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記者不是傳聲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6/07/2015

記協今年以「香港兩極化 記者內外受壓」為題發表最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描述香港記者面對極大的壓力,除了受到傳媒老闆、編輯的新聞審查及扭曲消息,同時社會大眾亦質疑記者是否在報道真相,認為他們收錢為政權發聲;部份警察、甚至示威者更彷彿視記者為敵人,對記者使用暴力。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上周在一個論壇中表示,對抗制度內的審查,網絡新聞24小時運作的模式,或者可以減少消息被封殺的機會;至於在社交網絡或者youtube等公共媒體發佈新聞,則可以減少因廣告商抽走廣告而來的壓力;而「全民皆攝記」讓巿民也有機會拍攝到具質素的新聞相片等等,這些都能為新聞採訪帶來一些不同的方向。

近月不斷有報道,除有前無綫記者透過網絡集資成立新聞社,專門進行調查新聞;同時亦有不同的人從傳統紙媒走出來要成立新媒體,種種跡象可見傳媒人正在把握新機遇,迎接大時代的來臨。不過,不少業內人士均擔心,網絡資訊良莠不齊,網媒資源不足,只是稍為修改傳統媒體的新聞,之後再加一點評論便當作自己新聞,一般巿民未必懂得分辨,有時甚至將未經證實及錯誤的消息加以廣傳,令更多人質疑記者的角色。

所以,我們既要學習辨別報道的真偽,同時若發現這個社會仍然有優秀的記者,懂得發掘新聞而又不怕困難時,請大家好好珍惜他們,給予他們機會,也請尊重他們的工作。記者不是任何人的傳聲筒,他不一定會傳你想聽,或者你喜歡聽的說話,但記者應該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找到合適的人,讓他們說話,讓事實呈現,令社會大眾能更接近真相,那怕只是那麼多一點點。

讓我們都成為那個協助及監督記者工作的一群,讓他們勇於說出自己所知,又為他們鼓勵和打氣。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6/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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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備,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使用,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發放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今年8月,時任《紐約時報》行政總裁Mark Thompson便曾說過,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的《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今年7月宣佈停刊。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亦在7月底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去年10月暫停派發。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面對的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7/2020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5月公佈2019年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分數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1]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於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0,亦是歷史的新低。[2] 香港電台亦因為個人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及諷刺時弊節目《頭條新聞》而被分別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之後政府於港台內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其管治及管理。[3] 我們特意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分析一下傳媒所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境況。

梁博士指出,大部份傳媒主要分兩種付費形式:直接付費與間接付費。直接付費是受眾直接購買或訂閱,如報紙或付費的媒體平台,如在Patreon看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分享,[4] 訂閱者更可與KOL對話;而間接付費,就是通過廣告來獲取收入,如我們在看YouTube時看了廣告,廣告的費用會間接分發給有關的KOL,他們又會繼續製作節目分享創作或意見。

傳媒的處境

明光社

梁博士認為,香港電台隨著時代和市民的轉變,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開始時扮演著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拉近高高在上的政府與不理政事的市民的距離,到現在多了市民關心政事,積極熱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通過參與投標一些外判節目,製作特別主題的節目在電台中播放。現時政府想將香港電台變回做政府的喉舌,站回政府那一邊,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政策方針,所以給了該台不少壓力。「當中的矛盾點就在於政府的利益與市民的利益不一致,當香港電台想代表市民講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時,就被視作不忠於這政權。」

對於香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已被中資收購,梁博士認為它們亦面對著同樣的壓力,又或在廣告收入上被操控。她說:「在街上買到的報刊,它們所報道的,有很多都會跟著政府的『主線』。如『國安法』,很多媒體的回應都興高采烈或表示支持,連保持沉默、不表態的權利都沒有。」

對於相對自由度較大的KOL,梁博士觀察到近來愈來愈多KOL由YouTube分享平台轉到Patreon,因為如果在YouTube觸及「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或「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敏感」議題,該影片就會被「黃標」,[5] 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也無法賺取流量相應的分紅,即是以減少KOL廣告收入來逼使他們閉嘴,使投入很多資源去製作影片的人士感到困擾。

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國安法」的設立

對於設立「國安法」,由於香港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局面,梁博士稱未知影響會有多嚴重。會否一開始就很嚴厲?危害國家安全所包括的範圍有多大呢?會否嚴厲到批評或指出重要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負面消息也不容許呢?或是讓大家去協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間去發佈言論?她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擔子,如媒體不能如實評價商業活動,相信會影響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未來,她也感到憂慮並說:「這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陰霾或壓力,不同界別的人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相關或概念上有負面的東西?是否完全避而不談呢?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又何在呢?」

抬頭不做鴕鳥

面對媒體不同的聲音,梁博士明白我們很容易選擇性地看自己認為安全或舒服的訊息;遇上與自己一向信念相違的,或不想那事情發生的資訊,就會似鴕鳥般把頭埋在沙裡不看。她建議我們多開放自己去理解社會分裂的狀況,多去了解不同人所講的「真實」究竟是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事情還是在發生中,對香港任何人都會有影響。

最後,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或作為一個體驗普世價值的地方,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一條最後的防線,如果被人破壞了,就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分別。這個經過百多年建立的金融中心,世界性的一個窗口,是大家努力建立出來、值得擁有的,所以她建議我們要捍衛自己重視的、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堅持這城市的核心價值。在不同位置的人,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自己,做得更加專業,以我們的專業來拖慢制度變化的速度。


[1] 蘇鑰機:〈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 又見新低〉,《明報》,2020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00514/s00022/1589363481084/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又見新低(文-蘇鑰機)(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2] 黃金棋:〈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 香港排80創新低 中國續排倒數第四〉,《香港01》,2020年4月2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2623/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香港排80創新低-中國續排倒數第四(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3] 〈記協憂當局高壓整治港台 促讓職方代表加入專組〉,香港電台網站中文新聞,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9001-20200528.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管治及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28/P2020052800280.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4] Patreon是一個集資平台,讓創作者向贊助者以每件作品或定期取得資金。加入分享內容是免費的,但當創作者戶口有收入時平台就會收取2.9%或5%的費用及服務費;平台適合文字、藝術創作的人士,在其中分享影片、影像、文章、音樂、連結等不同的創作形式。

