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捨、留、離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0/02/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台灣

與一位台灣朋友分享了較早前寫的一篇文章〈耶誕節平安夜〉。他看畢,留言給筆者問道:「請問817台灣移民修例是甚麼?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也難怪,正如筆者來到台灣後,才稍多了解甚麼是「228事件」、「和平紀念日」、「九合一選舉」、「罷免公訴」……港、台雖近,所用的同是繁體字,但曾經歷的遭遇、現在的境況都不同,說真的,實在不一定能互相明白、感同身受。

當然,縱使是成長於同一地區,人民彼此也有藍與綠、黃與藍、黑與白、留與去、愛與恨的區別。說共融,真的談何容易?捨下過去在香港所經營的一切,別了自己的朋友、親人,在一個看似認識,卻又是全然陌生的台灣,重新開始,實是殊不容易。

留在異地努力生活,既要適應文化習慣上的差異,又要苦心經營,不僅是所投資的生意,更是整個家庭以及其人生。離開(或再離開)是意料之外的事,是帶著無奈或是委屈,甚或是點點的不忿。

自2019年後,選擇移民台灣的港人激增。不少人是以投資或專業身份作申請。一心以為在這裡努力一年(或三年)的時間,[1] 苦心經營生意,打造出達標的營業額,甚或是買房子、學騎機車、作志工(志願工作者)……讓自己更多的投入此地,更讓當地人見到我們願意並積極融入,就能按著最初申請時的移民要求,取得入籍定居的資格。誰料在2020年8月17日,台灣以國家安全為考量,避免來自中國的滲透、統戰為由,進一步收緊入籍定居的資格。[2] 其中的要點包括:在大陸出生的、曾經在政府部門或在傳媒機構工作過的人,將很大機會不獲批台灣身份。當然,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這樣的篩選是無可厚非的。正如,香港人亦曾批評,不應該每天容許150名持單程證的國內同胞來港一樣。

修例所引發出的討論就是執行追溯期的問題。究竟所影響的是在817之後的來台申請?還是會導致已在台灣生活年多或接近申請定居的港人,因為其背景問題而不獲許在台定居?

臉書「在台港人入籍困境關注組」的專頁內,不難找到一些個案,備受影響的大多是已進入申請定居程序的港人。他們已達到移民的要求,所開辦的公司或投資亦符合法規,只是因那些「不能改變」的過去,而遭拒絕入籍。要知道,他們在年多前遞交移民申請時,這些資料、背景,他們並沒有半點隱瞞,已如實地交代清楚,正反映其磊落光明、問心無愧。

出生地是我們不能選擇的。過去的工作崗位,也不過是因著個人的學識、專長而作取捨。若硬把這些「不變」因素成為評審的唯一標準,這也是欠缺周詳,況且,所影響的是修例前的申請,情況也有點缺乏公允。

選擇匆匆離開自己成長及曾經所愛的地方,是「移民」?還是「逃難」?對移民者來說,所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審批。對逃難者而言,所求的不一定是同情或憐憫,而是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一個療癒的空間、一段可歇息的日子……他們所求的,也不過如此!


[1] 投資移民新制度,由過去營運公司一年改為三年,更需要有實體的店面及聘請兩名台灣人。

[2] 〈台灣移民政策再收緊,8月起這部分港人連申請居留都難了〉,台灣移民網,網站:https://www.immigratetw.com/2020/08/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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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大流行Inflation Pandemic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1/06/2022

繼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後,我們正開始面對另一方面的大流行──全球通脹大流行。[1]

從2021年5月到2022年5月,全美所有城市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8.6%,是自1981年年底以來12個月內最大的增長幅度。[2] 住房,汽油和食品價格飆升都是國內通脹因素之一,高企的通脹率不單只一般的家庭主婦感覺得到,連消費時不用看價錢牌的中產人士和不知米貴的大學生,每週在超市購買糧油雜貨時都感覺得到,超市貨品價格每週不同,由一個仙或一毫一毫的加上去。餐館的餐牌亦由原先的精美彩色印刷改為黑白列印,以便隨時加價。在政府「頭痕」之際,已經忘記抗疫的小市民卻開始各施各法抗通脹。

要應付通脹不外乎開源節流,這也紛紛成了我們和身邊朋友的熱門話題,大家交流時滔滔不絕,網上熱搜一番,不難找到很多很多how to beat inflation的建議,有的建議適合基層普羅大眾,有的卻是適合有少許餘錢的中產人士,有的建議除「攪笑」外亦較極端和含道德爭議。[3]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奈地認為「可以做的不多」,但也先談談節流方面。大家會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購買非必需品,盡量不作無必要的消費,並且會自備午飯、自己焗麵包和沖咖啡,以減少外出用餐。此外,有朋友會減少開車,無必要就不往外跑。以前油價低的時候,即使沒有特定要買的東西,我們都會隨便開車出去逛商場行超市。有朋友甚至為了買一包特別優質的河粉而專程開車20分鐘,付幾蚊toll fee(天橋隧道過路費)去唐人街。現在,大家都盡量car pool(夾埋一齊開一架車)上班、買菜買日用品、累積購物清單一次外出買齊所需用品等等。購買非名牌的(generic/store brand)糧油日用品或藥品,據說可以比購買名牌產品慳20-25%。[4] 由於我們住得比較偏遠,每次出車前都會先策劃行程,盡量減少出車次數以便節省油錢和過路費。當然,住得遠的人出車是會有掙扎的,比如要堅持參加現場教會聚會的話,每次近20元的過路費和油錢就省不了,足以夠買一磅半Ribeye(肋眼)牛扒了。

有些朋友就改為在家工作,這樣可以減少用汽油、付過路費和downtown泊車費。可是,不是所有公司和行業都適合讓員工在家工作。雖然在家工作會增加電費和水費的開支(這裡是用食水沖廁的),電腦八小時長期開著同時也會增加冷氣的負荷(會令因供電不足而停電的情況惡化),但這些額外開支都應該會比出外上班的開支低。有些夠條件的朋友就轉工換取更好的待遇來抗通脹。

有些朋友會搜集各款的優惠券或減價資訊,互相交流(例如以10%信用卡積分折扣優惠換購公司購物禮券,90元積分作100元用,慳了10元)。有些朋友會選油價最低而又有積分的油站入油(如Costco);若途中迫不得已要入油,就先入少少,待回到心儀油站時才把油缸入滿。看來很好笑,但慳得幾多就幾多已成為抗通脹的金句。有做老闆的朋友,怕公司車被偷油而弄壞車子,故此要求員工把公司車開回家,泊在自己的driveway(私人車道)上總比泊在公司安全。

有人會提早變賣房子改為申請入住長者屋,因為租金較便宜(按入息/退休金的收入比例付租,每月由200到1000多元不等);也不用付地稅。此外,有更多人會由生活指數較高的州份搬遷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比如由加州搬遷來到德州,甚或墨西哥。我們有做房屋經紀的朋友說,很多外州的客人未搬來德州,已預先入貨,買兩三間丟空卻不住。

作為全美人口第一多的州份——加州,於2020年有史以來首次出現年度人口減少,達182,000多人 。而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共達610萬;但卻只有490萬人口遷入加州。[5] 單是2021年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口更達至36萬;這種情況被形容為「出加州記」(California Exodus)。[6] 當然,他們的遷移會對本來低生活指數的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等造成額外的通脹壓力。

在開源方面,喜歡耕種的朋友會在後園大量種植蔬菜瓜果(收成會受近月大旱所影響)、喜歡釣魚的朋友會出海碰運氣看看有多少魚獲(據說平均魚獲可夠一星期食幾餐,但在12月至2月期間,就因天氣寒冷不能垂釣),實行自給自足。有些朋友會在後園養雞、養蜜蜂等等在增加優質的糧食源之餘也順便抗通脹。有些朋友則準備開拓網上生意售價華人傳統小吃(蘿蔔糕、年糕、粽子、雲吞)、售賣軟件程式和濾水器等等。另外,有些朋友則在工餘時間當兼職(Lyft司機,Uber Eats送外賣、freelance翻譯員等等)。

對財經有心得的朋友就會改變投資策略,考慮購買政府為抗通脹而設的I bond(Inflation Bonds之類,利息有9.62%,尚可抵銷目前8.6%的通脹率);[7] 或轉變其個人退休安排模式(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由Traditional IRA改為Roth IRA以減低課稅金額;或把投資從週年回報改為以月計的回報模式;或把餘錢做更進取的投資;或投資買金買房屋;或買比特幣(bitcoin)等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總之,無論是開源節流,還是調整調配現有的資源,人人都發揮自己的創意來抗通脹。不知這次全球大流行會維持多久?人們的抗通脹力能撐多久?還有沒有其他良方可以與通脹共存?


[1] Drew Desilver,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flation is high and getting higher,”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5,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6/15/in-the-u-s-and-around-the-world-inflation-is-high-and-getting-higher/.

[2] “Consumer prices up 8.6 percent over year ended May 2022.”

