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9/2018

本年香港基督教界,不論教會或機構,小堂會或大宗派,都相繼爆出一些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性騷擾已是避無可避的議題,教會實在有需要盡快制定清晰的守則,以預防及處理有關事件。近月來不少基督教機構相繼舉辦各類型講座活動,幫助教牧更了解性騷擾課題,這是教會正視性騷擾課題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本文並不打算為任何犯事者說項,只是嘗試在社會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氛圍下,討論性騷擾條例中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並指出教會在處理性騷擾時會遇到的困難。

 

根據香港法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

1.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與性騷擾相關的條文亦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

簡而言之,性騷擾必兩個元素一是行為涉及性的行徑或要求,二是受害人對該行為感到不受歡迎。

受害人的感受是主觀的,而行為是否涉及性的行徑其實也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當社會嘗試用客觀的法例,來保障市民免受主觀的不受歡迎的行徑,總會出現含混的情況。儘管條例列明有關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仍需經過一個「客觀測試」,即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但這「客觀測試」只是反映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標準。情況就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何謂「淫褻」與「不雅」需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1] 但不同市民的道德禮教標準總會存在差異,成人雜誌被評定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應該大部份市民都同意,但對於村上春樹小說因包含性愛情節而應否被評為「不雅」,社會就存在著分歧。雖然不少人認為小說內容無傷大雅,但起碼負責審理的淫審處主審法官或委員就認為小說該屬「不雅物品」。[2] 因為法律難以為主觀感受定下客觀的標準。

如果性騷擾行為是身體接觸、掀裙、大談色情笑話、色迷迷地盯著別人敏感部位、冒犯地向別人提出性要求等等,這些行為都明顯涉及性的行徑,一般人都應該會預期對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教會中如出現以上行為必須嚴肅正視,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處境,按受害者的意願考慮是否報警,公平公正地作出跟進回應。

 

明光社

但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裡,與人接觸是人的天性本能,而性又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性並不單單指生理及性慾的層面,也涉及情感層面,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會與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向心儀對象展開追求、深情的說話、含情脈脈的眼神等,其實也是涉及性的行徑。被人追求可以是浪漫的事,但也可以是厭煩的事;深情說話與含情脈脈的眼神可以令人感到溫馨,也可以令人感到噁心。教會主內一家的文化,一直鼓勵弟兄姊妹合宜地彼此親近,因此教會常見彼此握手問安、手拖手肩並肩地唱詩、按手禱告等。筆者不敢排除有人會藉此身體接觸來獲取性方面的滿足,但我相信大部份會眾都沒有這種動機。但無論你的動機如何,這些行為都可以說是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為是否性騷擾,在乎對方的觀感,以及對方是否歡迎這些行為。不過這些感受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但一次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了。

本年6月台灣出現了一宗性騷擾指控,一位油站男職員向女性司機找錢時碰到對方的手,被對方投訴性騷擾,還被油站要求他離職。[3] 職員認為這是防止零錢跌在地上的保護動作,客人卻認為是職員故意作出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儘管一般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外人難以質疑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無論官方調查機構作出怎樣的判決,旁觀者認為事件是多麼的荒謬,如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對她來說這都是確確實實的「性騷擾」。

機構有責任制定預防性騷擾守則,但在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下,我們要明白守則只能針對客觀的行為,但行為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主觀解讀。有報道指美國網絡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推出防止辦公室性騷擾守則:禁止同事對望或看著一位同事超過五秒;又指如非有人主動提供,否則不可以向同事索取電話號碼;亦敦促同事不可以擁抱過長時間。[4] 但其實眼神接觸時間的長短與當事人的意圖或感受是不是真的有直接關係呢?有些國家有擁抱的文化,但在另一些文化下,不受歡迎的擁抱一秒都嫌長。一些太刻板的政策只會反映公司對員工的不信任,妨礙正常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對防治性騷擾其實起不到真正作用。因此,守則也只宜列出防止性騷擾的大原則。

明光社

筆者認為教會有責任提升弟兄姊妹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亦鼓勵教會制定清晰的防止性騷擾守則及處理投訴機制。本文指出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就是希望大家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更要放下既有的前設,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聆聽雙方的陳詞,以求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應。更重要的是教導弟兄姊妹多些尊重和敏銳地留意別人的感受。

 

[1]  見香港法例第390章《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2] 〈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 跟《龍虎豹》評級看齊〉,《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23591/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E3%80%80跟《龍虎豹》評級看齊(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3]〈找錢碰到手1秒鐘 她投訴加油站員工性騷擾逼離職〉,《聯合新聞網》,2018年6月26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8864/3219284(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4] 李納德:〈【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 不准主動「抄牌」〉,《香港01》,2018年6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99420/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不准主動-抄牌(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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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現場的性騷擾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3/01/2020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1] 〈【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 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立場新聞》,2019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2] 〈平機會回應傳媒查詢〉,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ItemID=1606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3] 截至朱敏健受訪時(2019年10月12日),未有當事人就相關情況接觸平機會,參張嘉敏:〈【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 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香港01》,2019年10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5167/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教牧後援會 touch有時.metoo有時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05/2019
明光社

自2017年外國發起將自身被性騷擾的經歷說出來的#MeToo運動後,香港先後有運動員,甚至教會肢體勇敢走出來,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的經歷,當中有個案成功討回公道,但有不少個案的當事人反被網民揶揄。牧者們大都關心這個議題,但重點往往聚焦在是否要訂立投訴機制等行政工作,未必會重新思考#MeToo對文化的影響。Jesus Online、明光社和觸動輔導中心合辦的教牧後援會,以「touch有時.metoo有時」為主題,於3月19日與一眾教牧、老師、社工和牧養青少年的導師探討#MeToo文化,以及教會當如何處理有關事件。

坊間不少人形容,#MeToo運動其實重新定義男女身體界線,當中包括日常相處、調情、冒犯等等的定義,因著受委屈者的主觀感覺的改變,令不少人無所適從。Jesus Online創辦人歐建樑(春麗)坦言,自己由未信主至今,性格依然開放,即使今日自己是個傳道人,也一定不會避忌,與男女兩性不同的人擁抱,他強調不會因著#MeToo文化而「斬腳趾避沙蟲」。他表示因為知道自己信主前是個「鹹濕」的人,信主後就更加會提醒朋友,自己也有罪,會主動加以控制。

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表示,教會當然要有投訴和表達的機制,但要注意的是教會處理的態度。她說:「教會如果對呢件事做得唔清晰,無令受害人感到被接納,個制度有都幫唔到,教會一定要高調嚴肅咁處理個問題,因為如果態度唔好,會令雙方都受傷,亦令好些人對教會,甚至對基督教反感。」

筆者在當日活動中也表示,#MeToo運動的開始,其實就代表社會風氣的改變。就以外國今天有聲音批評昔日的老歌為例,說明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好玩,好笑,甚至是浪漫的調情,如果放在今日的場景,很有可能會被評定為性騷擾。假如上一代的信徒未理解,而誤以為這仍是合理的話,就會產生大量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需要更多教育,避免不必要的芥蒂。

#ChurchToo之後......

