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傳統記者與公民記者的互補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22/01/2015

不知道在佔領運動完畢後,大家看新聞的習慣有否改變。在運動期間,大家不難發現縱然報道同一件事,媒體報道內容亦會大不同,有人因此毅然轉台,或罷買某份報章,有人亦因希望更快更廣地得到最新消息,從而瀏覽網絡媒體的報道。

然而就算網上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隨著愈來愈多市民注視往後政局發展,所以仍有很多人瀏覽網媒的專頁。網絡媒體很多時也是由公民記者提供消息,由於公民記者往往身在前線,並且數目眾多,故此能補充傳統媒體忽略的另一面。而這種透過公民自發參與的新聞報道,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參與式新聞重視由下而上的發佈,發佈者亦同時為接收者,角色平等,故此與一些爭取民主的運動相襯。

雖然不少人也開始看公民記者的報道,但也出現不少質疑的聲音,特別對於他們的報道中立性及公信力。早前亦有報道指不少公民記者在報道時,亦會走到前線成為抗爭者,致他們公信力成疑。這就好像出現一種對立:傳統記者還是公民記者可信,或者比較專業。但話說回頭,正正是因為傳統媒體的立場偏頗,其公信力亦屢受質疑。有說記者曾接受大學新聞系的訓練,但現在不少非新聞系畢業生會選擇成為記者;有說記者可加入記協,遵守記者守則,但有報道卻指只有兩成記者是記協會員,比例不高,亦有不少記者因各種理由不能入會;有說報道新聞是建基於客觀求真的態度,但這看來也未必讓市民信服。那麼,當我們要求公民記者報道要專業的時候,傳統新聞工作者其實也要作好榜樣,不受政治、市場影響而盡力揭示真相。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環境,記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也希望揭示真相,伸張正義。在現場看到種種不公的情況,自然希望報道出來,讓社會得知。有指為著公眾利益,報道縱有明顯個人立場也是無可奈何。但實情是如何能夠基於客觀事實作陳述,才是最能讓不分左中右信服的報道。對於公民記者何時工作、何時抗爭的情況,這是公民記者希望作更具說服力的報道時,應該反思的一環。而傳統及公民記者的互補,才能讓市民能夠更易從眾多資訊中,看到事實的更多面向。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2/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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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使用,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發放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今年8月,時任《紐約時報》行政總裁Mark Thompson便曾說過,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的《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今年7月宣佈停刊。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亦在7月底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去年10月暫停派發。

直播新聞的限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20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明光社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1] 〈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明報》,2019年11月1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1118/s00001/1574016530200/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2] 調查請受訪者為不同渠道的資訊,按其重要性來評分,參李立峯:〈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明報》,2019年8月2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90822/s00022/1566394633524/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3] 歐陽家和:〈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明光社網站,2017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4] 佛洛e得:〈今年夏天,體驗香港特色的戰地攝影〉,Spill,2019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spill.hk/lifetech/hong-kong-protests-journalists-photographers-equipments/(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5] 見註2。

[6] 郭卓靈:〈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明光社網站,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07/2019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知難而進 如何在傳媒的地雷陣中逃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5/2019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明光社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再思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6/2018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1] 梁天偉等編:《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

[2]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5),網址:https://csrp.hku.hk/wp-content/uploads/2015/06/RecommendationsSuicideRep...(2018年6月20日讀取)。

[3]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5。

[4]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7。

[5] 同上。

[6]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8。

[7] 同上。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1/6/2018

網媒的「迴聲廊」與「跟車太貼」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5/2018

網絡世界變化急速,網上資訊可謂十分泛濫,有出自新聞媒體、內容農場、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網民等……資訊如何傳送到我們手上,其演化及方式都值得我們留意。

 

大眾媒體還在互聯網Web1.0時,廣播業或報業向大眾發佈的資訊都是單向的,作為受眾是比較難作回應,網絡只可以說是一個大的圖書館。即使受眾可以回應,其速度也比較慢,亦未必可以被公眾知道,更遑論媒體與受眾間的互動了。大眾傳媒當時的影響力仍然巨大,不少受眾除了慣性收看、收聽的節目,或習慣購買的報刊以外,不會再有別的渠道接收資訊,他們要和別人交流也很費時。當時媒體說甚麼,市民大概就會接收甚麼。

