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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專欄: 
有情無國界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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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由永遠的外國人說到族群衝突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1/2020

9月初,筆者在一所大學裡舉辦了一個關於亞裔文化心理學的研討會,亞裔美國人的刻板身份之一是「永遠的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這意味著,無論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居住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土生土長的公民,我們仍然被標籤為外國人。

我也有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的第一手經驗,早前,我和一名白人男子發生了輕微的磨擦,他以嘲諷的口吻說:「這個人不懂英語。」 我笑了,筆者執教鞭多年,我清楚知道大部份美國人的英文水平是怎麼樣,我猜想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會比這名白人更好。而且, 嚴格來說,美式英文並不是最「正統」的,英式英語才是。

後來那名白人對我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裡,請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罷!」 過去,若我遇到此類情況,我會息事寧人,但現今天我不會再保持沉默,我告訴他:「你不能要求別人離開,這原本不是你的土地,這片土地屬於美洲原住民,白人從他們手上奪走了這片土地!」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但他的語調聽起來很像特朗普。2019年7月,特朗普總統表示,與議長佩洛西發生爭執的四名少數族裔女性國會議員應該「回到他們的祖國」,而不是「大聲且惡毒地告訴美國人如何管治政府」。 實際上,這四位國會議員中有三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移民。其言下之意是:這些非白人的女議員是「永遠的外國人」!諷刺的是,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將「滾回原處」之類的說話定性為「潛在的種族騷擾」(ethnic harassment),所以這是非法的,不過,這項法律並不適用於特朗普總統身上。

美國是移民國家,白人、黑人、西裔、亞裔……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只是抵步的時間有先有後,很不幸,近年來在最高領導層的支持下,白人至上主義有如山火般燎原。

以上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很多社會都有族群衝突,例如台灣便長期存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台灣本省人是指二戰結束之前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他們主要是河洛人與客家人,而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是指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從中國大陸搬遷至台灣的移民及其後代。

有趣的是,在2016年出現了一個「台灣版的特朗普」,公民記者洪素珠自認是日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她於高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侮辱一位外省老人,她說對方是「中國難民」,洪素珠向他喊道:「你們回去好嗎」、「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其實,她有甚麼資格要求外省人「回家」呢?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是後來的移民,真正的臺灣人是達悟族、魯凱族……等原住民,在17世紀漢人移居到台灣之前,原住民在該島已經生活了約8,000年。所謂「高山族」、「山胞」,其實是被漢人驅趕到山上的土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洪素珠的行為受到朝野和藍綠兩個陣營齊聲譴責,蔡英文表示:「任何仇恨的言論,我們必須加以譴責;任何族群的偏見,我們要立刻停止散佈。」這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風範!台灣不但在抗疫上值得學習,在處理族群衝突和反歧視方面亦比美國優勝。

執筆之際,美國再一次發生種族衝突,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一次警方掃毒行動中,警察誤殺了一位名叫布蕾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黑人女子,但在她的公寓中根本沒有毒品。同年9月23日,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殺死泰勒的警察,此舉激發多個城市的民眾示威和暴動,路易斯維爾市有兩名警員被暴徒槍擊。特朗普回應十分典型,他說:「真正出色的肯塔基州檢察長丹尼爾.卡梅隆(Daniel Cameron)做得很棒,我認為他是明星……我將與州長談談,我們計劃在不久後與州長打個電話,我了解他已吩咐國民警衛軍候命,這是一件好事,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筆者反對以暴動和襲警的手段去抗議,但除了止暴制亂之外,特朗普有沒有考慮到為甚麼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群的怨恨是如此深刻呢?

(原文曾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隔離有人嗎?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1/11/2020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0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珍惜獨有的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8/10/2020

與一家大小、親朋好友一起「烤肉」作為慶祝中秋,或許是台灣所獨有的。

曾經問及當地人:「為甚麼每年中秋也要烤肉?」他們大多也不太確定因由,但卻有一些共同的線索。就是許多年前在中秋節期間,電視播出一個烤肉醬的廣告,而這廣告實在太深入民心(或太洗腦)。從此,烤肉就成為每年台灣過中秋節的習慣。不明所以或不太確定的原由,竟也能成為年復年的習慣。

近似的情況,中秋節前兩天,被一個曾在香港居住數年的台灣朋友問到:「香港人過中秋節,為何喜歡點蠟燭?」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對應!真的,我是從來沒想過,為何蠟燭與中秋節會拉上關係?近30年來,在香港大概每年只有兩天能大伙兒結集相聚,在公開的環境下點燃蠟燭。一天是6月的某夜,另一天則是中秋節。6月的燭光,差不多全香港的人也知曉所為何事。反之,中秋夜的蠟燭,似乎是無從稽考。但肯定的是,這習慣已超過30年。因筆者在兒時,也是中秋節在公園內「煲蠟」的一份子。

中秋是華人所重視的節日之一。其源可追溯到《禮記》中的記載,是關乎拜月的行徑;到唐朝開始成為君王賞賜群臣的日子;後發展為民間的節日,這可能與慶祝秋季豐收有關。但與蠟燭全扯不上關係。在民間的月兔、嫦娥奔月等故事當中也找不到半點與「蠟燭」相關的痕跡。或許掛燈籠是有少許的關連,但似乎也不能造成在中秋節點燃(或玩)蠟燭這習慣的必然因素。

不為所以的行徑,不論是「烤肉」或「蠟燭」,每年因著「習慣」而重複著。這些「習慣」能持續下去,當中蘊含著「情感」。孩子在點燃蠟燭的過程中,感到一份刺激;家長(成人)們可能回憶著兒時歲月的美好;戀人們在燭光的氛圍下,更能陶醉在浪漫之中。「烤肉」或是「蠟燭」能成為習慣,也許就是被「情」所牽絆。能把親人、好友連繫、聚集在一起,享受著互為彼此、月下團圓的歡愉,就是成為「習慣」的重要因素。

若情感、追憶、思念驅使著我們每年重複習慣,那麼讓人「遺忘」,不讓人「記念」就是打破「習慣」的最佳方法。

原來中秋節的蠟燭跟6月的燭光一樣,也是香港獨有的。在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別的華人社區,每一年如此自發及一致地在這兩天的晚上,讓燭光在各處點燃著。今年香港中秋的蠟燭,大概因著「限聚令」而不復再;同樣,日後6月的燭光,也必會被種種新訂的法規所限制及取締。讓人「遺忘」事情,好把「習慣」打破。遺忘了中秋的蠟燭,大概也阻不了親友的相聚。若遺忘了黑與白、是與非、對與錯、公義與良知、真理與盼望,我們所保留下的工作、地位、財富或苟安又有甚麼意義及價值?

獨有的事情及習慣是更需要珍惜。多探究其中的含意,重述內裡的故事,把習慣的行徑跟自己連上關係,避免每年所重複的流於形式、因循。

在中秋節,最多人所祝願的,大概就是「人月兩團圓」。簡單的五個字,把人、月及團圓三樣東西放在一起。「團圓」的意思是較容易掌握及明白。以人與月作類比,我們較熟悉的,莫過於是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的描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是在聚散幻變的當下仍企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長久,不管相隔多遠都可以一起看明媚的月色。而這首詞的寫作背境為:「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用廣東話的理解就是:「中秋節,飲酒飲大咗,掛住兄弟(子由),作首歌記念吓。」

今年中秋,身在台灣,未嚐烤肉、蠟燭欠奉、沒有大醉,卻想念著那些素未謀面,但又惺惺相惜的兄弟、手足,或許他們一時未能與家人團圓,但仍祝禱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加國疫情第二波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30/09/2020

執筆之時加拿大全國新冠肺炎總感染人數突破153,000,筆者現居的安大略省近期每天平均400多宗新個案,9月28日更再創新高,新增700宗個案,是自4月下旬以來最險峻的情況。  
 

一個月前,亦即全省室内口罩令實施後而限聚令未放寬前,曾幾何時全省每日新個案數字均跌至雙位,不少人認爲有機跌穿每天50,甚至期望單位數出現,但原來只需一個月左右,便能把大半年的抗疫心血前功盡廢。  筆者雖非專業人士,但根據自身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分析因素如下:  

  

抗疫疲勞 

雖然「最安全亦是最危險的時候」 有些廢話,但這亦是第二波疫情爆發的首要因素,北美以「Covid Fatigue」來描述這狀態,等同於香港所謂的「抗疫疲勞」。
 

這裡不少人這大半年來都是在家工作、減少外出及社交聚會、不能堂食、睇戲、商場購物、出街要戴口罩、歸家勤洗手等等,故當8月時疫情稍現曙光,心想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再加上政府開始放鬆封市抗疫的限制,解禁後市民即頻繁外出(最明顯是馬路多車了、商場停車場泊滿車)、用膳、實體社交、參加大型聚會等,儘管現在加拿大大部份城市已實施了公眾場所室內口罩令,但用膳、私聚時難免卸下防禦,故此市民心態和抗疫政策放鬆便是第二波的首要因素。  

  

私聚難管

雖然數月前加拿大各省均立例暫停餐館堂食、規限聚會人數和非私人地方室內戴口罩,但熱中社交活動的人只要由公眾場所轉為自家或私人地方聚會便可繼續酒照飲、舞照跳。
 

如早前暑假下旬,筆者便有些喜愛戶外活動的朋友租了郊區湖邊小屋渡假數天,享受臨別的夏季,問題是並非只一兩個家庭參加,而是十數位家長連同小朋友一起去,在室外釣魚划艇還安全些,但在室內飲酒吹水便一定不會戴口罩、這無疑是高風險活動,但政府部門亦難以管制在私人地方活動人士有否戴口罩,只能使用限聚令執法。如前所述,在加拿大一些人煙稀少之處,執法部門力度十分薄弱。如以警力/地方面積計算,香港每平方公里有13.3名警務人員、中國是0.2名、美國是0.07名,但加拿大只有0.007名警員。 
 

