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

備受關注的《實施基本法第廿三條》諮詢文件推出以後，本港法律界、學術界、新聞界與教會人士對建議的內容深感憂慮。本文嘗從較宏觀角度思考國家權力與公民人權的關係，而思想的素材主要來自《信念書》與法國基督徒學者積依路(Jacques Ellul) 。
順從政府與終極效忠
一般來說，基督徒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應當順服政府」(《信念書》第七點)。新約時代，耶穌對於當時官僚建制所知甚詳，祂曾多次以不同形式抨擊它；但耶穌從不否認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力。雖然耶穌深知只有掌管萬有的神擁有至高的主權，但為了完成神對人類的救贖計劃，祂仍樂意順服於地上的權力架構。順服權柄是耶穌生命的外顯，因為政府制度是由神所設立，目的是為了維護其公民免受外敵侵犯，確保人民活在安穩與有秩序的社會以內。基督徒接受當權者乃擁有代表神在地上管治的權力，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順服政府如同順服神一樣（羅十三2）。另一方面，聖經又教導信徒(徒四19)「當政府的要求與神的旨意有所衝突時，我們應以順從神為我們行事的原則」(《信念書》第七點)。基督徒與教會終極效忠的對象仍是賜予權力的上帝！
基本而言，此聖經原則為大多數信徒所接受，問題是如何界定哪些為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在此方面的思考，積依路有深入而獨特的神學反省，他看國家與政權兩者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融合而為一: 國家(nation) 吞吃了政權(state) 的政治現實。任何執政的政府必假「民族」或「國家」之名合理化其政治權力的整固與伸展。隨著科技的進步，「官僚的專政」就是國家權力的必然發展；無論是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掌握權力的政府皆傾向於不斷擴展其權力範圍，並通過權力的應用達成本身最大的利益。在「凡事政治化」的大勢下，公民原先享有的個人自由，因著「國家安全」或「反恐戰爭」名義，於是公民的公共空間正逐步萎縮，相反地政府則不斷擴展其領域。
依路再進一步採用《啟示錄》的象徵敘述，看政治權力如同從「海上而來的獸」(啟十三1-10)，歷史的審判必然臨到的不是某一個政權，乃是任何把本身絕對化與偶像化為不可挑戰的政治權勢。從理想角度看，國家或政權只能視為有限度的管治機構，只要其運作是溫和、謙卑與相對，仍可發揮其效用，而得著公民認受。假若國家或政權看重其權力征服與拓展，要求其權力不受監察與制衡，依路看國家權力就是朝向「獸」的發展。在此權力發展過程中，國家權力本身就會侵犯公民利益，並與個體利益有對立的傾向。
 
國家政權與人民利益
 
回顧歷史，掌權者往往為了確保其權力伸展的合法性，從而制定不少法律條文維護本身利益。依路借用耶穌堅拒向魔鬼賦予政治權力屈膝，表達上帝的政治與人的政治有所不同，上帝「聖言」把政治相對化，同時亦把一切執政掌權的「非神聖化」(desacralized)，還原政治運作的俗世性與局限性。公民承認政府運作的必需性，例如政府可就「東周刊」裸照內容違反新聞操守而作出檢控，但「煽動刊物」的罪名不能成為新聞從業者頭上一把隨時掉下來的刀。在政治的現實，唯一可以抗衡政治的無孔不入(泛政治化)，就是「個人生活」(personal life) 的發展。國家權力只會在遇到障礙方才退下，而可構成此障礙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態中扮演自由人或民主人的角色。依路理解民主制度是失效的，除非民主的進程是與個人的自由結連。針對國家權力的「全權化」(totalitarian)，依路建議的革命並非改朝換代，由某政黨取代另一政黨，乃是個人自由反抗國家全權化的鬥爭。
 
民族或國家在中國歷史源流中有著多元的理解，再加上政權朝代的更替，何謂「國家」在不同時空交錯中就產生相異與浮動的觀點？正因為國家、政府與執政的政黨三者有重疊，亦有不同，因應處境而浮動；國家安全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國家安全由誰或哪個政府機關作定奪？若果沒有其他保障言論自由的法例作平衡約制，執政者就會輕易地「以言入罪」，國家安全就成為執政者的尚方寶劍，任何不利於政府統治的資訊就會變成「竊取國家機密」，任何異見人士的活動就定性為「企圖干犯、協助和教唆、慫使及促致他人」而干犯了「顛覆國家」的罪行。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必然激化本港社會矛盾，加增某些人士對政府的不信任。就如積依路所言，政治的妖魔化面貌在於使人分化與仇恨對方；筆者盼望教會人士採取平和、理性與開放的態度，即或教會人士意見不同，亦不應如布殊般「非友即敵」的思考。教會人士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表達不同意見，正是培養民主人格，維護個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