取捨。儘管家庭友善政策有助牧者平衡職場與家庭，然而，制度是制度，若教會未能將此價值深化為文化，或會眾缺乏認同，牧者的需求仍可能遭到漠視。有些會眾甚至期望，在任何情況之下牧者的職責便是服侍他們，他們的需要應該先於教牧同工的家庭。會眾的期望為牧者帶來不少壓力，讓牧者在作出決定時有諸多顧慮，有時會在取捨之下，事奉不一定是「甘心樂意」。

家輝在他的服侍生涯中，雖然知道神才是服侍的焦點，但他坦言，某些決定是在群眾壓力下作出的妥協。不單是他，他也分享了一位同是牧者的朋友的故事，當中有不為人所知的掙扎。故事發生在某一天的零晨時份，他的朋友已上床就寢，但突然接到一通來電，原來有位會友的親人已走到人生的盡頭，極渴望他的朋友可以到醫院一趟，為親人作一次祈禱，在無法說不的情況之下，他的朋友只有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去醫院。對於朋友的處境，家輝感同身受，坦言說若是他，也會有所掙扎，即使他未曾見過會友的親人，與病榻上的人沒有任何感情，最後還是會直奔醫院，因為他知道若然缺席，必定會失去會友的信任，後果是日後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與會友重修關係，這絕對是他難以承受的。

會眾的壓力不一定來自類似的特殊情況，簡單如教牧同工在星期一休假，當日是否要馬上回覆一些訊息，也可能讓教牧同工感困擾，如果教會整體文化又或是教牧本身明白休息的重要性，教牧同工才能休息得心安理得。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便提到，他們這一代的年青同工，大多比較重視個人空間，以及相信生活與工作之間應該取得平衡，除非有緊急事件需要處理，否則他們放假便是真的放假，毋須掙扎便能放下教會的工作。

至於過往大多認為傳道同工應該為主燃燒，鞠躬盡瘁這種觀念，現今大多的年青同工則持有不同的看法，陳同學分享到若然工作量太多，他們這一輩的傳道人會與上級溝通討論，當然，有些人會體諒他們的情況，有些人卻認為上一代的教牧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為甚麼年青牧者便不能承擔？其實，承受多少工作量與年青與否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而是每個人承受工作量及壓力都不盡同。家輝分享到他曾被人批評過「錫身」及「不夠瞓身」，曾接受過輔導訓練的他明白人始終是人，有軟弱、有情緒低落，有陰暗面的時候，不能因為他的一些狀況便否定他的價值，並且否定他仍是神所愛的一位，同時身陷低潮的人也要接受自己有這類狀態。當然，面對批評時，他會回到神面前反思自己，分辨他人的指責是否正確，若然是，自己便作出調整，若然不是，便會明白是對方的要求過高，既然自己沒辦法或能力滿足對方的要求，只好繼續專心處理面前的事務。

身為教牧的配偶也不容易

教會不單只對教牧同工寄予厚望，對教牧同工的配偶也會有相當要求。陳同學表示她的丈夫並不是傳道人，當她打算入神學院時，教會便問及她的丈夫會否上一些課程，以好好裝備自己來配合妻子的呼召，這無疑是給了她先生不少壓力。相信教會希望成為家庭友善的地方，但在現實中，當會眾對傳道的夫婦寄予厚望時，只會帶給他們壓力。陳同學感到夫婦二人一起服侍，自然會成為一台戲，當中沒有私隱可言，即使二人發生微不足道的磨擦，不經意的微表情，很快便被會友評論為黑面，她有時會反問自己，自己想要做一個真實的人來牧養會眾，還是要在會友面前與丈夫化身為一對模範夫妻。

