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在評論和新聞中間——永遠要站越黃線的立場新聞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9/2013

客觀、公正及持平曾幾何時是新聞編採的三大原則。新聞報道必須客觀,記者與編輯不可加入個人意見,在撰寫時更要以公正的態度對待不同立場的人,不偏不倚。此外,記者要儘量報道與議題相關的各種立場和意見,讓讀者有足夠資訊去作獨立思考,判斷是非。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政客漸漸懂得傳媒的操作模式,他們也開始嫻熟地操控傳媒。不少傳媒工作者深感無力,於是部份人經營不同形式的立場新聞,有的純粹為了宣示本身的立場,也有人預備充足,全力向與自己持相反意見的人開火。為此,本期《燭光網絡》訪問了《信報》「獨眼香江」(前稱為「獨眼新聞」)專欄的記者陳玨明(筆名紀曉風,又稱老紀),了解行業的變遷。

新聞分析  另闢蹊徑

老紀憶述,開初入《信報》做「獨眼香江」時,他就知道自己不是只做記者,更是做「新聞分析」。他說:「你做財經分析,在外國其實都係一個記者來,就連外國做新聞,新聞報道員都係有立場,唔會只係讀一段新聞出來,佢係可以係好短時間內將一段新聞控制到一個言論的流向。」
 
新聞資訊在網絡世界中傳播,速度是以秒計算的,這秒鐘寫的新聞,下秒鐘就有新的取代。現在的情況往往是沒有人重新整合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新聞被每小時的即時新聞斬成碎片;再加上政權中懂得新聞操作的人運用各種方法,控制新聞的流程。因此,老紀寫「獨眼香江」文章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將一啲嘢拎返出來講,唔好畀人帶住走,要建構返個論述出來。」
 
能夠做到擺脫政府所設定的議程,老紀靠的是互聯網搜尋器。在處理新界東北問題時,政府聲稱新界東北發展已經過多次諮詢,才決定興建新巿鎮。老紀詳細調查及整理整件事的始末,發現政府一開始明明只是提出「新發展區」,亦只就「新發展區」而不是以「新巿鎮」方式作出諮詢的。這是老紀以「政府零諮詢」五個字起題的原因。

突破限制 力求平衡

老紀形容現時新聞,不論報紙、雜誌都在很多不同的限制中。報紙作為報道媒介,當然必須如實報道事件,但最後容易變成「人肉錄音機」,對事情沒有全盤消化並帶出重點。新入職記者很多時不知道事情始末,就被要求出去跑新聞。公關當然「醒目」地向他們提供很多背景資料,方便跟進,但這些背景資料往往都只對公關所代表的機構有利,而非以為巿民的利益為大前提。於是記者寫的新聞,無論怎樣寫,角度也是偏頗。
 
從事雜誌的傳媒工作者,自然可以用比較多的時間消化所獲得的消息,但就只能做「新鮮滾熱辣」的議題,而且故事多要求有人物作為配搭,最好人物有很多戲劇性的元素,如此才能吸引眼球,叫人購買。做「獨眼香江」欄目,雖然都要注重吸引讀者的眼球,但就沒有以上規範。對於一些較資料性的新聞,即使沉悶,老紀也會報道。老紀相信只要是重要的消息,無論內容有多沉悶都要發佈出去。而且,老紀認為「獨眼香江」努力取了「平衡」。因為與一些傳媒相比,此欄並不是預先有了立場,只為求攻擊不同意見者,偏離事實,或過份渲染和將議題娛樂化。

透過互聯網整理消息的風險

不過,老紀透過互聯網嘗試整理及還原消息有一定風險。一般傳媒務求公道,通常對政府提出質疑的同時,會發傳真向有關政策局提問並要求回覆,甚至要等到書面回覆後才刊登報道。但老紀知道,對方可以拖延,也可以回覆,迫你用他的官方說法,於是他決定不會每次都等待政府回應。對事實已擺在眼前的資料,老紀會直接利用翌日出街的報道來提出質疑質詢。他說:「喂,CY(梁振英)講嘢已經有電視台24小時咁同佢loop(不斷播放),我點解仲要等佢覆,依家的新聞根本就已經唔係平衡報道啦。我們砌返個事實,做比較,亦有時間做,已經對佢好公道,有啲嘢logical sound(邏輯上合理),如果有風險,都要冒。」
 

閱讀策略

編者按:大家須留意,「獨眼香江」開宗明義是一個評論新聞和時事的專欄,而非純粹的新聞報道,因此,其性質與一般新聞報道不同。此外,今天的新聞報道難免會有立場。閱讀有立場的新聞時,可以留意以下事情:
 
1. 找出文章中的明顯立場
部份稿件在標題上已清晰表達其立場,有些則要透過圖片才能知道。

2. 嘗試看看報道中有沒有解釋為何抱持某個立場
在部份報道文章中,作者只是宣示立場,但就欠缺合理的解釋,這也不是好的取態。

3. 分析資料來源是否中立
部份看起來「似層層」的文章,資料來源往往來自同一個陣營,於是文章自然產生傾側。如果當中的消息來源來自一些客觀的資料及源頭,文章的可信度會較高。

4. 判斷報道的可信性,並分析有關立場是否合理。

 

相關文章

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使用,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發放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今年8月,時任《紐約時報》行政總裁Mark Thompson便曾說過,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的《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今年7月宣佈停刊。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亦在7月底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去年10月暫停派發。

直播新聞的限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20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明光社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1] 〈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明報》,2019年11月1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1118/s00001/1574016530200/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2] 調查請受訪者為不同渠道的資訊,按其重要性來評分,參李立峯:〈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明報》,2019年8月2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90822/s00022/1566394633524/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3] 歐陽家和:〈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明光社網站,2017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4] 佛洛e得:〈今年夏天,體驗香港特色的戰地攝影〉,Spill,2019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spill.hk/lifetech/hong-kong-protests-journalists-photographers-equipments/(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5] 見註2。

[6] 郭卓靈:〈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明光社網站,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6日)。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07/2019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新聞為何會變得不可信?從遊行人數的報道說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4/07/2019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遊行日期

民陣

警方

雷鼎鳴(科學計算)

葉兆輝(估計)

李鴻彥(大數據估計)

2019年6月9日

103萬[3]

24萬[4]

19.95萬[5]

約50萬[6]

75萬[7]

2019年6月16日

200萬+1人[8]

33.8萬[9]

40萬[10]

約80萬[11]

144萬[12]

 

 

[1] 〈【引渡惡法】曾指佔中蒸發數千億 雷鼎鳴:科學估算8時前僅8.2萬人遊行〉,《蘋果日報》,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609/5969534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2] 〈反修例遊行大逼爆〉,《星島日報》,2019年6月10日,網站: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2016695-港聞-反修例遊行大逼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3] 〈【政情網上行】69大遊行人數〉,now新聞,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108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4] 同上。

[5] 慈美琳、李偉欣、莊恭南:〈【逃犯條例】雷鼎鳴估20萬人遊行 民陣引述警方:30萬人 警否認〉,《香港01》,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38576/逃犯條例-雷鼎鳴估20萬人遊行-民陣引述警方-30萬人-警否認(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6] Simon Scarr, etal., “Measuring the masses: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crowd counting in Hong Kong,” REUTERS GRAPHICS, June 20, 2019, https://graphics.reuters.com/HONGKONG-EXTRADITION-PROTESTS/0100B01001H/index.html.