[3] “8 Ways To Deal With Inflation If You're One Of Those Poor People Making Under $300K,” The Babylon Bee, March 20, 2022, https://babylonbee.com/news/8-ways-to-deal-with-inflation-if-youre-one-of-those-filthy-poors/.

[4] “How Much Does Buying Generic Save You in 2022?,” Ramsey, May 6, 2022, https://www.ramseysolutions.com/budgeting/buying-generic-groceries-saves-money.

[5] “California leaving: State population declines for first time,” NBC News, May 8,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california-leaving-state-population-declines-first-time-n1266740.

[6] Dymond Green, “The California exodus continues as residents head south of the border,” CNBC, June 11, 2022, https://www.cnbc.com/2022/06/11/californians-working-from-home-are-moving-to-mexico-amid-inflation.html.

[7] “Buying Series I Savings Bonds,” Treasury Direct, accessed June 21, 2022, 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indiv/research/indepth/ibonds/res_ibonds_ibuy.htm.

 

我不吃你那一套?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4/06/2022

引言

在討論許多不同事件的時候,筆者常常聽到這類回應:「你不應該用西方的一套去衡量這議題。」或者是:「你不可以用科學方法去檢測這東西。」甚至有人說:「你的眼光太過狹窄,我不吃你那一套。」

首先,一直以來筆者都支持百川歸海、有容乃大的立場,除了西方理論,筆者亦涉獵非西方的資訊,例如中國文史哲;除了數據分析和科學研究,我亦採用參考檔案、訪談等方法,從而嘗試歸納出全面的理解。相反,在沒有合理的論據下排斥所謂「西方霸權」、「科學霸權」,我恐怕到頭來只會造成故步自封。

其實,排斥西方觀點或者科學方法是一種「起源謬誤」(genetic fallacy),起源謬誤是指人們不是訴諸事實,而是以針對論述的出處,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彷彿源自西方或者科學的東西都蒙上了「原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套有特別的遊戲規則、特殊的情況,在自己系統以外的任何東西都不適用。

非西方文化的口頭傳統

筆者在大學任教,大約兩年前我通過了由副教授晉升到正教授的評核,坦白說,我認為這套制度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太重視評分等數據,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既然「吃得鹹魚,就要抵得渴」,但同時我對大學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意見。

不過,加拿大卑詩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洛娜.麥庫(Lorna June McCue)卻有另一套想法,麥庫是美洲原住民,在公元2000年她受聘於卑詩省大學,七年之後校方對她進行升職資格的評核,大學要求候選人至少要在同行審查的學報(pPeer review journal)上發表過五、六篇論文,為了幫助她達標,校方減輕了她在教學和行政方面的負擔,並且為她安排了兩位導師,但最後麥庫依然無法發表足夠論文,不消說,大學當局當然拒絕她的升職申請。

2012年麥庫投訴卑詩省大學對她不公平,她認為在同行審查的學報上發表論文是西方的標準,她是美洲原住民,她的文化有源遠流長的口頭傳統,亦即是述而不作,她覺得自己所發表過的演說和其他人在學報上發表過的論文應該具有同等價值,西方的標準對她並不適用。不過,校方反駁說,沒有文字記錄的東西難以客觀地評審。這宗案件糾纏了很多年,直至2018年才結案,最終麥庫仍然無法被批准升職。

另闢蹊徑、另起爐灶

我絕對尊重口頭傳統,正如在上面提過,我亦認為現存的教授升職制度有許多弊病,然而,若果麥庫認為原住民「不吃西方的那一套」,她大可以索性不申請升職,或者轉到另一間對論文數量要求較低的大學教書。

前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李天命正是選擇了另類的做法,他不屑於為了升職而將資源投放在學術研究上,直到退休時他仍然是講師,而不是教授,儘管如此,李天命在邏輯和語理分析普及化的著作令他聲名大噪。

一個更加激進的做法就是自成一派,1919年,一群原本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教授不滿意大學的一些做法,於是集體辭職而自立門戶,他們創辦了「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嘗試建立一個嶄新的教學與研究模式。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興起,一些不滿納粹黨的德國學者流亡到美國,並且創辦了「流亡大學」,一年之後流亡大學完全融入了社會研究新校。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藝術界,1667年法王路易十四世創辦了沙龍展覽,這是一個讓藝術家展示自己作品和交流的平台,1737年之後沙龍變成了每年一度的盛大活動,但評選委員會將許多藝術家拒諸門外。1863年拿破崙三世舉辦了「拒絕沙龍」(Salon des Refusés),那些被正式沙龍拒絕的畫家可以將作品拿到拒絕沙龍展覽,當時參展的畫家包括了塞尚(Paul Cézanne)、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馬奈(Édouard Manet)。1883年,印象派畫家組織了第二次「拒絕沙龍」,參展的畫家包括了高更(Paul Gauguin)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

簡單地說,社會研究新校的緣起就是有些教授不吃哥倫比亞大學的那一套、不吃納粹黨的一套,可喜的是,經過幾十年的耕耘,社會研究新校在學術界中已經穩佔一席位;拒絕沙龍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有些畫家不吃正宗沙龍的那一套,那些被正宗沙龍拒絕畫家後來都成為了一代巨匠,明顯地,正宗沙龍的評判看漏了眼。

結語

任何體制都會有不圓滿的地方,人們可以用「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態度去面對,或者嘗試「進入建制,改變建制」;或者好像李天命一般,既然不吃那一套,便索性不屑一顧;又或者好像社會研究新校與拒絕沙龍一般,在另闢蹊徑之後,以驕人成績去跟人家分庭抗禮。筆者認為最糟糕的做法是麥庫的態度,她否定西方學術研究的傳統,這是犯了起源謬誤,她又堅持原住民文化的口頭傳統,認為自己毋須跟隨西方的一套,這是將自己變成封閉系統的特殊主義,更加致命的是,她無法拿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東西來,那麼人家當然也可以不吃她的那一套。

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雜誌

流離 所愛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9/06/2022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1] 〈港者時光機1:流離所愛,黃凱芹,余劍明〉,每日頭條,2020年6月3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n23lno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6月7日)。

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 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06/2022

引言

最近俄烏戰爭再度挑起了基督教圈子討論末世論的熱潮,但同一時間,許多社會事件亦激發起基督徒致力於謀求更加公義和自由的社會,例如早前在紐約州水牛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槍手謀殺了10人。有趣的是,即使末世論和理想國在表面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一直在基督教傳統裡面並存。某些版本的末世論認為世界會變得愈來愈糟糕,最終整個世界會被徹底摧毀,神的國將會取而代之,故此企圖建立地上的天國只是捕風捉影。相反,不少信徒則認為我們應該為了爭取一個更加公義與和平的世界而奮戰,從而配合千禧年的來臨。

基督徒烏托邦是反帝國宣傳

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員斯蒂芬.高德(Stephen Gaudet)以「基督徒烏托邦」來命名第二種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保羅時代,當時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超級強國,貴族和特權階級生活在歌舞昇平中,但社會充滿著種種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基督徒提出一個另類的遠象:福音並不是只關乎個人得救、靈魂上天堂,上帝會審判暴政,創造出新天新地,在神的國度中人人都是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者伊萊恩.佩格爾斯(Elaine Pagels)也是以反帝國的框架來詮釋啟示錄,她認為這卷書之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應作者處身之時代的「戰爭文學」,公元70年羅馬軍隊鎮壓猶太人起義,並摧毀了耶路撒冷,在同一時期羅馬政權大肆迫害基督徒,羅馬皇帝又南征北伐,帝國的都城遍佈炫耀戰績的紀念碑。啟示錄是針對以上一切的反羅馬宣傳,666就是羅馬皇帝尼祿(Nero)的代號,這不是預表如拿破崙或希特勒等未來人物的數字。當約翰的基督徒弟兄受苦時,約翰試圖給予他們一個希望:無論邪惡勢力多麼強大,最終它會受到審判和懲罰。由此而觀之,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無非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過去這兩種傳統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愛德華茲:神是創始成終者

舉例說,18世紀美國著名佈道家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27-1758)指出:啟示錄第二十二章清楚地說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神是創始成終者,縱使始祖墮落和人性敗壞,所有從神而來的,最終都會回歸到神那裡,神會恢復一切被扭曲和破壞的東西。愛德華茲樂觀地預測,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之後降臨地上,在那時候人類社會就好像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所描述的一樣,豺狼與羔羊同臥,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和長壽。要達到這烏托邦,愛德華茲認為信徒有責任去改造社會,因為耶穌宣講的是整體福音:天國就在這裡!屬靈和世俗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愛德華茲將世俗的知識(科學)和《聖經》知識視為一體。他又相信工作成就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的印記,辛勤工作令教會復興,是上帝干預人類事務的跡象。

查爾斯.芬尼: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

這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延續到19世紀,1869年,美國修建了橫貫大陸東西的鐵路。人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發明鐵路來加速旅行的步伐,為甚麼我們不能通過努力去加速歷史的進步呢? 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是另一位擁抱這種想法的佈道家,他認為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教會有責任引導社會改革的方向;敬虔和個人道德是不足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他認同愛德華茲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他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例如女性和黑人。他堅決反對奴隸制度,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芬尼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