與陳同學一樣感到壓力的還有家輝，雖然他服侍的教會沒有抱著「買一送一」的心態，即是傳道同工的配偶不需要自動成為義務同工，但他知道有一些教會，會眾的一聲「師母」或「師丈」，意味著他們對教牧同工的配偶有所期待。會眾對傳道人的配偶「另眼相看」本不是壞事，但家輝提到，這也要視乎當事人本身的個性如何，有些人天生外向，喜歡廣結朋友，跟著配偶來到教會，與弟兄姊妹相交，自然其樂融融，但有些人個性內向，得力真的在乎平靜安穩，要他們工餘時間與弟兄姊妹作海量相交，自然倍感疲憊及吃不消。家輝的太太正好是內向型，因此崇拜過後，她會先行離開教會，不會留下來與弟兄姊妹飯聚，他們可能會以為她是冷漠的人，但她只想留一點安靜的時間給自己。每逢教會舉行活動，家輝不想給太太壓力，他每每運用智慧為太太擋下熱情的邀請，自己亦不會要求她參與，因為他知道太太出於愛，會遷就他的要求，但同樣基於愛及尊重，家輝會先一步考慮到太太的需要，而不想她疲憊不堪。家輝示範了，尊重配偶的個性與需求，這也是家庭友善的起點。

為事奉得力設立界線

在忙碌的事奉或學業中，家輝與陳同學能夠同時兼顧自己的身心靈及家庭，除了得到配偶的體諒及支持，亦在於他們了解自己的強處及限制。家輝與陳同學都是內向形，需要界線及空間，以及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事奉得力。以前全職事奉的家輝，現在寧願以「平信徒」的身份活躍於教會的事奉，作此決定是因為他認為沒有了受薪同工這身份，可以免除了他人甚或自己給予自己不必要的期望或壓力。另外，不受薪代表可以拒絕一些自己不想接受的安排，事奉內容可以更自主及更有彈性。無獨有偶，陳同學亦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將來可以找一份正職，然後在教會成為一名義務傳道人。一方面，她看見教會有很多需要，但資源卻有限，這樣可以為教會減省開支，另一方面，她本身需要空間及較多時間休息，所以不想與群眾過於親近。還有，她看過不少恩賜與事奉崗位不一致的情況出現，有些教牧對某些事奉有負擔，礙於繁重的工作又或配合教會的需要，而沒有機會回應這些負擔，她坦言自己不想成為一個齒輪，存在的目的只是確保一部「機械」運作正常，她相信惟有不是受薪同工的時候，才能按恩賜服侍。

家輝及陳同學都著重空間及休息，極為認同應該按神給予的恩賜去服侍教會。他們另一共通之處，在於大家都從以人為本這一角度去思考事奉及牧者的角色。家輝提到因應時代的需要和會眾的需要，教會產生了很多事工，需要同工負責，但事工增多，並不等於牧者的人數增多，同工的精力並一定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項目，他希望當教會開拓新事工的同時，可以與教牧同工一起討論，檢視一下教會目前的狀況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開展新的工作，若然沒有，是否可以暫緩一下，而不是只由上層決定，然後直接命令下屬執行，免得下面的同工應接不暇。陳同學亦眼見有些教牧同工只是一味工作，她對此有一些提議，她認為教會中若有一些不懂得休息的教牧，為了服侍的質素，以及同工的健康及生命，決策者可以主動減少他們的工作量，好讓牧者有更多空間及休息時間，她認為體系要有彈性，才可以按著情況去完善整個制度。

家庭友善先從自己做起

若然教會有家庭友善的政策，會眾卻體諒不到牧者的需要，牧者是難以真的安心照顧自己及家庭的需要，不過，縱使教會由上而下都明白牧者的需要，牧者卻不肯放過自己，不敢「懶惰」，仍然選擇日夜操勞，那麼，也不見得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能夠落實生效。家庭友善是需要教會、會眾及牧者本人三方面一起努力的。