[7] 〈6‧16遊行人數飈 大數據系統早猜出 稱政府漠視輿情 開發者:分析助解公關災難〉,《明報》,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0626/s00001/1561486947989/6-16遊行人數飈-大數據系統早猜出-稱政府漠視輿情-開發者-分析助解公關災難(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8] 〈警方稱遊行高峰33.8萬人 雷鼎鳴團隊估算40萬人〉,香港電台網站,2019年6月17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3275-20190617.ht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9] 同上。

[10] 見註8。

[11] 見註6。

[12] 〈【引渡惡法】大數據顯示今日最多144萬人遊行 林鄭辣㷫市民留言13%粗口(傳媒人李鴻彥)〉,《蘋果日報》,2019年6月1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616/59721546(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有片有圖但沒有真相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6/2019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1]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男子被追趕入警總 警方否認警員扮示威者〉,facebook,2019年6月27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videos/708981682872833/UzpfSTgzMTkyNDcxNzoxMDE1NzAzNDQyMDYwNDcxO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27日)。

知難而進 如何在傳媒的地雷陣中逃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5/2019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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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適應科技推進 香港電視發展與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與行動)
19/03/2018

香港的電視廣播在1957年開始,首先出現的是提供有線電視廣播服務的「麗的映聲」,當時麗的呼聲電視(後改名為亞洲電視——ATV)還是黑白影像的播映。因著香港引進了無綫電視科技,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1967年開始了無綫電視(TVB)的中、英文台的免費娛樂和資訊啟播,並在同年開始提供彩色的廣播。因著無綫電視技術發展趨勢迅速,麗的映聲亦於1973年轉以無綫廣播技術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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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靠不同地區的發射塔轉發電視訊號予接收器,各家各戶為接收更好的訊號,都會於大廈天台加上「魚骨天線」,這些景致都可謂當時的一種集體回憶。

兩台追逐收視

及後佳藝電視於1975年短暫出現,3台以百集長劇和武俠劇集互相爭奪收視,但佳視可能因起步太遲,不到3年便倒閉。亞洲電視與無線電視就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電視服務,為了賺取賴以生存的廣告費而繼續作收視爭奪戰長達30多年。在這數十年間,兩電視台為求收視,都可謂出盡法寶,創作了不少經典劇集及綜藝節目,亦大量推銷到海外,特別是華人社區。另外,亦不斷引進外國的遊戲節目和劇集以增加新鮮感。

 

技術進步與收費電視出現

在1990年代,開始發展立體聲及多聲道廣播等,免費的衛星電視及收費的有線電視也先後於1991年及1993年開始啟播。因著網絡及寬頻等傳播技術慢慢成熟,電訊盈科亦推出now寛頻電視,於2003年開始以收費形式提供寬頻網絡傳送資訊及節目的服務。

而電視傳送方式的進步,全球的電視廣播開始走向數位化,多個發展國家已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以及高清晰度電視,收費的有線電視更率先於2001年將電視訊號轉為數位訊號廣播。而亞視與無線,亦和另一收費電視Now寛頻電視一樣,於2007年底前開始了標準清晰度或高清晰度的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

 

一台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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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00年後,亞視除了以遊戲節目《百萬富翁》短暫勝出外,其他時段收視一直被無綫拋離,而無綫當時亦有不少深入民心的經典劇集,如《男親女愛》、《戇夫成龍》、《金枝慾孽》及《溏心風暴》等。不少劇集更因為首輯大受歡迎而繼續「食住條水」,續拍第二、甚至第三輯。這種做法,在外國亦十分常見,如美劇《老友記》(Friends)、《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及《身前身後》(Six Feet Under)等,都拍上了5至10輯不等。

另外,不少觀眾都有慣性收視的習慣,「睇慣咗」無綫,一按著電視就是第一台,別台的節目拍得多好,也難以超越,所以無綫亦被稱為「大台」。也由於高收視,往往就會參考以往成功的橋段,翻炒再翻炒,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但長期靠著「食老本」的方式又或是抄外地成功劇集的橋段,一旦遇到新時代衝擊就會容易跌倒。

 

新競爭者的加入

2009年除了政府讓香港電台可以開設獨立免費數位電視頻道外,廣播事務管理局宣布免費電視牌照,城市電訊(香港電視網絡——HKTV)、有線寬頻(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香港電視娛樂——ViuTV)都有提出申請,欲成為免費電視台,令香港的電視競爭及質素提升。

而當被稱為「永恒」的亞視,最後由於經營不善而不獲當局續牌,更拖欠薪金,最終於2016年4月2日零晨「熄機」,終止地面電視廣播。取而代之,香港電台立即於其中、英文模擬電視頻道提供節目。而ViuTV亦接收了亞視的數碼廣播頻譜開始啟播,其提供的節目,如實況娛樂《帶著矛盾去旅行》、外購的資訊節目《恐怖醫學》與自家製劇集《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都曾製造了不少話題,並吸引不少觀眾收看。而奇妙電視亦已於2017年5月正式開台,提供24小時中、英語的綜合頻道。

能在這小市場中生存絶不容易,因為據報道指ViuTV進場一年已虧蝕了接近兩億,而奇妙電視與香港電台兩台的電視廣播節目亦似乎未見獲高收視。

 

科技繼續推動——網絡與網絡電視

上述所說,現在播放的免費電視台:無綫、香港電台、ViuTV及奇妙電視都是單向娛樂,即播放時間由電視台決定,作為觀眾,只能揀由不同的電視台安排好的節目。

但這些年,互聯網令人們的習慣改變了,有報告指出不少人於網上看資訊的時間多了,放在廣播電視時間少了。因為甚麼時候看和看甚麼網站、節目,都可以自己挑選,正所謂「有得揀,先至係老闆」,而網上亦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視頻,除了在Facebook、YouTube播放各式短片、細電影外,香港亦有不少私營免費電視節目播放服務的網站,如ViuOTT、樂視、香港電視網絡(HKTV)、毛記電視、龍耳電視,甚至最後復活的亞視OTT等…… 它們都可以讓人接觸到短片、電視劇、電影、社會現況等資訊。在網絡上的選擇多了,自然收看電視廣播的時間就會減少。

 

眼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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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可以自由下載看到許多精彩創新的英、美、日、韓和內地劇時(有時還可以一次過瘋狂下載多集「煲劇」),自然會對大台的劇集提不起興趣。尤其是新一代,根本沒有「食飯就坐定定睇電視劇」的習慣,人人食飯就看手機。大台亦有面對現實,反省節目內容之餘,亦發展網絡電視的收費平台(如myTVSuper)及尋索合適港人的網絡廣告播放模式(如植入於Big Big Channel 的KOL、藝人直播及有趣短片中的廣告)。

來愈小的餅?

