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教會與政治的再思

── 生命倫理錦囊 第20期
17/12/2014
專欄:生命倫理錦囊

由「佔中」直到「雨傘運動」,這一切打開了香港社運和政治的新一頁。或許,在贊成或反對佔中之前,教會與信徒更應先上一次「政治課」。[1]

政治一詞,源自希臘文πολις,[2] 至於在中文裡,「政治」一詞早見於孔子,他認為「政者,正也。」[3] 在《尚書‧畢命篇》中亦提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簡言之,政治是指符合正氣、天道和自然原則,和利及人民的管理行爲及社會運作形式。[4] 正如國父所言:「政治乃是眾人之事。」其廣義即是:政治屬於群體生活的一部份,是公民參與塑造的。狹義來說,就是參與制定政府的制度和決策了。[5]

作為基督徒,我們或許會問:耶穌參與政治嗎?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認真檢視耶穌的生命故事及了解其背景。耶穌生於羅馬時代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之下:耶穌是拿撒勒(在以色列北部)人,卻出生於伯利恆(在中部的耶路撒冷附近),因為羅馬政府需要統計人口,要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而猶太地既是希律王分封之地,也是直屬羅馬管轄,情況有點像1997年前(甚或日治淪陷時期)的香港殖民地。[6]

若以這角度看耶穌故事,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如耶穌十二門徒中,除了彼得與約翰,同時也有稅吏馬太(當時的稅吏是貪婪之徒,他替誰抽稅?他是「猶奸」嗎?)和奮銳黨西門(奮銳的原文解作「匕首」,有「革命」的意思),的確十分震撼:原來耶穌也接納持不同政見的門徒。而彼拉多聲稱耶穌是猶太人的王」,最後耶穌被群眾釘於十字架上,也算死於政治底下。

你可以說耶穌一心在於神國,但若你以為祂與政治沒有關係,就一定攪錯了。耶穌碰上政治,也超越政治:門徒中甚麼政見都有,但祂不是靠在某一邊,而是永遠在這些之上 (Above all)。政治進入耶穌的生活中,但耶穌超然地看待它。

而從信仰出發,教會應如何處理「政治」?我們時常聽到的「政教分離」又是如何?其實在基督教歷史中,政教關係的發展是多變的。就以初期教會為例,當時的羅馬政府將教會定性為非法組織有數百年之久,在「政教對立」下,造就了很多殉道者。[7] 與此同時,教會發展與教父制度的成立(如著名的奧古斯丁)確立了教權的地位;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再到後來羅馬帝國覆亡,在中世紀時代,教廷凌駕政權,是為「政教合一」。

在改教時代,除了馬丁路德在教義上的倡議,其實不少的新教宗派是帶有「政教聯盟」的特性:如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政權。

今日基督新教中的路德宗、改革宗、聖公會等,其實都是帶有「國家教會」的模式。相對而言,近代的「政教分離」雖有聖經依據(如路二十20-26: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但更源於歐美教會的傳統,尤以美國影響為甚:該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其旨在將宗教權力和國家、政府統治權力分割。[8]

不過,我們也要知道基督教同時也有著「抗議宗」(Protestant)這屬靈傳統:參與社會事務並作出抗爭,因這本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礎。當然這不等於胡亂示威抗議,但我們的信仰應時常有一種「神性的不滿足」,對自己及社會有更高的期望。[9]

在二次大戰中,曾公開反對納粹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說:「在邪惡面前的緘默便是邪惡。不呐喊恰恰是一種呐喊。不作為恰恰是一種作為。」而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埃利·維瑟(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10] 這些提醒都值得教會一再反思。

 

反思有關「公與義」的聖經基礎

約書亞走近耶利哥的時候,抬頭觀看,看見一個人站在他對面,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約書亞走到他那裡,對他說:“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仇敵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臉伏在地,向他下拜,對他說:“我主有甚麼事要吩咐僕人呢?”
~約書亞記五13-14《新譯本》

沒有信徒會否認耶穌是行公義的,而作為信徒群體,對於「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更應該責無旁貸。只是,當信徒一談到如何「行公義」,又或是切入最近的社會議題——信徒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對抗「不公義」的政權算不算「行公義」的時候,信徒群體便會意見紛紜,甚至出現「撕裂」的情況。