生命倫理錦囊 第37期

陳永浩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9/03/2019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在3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1] 「#MeToo」運動源起於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Harvey Weinstein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Hashtag),用以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事件引發網上巨大回應,據facebook後來的統計,45%的美國用戶至少有一個朋友發佈了帶有該標籤的狀態。詳參〈#MeToo〉,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9年2月26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F%BC%83MeTo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More than 12M "Me Too" Facebook posts, comments, reactions in 24 hours,” CBS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cbsnews.com/news/metoo-more-than-12-million-facebook-posts-comments-reactions-24-hours/

[2] 〈香港女跨欄明星呂麗瑤自曝曾遭教練性侵〉,BBC中文網,2017年11月30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17707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3] 例如在2018年爆出博愛潮語浸信會的牧師涉嫌性侵事件,之後也有突破匯動青年主管涉嫌性騷擾女同工事件。此外,也有浸聯會及協進會總幹事捲入性騷擾訴訟及投訴的事件。詳參〈教會機構#MeToo事件簿:她們指控「突破匯動青年」員工性騷擾〉,端傳媒,2018年10月30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30-hongkong-metoo-church-breakthrough/(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收集逾50宗個案 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立場新聞》,2018年3月7日,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收集逾50宗個案-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4]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7年至2018年在其專頁發佈「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的網上問卷,他們在55份有效的問卷中,發現超過六成受訪者曾被性騷擾,餘下的三成多則是揭露朋友或教友的經歷。而性騷擾的方式包括「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33%)、「强逼進行性行為」(17%)。85%受訪者表示有關的性騷擾事件,都是男性騷擾女性,受訪者表示38%的加害者身份是牧者或傳道人。詳參曹曉彤:〈「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研究報告及獻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18年6月24日,網站: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2018/不再沉默研究報告及獻議_2nd.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5] 〈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電子版香港法例,1996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zh-Hant-HK(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6] 蔡志森:〈性騷擾的再思〉,《時代論壇》,第1644期(2019年3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的再思(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7] 〈推動改變 創造未來: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報〉,平等機會委員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AnnualReport/201718/C_EOC%20AR2017-18_1120_002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8] 〈性騷擾投訴五年新高〉,《明報》,2019年3月1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190311/s00002/1552241601773/性騷擾投訴5年新高(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9] 〈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 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明報》,2018年3月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80302/s00001/1519982449988/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0] 事實上,只要在網上搜尋一下「預防性騷擾守則」,即可找到各大機構訂立的相關守則,而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列舉出前文引述的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一些性騷擾的實例,避免構成性騷擾的「貼士」等。不過在這些守則中,通常佔最多的往往是處理性騷擾的流程圖和相關表格等。

[11] 〈突破#MeToo受害人控訴被調戲強吻 機構僅稱「不恰當男女界線問題」〉,《蘋果日報》,2018年11月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1106/5888158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2] 〈[盧龍光性醜聞]黎明:教會掩飾性醜聞是慣例〉,門徒媒體,2019年2月19日,網站:https://apostlesmedia.com/20190219/1268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3] 〈舉報性暴力,不應受「二度傷害」〉,關鍵評論,2015年11月25日,網站: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3145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4] 張勇傑:〈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明光社網站,2018年9月20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5] 李思敬:《五經行:妥拉中的生命智慧》(新北:校園書房,2018),頁123–126。

認識性短訊現象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5/03/2019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7年的數字,10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高達88.6%。[1] 智能手機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筆者曾邀請一班中學生列舉他們最常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名稱,答案往往都是各熱門的社交應用程式。「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亦於去年12月公佈的「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2] 可見青少年上網,主要是為了與人溝通。網絡世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同時亦帶來危機,當中性短訊(Sexting)的問題值得大家關注。

性短訊是指透過網絡發送或接收裸露的相片或影片,以及包含性意味的文字訊息。但要注意的是,性短訊不單是指朋友之間分享色情資訊,更包括與人分享自己的裸照。

《美國醫學會兒科醫學期刊》(JAMA Pediatrics)在2018年刊登了一篇研究報告,為過去曾進行的39個研究進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在110,380個12至17歲受訪青少年中,14.8%曾發送性短訊,27.4%曾收到性短訊,12%在未得對方同意下便轉發性短訊,8.4%在未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便收到性短訊。報告亦發現隨著受訪者年齡上升,他們互傳性短訊的時間亦會增加。[3]

2017年,澳洲的一項研究指出,受訪青少年發送或接收性短訊的主要平台是Snapchat(64%),其次是facebook/facebook Messenger(39%)、SMS(17%)、Instagram(15%)及WhatsApp(9%)。[4] 得留意的是性短訊往往與Snapchat的興起扯上關係。Snapchat是在2011年面世的社交應用程式,其賣點是「閱後即焚」功能。所謂「閱後即焚」是指用戶向朋友發送相片時可以設定一個特定時限,令朋友只能在特定時限內觀看相片,過了時限相片就會在對方手機及Snapchat伺服器上刪除。如果對方使用手機截圖儲存有關相片,系統會自動通知相片持有人,但我們在網絡上不難找到一些儲存相片而不讓他人知道的方法。「閱後即焚」的功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安全的工具來分享私人相片,加上使用Snapchat的大多是青少年,這讓性短訊在一些青少年群體中普及起來。

一般朋友溝通時,大概不會分享自己的裸照,所以性短訊往往出現在情侶或關係曖昧的朋友之間。2017年,英國的一項研究分析青少年互傳性短訊的動機,發現最普遍的三個原因是「希望被人稱讚有吸引力(68%)」、「想要情愛關係(67%)」及「在受壓下進行(66%)」。研究發現青少年普遍有一種想法,認為向對方發放自己的裸照就能證明自己喜歡對方,因此交換裸照代表戀情的開始。這氛圍形成一股無形壓力迫使一些青少年跟隨。[5] 在成年人眼中這是性威逼或性騷擾的行徑,但不少受訪青少年卻認為不是大問題。不過一旦雙方關係惡化,又或手機被盜,裸照便有機會外洩,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性短訊含有不雅或淫穢成份,則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但條例並不規管朋友私下分享的行為。如果訊息內容包含未滿16歲兒童的裸露影像,就歸類為兒童色情物品。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都屬違法,即是拍攝者、發送者以及接收者均觸犯了法例。如果未得對方同意而轉發他人裸照則有機會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如果性短訊行徑讓對方感到不受歡迎,則有機會構成性騷擾行為。但性短訊往往都是雙方私下發送,外人難以觀察,所以雖然有法律監管,但舉證上有一定的困難。

老師及家長固然要教導青少年不要互傳性短訊,但更重要的是與他們討論健康的戀愛關係、處理朋輩壓力與拒絕技巧,以及網絡私隱與安全。相愛並不需用外物來證明,無論對方要求的是裸照、親密接觸、甚至性行為,我們都絕對有權拒絕。在受壓的情況下,要青少年說不並不容易,但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值得被尊重,反之尊重對方才是愛對方的證明。同時我們要謹記無論使用甚麼社交應用程式,相片一旦發放出去,就不能收回,相片會傳送到哪裡亦不再受我們控制。性短訊如是,平日在網絡上的分享亦如是。網絡其實是一個開放給所有人參與的公共空間,就算私人對話也會被一一記錄下來,所以我們使用網絡時要謹慎而行,學懂保障自己的私隱,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私隱,拒絕發放及轉發性短訊。如果收到他人發來的性短訊,最好是直接刪除訊息內容,並請對方停止此等騷擾行為。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4號報告書——吸煙情況、個人電腦和互聯網普及程度〉,政府統計處,2018年3月,網站: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42018XXXXB010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2月13日)。

[2]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018〉,明光社網站,2018年12月16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記者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6日)

[3] Sheri Madigan, et al., “Prevalence of Multiple Forms of Sexting Behavior Among Youth,” JAMA Pediatrics 172, no. 4, (April 2018): 327–335.

[4] SWGFL/UK SAFER INTERNET CENTRE, et al., “YOUNG PEOPLE AND SEXTING—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4, 2017, https://esafety.gov.au/-/media/cesc/documents/corporate-office/young_people_and_sexting_attitudes_and_behaviours_pdf.pdf.

[5] 同上。

性騷擾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3/2019

繼#MeToo之後,近年因為一些觸目的事件,令性騷擾問題引起教會內外的關注,雖然性騷擾事件可說一件也嫌多,不過,性騷擾其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定義太籠統,實在有需要重新檢視,以免過猶不及。

根據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性騷擾的釋義如下:

「(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1. 如——
    1.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2.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1.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由於性騷擾的範圍實在太闊,由講幾句鹹濕笑話;不懷好意的眼神;到不受歡迎的身體觸碰(不一定是敏感部位);利用權力威逼利誘的性暗示;以至鍥而不捨的痴情追求,也有機會成為性騷擾。此外,由於性騷擾很著重投訴人的主觀感受,而涉事人的主觀意圖相對易被忽略,疑點利益往往歸於原告,被告人有時百辭莫辯。為免誤觸禁區,人與人之間一些本來是表達親切、關心或安慰的身體接觸容易因此被窒礙,其實未必是好事。

性罪行會因其嚴重性而有不同的分類,強姦與非禮的判刑亦不同,也許是時候,需要考慮一下為性騷擾作一些分類和分級,以免市民大眾將不同程度的騷擾問題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程度的問題,處理的方式和刑罰可以有很大差別。若性騷擾的定罪門檻太高,投訴人難以取回公道的話,容易助長了這類不恰當、甚至是卑劣的行為。但定罪門檻若太低,對被投訴的人亦不公平,因為說了一些對方感到被冒犯的說話,與用權力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若結論同樣都是性騷擾的指控成立,則公眾難以分辨其嚴重性。