電視廣播業還在適應科技的推進,面對趨勢在走向網絡平台,觀眾投放到免費電視廣播節目的時間相信會越來越少,這塊餅會變得愈來愈小,如何努力吸引觀眾坐定定是一種挑戰;新進入戰場的電視台,如何可以打倒慣性收視,搶到觀眾支持,是一種挑戰;與大資本式萬馬奔騰、壯麗場境的億萬製作競爭,是一種挑戰;如何以合拍形式與內地或海外合作,而又可以拍回港劇味道,是一種挑戰;如何令港劇於外地賣埠,與韓劇、內地劇爭一席位,是一種挑戰;如何可以拓展網絡群眾,與國際性的網絡電視(如Netflix)競爭,令國際觀眾都可以透過網絡支持港劇,賺回資金繼續發展自家港劇,亦是一種挑戰……

看過ViuTV《綠豆》、《三一如三》,亦看到去年無綫的《踩過界》、《降魔的》、《誇世代》,都是不俗的創作,但如何吸引觀眾繼續支持粵語港劇及充滿香港特色的劇集,是所有電視製作團隊未來的嚴峻挑戰,因為關乎的不僅是收視的高低,甚至是生死存亡。

 

參考資料:

  1. 潘惠蓮,〈回顧香港的無綫和彩色電視廣播誕生〉,《傳媒透視》,網站: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124
  2. New Media Habits for TV User Groups, TV and Media 2016, Ericsson Consumerlab. Website: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networked-society/consumerlab/repo....
  3. 〈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 公共廣播怎改變?〉,《香港經濟日報》,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55416/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20公共廣播怎改變?
  4. 〈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鏗鏘集》居首 奇妙電視「包尾」〉,《香港01》,網站:https://www.hk01.com/港聞/137756/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鏗鏘集-居首-奇妙電視-包尾-

互動、內容才是王道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3/2018

根據最新的報告指出,對比2013年及2016年香港的電視廣告收益,由134億元減至119億元,跌幅為11%。[1] 相信與每日收看電視的市民在這幾年間跌至七成左右有關,而時間亦由每日3.2小時減至2.3小時。科技進步了,大眾選擇收看節目的途徑增多,網絡上容易收看各類節目,人們很自然會少了時間看電視,媒體的廣告費亦有不少轉而 投放在社交平台——如臉書、關鍵意見領袖(KOL)或微電影等形式中散播。電視除了加強現時電視節目內容以吸引廣告外,亦要另找尋生存渠道。

 

4K劇集不能只有

我們在前已有討論過電視台的步伐是一直跟在科技的發展往前走及改變的。現時香港的電視台的步伐又正在做什麼呢?作為龍頭大哥,TVB於2017年5月才開始播放首部4K全實景拍攝製作的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強調斥巨資在香港、上海的購物商場作實景拍攝,而當時劇集亦因為涉及中、港、台三地女性的分別,而引起了大眾一時的討論及收看,但這類反映社會現況的劇集不多。之後,就算還是以4K實景拍攝的《賭城群英會》及《溏心風暴3》等,亦因為內容乏味、因循,而未能維持較高的收視。

其實4K拍攝,早於2014世界盃已有,2016年Netflix都有4K資訊、NowTV亦與Samsung合作有Now One機頂盒點播4K節目……[2] 隨著科技發展,追求視覺的美與高解像度,實在是必要的了。然而,要吸引觀眾的追捧又豈能只靠視覺?

 

同步增加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

明光社

除了劇集,電視台晚間時段亦提供了不少飲食、旅遊或健康資訊等節目。但這類節目,亦和劇集一樣,可以隨時上網收看,卻很少提供可與觀眾同步互動的節目。如果能讓觀眾即時透過網絡作互動,參與遊戲節目,令觀眾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會大增。就如台灣,吸收了網絡平台節目的成功經驗,於是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跨螢互動益智節目,「內容將會在直播平台與電視同步播出,網友可透過App與藝人共同答題過關搶獎金,留言討論也會被選取至攝影棚內的大螢幕上。」[3]這種遊戲方式涉及電視節目的播放與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並加上高度穩定的網絡連線。就能讓用戶「黏著」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間上線,並於任何地點都可參與遊戲。明顯地這和創意運用科技及節目製作成本等方面都很有關係,是一種可以為電視這傳統媒體帶來更多年輕觀眾的做法。

而造星節目方面,如韓國的《Produce 101》及內地的《偶像練習生》,他們都有讓觀眾參與推選自己支持的年輕人成為偶像新女團、新男團。在這種有份參與及支持偶像出道的過程,會令觀眾投入度大增,並更易在偶像團隊(如I.O.I、Wanna One)組成後,更投入支持這些藝人。

 

靠大數據集合碎片

互聯網令人們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不用再必需要跟隨「大圍」去走,也是所謂「碎片化」的情況開始發生。觀眾甚至可以「碎裂」至完全不看大台節目,過往這種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亦正日漸遞減。而只於網上「煲劇」、看電影的人,相信大有人在。而按統計數字來說,有42%的人現在所花於看電視連續劇的時間比起他們五年前所用的時間為多,[4] 更稱一些懂得爭取時間煲劇的朋友為「煲劇跑手」(Binge Racer)。根據Netflix的統計,香港跑手人數是亞洲區的第五名,[5]還偏向愛好30分鐘內、節奏明快的劇集,連煲劇的速度都較快,三兩天已能看完一整季的節目,這結果符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

以上的資料其實在顯示,人們不是不再「煲劇」,而是更懂得善用時間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揀他們認為「值得煲」的劇。Netflix、Hulu及Amazon 這類OTT平台[6]提供了全球如海量般的劇集、電影……而且,他們因為於網絡平台上擁有觀眾收看節目的喜好和時間等大數據,更有利於統計及分析及提供未來製作、訂購劇集的方向。

 

別忘了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科技,得到的數據用作製作更好的節目,還是拿去吸引廣告商?看到大台斥資做Big Big Channel、myTV SUPER機頂盒、OTT,跟著潮流去做,甚至會有課金制度、廣告宣傳配套,短暫的利益可能不少。但見它過份地「力谷」這些新成立的網上渠道,連電視節目的內容都讓位給Big Big Channel作宣傳,[7]期望吸引更多人登記成用戶,卻忘記了電視台要做好電視節目的內容才是重點。[8]

面對著網絡上的推陳出新,若只跟隨外地的應用程式及節目提供的技術,那只是跟著別人後腿跑,[9]失去主次及方向。如將情況套到傳媒訊息傳遞的層面上來看,面對科技進步,人們的意見、思想卻走向碎裂的方向,吸收資訊亦同樣要求速度、方便、感官刺激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可以有效、恰當地傳遞既具吸引力,亦能有質素的內容呢?

 

[1]〈觀眾減 廣告收益跌11%〉,《蘋果日報》,2018年2月21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221/20310699

[2] 〈[4K是甚麼?]《不懂撒嬌的女人》大台首部4K全實景製作 唔使再睇低質廠景!〉,《Cosmopolitan》,https://www.cosmopolitan.com.hk/entertainment/15bd1d7d9a832ef

[3] 〈17直播攜手八大電視搶觀眾,打造「跨螢」互動益智節目〉,《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082/17-media-partnered-with-gtv-for-a-new-game-show-in-taiwan

[4] TV & Media 2017 – A consumer-driven future of media, An Ericsson Consumer and Industry Insight Report, Ericsson Consumerlab. Website: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careers/media/ericsson_consumerlab_tv_media_report.pdf.