經歷過他人期望而來的掙扎，家輝體會到要成為一個好牧者，當然是要盡己力服侍神，但亦不必要加給自己過多壓力，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回應到每一位會眾的需要，做到為人無可詬病。反而，他認為一位好牧者，某程度上是可以讓會眾看見自己有想躺平的時候，有低沉的時候、有乏力的時候，但重要的是，不會因此埋怨神，而是靠著神接受自己有限制，相信神仍是會愛自己的，靠著神經歷每一個幽谷，對他來說，這一種生命的道更能夠牧養會眾，讓他們得到安慰。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今年3月香港文化界的「大事」，自不然就是位於北角的粵劇「殿堂」新光戲院，經歷50多年的歲月後，業主決定易手售予一間地區教會，將劇院改作教會之用。新光戲院營運者縱然多番與教會商討，希望能在改建後的教會演出粵劇，但如作出這樣的安排便要容許劇團對傳統信仰的華光先師致祭，教會與劇團對此存在不能解決的分歧，雙方暫時未能達成共識。[1]

不少人認為，新光戲院結業，不只是個別物業交易，或是某一私人機構的事宜，因新光戲院是香港現存最後一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粵劇劇院，與一般只設有電影銀幕的「戲院」（cinema）不同；新光是正式的「劇院」（theatre），不只有銀幕，更有給樂隊作現場伴奏的樂池（不說不知，新光雖然是一個粵劇劇院，但樂池設計是比照西方劇院，比一般傳統粵劇戲院有著更好的設計），又因是私營性質，粵劇和放映的節目比在政府劇院場地放映的更有彈性和話題性（如劇中人物為一連串政治人物，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榜上有名，成為了現代粵劇的主角）；所以新光戲院易手，就變成是戲劇文化傳承的問題，營運者曾經期望政府有部門能夠介入，藉以保留這個香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和集體回憶，但當局未曾介入（或根本是沒有理由介入一宗正常的商業買賣），最終新光戲院在上演其最後的摩登粵劇《小平你好》後，由劇中飾演「鄧小平」的粵劇老倌龍貫天，與劇院營運者等人主持「熄燈拉閘」儀式，之後正式結業，這與鄧小平當年就香港情況講出「馬照跑、舞照跳」的一句話，作了活生生的反諷，叫人不勝唏噓。

平心而論，單以港島東區而言，教會收購戲院建築改作堂會用途已非新事。就在新光戲院附近的國際神召會，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旁的播道會同福堂等，都是收購已結業的戲院並改建而成的。事實上，戲院與堂會在建築結構上的確相當「匹配」，尤其原有的音響效果，座位設計，與高樓底建築更是不可多得，只要進行適當改建就能使用。加上電影業發展在最近10多年（其實已不只是近年的情況）不太景氣，與其將戲院丟空，或是拆毀重建，將之改建成教會是善用資源的方法。

另一方面，保育粵劇雖然在香港社會已有共識，但不可否認的是，粵劇本身除了是藝術表演，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在大戲開鑼前戲班成員會拜祭專屬的神明華光先師，更有不少戲班會參與地方酬神、打醮等宗教活動，並會演出「神功戲」。而新光戲院結業前的營運者，他不只是一位熱愛粵劇的劇作家，亦是一位著名的風水玄學家，他營運新光戲院的12年間，經常將自己製作的一系列「大迷信」電影搬到新光戲院上映，此做法也令風水迷信與粵劇傳統捆綁在一起。有教會購入新光戲院，對於信徒來說，是頗有潔淨原來民間信仰的意味，若為了讓粵劇回到劇院表演，而再次在原有地點舉行拜神等儀式，也實在是難為了教會。

購入新光戲院的教會，該會的主任牧師曾指：「我們期待與當地社群合作，同時尊重其文化遺產。」[2] 究竟如何能夠做到？筆者忽發奇想，想到同區現時其實也有另一藝術殿堂——北角皇都戲院——正在進行重建和活化工程，主理的發展商曾表示為戲院一些部份啟動保育計劃，承諾會復修、保留和重塑戲院古蹟的歷史面貌。[3] 說不定日後皇都戲院真的可以重新成為北角區的文娛藝術表演場地，甚至能讓以往在新光戲院演出的粵劇再次上映，重現昔日的光華，那就相得益彰了。