[5] YouTube影片廣告營利符號:當YouTube影片啟動了營利功能後,YouTuber(常在該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會見到三種關於廣告收益分享的符號:綠色可正常獲得廣告收益;紅色則完全沒有收益,這主要是因侵權問題導致;黃色是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只會有很少廣告甚至沒有廣告收益。〈YouTube黃標惹爭議 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2月24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72438/YouTube黃標惹爭議%E3%80%80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私隱如何在網絡世界中洩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11/2019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2019年10月初公佈的數字,由該年6月中至10月初,涉及「起底」及網絡欺凌的相關個案達1,960宗,牽涉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12個。[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自2019年6月中至9月初共接獲約1,100宗網絡「起底」的投訴,對比以往每年只有約100宗網上欺凌的投訴,數字急增10倍。[2]

而有關「起底」行為涉及有人收集了個別人士(包括兒童)的個人資料後,再於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向公眾披露。其目的很可能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煽動公眾向「被起底」者作出恐嚇、排擠及欺凌等行為,亦有可能是想藉著上述的行為打擊言論自由,令「被起底」人士不敢發聲。

公署表示,涉及事件的人士在未獲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披露了對方的個人資料,為當事人帶來心理傷害,所以涉事者更可能觸犯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刑事罪行,個案亦會交予警方調查。

明光社

分享個人資料的潛在危險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網,使用者的身份原本都是匿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用搜尋器自由瀏覽資料,除非追蹤IP地址(IP是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定的簡寫,IP地址即分配給網絡上使用網際協定的裝置的數字標籤),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使用者是誰。但隨著社交平台的出現,網民喜歡在網上分享個人生活片段、資料,每天主動開心分享資料給網友,而沒有察覺當中的潛在危險。

在此,筆者想邀請讀者在網絡搜尋器上鍵入自己的中、英文全名,看看在網絡中可以搜尋到多少有關自己的資料。最先出現的搜尋結果,很有可能是和你同名字的人的相片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的連結,如按入有關連結,便會找到和你一樣名字的人的社交平台用戶列表。如果你以自己的相片作為社交平台的頭像,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如果你平日以真名在網上分享文字或藝術創作,搜尋器亦會按著受歡迎程度,列出有關作品。

善用私隱設定

對於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被人關注的人來說,例如藝人或公眾人物,如能被搜尋到,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各位讀者,這是不是大家期望的事呢?在搜尋到的資料中,到底有多少是你沒預計過會被找到的?你有沒有搜尋到你不想被人見到的相片或個人資料?如你曾在商業社群網絡(如LinkedIn)上載過自己的履歷,以便找工作和讓同業或獵頭公司找到,你又是否想讓任何搜尋你名字的人看到有關資料?你願意公開自己所有資料嗎?其實,在社交平台可以作不同程度的私隱設定,設定由完全公開、部份公開、只供朋友圈內看、某些資料只供某些人看等,小心使用不同程度的設定,就可以令私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當然,在分享資料時不設限制,在平時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有人想對你「起底」,所有有關你的資料就會被一下子翻出來,還有你的家人及朋友,都有機會被牽連及滋擾。

受害人慘遭滋擾

在2019年10月,有則虛假訊息流出,有人在網絡上公開了疑似是槍傷學生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實遭「起底」人士並非有關警員,只因二人樣貌相似才被誤會),被公開的資料包括了他的全名、手機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虛假的警員編號,在網絡中更可以找到他的家庭照片,他太太公司的名稱等。雖然後來發現資料失實,但該名被錯誤「起底」的人士卻受到滋擾,有大批市民圍住他太太工作地點的出入口,雖然他們沒有進入舖內,仍使有關人士感到恐懼。[3]

如不幸被人「起底」,可以向散佈資料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投訴,望能暫時止住資訊繼續散開。另外,亦可向公署投訴,公署在跟進後,或會要求涉事平台移除連結,並要求平台的營運商提供涉事網民的用戶登記資料及IP登入資料。[4] 不過,對於境外運作的平台,公署並無權力迫令域外機構移除及停止上載「起底」、甚至違法的內容及帖文,公署只可以與有關地區保障私隱的機構聯絡,要求它們跟進。私隱洩漏多寡,往往與自己和他人的習慣和態度掛鉤。

 

(本文原載於第129期〔2019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私隱專員公署就近月「起底」及網絡欺凌行為的最新報告 重申有關刑事罪行後果嚴重 可判罰款或入獄〉,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9年10月8日,網站: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1910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3日)。

[2] 〈【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 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明報》,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906/s00001/1567759264153/【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3] 求驗傳媒,2019年10月2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photos/a.701245323285019/2408658695876998/?type=3&theater(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4] 〈警方首次以私穩條例檢控一男子網上起底〉,metroradio.com.hk,2019年9月30日,網站:https://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19093020040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聆聽同溫層以外的聲音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19

如果大家在2019年,都很關心在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情,為了了解事態發展,當時除了會看電視新聞外,更會於網上的社交媒體看新聞。但如果你沒有主動到不同的新聞網站去找新聞看,而只是被動的在社交媒體看別人分享的資訊,你很有可能只收到一些偏向某一角度或立場的資訊,也就是說你閱讀資訊或新聞時已不自覺的有了「偏食」情況。

過濾氣泡與回音廊

由於大數據的出現,令社交媒體更容易掌握用家的喜好,它們會把用家喜歡的東西先浮現在螢光幕,而不是按事件的重要性或發生時間來決定優先次序。這種做法是在縱容用家,用家常常看到的都只是一些討好自己的資訊。這種將個人化的資料過濾及篩選的小圓圏,叫作「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在中文世界裡亦可稱作「同溫層」(stratosphere),[1] 在社交媒體或搜尋器之下,系統會知道用家的習慣、喜好,並會經計算後把它認為「好」的東西給用家看,但當中極可能濾走了用家不喜歡看,但對他們重要的東西,包括一些事實或真相。

而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看到朋友圈裡的近況、分享的東西,往往也是經過演算才送達我們的眼前,當我們按讚或作其他回應,則會強化了計算,系統會再張貼類似的帖文,而這也會將關注有關事件的人拉近一些。「回音廊」(echo chamber)就這樣慢慢形成。

當相同或相近的意見不斷重現,我們的思想就會被強化,也會誤以為與我們持不同意見的人數目很少,而我們亦有可能會輕易相信與我們立場相近的假新聞,因為當謊話在回音廊中不斷被重複,人們就會容易信以為真。[2] 而有研究發現,假新聞在網絡中流傳的速度比真新聞快,因為人們喜歡看故事,而假的政治新聞比其他類別的假新聞廣傳得更快。[3]