當信徒討論當代社會某些議題,並試圖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時,總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經文。支持社會行動或公民抗命的人士,可能會從舊約的經文入手,引用先知的說話,認為「學習行善,尋求公平,指責殘暴的人,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賽一17《新譯本》)。而反對社會行動的人則較喜愛引用新約。他們會指出耶穌教人「愛人如己」,而面對迫害時,又如等待宰的羔羊,沉默不語,為信徒闡揚甚麼是「寬恕與和平的生命」。[11] 也有一些人會引用保羅順服掌權的言論(羅十三1-4),堅持信徒要無條件地順服在上位的政治領袖。

誠然,《聖經》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面對世界日新月異的嶄新發明,有很多題目是在聖經世界中沒有提及的,再加上經文詮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信徒確實難以直接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罔顧聖經的上下文,又或是經文本身所牽涉的文化或歷史等背景,而硬要從《聖經》中抽取一些「合用」的經文來回應不曾發生於聖經世界的事情,這樣或會帶來斷章取義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信徒因此便不能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只是在引用之前,可能要多花些功夫了解經文的上下文,以及經文的寫作背景,而不是按字面解釋而把經文搬字過紙。例如不少人喜愛引用保羅的經文:「政府的權柄,人人都當服從,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神來的;掌權的都是神設立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反對神所設立的;反對的人必自招刑罰。」(羅十三1-2《新譯本》)。大家會簡單地按字面解釋,還是會想到保羅並非要宣稱一個普世性原則,而是要邀請當時的信徒在傳揚福音時,應如何面對政府。[12]

當時有不少猶太人忠於申命記十七章15節的吩咐:「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的神揀選的人作君王管理你;你要從你的兄弟中立一位作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作王管理你。」(《新譯本》),他們某程度上抗拒外邦人的統治,甚至會採取一些與政府對抗的行動,例如他們拒絕交稅給羅馬政府,或在羅馬及亞歷山大發起暴動。與耶穌一樣,保羅希望調解當時的信徒與羅馬政府間的衝突,並有智慧地面對政府。他亦希望信徒要向他人顯出愛心,盡公民的責任,好好交稅(羅十三7)。當然,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理想的政府,是要叫作惡的懼怕,因她會向作惡的人施行刑罰,人只要行善,便能得到稱讚(羅十三3-4)。因此,政府的政權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政權,神勝過任何政治體制(羅十三4),[13] 而信徒則要盡公民的責任。

讀者可以不同意上述對羅馬書有關「順服政府」的詮釋,畢竟面對同一段經文,釋經學者的看法都不盡相同。然而,很多釋經學者都不會否認,保羅不是為了神學本身而著書立說,他的書信都是出於關心當時教會,為要教導信徒如何面對實際問題而寫的。因此,信徒引用經文之前,對經文的寫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是必須的。

不過,《聖經》中的確又有一些指向大原則的經文,例如「愛神愛人」、「做鹽做光」、「行公義好憐憫」等。信徒可以明白這些經文的背景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我們不明白這些經文的寫作背景,也不妨礙我們去實踐這些大原則。

這樣說來,「行公義、好憐憫」便足以成為支持公民抗命的理由嗎?不錯,在經文的應用上,為孤兒及寡婦伸冤(申十18)可延伸至「為到其他受壓迫的人伸冤」。只是,先不談不守法律是否合乎聖經原則,單單討論公民抗命衍生出來的行動會否在無意中對他人造成傷害,便是一個值得大眾思考的問題。即使公民抗命被界定為非暴力行動,但事實上,「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楊梓燁便曾對此作出不少提問:「心理傷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人財產損失算不算暴力?言語上的辱罵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體反抗算不算暴力?強制性的壓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14] 這些都不是經文背景的問題,但卻是實際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簡單來說,面對現今社會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罔顧《聖經》上下文及其寫作背景,從而擷取某一段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另外,即使應用歷久不衰的聖經原則時,也要認識所探討的課題當中的複雜性及其牽涉的不同範疇。當然,身為信徒,我們可以就不同議題,嘗試以《聖經》作討論及信仰反思。但說到底,我們都不完全,除了神,沒有人可以正確無誤地詮釋及應用經文。面對不同的意見或立場,不同意之餘,也不忘尊重他人,以事論事,不作人身攻擊。任何時候,只高舉單一的原則而無視其他原則,都是十分危險的。幾時我們完全不願意了解不同的意見,其實就是我們最需要聽不同意見的時候。

