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由「事實婚姻」關係帶來的全新家庭「責任」

藍俊文、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9/2014

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在《性別歧視條例》中保障「事實婚姻關係」的建議(詳細情況請參閱本期《燭光網絡》第6至9頁『同居等於結婚?平機會拆毀婚姻關係的「事實」』一文),亦同時套用到《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上,文件更進一步要求將《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沿用十七年的的「家庭崗位」變更為「家庭責任」,並在條文上清楚列明保障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歧視。

在文件上,平機會表示家庭崗位的定義和保障範圍有三個地方需要探討的地方:(諮詢文件第2.47-2.58段)

  1. 「家庭崗位」一詞是否適當;
  2. 對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的保障;
  3. 闡明保障包括餵哺母乳的女性。

由「家庭崗位」變成「家庭責任」  我們的關注

 

欠缺理據的易名

平機會將「家庭崗位」變更為「家庭責任」的理由是:前者的涵意不夠清楚,並以澳洲同樣是將涉及照顧直系家屬成員的責任定為「家庭責任」為理據,建議修改條款名稱。可是整份諮詢文件由始至終並沒有充份解釋「家庭崗位」如何不夠清晰;亦無充份的說明為何修訂的法律必須單單以澳洲作參考。

現時條例保障個人在需要照顧直系家庭成員時免受歧視,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為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產生關係的人。雖然條例和法院沒有就「姻親」下定義,但法律上已就「姻親」有特定的定義(諮詢文件第2.45段),若平機會單以「不夠清晰」為由將名稱變更,她應向公眾解釋過往的做法在甚麼地方出現問題,而這些問題為何有修法的必要性,否則其理據將十分薄弱。

 

悄悄改變家庭定義

從整份文件的鋪排和脈絡看,平機會認為「家庭崗位」的定義不夠清楚,其原因似乎是要為將「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納入條例中而鋪路,悄悄修改「家庭」的定義,亦順道進一步擴大平機會的權力。

按照諮詢文件第2.48 -2.55段所說,目前香港的家庭崗位定義並不包括因「事實婚姻關係」而出現的照顧責任,也不包括「前度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的照顧責任。而所謂「事實婚姻關係」,較易理解的是指同居伴侶關係。(要注意的是所謂的「前度關係」除了指前度配偶,還包括前度「事實婚姻關係」。)平機會因此建議參考澳洲的做法將兩者納入法律的保障範圍內,而且同樣地是不分異性同居或是同性同居都一律納入保障範圍。

按照文件第2.54段所列,新的修訂將會把「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擴闊:

「某人(直系家庭成員)與該人藉血緣、婚姻、事實婚姻關係、領養或姻親關係而有關,包括某人是:

  1. 該人的受供養子女;
  2. 該人的配偶、前度配偶、事實婚姻關係伴侶或前度事實婚姻關係伴侶;及
  3. 該人、該人配偶、該人前度配偶、該人事實婚姻關係伴侶或該人前度事實婚姻關係伴侶之子女、父母、(外)祖父母、(外)孫子/孫女或兄弟姊妹。

假如按諮詢文件所建議的修改,將來不單「事實婚姻關係」(包括同性或異性伴侶),就連「前度」的「事實婚姻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亦會受法律保障。下表是條例新修訂可能出現的狀況—

 

情況

條例修訂前

條例修訂後

前夫 / 前妻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夫/ 前妻與自己無血緣關係的子女

(視乎情況)

受保障

前夫/ 前妻的父母、(外)祖父母、(外)孫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同居伴侶關係(不分同性異性)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度同居伴侶(不分同性異性)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前度同居伴侶的子女

(視乎血緣)

受保障  (不論是否有血緣)

前度同居伴侶的父母、(外)祖父母、(外)孫

未受保障

受保障

 
「多重關係」的可能性

雖然文件並沒有就修改作詳細解釋,但可想像一個人可能會同時出現「多重關係」,「直系家庭成員」變相複雜地擴闊。舉例而言,A先生5年前和B小姐同居,後分手,然後A先生再與C小姐同居,然後分手,最後A先生與D小姐結婚,按修訂建議,A先生的「直系家庭成員」除了包括D小姐及其子女(假設兩人結婚前D小姐已和其他男士生下子女)、父母、(外)祖父母外,亦包括B小姐、C小姐及其上述家人。假如A先生在婚後有外遇,其「直系家庭成員」將繼續不斷延伸。

明光社

 

有說,雖然「家庭責任」的範圍擴大至「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卻沒有強制某人必須照顧上述人士。不過,當強行將這些人士納入「家庭」之內,其實是在更改家庭的定義,將婚姻和性別排除在家庭組成的必要條件之外,變相承認多元成家,社會是否已預備好接納這種闊度甚廣的家庭定義呢?