當然,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是無人地帶,但即使以城市比較,多倫多的比例平方公里亦只有7.7名警員,比香港少約四成,這亦是不少人視這些新條例為無牙老虎的原因。 例於9月26日,於多倫多以北百多公里的一個湖灘小鎮,有數百人未經批准舉行大型汽車集會,當時大批人士霸佔路面,不少人沒戴口罩,及沒有遵守兩米社交距離,安省省警(OPP)亦要向鄰近城市(約克區及皮爾區)警隊借兵才能驅散人群。 

  

堂食重啟  

雖然安省堂食重啟個多月,但筆者膽小,現今也只有一次在外用膳(還要整間餐館無人才敢進內),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表示已難忍數月不能外出用膳,故當食肆堂食放寬後,「吃貨」們猛虎出閘般逐間食肆品嚐,但食肆堂食感染風險有多高?9月27日,多倫多市中心知名餐廳Yonge Street Warehouse有五名員工及兩名顧客證實染疫,根據《加拿大星島日報》,衛生局表示,約1,700個到訪顧客有感染風險,另外市內三間餐館和酒吧因違反《衛生防護促進法》(Health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Act)已被下令關閉,當局表示還有第四間正被調查中,而同日於首都渥太華亦有多間食肆因爆發疫情而需暫停營業。 故此筆者還是認為,如果想吃餐館食品,都是外賣安全些。 

  

拒戴口罩  

「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這是筆者5月在香港時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可見「西人」不願戴口罩的形象何其深入(其他地方的)民心。  近況是,根據溫哥華公共交通局所述,現時大部份乘客都會配戴口罩,只有約5%人士未有遵從。 
 

而當加拿大疫情爆發初期,即今年3、4月時,小弟正身在安大略省,當時還未實施室內強制口罩令,但街上已有大半人戴上口罩,不少超市和商店都自行「立例」,顧客必須戴口罩才能進內。儘管如此,仍不時有客人不戴口罩「衝關」等事件發生,網上已有不少視頻上載,在此不贅。
 

不過筆者想表達的是,「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筆者只能答「有人戴有人唔戴,但唔戴的是少數。」當然疫情初期是不戴多過戴,原因很多,例如買不到、價格炒上太空(高峰時一盒50個口罩要賣50加元,近期回落至16加元一盒)、覺得「樣衰」、「戴咗呼吸困難」、低估病毒傳播性、相信陰謀論、怕致癌、影響男性荷爾蒙(真的有這謠傳)等等。  
 

加拿大的室內口罩令是按省或市來立例,故並非所有地方同步實施。安大略省的城市大多數自7月下旬才開始強制室內必須配戴口罩或「面罩」(face covering),除非有醫生紙證明該人有合理原因不能遵守該條例。儘管如此,筆者有一些客人仍拒戴或少戴口罩(故不許他們進店內,只在室外/停車場交涉),其中一位更向筆者坦承他是「Anit-Masker」(反口罩者)。  
 

筆者曾問他現在實施了室內口罩令,那麼他是否有很多地方去不了?他便立刻面有得色地拿出他的「道具」給小弟觀賞,主要是一些可再用的尼龍口罩,但罩面印有反口罩標語或圖像,例如嘲諷戴口罩人士為羊群或喪屍、「口罩不能抗病毒」、「口罩令背後是洗腦陰謀」、「戴口罩有損健康」等,另一個「口罩」則只是一個網罩,但根據法例條文,網罩應該不符合「口罩」的定義,故如果他戴那個罩進入室內場所,擺明是「撩交嗌」。雖然云云客人都只有一名Anit-Masker,但更多「拒罩客」是戴了等同無戴,最常見是掛在面上但不遮蓋鼻或只戴在下巴。當然,這些人並非主流,要不然加拿大現在的疫情必更嚴重,但即使屬少數,其疏忽極有風險令自己感染及傳播他人。  

 

入境無檢測  

海外回加人士入境時雖然需要填交健康申報表及聲明願意自我隔離14天,但和香港不同,既沒有即時在機場進行快速病毒測試,亦不會配發追蹤手帶 ,所以不少「輸入個案」都未能在邊境攔截,即使帶病毒者誠實地自我隔離14天,亦很有機會已向其家人傳播了病毒。 

 

散毒高危群  

現時安大略省新增個案中,多數患者為20至30歲人士 ,主要原因是社交活動頻密。根據9月19日的《加拿大星島日報》,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流行病學專家Dr. Ashleigh Tuite直言,40歲以下人士對新冠病毒表現得毫不懼怕,也對防疫不太在意。  

 

疫情暴露政制文化問題

如比較不少西方國家,加拿大的疫情不算超級嚴重。根據網站Worldometer 9月27日的資料(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以人均感染率排名,加拿大位列全球85,數字為0.405%,略低於全球平均0.426%,其他港人較熟悉的地區分別是 :美國排名全球12、西班牙排20、法國排44、俄羅斯排48、英國排58,意大利排70、德國排97,澳洲排135,香港位列154,之後日本排156、南韓排164及、台灣排207等等,但如放任不理,全民只寄望疫苗來臨,恐怕屆時已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醫療負擔爆煲、政府亦會因疫情而對個人及企業實施長期經濟援助而出現財赤,最後羊毛出自羊身上,惟有加稅和印銀紙兩個解決方法,全都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所以這世界很多情況都是「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不少人都希望移民海外,但這個疫情亦暴露出不同政制、國族、社會和文化應對危機的能力,讓人看事物看得更全面。 

千夫所指的無名英雄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3/09/2020

引言

英國福音派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為道爭辯:獨排眾議的基督》(‘But I Say to You... ’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中,將耶穌基督描繪為一位特立獨行之士;唐代文學家韓愈發起改革文體的古文運動,但受到保守派的排擠,李漢如此描述當時韓愈怎樣受到孤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民國時期著名作家魯迅曾經在〈自嘲〉這首詩中這樣寫:「橫眉冷對千夫指。」意思是他不理會來自四方八面的攻擊,堅守關懷國運的立場。耶穌、韓愈、魯迅都名垂千古,我們當然希望自己好像耶穌、韓愈、魯迅一般,在逆流而上之後便能夠到達彼岸。然而,在現實之中,許多力挽狂瀾的英雄都是寂寂無名,甚至「臭名遠播」。

筆者曾經在〈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一文中指出:「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即使你做得很對,大部份人都未必知道,甚至連你自己也不肯定是否做得對,充其量你只是一個無名英雄,甚至你會受到千夫所指。

 

船長吃力不討好

我曾以鐵達尼沉沒來作為例子,指出1912年英國遊船鐵達尼號撞到冰山而沉沒,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於是鐵達尼號冒險以高速前進。

熟悉筆者文章風格的讀者會猜到我會再做思想實驗,假設船長慎重地考慮冰山的威脅,他一個人頂住了船公司的壓力,堅持暫時停駛或者減速,最後鐵達尼平安地用較長的時間抵達紐約,跟著會發生甚麼事呢?可能船公司的董事會對船長說:「因為你反應過敏,小題大做,所以我們錯失了創造世界紀錄的大好良機 !」沒有報紙會用頭條刊登以下的新聞 :「鐵達尼號抵達紐約,全體乘客平安無恙。」沒有乘客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逃過一劫,相反,可能有些人會抱怨鐵達尼的航速太慢,令他們少了一至兩天在紐約遊覽的時間。

筆者和內子有一次類似的經歷,很多年前,我們參加了一次前往南極洲的遊輪旅程,起初由於風浪太大,故此遊輪無法靠近南極洲,當時群情洶湧,一大群乘客投訴貨不對辦,要求船長交代,有些年老的乘客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後一次看到南極的機會,他們絕對不會放棄!筆者和內子比較年青,我們心想: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所以我們沒有其他人那般情緒激動。那時候並不是施行民主制度、以投票決定行動的適當時機,那時候消費者權益和類似民粹主義的態度都應該擱置一邊,專家的意見才是最重要,船長頂住了群眾的壓力,堅持在風平浪靜之後才將船隻駛入南極洲海域。最後我們在南極洲逗留了一段短時間,不然的話,我相信投訴信會如雪片般飛向船公司,沒有人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避免了一場「完美的風暴」。

 

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

現在讓我們回顧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1979年5月25日,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191號航機從芝加哥飛往洛杉磯,起飛了短短31秒後,飛機突然墜落至地面,機上258名乘客和13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每次「完美風暴」都是由多個錯誤合成的。

首先,191號航機其中一個引擎與機翼分開,通常,即使一艘巨型民航機缺少了一個引擎,它是仍然可以飛行的。但是,當引擎掉下來時,它損壞了飛機的液壓系統。飛機師遵循了緊急手冊的指引去降低速度,但後來的調查顯示,該操作手冊的指示是錯誤的!當時飛機上多個電子系統失靈,本來機組人員可以開動後備系統,但是備用系統的開關距離機組人員太遠,飛機師必須鬆開安全帶,才可以走過去開啟備用系統。在緊急情況下,飛機師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這樣做。

這次空難的罪魁禍首當然是脫離機身的引擎,為甚麼引擎會掉下來呢?這是因為大約一個多月前,這架飛機被送往奧克拉荷馬州的維修廠進行引擎維修,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美國航空公司要求維修人員走捷徑,但是,這快速的工序最終破壞了引擎和機身之間的連接。

現在又是思想實驗的時間,假設飛機維修部的主管拒絕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讓維修人員走捷徑,堅持用正確但成本高昂的方法去修理飛機引擎,那麼在美國航空史上便從來不會發生引擎自機翼脫落的災難,但即使避過了這場空難,也不會有傳媒歌頌那位維修部的主管,更不會在頭版刊登:「1979年全年都沒有發生空難,沒有引擎爆炸或者脫落。」相反,美國航空公司的董事會可能非常不滿意維修部不願意嘗試節省成本的新方法,可能那名主管被炒魷魚;又或者航空公司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消費者怨聲載道。

假設編寫緊急手冊的工程師十分審慎,他要求模擬每一個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從而保證手冊上每個指引都絕對正確;又假設飛機設計師要求將後備系統的開關掣移近飛機師的座位,以及上述的維修部主管已經把守了第一關,但在沒有緊急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沒有人會讚賞緊急手冊編輯和飛機設計師,他們會認為這些多餘的做法是費時失事,人們甚至會懷疑手冊編輯和設計師是否想出風頭,是否吃飽飯之後沒事幹。

