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地產霸權 你我都有份

── 生命倫理錦囊 第15期
03/10/2013
專欄: 
生命倫理錦囊

在香港,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被視為「成功」的標誌。我們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究竟所謂何事?
 
在討論相關的問題前,或許我們需要弄清楚一些本港城市發展的情況。首先,我們時常聽到政府「賣」地,其實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香港所有土地的擁有權均屬於香港政府(回歸前則是英國王室)所有。[1] 而土地是「兩權分離」的,即土地主權與使用權是分開的:一般我們聽到的「賣地」,其實是指賣出土地的使用權,而且通常也會附帶條件,如使用年期(限期後就要補地價),土地用途及建築限制等。當政府稍為處理不當,就容易被認為是「官商勾結」。
 
另外,我們常認為香港是「自由市場」,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2] 但本港公營房屋規模卻是世界數一數二的。[3] 在城市規劃方面,由過去的「新市鎮計劃」、市區重建,以致備受爭議的「八萬五計劃」[4] 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政府、市建局(前身是土地發展公司)和發展商都是高度參與其中。而當中因著重發展和重建價值,而被批評未能顧及社區及居民需要和達至原來「以人為本」的目標。[5]

另外就是關於土地數量的迷思。我們時常認為香港是石屎森林,地少人多。這個說法只說對了一半:香港土地接近47%均為郊野公園,另外還有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 等。有人認為這些土地應用來發展,[6] 但郊野公園大部份是水塘集水區,不能發展;反對人士更認為郊野公園是市民難得的公共休閒空間,是幾十年來努力綠化的成果,隨便用來發展是不負責任的。[7]
 
那麼地從何來?以往香港土地多以「移山填海」方式獲取,但近年保育意識抬頭,社會已難以接受用這種方式獲取土地。[8] 其實香港已開發的土地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兩成多,扣除了郊野公園,可發展土地仍有不少。這包括了棕地(被破壞了的新界農地,多被地產商收購或作貨櫃場)、丁屋地、遊樂用地(如高爾夫球場和會所用地)、軍事用地等,估計面積達2600公頃,總和足有十個荃灣區的面積。[9]
 
地產霸權又是甚麼?始自麥理浩年代推動自置居所和「高地價政策」,加上香港之後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賣地不得多於50公頃,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颷升,而興建私樓的發展商規模也愈來愈大。除了賣樓,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又或是在全港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樓宇供應減少,樓價因而大幅急升,也使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提供不準確的示範單位資料,使消費者更難於知道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知情權。此外,地產商主力銷售高價樓及豪宅,使低價樓宇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這一切都為人垢病。[10]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到炒樓投資當中、享受光顧一站式的大型商場,又或者寧願到超市、連鎖店買東西也不願幫襯地道的街市和士多時,我們不也是地產霸權的推手嗎?[11]

土地的信仰反思

Gerald O'Hara (Scarlett's father): “Do you mean to tell me, Katie Scarlett O'Hara, that Tara, that land doesn't mean anything to you? Why, land i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worth workin' for, worth fightin' for, worth dyin' for, becaus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s.”                                                              ~Gone with the Wind
 
郝思嘉的父親葛萊德.歐哈拉:「凱蒂.郝思嘉.歐哈拉,你是否要告訴我,塔拉莊園,這地對於妳來說毫無意義?為甚麼?土地是世上唯一值得人努力工作、爭取、渴求的東西,因為它是唯一長久存留的東西。」~《亂世佳人》
 
土地與人類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創世記》指出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創二7),在希伯來文,亞當或人類為אָדָם ,而土地則是אֲדָמָה,這兩個非常相似的詞彙強調了人與土地的關係。人從塵土而來,依賴大地的供應,維持生命(創一29),最終亦歸回大地(創三19)。[12]
 