[5] 〈【煲劇如比賽】煲劇跑手一日跑完《深夜食堂》 香港跑手人數居冠〉,《香港01》,2017年10月23日,https://www.hk01.com/藝文創意/127337/-煲劇如比賽-煲劇跑手一日跑完-深夜食堂-香港跑手人數居冠

[6] OTT(Over the top),透過網路訊號將媒體內容建立在雲端,如Youtube、Netflix等。

[7] 〈只見Big Big Channel 再見香港小姐〉,《香港01》,2017年9月4日,https://www.hk01.com/01博評-藝.文化/116758/-港姐2017-博評-只見Big-Big-Channel-再見香港小姐。

[8] 〈Big Big Channel緊要過讀劇本 樂小姐叫藝員埋位前狂做直播〉,《香港01》,2017年11月15日,https://www.hk01.com/娛樂/133695/Big-Big-Channel緊要過讀劇本-樂小姐叫藝員埋位前狂做直播。

[9] 〈進擊的Big Big Channel,能攻陷誓死唔睇TVB的人嗎?〉,《香港01》,2017年6月23日,https://www.hk01.com/01博評-藝.文化/99964/進擊的Big-Big-Channel-能攻陷誓死唔睇TVB的人嗎-。

睇電視 唔再坐定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1/03/2018

科技帶領潮流,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不知不覺,在這幾年間,手機成為了我們娛樂和吸收資訊的重要渠道。

根據2017年度一份由愛立信發佈,有關電視與媒體的國際性調查,訪問了來自13個國家的20000個網上訪問,代表超過10億人的網上行為習慣,地域包括中國、台灣及南韓等多個亞洲重要地區。[1]報告顯示越來越多人會在不同的設備去看資訊,而用手機看電視或短片的人達七成,比2012年的時候增長了一倍。而當中的五份一人,每週更會花達六小時在手機觀看電視及短片。

而在年齡層上的行為習慣分別亦甚大。16-19歳的年青人會花多於一半的時間在看自己挑選的節目上;而對於60-69歳的長者來說,他們仍舊是以看電視現場節目或電視台已安排好了的節目為主,佔他們看電視節目的八成時間,情況與2013年相若。

由於行動設備(Mobile Devices)可方便使用者不在家時都看到節目,再加上可以自己挑選喜歡的節目觀看,16-19歳每週平均會用33小時看節目,對比各個年齡層,花的時間為最多。而總的來說,有42%的受訪者承認他們「煲劇」的時間比五年前多了。

而習慣以手機為主要觀看電視及短片工具(Mobility Centric),或習慣會在身處的地點便會轉變方便自己觀看節目的工具(Screen Shifter)的人們,都在按年不斷地在增加中,相比起十年前,升幅分別為4.4倍與1.4倍。而這兩群人花費金錢在自選電視節目及短片服務的金錢,相對於其他人多。

雖然「有得揀,先至係老闆」,但人們往往會花很多時間來挑選節目,去年就有13%的觀眾,平均每天會花達一小時去挑選節目!而根據2018埃森哲數碼消費者調查報告,訪問了約21,000名消費者發現,觀眾開始厭倦數碼遷移(Digital Migration),約八成半的消費者是不想轉變觀看的OTT(Over The Top)電視付費訂閱服務(Subscription Service)。[2]而愛立信的報告亦指出,一個方便大家搜尋自己喜歡的節目的系統,是現時大家迫切所需要的。

從上述的數字來看,人們已轉為趨向使用行動設備來觀看電視節目,尤以年青人為主;但亦因為方便了,使用的時間、被吸引去「煲劇」的時間亦會拉長。而「有得揀」時,卻因為時間有限,大家就會花大量時間去揀看什麼才好,可見「內容才是王道」。有質素、娛樂性高或具創意的節目才可以獲得更多觀眾挑選及支持。

 

 
  1. TV & Media 2017 – A consumer-driven future of media, An Ericsson Consumer and Industry Insight Report, Ericsson Consumerlab. Website: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careers/media/ericsson_consumerlab....

[2] 84% of TV viewers don't want to juggle multiple subscription services:  http://www.thedrum.com/news/2018/01/29/84-tv-viewers-dont-want-juggle-mu....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從電影感受信仰、生命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6/08/201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聖經新譯本》〈太 5﹕7〉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電影,作為繼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及戲劇之後的第八種藝術,大家樂於在影院、家中,甚至下載至平板電腦、手機中觀看,每套的故事情節、音樂、特技、鏡頭、角色塑造…等層面成為大家細心欣賞和分析的必備元素。但真正吸引的是當中豐富我們生命的訊息,仿如讓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兩位對電影有濃厚興趣的牧者、生命導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神學科副教授雷競業博士(小雷老師)及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礽福),接受專訪時分享電影的「奧妙之處」。

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很多香港人喜歡去旅行,但對我來說,去旅行要籌備的事情太多…看一套電影,就等於去了一次旅行。」平日忙於寫書、教學的小雷老師,總會偷閒看看電影,投入另一個世界,讓心靈去一趟旅行。他特別喜歡處於一些極端或特殊的環境,觀察人的情緒反應及了解人的生活,所以奇幻、鬼怪或真實描繪某一類人生活的電影,他都喜愛。

他特別提到一些拍得很好的電影,如《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 ,能讓他思想在不死的處境中,身處沒人理解的孤單世界會如何;《凍死骨》(Winter’s Bone) 中帶出了山區居民的掙扎與面對極端環境的生存問題;《血鑽》(Blood Diamond) 描述南非白人的鑽石買賣與兒童士兵的問題等。「很感謝電影創作者所花的心血,帶我們投入到很多世界不同的境況,了解與自己現在的生活有何不同。」

荷里活電影以外還有很多風格

同樣在年少時期已開始喜愛電影的礽福,自從中學暑假與同學以手提攝錄機拍槍戰電影後,大學時期更於台灣導演協會當攻讀生,雖不是正式在課室中學習,但透過與老師、學生的交談,他對電影的認識及熱愛與日俱增。「荷里活三幕劇的電影固然很精彩緊湊,但還有其他節奏、風格的電影,如日本電影《東京物語》、歐洲電影《羅馬假期》…節奏很緩慢,但可以讓觀眾有空間去感受劇中人的情感。看『悶片』都是一種學習呢!」他說道。

礽福有深厚的文學根底,很喜愛王家衛電影的台詞:「電影《東邪西毒》中有些台詞是自己曾經講過,而有些說話,我將來都應該會講。」他認為電影可以帶出預言的作用,令我們代入角色去感受,去思想將來。

安全的近距離接觸

談到電影與信仰的關係,小雷老師認為有些電影會明顯地挑戰大家的信仰想法,例如《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 講及一名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因為一次意外令他全身癱瘓,愛情令他由憤世嫉俗中改變過來,但最終他還是要選擇安樂死。

「電影會挑戰你去想為何有人會想安樂死? 他們面對著甚麼困難?他的成長,世界給他甚麼價值觀,以致人會作出這種選擇?電影不單反映這是社會的悲劇,亦會讓大家反省何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社會可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貴…」他稱這是一個安全範圍中的挑戰,讓大家進入主角的生命;從而思想,如果將要進行安樂死的主角就站在你面前,作為他的朋友,你會如何回應他的選擇?

把電影連繫到OIA查經?