 


[1] 其實,香港教會從來在政治舞台上有著其獨特角色。有關香港教會與政治的討論,請參考《生命倫理錦囊》2012年3月,第9期。

[2] 這字最早記載於荷馬《史詩》中,最初的含義是城堡或衛城。古希臘的雅典人將修建在山頂的衛城稱為阿克羅波里(Acropolis),簡稱為“Poli”; 在城邦制形成後,“Poli”就成為了具有政治意義的城邦的代名詞。參Henry George Liddell, Robert Scott. Πόλις: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7%3Aentry%3Dpo%2Flis

[3]《論語》顏淵、第十七篇。原意指:君王治理國政者,需要正道。

[4] 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05294

[5] 孫文《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原文是:「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6] N. T. Wright (1994) Jerusalem in the New Testament.  http://ntwrightpage.com/Wright_Jerusalem_New_Testament.pdf

[7] 事實上,直到羅馬政府發出「米蘭諭令」後,教會才有合法身份。與之比較,教會過去與現在也參與很多「非法活動」:如馬禮遜牧師當年來中國傳教就是非法的,今天我們往大陸宣教,聯絡家庭教會,也是不合法。參胡志偉:〈佔領與違法的思考〉,《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年11月7日。

[8]參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7;及趙崇明著,《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 年。

[9] 抗議宗一詞,源於十六世紀在神聖羅馬帝國議會中,反對鎮壓新教人士的少數反對派,後來引伸為新教徒的統稱。參程翔:〈基督教與佔中〉,《明報》,2013年9月18日。

[10] Elie Wiesel Quotes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authors/e/elie_wiesel.html

[11] 侯活士著˙紀榮智譯:《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敵議》(香港:基道,2010年),頁130。

[12] 參曾思瀚著˙曾景恒譯:《壞鬼釋經》(香港:基道,2011),頁121。

[13] 參曾思瀚著:《壞鬼釋經》,頁121-122;James R. Edwards, Roman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Massachusetts: Paternoster Press, 1992), 199-201.

[14] 詳見楊梓燁:〈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網誌:捷學的哲學。http://chit-philosophy.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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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教會團體必須留心的地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主動交,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的回顧〉,載趙崇明等編:《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頁33–67。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樂在其中的奉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小學開始返教會,預科的時候受洗成為會友,那個年代,教會對會友最經常的提醒就是每日靈修禱告、不可停止聚會、每月十一奉獻、努力參與事奉和傳福音,基本上,我們那一輩都是照單全收,努力實踐的。

奉獻方面,在學生年代,已開始將零用錢的十分之一奉獻,之後替人補習、做兼職都毫不猶疑地作十一奉獻。一踏入職場,已立志在出糧後第一時間奉獻,免得自己不小心「使大咗」(用多了錢)。

除了十一奉獻,其實對超過十一奉獻的教導,我們並不陌生,在教會推動差傳奉獻、建校奉獻的時候,大家都是憑信心的在十一之外再認獻一個不小的數目。我的門訓師傅王利民牧師的說話對我影響深遠:真正的奉獻是會令人覺得「肉赤」(不捨得)的。因為我們不是將「多餘」的作奉獻,而是會因為奉獻而「犧牲」了一些本來的個人享樂和目標而感到「肉赤」。

瑪拉基書三章10節:「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一直是提醒我努力學習實踐十一奉獻的基礎,亦因為在財政緊絀的時候仍堅持一出糧便先奉獻,更經歷了神用很多不同方法供應自己的需要,信心就是要肯踏出一步才能有更深體會的,奉獻是一個得到額外祝福的愉快經歷。