加里森:美國就是巴比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19世紀基督徒領袖是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 1805-1879),他是一家名為《解放者》的報紙之編輯,該報的立場是呼籲結束奴隸制度。他鼓勵人離開支持奴隸制度的教會,甚至乎公開宣揚分裂國家:美國北方的州份應該將支持奴隸制度的南方州份驅逐出美利堅聯邦。他認為美國就是《聖經》所描述的巴比倫,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建築在壓迫奴隸和吞噬人的靈魂上面,在18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啟示錄第十六章就是形容美國:「在末日之際,這個國家(美國)在瞬息之間被拋入了崩潰、苦難、毀滅的深淵,第七位天使將碗到向空中,神記起了大巴比倫,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豪爾:共和國戰歌

朱莉婭.豪爾(Julia Howe)是另一位採用啟示錄去宣揚社會公義的政治活動家,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她為北軍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共和國戰歌》,這首歌的中文譯本如下:「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祂踐踏一切壞葡萄,使公義顯彰。祂已經拔出閃閃生輝的怒劍,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救主的號角聲已經吹響,促使我們繼續前進;祂在自己的審判座前細察世界萬人的心,我的靈要快快響應他,我的雙腳雀躍歡欣,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耶穌降生在海的另一邊,祂美麗如百合花,祂懷裡的榮耀改變了你和我。祂為使人聖潔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犧牲吧!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這首詩歌的靈感是源自啟示錄第十九章:「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啟示錄第十九章描述基督引領軍隊向邪惡宣戰,豪爾由此而引申出神呼召人為正義和真理而戰。值得強調的是,豪爾眼中的基督精兵並不是傳福音的屬靈戰士,而是用真槍實彈去推翻奴隸制度的軍隊。這首歌已經超越了南北戰爭的時代意義,之後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參與者亦高唱《共和國戰歌》來自勉勵人。

結語

有趣的是,1974年福音派教會在瑞士洛桑舉行了會議,其後《洛桑信約》宣稱教會應該同時關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該信約指出:「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當時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嶄新的觀念,但是,回顧愛德華茲、芬尼、加里森、豪爾這些教會歷史人物,便會知道傳福音和追求社會公義應該並駕齊驅,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對啟示錄和末世論,不同時代的人或者是同時代不同的人都會各自表述,最近一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批評西方人解釋啟示錄都是以自己政治立場為中心,將前蘇聯和中國視為末世的邪惡強權。但正如上面的歷史所顯示,不少美國佈道家和意見領袖都是採用啟示錄來批判美國自身的不公義,加里森甚至乎說美國就是神將要審判的巴比倫!

毋可置疑,我們怎樣解釋《聖經》,一部份是取決於自己處身的時代背景,由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在19世紀末期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教會內外都瀰漫著樂觀精神、進步主義,地上天國彷彿是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步主義的美夢,1918年德國作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他指出:西方文明屬於浮士德式,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為了要獲得無窮的知識,便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史賓格勒認為西方文明就好像是浮士德,因著無節制的追求而枯竭。基督教亦開始瀰漫著對世界悲觀的情緒,「世界越來越敗壞」這種論述在教會中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接踵而來,末世論幾乎等同了世界末日,在整個世界將會灰飛煙滅的前提下,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的價值不禁蒙上陰影。

無論如何,《共和國戰歌》的中心思想是歷久常新的: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5/2022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明光社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明光社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明光社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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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評妄評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6/05/2022

回想移民初初幾天真的忙透累透,帶著12小時的時差日夜顛倒的精神狀態辦理許多非常重要的事,包括申請各樣證件、開銀行戶口、簽租約、申請電、網絡、電話服務……、帶孩子們往所屬學校報到和購買簡單電器家具和日用品,根本沒有時間看網評(review),亦不懂得原來美國人很喜歡看和寫產品或服務網評。

當辦理完開設銀行戶口後,該名來自香港的銀行服務員說,稍後我們會接到銀行打來的問卷調查電話,他叮囑我們如果對其服務滿意的話,必須給他「5粒星」。美國人給「5粒星」是表示滿意,中國人則習慣留一線,即使是非常滿意也只會給「4粒星」。不知這種意識形態是否也能反映華人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管教方式;總是彈多過讚,即使是讚亦留一線,讚完還要再加意見?

除了購物或用餐要我們評分外,還有安裝網絡服務、看醫生、打疫苗等各式各樣的服務也會要求客戶評分。最經典還是大女兒第一次見工,她其中一件要準備面試的事情就是在網上找找看看員工對該公司的評語。正面的負面的評語都看,藉網評可以知道如何在面試時讚賞該公司;也可以知道如何回答對該公司未來可作出貢獻的提問。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過五關斬六將;感恩她最終獲得人生中第一份工。

我們認識一些年青人,他們喜歡光顧不同的餐廳、快餐、小吃或飲料店;常常試「新嘢」。起初以為他們「貪新鮮」,原來是為了「打卡」和寫網評。他們每次光顧都會即時在店內替食物拍照和上傳照片,旨在YELP[1]報到;他們不在場的好友看到也會即時回應「畀like」。他們因此而常常要看iWatch 、iTouch的通知,至於會否分心影響專注力?這是後話。他們在YELP開設了會員戶口,常常四處吃「新嘢」和寫網評,除了新鮮好玩,如記者、食評家般隨時提供第一手美食資料外;透過網評獲得很多「讚」和很多「肯定」;很有成就感。

如果普通會員受歡迎(多post,多like,多answer,多review,多helpful),可以升級為卓越會員(Yelp Elite Squad)。卓越會員可以帶朋友出席YELP的特別聚會,在當中可以結識很多新朋友、拉濶生活、擴濶思維及視野、改善和強化個人的社交和溝通能力云云。這也許是一個讓青年人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證明自己是有實力有權力的渠道,又是一個讓年青人充權(Empowerment)的最佳方法。

行使消費者權益的方法有很多種,資訊科技的年代人們喜歡透過網絡形式去表達;而其影響力比傳統的方法更大。可是,有些網評很中肯、有些很有「情緒」、有些很個人化、有些很客觀和有建設性、有很偏激和極端、有些如實報道、有些虛構失真;作為消費者又應如何消化和取用這些資料?網上有很多教人如何寫review的文章,幫助那些寫網評經驗不足或技術需要改善的人。即使不是要寫網評,我們閱覽了也有所獲益,至少可以讓我們更易辨識評語的可較性、作出明智的分析和消費決定。

如果賣家或服務提供者遇上了競爭對手刻意惡作劇的評語;或無理消費者的劣評,一般都有上訴機制處理,但除非評語內容涉及私隱、粗言穢語、恐嚇等等,否則無法刪除該等評語。曾經見過一些賣家或服務提供者在網評中以非常「寸」且幽默的方式回應消費者的評語。我們亦見過賣家在店主討論區大吐苦水,細訴怎麼樣被惡霸消費者以「畀1粒星」來威脅。他們都一致認為為了未來二三十年的網絡生意,寧願全數退款(還賠了商品)。同時亦不想為了區區的幾十塊錢而傷神。

幾個月前曾經在網上買了兩樽洗眼鏡片的清潔水,只是幾塊錢的交易;但就收到賣家寄信來請我們給他「5粒星」的信件。信件內容情詞迫切,因為家中有小孩,投資了若干萬元在這盤生意上,希望回報穩健可以足夠養家。可是,由於reviews不足,在COVID-19大流行中,生意不像預期。無法知道他所說的是真是假,亦不知道此舉能否打動客戶們的同情心?若然動了慈心的客戶因而「畀5粒星」,這個review是否真的能反映產品的質素,它的可靠性又如何呢?

去年聖誕節我們到了洛衫磯旅遊,每次用餐前總是先看看網評,其中有一間網評超過八千的日本麵店,我們帶著期望光顧,店外大排長龍,結果食物質素和店內衛生環境也與「5粒星」不太相符。究竟review的可靠性和真實性高嗎?除了看review,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去作出消費決定嗎?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其26個成員國、挪威和冰島做了一個研究,篩檢223個主要網頁看其誤導消費者評論的情況。受篩檢的網上商店、市場、預訂網站、搜尋引擎和服務比較網站(comparison service sites)中,幾乎有三分之二引發了對評論可靠性的疑慮。比如在所調查的223個網站中,有144個網站無法確認哪些賣家是否有足夠的機制來確保顧客評語是真實的,是否真的由消費者或服務使用者寫的。此外,研究得出結論,被篩檢的網站中至少有55%可能違反「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該指令要求為消費者提供真實資訊,以便做出明智的選擇。[2]

這邊廂,有律師建議消費者應該多看幾個網頁的評語作為消費決定的參考,並揚言寫review的人本身不一定是消費者或服務使用者,甚或他們本身可能是該賣家的競爭對手或與賣家有私人恩怨,亦有部份寫手是收了錢去寫review的。[3]

畢竟review本身就有其主觀性,或多或少都受個人的喜好、價值觀、經驗和感受所影響。我們曾經看過一個消費者在其review中說道,她從來不信review,但她覺得這產品如何如何……那麼她的review又值不值得相信?