玻璃心與反脆弱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及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認為,美國有些學校建設了「安全區」(safe space)保護學生,令他們聽不見一些反對的言論,以免他們受傷害,其實這是過份保護他們。他認為除了家長的過份保護,社交媒體亦是「玻璃心」的根源,因為回音廊令他們出現極嚴重的「圍爐取暖」現象,只愛與意見相同或相近的人走在一起,不能接納異見聲音,這令他們的心靈變得脆弱。[4] 他認為要扭轉這局面的關鍵,在乎我們是否懂得抱持「反脆弱」(antifragile)的態度,如果為了保護孩子,而不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不讓他們面對衝突、辱罵等,我們只是在阻礙他們變得強壯。他引用了一句至理名言來說明:「那沒有殺死你的,令你變得更強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5]

試試離開同溫層

按人的本性,我們很自然傾向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一起,因為思想接近,傾談時也會感到舒服一些。因此,我們很可能會習慣對他們所說的都讚好……然而,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我們又會如何處理?會選擇靜默、退出群組、不看他們的帖文?或unfriend他們,不跟他們做朋友嗎?我們又可會想想主動和他們傾談,回應他們,令大家可以溝通一下,減少大家的分歧,甚至撕裂嗎?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離開舒適的同溫層,去不同的專頁看看,聽聽不同立場的人說甚麼。當然你不一定要參與討論,但也可以看看不同群體的關注點在哪。筆者估計,你極有可能會看得很不舒服,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根據著名電腦科學家保羅.葛蘭姆(Paul Graham)的「反駁金字塔」(the hierarchy of disagreement)及他在〈如何反駁〉一文指出,[6] 許多人一遇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會選擇以辱罵對方、批評對方語氣等較低層次的方式回應。但如果我們選擇慢慢去觀察及思考對方的說法,細思自己為何會不同意對方的意見,再比較自己的論點及想法跟對方有甚麼不同,就可以將焦點放回討論本身,就事論事,或許我們會找到彼此的共通點,或發現對方說得不錯的地方。

尊重不同的意見

誠然,我們需要承認有不同的聲音存在,持不同意見者並不是非理性的,他們的想法背後,必有其理由,我們可以試試去了解。而且,我們要主動地去聽這些聲音,以致我們所了解的世界並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及多面的。所以,在社交媒體中,我們要主動去找不同的專頁及不同的朋友,了解他們的想法。我們更要走出社交媒體,看看不同立場的媒體所報道的角度,甚至走進社會不同的地方,親身去感受和體會社會現正發生的事情。因為在網絡世界以外,我們還可以真實地接觸到許多生命及聲音。

 

(本文原載於第128期〔2019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Filter Bubble是甚麼?〉,台灣搜尋引擎優化與行銷研究院,2012年5月29日,網站:https://seo.dns.com.tw/archives/590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李佳佳:〈「同溫層」使你更自戀〉,《天下雜誌》,2017年2月8日,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81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明報》,2017年5月25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70525/s00022/1495673751288/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Soroush Vosoughi et 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 no. 6380 (March 9, 2018): 1146–115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0/1146.

[4] Edward Ho:〈玻璃心世代:Jonathan Haidt談政見兩極化〉,《立場新聞》,2019年7月26日,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玻璃心世代-jonathan-haidt-談政見兩極化/(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5] Jonathan Haidt, “3 great untruths to stop telling kids—and ourselves,” BIG THINK,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18, https://bigthink.com/videos/3-great-untruths-to-stop-telling-kids-and-ourselves

[6] Paul Graham, “HOW TO DISAGREE,” PAUL GRAHAM, last modified March, 2008, http://www.paulgraham.com/disagree.html.

知難而進 如何在傳媒的地雷陣中逃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5/2019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明光社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人臉辨識與私隱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19/11/2018

人臉圖像是人體生物特徵的一種,與個人指紋及虹膜等一樣,乃與生俱來,獨一無二且不可改變。雖然單憑這些「記認」,一般人都未必可以確定它們是屬於誰,但這些資料若與其他個人資料連結,就會成為能夠辨識身份的個人資料,亦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為甚麼如此嚴謹?因為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料,指紋、面部圖像等早已被執法機構應用在刑事調查中作身份識別,所以建議使用有關資料的人基於個人資料的特殊及敏感性質,提高所採取的保障措施。[1]

收集資料方式不易察覺

人臉圖像的辨識技術的準確性,雖然低於虹膜和指紋識別,但三維識別加上皮膚紋理分析等不同技術的結合,令人不易偽裝,加上它是非接觸式和非侵入性的生物識別技術,故被廣泛採用。有關技術是把臉部圖像採集、臉部定位、臉部圖像預處理(preprocessing)、身份確認及尋找等一系列相關技術構建成的系統。這種搜集資料的方式並不會惹人反感,因為記錄、拍攝過程不會引人注意。

速度方面,2017年已有人臉辨識技術能做到,在一秒內從3,000萬人的資料庫中,將人辨識出來,失誤率僅0.3%。[2] 其速度之快令不少地區使用這門技術在保安系統上,尤其在人流多的地方,如各地機場、香港e-道、日本國內港口、澳門賭場等,[3] 都已經或將會採用,以識別恐怖份子或防止洗黑錢活動。[4] 在內地,就曾有歌手舉行演唱會期間,公安以此技術逮捕了六名逃犯。[5]

除了門禁系統,即在通道或建築物進出口使用系統,亦有應用在手機解鎖、識別使用者、人臉支付等工具上。

在手機應用程式方面,有社交媒體如facebook,已有臉部識別功能,當用戶上載相片,系統的「標籤建議」服務可以識別相中人,並自行建議可標記的朋友,經用戶確認後就可標記於相中(該功能在美國引起了私隱爭議,法院裁定用戶可為此提出集體訴訟)。[6] 在手機遊戲方面,內地為了持續優化未成年人士健康上網保護方案,於2018年9月起以手遊《王者榮耀》為試點,以視頻認證的方式作小規模人臉識別技術測試,實行最嚴格的實名制,判斷用戶是否已成年。12歲以下用戶每天只能玩一小時,並且不能在晚上9時至早上8時時段內玩遊戲,超過時限亦不能再玩。[7]

偵測人群的情緒

另外,人臉辨識還可以偵測人的情緒,如快樂、厭惡、憤怒等,以協助測試客戶對新產品的感覺。技術亦可應用在演講廳和培訓中心,偵測在場人士的注意力,了解他們對甚麼特別關注或感興趣。此外,由於技術可以辨識人的緊張等情緒,這有助保安在人群裡發現潛在暴力,或可疑人物。[8] 不過,我們得注意,當這些偵測的結果被記錄下來,並作分析,那就代表出現在市面上的產品,或被我們搜尋到的產品,其實都已經是「迎合客戶所好」的廣告,或已個人化的菜單——即系統先為我們作了篩選的菜單,這還算得上是自由選擇嗎?