隨著在教會的日子漸久,擔任的事奉愈多,慢慢發覺教會其實是相對豐足的,對於十一奉獻開始有不同的思考和體會。究竟神的家是否就是指我自己的堂會呢?此外,若沒有明確的目標,教會積存財富究竟又有何意義呢?一個好的管家應該是為天國賺取更多,而不是將財寶埋在地下的。此外,除了奉獻金錢之外,如何善用自己所擁有的(不論是力量或財富)去秉行公義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會好像馬太福音二十三章23節所描述的:「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由那時開始,我每月的奉獻便有所不同了,首先,我將十一奉獻的主要部份,在自己堂會內按感動奉獻給不同的事工,譬如月捐、差傳、慈惠和特別奉獻等。然後,餘下的部份便留意外間不同機構的需要,有些計劃是長期支持的(包括助養貧困地區的兒童、以及訂閱支持一些自己感興趣和認同的基督教刊物),也會留意不同機構的工作及其消息,每年選擇一些自己特別關心和支持的事工來奉獻(當中會特別留意一些沒那麼有名、財政需要較大的機構)。最後,當出現一些天災人禍或教會有特別需要的時候,亦會在十一以外再作奉獻。當我開始這樣做之後,發覺自己對不同機構的了解多了,亦對教會的觀念有更廣闊的看法,而且覺得自己更樂意去奉獻,亦對奉獻產生的作用有更深切的體會。

後來,對外奉獻所佔的比例亦愈來愈大,當自己加入機構成為同工後,自己的機構亦成為我每月奉獻的對象。除此以外,當我發現一些弟兄姊妹有特別的需要,如讀神學或家中有特別的變故,而教會沒有安排轉交弟兄姊妹奉獻的話,我便會在對外奉獻當中撥出一部份給這些弟兄姊妹(有沒有免稅收據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神讓我看到他們的需要,我便應該作出回應,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多年來這種按領受、按感動而作出的奉獻安排,令自己樂在其中。究竟十一奉獻應全部給自己的堂會,還是將其他基督教機構都看作是神的家的一部份,個人認為這不只是神學問題,更是生命問題,因為我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也在哪裡。自己的堂會若有需要,作為會友應優先考慮是義不容辭的,不過,若所有奉獻都交由同工執事去考慮支持哪些機構,一般堂會每年最多也不過支持十間八間機構,許多細小及知名度不高的機構便容易受到忽略,若全港幾十萬信徒皆在奉獻給自己堂會之餘,亦按自己的領受和感動,留意不同機構和身邊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對我們學習和感受奉獻帶來的力量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影響。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2019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前,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傳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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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現場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現場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真實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那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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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他們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回到教會裡?一間真實存在的教會,她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納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本文原載於第131期〔2020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疫境社關情 回顧沙士 展望武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8/02/2020

2003逆旅同舟

歲月不饒人,但歲月卻會騙人!記憶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當然,忘記痛苦是好事,但忘記痛苦帶來的教訓卻是蠢事。2003年說遠不遠,從中國民間俠義小說的角度,當年不幸過身的英雄/英雌,很快又將會是另一條好漢了!希望前人的佳美足跡,成為我們常常銘記於心的樣;之前的慘痛教訓,能夠成為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提醒。