人離不開土地,也從來不會忽視土地的價值。在人類的歷史中,人類往往為了土地爭到頭破血流,甚至發動戰爭。土地及版圖代表權力,一統天下成為不少君王將相的目標。而擁有土地,亦等同擁有財富,擁有愈多肥沃及適合人類居住的土地,則表示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這道理實在是非常顯淺,只要有玩過大富翁或酒店大亨等遊戲的人都會明白。
 
不少人認為人類是大地的主宰,因而可以為所欲為地掠奪土地,為了一己之私恣意趕絕在其中的生物或原居民;有人甚至確信誰有財有勢便等於有能力擁有土地。事實上,土地的真正持有者從來都不是人類,而是神。[13] 雖然人類有著神的形象,身份極其尊貴(創一26),但極其量也只是代表神管理大地。[14] 唯有當人完全意識到土地是神所賜與,人類只不過寄居其中時,才不會只因著土地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恣意傷害大地或其他生物。
 
土地屬於神,應該得到適當的照料。當初,神吩咐以色列人到了祂所賜與的土地上,每到第七年,土地要休耕,「向耶和華守安息」(利二十五2《和修本》),就如人每到了第七天,便要停止手上所作的工,向神守安息日一樣(利二十三3)。這吩咐清楚地教導以色列人,土地是屬於神的,與人一樣同樣應受到適當的照料,也應有休息的時候。[15]
 
土地雖然帶來經濟利益,但真正讓子民可以賴以為生的是神而不是土地。藉著土地過安息年,神的子民在這一年不耕作、不收割,完全學習倚靠神的供應,信靠神會在這一年容讓食物從土地中自然生長,好成為他們的食物(利二十五6)。雖然在安息年之前,神的子民可以努力收藏地的出產(利二十五3),但要完全放棄一年從土地中得到收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6]
 
雖然身為土地的「擁有」者,但仍要把地上的出產與有需要的人分享。無論一個人「擁有」多少土地,也只不過是代理人而已。神的子民是不可以把田裡的出產獨吞,即使在土地過安息年的時候,也不可因為害怕儲備不足,而獨自享用土地自然出產的食物。土地的自然出產不但要成為家中的奴僕、使女及雇工的食物,也要成為寄居者的食物,甚至連牲畜及地上的走獸,也可以享用當中的食物(利二十五6-7)。
 
可以說,神當初設立土地的安息年,實在打破了一般人對土地依戀的常態,把屬神子民的目光從土地轉移回神身上,也從經濟效益轉移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只是,神的子民要作此種轉移,似乎並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從先知的呼喊中,我們得知有人甚至為了土地,為自己惹來禍患:「那些在床上圖謀不義,並且行惡的人有禍了!因為他們的手有力量,天一亮,就作出來了。他們要田地,就去搶奪;想要房屋,就去強取。他們欺壓人和他的家眷,取人和人的產業。」(彌二1-2《新譯本》) 對於這些奪人產業的惡者,神的審判是嚴厲的(彌二1-2),因為神本身便是一位行公義好憐憫的神,祂又怎會對社會不公義的事視若無睹呢?
 
現今的香港信徒不再須要遵守上述土地安息年的條例,不單是因為絕大部份的香港信徒無田無地,也因為教會不再要求新約信徒把田地「荒廢」一年。但這並不表示這條有關土地的安息日條例對現今信徒已完全沒有關係。信徒或許沒有田地,但「擁有」物業、高薪厚職的仍然大有人在,這條條例所帶出的信仰精神,仍然適用於今天「擁有」很多東西的信徒。
 