 

但經過了Web1.0到3.0,甚至邁進4.0時,傳播方式就由網上搜尋資料、看資料,到社交媒體的互動交流,再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網,還有互動平台的出現,網民能人性化地表達感受,並且開始應用大數據及演算法,因而影響到關注點擊率的傳媒如何報道新聞,亦影響到我們接收甚麼新聞。

 

新聞媒體

筆者於去年底參與過一個網絡媒體高峰會,當中請到數位網絡媒體的總編輯或採訪主任到場分享,不同的網絡媒體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存之道」。面對著一群只看免費網上資訊和不肯付款予網媒的網民,新聞媒體惟有倚賴廣告收入。它們十分重視網民的點擊及分享,因為得到高點擊率才會獲得廣告商的青睞。這類媒體的記者會時刻關注大數據,哪些報道能令點擊率增加,就會立即跟進採訪、策展,再把資料拆分成多篇短篇並附有互相扣連的報道,方便讀者繼續追看下去,從而獲得更多點擊。

 

而網民接收訊息的習慣已慢慢地從文字轉向影音媒體,他們喜歡看短片、圖像。一些媒體總編亦承認會因為想吸引網民多些點擊,而編寫一些較為煽情的短片、設計圖片或容易被搜尋到的標題;也會因為不符合經濟原則,而少寫一些較少人感興趣或內容較艱澀的主題。在此,筆者不禁會問,在這種生態下,受眾可能會因為媒體的取捨而失去了解一些重要,但不夠「Juicy」(有趣)、不夠「爆」的新聞的機會。以往在傳統媒體出現過的老問題,部份網媒現在重蹈覆轍。

 

另外,亦有一些媒體會採用課金或付款看文章的方式營運,它們與支持者或讀者的關係又會有點不同。筆者認為這類媒體的支持者,他們所認同或關注的方向,與媒體所報道的取向相近,這是他們課金支持的原因。而付款看文章的讀者往往會因為該媒體的文章選材角度獨特,或內容具深度等因素而付款支持。這類文章不怕長,反而是愈深入報道就愈會獲得讀者讚賞。

 

社交媒體中的演算法與「迴聲廊」

網媒大多會運用社交媒體,把新聞帶到不會主動瀏覽新聞網站的社群中。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不會主動看新聞的人,最起碼會在社交媒體中知道社會正在發生的事,但讀者會不會只看朋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新聞,而不再去新聞網站呢?會不會因為看了這一點點新聞,就以為自己已了解社會呢?而在這邁進網絡4.0的時代,許多人並不了解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亦正在計算、挑選及影響我們所看到的帖子,令我們只看到它「認為」我們喜歡、認同或關心的內容,而其他的資訊就給它「過濾」了,要我們主動尋找才看得見。久而久之,就煉成了「迴聲廊」效應。

 

當然我們會很喜歡看到自己所認同的事,並會再給讚,認同的人又會容易連繫在一起「圍爐取暖」。試試偶而說一些不同意的回應?最好是有禮的表達,否則極有可能遭到批評或圍攻,因為很少看到「唔啱聽的說話」,當一遇到就必然覺得是對方不對。缺少了視野及包容,當中所造成的撕裂只會愈來愈嚴重。

 

似是而非的資訊性分享

在社交媒體中,我們亦會看到很多仿似與大家的生活很貼近的健康資訊、「震驚十三億人」的解難方法,或以「非看不可」為標題的文章……雖然社交媒體聲稱已於系統加強了對假新聞的過濾,但我們仍需要很小心地接收資訊,留意其是否來自堆砌文章的內容農場。要是我們盲目相信,跟著其方法去處理我們的健康問題、生活難題,便有可能耽誤了病情,甚至危害生命。而KOL的所謂「真情」分享,總夾雜著對產品的用後感或推介,這些到底是不是「植入式」廣告?我們就得小心分辨了。

 