近年很多人提到「文化遺產」，其實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涵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展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它們是被各社區、群體或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4] 有別於一般「有形」的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也可帶有物質性，甚至座落於一建築物之上，但非遺概念更著重世代相傳，以及在適應周圍環境、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它們被不斷地重塑、創造，為有關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文化多樣性，並對人類創造力賦予尊重。其中粵劇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並於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

說到此處，筆者有點不吐不快：一提到文化遺產，總會令人聯想到一些地道小店結業了，或是一些傳統手藝失傳等，難免傷感，就像昔日金曲《信》（《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當中一句歌詞：「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看著一些店舖消失或手藝流逝，人們才懂得回味。其實heritage 一詞，其重點在於「傳承」，而不是講事物已成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也不是爭產時各方關注的「遺產」，將它譯作「傳承」其實更為恰當。粵劇的情況正是如此：其實要讓其傳承下去，需要的除了是場地，還需要「人」——年青的一代加入，行業得到肯定和尊重，營運的收入使參與者可以養得起家——這些其實比硬件和場地更重要。香港的藝術政策，一向比較偏重西方藝術發展，近年雖有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落成，以及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的展開，但對於傳統中樂，粵劇等的資源投放仍見不足，尤其在培育新進方面更見不足，無人後繼傳承下去的話，粵劇就真的會成為「遺產」了。

但另一方面，今次新光戲院結業事件，卻又使我們看見「硬件」的重要性。有人或會說，教會不只是四面牆，更看重的是人的關係。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教會人數一多，便需要地方聚會，舉辦大小活動，除了人多好辦事之餘，還是「有件磚頭在手」穩陣！今次新光戲院結業就說明了，文化遺產雖說著重「傳承」，但如果能有一個物質的「外殼」，用來保存和凝聚大家，肯定有助於發展。今日香港，百業情況不如往日興旺，教會和機構營運都很困難，單單口裡說支持，實在難以維持。患難見真情，由「得把口」（或在社交媒體上）讚好，轉化成「硬貨」的實質支持，對教會和機構更為重要呢。

時勢艱難，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疫情之後，再遇上經濟不景，過去一年，不單不少連鎖店、酒樓和戲院要結業，一些堂會和機構亦面對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一些過往有心有力的奉獻者（如教師、社工、醫護等專業人士）的退休潮和移民潮仍未完結，雪上加霜，不少機構需要大刀闊斧節流（包括減薪、裁員、搬去較細和租金較便宜的辦公室、以及削減某些事工等等）。我在機構事奉25年，經歷過沙士、雷曼兄弟破產、社會運動和疫情等種種情況，今次的情況看來更為嚴峻，估計對不少堂會和機構來說，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要面對財政壓力。不過，作為領受異象和使命而創立的團體，只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深信上帝會用出人意外的方法供應各堂會和機構所需。

因此，在考慮任何應變方案之先，必須重新思考堂會和機構在當前的社會環境，究竟如何繼續持守成立時的異象和使命是最重要的，因為一些事工在成立的時候可能有特別的需要，當時移勢易，若有關需要已不存在，堂會或機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光榮地退下火線並不是值得羞愧或難堪的事，若仍有心志事奉，上帝自會讓大家看到新的召命，按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新變化，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作為一個使命團體若只為了維持日常運作，同工卻渾渾噩噩是沒有意思的，也浪費了支持者的奉獻。有些人因為對自己創立或事奉了大半生的堂會或機構有些情意結，就算組織已長期陷入困境仍不想結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是管家和僕人，上帝才是老闆，祂在不同的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人和群體以不同的方法去服侍祂，我們若將堂會或機構當作個人的成就或產業，反而是自高自大，求主給我們能看清時勢，知所進退。