 

結語

以上都是假設的情況和人物,但我相信,在我們周圍的確有很多類似的無名英雄,弔詭的是,許多無名英雄可能受到千夫所指,例如那位堅持不在驚濤駭浪之下進入南極洲的船長,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對他萬分感激,他是力排眾議的無名英雄!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25-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7/09/2020
若以Google搜尋器尋找「M記」一字,竟也能得出世界知名連鎖餐廳的名字。在維基百科中有提及「M記」、「麥記」、「老麥」均是香港及澳門對這餐廳的簡稱。
 
我並不是M記的常客。除了因為食物的質素或營養價值欠佳外,更是因為其廁所(洗手間)的衛生程度。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餐廳廁所的整潔衛生,會成為我和家人是否會再次光顧該店的準則之一。不管餐廳的食物味道再好、環境部置是如何優雅、服務態度是怎樣親切、誠懇……但當你在進餐過程或之後,需要到洗手間方便或整理一下,卻發現當中竟是凌亂骯髒,臭氣撲鼻……一下子你所有的食慾也頓然消失,甚至乎有一種反胃欲吐的感覺。香港的M記,不論是店的面積較細的或是一些裝潢華麗的,其用餐地方基本上是整潔,但其廁所,不知何解,就是經常存有一種獨特的異味、地面總是濕滑和佈滿鞋印、廁格總是淤塞、骯髒。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是發自在我身處台灣麥當勞,剛離開洗手間回到坐位時的問題及感慨。同一的國際集團,台灣麥當勞的廁所是如此的整潔、乾淨,但成為M記之後,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嘗試以「麥當勞衛生」為題在網絡上作搜尋,香港與台灣竟是有著明顯的分別。
香港M記的衛生標準,在其網頁中有以下的記述:
「……餐廳貫徹執行一向的嚴格衞生與清潔標準,要求所有餐廳員工:
   每四小時清潔及消毒廚房器皿
   用消毒毛巾拭抺餐廳桌面及工作枱
   每小時洗手
    廚房員工配戴口罩
   遵守顏色手套守則以嚴格防止交叉污染……
   定期清潔及消毒奶昔及新地機器
  ……。」
 
台灣麥當勞季報(2020第八期)中有另一種演繹:
「根據統計,每位顧客在餐廳內用的時間,平均約40分鐘。故台灣麥當勞持續落實每30分鐘清潔一次『桌椅、桶、廁、地』……;防疫期間,每小時並再用消毒水……加強消毒,讓顧客都能安心品嚐美味餐點。」
有關廁所,他們有另段的描述:
「全台麥當勞所有座式廁所均安裝完酒精分配器,定期清掃,確保廁所……乾淨整齊無異味,並隨時檢查設備完整功能正常,讓顧客安心使用。」
 
兩地的明顯分別在於,香港所關心的是員工守則及偏向食物的衛生,而台灣則是看重顧客的需要及他們的感受。以自己(員工)作出發點,就是一種減少犯錯、避免違規的思維,做得再好也不過是一種「自保」的行徑。以他者(顧客)作優先考量,是一種重視別人的態度,是嘗試突破純粹按「工作表現/要求」的範疇,而是增添一份貼心,多了一些尊重。嘗試代入他人的立場來理解事情,在一個只求「賺到盡」的社會中,是較難做到。為他人多做一點,豈不就是增加營運成本,導致利潤下降?引用電影《食神》內的對白,大概也能反映出漠視顧客的營商心態:「史提芬周(向手下交帶啲嘢):『張枱有咁窄得咁窄,張櫈有咁逼得咁逼,咪等啲友仔坐得咁舒服,食完嗱嗱聲好走。飲管有咁粗得咁粗,冰有咁大嚿放咁大嚿,杯汽水咪雀一聲飲完買過第二杯囉。你係咪新嚟架?呢啲嘢要我教……』」若把廁所弄得太整潔、乾淨,豈不讓更多客人「樂在其中」「流連忘返」?
 
但另一方面,M記廁所總是髒這現象,顧客(我們)亦要負上部份責任。當然,並不是指責顧客刻意把廁所弄髒。原因是廁所比較容易骯髒是客觀的現實,即使使用者如何小心,也難免廁所被弄髒。我們要負的責任是「妥協」於現況,縱然這現況已極為惡劣。我們已不再問「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而是認定了「M記廁所總是髒!」我們所採取的是「妥協」的態度,放棄提出改善的要求,接受營商者不作改善的態度,寧願「蒙著眼」「捂著鼻」匆匆地進出廁所,立刻完事離開便算。
 
「啞忍、妥協」若成為我們面對不合理事情的基本態度,這不僅是關乎廁所的衛生問題或食肆的營運問題,更是牽涉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否得以改善,亦是影響著社會可否持續的進步或是倒退的關鍵。
 
因著「廁所」的整潔,我是會再次光顧台灣的麥當勞。深願香港的M記能有一天亦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09/2020

墨菲定律

在這場瘟疫中,美國是一個極之奇怪的異數,美國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的4%,但美國的確診案例和死亡數字卻佔了全球的25%,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很多文章去探討這個怪現象,有不少在美國以外的朋友對我說,他們自己的國家亦有類似美國的條件或者潛在因素,卻沒有出現美國那般的大爆發,那麼,到底筆者所說的因素是不是真正導致疫情失控的原因呢?

筆者認為,美國疫情失控的現象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這個詞語本來是形容很多惡劣的氣像情況聚集在一起,因而發生了一場氣象大災難,但現在人們亦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其他類型的災難。「完美風暴」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必須具備所有條件才會出現大災難,假設10個條件之中只出現了九個,那麼這個情況便算是不完美;當10個條件全部同時出現,整個狀況就是完美了!這應驗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都會出錯。」換句話說,所有10個條件都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每個條件自身並不是「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補償不理想的條件

筆者的朋友說得對,有些條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但當那些國家或者地區在其他方面做得好的時候,便可以補償到其他並不理想的條件,因而避免了完美風暴。舉例說,丹麥在恢復上課時並沒有強制人配戴口罩,但人人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大群人聚集,政府、老師、家長、學生都願意彼此合作。

香港屬於高危地方,因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政府並沒有高度管治效能,起初林鄭政府堅決拒絕封關,口罩供應嚴重缺乏,但香港人懂得自救,從海外渠道搜羅口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沒有實施封城措施和取消大型活動,但蔡英文政府雷厲風行地驅動全民配戴口罩,台灣的口罩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援助其他國家。

像美國一樣,許多德國人也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8月初,大批德國人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集會,抗議德國政府的抗疫措施,有人說整件事都是敵基督的陰謀。幸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一職之前曾經從事科研,她聽從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她已經慎重地處理這次危機,她在全國演講中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自私、無知、自大聚在一起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剛剛相反,幾乎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8月初,美國維珍尼亞州的一些城市出現確診激增後,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限制當地酒類銷售和聚會人數不能超過50人,並指年輕人染疫增加,問題出在「太多自私的人」。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自私的人,單單是自私的心態並不會造成疫情失控,人們仍然可以基於自私的動機去遵守抗疫措施,例如害怕自己和家人染病;另外一個因素是無知,那就是缺乏科學常識和批判性思維;但無知亦不是充分條件,人若願意承認自己在知識上不足,那麼就會聽取專家的抗疫指引,但自大的人卻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月中旬,一名男子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Tucson)一家雜貨店內拒絕戴口罩,他對其他人大喊:「這些人沒有學到功課,你們是一群戴著口罩的白痴,你們應該知道那(瘟疫)不是真實的!」自私、無知、自大和許多其他因素合在一起,才會出現完美風暴。

有些朋友對我說 :「若果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犯錯,這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了!你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講或者教幾堂主日學,也不會改變大局。」上面提過,丹麥重啟校園,同時又能夠控制疫情,這是歸功於不同持份者通誠合作,但丹麥教育部長羅森卡(Pernille Rosenkrantz-Theil)說:「你不可能突然之間創造出良好的合作關係。」美國不是丹麥,美國的山頭主義和黨派紛爭已經是蒂固根深,驟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一條不見盡頭的隧道。

鐵達尼災難的啟示

無論如何,筆者仍然保留著一點樂觀,為甚麼呢?因為只要有一部份人做對一些事情,那麼缺一不可的完美風暴就可以避免,在下面筆者將會以鐵達尼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曾經有些人將鐵達尼災難比喻為現在的瘟疫,7月初,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防疫第一線的醫生警告,德州宛如鐵達尼號,即將撞上病毒冰山;崔維斯郡醫療協會(Trav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主席艾比哈立德(John Abikhaled)說:「船員試圖放慢船速並改變方向,卻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這個類比十分悲觀,但鐵達尼災難的啟示中也有積極的一面。

1912年4月15日,由英國南開普敦駛向美國紐約的巨型郵輪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而沉沒,船上有2,200多名乘客,但最後只有705人獲救,1,500人葬身大海。鐵達尼海難正是一場完美風暴!

