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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facebook上出現了一系列冠上台灣大專院校校名的「約砲」、「西斯」、「換愛」專頁。「約砲」是台灣和內地的用詞，意即尋找性伴侶；「西斯」是性(Sex)的中文譯音；「換愛」則是開放式的性關係（Open Relationship）。

就近日有關台灣服貿協議爭議的報道，大家是從哪裡看到呢？傳統媒體給讀者的大多只是最新進展，但若果在網上搜尋的話，更可看到現場直播，而你亦順道能找到不少分析。在這個「人人做記者」的年代，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地盤」或在網絡媒體上分享。加上智能手機十分普及，要拍照及短片亦十分容易。這批被稱為「公民記者」的人，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是主動參與及報道，甚至傳統媒體有時都要借助他們的資料作報道。

繼《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之後，未出版的《香港晨報》又有高層被伏擊。雖然仍未知道動機，但兩宗事件已令到整個行業陷入危急的時機，特別是印刷傳媒，面對多方面挑戰：互聯網媒體享有時間上的優勢，可以比傳統媒體更快發佈新聞；此外，報紙紙價上升，其銷售量和廣告又遭免費報瓜分，收益不斷減少；部份經常反對政府言論的傳媒，近日更高調表示被抽廣告。新聞自由表面上未死，卻在慢慢遭「陰乾」。

一場社會行動，由預備到行動再到事後跟進工作，要靠賴不同人士的參與。參與程度因人而異，有人負責全職籌劃，亦有人受感動而自發走出來。文中幾位基督徒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行動中擔當不同角色，他們在參與當中的經歷、感受，以及對未來的計劃，或許讓我們更知道社會行動的真實面貌，並給那些正準備參與的信徒參考。

社交網絡及即時通訊等工具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亦成為現時社會運動的動員渠道，甚至成為戰場。但這是否等於網絡就可以有效地成為輿論戰場及動員場地？而新媒體如何與社會行動互相配合產生巨大的果效？新媒體能否有效令資訊傳開，是否動員的最好地點？新媒體如何改變整個抗爭行動的做法？這些皆是本文討論的範圍。
 

我們的生活已與互聯網密不可分，所以我們在回顧2013年關於性文化的課題時，不少均與網絡文化有關。
 

登山寶訓的回應 (太 六24-34) (伕名)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iPhone。」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老友牽掛check甚麼，
睇甚麼；為friends牽掛send甚麼。
真正的老友不勝於like嗎？

香港是世界上智能手機最普及的地方之一，谷歌(Google)在2013年第一季進行的調查發現，香港的智能手機滲透率是人口的63%；82%的用戶每天都使用智能手機上網，而77%的用戶表示一定會攜帶智能手機出門。

當有一天，在玩facebook的時候，你看見一個「交友邀請」，而那人正是老闆！「嘩！老闆有無攪錯，連我的facebook世界都要侵入！」而當時，你是身在辦公室玩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