除了結束營運之外，其實共享資源、甚至是合併也是善用緊絀資源的好方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竟然有1,300多間堂會和數以百計的福音機構。當中一些小堂會因為人口老化、沒有新人加入等因素而餘下幾十會友，當中甚至沒有傳道牧者；有些老化的機構平日甚少活動；也有些機構的事工大同小異，卻各自要負擔幾名同工和辦公室的開支，實在吃力不討好。現時是加強堂會和堂會、機構和機構、以及堂會和機構之間合作的大好機會。

一直以來，很多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浪費了大好的地方，重門深鎖，一些機構卻要捱貴租，彼此共用地方（無論是誰租或奉獻給誰），也是雙贏的方案，但就像非到疫情大家不願意主動學習透過網上直播聚會和開會一樣，大家都很少主動求變，也許現在是時候在非自願但不反對情況下認真地考慮一下了。其實加強合作是雙贏的方案，讓堂會和機構彼此找到合作的伙伴，因為很多時堂會缺乏接觸不同對象的網絡，機構則缺少人力和金錢，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香港寸金尺土，若能省下一筆租金及共用辦公室的器材，小數怕長計，亦十分可觀。

對於一些坐擁大量資金的聯會機構或有可觀的購堂或其他儲備的堂會來說，在現時的環境，增加對不同機構的奉獻、設立一些基金讓不同機構申請、甚至短期免息貸款給一些週轉有困難的機構，比起建堂或儲蓄有意義得多。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希望各聯會或大堂會的領導層能有更廣闊的國度觀，將所有主內的群體看作肢體，「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4-26）我們都只是神委託的管家，所有資源都是神交給我們好好運用，它們都不是團體或個人的財產，財主進天國的困難，在於不願將財寶分給有需要的人，無法積聚財寶在天國，也許這也是主耶穌對所有較為富裕的聯會或堂會的提醒。

另一方面，當社會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一些有穩定收入的弟兄姊妹應該更多留意自己的堂會和不同機構的需要，為了支持自己認同機構的事奉和服侍的群體多走一步。此外，不少弟兄姊妹沒有結婚或沒有子女，若能及早為身後事作規劃，將自己的住宅和其他財產在安息之後，將一部份奉獻給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這些奉獻能對機構的財政起到穩定的作用，而這樣做也是一件美事，可以在自己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之後，將祝福延續下去。教會群體就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忠心事奉而傳承下去的。教會也好、社會也好，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比起戰亂、逼迫、洪水、地震、瘟疫或在曠野飄泊來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其實又算不得甚麼，只要眾教會和弟兄姊妹都願意跟隨主的教導去事奉、奉獻和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神自然會透過奇妙的安排，供應眾堂會和機構的需要。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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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個意念頻頻出現：逍遙和無國界。提早七年退休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至今已經九年多，雖然現在已經年屆真正的退休年齡了，也不想令這些時間變成人稱的「垃圾時間」。但是我不勉強必須要做甚麼，去哪裡，要做多久……我只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有時候會因為情況有點困擾，但爭取不來，就罷了。想要的，是逍遙吧！

回港四個月，首先處理身體健康問題，經過多項目的覆診後，知道大概情況穩定，衰退難免，新病症是睡眠窒息症，它對走動和工作無大礙，於是繼續考慮及等候決定以甚麼方式生活，是宣教還是退隱。按向來有的歐洲華人宣教異象，尤其對法國的「偏心」，又有一兩個法國華人教會的邀請，但又沒有把握申請居留，於是按個別教會的提議，先取得BNO visa落腳英國，其後再申請去法國服侍。於是回港後第二個月就打算賣房子，準備移民英國。經過兩個月的禱告等候，終於找到買家，開始執拾家當及交樓的工作，並於10月初出發去英國。