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亦在船上,他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再加上船長對鐵達尼的安全性充滿信心,最後他不理會警告,下令鐵達尼高速前進。

在事發當晚,有兩名船員在瞭望塔當值,但他們在瞭望塔上面找不到望遠鏡,而當時亦沒有後備望遠鏡,於是乎兩人只能夠靠肉眼偵察,但發現冰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鐵達尼的設計師認為這艘船是不會沉的,他們只在船上放了20條救生艇,全部救生艇只能容納1,178人,但是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加起來約有2,200人。

鐵達尼號由撞到冰山至沉沒所經過的時間是兩小時四十分鐘,當時最接近鐵達尼號的另一船是加利福尼亞號,兩者相距只有10至20哩,鐵達尼號以無線電發出求救訊號,但加利福尼亞號在晚間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鐵達尼連續向夜空發射多枚火箭放出信號,然而,加利福利亞號的船長卻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

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開始思想實驗,在事發當晚加利福尼亞號也知道海上有冰山,所以船長決定停航,假若鐵達尼號的船長亦決定停航或者慢駛,那麼整個悲劇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鐵達尼號繼續全速前進,假若在瞭望塔上的船員有後備望遠鏡,從而及早偵察到前面的冰山,那麼鐵達尼號有可能逃過一劫。

即使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如果當初工程師在船上安裝足夠的救生艇,那麼在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

即使船上沒有足夠的救生艇,但至少可以搭載約1,200人,但最後只有約705人獲救,原因之一是船員的訓練不足,許多救生艇沒有載滿人便放下海。後來有些船員吹起哨子,要求那些仍然有位置的救生艇返回來接人,但最後只有兩艘救生艇折返。如果當時全部救生艇都先載滿人才離開,或者半滿的救生艇願意回來接載更多人,那麼死亡數字將會大減。

退一步說,即使鐵達尼的救生艇沒有充分使用,假設加利福尼亞號在晚上沒有關閉無線電通訊設備,那麼這艘船便會接收到鐵達尼的求救信號,加利福尼亞號可以救起全部或者大部份鐵達尼的船員及乘客。

縱使加利福尼亞號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若果他的船長見到火箭訊號後便伸出救援之手,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生還。其實,當時一名在加利福尼亞號的船員說:「一艘船不會無緣無故發射那麼多支火箭,可能他們出了事故。」如果船長能夠聆聽意見,重新開啟無線電通訊去跟鐵達尼號聯絡,那麼歷史就會改寫。

勿以善小而不為

說到這裡,我相信讀者已經很清楚我想表達甚麼,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或者至少將傷害減低。反過來說,若果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十全十美的風暴!

三國鼎立的時候,劉備去世前在給予其兒子劉禪的遺詔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非常適切這個時代的金玉良言!基督教讚聖詩〈傳遞它:只需要一點火花〉(“Pass it on: It only takes a spark”)也以類似的方式去鼓舞人心:「只需要一點火花,就可以使火發光。」我清楚地知道,單靠撰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說、教幾堂主日學,是不會改變大局的,但我和你都無需要改變整個大局中的所有條件,也許,我和你只需要做一些很小的善事,和避免去做一些很小的惡事,這場完美的風暴便逐漸失去必要的條件。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19-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移民外國英文好?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6/08/2020

小弟經常香港加拿大兩地走,留意到近年多了不少已回流香港的加拿大移民選擇「再回流」,身邊亦有不少朋友問我怎樣移民。其實數十年來,移民這話題在香港方興未艾,以前聽得較多的一個原因,便是希望下一代能有更佳學習環境、學好英文,但透過移民學好英文到底有多真實?又或效益多高呢?

小弟80年代末移民楓葉國多倫多,當時中一未讀完便離港,到了加拿大插班讀「七年級」(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制度:一至八年級為小學,九至十二級為中學)。不少人都以為年少移民,只需數年英文定必「嘞嘞聲」,講得十分流利,查實並非必然。當事人本身的性格和英語底子(或外語)固然是語文能力提升的關鍵,但根據我的個人經驗,環境 (即居住、上學上班的地區)亦是極其重要一項。

當年小弟落腳區正是8、90年代香港移民首選——多倫多的士嘉堡。此區最廣為人知的是,華人新移民即使不懂英語,仍能毫無障礙地生活。不少商店或私人機構,如銀行、郵局、超市,總有一兩個華人職員在左近。而且楓葉國主打多元文化政策,在新移民集中的地區,不少社區中心或政府部門都會聘用或調配該區較多的少數族裔擔任接待或工作崗位。好處是新移民投入日常生活無難度,但亦因此不少華人旅加多年,英文仍毫無寸進,最後都只能在華人圈子生活、工作、透過華文媒體接收資訊,或「回流」中港台。這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只是華人首選落腳區由士嘉堡北上數公里,轉為萬錦市。

這種「英文無寸進」的循環雖在中年移民圈中較常見,但小弟在北美求學期間,亦見識不少年輕人——包括小弟——這些移民前在老家「少壯不努力」的學生,到了外國又經常與華人子弟為伴,再加上日常娛樂主要是中文歌、港劇和港產片,結果便是來加多年,英文龜速進步。

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插班第一天入課室,全班二十多人,過半是華人,當中大多數是香港移民,其次是台灣來的,然後是俗稱「竹升」的第二代華僑(當年中國大陸移民佔華僑社群很低比例),只有四、五個白人,在班中他們才是少數族群。升上中學後情況不變,午飯時在學校飯堂只會聽到廣東話,大家閒聊的話題十九不離香港和台灣的流行文化。

此外,這邊的學校為了提升新移民學生的英語水平,大多會設置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簡稱ESL的英文輔導班。不過根據小弟個人經驗,ESL通常會變成華人同學會。班中鍛鍊英文的機會只有每堂和老師的幾段練習及對話,反倒是把英文麻麻的移民學生聚在一起。雖然如果班中有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學生仍有機會能鍛鍊英文,但根據「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定律,小弟自然是「群返」一眾港人子弟,齊齊睇《風雲》、聽草蜢李克勤、打「紅白機」過日子。返教會?當然亦是華人教會。

反過來,小弟在加拿大認識數名Uncle和Auntie,他們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約三十多歲移民。據知他們學歷不高,當中兩三人更只有小學程度,因條件所限(學歷和經濟),他們惟有選擇加拿大一些移民門檻較寬鬆的城市為申請目的地(可以「加分」),那些地區大多是人口密度較低,需要勞動力但勞動人口不足的市鎮,又或是一些公司在當地長期招聘不到員工,最後進行海外招聘而被錄用,因而赴加定居。由於那些地區華人少,同事大多為非華裔,所以即使人到中年,但因經常使用「英語」這工具,來加兩三年語文能力已突飛猛進。當然,通常都是會話能力進步,書寫方面可能仍然有待改進。

至於小弟的英文,自問到了今日仍未達本地人般流利的水平,但慶幸在中學畢業後,在一個政府部門找到暑期工,身邊的同事九成並非華裔,記憶中那個夏天講的英文總和比之前四五年上學講的更多。往後數個夏天亦復如是,尋找多些磨練英語的機會,會話應對方面算有些長進。

故此小弟的見解是,對八歲以上的人士來說,移民或留學後如終日仍以自己人為伴的話,英文進步的機會頗渺茫(除非底子良好),反倒只要有一兩年密集地使用英語,即使英語根基再弱,亦定必改善不少。所以不可寄望移民後英文一定好起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使用的機會,去非華裔人士較多的地方打工,其效益可能比報讀英文班高數倍。  

美國人情願吃掉眼前的棉花糖:忍耐不是美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8/08/2020

「每個人都準備好去玩樂,去他的!我也準備好!」 這是一名參加了美國南達科他州電單車節的鐡騎士對記者的回答。在8月初,約70,000名來自全美各地的電單車手參加這個為期10天的活動,絕大部份參加者都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這當然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自瘟疫爆發以來,在全美國仍然有無數人開辦派對或者舉行其他大型活動。

無論是從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來衡量,美國已經成為了新冠肺炎瘟疫的「震央」,若果從硬件方面(科技水平、醫療設施……等)來看,這的確是令人大跌眼鏡;但若果從軟件方面(政治氛圍、國民性格……等)來審視,這結果並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事件的發生都並不是只有單一原因,我在其他文章裡面討論過美國人具有反權威的性格、傾向相信陰謀論、太重視個體自由而忽略了公民責任,在這篇短文裡面,我會再討論另一種導致這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的國民性格,那就是只顧及時行樂、不願意犧牲眼前的利益去換取長線的回報。

我完全明白到困在家中是十分苦悶的,但只要全民暫時忍耐,遵守限制聚會指引和其他防疫措施一至兩個月,那麼現在美國的經濟可能已經重開。但是,今天病毒繼續人傳人,疫情只會沒完沒了。當前這場瘟疫好像是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而美國人並不合格。

甚麼是棉花糖實驗呢?1972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進行了一項有關「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著名實驗,在這項實驗中,研究人員給予參加實驗的小孩子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馬上得到食物,但如果小孩子願意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他會得到雙倍的獎勵。這些食物可能是棉花糖或椒鹽脆餅,視乎孩子的喜好而定。研究人員發現,那些能夠勝過眼前試探而得到雙倍食物的孩子,長大之後都會比那些馬上將一塊棉花糖吃掉的孩子更加成功,例如他們會考取到更高的SAT[1] 分數,受到更多教育,體重指數(BMI)和其他生活指標也比較理想。不過,後來的研究進一步顯示,人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及其經濟背景有助於他們以後的成功,而不僅僅是延遲滿足慾望的意志力。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檢討哪個研究結果更加可靠,我只是以這個實驗來作為一個引子,無論如何,這個實驗結果的啟迪是不言而喻的,其實,在這場瘟疫發生之前,美國人在另一個國際性「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中亦表現不佳。儲蓄和長線投資可以理解為放棄眼前的一塊棉花糖來換取將來更多的棉花糖,一直以來,在發達國家之間,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是偏低,以2016至2019年的數據來說,美國人的儲蓄率只有7.6%,這是遠遠低於新加坡的50%、愛爾蘭的37 %、南韓的36 %、台灣的35%、瑞士的34%、日本的27.3%。美國的國債是天文數字,截至2019年底,美國債務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9.2%,先使未來錢已經變成美國人的常態。

瘟疫過後,美國人會否慎重地檢討自己的處事方法和生活方式呢?筆者的看法有點悲觀, 為甚麼呢?上一次全球性的大災難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謝爾頓.加隆(Sheldon Garon)寫了一本書,題為Beyond Our Means: Why America Spends While the World Saves(超過了我們的能力:為甚麼全世界都在節約而美國卻大花錢),他批評美國政府鼓勵人民無節制地消費和過度依賴信貸,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他認為金融危機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美國人儲蓄太少,花費太多,借貸過多。他呼籲美國人學習東亞和歐洲的節儉文化,學習其他國家如何通過特殊的儲蓄機制,積極鼓勵其公民儲蓄。但到頭來加隆的金石良言只是「講人自講」,正如上面提過,在2019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仍然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另一場比較遙遠的災難是1973年的燃油危機,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聯手在猶太人贖罪日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援下反敗為勝,但西方的軍事援助激怒了生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她們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這幾乎癱瘓了全美國,那時候,全美每個油站都大排長龍,於是乎省油的日本小房車開始大受歡迎,美國三大汽車廠亦逐漸轉攻小車市場。