2003年的沙士,對戰後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經歷,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威脅和生活上的不便,大家都變得有點手足無措,猶幸當年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未跌至谷底,市民以及信徒間的撕裂沒有那麼嚴重,對一些由上而下,即時的呼籲和決定,整體的回應不致太差,但當前疫情加上信任危機,出現的問題比沙士時更多,實屬不幸!而要渡過難關,如何同心抗疫,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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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那年,教會群體基本上是較為團結及積極的,不少教會有一些自發的行動:如為區內的長者和獨居人士每天派熱湯和生果、上門為一些長者和行動不便的人士做一些清潔家居的工作;義務清洗教會所在樓宇的後樓梯和公共空間等。而幾個主要的聯會和網絡性的組織(如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更聯同一些前線和社關機構負責人、神學院長和教會主任牧師等,組成了教會關懷香港 抗炎聯合行動」(行動),透過記者會、登報呼籲鼓勵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在人心不安的時候,更要把握機會關心有需要的人。明光社和香港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團契、《時代論壇》等更一起合作,每星期在《明報》刊登全版、甚至跨版的逆旅同舟」特刊,介紹不同教會和弟兄姊妹在抗疫期間的服侍,鼓勵大家支持和一起參與;此外,又一起排除萬難,為那些因醫院不准探病、甚或中了沙士需要隔離的病人安排了視像探病,讓親友可以繼續開解那些感到孤單、甚至恐懼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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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大型的活動,是在維園舉行的SARS離世者平安禮拜」,由於SARS期間,不少離世者的喪禮未能體面和公開地舉行,有些喪家甚至不敢通知一些不太熟落的親友。為了撫平SARS死難者家人的傷痛,肯定每位死者的生命皆受到尊重,因此行動舉辦了一個公開的集體悼念活動,希望大家能感同身受,還生命應有的一份尊嚴。另一方面,SARS其實是香港人一次集體的苦難,平安禮拜是希望透過正面處理SARS的心結,讓大家適當地表露情緒,以及彼此之間關懷慰問,化解內心積聚的鬱悶,為大家帶來安慰與盼望。

2020各自努力

17年後的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由於緊接著之前逾半年的社會運動,不單社會、連教會內部的撕裂亦十分嚴重,要凝聚共識比當年困難得多,而一些大型的聯會和網絡組織亦因為主事的人年事已長或已退休多年,再加上沒有大台的時代轉變,在魄力和影響力方面已無復當年,期望有團體可以振臂一呼而令眾教會及弟兄姊妹都樂於響應同一的呼籲和行動談何容易!

不過,話雖如此,教會和機構之中仍然有心有力的亦大有人在,特別是一些前線服務機構,由於已有固定接觸基層人士,包括長者、新移民、劏房戶和少數族裔,因此,已迅速聯繫起來,呼籲弟兄姊妹捐贈口罩、洗手液等急需物資,並直接派到有需要人士的手上。此外,亦先後有機構發起了不同的聯署,包括鼓勵基督教機構和堂會響應的「抗疫七事不可少.回應鄰舍真需要」以及以教牧和信徒為對象的關愛鄰舍 同心抗疫」聯署,希望在社會不安、鄰舍有需要的時候,教會和信徒不應膽怯和只顧自保,而是要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里路。
論回應,今次不少前線機構都十分努力,不斷收集和派發物資,不過,由於缺乏大型聯會和堂會的直接支持,在資源上難免捉襟見肘,反之,熱心捐贈的不少都是個別的信徒和基督徒商人,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各自努力。幸好今時今日的通訊科技和互動程式都比2003年進步了許多,很多呼籲和行動都可以在信徒和機構之間迅速及有效地接軌,而毋須經過繁複的程序和大型網絡去推動。有心做的人和機構總有方法可以做,坐擁資源但尸位素餐的大型聯會和網絡的影響力將每況愈下!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能使人發憤圖強而得以生存,順境易使人沉湎於安樂而招致滅亡。我們更要記著《聖經》所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哥林多前書三章12至13節)

經濟衰退下的自助與互助……我有話說

吳慧華 | 受訪者:吳澤偉先生(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撰文: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7/02/2020

2018年3月展開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6月開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風波,到了近期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這些事件都衝擊著香港的經濟,2019年11月至12月期間,已有專業人士或經濟學者預計農曆新年之後,香港將出現結業和裁員潮,特別是零售、飲食及旅遊業。經濟危機之下,人不獨在財務上出現壓力,心理及靈性方面也會受到影響。面對這樣的社會現況及氛圍,教會不可能置身事外,同樣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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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們訪問了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David),作為一位資深的投資顧問,David自不然提供了一些實際的建議,讓堂會或機構減少財政壓力;除此之外,David更提到教會如何發揮自己的角色,以致在經濟困境之下,大家如何互助。