社會信用體系

人臉辨識技術蘊含的力量不可小覷,如果將這門技術應用在監控社會方面,可想而知個人私隱可以如何被嚴重侵犯。在中國,人臉辨識技術被用作「社會信用系統」評分,加上對互聯網相關活動的監控,形成了「天網」,人民的一舉一動都被評分記錄。國務院在2014年提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計劃在2020年前建成對全國人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9]

該系統現時已在部份地區試行,一個人的社會信用分數會根據其在網上以至日常生活的行為而增減,如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於網絡發佈假新聞,又或於非吸煙區吸煙、超速駕駛等,都會影響個人評分。如果評分低便會成為「嚴重失信者」,令有關人士的自由受到限制,如不能乘坐飛機、火車、入住某些酒店及不能申請信用卡等。信用評分不佳更會影響到升學、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等都受到限制,甚至會株連子女,影響他們升學等。而被列入黑名單、姓名會遭到公佈等情況,亦是令人極為憂慮。[10]

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有好的行為和成為有質素的公民,都是大家當盡的本份,但這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在「天網」的籠罩下,人們在網內網外的一言一行都被「老大哥」監察,失去了自由。所有被記錄下來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又是否被高度保護?它們會否被人任意挪用,或用來作為威脅的工具,這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但潛藏的危險則令人憂慮。

 

(本文原載於第123期〔2018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私隱專員回應有關使用智能手機的臉部辨識功能與私隱事宜〉,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7年9月18日,網站: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enquiry/enquiry_2017091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2] 〈NEC人臉辨識技術失誤率僅0.3% 稱霸全球無人能敵〉,每日頭條,2017年10月27日,網站:https://kknews.cc/photography/z2638xp.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3日)。

[3] 陳端武:〈澳門賭場ATM導入臉部辨識技術防洗錢〉,DIGITIMES,2017年7月24日,網站: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id=0000507619_p9x5e5is28qlzf8zhr39b(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4] 〈新聞背後:傳澳門賭場早安裝容貌辨識系統〉,東網,2017年10月5日,網站:http://hk.on.cc/int/bkn/cnt/news/20171005/bknint-20171005191525494-1005_17011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5] 〈「逃犯剋星」張學友今年第六殺 公安再靠人臉辨識捉拿逃犯〉,《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18年7月9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11014/「逃犯剋星」張學友今年第六殺%E3%80%80公安再靠人臉辨識捉拿逃犯(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6] 〈FB相片人臉辨識功能 面臨美國用戶集體起訴〉,《星島日報》,2018年4月17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693022/即時-國際-FB相片人臉辨識功能-面臨美國用戶集體起訴(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7] 〈騰訊手遊《王者榮耀》作人面識別技術測試〉,《信報》,2018年9月29日,網站: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1956412(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騰訊《王者榮耀》 試行人臉識別〉,《明報》,2018年9月30日,網站:https://www.mpfinance.com/php/daily2.php?node=1538245400038&issue=2018093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3日)。

[8] 〈人臉辨識技術的五大驚人應用〉,威盛新聞,2018年8月7日,網站:https://www.viatech.com/tw/2018/08/things-you-can-do-with-facial-recognition-tw/(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9] 汪宜青:〈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BBC News 中文,2018年10月1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886126(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10] Andy Cheng:〈中國將實施「社會信用系統」,對民眾的行為進行監控與獎懲〉,明日科學,2018年9月18日,網站:https://tomorrowsci.com/technology/中國-社會信用系統-民眾行為-監控與獎懲/(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26日);骷髏小姐在挪威:〈5張圖睇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眾新聞,2018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9579/中國-社會信用-9583/5張圖睇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26日)。

歐盟通過影響全球的歐盟網路版權指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10/2018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1] Matt Reynolds, “What is Article 13? The EU's divisive new copyright plan explained,” WIR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what-is-article-13-article-11-european-d....

[2] 〈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哆啦A夢wiki,網站:http://zh.doraemon.wikia.com/wiki/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variant=zh-hk(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3] Paul Resnikoff, “84 European Music & Media Organizations Declare Their Support for Article 13,” DIGITAL MUSIC NEWS, last modified June 27, 2018,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8/06/27/european-music-media-organiz....

[4] 以下是一段過百萬點擊率的片段,評論歐盟的新法:Philip DeFranco, “Kendall Jenner Leak Controversy, Article 13 Approved, Shane Dawson Reveal, & Norm MacDonald Backlash,” YouTub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Oh2RCtog

[5] Benjamin Fearnow, “85 Percent of republicans say facebook, Twitter censor conservative political opinions,” Newsweek, June 28, 2018, https://www.newsweek.com/bias-facebook-twitter-silicon-valley-liberal-co....

[6] Kate Conger and Sheera Frenkel, “Facebook employee group criticises its ‘intolerant’ liberal monoculture,” INDEPENDENT, August 29,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facebook-employee-libe....

[7] “Pepe the Frog,”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9,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pe_the_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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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10/10/2018

網媒的「迴聲廊」與「跟車太貼」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5/2018

網絡世界變化急速,網上資訊可謂十分泛濫,有出自新聞媒體、內容農場、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網民等……資訊如何傳送到我們手上,其演化及方式都值得我們留意。

 

大眾媒體還在互聯網Web1.0時,廣播業或報業向大眾發佈的資訊都是單向的,作為受眾是比較難作回應,網絡只可以說是一個大的圖書館。即使受眾可以回應,其速度也比較慢,亦未必可以被公眾知道,更遑論媒體與受眾間的互動了。大眾傳媒當時的影響力仍然巨大,不少受眾除了慣性收看、收聽的節目,或習慣購買的報刊以外,不會再有別的渠道接收資訊,他們要和別人交流也很費時。當時媒體說甚麼,市民大概就會接收甚麼。

 

但經過了Web1.0到3.0,甚至邁進4.0時,傳播方式就由網上搜尋資料、看資料,到社交媒體的互動交流,再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網,還有互動平台的出現,網民能人性化地表達感受,並且開始應用大數據及演算法,因而影響到關注點擊率的傳媒如何報道新聞,亦影響到我們接收甚麼新聞。

 