不要「跟車太貼」

明光社

我們實在有太多時候「跟車太貼」,在新聞發佈出來後就很快被它們影響了心情,急不及待地轉載、表達感受或作出批評,忘記了有些傳媒為求牽動我們的情緒,而把部份資料誇大了或隱藏了,令我們看不見整件事的原貌。我們下的評論過了火,因為我們已經把一些態度、情緒潛藏在我們的心裡,對事情早已有了預設看法,稍為看見合乎我們立場的事情發生,就立即按掣,情緒一下子就爆發,忘記了要用懷疑及求證的態度去看新聞。多看兩篇報道參考,多與一些人討論,才能把事情看得立體及清晰一點,以免「追撞」了車才後悔。

當「有理」都真會「說不清」時……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義務研究主任
13/11/2017

近年香港社會,最多人慨嘆的,相信都跳不出【社會撕裂】了。事實上,現在大家不論在社交場合、教會,甚至家中,講說話都會有點小心,有時甚至要「先問立場,再作討論」,免得高談闊論時誤踏對方立場的「雷區」,傷了感情,不歡而散。

很多人都會將今日社會撕裂歸因於「雨傘運動」,但筆者卻認為,肢體之間有不和、衝突,根本就是在正常群體中必然會發生的情況;「雨傘運動」只不過可能是打開了一個人人都知道的「潘朵拉盒子」而已。重要的是,當衝突發生了,如何善後處理?中國人的傳統是「家醜不出外傳」,華人教會或許也因強調教會是屬靈之家的緣故,一直以來也有這種處理衝突的傳統。然而,當爭議涉及金錢,名譽、人事,又或其他具影響力的東西時,如處理不當,往往變成了對簿公堂的訴訟案件,對雙方也不見得可帶來好的結果。在【家和萬事興】和【我們法庭見】之間,調解是可行的第三條路嗎?

事實上,除了我們熟悉的家事調解服務外,教會肢體、長執同工,甚至是教會與教會或其他機構之間,也有可能因故發生爭議衝突,有機會出現需要調解的情況。在今天撕裂的社會中,讓我們努力將「道不同」變成「相為謀」!

電影小組: 七月電影分享回顧

《未竟之路》 (Road not Taken)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9/2017

是次電影小組播放了紀錄片《未竟之路》,更邀請到導演林子穎小姐(Nora)及黃頌朗先生(Samuel) 到來與我們分享。電影記錄了2014年大專罷課、926衝公民廣場、928的催淚彈發射,亦追訪了兩名港大學生馮敬恩(Billy)和許彤(Popsy)在佔領時,及雨傘運動過後,兩人漸回歸日常的變化、他們的心情及對未來的看法。

主持人黃肇峰先生先提到了紀錄片的特色:著重導演對那真實事件抱有的看法及情感,沒有純粹客觀又完全真實的紀錄片。肇峰亦引用電影學者Bill Nichols所說:「劇情片與紀錄片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影像的來源,紀錄片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的世界具體地再現,如許多社會現實的事情經導演的安排下還原;而劇情片則是『願望的實現』,表現一般人的願望、夢想或恐懼,想像變成看得見、聽得到的影像。」

兩位導演是港大修讀比較文學的學生,他們坦言對電影的了解大多是在分析方面,未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幸而他們在拍攝紀錄片前,曾到愛爾蘭修讀了一個有關拍攝紀錄片的夏季課程,而這片的原意不單是為了交功課,兩位亦受到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的同學的分享所感動,當時希望可以透過拍攝,為即將舉行的罷課行動做些事情,拍多一些資訊作為記錄。兩人及校園電視台的十多位伙伴們,到了不同的佔領地區拍攝片段,並放在電影的開首部份,讓大家感受、回憶到當時的震撼。

問到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拍攝手法應該不參與運動當中的任何行動,只在旁作記錄,他們兩人是否也一樣?Nora 認為自己不忍心只站在旁「剝花生」般拍攝,不想見同學在行動中被捕,所以會邊拍攝邊「睇水」,見到有警察來就會提醒大家。而她亦說這不全然是直接電影,因為直接電影不會做訪問,但他們卻有訪問兩位主角,而問題的方向也是導演倆的想法,而受訪者可能也有相近的背景及感受,因而順著回答。