例如可考慮將性騷擾分為言語上的騷擾;不合宜或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不受歡迎的性暗示或纏擾;濫用權力的性脅逼等,讓公眾一看便可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若裁定指控成立,亦應就事件的不同性質有不同程度的處分,如勸戒、口頭警告、嚴重警告、免職、甚或告上法庭等。而在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成立當然都不應怪罪投訴人,但亦不宜透過社交媒體和傳媒作公審,因為被投訴者的權利和聲譽亦應得到合理的保障。

另一方面,希望社會和教會正視性騷擾問題的同時,亦應加強教導,避免窒礙了一些本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身體接觸。無論男女都要謹慎,特別在與異性單獨相處時更要謹慎。若不喜歡他人某些說話或身體觸碰,亦應勇敢地表達出來,讓對方知所警惕,若對方明知故犯,當然要承擔後果,對雙方也公平一些。

曾經刊載於:

《時代論壇》1644期,1-3-2019

曖昧、調情與性騷擾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1/2019

圖片來源:YouTube (Mrdaft, “Baby it’s cold outside” )

去年聖誕節,外國#MeToo風潮因為兩件流行文化的事件有一些炒作。首先有傳統聖誕歌“Baby it’s cold outside”[1] 被指有#MeToo情節,所以在外地一些電台被禁播。[2] 另一件事就是在平安夜當天,因為涉嫌性侵而未能繼續參演由Netflix製作的王牌電視劇《紙牌屋》的奇雲.史柏西(Kevin Spacey),發出一條短片,他更運用了與他在該劇的角色Frank十分類似的表達手法,[3] 暗暗地表達自己對控罪以及因此而沒有機會再拍《紙牌屋》的不滿。

兩件事件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是在談論一件好幾十年前發生的事,然後企圖用今日的眼光去閱讀和分析,以致得到新的結果,並用新的結論去追溯以往的一切。顯然幾十年前女權未有發展到今日的地步,女性自主的概念甚至仍然未在主流社會出現,男士在性和親密的身體接觸作為主動,是當時的文化場景下給予男性的獨特行為模式,有時也是責任,女士一般只會採取被動的角色,否則會被標籤為放蕩。

但今時今日應該很少人再抱持這樣的價值觀,女性自覺擁有身體自主權,可以控制和決定自己的身體,所以男性在親密接觸時需要發出邀請,要有女性的認同才可以開始接觸。惟這種「同意」的概念顯然是今日才如此強調的,以往的調情和曖昧彷彿是「沒有反對就等於OK」,半推半就反而是個常態,因為要開口說好才開始有身體接觸,反而失去了所謂的神秘、曖昧,更令女性失去所謂的矜持,所以當時很少女性會願意說不,寧願用更委婉的方式推卻,要麼就是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過往的做法不一定對,但要改變亦需要有一個教育過程。

可見,#MeToo運動影響的,根本不只是一個社會政策,而是深入到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層面(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所以性教育的課程,如果不深入淺出地教兩性相處和合宜的身體界線,如何尊重兩性的身體,而只著重教導安全性行為,這樣類似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只會因著大家沒有足夠的意識和警覺而繼續出現。

 

[1] Mrdaft, “Baby it’s cold outside,” YouTube, accessed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FJ7ie_yGU.

[2] Amelia McDonell-Parry, “‘Baby, It’s Cold Outsid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Holiday Song Controversy: Ah, December. Snow, gifts and the unending debate over whether a 1944 song is actually about rape,” RollingStone, December 13, 2018,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baby-its-cold-outside-...;〈【附歌詞】經典聖誕歌Baby It's Cold Outside 美國一電台禁播:疑暗示約會強姦 (23:32)〉,《明報》,2018年12月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國際/article/20181202/s00005/1543762442851/【附歌詞】經典聖誕歌baby-it-s-cold-outside-美國一電台禁播-疑暗示約會強姦(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1日)。

[3] Alissa Wilkinson, “Kevin Spacey released a bizarre video evoking Frank Underwood, apparently to defend himself,” Vox, December 24, 2018, https://www.vox.com/culture/2018/12/24/18155150/kevin-spacey-sexual-assault-arraignment-frank-underwood-youtube.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6-1-2019

「任何人」都可以見義勇為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5/11/2018

圖片來源:年代電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

 

有人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在台灣公車的閉路電視所錄影的情況,片段所見當時車上非常擠擁,司機不斷指示乘客盡量行入車箱。[1] 此時一名青年利用擠迫的環境,把身體靠近車上一位女學生,以其下體磨擦該女學生的臀部。司機見狀,便伸手拍打該名青年,喝止他,遂把車門關上並報警處理。

片段以「見義勇為」形容那位司機,實在美妙。根據「維基百科」,見義勇為是指「在職務範圍之外,制止對他人的人身、財產的不法侵害……見義勇為會使行為人自己遭受損害,或者承擔損害的風險。」[2] 相信部份人或許會擔心指證這類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會令自己捲入麻煩,甚至承擔風險,寧可選擇做個旁觀者。

面對著未知的風險,通常我們傾向採取觀望態度,等待「正義超人」挺身而出。另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手機,靜悄悄把整個過程拍攝下來。不過,這兩種做法,都未能即時幫助到受害人。對於不熟悉,未經歷過的事情,假如我們嘗試想像,並在腦裡演練一下應對方法,對真正面對突發事情時可能有幫助。演練過程可以是:

假如我當場喝止那位青年人,會發生甚麼事呢?

  1. 他否認,反駁我,甚至說我誣衊他,無中生有。
  2. 他不作聲,同時停止他的猥褻行為,因為他知道周遭有人注視著自己。
  3. 他眼見事敗,急忙逃走。
  4. 他老羞成怒襲擊我。

當我們冷靜地去思考應對方法,一般來說原來對方多是否認並立即停止,我們要承受損害的風險,似乎並不如想像中恐怖。再進一步,為免刺激對方情緒,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幫助那位女學生,例如把她拉到自己身後,再以堅定的眼神望著那青年,並拿出手機作準備,慢慢退入人群之中。即使對方再厚顏無恥,但怯於群眾壓力也只能瞪著你。假若自己不擅於應付正面衝突,毋須和對方爭拗,可以轉而安慰當事人,陪著她直至心情平復,這也是表達關心的方法。有時當有人願意挺身而出,便會鼓勵更多人拔刀相助。不同性格的人會採用不同的應對方法,重點是我們能以適合自己的方法聯合眾人,攜手共建安全社區。「任何人」都可以見義勇為。
 


[1] 年代新聞CH50:〈叔叔保護妳! 怪男「黏」少女 霸氣司機譙〉,YouTube,2016年5月2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7日)。

[2] 〈見義勇為〉,維基百科,2017年1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1%E4%B9%89%E5%8B%87%E4%B8%BA(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5/11/2018

當教會遇上性騷擾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4/09/2018

教會雖是神的家,應是令人感到安全的地方,可惜性騷擾事件仍時有發生。無論在法律與宗教層面,教會都有責任嚴肅處理事件,但要跟進卻一點都不容易。

阿偉(假名)是一所曾出現性騷擾事件的小型堂會執事。對於外界質疑教會為何不主動報警和公開事件,認為這是包庇犯事者,他解釋此舉其實是為了保護受害人及尊重其意願。他表示如受害人打算報警,教會定會協助,但受害人已是成年人,若當事人不願報警,教會代為報警一來會為受害人帶來更大的傷害,二來警方只能備案了事而不會採取行動。

教會絕對有屬靈權柄調查教內性騷擾事件,但阿偉承認在跟進過程遇到不少困難。例如缺乏調查的知識與技巧,故需委任有第三方獨立人士的委員會處理。而為公平起見,委員會成員一定要有公信力,人選既要得到受害人和被指控人同意,亦要與雙方沒有特別關係。這對一些人脈不廣的小堂會來說並不容易。再者,教會及委員會都沒有實質法律權力,如涉案人士不配合,教會亦沒有辦法。