新聞媒體

筆者於去年底參與過一個網絡媒體高峰會,當中請到數位網絡媒體的總編輯或採訪主任到場分享,不同的網絡媒體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存之道」。面對著一群只看免費網上資訊和不肯付款予網媒的網民,新聞媒體惟有倚賴廣告收入。它們十分重視網民的點擊及分享,因為得到高點擊率才會獲得廣告商的青睞。這類媒體的記者會時刻關注大數據,哪些報道能令點擊率增加,就會立即跟進採訪、策展,再把資料拆分成多篇短篇並附有互相扣連的報道,方便讀者繼續追看下去,從而獲得更多點擊。

 

而網民接收訊息的習慣已慢慢地從文字轉向影音媒體,他們喜歡看短片、圖像。一些媒體總編亦承認會因為想吸引網民多些點擊,而編寫一些較為煽情的短片、設計圖片或容易被搜尋到的標題;也會因為不符合經濟原則,而少寫一些較少人感興趣或內容較艱澀的主題。在此,筆者不禁會問,在這種生態下,受眾可能會因為媒體的取捨而失去了解一些重要,但不夠「Juicy」(有趣)、不夠「爆」的新聞的機會。以往在傳統媒體出現過的老問題,部份網媒現在重蹈覆轍。

 

另外,亦有一些媒體會採用課金或付款看文章的方式營運,它們與支持者或讀者的關係又會有點不同。筆者認為這類媒體的支持者,他們所認同或關注的方向,與媒體所報道的取向相近,這是他們課金支持的原因。而付款看文章的讀者往往會因為該媒體的文章選材角度獨特,或內容具深度等因素而付款支持。這類文章不怕長,反而是愈深入報道就愈會獲得讀者讚賞。

 

社交媒體中的演算法與「迴聲廊」

網媒大多會運用社交媒體,把新聞帶到不會主動瀏覽新聞網站的社群中。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不會主動看新聞的人,最起碼會在社交媒體中知道社會正在發生的事,但讀者會不會只看朋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新聞,而不再去新聞網站呢?會不會因為看了這一點點新聞,就以為自己已了解社會呢?而在這邁進網絡4.0的時代,許多人並不了解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亦正在計算、挑選及影響我們所看到的帖子,令我們只看到它「認為」我們喜歡、認同或關心的內容,而其他的資訊就給它「過濾」了,要我們主動尋找才看得見。久而久之,就煉成了「迴聲廊」效應。

 

當然我們會很喜歡看到自己所認同的事,並會再給讚,認同的人又會容易連繫在一起「圍爐取暖」。試試偶而說一些不同意的回應?最好是有禮的表達,否則極有可能遭到批評或圍攻,因為很少看到「唔啱聽的說話」,當一遇到就必然覺得是對方不對。缺少了視野及包容,當中所造成的撕裂只會愈來愈嚴重。

 

似是而非的資訊性分享

在社交媒體中,我們亦會看到很多仿似與大家的生活很貼近的健康資訊、「震驚十三億人」的解難方法,或以「非看不可」為標題的文章……雖然社交媒體聲稱已於系統加強了對假新聞的過濾,但我們仍需要很小心地接收資訊,留意其是否來自堆砌文章的內容農場。要是我們盲目相信,跟著其方法去處理我們的健康問題、生活難題,便有可能耽誤了病情,甚至危害生命。而KOL的所謂「真情」分享,總夾雜著對產品的用後感或推介,這些到底是不是「植入式」廣告?我們就得小心分辨了。

 

不要「跟車太貼」

明光社

我們實在有太多時候「跟車太貼」,在新聞發佈出來後就很快被它們影響了心情,急不及待地轉載、表達感受或作出批評,忘記了有些傳媒為求牽動我們的情緒,而把部份資料誇大了或隱藏了,令我們看不見整件事的原貌。我們下的評論過了火,因為我們已經把一些態度、情緒潛藏在我們的心裡,對事情早已有了預設看法,稍為看見合乎我們立場的事情發生,就立即按掣,情緒一下子就爆發,忘記了要用懷疑及求證的態度去看新聞。多看兩篇報道參考,多與一些人討論,才能把事情看得立體及清晰一點,以免「追撞」了車才後悔。

兩宗美國歧視法訴訟分析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4/2018

美國有兩宗歧視法訴訟的新判案,均是判被控歧視的人勝訴,當中的理據值得我們深思,本文扼要報道一下:

 

Myrick v. Warren[1]

 

Gayle Myrick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地方法官。主持有法律約束力的結婚儀式是當地法官的其中一項職能。2014年4月當地法院宣判一夫一妻制違憲,遂在同年10月通過廢除婚制的性別組合限制。

 

由此,為虔誠基督徒的Gayle Myrick即時面臨信仰和工作職務要求的困難。幸福地,Myrick和她的上司很快就想出解決方法:在有需要時將Myrick的上班時間表稍作調動,從而令Myrick不用主持同志婚禮。主持婚禮只是地方法官職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她們平日就會因各種簡單原因申請調動當值時間,如足球比賽、上夜校等。Myrick本以為這只是小事一宗。

 

然而,當地州政府卻拒絕因信仰原因為Myrick調動時間表。Myrick重新進入困境之中:要麼說謊,以其他理由迴避主持同志婚禮;要麼違反信仰良心主持同志婚禮;要麼辭職。Myrick最後決定訴諸法律。而法庭宣判前,已有六名北卡羅來納州法官因信仰而辭職。[2]

 

今年1月23日,法庭判Myrick勝訴,兩方達成協議Myrick獲賠償30萬美元。判詞指「信仰和性傾向對很多人的個人身份而言都極為重要」,當局不應「歧視Myrick對婚姻真誠的信仰」,「通容Myrick的良心自由根本對同性戀者得到結婚證明的能力沒有任何影響。」當局亦已承認先前的處理對Myrick並不公平。

 

Tastries Bakery[3]

 

加州Tastries Bakery的東主Cathy Miller先前拒絕為一對女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因為她的基督教信仰不認同同性婚姻,其後被控歧視。今年2月6日加州法院頒下判詞,裁定控罪不成立。

 

主審法官認為根據憲法保障的良心和言論自由,Miller有權去不製造同志結婚蛋糕。他認為當中的關鍵在於本案中,那結婚蛋糕是未焗好的。假如Miller被要求的,是出售店內一個已經存在的蛋糕,而她拒絕的話,則她毫無疑問是歧視。但Miller的處境是,要用自己的技能和才華製造一樣她不認同的東西,這是干犯了她的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包括沉默的自由。

 

法官更表示「結婚蛋糕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分析物,更是藝術性表達,在傳統上作為慶祝婚禮的重要物品」,因此Miller這方面的自由應獲保護。