[1] “yelp,” accessed May 26, 2022, https://www.yelp.com.

[3] Amy Loftsgordon, “Are Consumer Reviews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Can you really rely on online reviews?” last modified May 27, 2020, https://www.lawyers.com/legal-info/consumer-protection/protections-for-consumer-purchases/are-consumer-reviews-trustworthy-and-reliable.html.

惟願警醒渡日

陳少平 | 作者現居比利時,為世界福音動員會駐比利時的宣教士,主要是向當地的華人留學生和華僑宣教,亦與其他同工向比利時人傳福音。作者十分欣賞比利時人的謙卑內斂和當地中世紀的宗教畫和教堂建築。
05/05/2022

在比利時這小國生活了多年,感到歷史巨輪的轉速好像減慢了,或許在這裡政治經濟相對穩定,人民享受著太平安逸的生活,重複著每天生活的步伐。直至兩年多前的疫情爆發和最近烏克蘭的戰爭,他們才從習慣了的太平夢醒過來,這末日的鐘聲取代了比利時每天清晨柔和的鐘聲,敲醒了人們沉睡的靈魂。因此,進去教堂禱告的人數增多了,因焦慮而搶購糧食的人亦增加了,引致要限制購買數量,一種莫名的憂慮正瀰漫著……

最近和兒子閒聊,他是在比利時成長的一族,在中學時曾讀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對於一個黄皮膚的外族人,或許這只是在試卷上發生的戰爭故事,即使最近烏克蘭的戰火燃起,仍是一件遙遠國度的事。原本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他,卻一本正經地感嘆著,他們這一代將會面對更多的危機和動盪不安,而他父母,即是我這一代是在戰後太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下長大,他認為這是最好的一個年代,聽起來是有一些道理,驟然感覺他開始多了一份危機感。或許他不知道在中國那邊廂,戰後曾經歷過無數的群眾運動,一點也不太平。

那天我們一家人晚飯時,談及教會最近為以前認識的一位烏克蘭姊妹祈禱,她自己定居在比利時,但她的媽媽因戰火已逃離家鄉到了波蘭邊境,正等候過境,由於那裡擠滿了大量難民,不知道要在邊境等候多久,她十分焦急,擔心媽媽的安危。說罷,兒子並沒有太大的感覺,仍然享受著那頓未吃完的晚飯。飯後,我輕輕地問他,如果現在等候過境的是你的媽媽,你的心情會如何?於是他頓時停了下來想了一會,內心似乎多了一些感覺……

其後,看到新聞提及一些烏克蘭的心理醫生,正為一群在戰區逃難的兒童作創傷輔導,他們都是親眼目睹俄軍殺害和性侵自己的親人。讀過這段新聞,內心淌著淚,不停在顫慄,一方面為這些兒童感到悲傷難過,一方面對俄軍的罪行感到憤怒,恐怕這仇恨的種子將深植在這些年幼的心靈上,不期然想起二戰時納粹大屠殺和日本侵華的暴行,這隔代的仇恨仍然不斷延伸,在人們的靈魂深處揮之不去。惟願憐憫的上主以寶血遮蓋人類深重的罪孽,化解恩仇,求主親自安慰那些烏克蘭的小朋友,擦去他們的眼淚,賜他們一個有平安和盼望的心。主耶穌在世時教導門徒,已清楚告訴他們必會聽見打仗的風聲,這些事是必須發生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當末世的預兆已臨到的時候,願意我們警醒渡日,忍耐到底,為主作見證。深盼比利時人在憂患中,歸回那份失落多時的真正平安,那平安是在主耶穌基督裡面的。

「東升西降」? 甚麼是「東」?甚麼是「西」?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6/04/2022

引言

近年來不少人都提及「東升西降」,其大意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世界,將會逐漸取代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主導地位。「東升西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嚴謹的學術理論,故此,我在這裡只是通過「東升西降」這個概念來借題發揮,充其量這只是一篇雜文,而不是學術討論。還有,提起「東升西降」的論者都是以全方位著眼,但東西方較勁的範疇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我並沒有這個能耐和雄心去全面分析,在這篇短文我只是聚焦在以科技為導向的經濟層面。

誰能名列全球20大?

無可置疑,現代經濟的火車頭是高科技,哪個國家或地區在科技上領先,自然在經濟上便會穩坐龍頭地位。兩年前波士頓諮詢集團發表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為世界上具有最新創意的公司排列名次(表一),除了耐克(Nike)和沃爾瑪(Walmart)之外,其餘都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美國公司佔了14席,亞洲公司佔了六席,而頭四名全都是美國企業。

表一:2020年全球最具創意公司的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Alphabet (Google)

美國

3

Amazon

美國

4

Microsoft

美國

5

Samsung

南韓

6

Huawei

中國

7

Alibaba

中國

8

IBM

美國

9

Sony

日本

10

Meta (Facebook)

美國

11

Tesla

美國

12

Cisco

美國

13

Walmart

美國

14

Tencent

中國

15

HP

美國

16

Nike

美國

17

Netflix

美國

18

LG

南韓

19

Intel

美國

20

Dell

美國

 

不過,若果只以單一條件去衡量,偏差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創意是十分抽象和難以量度的概念,比較客觀的條件是公司的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表二和表三分別顯示出,以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而言2022年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20間科技公司, 在表二中,亞洲公司是大多數,總共有11間上榜,美國公司則有九間榜上有名,在頭五名中出現了南韓的三星和台灣的富士通。

表二:2022年全球最高營運收入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Samsung

南韓

3

Alphabet (Google)

美國

4

Foxconn

台灣

5

Microsoft

美國

6

Huawei

中國

7

Dell

美國

8

Meta (Facebook)

美國

9

Sony

日本

10

Hitachi

日本

11

Intel

美國

12

IBM

美國

13

Tencent

中國

14

Panasonic

日本

15

Lenovo

中國

16

HP

美國

17

LG

南韓

18

TSMC

台灣

19

Cisco

美國

20

Xiaomi

中國

 

表三採用另一個準則:市場價值,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全球20大上面只有四間是亞洲公司,而頭七名都是美國企業。

表三:2022年全球最高市場價值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Microsoft

美國

3

Alphabet (Google)

美國

4

Amazon

美國

5

Tesla

美國

6

Meta (Facebook)

美國

7

NVIDIA

美國

8

TSMC

台灣

9

Tencent

台灣

10

Samsung

南韓

11

Alibaba

中國

12

Pfizer

美國

13

ASML Holding

荷蘭

14

Cisco

美國

15

Broadcom

美國

16

Eli Lilly and Company

美國

17

Adobe

美國

18

Abbott Lab

美國

19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美國

20

Abbvie

美國

 

美國一枝獨秀,亞洲多元爭鋒

「東升西降」是否將會發生還是已經發生呢?這要視乎甚麼是「東」?甚麼是「西」?如果「西」是指美國,那麼無論從創新意念、營運收入、市場價值去衡量,美國高科技公司仍然佔據著難以挑戰的霸主地位。然而,若果「西」是指整個西方世界,讀者可以清楚地見到,只有荷蘭半導體巨人ASML Holding出現在表三,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間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公司可以躋身20大之林。

換言之,若果將來美國在科技上停滯或者衰落的話,沒有任何西方國家可以接棒。相反,亞洲卻出現了多元爭鋒的局面,亞洲科技龍頭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的公司,其相互競爭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趨勢,舉例說,日本半導體曾幾何時是舉世無匹,但後來被南韓和台灣迎頭趕上。在行動電話和電訊科技方面,南韓的三星、中國的華為和小米在不同時間各領風騷。

東亞國家優秀的工作倫理

1970年代中期,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開展了七大工業國峰會(G7 Summit),那個時候這份清單上有六個經濟體是西方強國,現在可以說是風水輪流轉。以上的現象引發出幾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為甚麼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持續強勁?為甚麼亞洲國家能夠在科技上突飛猛進?為甚麼很多西方國家好像是一蹶不振?我沒有能力和時間去探討以上所有問題,我姑且略略提及自己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粗淺觀點。

亞洲包括了很多國家和地區,聰明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亞洲科技龍頭都是集中在東亞,而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上都受過中華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當然不是新鮮的見解,幾十年前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已經提出過儒家工作倫理對經濟的積極影響,這說法頗具爭議性,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討論。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教育方法,很多教育理論家都批評東亞那種鼓勵死磨、死練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取向會扼殺創造力,但我會提出異議,古語有云:「欲求生學問,先下死功夫。」亞洲國家能夠培養出那麼多一流工程師和科學家,難道不是與此有關嗎?