對於礽福,本來是純娛樂的享受,卻發現原來很多基督徒不懂如何「看電影」,亦受到電影內容的衝擊,而開始思想電影與信仰的關係。「當戲院播放《斷背山》、《達文西密碼》時,信徒很緊張,怕這些電影衝擊信仰。人們知道我常看電影,就邀請我去講;為此,我多看幾次電影,也對字幕去作分析,作充足的準備。」之後,礽福、小雷老師與其他一些有心人開始在教會舉辦電影小組,慢慢以OIA查經法 (O-觀察、I-解釋、A-應用) 及做分場等方法,去分析及討論電影。

「電影,就是以影像說故事。和現實世界一樣,很多事實不是用口說出來,而是觀察出來的。就算說了一句,也要從影像去找呼應。」他認為語言會有瞞騙,而我們應觀察鏡頭所展現的,是否和說的一樣?是否重複了一些訊息?人物的外表、衣著改變又代表著甚麼?「帶電影小組,需要重複去看一套電影。有機會用心去再看它們,才會看到更多的事。當找到了一些新發現,就會很開心!」

在故事中發現人性

礽福多次提到我們要學懂看故事,因為愈會看故事,解讀經文就會愈好。他認為很多人解經解得不好,是因為對生命的理解不夠立體,看不到故事背後很多很深刻的人性及細節。「為何大家能投入金庸世界,會說『人在江湖』,遇到別人有難,又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大家覺得當中的世界很真實,我們才會用內裡的世界與角度去看我們身處的世界,並將內裡的道理在真實世界應用。」

而對於大部分是記敍形式的聖經,我們又可否重立聖經世界於我們的內心?建立一個很豐富的意象世界,以至在面對及處理不同的情況時:「是聖經的世界跑出來,而不是金庸的江湖世界跑出來!」他更認為我們很少代入聖經世界去感受,成為認知的一部分,所以沒有在生活中將感受代入及使用。

進入其世界 了解其心聲

因著電影可帶我們去深入了解不同的世界及處境,小雷老師在文化神學科目中會介紹學生去看不同的影片(包括電視及電影),以了解流行文化,並解釋現代文化及後現代文化,他亦會建議學生去看一些流行電影來明白不同的社會文化,並得以了解人們的心靈及價值觀,並思想作為基督徒可以如何回應。「所有的神學、講道,都是和文化對話。講道是投入去與會眾的文化對話,生命才會改變,也幫助他們以另一個角度去了解世界。」「另外,牧者可以去看與服侍對象相關題材的電影,以增加大家的共通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如青少年事工的傳道人去看青少年很喜歡看的電影,或有關青少年的電影,並多與他們討論,以了解他們的看法。」

最後,對於分辨與面對電影的訊息,礽福稱他會常帶著謹慎而悲觀的態度去看電影,「看電影要清醒地看,細思當中的訊息。」以電影去看世界是好的,但他也提醒了我們,創作者可能會有「作者的善意」或「作者的惡意」,無論是大團圓結局,或對人物的描寫,都和現實有一定的距離,或刻意地隱藏事實,所以我們看電影還是要保持幾分清醒。而小雷老師亦認為電影如其他好的藝術作品一樣,是一種表達生命中的美與善的方式,遇到好的電影就好好的去享受。當然亦要按照個人的信心去做,如果認為該電影會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就不要挑戰自己的屬靈功力。

 

學習如何欣賞電影

「古往今來的經典電影都要看看。大家可以按電影發展史慢慢去看,由美國史上首部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到希治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再到史提芬.史匹堡、及基斯杜化.路蘭等。電影不單敘述故事,也與當時的社會連接,我們可以從中追索歷史,了解不同年代的文化、價值觀、甚至鏡頭運用的進步等。」(小雷老師)

「無論甚麼文化的經典、流行電影都可看看。對於大師的作品,未必會看得明白,但可以用一個謙卑的心,給大師留一個空位。因著生命的成長、經歷複雜了,人生的口味都會不同。現在看不明白的電影,他日可能會有所共鳴。」(礽福)

 

曾經刊載於:

談天說道,明報,A13頁,2017年8月16日
 

比對7月23日翠林男子墮樓新聞及報道自殺新聞的建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7/2017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註:配圖為網上圖片

 


[1]傅景華,〈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1-opinion-fukingwah-newmedia/,2016年3月21日。

[2]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部,〈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取自世界衞生組織網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604/10/WHO_MNH_MBD_00.2_chi.pdf,2000年。

[3] 香港記者協會,https://www.hkja.org.hk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7月31日

傳媒的無形影響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1/06/2017

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聖經新譯本》〈申6﹕7〉

雖然傳播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由以往的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台廣播,到現代的網媒、YouTube、社交平台等媒體。資料由單向轉至互動,以往傳媒的第四權,漸漸瓦解,各網民的細小聲音卻又可集合成為無形的影響力。這些變化如何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及理解兩性關係的看法呢?

 

採訪: 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 謝芳

 

筆者近月走訪了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多個基督教團體協辦的「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17」,活動凝聚數百位關心「性」議題的信徒及領袖,從多個向度了解成長環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性別自信,從而探討如何建立孩子發展健康的性別自信。其中的分享環節邀請了多媒體創作總監,又稱為「狗仔隊之父」的歐建樑先生(春麗)及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先生(家和)暢談有關傳媒及流行文化對影兒童及青少年影響,內容有趣,特意在此與大家分享。

 

媒的吸睛大法

 

春麗的開場白就是解釋身為男士卻改這個女性名字的來由,藉此向大家講解傳媒「吸睛」(吸引眼球的注意)的技倆。他說,初入行當記者時,上司便教他要改一個特別的名字,好讓藝人們容易記住他,結果喜歡打電子遊戲機的他立即聯想到格鬥遊戲《街頭霸王》中的「春麗」─ 全世界格鬥遊戲中第一個女性人物,她的「兩邊包子頭」和身穿藍色褂子的古裝造型及高速旋轉「鶴腳腿」,最為人熟悉。

 

結果,這個虛擬世界的女性名字成為歐建樑的代號,與藝人打交道,的確令很多人難以忘懷和眼前一亮,「傳媒就象我選擇這女性名字一樣,時而顛覆男女角色,時而選取『夠爆』的東西來吸引大家注意。」當時的傳媒的價值觀,就是要能吸引人們注意,其動機就是生存。春麗認為很多傳媒不會花時去報道太普通的東西……如何變得吸引?就是把正常的東西,加進一點點「不平凡」的東西進去。

 

早期至今 藝人都一樣

 

「早在七、八十年代,部分藝人會刻意打造帶點顛覆男女的形象,如羅文、梅艷芳,男的帶點嫵媚、女的走中性路線,使大家對他們有特別、不平凡之觀感。」春麗認為從「任白」時代至今,不少藝人喜以這類打破傳統框框、標奇立異的形象示人,再加上內在努力及藝術造詣,確是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麗指出,在娛樂圈的生態中,由管理層至化妝師,再到藝人,都會存在一些性取向不同的人,或者他們亦會加點點特別形象去營造特別的自己。那麼在這圈子內,每個人都顯得特別,大家就會覺得見怪不怪了。

 

但是,無論他們是刻意營造的,或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這種流行文化,卻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如何看世界。「一點點的不同,加添了一點點的『曖昧』感,對人來說是有點吸引力。」春麗特別提到早前一個文化活動《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看到由雜誌封面到電影,再到藝人與他們演繹的角色,性別表達的曖昧存在於各種傳媒及藝術之中。他認為看這些曖昧的娛樂訊息,不會令青少年的性取向改變,只會對很多事情的界線變得模糊了。

 

傳媒販賣性聯想 定性別「標

 

對於傳媒及文化研究亦十分熟悉的家和同樣指出,傳媒製造標奇立異,就是從「加多一點點」、「改變一點點」開始。「雜誌以封面標題來使人有性聯想,內裡的文字、配圖,無論是驚艷的或是難看的,亦使看的人情緒被牽動而深深留下印象。」家和舉出例子﹕一些廣告與天氣報告節目,加入美女、或性聯想的形容詞和影像作為配圖,為的亦是吸引眼球,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增加銷售利潤而已。

 

媒體對男、女性的塑造及描繪影響著大家如何看自己及別人,亦定下了男與女的「標準」應該是怎樣,並對號入座。如果覺得自己「不對」,可能會來個自我改造;若是別人「不對」,就會繼續追尋下一個。

 

韓劇與BL漫畫 影響戀愛觀

 

