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港獨　還是打擊選舉？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近日流言四起，又說封關檢疫，又說禁足，昨日甚至有「在立法會工作的律師行高層人士」的聲帶流出，用緊張的語氣透露，立法會正在進行秘密會議，通過全城禁足七天，聲帶不斷在即時通訊工具中流傳，全文更被推上報。全城即時陷入封城恐慌，超巿所有凍肉，雞蛋，食物幾乎全清，最後更有流言傳出說超巿所有貨品售罄，明日要關門云云。

雖然立法會在幾個小時內就澄清事件，稱沒有相關討論，但我們不禁仍然會問，經過社會運動和超過兩年疫情，為何這種消息仍然可以令社會如此不冷靜，我們怎樣可以在真假難分的消息中微笑以對，似乎成為了疫情下的第一大學問。我們不妨溫故知新，好好重溫。

第一：任何資訊，請先看消息來源。如果是官員的原話，當然可信納為他的說話，但如果一個消息，來源不明，例如「接近律師樓的立法會議員」就明顯不是很可靠的消息來源，只有聲音沒有樣子，只有樣子沒有直播，沒有第三者真人（記者）在現場見證的東西，在這個改圖和AI盛行的世界，甚麼也可以假，聲音影片也不一定真確，如果直播，又有記者在現場，至少有人證，就真實得多。

第二：相信你的常識。社會政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但不能放棄常識，以此個案為例，立法會真的可以進行秘密會議嗎？有的，但只限極少部份的非常會議，如果用「秘密會議」來通過禁足，卻非常奇怪。再說，若真的要全城禁足七天，要修改法例嗎？其實不用，以今日的常識，用緊急法足矣。所以當有人說用立法處理禁足令，道理上就說不通，在判別是否真相是，理應打很大的折扣，而收到消息的人不應衝去超巿買日用品。

第三：冷靜。香港是一個急速的社會，我們對身邊的消息，有時會特別敏感，科技令我們接收資訊的速度更快、數量更多，有時我們未必細想，也沒有分析，就作出反應，有時反應太猛，常常產生「現象級」的社會笑話。觀乎政府近日此一時彼一時的動作，巿民抗疫就更需要冷靜，一個疫情可以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心態去應對，看見消息有時要冷靜，先調節心情，盡量在冷靜分析後才做判斷。

原來當春天可以放暑假，入院可以變瞓街，我們只能承認人類面對病毒，其實很渺小，惟有理性、冷靜面對生命中不同的處境，不自亂陣腳，才有成功的一天。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惟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是要阻止社會變壞。

從政難，基督徒從政更難，因為我們背負的包袱更重。

近年來，香港不少的政府高官、立法會議員和參選人，都有意無意地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甚至表示從事公職是出於上帝的心意和感動。此外，亦有人提出香港應成立基督徒政黨或政團，打正旗號參與選舉，既可透過選舉活動宣揚基督徒重視但社會人士忽略的價值觀，亦可以讓一些對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不滿的人士，有另一個選擇。

一個基督徒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的身份本身不是錯事，能公開本身的信仰亦是自由社會的一個標記，至於上帝給個別信徒甚麼啟示和感動，除非他所做的是一些明顯違反信仰的事，否則，其他信徒亦難以質疑。問題是一些人將基督徒的身份和個人領受，與基督教對信仰的解釋權混淆了。

一個從政的基督徒，對政治問題的理解和判斷，並不會先天比其他人優勝，因為政治或社會事務最重要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信念，而是個人對當前社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的剖析和判斷。信仰只能提醒你不要做一些壞事、錯事，但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尋找既可行亦能平衡不同利益的社會政策，卻需要相當的見識、經驗和能力，才可以幫助你做明智的決定。

一個好的基督徒並不等於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正如好的基督徒不會自動成為好的老師、好的律師、好的醫生、好的經理……因為從事任何行業，除了有心之外，亦需要有力，更需要具備相關的知識。好的基督徒尚且無法保證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好，更何況一些別有用心或有心無力的基督徒呢！任何政治人物若強調自己是基督徒，他只是向人宣示自己的信仰，他不應期望別人會以為他擁有比別人高尚的人格和能力。反之，他會面對更大的挑戰，因為別人對他言行的要求，可能會比對一般人高。公開本身的信仰不是為了得到甚麼利益，更不是「抽水」，而是預備接受挑戰和為信仰付代價。

既然基督徒從政者要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和公眾人士的挑戰，那麼他必須善於用非信徒能夠明白的表達方式，而不是以一大堆的宗教術語和禮儀去闡述他對公共事務的理念，太多的宗教表述可能適得其反，令公眾以為當事人只關心宗教團體和信徒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任何基督徒參政前應該先撫心自問，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問題是否有較一般市民深入的認識，以及能提出對症下藥的建議？更不要因為自己勇敢站出來，便期望其他不站出來的信徒不會對你有所批評。有些觀點胡亂表達，往往只會弄巧反拙，沒有參政的基本能力而強出頭，只會貽笑大方，不僅未能作好的見證，反會羞辱主名。

另一方面，對於成立基督徒政治團體，打正旗號爭取和推動符合基督教價值的社會政策，筆者頗有保留，因為香港的基督徒人口只有大約百份之五，難以要求大部份未信的市民跟隨基督教的價值觀去制訂社會政策。當然，若果目的是為了向市民推銷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本來未嘗不可，問題是香港的基督徒群體本身亦十分多元化，不同的宗派在神學、禮儀和關注重點本身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對於社會政策更是百花齊放，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再加上絕大部份的政治訴求，其實都不是真理層次的事，而是提出者對當前社會形勢的判斷和策略，這些判斷和策略必然帶有主觀的成份，受提出者的理念、經驗和目的所影響，而隨著不同的時候和形勢的變化，亦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若以基督教信仰的名義為一些非絕對的政策背書十分危險，恐怕會經常出現一些基督徒和基督教群體，高調出來反對某些基督徒政黨的尷尬情況。

基督徒以公民身份，盡公民責任去參與政治活動，別人自會因你的好行為歸榮耀給神，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連你的政敵都相信和尊重你的人格。在香港，任何人和團體都難以代表基督教，所有基督徒參政者都只是戰戰兢兢地以基督教價值服務社會的信徒。任重道遠，小心言行。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