對於怎樣看學生當時的「勇武」與事後的「退縮」,Nora覺得人性就是這樣:「當見到同伴被捉,情緒會被牽動,因而『勇武』;正如現在過了好些日子,人會後悔、會怕、會不知自己未來如果入獄會變得如何而『退縮』,兩者都很正常。」

結局中,看見兩位主角改變了看法,是代表對未來感到灰心嗎?Samuel 說難以作結論,因為在處理電影結尾時,事件仍在發展,一些在片中預言的事又發生了……人們的想法不斷在改變,又沒有甚麼具體行動,沒有完美的結局,所以他也只好在片尾配上名為《樂土》的歌,表達對香港的未來寄予希望。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網媒的原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4/2017

政府不准網媒入場採訪,其實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政府新聞處以往曾以「順利舉辦活動需要」和「保安需要」,拒絕讓網媒記者採訪政府活動。政府今年初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問時就指出,互聯網及社交網站的普及降低發放訊息的門檻,很多不同性質的網站自稱媒體,所以難以將他們歸類,又社會及業界對網媒的定義未清晰,因此未有安排網媒採訪。

過往,部份網媒有時在採訪過程中忽然會變成抗爭者,由於在會場中得到記者席佔優的地點,發難起來事半功倍,所以政府或者不少記者會的搞手,都對網媒有些避忌,特別是政見立場與舉辦記者會單位不同的網媒,就會更加特別提防。不少傳統傳媒,無論報刊、電視雖然都有明顯的立場,但記者理論上仍會謹守採訪者的角色,將記者會或現場所見所聞的精髓告之編輯,之後大家商量版面大小,選取新聞角度,記者清楚知道自己在事發現場只是一個觀察員而非參與者,不會因為現場的氣氛而改變自己的角色。

但現時有些網媒,以打破傳統傳媒的限制為己任,當然不會遵守既定的採訪規則,既然他們選擇或曾經不守規則,又要別人信任,甚至打開門讓他們深入腹地採訪,當然就需要多花功夫做建立信任的功課,並用報道的質素、深度和內容證明自己的專業,以搏得對方尊重,好讓別人讓自己進入採訪現場。

當然,話分兩頭,這不代表記者就要「跪低」求別人開門給你採訪。採訪新聞的人應該曉得,所謂的採訪現場,也只是收集資料其中一個方式,縱使對方不開一個方便的門給你,也不代表你就不能得到新聞資料。作為記者,或者就需要去敲更多的門,得到的反而可能更多,再迫使原本關門拒訪的,也要開口回應。即使是一些大國如中、美,封殺傳媒也是家常便飯,新聞自由當然需要爭取,也是社會的重要權利,但爭取的過程,要堅持有理有節,而在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也要讓人看到記者有可信賴的操守

我們相信,政府對傳媒愈公開透明,愈重視溝通,才愈能得到社會尊重。若果因為網媒數量太多,很難分辨誰是真正專業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分辨的權力就應交回一些有代表性的記者團體,若記者團體願意向某人發記者證,間接亦有責任監察有關人士的操守,並在有需要時取消其會員資格。至於政府方面,若因為場地所限,不能安排所有記者進入採訪現場,又或者一些網媒有不守規則的前科而適當地限制其記者進入會場尚情有可原。但一刀切拒絕網媒採訪是完全與時代脫節,亦有妨礙新聞自由之嫌,將來輸的恐怕不只是官司,而是政府的公信力。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4月6日

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01/2017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1] 蘇鑰機,「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2016年9月8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08/s00012/1473270958100

 

樂見原味新聞歸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5/01/2017

(網上截圖)

 

近幾年,很多人質疑新聞的內容譁眾取寵,煽情造作,偏頗失實。《眾新聞》走出來說他們要「傳承專業新聞精神,回歸新聞初心,為公眾利益、為公眾服務」。那麼,甚麼是原來的新聞初心呢?我嘗試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想像一下如果相同的新聞材料,放到其他報館手上會怎樣處理。