網絡發展,令到大家接觸資訊方便了很多,隨時可以「煲」劇、看漫畫。對於愛情觀,家和認為韓劇中對戀愛的描繪充滿著「又係又唔係」的曖昧感覺。這些含混、曖昧及隱藏的感覺,可能令人覺得很吸引,並沉迷當中。主角們又是俊男美女,使青少年十分追捧,並相信當中的愛情。「但當他們未經歷過黑與白,就直接給他們灰色,他們被引導去相信這些愛情,到長大了還繼續相信及期待這些不真實的愛情。」

對於BL (Boys’Love) 即男性間的戀愛漫畫,家和認為屬「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不完全等同於現實中的男同性戀。以往印刷版的漫畫有監管,但放在網上就未必能夠再被監管,內容界線難測。而且,看多了「HeHe」的漫畫,人們不會變成同性戀者,卻會變成「腐」,就是看到當中的情節,深深相信而走不出不來,繼續把生活看到的人際關係,想像成BL一般。「情況就如人們看了亦舒、張小嫻的小說一樣,深深相信與期待,再走出不來。」家和笑說道。

 

從大眾傳媒到互聯網

 

進到互聯網這互動時代,網民不單吸收網絡中的訊息,亦可以自己發放訊息,對網民造成影響,希望成為具影響力或受注視的人,從中建立自信。但年青人往往只憑外表、追隨人數和點撃率等外在東西來尋找自我認同。就如現在於網絡出現的「娘娘」、「派軍糧」等現象,男生甘願做兵,接受感情上一女多男的曖昧關係,扭曲了戀愛的價值觀,甚至令女性認為付出一點點性感,就可獲得利益而走向ptgf(Part time girl friend,兼職女友,即援交)之路。

 

家長的行為亦是一種訊息

 

家和分享與小孩子相處的經驗,認為孩子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與他們一起看完傳媒述說的故事後,亦應再重新與子女回顧看過的故事,好好解答他們心中的疑難;看到不好的內容,要與他們一起重新建立故事,使他們轉念,再思想、經歷一次好的故事。他相信青少年的世界亦是一樣,容讓他們參與創作,鼓勵他們用媒體表達自己,再思想、尋找自己,再把好的元素加進生命當中。

 

與青少年一同創作的豐富經驗的春麗亦認為,讓青少年說出自己的戀愛觀、價值觀,自己去面對困難與思考,教導者可在旁邊將聖經真理按需要去餵養青少年,不要硬塞道理。他覺得一起拍微電影是很好的方法,讓他們代入角色思考、面對處境。

 

最後,春麗、家和提醒大家,傳媒、網絡鋪天蓋地的資訊的確會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造成影響,活於世界的我們沒可能完全避免,但作為家長,在孩子們面前的言行,亦是一種訊息與生命的見證。靠著每天與子女們的相處,對身邊事物、各種關係的回應,呈現在子女眼前,都是一種榜樣。信徒群體應做好自己,不是沒有界線、或模糊界線地生活,而是要確立好界線,並將界線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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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說道,明報,2017年6月21日
 

又是天文台的錯?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4/06/2017

早前打風,天文台在五時許近下班前宣佈掛八號風球,之後產生一系列交通擠塞問題,先有鐵路出現故障,之後地面交通工具又因天雨路滑,要減慢車速行駛,引來一條條長龍不散。

翌日有報章大字標題怒斥天文台,既批評她估計錯誤,又批評她收工前才掛八號是錯誤的決定云云。實際上如果我們翻查當天資料,早在三時天文台就發出預警,通知大眾大約五時掛八號風球,根據勞工處《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這預警目的就是「讓僱主有充裕時間,按照行業/機構的實際情況,提早讓僱員分批下班,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緩和交通擁擠」。

可惜,按照不少報章的描述,大部份僱主視守則如無物,也不顧念一眾僱員的需要,最後安排在懸掛風球的一刻才安排下班,這是極不理想的做法,當日勞工處的發言人亦強調,僱主應盡快安排僱員分批下班,特別是行動不便的僱員,例如懷孕和肢體傷殘的僱員,或需要用渡輪服務往返住所和居住地點偏遠的僱員,更應獲准優先下班。

環顧鄰近不同地區,深圳、惠州及汕尾多地當天下午已宣佈停工停課,香港的全日制學校卻沒有提早放學。工作、學習也用到盡,最後一刻才放人,在沒有實質犯法的情況下,無視政府提供的守則,要求僱員打工「做到最後一秒」。香港人這種做到盡的心態,換來的是要住得偏遠的員工耗用超過三個小時才能安全抵家休息。

惡劣天氣不容易預計,天文台也會有錯的時候,遇上故障愈來愈頻密的鐵路問題,造成大量人力資源的浪費。年年賺大錢,加價絕不手軟,又不改善服務質素的鐵路公司難辭其咎。但僱主因著自身的貪婪而產生意外,同樣也會影響生產力,亦會影響人的心態。我們的社會可以多一點良心,給僱員多一點安全,讓他們可以安安樂樂,在惡劣天氣下早點回家,安全地過一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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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14日

情緒式評論 主觀的指控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5/2017

早一段時間九龍灣有一宗橋底姦劫案,案件被揭發的翌日,警員成功逮捕疑犯,在調查其間,疑犯卻在羈留室懷疑用電腦上網線上吊自盡。不少人形容故事離奇,很快網上就有人質疑這是「李旺陽式」的「被自殺」故事,為的就是警察要盡快破案並且將事件了結,減少未來可能有的公關災難。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有關新聞,我們只能看到幾個事實:1. 發生了姦劫案;2. 有一位疑犯被帶走;3. 疑犯在警署覊留室死了。有關疑犯所謂自殺之說,大部份傳媒引述的都是「消息人士」,而該犯是否就是姦劫案的犯人更加從來未有被確認。

可悲的是,當警方走出來說會將整個疑犯「被自殺」事件交由重案組調查,提交死因研究庭向公眾披露時,網上的反應是完全的一面倒說整件事警察不公義。網媒隨後引述網上權威人士(KOL)的發言,炒作一番,過了兩三日,果真整件事就如網民所言,不了了之。

如果我們再審視事實,不難發現整件事根本未有好好被調查,結果就被網民情緒式的宣判,而宣判完之後,就像事件完結了,又等待下一次的網絡式情緒炒作。久而久之,我們培養出一種不求甚解,看見一些說法就蜂擁而上,很快就將事件蓋棺論定的做事方式。如此,理性的討論難以開展,因為一開始大家就決定用陰謀,用估計去判斷事情的真實。

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們認同社會可以對我們看到的一切資訊用一個存疑的態度去審視,但不是用存疑的態度便可以自己測度一個結論出來。相反,有假設之後,應該要加以求證,而在未能看清真相,或者未有足夠證據去判斷一件事之前,我們應寧願選擇承認未知,而不是強行用某些主觀說法穿鑿附會,影響及製造輿論。

香港其中一項珍貴的傳統,就是我們行之有效的普通法精神,在未定罪前,假設疑犯是無罪的,而且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不是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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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傳媒與後真相年代

梁麗娟博士 |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14/03/2017

英國《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 此詞選為2016「年度詞彙」,並將它定義為「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此詞的使用頻率較2015年暴增20多倍,最能代表去年充滿情緒性政治的對話狀態。

何謂後真相?