這場燃油危機促進了環境保育,然而,當油價回落之後,美國人便故態復萌,1990年代耗油的運動休閒車和其他大車大行其道,在1999年運動休閒車的銷量甚至超越了小房車。石油並不是再生能源,下幾代的子孫怎麼辦呢?但人們只顧吃掉眼前的棉花糖,並沒有從慘痛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筆者在美國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我觀察到,無論是學校教育、流行文化、經濟模式,都是促使人想做就去做和追求即時回報(instant gratification)。這和筆者自幼便耳濡目染的概念大相逕庭,例如「先苦後甜」、「居安思危」、「憂患意識」、「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滴水可成河,人生應儲蓄」……。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之後,美國人追求即時回報的心態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機隨時隨地看到自己想要的資訊,而且可以馬上回應,每一段推特訊息、每一段YouTube影片都要短小精幹,「耐性就是美德」(Patience is a virtue)已經變成了過去式:Patience was a virtue。

平時我們並不覺得吃掉眼前的棉花糖有甚麼問題,但這場瘟疫充分暴露出這種心態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時候,基督教會必須抗衡文化,忍耐和等候,在過去、現在、將來仍是美德。

 


[1] 美國大學理事會主辦的學術評估測試。

包容不同聲音才是真正的多元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3/2015

同性戀運動以多元、人權、自由及平等為口號,近十年在西方社會取得顯著成果,各地相繼推行同性婚姻、同性領養與同志教育的政策。支持同性戀運動已成為「政治正確」的事,若對此持不同意見,其良心自由和言論自由會經常受到威脅。

不少西方國家已制定了《性傾向歧視條例》,逼使當地持守一男一女婚姻觀念的小商戶在經營與婚姻相關的行業時,一是面對永無休止的訴訟,一是放棄行使良心自由的權利。不止在營商層面,個人的言論亦有機會面對嚴重的打壓。

著名品牌D&G的創辦人Dolce和Gabbana兩人都是同性戀者,但他們反對同性婚姻、同志領養和人工授孕。他們相信家庭唯一的模式是傳統一男一女的模式,而且沒有人工授孕及代孕,一切依照自然法則運行,這是不能改變的事情,所以他們不論異性或同性伴侶的人工授孕手術都反對。

個人言論某程度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他們的言論本身亦不涉及歧視言語,所以政府不會作出介入。但如此政治不正確的言論,當然受到同志群體的反對,亦發起了對該品牌的杯葛活動。在杯葛人士眼中,該品牌霎時間由流行時尚變成過時俗氣。

杯葛人士當然有言論自由對D&G作出批評,但這卻與他們高舉多元自由的旗幟不相符。昔日同志群體無可否認是弱勢社群,但今天他們已經壯大起來,甚至漸漸形成一個霸權,要持不同意見者消音。

他們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莫非同性戀運動口中的多元,只是單方面傾側於支持他們立場的多元,而不能容納任何反對他們的其他多元聲音嗎?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9/3/2015

解讀對「愛爸媽‧愛我家」運動的解讀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 (社關行動)
17/07/2014

為響應國際家庭年20週年而舉辦的「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於5月18日順利完成,超過3萬2人參與,大家有秩序地按糾察指示進入場區。雖然活動前後均有不少人對活動有所批評,然而大會發言人重申5月18日只是運動的開始,並於7月8日舉行第一場集思會探討家庭議題。

 

反同非大會主題

在5月18日前,有報章質疑活動是一個「反同」活動,認為大會騎劫了國際家庭年。在活動當日,亦有團體和個別人士漠視大會呼籲,手持「反同」訴求的標語出席。然而,大會已多次強調是次活動與反對同性婚姻及跨性別婚姻無關,對於有關人士的言行,發言人表示可惜。事實上,大會官方在當日並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訊息,而是正面地宣揚家庭價值,喚起市民對家庭的關注。

 

批鬥式的評論

活動過後,不少撰稿人紛紛對活動作批鬥式評論,當中不乏信徒群體,主要的批評觀點可分為三類:一、認為活動沒有具體的立場和訴求;二、認為官方雖然沒有「反同」訊息,但暗中卻排斥非「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組成的家庭,包括同性戀、單親等;三. 認為早前三宗(浸信會、宣道會及播道會)聯署與活動有關,是打壓同性戀運動的活動。

 

你帶著甚麼心態看待活動?

其實大會一直以來,由活動舉行前至活動結束後均沒有表達過任何「反同」的訊息。相反,更在官方面書上勸喻某些以「反同」為吸票工具的政黨尊重大會意願,勿展示與大會理念無關的標語和口號。另一方面,大會亦在活動前表明和三宗的聯署乃兩個獨立活動。

縱然官方已在活動前後多次解釋,然而不相信者仍不相信,始終將活動與「反同」掛鉤。其實,這種現象值得大家深思:

  1. 何謂多元?多元的社會就是尊重差異和不同意見的表達,在這個擁抱多元的社會裡,支持家庭價值,竟然會被解讀為等於歧視同性戀、單親等人士;是否日後所有團體皆不能宣揚正面價值,以免令其他不同的群體感到被冒犯?
  2. 現時未有《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但某些出席這個只是「被定性為反同」活動的藝人和社會人士卻已被瘋狂批鬥,不敢想像若真的立法,社會人士的言論和良心自由如何能受到保障?而在立法爭議的過程中,大家又會如何對待一些打正旗號的反同運活動呢?

是次活動的宗旨其實已十分清晰,而大會的所有安排亦一直沒有偏離當初宣佈的目標,並表明這只是整個運動的開始,不過活動卻惹來不同的解讀,而評論的人又將自己的解讀作為唯一的權威分析,大家能從這些解讀中讀懂甚麼呢?

 

良心頭上一把刀 令人憂慮的歧視觀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31/12/2013

平機會的抱負是要「建設一個沒有歧視、崇尚多元、包容共濟的社會,人人共享平等機會」。相信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共同期望,問題是我們怎樣定義歧視及平等?正因為崇尚多元,因此,持不同信念的人,難免對很多問題都會有不同的意見,而香港人最重視的核心價值就是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期望反對的聲音可以充分表達,不會動輒得咎。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於12月4日再次撰文回應本人較早前的文章,由於周主席用了「不盡不實」和「具誤導性」等強烈指控性的字眼,更令我們憂慮平機會在性傾向歧視這議題上,能否繼續客觀持平地對待不同的意見。因為,周主席似乎一直沒有認真關注我們曾向他反映及在網頁公開的個案,反而將這些按良心而作出的行為定性為歧視,並以個人的道德觀凌駕在我們之上,難道周主席認為自己可以代表全港市民的道德觀?

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有一定參考價值

明光社從來不歧視同性戀者,我們亦經常樂意與同性戀者保持溝通和對話。明光社反對的只是想「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運動,只要周主席肯花點時間閱讀一下我們多次提交給平機會和在網頁公開的資料,便可清楚知道我們在這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首先,我們支持人人平等,同意社會應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例如接受教育、醫療、住屋、社會福利、集會結社、選舉與被選、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等。但不同意以反歧視為藉口,將一些基本權利無限擴張。其實同性戀者與所有香港市民一樣,其基本人權皆受保障,若說沒有專門為他們而設的平等機會條例,他們的基本人權便沒有保障,那麼全港所有弱勢社群或曾被人欺凌的族群(如因年齡、身材、樣貌或口音而被人嘲弄及不合理地差別對待者),豈非皆要為他們訂立一條專門的條例?而究竟哪個弱勢社群必須考慮立法保障呢?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其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有關裁決要求法律給予特別保障的「群體」,必須符合四個條件:

1. 因偏見而有意圖地被歧視的歷史

例如該群體在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和文化機會低於一般人。不過,不少調查卻顯示現時同性戀者在學歷和收入方面毫不遜色。傳媒亦愈來愈正面地描繪同性戀者,香港的同性戀者在就業、接受教育機會及文化上,並沒有因不同性傾向而被剝削機會的迹象。若有懷疑,大家可就此進行調查,不過,有關調查必須全面,不能只由一些同性戀者作出單方面的指控,而應該讓被指歧視的人有答辯的機會。

2. 本身有明顯、不變或可辨別的特徵

例如種族、膚色、性別或國家起源。種族和性別與性傾向最大的分別乃前者是天生、不會自然改變及可以有客觀的方法辨別,但目前並沒有任何研究確實證明同性戀是天生的(若周主席肯定同性戀是天生的,必須公開有關證據,不應人云亦云),而不少個案顯示(不少同性戀組織亦承認),性傾向是會轉變(甚至是流動)的。因此,不能將性傾向與種族及性別等相提並論。而且同性戀涉及具爭議的同性性行為(是種族和性別皆沒有類同的),當性行為涉及倫理道德的考量時,平機會主席不應將個人的道德觀念強加於整個社會。

3. 在政治上無權無勢

同性戀運動席捲全球,各地同運組織互相聲援,不少傳媒、社運團體和商界大機構亦十分支持同性戀運動,例如在台灣更發展為徹底改變婚姻和家庭結構的多元成家法案(已經通過一讀),而香港不少知名的同性戀者在公開身分之後,傳媒十分樂意報道他們的言論。相反,一些團體只是反對同運的訴求,並無任何人身攻擊,卻被同運人士肆意抨擊、醜化、甚至上門衝擊。很明顯,同性戀者在政治和社會上絕非無權無勢,備受欺壓。

4. 整體性地受到歧視

一些同性戀者過去的確曾被歧視,我們亦相信目前仍有一些同性戀者受到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對待,但問題是情况是否真的嚴重到必須一刀切立法才能處理?其實,現時不少同運人士所指的「歧視」主要是因為有人反對而令當事人有壓力,甚至不敢公開身分,以及未能如異性戀者一樣結婚。但同性性行為和同性婚姻既涉及道德(若周主席不認同這是道德問題,建議平機會可就此作一全面的調查),就必須容許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而不是強行立法要異見人士就範。此外,婚姻本身不是權利而是制度,並非歧視條例所能處理,亦非平機會的工作,若要回應這方面的訴求,政府要諮詢市民大眾意願的便應該是同性婚姻而不是性傾向歧視條例。