正如上述所言,土地過安息日至少帶來三重意義。首先,土地的真正持有者是神而不是人,身為管家的信徒要好好善待大地。現今信徒要明白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賜與的,要好好愛惜,善加利用。第二,土地過安息年的時候,讓人完全仰賴神的供應。今天,若有人因著神的呼召,要放棄自己以往的收入來源,也需要學習依靠神的供應,把目光從世上那些可以賴以為生的產業或高職轉移到滿有豐富供應的神身上。即使沒有受命離開自己工作崗位的人,也不要忘記是誰賜與自己所擁有的物業或工作。第三,管家並不是土地真正的持有人,雖然人可以享用絕大部分從土地而來的收成,但也不要忘記照料其他有需要的人及生物。現今信徒該如何分配自己的薪金?那些已有不錯的自住單位,又多出一個物業的信徒,他們又會如何處理後者呢?他們會同樣以高昂的租金出租其單位?還是願意以低於市價的價錢出租給有需要的人?甚至,當神感動時,願意無條件用來接待他人呢?對於那些希望實踐聖經精神的信徒,的確值得思想一下如何善待及善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當信徒面對地產霸權、租金昂貴等情況,似乎都只有搖頭嘆息,束手無策。但事實上,信徒可以做的還有很多,除了禱告、不同流合污及不參與炒賣,也可在能力範圍內幫助有需要的人。當然,每個信徒的領受及能力都有不同,可以做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重要的是信徒會否緊記人活在世上的目標不是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土地及其出產,而是「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他的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27《新譯本》)。
 
永遠長存及真正值得人追求的並不是土地,而是神本身。

 


 

[1] 事實上,在香港回歸前的確有一幅土地不屬於皇家官地(Crown Land)的,那就是中環聖約翰座堂的地段(土地屬英國聖公會,不過聖公會的元首其實也是英皇自己)。在回歸前,為了方便處理,該地段地權已歸還給香港政府,而教會亦同時獲批999年地權——變相是永久擁有了。參:馮邦彥《香港地產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4)。
[2] 曾是香港經濟成功標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指政府在非必要的情況下不會出手干預市場發展。由六十年代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衍生出來。特區政府曾表明不再持守這政策,結果引來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撰文,直指「香港錯了」。參: Milton Friedman, “Hong Kong Wrong,” Wall Street Journal 6 Oct 2006.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6009800068684505.html〉.
[3] 香港的公屋建設,始於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而開始建造的徙置屋邨,發展到七十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而後來還有「長遠房屋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十年建屋計劃」,這是由港督麥理浩於1972年提出,目標於1973年至1982年的十年期間,為180萬香港居民提供設備齊全、有合理居住環境的公共房屋單位。參:1972年港督的施政報告發言:〈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PAH72(temp).htm
[4] 前特首董建華在1997年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發表八萬五計劃,目標為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將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後來因為1998年的金融風暴和樓市低迷等原因無聲無色地被取消。參:房屋局:《建屋安民 邁向廿一世紀: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1997。〈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1998_%20LTHS-c.pdf
[5] 其實在市區重建中,除了發展,我們更應從可持續發展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兩方面作考量。市區重建不只是怎樣興建一幢建築物;而更應從宏觀的角度思考整體的城市設計、歷史、文化特色,以至社區網絡、人情味等。參陳和順〈社區重建的深思〉,2010
http://goldenage.hk/b5/ga/ga_article.php?article_id=1173
[6] 其中持有這意見的包括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不過後來他卻被揭發其家族擁有發展區土地。可是,他連本港郊野公園的面積也弄錯了。陳茂波,〈凝聚共識 覓地建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http://www.devb.gov.hk/tc/home/my_blog/index_id_32.html
[7] 其中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更形容發展郊野公園是「思想癌症」。見〈曾幫CY寫環保政綱 林超英指發展郊野公園是思想癌症〉主場新聞,2013年9月23日。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曾幫cy寫環保政綱-林超英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8] 在1997年回歸前夕通過的《保護海港條例》限制了維港內的填海工程;而近年引入的環評制度也加強了評估因發展而帶來的影響。
[9] 事實上,一群關注郊野公園的保育團體和人士,就此向特首發表了公開信,參:「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與其發展郊野公園及盲目填海造地建屋,不如開發「棕土」、「丁地」、-高爾夫球場用地及軍事用地。「 〈http://www.change.org/en-GB/petitions/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與其發展郊野公園及盲目填海造地建屋-不如開發-棕土-丁地-高爾夫球場用地及軍事用地
[10] 參: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
[11] 施永青〈香港地產有霸權嗎?〉 〈http://opinion.hexun.com.tw/2011-08-16/132487220.html
[12]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 (Nashville: Princeton, 1987), 59.
[13] 萊特,黃龍光譯《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台北:校園,2011),頁202;John Goldingay,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srael’s Gospel vol. 1 (Illinois: Inter Varsity Press, 2003), 517-518.
[14] 參Wenham, Genesis 1-15, 33.
[15] Mark F. Rooker, Leviticus, vol. 3A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0), 302.
[16] John E. Hartley, Leviticu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4 (Dallas: Word, 1992), 433; 萊特,黃龍光譯:《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台北:校園,2011),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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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為居住問題打開一扇窗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0/07/2017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1]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17》初步統計數字,http://www.rvd.gov.hk/doc/tc/2017_Preliminary_Findings_Chi.pdf