 

分析

 

以上兩宗案將言論/良心自由的討論推進了一步。支持歧視法的一方往往將不焗蛋糕、希望迴避主持婚禮等情況指責為「華人與狗不准內進」式的種族隔離心態。但上述兩宗案例指出,當中涉及更深的問題。

 

首先,兩宗案的案主都不是全面拒絕同性戀者,而只是她們的一個要求,而且都牽涉了自己的人格(person)。試比較以下不同程度的拒絕,一間蛋糕店:

 

  1. 拒絕同性戀者進入蛋糕店
  2. 拒絕同性戀者購買蛋糕
  3. 拒絕賣最好的蛋糕給同性戀者
  4.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蛋糕
  5.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
  6. 拒絕在同性婚姻結婚蛋糕上,署名寫上「支持同性婚姻」

 

我們在平日常說「我尊重你的人格(person),但不必然同意你的意見/行為」,支持歧視法立法的人常說這是合理化歧視行為。但上述A-F的例子讓我們清楚看到兩者的差別。

 

A – B是完全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格,這種就是種族隔離一類的行為;C是不尊重,認為同性戀者的人格不及其他人;D開始有灰色地帶的情況,假如店主無任何原因地只為異性戀者焗蛋糕,情況就和C一樣,但蛋糕師傅當時若是任何人一律不焗,又或藝術家脾氣,只替喜歡的人焗呢?情況又可能不一樣。

 

E就是Tastries Bakery的情況;F則是更進一步。

 

在A-F中,拒絕者的「自我」牽涉得越來越深。在D的例子中,為何我們認為一個藝術家因為自己的藝術原則而不焗蛋糕給同性戀者是相對可獲同情?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相信藝術家的自我與其作品是分不開的。強逼他違反自我,就和歧視同性戀者一樣,是否定和侵犯了他的人格。

 

由此可見,所謂自由就是人格的自由和尊嚴,其底蘊就和同性戀者不被歧視的權利一樣。同性戀者同樣沒有干犯他人人格的權利。

 

第二,在人格牽涉的深淺以外,法庭考慮了那人行使良心自由的實際影響。不論在MyrickTastries Bakery中,他人受的影響都是極小的:當局只有簡單更調時間表,一對新人也只需要走到另一間餅店就可以了。

 

有別於60年代的有色人種難以得到各種服務,現代的同性戀者可以輕易找到其他服務提供者。試思考以下情況:

 

在2014的雨傘運動時,有很多人想找工廠製作黃色雨傘,但有很多廠主都拒絕了。

 

廠主有沒有拒絕製傘的良心自由呢?當然有。因為當我們否定他們的良心自由時,我們也否定了泛民主派廠主有拒絕印製「支持清場」T-恤的自由。除非情況極端到整個行業都被某一類意見的人壟斷,這時政府才有必要介入。

 

結語

 

在美國有關良心/言論自由的判案還陸續有來。當中最重要的,要數現正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Masterpiece Cake Shop一案。一般預算到今年7月會有最終裁決,屆時我們會再作分析及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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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19-4-2018

勿讓言論自由變成文字獄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1/09/2017

近日,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集會時與台下合作喊出「殺無赦」的口號,冒犯了不少支持可公開討論港獨和雨傘運動中的支持者,特別他們的口號「重奪廣場」的「奪」字被法庭形容為暴力時,這個殺無赦一出,就頓時令輿論嘩然。之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及一些建制派議員為何君堯解話,說殺字有很多意思,整件事更突顯不少人對言論、表達自由的雙重標準。

這種雙重標準,在這個月的大學校園民主牆事件不斷升溫,一些支持港獨的人,被左派報章連開數版怒批,彷彿是反賊、是叛國、是人民公敵似的。香港主權作為一個政治議題,由回歸前到回歸後從未停止過在不同場合被社會各階層討論,港獨從來都是一個構想出來其中一個方法,其他選項也包括重新讓英國管治;香港人有真自治;或者中國全面取消一國兩制接管香港;香港變成直轄巿等……

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去高舉他們對於香港主權的想像,作為學術討論、談判空間、政治籌碼、甚或惡搞。言論自由的出現,當然就是因為多元社會需要集思廣益,這樣社會才會更清楚問題的核心,在理性冷靜的討論下,真理愈辯愈明,最終才會找出符合社會共善的方案。這本來就是言論自由美麗和可貴的地方,讓我們的決定能照顧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們在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雖然香港人沒有代表,但最後香港人的聲音、想法也有被聽進去,社會雖有動盪,但沒有想像中的大。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可以肯定如果你說了一些非常情緒化的話,當然會令另一方難受,甚至會有情緒式的宣洩,所以有些校長聽到教育大學民主牆貼了些涼薄的話,他們會聯署說不讓該校學生到自己的學校教書和實習。相反,當有一邊說支持港獨者應該殺無赦,另一邊的情緒也會被挑動,同樣會以殺無赦這口號來還擊。有人認為這種情況雖然好像是雙方刀來劍往,但實際上仍是不公平的,因為香港仍然有很強大的建制派,在政治上根本完全傾斜,所以支持可以公開討論港獨的人很容易會被政權「捽」死。

事實上,看著社會不公,人的心並非麻木,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一方面有權的人更應謹慎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作為心中充滿鬱澀的小市民,但願我們也不會被情緒支配,而是化戾氣為進退有度的抗爭,不給任何文字獄有發酵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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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017年9月21日

《新移民歧視條例》應再三思量

李卓乘、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6/06/2017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1]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取自平機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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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年6月23日

網媒的原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4/2017

政府不准網媒入場採訪,其實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政府新聞處以往曾以「順利舉辦活動需要」和「保安需要」,拒絕讓網媒記者採訪政府活動。政府今年初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問時就指出,互聯網及社交網站的普及降低發放訊息的門檻,很多不同性質的網站自稱媒體,所以難以將他們歸類,又社會及業界對網媒的定義未清晰,因此未有安排網媒採訪。

過往,部份網媒有時在採訪過程中忽然會變成抗爭者,由於在會場中得到記者席佔優的地點,發難起來事半功倍,所以政府或者不少記者會的搞手,都對網媒有些避忌,特別是政見立場與舉辦記者會單位不同的網媒,就會更加特別提防。不少傳統傳媒,無論報刊、電視雖然都有明顯的立場,但記者理論上仍會謹守採訪者的角色,將記者會或現場所見所聞的精髓告之編輯,之後大家商量版面大小,選取新聞角度,記者清楚知道自己在事發現場只是一個觀察員而非參與者,不會因為現場的氣氛而改變自己的角色。