其次,我們反對歧視任何人(包括同性戀者),亦反對任何人採取暴力、惡意中傷、抹黑及衝擊行為,但不同意將一些因價值觀念不同而產生的合理差別對待及評論視為歧視。我們尊重個人的自由,但個人亦必須尊重社會其他個人的倫理價值觀念,對一些影響社會倫理道德深遠及具爭議性的行為(如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已反映了社會的多元及寬容,我們不同意將這些行為具爭議性的群體與其他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如傷殘人士及少數族裔等)混為一談,並予以特別保護。

此外,我們認為宗教、良心及言論自由是自由社會的重要基石,任何人不應因為基於信仰及倫理觀念而作出的評論受刑事處分或被禁制。宗教團體及基於特定信念成立的會社,有權因為其信仰及倫理觀念,決定是否接納一個人成為其會員及僱員,以及為何人提供服務(除非有關服務為壟斷性質並影響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接受教育及醫療)。書店老闆只因不贊成同性戀而拒絕擺放同運團體的單張;平時樂意售賣鮮花和蛋糕給同性戀者的老闆,只因不認同同性婚姻,寧願少做一些生意,婉拒為同性婚禮提供鮮花及蛋糕;以及拒絕承認同性戀與異性戀同樣美好的言論,在周主席眼中竟然也是應該處分的歧視行為,實在令人不安。建議應就此作諮詢,詢問全港市民應否禁制這些因宗教、良心及言論自由而產生的差別對待行為。

平機會主席個人的道德觀念不能代表整個社會

最後,我們深信關懷互愛有助消解人和人之間的矛盾,我們雖然不贊成美化一些高危的同性性行為,亦反對同性婚姻及向青少年灌輸同性戀乃天生、正常及不能改變的性傾向等觀念。但我們鼓勵更多人對同性戀者表示關懷,對需要幫助及自願改變的人提供協助。此外,我們一直支持像家暴條例一樣,適當地修訂現行的僱傭、教育和業主與租客等條例,以對症下藥的合宜方式,而非一刀切訂立會產生逆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合理地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我們樂意與平機會及同運團體就此進一步商討。

我們欣賞平機會為弱勢社群發聲,但在一些有道德爭議的問題,平機會主席個人的道德觀念不能代表整個社會,市民大眾究竟怎樣看?應直接諮詢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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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刊載於:

《明報》 31/12/2013

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基督教角度的反思

── 2010年「若沉遇溺」研討會

關啟文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副教授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諮議小組成員
15/10/2010

摘要

綜觀近年本港的社會運動,筆者嘗試從「後現代主義」歸納分析,討論近年於香港處境中社會抗爭範式的演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標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變成衝擊、抗爭、反霸權的新一代社會運動。在這個後現代思潮,筆者從基督教角度,反思現時被年青社運份子視為「精神導師」的法國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泛權力論」以及本港一些社運領袖和學者相關的言論。

引言

 當香港從傳統前現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時,當中有不少矛盾與衝突。在20世紀60年代曾發生過暴力性的抗爭甚或暴動,並引起傷亡。然而近30年的民主運動,甚或與中共的抗爭(如支援八九民運等),其調子都是和平、理性的,且不少社運人士和知識份子認為這是一種優良傳統,[1]如強調七一遊行雖然有50萬人參加,但秩序井然,並沒有破壞公物或其他暴力事件。
 
和平理性的抗爭被一些學者高度評價,因為他們認為民主的精髓不單是一種投票制度,更是一種精神或文化,所以爭取民主者要同時提倡民主文化,和體現民主人格:就是能理性對話,寬容別人,不妖魔化對手的態度。這樣,當社會面對重大分歧時,仍能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把分歧減到最低,然後再藉著民主程序達成妥協或決議。

社會抗爭範式的演變──香港處境

近幾年香港的社會抗爭卻湧現另一種範式(Paradigm),顯示一種更激烈的手法。社民連三子自2008年在議會內的肢體抗爭起了帶頭和示範的作用;其後有八十後反高鐵運動的衝擊立法會和衝擊中聯辦;維園亞哥進駐《城市論壇》,並追擊民建聯贊助的商台節目;[2]政改公聽會中林瑞麟被衝擊(我以往參加多次公聽會,從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這等現象。)[3]不單政府受到衝擊,基督教也成為抗爭對象,主要的事件包括反宗教霸權遊行(2009年2月15日),「宗蔭權」事件(因著吳宗文牧師的言論一群人到港福堂抗爭)(2010年4月18日),以及衝擊「全球禱告日」(2010年5月23日)。
 

這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有幾種特徵:[4]

1. 對別人態度:抗爭者經常指控別人的動機(如想媚共、升官發財、官商教勾結以得到利益輸送),然後把對方定性為不義的一方或其走狗、奴才(甚或奴才的奴才)。
2. 對自己態度:抗爭者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正義的代表,眾人皆奴才,唯他自主、敢言和敢於為公義發聲。
3. 抗爭手法:既然自己代表「公義」,而對方是「不義」,那抗爭者自然感到大可破口大罵,且愈兇愈「酷」。部份人認為「講粗口」只是小事,甚或詛咒別人也無傷大雅。例如2010年5月的改良區議會政改方案通過前後,民主黨和普選聯多次被包圍、被怒罵(有很多粗言穢語),「長毛」更咒司徒華「癌症上腦」,甚至有人說要強姦劉慧卿!他們不單自己罵,還喜歡聚眾一齊罵,Facebook等在此發揮巨大功能!他們罵時不單針對別人的思想,還針對個人,如網上「起底」,披露對方個人資料。有部份抗爭者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和肢體性衝擊,如走到別人面前高聲呼叫、拍檯、掃東西和強闖場地等。
 
以上的改變當然有複雜成因,或許一個原因就是社會不公義(如民主進程被扼殺)和貧富懸殊愈來愈厲害,民怨沸騰,所以就產生了較激烈的抗爭者。本文並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全面否定「激進」手法,或許有些是「抗爭無罪,激進有理」。然而這種抗爭手法也可能在某程度受後現代思潮影響,在這方面應有反思的空間。如反高鐵運動中積極抗爭的陳巧文就強調後現代的歧異性和反抗精神。她喜歡看法國學者德里茲和福柯的書。像德里茲有關地下莖(Rhizome)的概念,就是反對統一,透過根和莖的伸展,來發展多元和差異。也就是這種思維,讓我想到,不一定要加入組織和透過組織參加社會運動,自發性參與,有更大和更多的表達空間。至於從福柯的書中,也學到原來在遊行的時候,警察如何疏散人群、佈置鐵馬等等,都是一種規訓(Discipline)的技術……於是,我們有時候就會突襲,破壞他們這些技術。

後現代思潮──對理性的懷疑

「後現代」的用法很含糊,我先交代我的理解。簡單地說,「現代」在西方是指中世紀崩潰後的年代,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產生了。現代社會中,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至高無上的價值。然而近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有些人會把後現代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時間),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現代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危機的根源。
 
較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還積極鼓吹相對主義、解構主義等,否定絕對真理與價值。基督教並不完全贊成啟蒙理性主義,但基督教一天不放棄絕對真理和道德的信念,也難以見容於後現代思想,也易成為鬥爭對象。(如各路勢力對明光社的標籤和圍剿。)講理性的現代人強調與人辯論要有根有據,對事不對人,並要扣緊對手的論點和論據回應,不應無的放矢或人身攻擊,不然就是犯了批判思考上的「死罪」──邏輯謬誤(Fallacy)。
 
然而後現代的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與上面所述大相逕庭。他們不介意把攻擊焦點放在別人的動機甚或人格上,認為這樣不是甚麼謬誤,而是揭破對方虛假理性的掩飾。他們會訴諸社會科學和歷史的研究,去揭示一些在思想及外表上雖然堂而皇之,但背後的真正動機卻是一種非理性的意識形態(Ideology)。佛洛依德(Freud)的心理分析,和馬克思(Marx)的社會分析,都強調對各種思想作意識形態的批判。這種詮釋法原則上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它們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如某些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如愛丁堡學派的Strong Programme)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所以超歷史的普遍真理都是子虛烏有。
 
雖然不是很多人能說出以上種種思潮,但看來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漸趨流行,在香港也如是。這成為了「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1.      你信宗教只是因為你的成長及背景如此這般,和會得到某種利益。
2.      你支持政改方案/功能組別只是因為你想飛黃騰達、保護既得利益……
3.      當然對手也可反批評:你說這番話,你這樣批評我,指控我有既得利益,也只是因你的成長及教育背景,和你想保護你那方的利益!
 
當然,理性上看,以上的辯論是不能有甚麼進展的,所以在現實上取勝之道是要透過大量污名化言論(如網上流傳),和煽情的言辭和手法(如精采的YouTube片段),把對手打擊到無還手之力。
 
總結來說,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後現代主義則否定所有「基礎主義」,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這往往被稱為元敘事[Meta-narrative] 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若這種心態在文化中不斷滲透,久而久之也不難理解為何有些人會傾向否定「理性對話」和「理性審議」,因為這些東西不單在理念上不能成立,在現實上「假理性」和「假對話」還會成為既得利益者或當權者的保護傘。有些人批評後現代抗爭者的「語言暴力」,但另一些則認為他們對抗爭者不公平(甚至是幫兇),因為他們忽略了比語言暴力更嚴重的「制度暴力」。

福柯的「泛權力論」

福柯(Foucault) 可說是後現代大師。他把懷疑詮釋法激化,使我們進一步對「真理」和「道德」生出懷疑,因為權力與「真理」本就密不可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君不見今天提倡絕對真理和道德的人都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因為那些都只是權力的借口!這可說是一種福柯式的泛權力論。雖然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但福柯的確說過這類說話:
 
1.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5]
2.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6]
3.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7]
4.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8]
5.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9]
6.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10]
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1]
 
福柯的思想反映後現代對宏大敘事的極度質疑,其根源是形而上學的死亡(Death of Metaphysics)──徹底否定任何普遍性和本質性的事物。福柯也愛用系譜學(Genealogy)去把一些理念置疑化(Problematisation)。他強調權力的深度(Depth of Power),權力不單是外來的壓制,它甚至建構我們內在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所以他也宣告「主體已死」。簡而言之,權力是無所不在,因此,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參邵家臻)。若有權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不也是可理解的嗎?