例如處理行政長官梁振英的UGL事件,記者要做的其實就是搜查背景資料,將從搜查中發現的不妥「還原」為問題,之後告訴讀者:我們發現這裡有問題。今日傳媒首先願意大費周章去做查證,閱讀數以百頁甚至千頁的文件,已經甚少,甚至即使收到其他傳媒的報道,自己也未必會重閱文件,只需草草說「引述XX報章報道」,彷彿文責就不用自負,幾千字「炒台」的作品一下子就完成,記者根本就只是抄寫員。

我們也留意到,整份報道建基於不同的文件,沒有一個消息來自「消息人士」。這種純粹搜集資料就得來的新聞,其實以前常常出現,用清楚的文件去提出合理的質問,本來是新聞日常,可今日的新聞材料,大都是由「消息人士」提供,如此口買口賣「口水稿」(還要不具名),如何能成為有公信力的材料?消息人士各有盤算,記者寫的究竟是這些消息人士的想法、意見,還是他真的知道的事情?如果連第一步也分不清做不到,就隨意下筆,最後這種文章的可信力當然薄過紙了。

眾新聞也沒有避開文件中未能解開的謎團,甚至不怕文件又多又煩,寧願公開慢慢將之拆開解釋。文章中只列出事實,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包括連他查不到但仍然認為是關鍵的部份,也誠實地不知道也就說不知道,不會視而不見。寫的時候也不用譁眾取寵的標題,只列出基本事實。另外,文章會詳列他們究竟曾向多少個機構求證和要求回應,以及他們回應內容。(他們甚至每天都去求證,每天都要求回應,利用他們的版面有無限空間的優勢,每天跟進他們是否願意回應,這態度令人欣賞。)

隨後就是邀請各相關的人回應。如此新聞報道手法,用事實說話,並以所謂的「一分鐘懶人包」呈現,「懶人包」其實就是一個精美的時序表。如果這種材料放在主流傳媒,就一定加幾句「梁振英XXX」;如果是一般的網媒,或許就二話不說,將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個人的政治議程放上去了。這種無添加的做法,相信會令看慣現時新聞的人,感到十分不習慣。

又有另一則相關新聞,亦是談到關於梁振英利益申報的情報,不過記者卻用另一種方法:電郵到美國白宮去查詢總統的利益申報,然後將之與香港的特首對比。文章同樣少有評論香港的利益申報制度,只說美國總統提供的資料,內容比香港特首申報的更詳細,之後記者就是介紹兩地的利益申報制度。或者你會質疑,這種新聞究竟有沒有「新」聞,還是只是我們已有的知識?但其實她多了一份查證的功夫,傳媒機構真的找記者去問及等回應。整件事的之所以能成,也是建基於對方的回應。尋常的人和事在有觸角的記者手上,亦有機會發現其新聞價值。

當然,我們了解到《眾新聞》其實人手很少,所以新聞數量根本不多,大部份的文章仍然是評論,但難得地他們在採訪和評論劃下很清晰的界線,編採和評論很難得地分家。新聞就是新聞,將之還原只報道事實,評論就另外從看到的事實用不同角度分析。習慣看先有立場而寫的新聞,我們看完雖然彷彿知道整件事的一切,但原來卻因為要方便預設的立場,新聞不會寫一些對他們預設立場不利的部份。由於《眾新聞》將事件盡量還原,最後你要做的,可能反而要多看幾篇文,才能跟得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同時你得到的訊息,相對更整全。

我們天天看的報章新聞,就像即食麵,好像很豐富,很多味道,但誰都知道,這和偏食沒有分別。要生存,我們需要的是清水。但願多點清水,能使我們早就失去的味覺漸漸回復過來,以致我們能更好去閱讀新聞。不過,請謹記,濁世清泉,價值不菲,但願有人去珍惜。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1月5日

網民、網聞、罔聞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8/08/2016

我們習慣使用手機瀏覽訊息,很多人早已漸漸地懶得拿起報紙來看新聞。甚至有新聞系講師分享到他任教的學生中,很多都不想拿起報紙,因為油墨「污糟」,看了要洗手…… 但大家在網上看新聞,原來也不是透過新聞媒體的網站,而多在社交媒體的朋友所分享的新聞堆中,找比較吸引的來看。