但現時有些網媒,以打破傳統傳媒的限制為己任,當然不會遵守既定的採訪規則,既然他們選擇或曾經不守規則,又要別人信任,甚至打開門讓他們深入腹地採訪,當然就需要多花功夫做建立信任的功課,並用報道的質素、深度和內容證明自己的專業,以搏得對方尊重,好讓別人讓自己進入採訪現場。

當然,話分兩頭,這不代表記者就要「跪低」求別人開門給你採訪。採訪新聞的人應該曉得,所謂的採訪現場,也只是收集資料其中一個方式,縱使對方不開一個方便的門給你,也不代表你就不能得到新聞資料。作為記者,或者就需要去敲更多的門,得到的反而可能更多,再迫使原本關門拒訪的,也要開口回應。即使是一些大國如中、美,封殺傳媒也是家常便飯,新聞自由當然需要爭取,也是社會的重要權利,但爭取的過程,要堅持有理有節,而在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也要讓人看到記者有可信賴的操守

我們相信,政府對傳媒愈公開透明,愈重視溝通,才愈能得到社會尊重。若果因為網媒數量太多,很難分辨誰是真正專業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分辨的權力就應交回一些有代表性的記者團體,若記者團體願意向某人發記者證,間接亦有責任監察有關人士的操守,並在有需要時取消其會員資格。至於政府方面,若因為場地所限,不能安排所有記者進入採訪現場,又或者一些網媒有不守規則的前科而適當地限制其記者進入會場尚情有可原。但一刀切拒絕網媒採訪是完全與時代脫節,亦有妨礙新聞自由之嫌,將來輸的恐怕不只是官司,而是政府的公信力。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4月6日

請看美國傳媒怎樣看待特朗普的「另類事實」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5/01/2017

經常批評傳媒扭曲誤導造假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其政府首個新聞發佈會就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在開始之時,白宮發言人開火批評傳媒誤報宣誓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之後就說負責管理國家大草坪的部門本身就沒有統計觀禮人數,又質疑傳媒利用相片誤導巿民,強調整個典禮是歷屆就職典禮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名特朗普的顧問形容,該名白宮發言人提供的是另類真相。

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細心留意政府的大小事情,是他們的份內事,在民主國家,政府一般都會配合,讓傳媒認為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但特朗普由競選期已經不滿傳媒對他的批評,他與個別傳媒的關係更是惡劣。在當選後,特朗普亦曾試過拒絕部份傳媒進入採訪現場,甚至禁止部份傳媒提問,即使別人拿到咪高峰也拒絕作答。

傳媒面對新政府,在其宣誓就任前,美國報業集團US Press Corps向新政府發公開信,表明未來的採訪方針,以及作為傳媒行業的堅持,包括:[1]

  1. (對於採訪現場)最好你讓我進入,但不是一定的:傳媒尊重政府的決定,但就強調他們自然會有辦法知道活動裡頭的事,他們還表示對記者來說,雖然不能進入活動場地非他們所願,但會接受挑戰。
  1. 用甚麼方法發佈的規則是由傳媒,而非被訪者來決定:傳媒承認有時需要保護消息人士,可以用非官方消息引述,但不等於就被你牽著走。
  1. 怎樣發佈新聞是傳媒的事:政府和他們的發言人不用教傳媒怎樣做新聞,傳媒用多少時間報道官方消息,用甚麼角度也是傳媒的事情。他們也會選取新聞材料。
  1. 媒體相信仍然有事實真相:當政府發佈的消息不實時,傳媒必定會告訴讀者其不實,絕不會做傳聲筒只將不實的消息散佈出去。
  1. 傳媒會留意政府的每個細節:傳媒提醒政府不要忘記,政府每個部門和架構也逃不過記者的法眼。政府不要以為控制了白宮一個消息來源,就會令新聞無事可報。
  1. 傳媒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當政府不斷攻擊傳媒時,傳媒會以無畏的精神來作準確的報道
  1. 傳媒會更團結:因為知道政府消息不易找到,大家會互相合作,盡力找出真相。
  1. 傳媒已有心理準備打持久戰:他們指特朗普最多只會當八年總統,但媒體是從立國以來就存在,而且其權利受憲法保護。

在美國,或者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當傳媒面對極權時,最負責任的處理方法,就是更小心,更努力找出更多事實,更著力去監察政府的舉動。不過在香港,我們受制於傳媒老闆的自我審查,公務員又愈來愈非中立的政治取態,可靠的新聞來源愈來愈難得到,再加上記者習慣被「餵料」,不少人對求真已經麻木。當編輯審查、政治監控及記者放棄監察,傳媒最後當然只變成傳聲筒。

要對抗現狀,唯有更多人願意起來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巿民才有機會知情,才不會被「另類事實」蒙騙。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1月25日

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01/2017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1] 蘇鑰機,「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2016年9月8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08/s00012/1473270958100

 

網民、網聞、罔聞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8/08/2016

我們習慣使用手機瀏覽訊息,很多人早已漸漸地懶得拿起報紙來看新聞。甚至有新聞系講師分享到他任教的學生中,很多都不想拿起報紙,因為油墨「污糟」,看了要洗手…… 但大家在網上看新聞,原來也不是透過新聞媒體的網站,而多在社交媒體的朋友所分享的新聞堆中,找比較吸引的來看。

根據早前英國牛津大學轄下的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對全球26個國家約5萬人進行研究後所發表的報告指出,有51%受訪者透過社交平台獲取網上新聞,遠高於透過傳媒網站。其中,fb在網絡新聞地位上佔有主導地位,有44%受訪者以fb作為新聞來源,遠遠拋離YouTube的19%和Twitter的10%。

這個情況引起了幾個關注點。第一,網民吸收資訊不夠廣。我們知道fb會透過演算法,為我們選取我們比較喜歡的資訊及友人的newsfeed 來餵我們,如我們只在fb中看新聞,所看到的就只會是我們喜歡看或相近立場的資訊。而對於我們不同立場,或社會比較少人關注的新聞或議題,當沒有人主動在fb傳閱,我們又不到新聞網站去閱讀新聞的話,我們根本不會知道。那麼,久而久之,我們可能會與社會不同的意見者築起了圍牆,而且與世界發生的事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第二,營運新聞媒體的資金問題。社交媒體成為我們接觸新聞的平台,廣告收入當然不會落入新聞媒體手中,成為長期義工實在也會影響到新聞媒體的營連收入及新聞質素。根據該報告指,願意付費閱讀網絡新聞仍不普遍(排名最高的挪威,才只佔27%)。人們不大主動到新聞網站看新聞,新聞媒體能夠賺的廣告費自然不多,要養活一班新聞工作者及相關的同事,可想而知有多困難。如要花費巨大做深度調查及報道,也可謂難上加難。