教內性騷擾事件難免會在教會圈子流傳,被指控者亦有可能被停止事奉一段時間,故執事有需要向會友交代,但亦要在公開與保護私隱間取得平衡。阿偉坦言教會能交代多少,在乎受害人意願,如果受害人多過一個,更要在多人之間取得共識。他指會友間的討論,或高調支援受害人,有時反而會令受害人感到壓力,對他們造成傷害。當事件尚在調查中,不能假定被指控的一方是犯事者,所以教會亦有責任保護被指控者。他表示教會發出通告前有徵詢律師的意見,以免反過來被指誹謗。

調查性騷擾事件固然重要,但調查結束不代表教會的跟進就此完結,關顧受害人的工作仍要繼續。如性騷擾行為確實存在,教會須執行教會紀律,期望犯事者能承認過錯及表示悔意,但阿偉坦言要受害人與犯事者和解是困難的,教會須體諒受害人的感受,不要強迫受害人原諒犯事者。他指會友亦會對事件有分歧看法,亦曾出現不信任執事會的情況,雖未導致分黨分派,但教會仍需為關係復和而努力。

雖然教會處理性騷擾事件並不容易,但為了彰顯公義,教會仍須迎難而上,同時在預防性騷擾的教育上也不能忽視,讓教會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地方。

切勿將個人錯失變成集體罪行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09/2018

「牧師都唔係個個好人」,雖然這是很簡單的常識,但教會中人卻容易因為不願意面對這事實而好心做壞事。教會是一個重視尊重、信任、關懷和寬恕的群體,我們尊重和信任牧者和屬靈領袖,而對犯錯的人(罪人)亦講求關懷與寬恕。雖然我們知道處置犯錯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方法,毋須亦不應單單依從世俗的法律,但這種「雙重標準」若運用得不合宜,卻會成為包庇犯錯者、委屈受害者、以及製造更多受害者的源頭。多年來神職人員捲入性侵犯、性騷擾、金錢糾紛的事件屢見不鮮,問題是教會經多事,究竟有沒有長一智?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人性的軟弱,而身居教會高位的人更應格外留神。保羅說自己在罪人中是一個罪魁並不是一種自謙的說法,而是反映出在群體中影響力愈大的人,面對魔鬼的引誘和攻擊愈多,以及當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和過去的行為時,便知道人的罪性是可怕的!既然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牧者亦不例外,那麼教會制定一些措施去避免教牧和領袖跌入性、金錢和權力的陷阱是必須的,這不是對領袖的不信任,而是一種保護。

因此,教會應適當地制定一些同工與會友(特別是涉及異性或未成年人士)相處的界線及指引;金錢使用的監察;以及場地使用的守則。並且教導同工和會友,當面對一些不合宜的要求:如單獨會面、金錢和財物的借貸、身體的接觸等等,應堅定而有禮貌地拒絕,並盡快與一些成熟和可信任的同工和領袖商量。當然,教會是個著重愛心的群體,我們亦不希望見到太多教條式的約束,窒礙了教牧和會友之間應有的關係,只是預防勝於治療,強調大家要有危機意識,是為了減少危機出現的可能性。

其實,教會不論人數多少,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問題,當一些問題真正出現的時候,應該怎樣面對呢?

第一,要先判斷事件的性質。教會必須承認有些事是自己處理不來的,若處理不來必須尋求協助。而在現代社會,涉及刑事的問題,教會是難以自行處理的。若有教牧和領袖觸犯涉及刑事的罪行,例如盜用公款、詐騙和性罪行等,只有執法人員才有權力去深入調查及決定應否起訴,教會難以私下解決,否則對當事人和受害者可能都會造成不公平。若為了教會的聲譽而想私下解決,是有違公義的,因為做錯事的人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而對來說,教會若偏袒有權力或犯錯的人士,只會在受害人的傷口上撒鹽,萬一犯錯的人不知悔改,再有其他人因此受害,教會便成為了幫凶!

第二,教會雖然重視關懷和寬恕,但是否原諒當事人,教會是不能代受害人作決定的。決定是否舉報犯事者,受害人的意願最重要;而有關意願亦應該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作出。因為寬恕不等於犯錯者毋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相反,教會應鼓勵犯錯的人真誠面對自己的過失、尋求原諒及承擔罪責,而教會亦願意承諾陪伴他面對法律的制裁,包括審訊、甚至坐牢和出獄後如何重新做人。教會對罪人可以不離不棄,但不能對罪惡視而不見,否則就是縱容罪惡。

第三,若事件不涉及刑事,而是性騷擾、欺騙感情、鉅額借貸、甚至通姦等,教會亦必須正視,成立小組去跟進。以性騷擾為例,其實不少團體亦有一些經驗和指引可以參考,只要教會肯正視有關問題,要尋求意見、甚至幫助,亦有一定的途徑,最困難的往往是教會內部未必有合宜和足夠的人手去處理。對於不少中小型堂會來說,當教會要成立小組去調查和跟進性騷擾投訴時,投訴人與被投訴的人在教會內可能都會認識大部份的同工和會友,要找出雙方都信任而又與涉事者沒有密切關係的人有時並不容易。對於宗派屬下的堂會來說,還可以尋求宗派內其他堂會協助,但對香港不少中小型獨立堂會來說,外界的支援便十分重要。如果華聯會、協進會等聯合性組織和一些大型的基督教社福機構能提供協助;律師團契或其他律師群體願意免費提供一些基本的法律意見,其實是一個美好的見證。若我們深信大家都是基督的身體,這種跨堂會的服侍是十分重要的,一個肢體受苦,其他肢體不應袖手旁觀。

對於個別牧者或弟兄姊妹犯了的過錯,正視是最合宜的處理方法。法律的歸法律、牧養的歸牧養,兩者並非二選一,而是不同的分工。教會的聲譽是要靠公平公正來建立,意圖掩飾、含混處理,反而會令教會的聲譽受到更大的損害,切勿將個人錯失變成集體罪行。

教會的雙重標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09/2018

教會有沒有雙重標準?有,而且很明顯地應該有,也常常有。

 

面對罪的問題,教會是有雙重標準的,因為信仰與法律對罪有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教會在處理教牧和弟兄姊妹有關罪的問題時,最容易引起爭拗和批評的,正正是有時大家將教會和社會對罪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混淆了。

 

以有關性的罪為例,通姦、嫖妓、婚前或同性性行為在香港社會不是刑事罪行,但在教內卻是必須嚴肅處理的罪。至於性騷擾則較為複雜,因為當中有部份涉及較主觀的感受,這些事雖然抵觸了社會上的歧視法例,但應如何處理,不同的人卻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和處理方法,教會也不一定會完全跟隨。但是否跟隨及如何處理亦必須有一個說法,讓所有教牧同工和會眾都知道合宜的界線在哪裡。

 

正因涉及性的問題比較複雜,再加上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愈來愈大,教會更應及早思量對策及教導會眾,以免在不幸出事之後,因為處理不當而令教會和弟兄姊妹蒙受更大的傷害。教會是一個對罪的行為不妥協,但是關心罪人的群體,不過,這種關心是建基於公義之上,不會令受害的人受委屈,也不會令犯罪的人逍遙法外。

 

近期教會內外都在討論有關性騷擾、性罪行的處理。再加上一些在信仰上不贊同,但法律容許的行為(如賭博及觀看色情物品),究竟教會和信徒應如何面對?今期《燭光》嘗試和大家一一分析。

影響力強大的#MeToo運動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2/2017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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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15-12-2017

建立正確意識 支援性侵受害者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性教育)
03/05/2016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轄下的風雨蘭熱線,去年接聽逾千個求助來電。在近500宗可跟進個案中,約六成涉強姦,四成涉非禮及性騷擾。性暴力受害人在受到侵犯時固然受到傷害,亦往往因著害怕別人的眼光,或擔心影響工作,而選擇沉默以對。

坊間普遍存在一種「指摘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的觀念,認為受害人受到侵犯是因為衣著暴露、夜歸、或醉酒的緣故,讓受害人不敢發聲及求助。此等對受害人武斷的指責及批判,可視為性暴力的延伸。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5年公佈「教會內性騷擾及性別意識調查」結果,一成受訪者認為「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衣著或姿態過份性感」(11.8%)、「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警覺性不足」(10.8%),以及「性騷擾只是受害者對他人的反應過敏」(7.3%)。由此可見本港一些信徒仍存在「指摘受害人」的觀念,對預防性騷擾的意識不足。