根據早前英國牛津大學轄下的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對全球26個國家約5萬人進行研究後所發表的報告指出,有51%受訪者透過社交平台獲取網上新聞,遠高於透過傳媒網站。其中,fb在網絡新聞地位上佔有主導地位,有44%受訪者以fb作為新聞來源,遠遠拋離YouTube的19%和Twitter的10%。

這個情況引起了幾個關注點。第一,網民吸收資訊不夠廣。我們知道fb會透過演算法,為我們選取我們比較喜歡的資訊及友人的newsfeed 來餵我們,如我們只在fb中看新聞,所看到的就只會是我們喜歡看或相近立場的資訊。而對於我們不同立場,或社會比較少人關注的新聞或議題,當沒有人主動在fb傳閱,我們又不到新聞網站去閱讀新聞的話,我們根本不會知道。那麼,久而久之,我們可能會與社會不同的意見者築起了圍牆,而且與世界發生的事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第二,營運新聞媒體的資金問題。社交媒體成為我們接觸新聞的平台,廣告收入當然不會落入新聞媒體手中,成為長期義工實在也會影響到新聞媒體的營連收入及新聞質素。根據該報告指,願意付費閱讀網絡新聞仍不普遍(排名最高的挪威,才只佔27%)。人們不大主動到新聞網站看新聞,新聞媒體能夠賺的廣告費自然不多,要養活一班新聞工作者及相關的同事,可想而知有多困難。如要花費巨大做深度調查及報道,也可謂難上加難。

第三,新聞的準確度。現在的網絡新聞,不少的是追著即時新聞,以往經過記者採訪、寫稿、修訂、上交編輯或專人審閱及校對才能印刷出街,數小時的過程,現時要變為幾分鐘,因為即時聞就是要快,眼見行家出了稿,手上未經查證的資料都要「出住先」。沒有了多層的校對,其準確度一定會有所影響。

或許,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們看新聞是為了消遣、娛樂,還是想知道社會和世界事件的真相?要是提供娛樂的話,現時充滿趣味的短片新聞,也許已夠吸睛、已夠juicy,能夠令我們click進去食住花生看和繼續share。但如果論及對事情、人物及議題的理解、事件的背景,並作出深度調查及報道,即時新聞一定應付不了。

萬事皆有定律的。製作產品,質素一定會與時間及金錢掛鈎:時間要快,又不付出金錢,其質素一定不會好。新聞也是一樣,想要看有深度的新聞,能擴闊你的知識,你會願意花金錢看付費新聞,並耐心等候具質素的報道出爐嗎?

 

 

  1. 44%人看新聞靠Facebook 傳媒業臨危

 

網媒記者爭取採訪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5/2016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1] 〈四網媒聯署聲明 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立場新聞》,2016年3月11日。
[2] 〈記協不滿新聞處拒多家網媒進新東補選會場採訪 籲與時並進〉,取自香港記者協會網站: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456&lang=zh-TW

 

人在fb 身要由己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5/2016

相信不少網民每天都會在facebook (fb)分享自己近況之餘,亦會看看朋友分享的相片和新聞,當看得「過癮」或對事件感到不憤,也可能會回應一下……fb已是我們大部份人生活的一部份。但我們有否留意到,這既看似開放的平台,卻是由大數據(Big Data)及演算法(Algorithm)所操作,有機會使我們的私隱被他人窺探、被記錄研究?而且,我們亦會因自己的瀏覽習慣及演算法的影響,限制我們接觸的資訊,情緒亦會被它所顯示的內容所牽動。

擅長研究網絡媒體對新一代行為影響的李月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認為,坐擁440萬香港用戶的fb是一個「江湖」,內裡資訊豐富,傳播速度又快,我們已不能沒有它,無疑它確有其優點及好處,但行走這江湖不得不小心。

不自覺地被控制了

李博士分享到fb於兩年前曾經做過一個大規模關於情緒感染的心理實驗,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將68萬多用戶,以運算方式發放友人最新動態的正面貼文,發現那些用戶自己會不期然較平常多發放正面的貼文,並減少發放負面貼文。反之亦然。[1]原來我們的情感會不知不覺地被其他人分享的貼文所影響。