對「泛權力論」的反思

我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應先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造信徒的主體(如過分強調罪咎感和恐懼感),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此外,我們也可指出福柯式的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他們不也是高度批判信仰群體和社會中權力的濫用嗎?基督徒哲學家Merold Westphal是研究歐陸哲學的專家,他就用同情的角度說福柯其實是一個重新發挖「原罪」思想的世俗神學家(Secular Theologian of Original Sin)。所以我們的回應可以說是正面的,透過與後現代批判的對話,建構適切的權力神學和更新信仰實踐(如教會的宣講和架構)。
 
然而對話不等同投降。不少後現代的批判也是可以拆解的,最終宏大敘事、客觀道德和真理等理念都是不能放棄,也是理性上可維護的。後現代思想誠然對這等理念的脆弱有深刻的洞悉,但要走的路不是相對主義或解構主義,而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這些課題在其他地方有處理,這裡只簡略指出福柯的思想也受到嚴厲批評,如它有不少內部矛盾:既然摒棄普遍真理和普遍性道德判斷[這包括自然法、自然權利等],那他又如何能說我們應該批判和反抗權力或支配呢?泛權力論將權力變成了社會的本質,不是與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立場矛盾嗎?福柯自己的系譜學實踐似乎亦與泛權力論矛盾:若一切知識都是權力,難道福柯自己的系譜學也只不過是另一種權力動作嗎?
 
福柯的思想也有不全面的地方:理性的本質不一定是工具性和壓制性的,某些理性的進路(如詮釋學)是能促進主體之間的溝通和了解的。因為福柯研究的知識都是從一些有壓制性的處境中產生的,由這外推未必有效。他過分強調規訓的支配性,而忽略了它們的正面意義。其實一些有更平等參與集體行動的新形式,因著自我規訓才成為可能。他把歷史弄得太整齊了,把它變成一個接一個完全密封和同質的真理政權。他把權力的觀念用得太濫了,把權威、武力、暴力、支配、合法化都混在一起。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可接受呢?種種矛盾的根源在於尼采的相對主義──它並不真箇容許透過轉化權力關係而達致解放。最終福柯的尼采式理論只能為徹底單一化的分析提供基礎,甚麼都是權力。最初聽起來很有新意和洞見,但今天「後現代」也不再是新事物,那些後現代批判家每天只是說這是權力、那也是權力云云,會否已變成另一種後現代八股?[12]
 
總結而言,激進的「權力皆惡論」其實是矛盾的,不少激化的抗爭手法就反映這些問題:有些人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此外,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對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前面的路應怎樣走下去呢?

八十後的社會抗爭參與

讓我以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年青人為案例探討。他們衝擊立法會後,呂大樂這樣批評:「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這引來不少反批評,說他是奴才學者,並猜測他已被政府收編(委託去研究八十後),這說法在網上流傳,並被某些媒體報道。然而呂大樂澄清並無此事,而且說記者報道前也沒有向他求證。這事例反映以上提到那種不負責任地猜測別人動機的手法。
 
首先我重申我的目標不是要標籤八十後(這事實上不是同質的一群),也並不全盤否定八十後的社運和抗爭手法,下面只是對一些人的一些做法提出反思。例如網上有這樣對呂大樂的回應:「就是甚麼都不會改變,就是甚麼都不會聆聽,因此那些絕望的年輕人,那些每天受著壓迫的年輕人,……他們決定賭一鋪,因為贏又如何,輸又如何,賭本很細,成本很少,……輸了,是上一代找數;贏了,就是自己的……年輕人的想法是,『反正這些機會都不是屬於我的』,我為何要珍惜呢?既然上一代都從來沒有關心過年輕人真正的需要,那麼年輕人又為何要關心上一代的需要呢?……我要死,但我臨死前都可以拖兩件對手一齊死;對方死多一個,我地就有賺……上一代嘆慣啦,好安於自己的生活,結果卻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
 
以上文字反映不少怨氣,有點「玉石俱焚」的味道,怨氣背後的分析也有商榷之處。說「上一代嘆慣啦,……卻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對嗎?其實新一代生於安樂,成長時看彩電,打遊戲機,父母很多刻意栽培(圍棋班、芭蕾舞班、小畫家班等等),營養多到很多癡肥小孩……這些不是上一代(最少是他們的父母)的關懷,和他們的辛勞嗎?養大一個孩子這麼容易嗎?年青人出路收窄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有甚麼人特別「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對5、60年代成長的人而言,大學學位更少,甚至還未有九年義務教育,很多中途輟學做售貨員、的士司機、小販等,並非甚麼「嘆慣」的人生。分別在於香港的大環境變化,前幾十年因著種種原因,有不停的經濟增長,很多人生活能不斷改善,和有晉升的機會,這卻不是因為他們再上一代人對他們有甚麼特別照顧。把今天年輕人的問題歸咎某些人的道德錯失,恐怕是不大全面的分析。
 
當然,在新處境中,社會和政府都應努力改善情況,但真的存在一些很容易和沒爭議的方案嗎?是否只要那些官員有良知,肯採納那些方案,幾年內就可輕易解決問題呢?這忽略了問題的結構性(全球性)成因,是另類的「道德主義」。我無意否定搞社運的八十後很多有正面價值和崇高理念,如反對香港的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對城市行使權利的運動等。不同人對八十後有不同態度,有些人正面肯定,亦有人猛烈攻擊。我的態度是不故意針對,也不歌功頌德,以事論事則可。不用計較某些事是否八十後做的,對的事甚麼年代的人作也是對的,錯的事甚麼年代的人作也是錯的。
 
一些擁護八十後的人囑咐成年人應該謙卑和反省,這是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應有這樣的態度嗎?若然,一些八十後也同樣要反省和謙卑聽聽蔡子強如何批評「替天行道的虛妄」:「因為自信掌握了真理和公義,而進行擲樽、燒別人背包、衝擊立法會、又或者人肉搜索、網上欺凌的個別人士……他們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所認定的『正義』,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大義凜然。那可以是愛國主義;也可以是雙普選;又或者是公投。他們的武器,或許不像死亡筆記般殺人於無形,又或者國家機器般赤裸和刺眼,但卻可以一樣的橫蠻和暴力。他們常常辯說自己沒有軍隊,亦不能抓人坐牢,因此不要過分渲染,但當你進行網上欺凌,又或者訴諸街頭恐嚇時,我看不到受害者所面對的壓力和恐懼,會與國家機器加諸的白色恐佈,有甚麼大分別。……不錯,世上有很多醜惡和不公的事,但當我們打算匡扶自己心目中那份『正義』,替天行道時,或許應該先看看《死亡筆記》的故事,再想一想,我們會否過於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為世間造成更大的不公義?……如果大家今天因為憤憤不平而犧牲了這套規則時,進行前述提過的越軌行為時,就可能會授人以話柄,當有一天維園阿伯要衝進立法會;又或者國家機器對你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時,你的申訴、抗爭,都變得軟弱無力。」
 
我仍然相信,除了在相當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面對爭議時,還是應以事論事、理性討論和拒絕語言暴力。然而龔立人說:「擲蕉和擲鞋更體現真正的討論,因為這些行動真實地揭露所謂理性的荒謬。」但這種言論若真的被八十後內化,那他們就更不用反省了。對他們的批評都是荒謬的嗎?誰去界定某些言論是否荒謬?用甚麼標準?他們大可在未看別人的批評前已把它們投籃,因為不問而知都是「假理性」!這只會產生封閉系統,同樣反映狂妄。
 
在這問題上,李錦洪堅持和平與溫和的態度較可取。他早期對黃毓民的擲蕉也抱同情態度,但他今天關注「整個社會在不斷殺傷的暴力話語中被侵蝕。要重建,要挽回,必須從言語的淨化與美化做起。……今天要挑政府的錯,破口大罵,肆意攻擊是非常輕省的事……在鑼鳴、鈸響的喧鬧與無聊的世代,我決不妥協,仍堅持要用最溫柔謙沖,美麗優雅的文字與語言來溝通表達,情願不言不說,也不願製造噪音與傷害。」(他引用了「說話泛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十二18))
 
面對呂大樂的批評,陳巧文辯稱他們仍是和平抗爭。但她承認「嘗試越過鐵馬連成那不公義的界線,不但希望用直接行動阻止……這劫貧濟富的方案,其實亦打算宣佈人民正式解散這不義議會,把立法會佔據至普選實行為止,令人民得以重新控制本就應該屬於我們的議會。」想佔領立法會直至有真普選,這是和平手法?另外,我想問問陳巧文,有多少人民授權她去佔領立法會呢?

另一些人反駁呂大樂說,不流血就是和平:「當全世界『對和平抗爭』的定義是不流血,他們的定義是『不准激』、『不准衝動』、『不准挑戰』、連講粗口都變成罪,更惶論是『埋身肉搏』了,……在他們的定義來說,『衝擊立法會』,就有如這是衝擊大清的龍廷,是『大逆不道』,要『殺頭』的。……今日的年輕人,是活在電腦互聯網的世界,是看著外國節目、文化、讀『番書』長大的,…… 生活習慣,享受娛樂、道德觀念、社會價值,已經完完全全和『舊世界』脫節。…… 天天看著國際都會如巴黎、米蘭的放火燒車,如漢城學生的汽油彈,台灣的議會肢體衝突,如歐洲各議會的熱烈激辯,年青人就會有一個問題:為甚麼香港的議會,甚至成個『民主運動』,好似停留在一百年前?不慍不火,不著邊際,要浪費多幾多年光陰,才可以有改變呢?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政權,是倒於完全守規矩的『合法演變』。」但強姦也不一定會流血,也是和平手法?又如一些黑社會人士拆掉你家的門,但沒傷害你,又豈是非暴力?
 