不論辦公室、學校或教會,均有機會發生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要提升防範性侵犯的意識,支援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出被性侵犯的陰霾,其中一個重要的態度就是不要妄下判斷。

歧視與合理差別對待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性教育)
21/04/2016

性別歧視條例自1995年通過至今已超過20年,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植根市民心中,過往社會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已大大改善。相信沒有人會公然認同性別歧視,但在條例的實際操作上卻出現爭議,問題在於大家對歧視的理解存在分歧。

最近,法庭裁定酒吧向女性提供優惠的「女士之夜」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令社會大眾譁然。酒吧男女顧客收費不同的確是差別對待,但酒吧的目的其實不是要歧視男性,而是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入場,甚或增加男性在場內結識女性的機會。若單純從營銷策略考慮都屬歧視行為的話,不少人都覺得太矯枉過正了。很多時商界為吸引某些本來較少光顧的群體而給予的優惠,原意根本與歧視毫無關係。

另一個爭議的案件是認為「男女分隊」的升中派位模式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所以當局在2002年改為男女合併的派位模式。由於男女的發展及學習上存在差異,在着重語文運用的學科上,小六女生往往比同齡的男生有較好的表現,所以現在第一組別學校的女生比例普遍較高,相反第三組別學校的男生比例較多,這亦令大學校園出現女多男少的現象。這又是否對較遲「開竅」的男生公平呢?

筆者在外地旅遊期間,曾遇見酒店只向女性住客提供保濕面膜,自助餐餐廳對男性收費亦較高( 相信主要從食量考慮),但本人認為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差別對待,並不覺得被「歧視」。如果一刀切地禁止一切基於性別的差別對待,而不考慮兩性的生理差異及兩性互動的處境,又是否合理呢?有些地方因慮及地鐵性騷擾問題嚴重,而設置女性專用車廂,是否就是故意歧視男性?筆者不是要鼓勵歧視行為,但問題在於何謂歧視,社會應該容許合理的差別對待存在。

最後,平機會表示年齡歧視須正視,假若一旦年齡歧視條例通過,難道兒童及長者的乘車優惠會被視為歧視成年人?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0/4/2016

時代縱變遷 挑戰仍不斷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15

科技改變了我們的溝通模式,由真實世界的互動,進入虛擬世界的相處。因著網絡世界的匿名性和虛擬性,網絡使用者容易放下戒心,結果招致不同的網絡陷阱,做成財物和感情的損失。在2014年,不少與性教育相關的事件,都與網絡拉上關係。

 

網絡世界與通訊程式遍佈陷阱

由2012年開始,因裸聊遭勒索事件開始在香港普及,及至2014年上半年,本港共出現317宗裸聊勒索案,涉及款項由數百至數萬元不等。[1] 因為裸聊勒索案通常涉及跨境犯罪,警方分別在2014年5月和8月與多個海外執法機關合作,成功偵破菲律賓裸聊犯罪集團。[2]但在警方和媒體大肆報道下,仍然有市民誤中裸聊陷阱。

與此同時,不論成年人和學生,手機應用程式都成為交友的主要工具,有部份人士喜歡藉此在網絡上尋找陌生網友傾談,甚或外出見面。有人在網絡上開宗明義招攬陌生人成為「男、女朋友」,甚至公開招性伴侶。隨著社會的性態度日趨開放,不少人亦深信願意出來與網友會面,就等於願意發生性關係。2014年底更有一名女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相約陌生網友出外而慘遭殺害的不幸消息。[3]

 

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引起關注

另一方面,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4年中就「歧視條例檢討」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出共77條詢問問題,包括建議將「事實婚姻關係」納入為受保障的「婚姻狀況」之一。簡單來說,「事實婚姻關係」即是同居關係,如建議被接納的話,社會須在「僱傭」、「教育」、「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會社的活動」、「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方面,平等對待同居者和已婚人士,如在社會福利、生殖科技服務、領養、申請資助房屋等方面予以同樣對待,此舉間接改變家庭的定義。

此外,歧視法亦包含騷擾和中傷,現有《性別歧視條例》的騷擾只限於性騷擾,但諮詢文件建議擴大騷擾的應用範圍至性別、懷孕、家庭崗位和婚姻狀況。若「婚姻狀況騷擾」和「事實婚姻關係」同時加進歧視法中,學校在性教育和通識教育的課堂上討論同居現象時便要分外小心,老師或學生若表達對同居關係的批評,而在場又有人感到被冒犯的話,便有機會觸犯「婚姻狀況騷擾」。

公眾諮詢已於2014年10月31日結束,除本社發起反對事實婚姻的聯署有10萬人參與外 ,平機會收到超過10萬份意見書,預期在2015年下半年向政府提交詳盡報告。

在這年我們看到網絡文化及通訊程式對青少年以及成人有著愈來愈強的影響;此外,亦發現家庭定義受到重大挑戰。我們深信家庭與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長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冀盼在新一年,家長們可以與子女建立親密的關係,讓他們在成長路上感到不孤單。
 

 


[1] 「上半年整體治安改善」,香港政府新聞網,2014年7月30日,網址: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law_order/html/2014/07/20140730_175452.lin.shtml

[2] 「警方二度跨國打擊裸聊犯罪 菲拘八人」,《成報》,2014年8月23日,網址:http://www.singpao.com/xw/gat/201408/t20140823_524148.html

[3] 「15歲私影女 屍藏紅白藍袋」,《晴報》,2014年12月10日,網址:http://www.skypost.hk/%E6%B8%AF%E8%81%9E/%E8%A6%81%E8%81%9E/20141210/001/15%E6%AD%B2%E7%A7%81%E5%BD%B1%E5%A5%B3%20%E5%B1%8D%E8%97%8F%E7%B4%85%E7%99%BD%E8%97%8D%E8%A2%8B/162995

立法是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最低消費?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性教育)
19/01/2015

致力消除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是值得提倡的,但社會對需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卻存在嚴重分歧。為此,明光社於11月23日舉辦了「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講座,邀請持不同立場的嘉賓進行討論,當天約有130人出席。

 

周一嶽:歧視始於不理解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表示平機會除負責執行現有的四條反歧視法例,[1] 亦會關注其他歧視問題,並進行倡議工作。周醫生重申聯合國建議香港訂立法例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他亦表示立法只能規管個人行為,個人思想並不會受影響。他認為歧視始於對議題不理解而出現偏見,只要藉著教育和立法,便可減少歧視的情況。

 

黃偉明:先尋共識後立法

但究竟甚麼行為才算是性傾向歧視呢?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召集人黃偉明先生認為社會對此還未有共識。他認為多元包容的社會應能容許別人表達自己的看法——就算該看法會令人感到不快。而當人要表達對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不認同,能以理性關愛的方法,亦能以無禮鄙視的方法,但就不能一概視之為歧視行為。社會應先為歧視定義尋求共識,才討論立法問題。

 

何秀蘭:唯有同性婚姻才能支援同志

一直關注同志議題的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女士表示,雖然同性戀者在房屋、稅務、家庭團聚權等公共領域上面對嚴重的歧視,但性傾向歧視其實只涉及私人領域,這已經是最低程度的行為規範模式,對個人的思想及良心自由沒有影響。

而在立法過程中可商討加入宗教豁免的條文。她認為唯有推行同性婚姻,同性戀伴侶才能在社會政策和家庭關係上獲得支援和愛護。

 

康貴華:「後同性戀者」是弱勢中的弱勢

同性戀者是一個多元的群眾,有人擁抱同志身份,亦有人採取不接納的態度,更有「後同性戀者」選擇離開同性戀生活,並進入異性戀的關係。精神科醫生康貴華表示這批「後同性戀者」是弱勢中的弱勢。康醫生認為要真正解決歧視問題,應該從教育入手。因為制訂帶有懲罰性的歧視條例亦未必能令人真正去除心中的歧視,同時亦剝奪那些希望改變的同性戀者接受幫助的機會。

 