人在江湖,她認為在fb中不要太過透明,以免被人窺探、或被網絡記錄自己的私隱。「社交網絡記下我們很多足跡……分析我們的交友和閱讀習慣,亦容易取得我們的瀏覽及購物資訊,而且推算得很準確!」所以她指出我們需要注意這種情況,因為當網絡掌握這些數據,可以利用於市場推廣,又或者成為影響群眾情緒的手段,可算是一種控制。「當它計算或察覺到我們對某些事情特別關心,如健康飲食或一些產品,它會『餵』(feed)我們再多看朋友有關這類內容的分享,於旁邊再顯示相關的廣告資訊。不知不覺,我們就可能被影響了。」

活於自己堆的井底下

活躍於fb並喜愛發掘有趣時事的陳永浩博士(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認為現在的社交網絡是「塘水滾塘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為fb 很留意我們說甚麼、喜歡看甚麼,很快就為我們挑選一些來自和我們『同聲同氣』的朋友的資訊。看來看去都是那個圏子的東西……當我們愈看、愈讚得多同類的東西,就會被記錄及被『餵養』更多,像是為自己建一個井,坐井觀天。別以為fb很自由,甚麼都可以看到,其實是它在挑選資訊給我們看!」

fb江湖具實質的影響力

正因為看來看去都是相近的意見、事情,對於不同意見的人士的立場、看法,也容易看不過眼、「發火」或發生網上的言語暴力。很多所謂的討論區,根本只是在各自表述,很多時候「唔啱聽」就攻擊對方。陳博士認為於fb中,可能會遇上暴力大多有兩個可能:一) 是說了冒犯別人的說話,二) 是政治立場不同,被人刻意傷害。一向是開心果,說話又直率的他亦曾因為fb上的言論而被不同政見的人士網絡欺凌及投訴。

「江湖事江湖了?不。虛擬世界的確會影響到現實生活,網上所發表的言論,是會影響到現實的生活及工作。而對方只是作出投訴,不用付出任何代價……」自此之後,陳博士的fb已不能過於公開,而文字表達上也開始小心,以免被人「暴力」對待。

多了解與自覺

對於了解這個世界的事,李博士與陳博士均認為不能完全單靠fb就看到完整的真相。

面對社交媒體將人們撕裂多於聚合[2]的情況,李博士認為我們需要從多角度去理解社會發生的事。「很多時候,因著媒體的即時報道,人們往往都未看清整件事情,就急於回應或反應。其實我們可以稍為延遲一下,挑選不同角度的報章、網媒去了解同一件事,了解不同的立場,立體地看事情。」

除了要有批判思考的技巧(Critical Thinking Skill),她亦建議我們要建立反思性思維技巧(Reflective thinking Skill)和正向思維技巧(Positive thinking Skill): 觀察我們在做甚麼、目的何在、行動會帶來甚麼影響;就算面對很悲慘的事情,要思考這事對我們有何正面的啟迪,我們可以以甚麼正面的行動來回應。

陳博士認為我們要自覺,不要滿足於以為在fb裡就是整個世界,以為一班人「同聲同氣」互相認同就代表自己一定對。這樣大家就不經意地走進自己堆砌的狹小世界裡。「世界不只是互聯網,很多專門的資料它都沒有。要養成在外間找資料及查證的習慣。」

遊走於fb江湖時,他建議可以「溝淡一下」,貼一些興趣或生活趣事,騙一騙fb系統,讓它記錄不同範疇的數據,使它為我們帶來比較闊的內容及資訊,人在facebook,身要由己。

 

[1] Gregory S. McNeal, “Facebook Manipulated User News Feeds to Create Emotional Responses,” Forbes, June 28, 2014.
[2] Wael Ghonim, “Let’s design social media that drives real change,” TED, December 2015

 

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5/2016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不能盡信的內容農場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8/02/2016

相信大家在臉書上都看過不少被分享,甚至再三分享的文章,有關於健康資訊、名人小傳、感人故事、悲慘經歷等,不明來歷但又十分有趣的文章。或許覺得它們很有意思,大家也想朋友知道(或想得到更多Like),就按了「分享」鍵,傳送了出去或張貼在自己臉書的動態時報(Timeline)中,給朋友細閱。

但在按分享鍵之前,大家有沒有先查證文章的出處?它們是出自可靠的網頁或新聞網站嗎?或只是出自內容農場(ContentFarm)──即是一些專靠抄襲、堆砌不盡不實的內容,及由未有列明出處的圖片組成的內容,再配以嘩眾取寵的標題,來吸引人點擊以賺取廣告費的網頁?