「後真相」一詞最早可追朔至1992年,由塞爾維亞籍美裔劇作家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於《國族》雜誌裡,表達「真相是次要」的意思。過去十年則用作描述選民忽略客觀事實,依據個人感性及立場作判斷的政治現象;政治人物得以透過各種精心編造的謊言來操弄選戰。其實後真相與九十年代流行的後現代(post modern)狀況是一脈相承的。後現代主義質疑真相的可能性及真理是否存在,認為真相都是碎片化及斷裂的,每個人對同一事件的詮釋都不盡相同,例如美國不少人質疑全球暖化的真實性,認為只是個謊言;而後真相更進一步,就是群眾對真相不再執著,新聞真假亦沒有所謂,就像社交網絡上及手機應用程式經常傳來傳去的訊息,例如癌病童需轉發訊息才能籌得醫藥費、某區出現騙徒等,都是不知真假的資訊,網民難以分辨,亦懶得去求證。

後真相的情況為何會出現?

其實對真相(truth)的看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解,像中古時期真相(或知識)是壟斷在教皇及國家威權之中,平民百姓不能輕易挑戰他們對真理的看法,例如當時天主教會設立一個世界觀正統理論——地心說。這論說指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星球都是圍繞地球運行。這說法後來被證實為錯誤,但在當時教會卻以此當作世界觀,視之為真理。而近代新聞及傳播的觀念及對真相的認知是建基於啟蒙時期的理性及科學主義,相信以科學求證的方法可以找到真理,而社會上不同的意見紛陳亦會令真相愈辯愈明。

當代新聞學建基於此科學傳統,所以記者同樣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不偏不倚公正態度尋找事實及證據來推敲,希望接近真相。新聞界所高舉的真相其實是可觸及的真相(Practical Truth),有時真相要經過時日及事件的累積才可以完全了解。傳統媒介對真相的堅持,主要依賴大眾傳媒年代對公共空間的壟斷,大眾傳媒作為消息及真相的把關人,相對而言令真相放置在社會精英及權威的框架下,假消息、謠言等資訊,主流媒體把持專業精神,令非事實難以廣泛流傳。

後真相的情緒在後現代社會早已存在,單從《蘋果日報》創刊後的煽情誇張失實報道仍獨領風騷可見一斑,但這種情緒轉化為行動到公然挑戰真相的正統性,要到社交網站的普及,以至人人都可以成為資訊提供者的時候更為明顯,再加上傳統主流媒介的把關角色旁落,以及傳統主流媒介不再是受眾倚賴的消息來源,透過社交媒介轉發的新聞比傳統媒介流通更遠更廣,而資訊是否廣傳則主要視乎其爆炸性而不是真與假。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在選戰中曾發表大量謊言及虛假新聞,例如傳說他獲得教宗支持,對手希拉莉被揭發大量已填寫了的選票等,這些謊言廣泛流傳於社交網路。儘管許多主流傳媒已指出失實,卻未能平息謊言帶動的情緒,擁護者都是選擇性接收對自己立場有利的言論,最終特朗普當選。可見選民的情緒凌駕理性判斷,顯然是「後真相政治」的成功。

後真相時期新聞界自處之道

在後真相年代,新聞界面對最大的衝撃除了是權威不再、大眾淪為分眾,還要面對社交網絡散佈的虛假消息、公民新聞及謠言等的競爭。而實體新聞例如紙媒等面對銷量下滑、人手不足及與網絡世界爭分奪秒,亦難免影響訊息的準確性及新聞質素。

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訂戶能逆市上升,主要在於它對消息真偽的驗證功能,可以在瞬間指出問題所在,因此引起有識之士的追捧。香港的網絡新聞中最近出現的「FactWire」及「眾新聞」等,除了反映網絡勢將取代實體傳媒的大勢,亦可見傳統資料核實此工序比以前更重要。而「眾新聞」由一班資深新聞工作者領軍,希望傳承知識份子優質新聞的傳統,目的亦在於建立及擴大一個知識社群,讓新聞界對真相的堅持能傳承下去。

基督徒面對目前社會及世界上是非曲直、黑白不分的狀態,應該不會陌生,因為《聖經》早已有預言,,在提摩太後書四章3至4節中保羅早已提到 「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真相時代顯然是末後的世代,基督徒在社會面對的從來都是一場屬靈戰爭,信徒更要謹慎自守,建立堅持真理的群體。事實上,當真相成為稀有產物時,更突顯真相的力量。

在資訊汪洋中梳理真相

求驗傳媒和眾新聞的夢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3/2017

不少知識份子和傳媒人對後真相年代深感無力;然而,在香港本著求真精神積極求變的人亦不乏其數。今期《燭光網絡》訪問了兩間新冒起的傳媒團體,他們分別是「求驗傳媒」和「眾新聞」。縱然他們的工作大不相同,卻有著同一目標——求真。

路見不實,拔劍相助:「求驗傳媒」

「求驗傳媒」,原名「求驗劍客」,在2014年9月成立,一年後正式改名。由「劍客」到「傳媒」,沒有飄逸之感,卻添了一份責任和態度。如此易名,相信他們要強調「求真」並非俠義人做俠義事,也不是要身懷絕世武功才做到,而是個人的基本責任和義務,人人皆可為之。正如他們所言:「我們也相信個人都有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責任),而對新聞及社會資訊求真驗證,就是我們給自己的責任。」

「求」成立兩年多,在facebook設有專頁。一直以來,他們破解不少網上流言和假新聞。例如,2016年9月網上盛傳肖友懷(懷仔)申請單程證居港,12月更流傳他「終獲單程證居港權」,兩次均被他們揭穿,其帖子在facebook上平均獲分享百多次。本年元旦,《明報》更邀請了「求」評選2016年十大假新聞,足見其成績。[1] 我們透過互聯網查詢他們組織的性質,他們戲稱自己是「志願組織」,因為他們「沒有收入,也沒有酬勞」,只是由一群「『有心人』組成」。這些「有心人」各有正職,所以只能在公餘時間做資料蒐集及發文。如此工作,必然辛苦,但他們說會堅持下去。

小心求證 不做謠言散播者

或有人會覺得奇怪,既然他們不是新聞工作者,為何還以傳媒自居?對此,「求」說因為他們做的是「一個傳媒應該做的工作--尋找真相及破解謠言。」但我們知道,這「應做之事」在今時今日可能已是額外要求。「求」甚至對我們說曾有網媒把劉青雲fans群組的言論當作是劉青雲說的,然後以新聞報道出來。故此,「求」希望「傳媒能夠肩負求證的工作,避免因為搶新聞而變成散播謠言的幫兇」。

除寄語新聞工作者,「求」對一些以新聞網站作包裝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更是深惡痛絕。內容農場指一種獨特的網站,他們聘用大量寫手運用各種網絡數據創作文章,以期在各大搜尋器和社交媒體中得以優先出現,最終旨在推高點擊率和瀏覽量從而賺取廣告費。[2] 這些網站為了盈利和吸睛,往往忽視消息的真確性,更甚者會主動造假,標題用上「爆料」、「記者證實」、「突發有圖」等字眼,極盡誇張和煽情之能事。「求」舉了幾個有名的內容農場:twgreatdaily, daliulian, apple01,建議網民小心「中伏」。

People want to believe what they want to believe

世界已進入「後真相年代」,「求」也說他們經常慨嘆「狂瀾總是無力挽」。運作兩年多,很多網友看到疑似假新聞或錯誤訊息,都會主動「報料」,請他們求證。然而,他們一個小專頁又如何抗衡龐大的假資訊?其實「求驗」不難,他們輕易就說出幾個簡單方法,例如留意消息來源、搜尋文章的引文和利用Google的圖片搜尋功能等。也許只是人們不願做,因為「People want to believe what they want to believe」。如此說來,現今的科技發展甚至令我們更易找出真相。「求驗」和「求真」確實不必用劍,卻要一套內功心法:接受不在我們意願範圍內的現實。