 

 

使貧窮人得釋放 彰顯上主的福音

文麗兒、傅丹梅 | 明光社項目主任、明光社副總幹事
10/07/2017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7月13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慈善與福音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與貧窮人同行並不容易

張勇傑、吳慧華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0/07/2017

(延伸閱讀)

 

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正正是令這類服侍未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其實除了協會外,有不少基督教機構曾提供類似的住屋服侍,當中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及禧福協會。然而今天,因著不同的原因,她們所提供的服侍都無法繼續。

榕光「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榕光)是一間服侍基層的機構,同時也是一間基層教會,事工的發展由榕樹頭的街頭佈道擴展至籠屋的探訪,服事的對象原先都以男人為主。

陳碧霞牧師在2000年察覺到中港婚姻下被遺棄的婦女和她們孩子的困境,所以向「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申請資助,開展「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的事工,租用兩房一廳的單位,讓三個有危機的家庭免費入住。這些危機家庭通常是持雙程證的母親和單程證的子女,陳牧師會幫助那些小朋友申請政府資助,甚至擔任那些小朋友的監護人,待政府批出資助後,便透過相熟的地產經紀協助她們可免佣租住套房,遷出宿舍讓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入住。「神愛之家」在基金資助完結後,得到善心的商人支持繼續營運下去,更發展至兩個單位。但因經濟環境改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服務在2012年1月結束。在這11年的宿舍服務中,受惠家庭有234個,不少婦女及兒童亦因此認識信仰。榕光服務基層的使命仍然延續下去,不少居住在套房的家庭沒有洗衣機,榕光便在機構內添置洗衣機,免費供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陳牧師坦言榕光的能力有限,未能長期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在他們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一杯涼水──一個能暫時喘息的居住空間。這不止是機構的使命,亦是她做人的宗旨。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陳牧師為方便工作,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套房,但她一星期只睡兩三個晚上,所以她便將單位分享出來,與一對基層母女同住,亦不與她們計較租金。陳牧師的生命,就如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基層人士同行。

協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房屋,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弟兄看過「光房計劃」之後很有感動,聯絡了禧福,願意以便宜的租金把手上一個物業租給禧福,以幫助一些在居住上有問題的貧窮人。弟兄把單位劃分成多間房間,洗手間、廚房以及一個大廳,希望居住在這屋子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使用,也可以彼此幫助。

當年入住這個單位的人主要是女性,包括新移民、精神病患者、以及露宿者等。禧福沒有定立特別的甄選條件,當時只按實際情況,視乎誰有需要,他們便被安排得以入住。至於租金方面,是按各人的薪金而定,薪金較高的便多交一點,沒有工作能力的便免租。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一年,禧福最終還是把房屋歸還給弟兄,最主要的原因是,禧福發現,要持續這單位的運作,除了資源,人手非常重要──一個願意入住當中成為「家長」或舍監的人更非常重要。因為上述的房子住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