為求生存,不少內容農場會於網上招攬寫手提供文章。部分寫手會罔顧文字工作者的操守,抄襲他人的文章、刪改或虛構文字。他們發表數量極多,但質素卻參差的文章。當這些文章能吸引網民點擊傳閱,寫手們就能從內容農場賺取部分的廣告收益。

有不少人會誤信這類文章而輕易分享出去,這可能造成謠言或錯誤資訊的散播。試想想如果一些錯誤的醫療資訊被散播開去,可能會危害健康或延誤了診治時間。另外,亦有些寫手會撰寫一些虛構故事,但配以網絡上完全與事件沒關係的真人照片,當事件是真實的一樣於網絡發布。如果內容是負面的話,相信對照片的當事人來說,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面對這種網絡的生態,筆者建議:文章可看,畢竟網上總有一些正面及有趣的網絡內容,但不要繼續傳送或分享未能證實的事件,尤其是有機會對當事人造成負面傷害的文章,以免成為網絡欺凌的幫兇。同樣,在分享醫療或健康飲食資訊前,也請先查證清楚,以免友人錯誤跟隨,影響深遠。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8/2/2016

記者照單全收 傳媒淪作幫腔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8/01/2016

李波事件繼續在傳媒發酵,有報章不斷以自家方式「收到」李波的信件、短片、甚至其與太太的合照,但不論圖片還是文字,都沒有註明消息來源,只強調是「獨家消息」。我們不禁質疑:是甚麼原因令一份報紙將自身的公信力押在單一的消息上呢?

報章甚至電子傳媒引述自「消息人士」,是保護消息來源的做法之一。作為傳媒,收到消息,理論上也應多方求證,例如早前有電子傳媒引述消息,指特首梁振英曾在閉門場合呼籲不用捐錢給大學,該電子傳媒,以及不少紙媒翌日也再向各界求證,即使「不開名」也要找人核實消息真偽才將報道出街,此為對新聞求真的精神。

從有關報章幾次「獨家」消息所見,記者未曾到現場作任何的採訪,單憑報料的信件、短片便「看圖作文」,將之視為完全真確的報道,巧合的是類同的消息往往在警方於夜半發放後被刊登,彷彿就將該報的消息「正確化」。然而,這些信息就等於真相嗎?筆者會問:李波的太太能否聯絡上?片段怎樣證明是沒有經過剪輯?拍攝的過程會否有異?單憑片段我們可以知道更多嗎?還是會有更多的疑惑?記者有盡責任去求證及提出質疑嗎?

如果記者不用在現場,只是看圖就可作文,這和鍵盤戰士有啥分別?記者就是要有求真的精神,盡量貼近現場看才能有第一身的視點。例如2011年何鴻燊的爭產案中,當中家人雖只安排一報(《大公報》)、一刊(《東周刊》)和一台(無綫電視)入屋「有採冇訪」的拍攝,但就因為電視台拍到在三太大宅中有人負責拿着「貓紙」給何鴻燊「宣讀」,令人對整件事有所改觀。可見,記者及攝影師親臨現場有其重要作用。

沒有真正的記者在現場,消息人士為散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提供短片、相片給傳媒直接「搬字過紙」,而傳媒為了令消息長做長有,甚至因為自身的政治利益關係,放棄存疑求真,照單全收,淪為消息人士的喉舌、公關,將他們的一面之詞當作真相發放出去,傷害的不只是一份報章的公信力,更是巿民對傳媒的信心。

請不要令香港的傳媒淪為黨或某些人的喉舌。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8/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