按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我是既可在英國逗留和事奉，也可在歐陸地區服侍華人，並且可以抽一些時間回香港，除了要考慮體力能否應付外，我發現竟可以變成沒有國界限制的事奉，真的是作天國的僕人（太二十五）。殘留的軀殼，不配獻主，但也不想鏽壞，雖是碎渣兒，也不要浪費（可七24-30）。青春健康活力已逝，主既沒有吹滅將殘的燈火，就以逍遙自在方式享受當下的事奉和生活。這是我最近體會到的一種「死不如生」的生命意義。生命是主給我們的禮物，但若主接我回去，也是一份禮物。因為主看是好的，就會給我。賣房子及執拾東西期間，體會上帝給我那麼多恩典，既滿懷感恩，但也不能留戀，拍下照片後，就放手，走人生路，要學捨下，才能走得好。沒有國界，沒有包袱，這也是逍遙呀！

人生就像一場海上旅程，在茫茫大海之中，有時十分容易迷途，而只要小小的偏差，最後卻可以偏離到千里之外！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許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一個不慎便會落入一些並無根據的迷思，但卻以為自己掌握了一些駭人聽聞的真相和真理。就像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對戀愛都有不同的迷思，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今天，透過交友程式衍生出的戀愛觀，以及近年興起的「pre拍拖」戀愛模式，究竟是為對戀愛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機遇、還是新的危機呢？又如西方興起的性別自主、認為性別可以隨意跨越的風氣，同性可以結婚、同性可以領養或透過生殖科技刻意帶來「沒有父親」或「沒有母親」的下一代，究竟是擴大了婚姻和家庭的定義，還是令婚姻和家庭逐步瓦解呢？

很多事物的原意是好的，但拿捏不準便會有反效果，就如互聯網是劃時代的重大發明，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和學習模式，但亦是令不少人沉溺的開始，成長和成癮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正如勇氣和冷漠亦然，作為信徒如何在當今世代勇敢地活出基督而不是頑固地羞辱主名，值得我們常常小心細察。此外，當教會很多時高舉一些價值卻沒有活出應有的樣式時，只會令信徒和非信徒都感到迷茫，例如當我們不斷強調婚姻和家庭的重要，但在教會生活各項安排卻用了許多對家庭不友善的方法時，只會令其他人嗤之以鼻，適得其反。希望今期《燭光》能夠刺激大家的思考，一起努力走出迷思、避免迷途。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是耗時五年製作的電子遊戲，開發團隊超過100人，遊戲獲得了業界極高評價，並贏得多個電子遊戲界的獎項。[1] 這個開放世界的動作冒險遊戲，其魅力在於非線性玩法，又給予玩家很大彈性和自由度。這類電子遊戲能獲得空前成功，自然與研發團隊投入的金錢與時間有關，不過，如果家長也願意花一些時間和心思，參考一下這些遊戲的設計元素，也可以為孩子設計一些小任務，豐富他們的學習體驗。

以溫習為目標的任務

在此以幾個小任務作為例子，它們以小學英文科的「位置」課題、數學科的「使用貨幣」和「時間運用」課題為溫習目標，嘗試把相關的溫習內容融入四項任務中。第一個任務是中文購物委託，題目為「請到明記購買一包果汁糖和一袋200支裝的棉花棒」，這樣就可以讓孩子溫習一下如何「使用貨幣」了。第二個任務是英文購物委託題，題目為「Please buy a carton of lemon tea in a shop next to the supermarket」，這樣既可考考孩子的英文理解能力，又可以測試他對「位置」的認識。若以上兩家商店有不同的營業時間，更可考驗孩子對「時間運用」的掌握。

第三個任務是有關遊戲世界裡很常見的搜集情報工作，參照遊戲的玩法，請孩子以拍攝照片來記錄資料。至於需要搜集哪些內容，大家可按著想要溫習的範圍去思考，例如調查某貨品的售價、購買飲水機樽裝水的程序，就可溫習「使用貨幣」，調查郵筒的收集信件時間就與「時間運用」有關。第四個任務是調查特定的巴士時間表，涵蓋的內容包括了數學科的「時間運用」，題目可設定為：「小明打算在星期一早上6時在尖沙咀警署附近坐6號巴士到東京街，那個時間是否有巴士服務呢？為甚麼？」