張達明:質疑平機會越權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對此議題沒有既定立場,但他不同意歧視法對思想及良心自由沒有影響的說法,因為人的思想及良心必然會透過行為來表達。他表示宗教和政治思想亦受到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但現今香港的情況,政治思想的歧視比性傾向歧視更嚴重。最後,張律師指出法律賦予平機會的職能只限於執行現行的四條歧視條例,他從法理上批評平機會運用公帑做一些法例沒有授權的事,即倡議性傾向歧視立法,這其實已經超越其職能範圍,對本港的法治造成影響。

是次講座各講員主要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情況,我們於2015年1月3日舉行講座探討同性婚姻,我們會將活動當日活動花絮上載於本社網站(,並在下期《燭光網絡》為大家詳報道。敬請密切留意。

 

此活動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贊助,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1] 香港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為《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

切勿以性騷擾作為反對的手段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0/11/2014

佔領中環行動遍地開花,金鐘、銅鑼灣和旺角都出現市民佔據街道的情況。10月3日,一群反佔中人士使用武力,以圖清除阻塞街道的障礙物,及驅趕留守的市民。期間有女學生被撞跌,由女警攙扶離場,更有人叫囂「出得來示威就預左俾人非禮」。[1]

非禮行為在法律上是猥褻侵犯罪,即未經對方同意下觸摸他人身體,如性器官、乳房等。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122條,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0年。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非禮行為都不能被合理化。而一些涉及性的言語,如對女性的身體評頭品足,亦足以構成性騷擾。

性騷擾隸屬於《性別歧視條例》,該歧視法主要保障以下範圍──僱傭、教育、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會社的活動及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在現行條例下,市民在公眾地方作出言語間的性騷擾並不違法,但文明社會理應不能接受這些言論,並且必須對這些言語間的性暴力加以讉責。當發生肢體衝突期間,有女示威者被男性摟腰、摟腿或摸胸,這已很可能構成非禮罪,警方有責任拘捕那些涉嫌干犯猥褻侵犯罪的人士協助調查。

有關事件不止停留在街頭,亦延伸到網絡世界。本港一間大型公司的女性公關副總監在facebook表示:「非禮?記住唔好報警;革命要犧牲架啦,爭取民主大曬架。佢地係『和平』嘅非禮!你地體諒下!」 事件曝光後,該女公關被一眾網民批評為「冷血」、「涼薄」,因而製造了一場公關災難。[2] 僱傭範圍是受歧視法所保障,再加上她是該公司的高級職員,這番言論已足夠製造出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環境,即是已構成在工作間的性騷擾。該公司事後與該職員劃清界線,表明職員個人言論不代表公司立場,亦絕不認同此等言論,該職員最後亦自行請辭。

社會對佔中行動抱持不同看法,不過無論立場如何,對人的基本禮貌和尊重是必須的。

 


[1] 〈有人向女集會叫囂 示威就預左俾非禮〉,《明報加東版》,2014年10月4日。

[2] 〈周大福公關籲體諒「和平」非禮〉,《明報》,2014年10月4日。

 

再思婚姻意義 拆解事實婚姻

24/10/2014

可以告訴我,我有不認同的自由嗎?

在今日這個只講個人欲望的社會裏,要對一些問題說不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氣。歧視、偏見、無知的指控有如壓在異見者身上的千斤重擔。我們相信現行婚姻制度是對社會的祝福,但平機會最近有關「歧視條例檢討」的不少內容,則令人深感不安。

婚姻的意義

我們為甚麼需要結婚呢?合則來不合則去,同居乾手淨腳,這或許是不少當代人的想法。不過,現實點看,結婚有的福利和權利始終和同居並不相同,至少夫妻關係可以在輪候公屋、稅務上有多一點的優惠,甚至連歧視法都對「婚姻狀况」有保障,但為甚麼社會要對結婚和同居有這種「差別對待」呢?

法律對倫理問題往往有3種態度,第一種是「懲罰性」,例如法例禁止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第二種是「容許性」,例如通姦、賣淫等,雖然有違道德,但並不會受法律管制;第三種是「鼓勵性」,例如結婚、養兒育女等。法律賦予結婚人士福利,並不是因為這是基本人權,而是因為這些倫理行為有利社會長遠發展,令社會得以持續。反之若愈來愈少人奉行,這將對社會長遠有害,所以如果要將同居視作婚姻的話,社會理應先討論鼓勵同居對社會的影響。

拆解事實婚姻關係

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內,卻未經任何社會討論,將「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事實婚姻關係」納入《性別歧視條例》的「婚姻狀况」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直系家庭成員」內,其實是意圖將事實婚姻關係的伴侶和合法結婚的夫妻畫上等號。而且,按平機會參考的澳洲事實婚姻關係(De Facto Relationship),其實除了包括異性同居關係,還包括同性同居關係,甚至連小三小四等通姦的關係都包括在內。平機會更建議連這些關係的「前度」都包括在內,認為對這些人作出差別對待就是歧視,如此「大愛」,不禁令人「汗顏」。

強迫認同的標準

諮詢文件亦建議讓這些人士有某程度上的權利和法律承認,甚至得到同樣的僱員福利、公屋申請資格、領養及人工受孕等。雖然平機會鼓勵同居,但至少現時沒有法律迫使我們接受。可是若條例修訂後,我們在公權力下可能不得不屈服。試想像一位不認同同居關係(不論其性傾向) 的僱主被迫向同居人士提供如同已婚人士一樣的僱員福利,他除了被迫接受外,另一個選擇可能就是連已婚人士的福利都一併取消,以防被控歧視。平機會這個修訂在本質上究竟是消除歧視,還是強迫認同?

在婚姻制度下,配偶雙方享有某些權利和褔利,但同時亦有義務,例如當離婚的時候,其中一方可能需要承擔贍養費以保障孩子和離婚配偶,因此當婚姻雙方在進入婚姻狀况前必須小心考慮。相反,若以法律保障事實婚姻關係只是讓同居伴侶有權利有福利,但就毋須盡義務,這對合法結婚的人士公道嗎?

 

曾經刊載於:

《明報》 24/10/2014

「騷擾」修訂 異見「收聲」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09/10/2014

平機會趁著立法會休會及政改討論熾熱的時候,在7月推出《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文件》),提出77條諮詢問題,其中「事實婚姻關係」及「國籍、公民身份和香港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最惹公眾關注。最近,平機會決定將諮詢期延長至10月31日,讓公眾能繼續表達意見。

今次平機會的諮詢可以形容為「大包圍」,將現時四條歧視法作全面檢討,假如公眾稍一不慎,很容易墮入平機會擴權和立惡法的陷阱,而當中必須注意的是歧視法內的「騷擾」條文。現時四條歧視條例中,只有《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有「騷擾、中傷和嚴重中傷」的罪行,《性別歧視條例》只有「性騷擾」,並沒有「性別騷擾」及「婚姻狀況騷擾」,《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亦沒有「騷擾」條款。簡單而言,現在若甲君說:「所有男人都係衰人」或「結咗婚嘅男人,十個有九個去滾」,即使令當事人感到受冒犯,亦不能提出「性別騷擾」和「婚姻狀況騷擾」的投訴。

不過,這些情況可能將會改變。因為平機會在《文件》提出將「騷擾」罪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性別和婚姻狀況等(諮詢問題25),即是說上述的例子可能在日後能夠成為投訴的理由。不但如此,平機會更想將一些「受保障特徵」擴大,將極具爭議性的事項放在歧視法內,以強制手段迫使市民認同,其中一項就是「事實婚姻關係」。

平機會建議將《性別歧視條例》的「婚姻狀況」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直系家屬成員」都加入「事實婚姻關係」的元素。根據平機會所「抄」考的澳洲「事實婚姻關係」模式,這些關係即是包括異性同居、同性同居、二奶關係等涉及重大道德爭議的內容。假如「事實婚姻關係」和新的騷擾條款同時通過的話,日後市民可能連批評的聲音也不能提出。

不但如此,平機會更想擴大「有聯繫人士」的定義,將直系家庭成員、其他親屬、照顧者、朋友或工作關係都包括在內。假如日後你批評別人有小三、小四,而令當事人感到受冒犯的話,你便可能可以被投訴「騷擾」,即使當事人自己沒有小三、小四,若他或她的家人、同事、朋友有這種關係的話,而他/她們因你對這種關係的批評感到受冒犯,亦可能可以引用條例作出投訴。

筆者認為在一個希望收窄新聞自由、意見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政權下,要替能廣泛規管言論的法例護航實屬不智,即使法例原意是想保障有需要人士,假如稍一不慎便可能會好心做壞事,淪為打壓異見機器,使當權者(或某個特別群體)可以以言入罪!

