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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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
面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教會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無論選擇變還是不變，本身都已是一種選擇，而有選擇就要面對選擇帶來的後果。應該變的時候不變，很容易便會落後於形勢，甚至因為無法回應現實的需要而被淘汰；但一些本來不應該變的事胡亂改變，則會令自己失去了召命、甚至失去了信仰。由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香港教會便面對不少的挑戰，特別是有關年青人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信徒的牧養，到了2019的反修例運動，那種因為政見不同、以及對教會應有何種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教會內部更大的撕裂。不幸地，對於很多香港教會的牧者和長執來說，這種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都是十分陌生以及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如何回應實在令人容易陷入困惑、戰戰兢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表了有關《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幾年已有計劃改變的教會比不會計劃改變的稍多一些，而促使一些教會考慮改變，把原來的聚會模式改為彈性、甚至分散進行，以及加強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會服侍，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政治環境及其他可能影響宗教自由的政策有隱憂，因而及早作準備。至於一些本來沒有計劃改變的教會，在疫情之後已經「復常」，似乎是意味著以不變應萬變。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的收生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年輕人離開教會、拒絕進神學院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有人認為年青人的流失，主要是因為教會和牧者未能有效回應社會的變遷，令人覺得教會與現實生活脫節，牧者和教會領袖「離地」，甚至向權力屈膝，令不少年青人和關心社會的信徒失望，因而離開堂會、成為在信仰上流離失所或用自己的方法「搵食」的羊。當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
明光社成立26年，今年終於有第一位同工退休了， 過去幾年，身邊不少好友、不同教會的牧者和機構的同工陸續退休，開始了他們人生的一個新的階段，愈來愈感受到退休好像這麼遠，卻又是那麼近。雖然現在不少教會和機構的退休年齡都已不再局限於60歲，不過，無論如何大家都會有退下來的一日，因此，及早為自己和同工的退休作好準備，是每一個機構的董事會和主管應有的責任。
投身機構的事奉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於之前在學校和電視台工作過，又做過公務員，對不同的工作文化都有涉獵，因此，在機構的管治文化方面，一直希望做到既有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精神，亦有私人機構的工作效率，以及公務員的操守和紀律，個人深信這是基督教機構應有的見證，以及向神向人問責，以下幾項是多年以來個人的實踐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