David指出當我們的財政出現困難時,身為信徒的我們絕對需要恆常祈禱,向神仰望,但同樣我們要求神賜我們智慧,讓我們懂得好好計劃,以致能夠走出困境。祈禱仰望是信心,但除了信心,我們也需要按時還款,成為一位負責任的欠債人。David希望大家明白,資金鏈如何才不會出岔子,在於借了錢的人能按時還錢,好讓他們的債主也能按時還錢給別人,如果中間有人還不出錢來,資金鏈上的人都會受到影響。當整體社會的經濟出現下滑,教會或機構的奉獻或有可能會減少,面對各方面的支出,教會需要計劃一下自己如何才能做到按時還錢。

面對奉獻少、整體收入減少,為了節流,教會或會考慮讓牧職人員領取七折或八折的薪金,David認為這對牧職人員來說其實不太好,但如果真的到了考慮減少牧職人員薪金的地步,David鼓勵教會的領袖先認識一下自己的牧者,坦誠地與牧職同工對話,明白他們在經濟方面有何負擔,是否要供樓,供養孩子等,如果他們被減薪,能否應付到日常開支、會否影響生活保障。如果沒有減薪的空間,教會要考慮在其他方面減少支出。

若然教會以往每一個月的收入與支出都只是剛剛好,沒有餘錢可以儲蓄,面對奉獻收入減少而出現財政問題,教會的財務需要重整,特別是那些有向銀行借貸的教會。教會可以與銀行傾談,拉長貸款的還款期。不過,David提醒大家,與銀行傾談拉長還款期,要非常小心,最好讓熟悉銀行運作的人與銀行溝通及處理。他解釋銀行是很敏感的,當欠債人申請延長還款期,銀行大有可能察覺到當事人的財政出現困難,屆時教會非但不能延長還款期,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即時向教會追討剩餘的款項。所以,一定要尋找熟悉銀行運作,並且曾與銀行商討的會友幫忙,免得引起銀行反彈。

除了申請延長還款期,教會也可以考慮向銀行加按其物業,這做法可以讓教會多一些資金周轉。物業若果在多年前買入,按市值應該升了不少,即使現今樓價下跌,如果物業是多年前做的按揭,並且已還了五年或以上的供款,計算一下剩資產值與按揭的差額,一定有加按的空間。教會的領袖或專業人士要先計算一下,加按多少才足以作為教會的儲備,幫助教會應付可預期的經濟困境。

除了財政重組,財政管理不外乎開源及節流,除了考慮節省開支,教會也可以思想一下在哪一方面可以開源。若然除了星期六及星期日,教會的空間在其餘時間都是空置的話,教會不妨考慮一下,看看如何運用空置的堂會,增加一些收入。David提到有一些基督教機構舉辦靈修操練活動時,需要較大的空間,在不影響衛生環境的情況下,教會可以考慮借出場地供其他機構使用。

教會可以開放自己的堂會讓不違背教會宗旨的機構租借,而面對現今的社會環境,David指靈性的操練對人很有幫助,教會可以考慮參與其中,提供對人的身心靈有幫助的課程或服務。David認為教會為所開辦的課程或提供的服務收取費用,並非不好的事情。教會提供的所有東西,不一定必須是免費或廉價的,只要就有關的課程或服務收取一個合理的費用便可以,例如有些教會提供輔導服務,每一次的面談費為服務使用者的百分之一薪金。當然,個別的會友有需要,教會可以全費資助他們,讓有能力負擔費用的會友,分擔有關的支出,令有需要的人不會因為金錢缺乏而失去了使用服務的機會。

David觀察到今日香港人的情緒問題很嚴重,他估計農曆新年之後,大家將面對更大的經濟壓力,在經濟壓力之下,心理健康顯得非常重要。教會在處理自己的財政問題之餘,也要清楚自己的角色,置身於哪一區,便是哪一區的守衛者,教會要準備好支援當區居民的靈性及心理需要。教會當中若有會友是精神科醫生、醫生、輔導員或其他專業人士,可以邀請當中合適及有能力的人幫忙,為大眾提供服務,酌量收取費用,讓區內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幫助。雖然服務費是給相關的專業人士,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收入奉獻給教會。