 

 

曾經刊載於:

《成報》 9/10/2014

平機會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0/09/2014

平等機會委員會建議將現有四條歧視條例(包括性別、家庭崗位、殘疾及種族歧視條例)合併,當中原來涉及很多重大轉變,本文將簡述一些重點,供讀者參考。

 

歧視條例為何要四合一?

現時四條歧視法都是按不同的情況及需要而制定,因此其內容及條文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是次平機會的建議,當中有不少其實是重大改動,平機會必須確保合併後的法例沒有違背立法的原意,絕不能暗渡陳倉,加入一些根本沒有獲得市民認同的重大社會政策改變。

表一:現時四條歧視法涉及的主要範疇:

條例

性別歧視

殘疾歧視

家庭崗位歧視

種族歧視

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

使人受害歧視

騷擾


(只有性騷擾)

中傷

嚴重中傷

提供服務/商品

 
現時《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並不包括騷擾罪,但諮詢文件第3.87段指「目前在性別、懷孕、婚姻或家庭崗位方面並無免受騷擾的保障。由於有資料顯示有不同人士受到這些方面的騷擾,因此平機會認為應加入條文予以禁止」,由此可見平機會有意將騷擾罪納入家庭崗位歧視的條文內。可是,文件卻只提出「有不同人士受到這些方面的騷擾」而沒有提供數據,幫助市民了解現時的條例是否真正有不足,以致需要加強。

另外諮詢文件第6.16 -18段提及「目前《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間接歧視的損害賠償只限於答辯人故意給予申索人較差待遇的情況,但《殘疾歧視條例》並無相同的限制……因此平機會重申政府應刪除現時《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中,有關間接歧視申索,在判處損害賠償時須證明有歧視意圖的要求。」並將其變成其中一條諮詢問題(諮詢問題43),但這建議缺乏客觀的理據,予人為了統一而統一的感覺。

引入事實婚姻關係 徹底改變婚姻定義

雖然平機會強調這次諮詢並非為一些現時未受保障的特徵如性傾向、性別認同、雙性身份或年齡等,探討制定歧視法例,亦非討論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的問題,但卻建議將同居關係變為事實婚姻關係(諮詢問題6)。文件表面上強調自己不挑戰同性婚姻和香港法例對婚姻的定義,但實際上透過引入「事實婚姻關係」,將婚姻的定義徹底改變,是移風易俗之重大舉措。而且,因著「事實婚姻關係,而給予一些同居人士猶如婚姻的福利及保障,間接瓦解整個婚姻制度,事前根本沒有廣泛徵詢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平機會的建議將本來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將本來不願進入婚姻關係屬「未婚」的同居情侶,硬要他們變成「事實婚姻關係」,而且提議不限性別,其實就是巧立名目,將本來香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透過同性「伴侶關係狀況」變成為「同性事實婚姻關係」,獲得根據香港法例第181章《婚姻條例》註冊結婚所享有的權利和福利。但我們看不到社會對此有任何強烈訴求。

擴大平機會權力 卻無合理的制衡

是次諮詢另一個重點是擴大平機會的職能及權力。諮詢文件問及是否容許平機會以自己名義對「歧視性的做法」展開法律程序與提出司法覆核,以及有權監察政府現時及建議中的法例(諮詢問題45、51及53) 其實平機會於1999年曾就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採取男女分隊一事展開訴訟,其認為此做法是性別歧視,最後獲判勝訴,因此教育局自2002年起升中不論男女都排同一條隊。既然現時的機制已容許平機會可展開訴訟,便沒有需要進一步增加其權力。諮詢問題問及平機會應否有明確權力,可就任何相關的歧視問題申請介入或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席法庭訴訟。(諮詢問題52) 事實上,平機會曾於2005年就肛交案以法庭之友出席講解法律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因此,筆者認為毋須再給予平機會此等權力,留待法庭按需要傳召較為合適。

諮詢問題54問及,平機會應否在諮詢公眾後制定一份策略性計劃,列明若干年內的策略性優先工作領域。觀乎近年平機會主席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影響相關的諮詢工作亦嚴重偏頗,例如今年5月平機會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就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作可行性研究,三場公眾研討會,所邀請的講者絕大部份支持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第一場的講者更全部都是支持立法的人士。這種諮詢方法,根本無法了解整個社會不同界別人士的意見,只是為既有的立法決定製造民意支持基礎。由於平機會未能予人公正持平的觀感,若進一步擴大權力,而又沒有任何制衡,只會帶來更多不必要的爭拗。

涉及宗教自由及兒童福祉的轉變

諮詢文件建議於《性別歧視條例》中,把容許與有組織宗教有關的僱用和頒授資格機構性別歧視這例外情況,擴闊至容許婚姻狀況歧視(諮詢問題69),現時《性別歧視條例》只是對聘請神職人員給予豁免,但對宗教團體其實非常嚴苛,包括對於那些明顯違反宗教價值信念的職員,例如發生婚外情及主動離婚;未能以身作則帶領團隊,明顯不再適合擔任某些職位的神職人員,卻因僵化的歧視定義而未能採取任何處分,否則將有可能被控歧視。建議在今次檢討中,應正視宗教團體在實踐對婚姻及其他倫理的信念時,不會被視為歧視,以保障宗教自由。

最後,有關領養議題,平機會建議廢除關於領養的婚姻狀況歧視的例外情況 (諮詢問題72),這意味將來同性同居伴侶皆可以申請領養。但我們認為社會任何制度均應保障被領養兒童,能成長在理想的整全家庭--包括有爸爸和媽媽照顧的環境,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因此,繼續容讓婚姻狀況作為考慮領養的條件,從孩子的權利及福祉的角度考慮,是十分合理的安排,保留這個例外情況較為合適。

 

由於今次諮詢文件涉及不少重大修訂建議,對社會影響深遠,本社鼓勵大家於10月7日前將意見書提交平機會。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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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實婚姻」關係帶來的全新家庭「責任」

藍俊文、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9/2014

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在《性別歧視條例》中保障「事實婚姻關係」的建議(詳細情況請參閱本期《燭光網絡》第6至9頁『同居等於結婚?平機會拆毀婚姻關係的「事實」』一文),亦同時套用到《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上,文件更進一步要求將《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沿用十七年的的「家庭崗位」變更為「家庭責任」,並在條文上清楚列明保障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歧視。

在文件上,平機會表示家庭崗位的定義和保障範圍有三個地方需要探討的地方:(諮詢文件第2.47-2.58段)

  1. 「家庭崗位」一詞是否適當;
  2. 對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的保障;
  3. 闡明保障包括餵哺母乳的女性。

由「家庭崗位」變成「家庭責任」  我們的關注

 

欠缺理據的易名

平機會將「家庭崗位」變更為「家庭責任」的理由是:前者的涵意不夠清楚,並以澳洲同樣是將涉及照顧直系家屬成員的責任定為「家庭責任」為理據,建議修改條款名稱。可是整份諮詢文件由始至終並沒有充份解釋「家庭崗位」如何不夠清晰;亦無充份的說明為何修訂的法律必須單單以澳洲作參考。

現時條例保障個人在需要照顧直系家庭成員時免受歧視,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為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產生關係的人。雖然條例和法院沒有就「姻親」下定義,但法律上已就「姻親」有特定的定義(諮詢文件第2.45段),若平機會單以「不夠清晰」為由將名稱變更,她應向公眾解釋過往的做法在甚麼地方出現問題,而這些問題為何有修法的必要性,否則其理據將十分薄弱。

 

悄悄改變家庭定義

從整份文件的鋪排和脈絡看,平機會認為「家庭崗位」的定義不夠清楚,其原因似乎是要為將「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納入條例中而鋪路,悄悄修改「家庭」的定義,亦順道進一步擴大平機會的權力。

按照諮詢文件第2.48 -2.55段所說,目前香港的家庭崗位定義並不包括因「事實婚姻關係」而出現的照顧責任,也不包括「前度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的照顧責任。而所謂「事實婚姻關係」,較易理解的是指同居伴侶關係。(要注意的是所謂的「前度關係」除了指前度配偶,還包括前度「事實婚姻關係」。)平機會因此建議參考澳洲的做法將兩者納入法律的保障範圍內,而且同樣地是不分異性同居或是同性同居都一律納入保障範圍。