 


對社會的潛在影響

現時《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主要包括僱傭、教育、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會社的活動等,假如按照平機會的修訂建議,社會將要承擔怎樣的後果呢?

  • 僱傭情況

案主是某餐廳的已婚侍應。經理要她於週末休假,因為週末餐廳顧客較少。案主解釋,她每隔一個星期一需要放假,以便照顧同樣是星期一放假的情夫。因此她未能把所有休假日安排在週末,其後被解僱。

這個案是建基在平機會的真實例子上,只是將原案中的「兒子」換成「事實婚姻關係」的情夫。在原個案中該公司願意作出賠償和發出道歉信,假如換成了上述個案,老闆該如何考証該段「事實婚姻關係」的真偽呢?又假如老闆的道德倫理信念是堅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的婚姻價值,他基於良心自由而不批准放假,甚至解僱案主,他又是否應被判為「歧視」呢?假如這個個案算是歧視的話,市民大眾究竟還剩下甚麼能力捍衛自己的良心自由呢?

  •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情況

案主希望租用甲君的物業和自己的女朋友同居,甲君是一名基督徒,不贊成同居,認為這有違聖經的教導,因此拒絕將物業租出。

同居關係亦是「事實婚姻關係」之一,假如甲君因為其信仰緣故拒絕租出物業而被控訴歧視的話,類似他情況的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在生活上實踐其信仰教導呢?

  • 會社的活動及提供服務

案主希望受浸加入某間教會,可是在問信德期間向傳道人透露自己正和一位男士同居,教會最終拒絕為其受浸。

在這個個案上,受浸既是一種服務,亦是加入某間教會(會社)的申請條件,假如教會拒絕讓有同居(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加入教會,在新修訂的條例將可能會犯上「會社所作的歧視」及「服務提供」的歧視。若教會因本著宗教信念而拒絕接納一些有違信仰的事,代價竟是是被控告,這是赤裸地對宗教自由的踐踏!

 


僱主的影響

就平機會對建議修改《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影響,筆者走訪了經營補習社差不多廿年的Irene,以了解僱主對修訂建議及其影響的理解。Irene的補習社現有4名全職同工及7名兼職同工,學生數目有二百多名。

 

誰才算是直系家庭成員

Irene表示目己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並不熟悉,但實情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早已需面對條例當中所涉及的範圍,最普遍的情況是例如員工因照顧家人而需請假。Irene認為照顧父母或子女責無旁貸,如僱員因為要照顧父母或子女而請假,僱主宜讓他放假。對於僱員表示因要照顧配偶的父母需請假,Irene亦表示可接受,但如果再要擴展至其配偶的其他家人,Irene則有所保留。

按現時條例中,直系家庭成員的定義指「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血緣、婚姻及領養都有明確清晰的定義,至於姻親卻一直都沒有清楚的詮釋,當僱主與僱員對姻親所覆蓋範圍的理解不同,很容易便會令僱主落在觸犯條例的危險中。到底條例是否需就姻親,甚至直系家庭成員提出清晰的定義,作為僱主在考慮處理僱傭關係時的依據?Irene表示假如有明確指引,對於僱主來說會比較方便,但相信要就血緣、婚姻及領養以外的關係親疏有別而作出界定亦是不容易的事,更易跌落在差別待遇的境況之中。

 

甚麼關係才需要受保障

而另一項對僱主影響甚大的修改是,把家庭崗位中受保障的覆蓋範圍,擴展至因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關係而出現的照顧責任。修改建議首要處理的就是如何定義事實婚姻關係,Irene認為她可以接受的事實婚姻關係,是一對男女現處於同居狀態,而他們的關係是穩定、長久而且排外的。如僱員在這樣的關係下,向她提出需照顧同居男/女朋友或對方的父母而請假,Irene亦會准許。但如果該僱員同時有幾段相似的關係,Irene則表示因著個人的價值觀而難以接受或認同,因此,對於是否要保障僱員照顧這些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有所保留。