牢不可破的框框

此外,現在世界上最熱門的科技之一是人工智能和機械學習,中美兩國在這個範疇上的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歐洲只有旁觀的份兒。關於歐洲滯後的問題,很多評論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例如勞工法、企業法,在這裡筆者嘗試從心理學的試點出發。提起歐洲的科技產品,我相信不少讀者都會馬上聯想起歐洲的名貴房車和馬力強勁的跑車,例如平治、寶馬、保時捷、法拉利、林寶堅尼……。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世界用於汽車的研究經費,歐洲佔了53%,日本佔了26%,美國只佔14%;在電腦軟件方面,歐洲市場只是佔了全世界研究經費的8%,美國則是高達77%。簡單地說,美國比較著重電腦科技,歐洲卻仍然著眼於傳統的機械工程。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說法,任何突破的創新都會破壞現存的秩序。我在另一篇文章曾經提過,任何傳統和身份認同掛鉤之後,現存秩序便不容挑戰,例如講求精密思維是德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特徵表現在哲學、鋼琴製造、光學儀、汽車工程……等等,無怪乎投資在汽車工程變成了牢不可破的框框。

若果歐洲人不願意壯士斷臂,那麼東升西降可能會成為持續的趨勢!

教會在疫情下所遇見的機遇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5/04/2022

疫情之下,政府對宗教場所的限制愈來愈嚴苛,甚至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只有受薪同工才能進入,教會在這段期間可以有甚麼機遇,即使四面受疫,仍不被困住?明光社於2022年2月22日,舉辦了一次網上講座,當晚的分享嘉賓包括了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及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他們分享到教會在疫情下的機遇,以及面對的困難。

參加人數,不跌反升

教會的活動包括崇拜、團契、主日學等在疫情下都已經轉為在網上舉行。陳淑娟牧師表示教會的活動不減反增,而這對教會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就她教會來說,以前參加祈禱會的人數不多,但在網上舉行時,反而由一堂祈禱會增加至三堂祈禱會。至於團契,以前男士組的組員為了生計難以開組,網上開組可以把時間挪移到較晚的時間,男士組反而有所復興。甘晨智牧師也表示在網上團契有其好處,例如職青沒有趕回家的心理包袱,能盡情投入,更不必說基教部課程,實行現場及網上雙軌制之後,參加人數也見增多。

當然,為了配合網上的活動,事前功夫不可少。陳牧師提到他們早前為了確保長者及基層人士不會被忽略,已派了網卡及平板電腦給他們。長者到時到候只要按一個鍵,亦可以「上到」教會。甘牧師相信基本上教會的長者已學會上網,也不會錯過每條WhatsApp上的訊息。不過,總有長者或信徒不喜歡或不習慣網上崇拜或團契,陳牧師回應指,只有鼓勵組長多花功夫,透過電話關顧有需要的肢體,而甘牧師則表示在許可的情況之下,鼓勵信徒領袖與弟兄姊妹面對面溝通。

心態與形式

雖然信徒普遍喜歡參加現場崇拜,但當一切都必須在網上進行時,迫使信徒多些反思自己的崇拜心態,對信徒自己及教會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歐偉民博士指出崇拜非常重要,在於那一刻信徒心態上需要投入及專注於同神一起。信徒在這一方面需要更多思考及更新,不應單單想著甚麼時候才能與弟兄姊妹一起,矮化了崇拜的意義。若基於堂會的限制,信徒若發現堂會崇拜的直播或錄播形式不適合自己,信徒可否自己在家中做崇拜?歐博士認為是可以的,他又指沒有一個崇拜的形式是最好的,如何將心獻給神,把榮耀及頌讚歸給神,懷有這種心態更加重要。陳牧師相信不可停止聚會並不局限於教會的現場崇拜,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她教導信徒,自己安坐家中時,要專心崇拜,不要一邊崇拜,一邊刷牙或吃早餐。除了崇拜心態上的反思,甘牧師也提到疫情下弟兄姊妹建立了新的崇拜習慣,其實有助堂會的發展,相對於信徒以前有較高的要求,現在他們可以較為接納崇拜中有彈性的安排,接受教會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把之前的敬拜錄影,在新一堂的崇拜中播放,而信徒亦能接受用視像的形式講道,這樣,當教會要開設一堂新的崇拜時,資源計算就相對來得簡單。

信徒不單可以在疫情中更新崇拜的心態,也有機會被復興。歐偉民博士指以前信徒大多只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更新改變生活模式,把信仰和生活結合。歐博士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不多信徒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教會不一定要參與政治,卻可以貼地關心民生的需要,年青人在這兩年也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正面的影響是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彼此合作,互補不足

疫情之下,面對諸多限制,教會若想繼續服侍信徒或街坊,打破門戶之見,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歐博士建議好人好事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多一些,愛鄰舍便是愛身邊的人,遇到鄰舍有需要,作出回應,即使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一點點感動也能成為動力,鼓勵他人保持一團火去繼續服侍神。他指出機構與教會合作是一個見證,例如可以合作提供暫託服務,由於街坊在區內很難找到有關服務,而堂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是閒置的,便可以騰出空間給小朋友。陳牧師希望大家能有one church的概念,不論是機構與教會的合作,還是堂會與堂會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很重要的。她認為教會網絡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網絡中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及強項,彼此結連,會有更大的動員力,一起服侍更多街坊。另外,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非常好。她又表示超級大型的教會相對來說有人、有錢、有物資及有地方,小型教會面對的困難是,有一兩個同工染疫,已經無法舉行崇拜,而甘牧師則提出,大型堂會可否幫助小型堂會舉行崇拜,甚至可以幫忙錄影等工作等。

疫情下教會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套用歐博士的說法:「堂會仍然需要關閉,但不代表可以關上人的生命見證。現在不做,等疫情過後再做便沒有意思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教會要在場。其實在場的又豈只有教會,不是還有愛教會的神嗎?只要教會「疫風」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的教會,她們服侍的身影,以及復興的景象。

疫情不能困住愛鄰舍的心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5/04/2022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疫裡同行主開路,夥伴結連成祝福

楊潔華 | 明光社督導主任(拓展及對外事務)
25/04/2022

明光社對基層家庭的服侍始於2020年3月,由於當時疫情爆發,一些學童家長向我們表示有經濟困難,及後我們收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公開給予各機構的電郵,邀請機構為合資格的劏房戶申請現金資助,為劏房戶解決燃眉之急,本社便申請參與「渣打社聯劏房住戶租金資助計劃」及「抗疫失業慈善基金」,成為執行機構。看到貧窮人的需要日增,我們沒有作太多的考量,便於2020年5月開始提供服務,調派兩位同工協助執行,最初只靠網上宣傳和相熟教會轉介,後來有關的查詢十分頻繁,而居民的需要又很迫切,沒有前線服務經驗的我們開始疲於奔命,不過我們與相關機構的同工的配搭卻很緊密,大家都會超時工作,讓居民可以盡快獲得10,000元的資助以應急。後來經濟更差,申請者愈來愈多,我們於同年5月至8月共協助了71個家庭,作出相關申請。

此外,由2020年6月至今,本社參與了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協助合資格劏房家庭申請津貼,購置傢俬、電器及雜物,至今已協助219戶申請有關津貼,在服侍中我們認識了很多單親家庭。因為需要實在太多,工作也著實不少,同年10月,我們正式聘用了兩位半職的同工專責這個服侍,以便其他同工能專注日常的工作。

因為初心是解民之急,以傳送主愛為本,在每個可接觸的途徑,除了計劃要求的審批文件外,同工也會在完成約見或家訪程序後,了解一下申請者的困難及加以慰問,在與他們的生命交流中,深深感受到他們的徬徨及無助,當中有不少眼淚,令人心酸的事情。當時我們實質的物資很缺乏,除了提供計劃內的資源及由機構自行購買的簡單防疫包外,同工能給予的,便只有「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的心,以及來自大能主的愛、為他們祈禱和祝福。本社便是如此進入一個又一個的基層家庭資助服務計劃中,參與服侍。本來以為完成兩年的資助計劃便未必會繼續有關服侍,但隨著疫情不斷爆發,看到人心的無助和物資上的需要愈來愈大,實在是停不下來。

付出多供應更多

感恩主耶穌的不斷供應,我們陸續收到各式各樣的物資分派予基層家庭,包括超過20萬個大人及中童口罩、幾千個快速檢測包、160公升酒精搓手液、3,750公斤米、還有數以百計的食物福袋、防疫包、愛心福袋、低糖傳統年糕、乾果、餅乾、罐頭、成藥、面紙、廁紙、棉被等。除了支援基層市民,本社亦透過這些服侍,有機會連結不同地區的堂會及機構,一同分發物資祝福不同地區的居民,實在是恩上加恩。在服侍及派發物資的同時,同工亦不斷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福盒變攢盒

2021年農曆年前,我們收到50份愛梨巴福盒,這個福盒是送發給有小朋友的基層家庭,裡面有糖果及50元超市現金券,不少小朋友來領取時都不知道福盒是甚麼。家貧無訪客,我們在農曆年期間進行了祝福行動,帶著賀年食品前去探訪劏房戶及派紅封包,小朋友都開心得很。在探訪眾多劏房戶時,我們曾在四樓梯間乏力地喘著氣,見到六樓有小朋友探頭興奮地喊「來了!來了」,我們就笑著喘著氣地跑上去;另外,也有另一戶小朋友高興的用糖果招待我們,又一臉自豪的告訴我們:「姑娘阿SIR,這是你給我們的(福盒),我們今年終於有攢盒了!」因購買三件食品有七折,可以在預算內買多些給他們,同工每人隔天就帶著三大袋賀年食品逐家逐戶去拜訪,這其實是很吃力的,但見到大小朋友難得的笑容,一切都值得。