按照文件第2.54段所列,新的修訂將會把「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擴闊:

「某人(直系家庭成員)與該人藉血緣、婚姻、事實婚姻關係、領養或姻親關係而有關,包括某人是:

  1. 該人的受供養子女;
  2. 該人的配偶、前度配偶、事實婚姻關係伴侶或前度事實婚姻關係伴侶;及
  3. 該人、該人配偶、該人前度配偶、該人事實婚姻關係伴侶或該人前度事實婚姻關係伴侶之子女、父母、(外)祖父母、(外)孫子/孫女或兄弟姊妹。

假如按諮詢文件所建議的修改,將來不單「事實婚姻關係」(包括同性或異性伴侶),就連「前度」的「事實婚姻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亦會受法律保障。下表是條例新修訂可能出現的狀況—

 

情況

條例修訂前

條例修訂後

前夫 / 前妻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夫/ 前妻與自己無血緣關係的子女

(視乎情況)

受保障

前夫/ 前妻的父母、(外)祖父母、(外)孫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同居伴侶關係(不分同性異性)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度同居伴侶(不分同性異性)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度同居伴侶的子女

(視乎血緣)

受保障  (不論是否有血緣)

前度同居伴侶的父母、(外)祖父母、(外)孫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多重關係」的可能性

雖然文件並沒有就修改作詳細解釋,但可想像一個人可能會同時出現「多重關係」,「直系家庭成員」變相複雜地擴闊。舉例而言,A先生5年前和B小姐同居,後分手,然後A先生再與C小姐同居,然後分手,最後A先生與D小姐結婚,按修訂建議,A先生的「直系家庭成員」除了包括D小姐及其子女(假設兩人結婚前D小姐已和其他男士生下子女)、父母、(外)祖父母外,亦包括B小姐、C小姐及其上述家人。假如A先生在婚後有外遇,其「直系家庭成員」將繼續不斷延伸。

明光社

 

有說,雖然「家庭責任」的範圍擴大至「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卻沒有強制某人必須照顧上述人士。不過,當強行將這些人士納入「家庭」之內,其實是在更改家庭的定義,將婚姻和性別排除在家庭組成的必要條件之外,變相承認多元成家,社會是否已預備好接納這種闊度甚廣的家庭定義呢?

 


對社會的潛在影響

現時《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主要包括僱傭、教育、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會社的活動等,假如按照平機會的修訂建議,社會將要承擔怎樣的後果呢?

  • 僱傭情況

案主是某餐廳的已婚侍應。經理要她於週末休假,因為週末餐廳顧客較少。案主解釋,她每隔一個星期一需要放假,以便照顧同樣是星期一放假的情夫。因此她未能把所有休假日安排在週末,其後被解僱。

這個案是建基在平機會的真實例子上,只是將原案中的「兒子」換成「事實婚姻關係」的情夫。在原個案中該公司願意作出賠償和發出道歉信,假如換成了上述個案,老闆該如何考証該段「事實婚姻關係」的真偽呢?又假如老闆的道德倫理信念是堅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的婚姻價值,他基於良心自由而不批准放假,甚至解僱案主,他又是否應被判為「歧視」呢?假如這個個案算是歧視的話,市民大眾究竟還剩下甚麼能力捍衛自己的良心自由呢?

  •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情況

案主希望租用甲君的物業和自己的女朋友同居,甲君是一名基督徒,不贊成同居,認為這有違聖經的教導,因此拒絕將物業租出。

同居關係亦是「事實婚姻關係」之一,假如甲君因為其信仰緣故拒絕租出物業而被控訴歧視的話,類似他情況的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在生活上實踐其信仰教導呢?

  • 會社的活動及提供服務

案主希望受浸加入某間教會,可是在問信德期間向傳道人透露自己正和一位男士同居,教會最終拒絕為其受浸。

在這個個案上,受浸既是一種服務,亦是加入某間教會(會社)的申請條件,假如教會拒絕讓有同居(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加入教會,在新修訂的條例將可能會犯上「會社所作的歧視」及「服務提供」的歧視。若教會因本著宗教信念而拒絕接納一些有違信仰的事,代價竟是是被控告,這是赤裸地對宗教自由的踐踏!

 


僱主的影響

就平機會對建議修改《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影響,筆者走訪了經營補習社差不多廿年的Irene,以了解僱主對修訂建議及其影響的理解。Irene的補習社現有4名全職同工及7名兼職同工,學生數目有二百多名。

 

誰才算是直系家庭成員

Irene表示目己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並不熟悉,但實情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早已需面對條例當中所涉及的範圍,最普遍的情況是例如員工因照顧家人而需請假。Irene認為照顧父母或子女責無旁貸,如僱員因為要照顧父母或子女而請假,僱主宜讓他放假。對於僱員表示因要照顧配偶的父母需請假,Irene亦表示可接受,但如果再要擴展至其配偶的其他家人,Irene則有所保留。

按現時條例中,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指「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血緣、婚姻及領養都有明確清晰的定義,至於姻親卻一直都沒有清楚的詮釋,當僱主與僱員對姻親所覆蓋範圍的理解不同,很容易便會令僱主落在觸犯條例的危險中。到底條例是否需就姻親,甚至直系家庭成員提出清晰的定義,作為僱主在考慮處理僱傭關係時的依據?Irene表示假如有明確指引,對於僱主來說會比較方便,但相信要就血緣、婚姻及領養以外的關係親疏有別而作出界定亦是不容易的事,更易跌落在差別待遇的境況之中。

 

甚麼關係才需要受保障

而另一項對僱主影響甚大的修改是,把家庭崗位中受保障的覆蓋範圍,擴展至因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而出現的照顧責任。修改建議首要處理的就是如何定義事實婚姻關係,Irene認為她可以接受的事實婚姻關係,是一對男女現處於同居狀態,而他們的關係是穩定、長久而且排外的。如僱員在這樣的關係下,向她提出需照顧同居男/女朋友或對方的父母而請假,Irene亦會准許。但如果該僱員同時有幾段相似的關係,Irene則表示因著個人的價值觀而難以接受或認同,因此,對於是否要保障僱員照顧這些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有所保留。

至於前度關係的情況更複雜。作為僱主,Irene表示不會主動了解僱員的私生活,但如條例範圍擴闊至照顧前度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僱主既難判斷前度關係是否屬實,也不知道可以甚麼準則作為判斷基礎。作為僱主,充其量只可接受福利推及至前夫或前妻這一前度關係,至於福利是否必須要推及僱員的前夫或前妻的父母或子女(沒有血緣關係),則很難一概而論。如條例一旦修訂為保障事實關係及前度關係,僱主為僱員提供福利時,將需考慮更多情況。

 

修改與否的考慮與擔憂

Irene強調公司的同工都是好員工,有十分好的工作態度。然而當要思考條例為僱主帶來的影響時,即時想到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請假的情況。Irene指出考慮是否讓同事因照顧家庭而請假,需視乎家庭成員是何許人。Irene不擔心自己的同事會濫用,然而卻不能排除這個情況會發生,尤其是當某些關係根本無法確認是否屬實時。

另外,調配人手亦可能受影響。如員工因要照顧不同的家庭成員而經常請假,會對工作效率或成效帶來一定影響,亦可能會打擊團隊士氣,僱主要考慮如何在評核僱員表現時在細節上作出合適而平衡的考慮。

如果同時有兩位員工都因要照顧家庭成員(如A要照顧配偶的父親,B要照顧同居女朋友的祖父)請假,而僱主只容許其中一位放假,會否造成差別對待?僱主按員工家屬的病情,或是否有其他人可以照顧,甚至關係親疏而判斷是否批准放假是合理的;然而當條例修訂後,又會否為僱主帶來更多不合理的規範?

 


其實,條例設立的本意原是為了要讓僱主有意識為僱員提供足夠而合理的保障,然而當條例矯枉過正,成為窒礙僱主與僱員之間互信,變成互相猜度、甚至產生磨擦的源頭,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事實是一些人不想進入婚姻關係,或已經結束了婚姻關係,但平機會卻認為社會必須確立他們有婚姻關係,這究竟是甚麼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