當「求」強調抗衡假資訊必須改變人心,希望大眾一同努力時,另一間傳媒機構則以「眾」為名。他們就是「眾新聞」。

神聖的事實:眾新聞

「新聞應該客觀、準確、公允、持平,意見可以自由,但事實是神聖的」在2016年12月30日晚,facebook出現了一段短片,劈頭就是這句;隨後,畫面轉移,出現的是劉進圖。兩日後元旦日,李月華、麥燕庭、陳滔文、陳伯添還有劉進圖,在記者會上宣佈「眾新聞」正式成立。

與「求驗傳媒」不同,上述幾位不是一般網民,而是有名的資深傳媒人。也許,對新聞工作者而言,他們幾位本身就代表對新聞的執著。除此之外,「眾」的陣容還有安裕和楊健興等名家。他們走在一起,為的是甚麼?

多個原因令言論光譜縮窄

「整個言論的光譜縮窄了很多」,「眾」的總編李月華女士在接受我們訪問時,如此評論香港主流媒體自回歸以來的發展。「我們已沒有右派報紙」她說,「很多報紙都pro 建制……難聽點說是在包庇」;而傳統較中立的報紙亦一個個陷落。她認為此情此景,不能只歸咎於北京的壓力,又或讀者質素下降,歸根究底是主流媒體自甘墮落。另一方面,科技發展也令言論光譜變得更窄。社交網絡的興起令媒體的「品牌效應」變得模糊,亦造成了「回聲谷」和「同溫層」等問題。「我們在香港言論最多元、最百家爭鳴的年代投身傳媒業,大眾對傳媒業有很大期望,覺得有必要『做D嘢』」她說。

在資訊海洋中疏理出脈絡

這一群傳媒人起初因為劉進圖被襲而聚首,交流之下有了初步概念,但依然相當模糊。去年四月,《明報》總編鍾天祥以「節省資源」為由解僱當時的執行總編安裕,全城嘩然。至此,他們開始積極籌備「眾」。由蘊釀到成立,歷經兩年時間,目標也相對明確。「我們不是要取代主流媒體,而是提供多一個選擇,補充主流媒介沒有做或不做的東西」。

那些「東西」是甚麼呢?李月華當日說了很多:首先,「眾」希望成為一個平台,讓左、中、右的聲音都有空間在其上發聲。這就是「眾新聞」網頁上「眾聞」欄目的部份。另一方面,「眾」會活用其手中最大的資產:一眾資深的傳媒人。「他們對新聞和時事的洞察力會比其他媒體的工作者更強」李月華說。誠然,坐擁如此明星級陣容的「眾」確有這樣說話的資格。這種對新聞和時事的洞察力,在如今碎片化和海量的新聞資訊中,顯得尤為重要。「眾」會活用他們分析時事,並作深度調查。

沒錯,「事實是神聖的」,但不是所有事實都同樣重要;這一特色,在「眾」有關梁振英沒有申報其與日本DTZ公司和TPG財團利益關係的報道中表露無遺:報道所引用的資料都是公開的,但「眾」卻能在無數事實中,把握最關鍵和重要的那些,那就是新聞和資料的區別。

積極發展數據新聞

此外,「眾」會大力發展數據新聞。所謂數據新聞,是指一種活用網絡和各種大數據系統作報道的新型新聞。數據新聞不是要像報道民意調查般報道數字本身,而是透過收集和分析數據,指出當中關鍵的現象和趨勢,最終將其視象化。這就是《眾》的網站中,「眾數」欄目的部份。

最近針對政府換屆,「眾」就與TAF DATA合作,收集和分析社交媒體上各個參選人的「正評」和「負評」數,從而得知其趨勢,繼而得知各參選人的動態如何影響其網上形象。[3] 「數據新聞是為傳媒業開了很大的一個領域」,李月華說。與傳統新聞比較,數據新聞不再以「故事」和「事件」為目標,轉為以整體的社會現象為對象,而數據則是得知現象的手段。顯然,後者所呈現的事實不論在深度、廣度和客觀程度上,都較前者為優。就在其他人慨嘆網絡和科技「摧毀」了新聞業,還在緬懷舊日時,「眾」卻力求創新,活用科技和網絡的優勢與時代一同革新。「外國新聞業甚至已在想如何用VR技術做新聞」,李月華說時難掩興奮之情。「香港的新聞業滯後得很利害,還不太知世界發生何事」,她說一眾員工希望「眾」能探索做新聞的其他眾多可能。

後真相並非障礙

問及如何看「後真相年代」,李月華坦言不會將其視為「眾」的障礙。「每個年代的人都傾向關心自己喜歡的東西」她如此說,先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大概是她的習慣,「不過科技將這部份放大了」。「每個時代都有其挑戰,關鍵是我們如何回應」她說。

「事實是神聖的」,這句話由英國《衛報》主編C P Scott在記念《衛報》一百週年時寫下的,這話本身就有很強的宗教情操。當啟蒙運動來臨時,人們急著說基督教的末日到了。二百年後,基督徒不降反升。「求驗傳媒」告訴我們在所謂的「後真相年代」,「真相」比過去更易求證;而「眾新聞」則告訴我們,更為深入及縱橫的「真相」其實近在眼前。今日,我們急著說「後真相年代」,彷彿已到世界末日,但十年後,我們又會否恥笑自己?也許,就在於我們有沒有突破自己的勇氣。

前線記者和高層老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2/2017

近日,七警案宣判,無綫電視的獨家新聞片段,成為整個判決的重要證據,連法官也稱這片可信可靠。無綫電視的攝影記者、編輯等被讚許,是有勇氣的人,同時其高層,因為當日堅持要求將新聞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方式處理,被批評為扭曲真相,無良知。

新聞怎樣處理,拿回新聞材料後,新聞時段用多長播放,放在那個時段,畫面、聲音、文字怎樣配合,表面上全部都是專業,但呈現出來的效果不一定必然持平和公正。有時,因著各種理由,高層可以選擇不出,暫緩,或者要求增加更多資料才會開始寫稿等等狀況。

有時,有些新聞因為不同原因而不見天日,已經是行內行外公開的秘密。原因可以很多,例如怕得罪不同的權貴;事件涉及公司老闆的其他生意;或者其生意伙伴;老闆與個別人士或官員的私怨等等,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行內的潛規則,部份記者很懂得,縱然去了一個活動,即使社交網站怎樣將之直播,之後又有一堆評論及分析,理應重要到一個該大篇幅報道的活動似的,但回到公司,可以只是一條簡訊,甚至連之前第一時間所作的報道,原來也沒有出過街就被丟了。這些事往往會令人很灰心,有時甚至會因著各種原因,將新聞的重點扭曲,彷彿變成另一件事,這類情況幾乎成為不少新聞機構的日常運作。

不過,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其執著,因為有這些前線記者,我們才會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真象,從不同的角度拍到多一點東西。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好做,但唯有依賴更多的前線記者,社會才有機會看到更多,更接近真相的報道。也唯有前線拍到精彩的畫面,高層們的那種掙扎才會被揭露,才能迫出他們作出道德的抉擇,而社會才有機會看到傳媒的節操。

前線記者,請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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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