至於前度關係的情況更複雜。作為僱主,Irene表示不會主動了解僱員的私生活,但如條例範圍擴闊至照顧前度關係的直系家庭成員,僱主既難判斷前度關係是否屬實,也不知道可以甚麼準則作為判斷基礎。作為僱主,充其量只可接受福利推及至前夫或前妻這一前度關係,至於福利是否必須要推及僱員的前夫或前妻的父母或子女(沒有血緣關係),則很難一概而論。如條例一旦修訂為保障事實關係及前度關係,僱主為僱員提供福利時,將需考慮更多情況。

 

修改與否的考慮與擔憂

Irene強調公司的同工都是好員工,有十分好的工作態度。然而當要思考條例為僱主帶來的影響時,即時想到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請假的情況。Irene指出考慮是否讓同事因照顧家庭而請假,需視乎家庭成員是何許人。Irene不擔心自己的同事會濫用,然而卻不能排除這個情況會發生,尤其是當某些關係根本無法確認是否屬實時。

另外,調配人手亦可能受影響。如員工因要照顧不同的家庭成員而經常請假,會對工作效率或成效帶來一定影響,亦可能會打擊團隊士氣,僱主要考慮如何在評核僱員表現時在細節上作出合適而平衡的考慮。

如果同時有兩位員工都因要照顧家庭成員(如A要照顧配偶的父親,B要照顧同居女朋友的祖父)請假,而僱主只容許其中一位放假,會否造成差別對待?僱主按員工家屬的病情,或是否有其他人可以照顧,甚至關係親疏而判斷是否批准放假是合理的;然而當條例修訂後,又會否為僱主帶來更多不合理的規範?

 


其實,條例設立的本意原是為了要讓僱主有意識為僱員提供足夠而合理的保障,然而當條例矯枉過正,成為窒礙僱主與僱員之間互信,變成互相猜度、甚至產生磨擦的源頭,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事實是一些人不想進入婚姻關係,或已經結束了婚姻關係,但平機會卻認為社會必須確立他們有婚姻關係,這究竟是甚麼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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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過節方式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2020年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學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2/12/2021

還記得在香港生活時,每逢平安夜、聖誕節和除夕等節日,各餐廳、商舖,甚或至整個旺角、尖沙嘴和銅鑼灣地區都擠滿人,彷彿熱鬧是慶祝的必要元素。有時,我和家人會在外地渡過聖誕或新年假期,即使在亞洲其他國家,情況也跟香港差不多,因此一直有種感覺這是世界上非基督徒慶祝聖誕節的主要方式。

對於基督徒群體而言,聖誕節是教會的主要節期之一,教會大多會舉辦特別活動凝聚信徒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就以自己在香港的教會為例,我們以前慣常在平安夜晚於酒樓舉行全堂聚餐,之後跟其他教友一起返回教會參與燭光晚會,而聖誕節早上亦會有特別崇拜和洗禮。

直至三年前移居奧克蘭後,我才知道原來新西蘭民眾和教會慶祝聖誕的方式並非如香港般的「清一色」。對新西蘭民眾而言,聖誕節標誌著暑假的開始,學生在聖誕前開始七至八星期的長假期,而絕大多數非從事餐飲和零售業務的公司亦會趁聖誕新年期間休業兩至三個星期。

由於奧克蘭是新西蘭最大城市,工作機會多,所以吸引很多本地人離開自己所屬的城市到這裡工作。每逢這三星期假期,他們大多會離開奧克蘭,返回自己所屬的城市跟家人和朋友見面。此外,奧克蘭亦是海外移民聚居的地方,在疫症在全世界大爆發前,大部份海外移民(包括我自己)都會趁長假期回鄉跟家人見面。而在聖誕和新年前夕及當日,絕大部份餐飲和零售行業都會休市,讓員工可以回家跟親友歡聚。可見,奧克蘭作為新西蘭最大城市在聖誕新年期間反而比平日冷清,相反其他城市人流反而比平日熱鬧,而慶祝活動亦比較多樣化。