一位前線女記者於Facebook撰寫關於採訪高鐵事件感想,批評1月15日反高鐵示威者的行徑,指責當日有人不斷以粗言作衝擊,於包圍禮賓府時如「索了K般」不斷抽煙講粗口,歎謂若這班人是香港的未來,為此感到可悲。她又批評示威者「根本不知為甚麼要衝就先衝」,指對於「隨意煽動他人情緒的領導者」及「借題發揮的抽水友」感到失望。數千字的文章旋即被轉載,並以「港女記者無恥言論」為題引來圍攻,甚至記者被「起底」,印有該名記者照片的採訪證亦被上載至討論區。我認為這種「人肉搜查」,是對批評者的網上欺凌,應該正視。
 
然而陳士齊將批評示威者行為的女記者起底看得很「平常」:「講粗口可謂八十後的語言文化,他們根本不當一回事,加上示威現場情況激烈,互相對罵時說幾句粗話,也很易理解。那女記者的用詞偏激,網民將她起底,在網絡罵她,也是許多八十後表達意見的方式,這些只是年輕人文化!」但一句「是年輕人文化」就沒問題?其實政府想建高鐵「也很易理解」,就不用反對和批評?蔡子強的批評再次值得參考:「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很多不能預計的火花,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零星的越軌行為,而否定了整場運動,但卻有必要指出當中的不當,而不能因為政治正確的理由,而視若無睹。……我相信向別人擲水樽,又或者在示威現場把玻璃樽摔向地上,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以打火機燒記者背包,也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衝擊立法會,都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對不同意見人士,例如今次在Facebook 發表意見的女記者,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更加是絕對過了火位的!……我不想把這些零星行為無限放大,但我也不想對此視而不見。否則若然有一天,這些行為不幸變本加厲的話,將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收窄社運的空間。」
 
我認為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基本上仍應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手段(但這不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謙卑而不狂妄。正義感重要,但盲目的正義也有大殺傷力!可錯主義(Fallibilism)本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不能只應用到別人身上,卻不用於己身。民主鬥士也會犯錯,也可能有私心,五十後如是,八十後也如是。

民主社會與理性對話

 若激進抗爭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其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若那些貶低和平抗爭和理性對話的人追求的是民主社會,那問題則較明顯:若使用這些手段,是否與他們的終極目標在精神上相符?假若這些手段「成功」,會否只是帶來一種劣質的「民主」社會呢?

理性對話(而不是對罵)的先決條件是:互相聆聽,真正回應對方的論點,而不是因人廢言。雙方都應真誠地反省自己的觀點能否站得住腳,和有和而不同的態度。理性對話的目標是互相修正,盡量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局部也可以)。因此,理性對話必須有形式限制:不能「聲大夾惡」,要讓對方不受騷擾地發言,不作人身攻擊,不謾罵,不用肢體動作威嚇等等。

當然,滿足了形式要求,不一定有理性對話,因為可能一方或雙方沒有合宜的態度,表面是「對話」,但實質上拒絕反省,不斷重複陳述自己那套,沒有真正聆聽。甚至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只是權力和利益的計算。但若形式限制也沒有,那理性對話更是無從開始。若能保持理性對話的形式,真正交流的可能性起碼還存在,今次不成,還有下次。一旦互相謾罵,或動輒訴諸有威嚇性的肢體語言(不一定要身體接觸),不單這次溝通中斷,未來對話的空間也大幅收窄。所以隨便扔東西,就算不一定有殺傷性,也會有中斷溝通的後果。為甚麼?你這次可以扔香蕉到我附近,說這只是經過計算的象徵性行動,不會真的帶來傷害。但這只是單方面的理解,沒有從受衝擊者的角度去感受。若對話之前大家都理解有一些基本規限,就是不會有身體的接觸或碰撞(直接或簡接),大家可以很安心,最多談不攏不歡而散。一旦單方面宣佈不用守這規限,那我怎能知道你的界線在那裡?這次是塑膠蕉,為何下次不可以是真蕉或蘋果,或其他硬物?抗爭者要別人信任他們,但別人看到他們很情緒化,又自以為是正義的代表,怎知道那一天他們的「正義感」不會把自己的襲擊變成合理化?又怎能保證他們不會一時衝動這樣作?這又如何使對方安心?

又或者有人會說,這些規限其實是用來打壓那些正義者,是不公義的,因為在政局中,有一群人已是有特權,整個規則已是非常不公義,所以這些所謂理性對話的規則看似公平,但事實上是偏向當權派,對他們有利的。然而我相信假若民建聯對黃毓民擲蕉,則肯定受更多非議。那即是說,「正義」一方隨時發難是合理的,但「不義」一方則不可以,他們且要接受那些有威嚇性的行動方式。問題是:誰去定義哪些人是公義一方?不義一方每次的意見都一定是錯的嗎?一些人經常提倡公平,但在與人對話時,連公平對話的機會也不給對方,對嗎?一方甚麼都可以作,另一方則不可以──他自然會想:「你既然不尊重我,我為何要尊重你?不是不公平嗎?」[13]

這裡我們又回到一個關鍵問題:謙卑(Humility),我們對公義的理解真的沒有錯的可能性嗎?若錯了,而我們又不聆聽相反意見,那不是永遠不能改變嗎?我們不也變成封閉系統?這些問題當然更須要問當權者,但我相信,任何人都是可錯的,都可能過分自義。以理殺人不對,難道以「公義」殺人就可以?暴戾只會激發暴戾,挑釁只會引發反挑釁,這個循環一旦開始,會沒完沒了。風氣一開,這種「互片」成為主流,那其他願意真誠對話的人也難以對話。

結語

再重申,我不反對抗爭(甚至不絕對否定暴力抗爭),我亦認為教會對社會的關心實在太少,甚至行好義、好憐憫往往被視為「搞事」。所以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多聆聽,也在多元空間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然而教會也應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對話。市民當然有抗爭的權利(甚或好的理由),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民主的理性對話和寬容精神需要長時間的共同努力去培養,非常脆弱,不應輕易破壞。(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基督徒應謙卑而不狂妄,接受多元社會本身有不少難以消解的價值分歧,因此應盡量求同存異,不將對手妖魔化,亦不作教條或霸道的民主派。
 
 
參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77.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Gordon, C.,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Scruton, Roger. Modern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5.
 
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1997。
 
邵家臻,〈〈半熟少年〉:權力與抵抗的論述〉,《青年—建構與解構》。香港:香港政策透視,1997。頁92-96。
 
關啟文,〈權力、支配與自由:由霍布斯到福柯〉,《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8期,2000年1月。頁103-126。
 
______,〈傅柯的權力/真理觀對基督教的挑戰:一個初步的回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30期,2001年1月。頁135-159。
 
______,〈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謝立中、阮新邦編,《現代性、後現代性社會理論:詮釋與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3-211。

 


 

[1]參呂大樂,〈我的「昔日情懷」〉,《明報》,2010年2月8日。
[2]參楊振耀,〈給你們的短信〉,《星島日報》,2010年5月19日。
[3]〈政改公聽會 林瑞麟遭衝擊〉,《星島日報》,2010年5月23日。
[4]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
[5]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1997),頁208。
[6]同上,頁176。
[7]同上,頁19。
[8]同上,頁120。
[9]同上,頁72。
[10]同上,頁37。
[11]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77), 27.
[12]另參Roger Scruton, Modern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5), 126-134。
[13]當然,若「不義一方」真的出動坦克車鎮壓,那理性對話誠然是多餘的,但在一個半民主的議會裡,情況可相提並論嗎?

 

信仰與科學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3/07/2010

究竟科學堂除了進化論之外,應不應該教神創論和智慧設計論呢?最近有學生投訴有基督教學校在科學堂講神創論,認為並不合適。

個人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應該先思想一些更基本的問題,首先,科學是重視客觀可驗證的學科,因此,科學科的內容也應該是有可靠證據的,若難以透過觀察或實驗去驗證的,例如愛情、人際關係和信仰等等,其實應該放在其他科目內討論,個人認為沒有必要將神創論放在科學科。

其次,大家毋須過份高舉科學的威力,任何謙卑和誠實的科學家也必須承認,科學不能解釋的事遠遠超過它能解釋的,而新的科學發現,往往能推翻一些以往視為金科玉律的定律,因此,教導學生不要以為科學萬能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一些其實沒有肯定證據的科學推論,老師在教授時亦應十分小心,例如進化論和宇宙大爆炸,其實亦是未能完全證實的理論,教師應該指出其不足之處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它只會變成另一種信仰。

最後,在現今強調跨學科協作,以及通識的學習方式,在討論進化論的時候,雖然課程範圍沒有包括,但讓同學了解有關宇宙和人類起源的不同說法是無可厚非的。只要老師尊重學生的信仰自由,所謂多元思考,為何不能包括宗教角度的思考呢?

耶穌是右派還是左派?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10

近年有人喜歡形容明光社和一些基督教團體為宗教右派,[1]以類比美國的基督教右派,初步產生了標籤效應,彷彿香港也存在一些意圖積極影響政府各方面政策;左右選舉;將基督教價值觀強加於他人的教會團體。
 
在美國,基督教右派泛指那些在政治上、社會上或經濟上奉行保守主義的人士,往往被標籤為只關心道德議題,不關心公義和貧窮,只懂得倡導一己價值,不懂多元社會的寬容和人權。而左派則積極倡導公義與扶貧、反伊拉克戰爭、關注愛滋病與全球暖化等。
 
究竟香港教會的情況和美國有甚麼分別?香港教會是否清晰分為左右兩派?而在近年一些具爭議的事件背後又反映了甚麼值得關注的現象呢?耶穌究竟是右派還是左派?還是像一個健康的鐘擺,經常游走於不同的議題和群體之中,如暮鼓晨鐘一樣提醒我們不要傾斜於任何一方呢?希望今期《燭光網絡》能為大家撥開一些迷霧。
 

 
[1]例如《思》,第115期(香港基督徒學會,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