設計有質素的任務

「任務」是令人期待的特別活動，為了讓孩子耳目一新、增加樂趣，家長可參考遊戲裡的字詞去列寫任務清單，孩子讀起來就會更投入。一個優質的任務，其內容需要包括一些簡單、容易操作的部份，以及帶有一點難度、需要動動腦筋才能完成的事情。除了運用知識，完成任務的過程還包含心態上的鍛鍊，例如培養抗壓力、鼓起勇氣、建立自信、學習時間分配等。

遊戲世界中有一項減少提示的原則，參考這項原則，家長可以不用講解任務內容，只需把任務清單交給孩子自行閱讀就可以。任務過程將由孩子作主導並獨自完成，因此選取活動地點的大原則就是安全和孩子熟悉的地方。如果孩子已先後完成過好幾次任務，由於已累積了數次體驗，家長可視乎孩子的狀態挑選其他地方，或是邀請孩子的朋友來一起參與，完成新的任務，這也是增添新鮮感的做法。在電子遊戲世界裡主角遇到挑戰是很常見的事，設計者不會急於為玩家提供答案，而是鼓勵他們自由探索和進行各樣嘗試。因此在任務期間孩子可能會主動請求幫忙，家長只需要扮演一個「默默無聲、讓孩子放心的標示牌」，在遠處跟隨，保持微笑及給予眼神鼓勵就可以了。

開放世界的冒險好玩之處，在於玩家能有很多選擇，又因為有存檔功能讓玩家可以隨時回來再玩，故此溫習任務最好不設時間限制，孩子可自行決定開始及完結時間。在安全的情況下，就算孩子作出看似奇怪的舉動，家長也得尊重孩子的選擇，切勿以做功課練習的心態，如「是否已完成、對錯」去評論孩子的表現。

即時的奬勵

在日常溫習時，當孩子能順利回答普通題型的問題，就要嘗試作答一星、二星難度的挑戰題；相對之下，在電子遊戲的世界裡，當突破遊戲的關卡後，玩家會獲得即時奬勵。對於高難度的遊戲任務，設計者會作好脈絡的鋪排，先為玩家安排好伙伴或裝備，為的是讓玩家能通過考驗及贏得稱號。這些奬勵和幫助不就是吸引玩家自發性地打爆機，以獲取終極勝利的原因嗎？因此家長需要在溫習任務中加入孩子喜歡的獎勵，例如上文提到的購物委託，就可以設定為購買孩子喜歡的食物，任務完成後就能與家長一邊享用美食，一邊傾談。

整個任務完成後，家長需要專心聆聽孩子的分享，例如訪問孩子與店員互動時的感受等，並以實例來說出對孩子的欣賞，例如「剛才你耐心地找尋目標貨品，媽媽很欣賞你的堅持！」家長花心思去設計好玩的任務，不但能增進親子關係，也能見證著許多珍貴的時刻，例如孩子體驗到與人互動的快樂、完成任務後的滿足笑容，說不定大人和孩子都會愛上溫習任務呢！

資料庫

電子遊戲元素走進生活中

1980年代有學者撰文指出電子遊戲的元素可以應用在教育中，到了2002年，更有遊戲工程師發明了遊戲化（Gamification）這個新詞，以說明將遊戲元素融入非遊戲領域的理念。[2] 今日，遊戲化已成為一個熱門課題，人們會思考如何將徽章、積分、獎勵和排行榜等遊戲化元素，應用在行銷、企業管理、學習等範疇中。[3] 在國際教育會議中，與會者會討論如何透過遊戲化學習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4] 另外，也有大型連鎖快餐店推出過大富翁貼紙，將貼紙送給購買食品的顧客，而集齊相同顏色的貼紙更可換取獎品，此舉真的刺激了快餐店的銷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