大教會可以提供空間,又或是提供輔導服務,至於小型教會,David認為就心理輔導需要方面,幾個小型的堂會可以凝聚起來,尋找合作空間,互相分享其資源,例如這一間堂會有那方面的專業人士,別的堂會又有那些專業人士,大家便可以成為一個聯盟,一同幫助社區上有需要的人。

David談到今日香港的社會出現撕裂,很多人因為意見不同而產生諸多關係上的決裂,我們都希望社會可以復和。我們如何復和?復和的起步是體察人的需要,當我們可以放下自己一些框框,看的只是面前出現的人,看看他們到底有哪些實際需要,復和才有可能。復和有很多切入點,關心人心理及靈性的需要是其中一個切入點,教會可以率先啟動復和,當教會按照《聖經》愛人如己的教導,善用自己的網絡,推行適切的事工,回應社會的需要,不信的人是會看在眼裡的。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有話如何說——閉門會議小規則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11/2019

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常常會出現閉門會議。有時,為求快速和容易理解,我們會期望有參與會議的人士出來整理和說明一下會議的內容,但有時會議性質不同,與會各方可能因著不同情況說不同的話,有些話又不想在公開場合表達,或者因著各種原因,於是不少會議也有不同的對外發佈傳統,這些傳統最重要的目標,是盡量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令外界知道會面的進展,同時又將對參與會議者構成的影響,減至最小。

在各種表述當中,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最簡單就是出一份聯合聲明,向外發佈會議情況和成果,這種做法就是所謂「夾好晒」(彼此已協定好),出來的東西都是雙方均同意的,而很多時新聞的焦點往往會落在原本有討論但最終不在聯合聲明中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有爭議但沒有共識的東西。不過,若然大部份內容都能寫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取得相當共識,仍有爭議的自然會避而不談,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矛盾。

如整個會面均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可能就會用「各自表述、互不引述」的方式處理。換言之,與會各方只會說自己的意見,而不會引述其他參與會議人士的意見和回應,若然別人追問,他們的回答必然是:「你要請他回應,我不能代他回答。」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人只對自己的說話負責,避免錯誤引述或透露了對方不想公開表達的說話,所有的提問對方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應。不過這種做法的壞處是,對於需要具體知道會面情況的人,往往要四出打聽不同與會者或團體的說法,之後才能砌出一幅比較整全的圖畫。這往往是專業記者的工作,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巿民看到的應該是經記者整合了的版本。

可以想像,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只要有人選擇不做任何回應,旁觀者也無法整體地了解會面情況,最多只是一面,或多面之詞而已,又因為互不引述,所以有時只能得知各人意見,但會議中是否有「火花」,當中各種觀點如何碰撞,外界不得而知。同時又因為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結論,旁觀者難以估計事件的走向或者發展,最後淪為各說各話,有關報道讀起來就像八卦新聞一樣。

另有一種稱為Chatham House Rule(漆咸樓原則),這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為提高會議透明度,但又保障各人私隱的一個做法,當中的規則是:「如果一個會議,或會議的一部份,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進行的話,則與會者可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訊息,但不得透露演講者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與所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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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罕有地強調部份閉門會議以此規則進行。這個做法的特點是,政府和與會者均可以引述有關人士的說話。我們不難發現行政長官在不少發言中也表示「近日聽到一些聲音……」之後引述該人士的說法。同時我們亦會在媒體中發現不少用「消息人士」作為新聞來源的稿件。這種做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就是各人均可引述其他人士的意見;不過這種做法的缺點是,這些所謂的消息人士的說法,最後當事人可以不承認說過有關的話,要追尋來源也不容易。

在未有共識之前,不同持份者往往希望透過閉門會議,或收風,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原本在民主社會甚為正常,但當社會失去正常的信任,這些會面之後所吹出來的風,在未得到同意下被具名具姓的公開,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只會傷害社會各方的彼此信任。這時每個消息發放者都需要問,就是如何權衡公眾利益、知情權和社會契約中的信任。同時,每個持份者也要想想,在這個愈來愈難保密的世界,若然沒有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信心,就應細心考慮是否出席會議和是否發言。

在這個世代,每句說話均有影響力、均代表一份責任,慎言是美德。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