明光社
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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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在奧克蘭所屬的教會,由於服侍對象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因此大部份團契和小組都會在12月到1月期間暫停,而聖誕期間亦不會舉行特別聚會,安排上跟其他本地教會非常不同。去年,因著女兒剛出生不久,我家選擇留在奧克蘭過暑假。平安夜前夕,我家參與附近一家教會的Christmas Drive-thru活動。活動有點類似大型戶外聖景,教會在室外不同的地方設定不同的場景,參加者可駕車逐一停在各個場景前,並在車內重溫耶穌降生的事蹟,而最後一個場景放了一個大型十字架為背景,在主軸講述耶穌基督降生同時,亦不忘讓參加者明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義。平安夜當晚,我們又參加了附近另一間教會在戲院內舉行的聖誕音樂福音聚會。參加者大多是本區居民,但亦有為數不少是前來看電影,散場時見到另一影院有聖誕音樂聚會,順道參與。原來福音聚會對未信的群體可以很有吸引力。

新西蘭雖然跟英美等地一樣,基督教曾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時移世易,有不少教會均正面對老齡化的問題,更有些因此而倒閉。但另一方面,我又見到有不少教會努力與社區連結,主動接觸區內街坊,積極在區內建構社會資本,從而把福音帶入人群中(如前述的福音活動、社區建設和新移民適應聚會等等)。這些教會的聚會人數反而不跌反升。

記得有一次牧師跟我分享他和另一位牧師的對話,這位牧師當時正準備關閉自己所屬的教會。他表示,他可以做的已經做過,但聚會人數不斷減少,多年來亦沒有新會眾加入教會。有時不得不叫作為信徒領袖的自己反思,究竟教會老化問題的根源真的是世界已被罪勝過,以至傳福音的工作愈來愈難做?還是教會的福音工作太過一成不變,至今仍採用20世紀的思維和方式傳講福音和牧養信徒,令教會未能跟新一代信徒連結?究竟我有時會否不自覺把種字撒在路旁或淺土上而不自知?又或者,當發現有種子在荊棘裡被擠住了,我究竟知不知道纏住他們的荊棘是甚麼?信徒領袖太過入世當然不好,但太過出世又會否令自己脫節?將來我可有信心跟主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聚有時,散有時;有教會成功凝聚更多信徒,亦有教會因老化問題嚴重而解散。趁有三星期假期,讓我在這裡過一個不一樣的節日時,也讓我好好藉其他教會的經驗,思想有否需要調校自己的牧養方式。畢竟打仗需要落力,但亦要用腦。

重拾性別、身體、男女的尊貴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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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021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明光社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明光社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再思同性撫養

呂慧明 | 明光社實習神學生、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生
20/09/2021
  1.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1.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國家,同樣是以兒童的福祉為理據(例如匈牙利、波蘭等)。那麼,到底是容許的好?還是禁止的好?專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有利於兒童福祉的決定嗎?

  1. 「沒有差異」已成定論?

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在同性伴侶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與一般家庭無顯著差異。但有學者重新審視過這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都分別有樣本數量不足、取樣方式有偏差、在研究或論證過程上有謬誤等等的狀況,以致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成疑。[3] 一位學者Douglas Allen重新評估其中一份支持同性撫養無差異的研究:“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4] Allen的團隊發現以原作者的分析方法,即使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之間有實際差異,都只會得出「無差異」的結果。當Allen重新計算其數據後,更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5]

在2018年,一位大學教授Walter Schumm出版了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一書,當中對現存的三百多個與同性撫養有關的研究——不論結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作出評估。一方面他指出了反對同性撫養的研究當中的限制和錯誤,另一方面亦在認為同性家庭與一般家庭無差異的文獻中發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甚至在它們的數據中找到可證明有差異的證據。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有的證據其實並不足以支持同性撫養「沒有差異」的論說。[6] 事實上,同樣有不少的研究顯示,同性家長及異性家長的撫養出來的孩童,確實在成長、發展上有實際差異,同性家庭中的孩子甚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都受到負面影響。[7]

研究的工作不免會有限制或疏忽,但學者們若能以其專業互相提醒,嚴謹地改進有錯謬的研究方法,亦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有力的洞見。只不過,當現今的研究仍有如此多地方需要改進的同時,為何仍有主流的聲音紛紛將「沒有差異」視為鐵則呢?Schumm指出這些研究被引用,是因為它們「政治正確」,[8] 而他撰寫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一書的初衷,正是「不希望政治扭曲了科學證據」。[9]

  1. 「政治正確」還是謹慎驗證?