主為冷鋒的預備

其中非常深刻的是,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主是奇妙的主,是及時的主。在2021年1月6日我們收到數張新棉被,捐贈者很細心,在貨倉提貨後便將棉被拿到去洗衣店焗乾淨,之後再運送給我們,我們便急忙通知有需要人士前來領取,趕及在1月7日前送出,而就在1月7日晚上冷鋒便到了,1月8日早上天文台更錄得攝氏7.7度,是入冬以來的最低溫度,無論多冷多艱難,大能的主總有預備和出路,祂的時間最美好。

主有浩大恩典

我們又申請了參與「區區開年飯2022」活動,於農曆年期間向有需要的人士派發100個盆菜,另外,有義工及同工自費派發紅封包。在2022年2月初疫情開始嚴重,當時很多地方圍封,盆菜預定於2月10日及11日派出,但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由2月4日的131宗,一星期後急增至一千三百多宗。防疫措施也收緊了,限聚令由四人變成二人,在延期還是如期派發盆菜的掙扎中,我們選擇了後者,因為疫情中,人心太惶恐,我們很希望能藉著盆菜帶來暖意,讓收到盆菜的朋友與家人相聚共膳,感受溫馨和美好時刻。當時市面上買快速檢測包十分困難,同工只有竭力將程序不斷修訂,以配合防疫政策,包括:減少義工人數、減少接觸時間、減少人流聚集、每盆加上提醒以符合食安的指引、加強消毒程序、增加社交距離、派出時維持一對一接觸。但因送遞的時間有誤差,令義工需在我們的訓練中心速食午餐飯盒,後來該義工證實確診了,跟他接觸過的同工成為了密切接觸者,需家居隔離14天,這次經驗亦令往後的服侍在流程設計及執行時更加小心,以求做得更完善。

其實有不少受惠的家庭都是第一次品嚐盆菜,義工更願意在每封紅封包上寫上曾家訪的小朋友和大人的名字,並寫上「耶穌愛你,加油!」等的祝福字眼,收到的家庭亦很驚喜,他們體會到「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人回家後透過WhatsApp讚美主,我們十分感恩能在嚴峻的疫情下,仍能為基層家庭帶來一點溫暖,更感謝夥伴機構及一眾義工參與!

夥伴結連成祝福

疫情下明光社在前線服侍時,主預備了不少好夥伴與我們一起同工,「職場愛心運動」便是其中一個。該運動在2021年11月進行了三場教導弟兄姊妹如何關懷單親家庭的職場愛心工作坊,並邀請本社同工在當中分享經驗。而在同年的12月,他們便家訪了劏房單親家庭20次,職場弟兄姊妹更成為義工,參與不同的服侍,他們接觸過的家庭中,至今已有24人決志。

疫情嚴峻時,同工只能透過電話關顧劏房戶,當時不斷收到確診劏房戶表示缺乏食物及藥物,他們有迫切需要但不敢要求太多,因連他們的朋友都害怕被感染,所以無法想像會有人能提供幫助,其後同工與深水埗教會及機構同工團契、旺角區教會網絡分享有關需要,一些教會牧者及同工也不怕風險,決定回應確診者的需要,便購買食物、藥物,及快速檢測包送給他們,明光社則負責協調送遞食物及藥物予已確診的劏房住戶,以無接觸的方式交收,將食物及藥物掛在有關住戶門口。本社的緊密夥伴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國際基督徒生命堂、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基督教敬拜會(633區)和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的牧者等,在前線服務一些劏房家庭時,當中有不少人決志,亦有不少人願意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同工一直希望能配對合適教會繼續關顧這些家庭,感恩深水埗教會及機構同工團契發動了「深水埗堂會電話關懷劏房戶行動」,共有五間堂會、27位牧者及信徒參加這個行動,他們每人關顧數個劏房戶,在三個半月內每人每星期致電每戶表達關懷及為他們代禱,作為疫情期間的情緒關顧及福音預工。很感恩,首星期已有義工表示,有被關顧者決志信主了。

有兩節經文想在此與大家分享,它們都提醒、勉勵著我們,回應主的呼召,並且樂意服侍有需要的人。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翰福音九章4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哥林多後書四章7至8節)

要不要「銅片」「債據」?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0/04/2022

在台灣購物結賬時,大部份商戶的服務員也會問:「你要不要『銅片』、『債據』?」

初來台灣時,真的聽得一頭霧水。明明是在食肆結賬,是在百貨公司購物,為何要問我要不要「銅片」?又不是在貸款公司或銀行,為甚麼要問我要不要「債據」?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聽了兩個多星期的「怪問題」,有一次,在電器店結賬時,便硬著頭皮地用當時連自己也聽不明白的國語問店員:「請問一下,甚麼是『銅片』呢?」不知是否那店員是聽不懂我的「國語」提問,還是他認為我問了一個「怪問題」。他完全沒有作出回答,在「一頭霧水」的表情,加上一縷「不明所以」的目光下,他急忙地把錢收下,好讓我這「怪顧客」能早點離開。

「銅片」大概只有是我這不通國語的香港人才聽得出來。人家所說的是「統 tǒng編 biān」不是「銅 tóng片piàn」。但事實上,縱使我聽出是「統編」,這又如何?也是不明白這是甚麼來的。這也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生活日常的差異吧!

「統編」是「統一編號」[1] 的簡稱,所指的是台灣機構或公司的身份證編號,是用來扣抵營業稅之用。而相關的就是「統一發票」[2],早在1950年已開始通用。「統一」的作用是防止商家逃稅,確保及穩定政府的收入。人民所持的發票,是可作抽奬之用,而中奬率亦相當之高。筆者家庭大概每兩個月就會中奬一次,最少的金額是200元台幣,亦曾試過中1,000元台幣,當然,亦如普羅大眾一般,希冀著能中1,000萬元台幣的大奬。

「統一」的意思就是把零散、分離的事物合為一體或是把事情一致化,變成毫無差別。「統一」最大的好處就是易於管理(或管控),亦能整合資源減省成本開支。故此,追求「統一」是無可厚非。只是當「統一」變成「唯一」、「獨尊」,容不下別的意見、觀點,對另類的聲音作出扼殺,否定任何的創新,甚或是以強硬的手段,逼使對方歸入「統一」之內,這大概與市場學的「壟斷」或大國對鄰邦的「侵略」無異。所帶來的不僅是不公、不義貿易,導致貧富不均,更可能是在戰爭下毀滅性的破壞,導致生靈塗炭。

在台灣,「統一」可算是一個敏感的字詞,但也不一定是叫人完全抗拒。所討論的是誰「統一」誰?或是,以怎樣的方式來達到「統一」的目的。真的,嚴肅的國際關係,或過去歷史的包袱,對一般市民來說,也不一定是他們最為擔心。若「統一」能予人幸福的感覺,給人對未來有積極的希冀,讓人民生活能趨向平靜安穩……那怕只是少少200元的小確幸(微小而確實的幸福),也總會叫人樂見其成。

後話:
「你還沒說甚麼是『債據』?」讀者可能這樣問。當然,這也是受筆者的「聽力」所限,人家是在說「載zài具jù」不是「債zhài據jù」。載具是甚麼來的,還請各位自行問問「谷歌」好了。


[1] 〈統一編號〉,維基百科,2022年3月2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B7%A8%E8%99%9F(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2] 〈統一發票〉,維基百科,2021年7月8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99%BC%E7%A5%A8_(%E8%87%BA%E7%81%A3) (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劏房住戶的身心靈需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2/04/2022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1-4-2022

過度重視評核的陷阱: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7/04/2022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

離婚父母移民 子女走唔走好?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06/04/2022

這兩年,香港家庭移民的情况非常普遍,身邊總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移民,離婚的父母亦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去外國生活,有些是因為再婚,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覺得移民門檻低。當離婚父母其中一方選擇移民,應否帶同子女一起離開?