第三,新聞的準確度。現在的網絡新聞,不少的是追著即時新聞,以往經過記者採訪、寫稿、修訂、上交編輯或專人審閱及校對才能印刷出街,數小時的過程,現時要變為幾分鐘,因為即時聞就是要快,眼見行家出了稿,手上未經查證的資料都要「出住先」。沒有了多層的校對,其準確度一定會有所影響。

或許,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們看新聞是為了消遣、娛樂,還是想知道社會和世界事件的真相?要是提供娛樂的話,現時充滿趣味的短片新聞,也許已夠吸睛、已夠juicy,能夠令我們click進去食住花生看和繼續share。但如果論及對事情、人物及議題的理解、事件的背景,並作出深度調查及報道,即時新聞一定應付不了。

萬事皆有定律的。製作產品,質素一定會與時間及金錢掛鈎:時間要快,又不付出金錢,其質素一定不會好。新聞也是一樣,想要看有深度的新聞,能擴闊你的知識,你會願意花金錢看付費新聞,並耐心等候具質素的報道出爐嗎?

 

 

  1. 44%人看新聞靠Facebook 傳媒業臨危

 

美國新一輪的跨性別平權運動

30/05/2016

美國最近牽起了新一輪的跨性別平權運動。2016年5月,聯邦政府要求全國所有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容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浴室以及宿舍。另外,老師若拒絕按照跨性別學生所喜歡的稱謂去稱呼他們,會構成騷擾及犯法。較早前 (2015年12月),紐約市人權委員會已將這些「權利」賦予在工作間,住房供給,以及商品與服務提供的範疇內的跨性別人士。這無疑對市民的私隱、安全、言論自由等帶來深遠的影響。

1. 厠所、浴室及宿舍的性別模糊化

2016年5月13日,聯邦政府向全國公立學校發出一份備受非議的信件,[1]聯邦政府根據聯邦教育條例[2]及其落實規則[3]的規定,在信中要求學校不能對跨性別學生作出歧視。

條例規定,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的課程或活動不能存在性別歧視,但亦有例外情況,其一是學校有權按照性別劃分校內設施。規則亦指出,學校可按照性別劃分厠所、儲物室、浴室及宿舍。聯邦政府認為,條例及規則中的「性別」是指一個人主觀上認同自己所屬於的性別 (自認性別),故此,一個生理上是男性但自認為女性的學生,與其他女生一樣,有權使用專供女生使用的設施。

聯邦政府根據這種對「性別」的曲解,要求學校必須容許學生按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浴室及宿舍,學校不能要求跨性別學生使用獨立的厠所、浴室及宿舍。跨性別學生無須提供其自認性別的醫學證明,當一名學生、其家長或監護人通知學校,該名學生的自認性別不同於其生理性別時,學校便須按其自認性別看待該名學生。另外,學校不能基於家長、其他學生及社區人士的反對而剝奪跨性別學生的以上權利。

換句話說,一個純粹聲稱感覺自己是女性的男學生,可以在毫無限制底下,與其他女學生共用厠所及浴室,以及與她們共用宿舍內的同一間房間,這無疑對女學生的私隱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2.「誤用」稱謂也構成騷擾

另外,聯邦政府的信件又指出,學校需確保學生不會因跨性別身份而受到騷擾。這種騷擾的具體內容,可見於芝加哥公立學校最近發出的支持跨性別學生的指引。[4]該指引指出,學生有權按照與其自認性別相符的稱謂而被稱呼 (例如,一個「男跨女」的學生有權被稱呼為「她」或「Miss」)。故此,若老師或其他學生有意地或持續地拒絕按照與其自認性別相符的稱謂來稱呼一名學生 (例如,稱呼一個「男跨女」的學生為「他」或「Mr.」),將構成騷擾並違法。

稱謂是社會裡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種工具,它的本質是群體性的,它的使用需要溝通雙方的相互認可,故此,它的使用必然是按照社會裡約定俗成的慣例。稱謂不能按照被稱呼者的主觀意願來決定,否則溝通便會受到阻礙,亦某程度上影響稱呼者的言論自由。稱呼別人固然要帶著一份尊重,但是,如何被稱呼不能被提昇為一種絕對的權利。若一個人因為沒有按照對方所喜歡的稱謂去稱呼對方,而被指控騷擾對方及犯法,是何等荒謬的事! 不按別人的喜好辦事,與騷擾別人,是兩碼子的事!

3. 跨性別人士的福利

以上的自認性別凌駕生理性別的做法,不單在校園內發生,亦發生在工作間,住房供給,以及商品與服務提供的範疇內。紐約市人權委員會於2015年12月發出的一份關於性別認同及表達的指引[5]中指出,雇員、租住房屋者以及客戶,有權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及浴室等設施。他們亦有權按照其喜歡的稱謂而被稱呼。

另外,雇主向雇員提供的醫療福利,必須包括向跨性別雇員提供性別過渡或性別確認的護理 (transition-related care or gender-affirming care),這些護理包括荷爾蒙注射、聲線訓練及手術。這要求某程度上分薄了其他雇員可享用的有限的醫療福利,亦有可能影響持守身體完整性信念的雇主的良知自由。

4. 結語

總括而言,美國最近的跨性別平權運動,與性傾向平權運動一樣,是一種以主觀感受凌駕客觀現實的不合理的訴求。自認性別優先於生理性別,故此,按照一已的自認性別行事,可以凌駕男女共用厠所對女性帶來的生理威脅。一已對稱謂的喜好,可以凌駕社會裡普遍認同的溝通原則,以及凌駕別人的言論自由。一已對變性的主觀渴求,可以左右雇主向所有雇員提供的有限的醫療福利,以至間接地影響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配。

一以言之,這一輪平權運動所帶來的性別混淆,對市民的私隱與安全,言論自由,良知自由,以至社會資源的分配,帶來深遠的影響。 
 

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5/2016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網媒記者爭取採訪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5/2016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1] 〈四網媒聯署聲明 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立場新聞》,2016年3月11日。
[2] 〈記協不滿新聞處拒多家網媒進新東補選會場採訪 籲與時並進〉,取自香港記者協會網站: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456&lang=zh-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