奈何在「政治正確」的驅使底下,有一些聲音卻似乎正受到主流排擠。Schumm在其著作中並沒有以其研究為理據對婚制作任何的評論,更明言他不希望他的研究成為同性領養被禁止的鐵證,他由此至終想強調的是科學的精神,但他仍因不接納「沒有差異」的結論,而被同行詆毀及排擠。[10]

除了Shumm,美國兒科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下稱ACP)亦因「政治不正確」而受到排擠。ACP是一間無宗教信仰、無政治背景的機構,有六百多位醫生或醫科專家為會員,主力以科學及醫學知識宣傳促進兒童健康及福祉的資訊,或倡議相關政策,[11] 他們亦基於科學的理據提出與同運分子不同的意見,因而受到抨擊及排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搜索,我們只會看到ACP一些被認為是反同的言論,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對它的抨擊,在維基百科上它的定位甚至被描述為︰「該組織的主要關注為倡議反對墮胎及同性戀者收養兒童。」[12] 這其實與ACP所聲明的並不相符。[13] ACP關注的議題,還有醫學實踐、疫苗、安樂死、毒品的影響等等,[14] 遠不止於同志相關的議題,為何他們會被視為只關注反同的組織呢?[15] 它的主張或許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今天人們批評、排擠它的理據,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驗證,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若我們是以兒童的最大權益為原則,我們就必須謹慎思考,絕不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輕率地採納迎合主流的結論;既要追求謹慎,就應多方求證,在各方的理據中權衡輕重、利弊,既知道統計研究上會有限制,就需要學習分辨,平衡地審視正、反不同的資訊和意見,並要容讓不同的聲音存在,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聽見及集思廣益。而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彼此共同努力的地方。

  1. 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帶來不同的影響

那麼,在同性領養權這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去考量兒童的利益?在這裡引述一份文章,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這篇文章於2002年,由Kristin Anderson Moore等的數位學者及研究員撰寫,[16] 它研究家庭結構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並倡議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改革政策。因為當年在美國全國調查的問卷上,尚未有同性家長的選項,所以它的議論並非針對同性撫養,也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相關議題而寫的。

在這篇文章中,Moore等人透過文獻回顧,總結出不同的家庭結構確實會影響兒童,兒童與親生父母同住,並且在低衝突的婚姻關係的環境底下生活,這對兒童的成長是最好的。Moore等人亦提到,即使是有雙親,但其中一方是繼父或繼母的情況下,兒童的「幸福指數」(levels of well-being)仍然是相對較低的。[17] Moore的文章並沒有否定任何人士照顧兒童的能力及愛心,它帶出的是一個家庭的結構或模式對兒童的成長的確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同性的伴侶是無法同時成為同一個兒童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最起碼必然有一方並非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或者雙方都不是親生的。那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同性婚姻這種不同的家庭模式真的會帶來差異呢?

當然,Moore等人的研究也不會毫無瑕疵,亦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但希望藉此大家能有多一個的思考方向。與其盲目相信「沒有差異」這信條式的偽裝,[18] 倒不如踏實地去檢視當中會產生的差異是甚麼?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是甚麼?這才能真正找到對兒童最好的方案。

  1. 結語

有些人或者會以兒童的福祉為由,認為通過同性領養能讓一些有需要的孩童找到新家庭。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家庭或婚姻是出現問題,以致某些兒童必須與他們的原生家庭分開,才能確保他們得到最大的保護。不過,容許同性伴侶獲得領養權卻不是唯一的辦法,許多國家早在通過同性領養前,已經有讓已婚的異性夫婦領養或寄養等的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再者,面對社會上的兒童或家庭的問題,我們要積極尋求的是治本而非治標之法。[19] 既然如此,當現存的研究仍然存在問題,而同性撫養對兒童的影響仍然存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真的要貿然同意呢?