我遇過一個個案,單親媽媽與居於外國的男朋友,因著疫情分隔兩地超過一年,她擔心再不往彼邦結婚,這段感情會畫上句號。最後,這個媽媽雖然不捨,也無奈地留下孩子,並交由爸爸及嫲嫲照顧。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媽媽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幸福拋下小朋友,這確是很多單親媽媽的狀况,但誰敢確定孩子留港跟爸爸生活不是更好?由於這名媽媽移民是因為要再婚,未來的繼父是否比親生爸爸更愛惜孩子,仍是未知之數。

移民是「為你好」?先與孩子溝通

即使父或母可以帶同子女移民,但對孩子真的是最好嗎?很多家長會認為子女可以去外國生活及接受教育,前途及視野必然更好,一如電影《小孩不笨》裡的媽媽所說︰「一切都是為你好」(It is all for your own good),但是,父母有否詢問孩子自己的想法呢?他們是否也想離開這個地方?如果子女年幼,仍在襁褓或幼稚園階段,父母雙方經協商後決定把幼兒帶在身邊一起前往,這個安排無可厚非,但如果子女已讀小學甚至中學,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階段的兒童很重視朋輩關係,父母離婚已令他們感到被父母其中一方遺棄,還要離開同學、朋友,會進一步令他們失去人際關係的支援,面對不可預計的未來,他們會因為欠缺安全感而焦慮,產生抗拒離開熟悉學校、同學及生活環境的想法。因此,父母在安排移民前,最好先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想法,讓子女感受到他是被重視的生命個體,而不是父或母可以隨意搬遷的附屬品。假如子女不想離開香港,一切決定應以子女的最佳福祉作考慮,而不是父或母的意願。

科技保持聯繫 親情不因地域疏遠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聯繫。移民離開的父或母可透過視像方式與子女定期保持聯繫,偶然寄一些禮物給子女,讓他們知道雖然你們沒有住在一起,不能經常見面,但你仍然愛他們,這份親子情不會因地域的距離受到影響。未來假如疫情有所改善,孩子放暑假時,也可以嘗試去父母移居的地方,短暫居住,看看將來是否適合往那裡讀書或發展,這樣豈不是更好。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5-4-2022

苦難.同行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1/03/2022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1] 俄羅斯總統普京用兵的理由是維持和平(維和),為了避免居住烏克蘭境內俄裔民眾遭受「種族滅絕」,才決定出兵保護。普京聲稱將在烏克蘭進行「去軍事化」、「去納粹化」(視烏政府由「新納粹」掌控),而非佔領烏克蘭。

行動比嘴巴更誠實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31/03/2022

要生存,就必須要有某種信心、某種信念,否則每一天都會活在無盡的懷疑與苦惱之中,而我們每天生活中的行動,正正就是反映我們的信念,活出我們最基本的價值觀。

近年國內大行其道的直播帶貨,主要賣點就是網民對主持人的信任,購買NFT像投資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一樣,基本上和宗教差不多,都是要憑信心不憑眼見,甚至可以說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當然,信者最終能否得救是未知之數。正因信念影響行動,作為家長我們怎樣看待兩性關係和我們的身體,對如何教養孩童會有很大的影響。此外,無論我們怎樣說自己尊重子女的興趣和特質,這些在我們為他們選校時便表露無遺。同樣,究竟一間教會的牧者和長執、機構的董事和總幹事最看重的是甚麼,面對重大的挑戰(例如疫情)時的反應,究竟最重要的是自保、避免一切風險,還是繼續不斷想辦法克服困難,甚至加大力度去關心身邊正在擔憂和恐懼的弟兄姊妹;幫助正陷於經濟和生活上困難的鄰舍;把握人在困難中更容易思考生命問題的機遇努力傳福音……驚覺當前應該做和可以做的事原來很多。

今期燭光》是我們改為只出網上版的第一期,也是我們以行動回應信念的一個重要決定,我們服侍的心不變,但方法卻可以因時制宜、善用資源以做得更多,不是更少。請繼續支持我們,鼓勵更多人閱讀同工們每期用心為大家製作的燭光》,繼續守望香港,並將以下網頁連結轉發給最少五個朋友和弟兄姊妹,衷心多謝大家的支持。

從業餘農夫到業餘販子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3/03/2022

自幼就喜歡種植,無論是花是瓜是菜,甚麼都嘗試去種,喜歡種植因為喜歡經歷神蹟。每撒下一粒種子就是撒下一個期望,期望會有成果。可是,由種子到幼苗到收割,都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要有成果就像期盼有神蹟出現一樣。

兒時家裡沒有田也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幾呎長的花架連接在大廈牆身,跟著媽媽用花盆種馬鈴薯、桔仔和各種不懂其名字的花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長得挺好的馬鈴薯葉突然枯死了,媽媽就連忙倒空花盆,抓抓下就抓出一個薯仔來,那種驚喜又豈是城市人所能理解?原來植物也如人一般需要經過先死後生,才可轉化生命。一粒種子若不死了,就不能成苗;更不能結出果子來。

原本退休是打算多出外旅遊,所以沒有計劃在新屋後園開田種植,但COVID-19的突然到訪,被家居令限制下,只好開拓一塊小田過一下種植癮。當人人都困在屋,人人都去開田、美化前園、攪攪大大小小的園藝工程時,幾乎把開墾花園所需各樣的材料掃空,Lowe’s和Home Depot的貨架比超市的還空呢!

多年前吃瓜的時候因為愛惜其種子所以把它保存下來,猜不到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於把手上所有不知甚麼瓜的種子撒下去,心想將來種出甚麼瓜就吃甚麼瓜。發芽後,憑經驗估計它是冬瓜苗,因幼苗實在太多,於是就四處求人收留它們;希望找到愛惜它們的主人。最後剩了幾株苗,因為愛惜這些瓜苗,本來不是最愛種冬瓜,但亦決定把它們種在小田上。結果出人意表,該年夏天豐收冬瓜!

由於吃完冬瓜所剩下的種子實在太多,因為愛惜它們而捨不得棄掉,跟大女兒聊聊;靈機一動,決定放在網上賣,希望與有心人分享。無心插柳,冬瓜種子竟然大受歡迎,被種子網站睇中選來在Google賣廣告,只要以冬瓜兩字搜尋,就自動推介了我家的種子。冬瓜種子炙手可熱,不用減價仍有人搶著要;我們更一度成為best seller。因為開設種子店戶口時定錯郵寄國家選項,連南美國家也有人詢問如何可以落單購買冬瓜種子呢。最後還未到賣種子的高峰期,冬瓜種子和手上所有以前存落的各類種子都已全部售罄。當一粒種子有了自己的價格後,人們若想擁有它就得要付出真金白銀;這樣一個交易過程,讓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種子變得矜貴起來,使人更愛惜它;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愛惜種子的好方法。

幾年前與一位朋友聊天,無意中提到糧食短缺和基因改造的問題,估計一兩代之後的人所食的果實植物全部都是沒有種子的(seedless),也沒機會吃到基因沒有被改造過的食物的原始味道。我們現在吃的橙、西柚、檸檬、提子、西瓜……沒有核的植物多不勝數。當時,還無意中創作了一句「偉大」的名言:將來擁有種子的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朋友聽了後,神情謹慎嚴肅,口中還像諗咒語似的說著那句「名言」。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下意識地會保留一些種子,當時也沒有種子可以使人發達的意識,只想為下一代保留一些接近原本植物被創造時樣式的種子(食物),他們將來可以拿來種,嘗嘗口福,吃到別人吃不到的原味食物。

最近與大女兒聊天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會成立種子庫(seed bank),保留每一類植物的種子,他們應該是最早最愛惜種子和最富有的人。執筆時翻閱資料才發現現時全球約共有1,000個種子庫,美國有20個,[1] 而全球最大的種子庫是位於挪威的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2] 另外,還有英國的千年種子庫(Millennium Seed Bank),除儲存瀕臨絕種的植物種子外,更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植物種子類別儲存庫。[3] 此外,很多機構和自願組織也樂意接收人們耕作收成後所剩下的種子,我們又可以找到多一個愛惜種子的方法了。

之前曾聽人說過:無核很方便,容易食。這也許是商人們的廣告,洗腦成功?我們家有一句名言:「乜芒果有核嘅咩?」因為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負責舔核,孩子總是負責吃肉。可能不久以後,連芒果也完全是seedless的(現時已有些芒果的核非常細小,它的種子不是一個活的胚胎,所以並不會發芽),[4] 不知屆時人們會否懷念舔芒果核的樂趣?其實無核植物的種類實在太多,多到令人有點心寒。

畢竟天災再加上人禍,當下的烏俄之戰(有報道指兩國的大麥小麥出口佔全球約三分之一、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8成) 、[5] 世紀疫情(不論前線農夫或運輸工人因太多人感染令開工的人數不足)、輕農重商、重科技的國家政策等等……讓我們更關注糧食供應問題。看來我們都要盡一己之力,不但要愛惜食物,也要成為開拓糧食源頭的一份子。

在疫情這兩三年裡後園已開拓了一塊又一塊田,實行大量種植,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兩餐瓜菜是來自自家土產的,每星期只需要買兩三磅菜補充下就夠了。吃慣自己種的又甜又嫩的有機瓜菜,反而吃不慣外邊買來的呢。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於疫情和逆情下,很多都紛紛大有大種,小有小種。有的朋友自己在新界開農莊,把爛地開發成一行一行的10呎乘2呎的田租出去。有的朋友與朋友合夥租一行田來耕種,每人輪流打理植物。有的朋友實行做家居農夫,創意地在狹窄的家裡找到一小片空間發芽菜、種荳苗、種蘿蔔葉、車厘茄等等。有的為散心、為增添正能量。有的為一旦被禁足時可以「有啖菜食吓」。無論為了甚麼,可以間接為糧食源出一分力。

從未想過,星鏈(Starlink)高速網絡科技競賽的年代,人類要關心的並不是是否趕上新科技免得自己落後;而是要關心糧食源及其原始質量,免得自己受災。但願你我都能愛惜造物主厚賜給我們的食物和在它裡面蘊藏的無限生機。

身份認同的包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7/03/2022

人擁有多重身份

處身於這個陰謀論、虛假訊息滿天飛的年代,筆者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從邏輯和證據方面去反駁謬誤的言論,此外,我亦曾經指出過,許多時候人們擁抱某些值得商榷的立場,是基於個人心理和性格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的考慮,但更加重要的是,當某些論據挑戰到集體身份認同的時候,鮮有人會跟隨證據而改變立場,因為這樣做等同於否定了安身立命的自我定義。

自出生以來,不同人會擁有不同的身份,我是某家族的成員,我是某學校的學生,我是某公司的職員,我是某教會的信徒,我是某品牌的用戶,我是某國的公民……等等,這些身份都有不同的優先次序,有些無關痛癢,有些是次要,有些則關連到深厚的傳統和龐大的社群。

轉換電腦用戶身份是輕而易舉

先說說一些不大重要的身份,在電腦用戶中有些人是蘋果麥金塔(Macintosh)的粉絲,有些是微軟視窗用戶。當筆者是學生的時候,有位教授是麥金塔的忠實追隨者,而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麥金塔的科技和用戶使用介面都勝過微軟視窗,他到處向人宣揚麥金塔的好處,將微軟視窗批評得一錢不值。但後來微軟視窗和英特爾(Intel)晶片的技術逐漸追上來,最後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麥金塔的價錢昂貴,而且軟件很少,我不會為了運作Adobe Photoshop快幾秒鐘而買麥金塔。」類似情況亦出現在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由1980年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Novell Netware是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的龍頭,它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比爾蓋茨當然不會坐視,1993年微軟推出Windows NT Server,平心而論,Novell Netware在功能和穩定性方面都遠勝Windows NT Server,但用戶認為將整個電腦網路放在同一平台會比較好,結果大部份用戶都改用微軟產品,許多資訊科技專業人士的身份由Netware認可工程師轉為微軟認可工程師,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都沒有情緒上的掙扎,因為這些身份並沒有附帶著對原本社群的濃厚認同感。

末世論是反對環保的原因嗎?

然而,當某些做法或者立場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時候,往往人們會便自欺欺人,真實的決定是基於情緒,但為了維護這個決定,卻搬出牽強的藉口。舉例說,大部份美國福音派領袖和信徒都懷疑氣候變化和反對環保措施,根據2014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一半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非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這說法的百分比由40%至77%不等,但只有28%的白人福音派信徒接受這看法。一個流行的解釋就是:基督教相信末世論,既然世界最終會被毀滅,那又何苦要挽救地球呢?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羅賓.維爾德曼(Robin Veldman)看不出兩者有甚麼必然的關連,她指出:福音派信徒熱衷於參與政治,特別是支持共和黨,如果人們相信末世將會來臨,那又為甚麼要參與政治和改變社會呢?在他們眼中,環保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掛鉤的,政治上的自由派等同了神學上的自由派,故此,支持環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2012年,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斥責氣候變化是騙局,他說,神在高天掌權,認為人類活動可以改變氣候是自大和令人憤怒的說法。2017 年,密歇根州眾議員蒂姆.沃爾伯格(Tim Walberg)針對氣候變化的議題說:「身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這位創造者要比我們偉大很多,我有信心,若果真的有甚麼問題,神可以為我們解決。」表面上這是十分屬靈的高調,可是,如果他們真心相信無論人做甚麼,神仍然掌權,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那麼兩位議員又何苦在議會上用盡努力去推動自己的政治理念呢?索性交託於上帝吧!全國福音派協會政府關係主任蓋倫.凱里(Galen Carey)在 2014 年的一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福音派反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並不是基於宗教理由,而是政治理由,他們害怕政府會通過環保措施削減了自己的自由。自立國以來,自由民主是美國人無上的價值,共和黨反對大政府,提倡小政府主義,因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會限制人民的自由。美國人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環保主義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法律不能改變人心是反對槍管的原因嗎?

維護第二修正案(人民擁有槍械的權利)也是美國福音派和共和黨的核心價值,無論發生了幾多次大規模槍殺案,很多主張「尊重生命」(Pro-life)的福音派教牧和信徒卻堅決地反對槍械管制。在2019年7月底至8月初,美國在一個星期之內分別在加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發生了三宗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了35人死亡、多人受傷,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超級教會牧師羅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隨即表示:「法律很重要,但它只能夠控制邪惡,而不能消滅邪惡,只有基督才能夠改變人心。」既然如此,為甚麼美國福音派希望最高法院裡面的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從而令美國法律向自己的政治主張傾斜呢?

瑞恩·伯奇(Ryan Burge)是東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浸信會牧師,他發現政治取向比宗教信仰更能顯示一個人對槍枝的看法。傳統基金會在兩年前發表文章反對回收槍械,文中的結論是這樣:「如果政府期望沒收和平公民的槍枝,政府應該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都不願意遵守這措施,就像在1775年一樣。」最後一句可說是畫龍點睛!在18世紀末期美洲殖民不滿意英國政府向他們課稅,自己卻在英國國會沒有發言權,1775年美洲殖民者發起了獨立戰爭。美利堅獨立正是槍桿子出政權,美國人得以自由就是當年民兵揭槍起義的結果,二百多年來這種自由無上的觀念已經印入了美國文化的基因。槍械管制就是否定自由,就是否定美國人的身份。

結語

讀者可能覺得我太針對美國人,平心而論,這種維護身份的態度是普世性的,這包括中國人在內。例如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經常吃白飯這類澱粉質食物會導致癡肥和高血糖,故此筆者和太太是「無飯夫妻」,但許多華人仍然堅持這種飲食習慣,理由之一是:「中國人不可以不吃飯。」勸人放棄米飯,是挑戰文化認同。

我曾經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對人說:「如果人們看待任何事物都好像看待電腦軟件、硬件一般,世界上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回家.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8/03/2022

上一次返香港已是兩年多前的農曆新年。

疫情似乎把全世界的流動突然停了下來。

筆者一家四口,原定於3月中回港。不惜花上數萬港元作台、港兩邊隔離旅館的費用(跟台灣朋友分享,他們說:這已經可以買一台(機)車);亦不計代價替女兒告了一個半月的假期,而導致學期成績「歸零」;也願意冒著在旅程中可能被感染的風險,為的就是希望見一見家人、朋友,順道替女兒辦理成人身份證及續領妻女們的護照。

誰料到,當世界不少國家,開始放寬邊境,提出與病毒共存的時候,香港政府卻仍堅持「清零」政策,把都市推到一個幾近「封城」的狀態。

為減少群聚,不斷的收窄市民活動空間。早陣子,市民雖然未能堂食,也可在家自煮;不到商場、超市,就改用網購;禁足酒吧、戲院,亦能在家與家人、朋友,打造一個私人影院……只是2月8日的新指令,卻限制跨家庭的聚會,就是把原是屬於「公共」規範的法規,引進「私人」空間之內。情況就是,假若筆者這一趟,回到香港老家探望父母,也不可能與姐姐及弟弟的家庭同時聚首;若要相約三五老朋友、舊同事見面,也不可以到某人的家裡暢談、相聚。

以減少接觸、降低感染機率為由,規範人與人一般自發性的交往、互動;但同時,卻不顧群聚的風險,強制市民檢測。數以百計的民眾聚集,更要排隊輪候數小時……難道香港的病毒除了懂得看鐘、守時,在晚上6點前就不會傳播給食客外;還懂得認人,只要是互不認識的陌生人,那怕是長時間的群聚,就能免受感染?

當然,每天上萬宗的確診個案,確實有點駭人。但若放眼世界,每天超過這數字的國家,還著實不少。德國每日新增十多萬例,鄰國新加坡每天也有兩、三萬宗確診,但卻沒有類似香港般的恐慌,更定於2月底進一步的放寬入境。

說真的,台灣的防疫思維亦是以「清零」為目標。其對出、入境仍有極大的限制;對感染者隔離,及他們足跡的追蹤、發佈;就密切接觸者的匡列(區分並管制可能受感染的人士)、跟進;可能接觸者的檢測、關注……既仔細又繁複,市民生活雖備受影響,但卻不見得混亂。只因種種的措施,有著清晰的指引及嚴謹的執行程序。縱使每天仍有本土確診,叫人感到不安,但卻不致造成恐慌。

回家難,我們3月返不了香港,並不是擔心疫情嚴峻或怕被感染。而是已預訂的防疫酒店,突然被政府徵收作隔離之用;已預訂的機票,突然被取消;要辦的證件因政府部門只作有限度的服務,而無法辦理;要見的家人、朋友,因限聚的規範,也無法相聚……而執筆時得知,若到時回港,可能還要被強檢、禁足,不能在餐廳用膳,也不一定能購買到糧食。

回家真的不容易!能回家的,就請好好珍惜及感恩,那怕是在壓力及慌亂之下。能見到家人,就給她/他一個微笑或擁抱。要他們感染到的,不是病毒,而是接納、支持及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