要考慮兒童最大的利益,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必然完善的方案,但正因沒有必然的答案,我們就更需要匯集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再從中找出一個令兒童損害最少、受惠最多的方案。這些聲音不是為成人,而是為兒童而聽的,假若只順從成年人世界的主流喜好,而排擠另一方的論述,就會令我們錯過重要的信息,而承擔後果的卻是兒童。如果未經過嚴謹的考量,只為追求「政治正確」、跟隨主流,就將一眾兒童的福祉奉上作為賭注,你能接受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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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9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crc.doc(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3] Robert Lerner, and Althea K. Nagai, No Basis: What the Studies Don't Tell Us About Same Sex Parenting (Washington DC: Marriage Law Project, 2001); Walter R. Schumm,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Same-Sex Parenting and Ado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9, no.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043861; Michelle Cretella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4] Michael J. Rosenfeld,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Demography 47, no.3 (2010): 755–775, https://doi.org/10.1353/dem.0.0112.

[5] Allen的團隊以原作者Rosenfeld的方法重新比較過其數據,發現以該方式來計算,不單是同性撫養的家庭與異性撫養的家庭比較起來無差異,甚至相比其他家庭模式,例如未婚媽媽的家庭亦無法測出差異,而過去眾多學術文獻都證實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發展是有差異的。Allen亦重新評估過Rosenfeld的統計方法,發現以其方法計算的話,即使比較結果的差異大到接近50%,依然只會得出「沒有差異」的結論,這表示「沒有差異」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此外,Rosenfeld為了提高孩子成長環境穩定性,只計算了戶主的親生孩子(即排除戶主領養或繼養的孩子)及五年內都居於同一處所的家庭,但這一來排除了家庭結構及住所不穩定性這些對孩童有實際影響的因素,二來亦減少了超過一半的樣本數量而削弱其代表性,當Allen將被排除的樣本重新加入評估,並對個人及家庭的社會經濟因素加以控制,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參︰〈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頁5-6,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Allen團隊的研究︰Douglas W. Allen, Catherine Pakaluk and Joseph Pric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A comment on Rosenfeld,” Demography 50, no.3 (2013): 955–96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69-x.

[6]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5月31日,網站︰ https://blog.scs.org.hk/2019/05/31/%e9%87%8d%e5%af%a9%e6%95%b8%e7%99%be%e5%80%8b%e7%a0%94%e7%a9%b6%e3%80%80-%e8%88%92%e5%a7%86%e7%9a%84%e3%80%8a%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a0%94%e7%a9%b6%ef%bc%9a%e5%9a%b4%e8%ac%b9%e8%a9%9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7] Mark Regnerus,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no.4 (July 2012): 725–77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D. Paul Sullins,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 (2016), https://doi.org/10.1155/2016/2410392; Douglas W. Alle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household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3), http://mcadams.posc.mu.edu/blog/gay_parenting.pdf. 有關Sullins的文章,可參考︰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8] Chris Sugden, “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Oxford Centre for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last modified March 15, 2019, https://www.ocrpl.org/same-sex-parenting-research-a-critical-assessment/.

[9]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0]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1]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about/faq.

[12] 原句為︰「The group's primary focus is advocating against abortion and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by gay or lesbian people」,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4 June,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llege_of_Pediatricians.

[13] “Our Posi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positions.

[14] 詳細可前往ACP網站,參閱他們在不同大題目以下的文章︰“Topic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July 14, 2021, https://acpeds.org/topics.

[15] 順帶一提,Walter Schumm的維基百科條目(Walter Schumm,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Schumm),雖然資料較少,但亦只看到他所做的、與同性戀相關之研究的相關評論,亦與堪薩斯州立大學對他的官方介紹相差甚遠,詳見︰” “Department of Applied Human Science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accessed August 2, 2021, https://www.hhs.k-state.edu/ahs/people/schumm/

[16]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June 200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432167.

[17]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18]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9] 雖然家庭政策並非本篇的主題,但在Moore的文章裡,也有一些透過社會政策改善家庭結構的提議,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參考,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1-9-2021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林天然 | 明光社前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7/2021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些學生的成績、健康因此受損,重則有的因沉迷而無法自拔,甚至輕生的事件。[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明光社

疫情持續,不過也有教會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在較早前參加了由基督少年軍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未信的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並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效緩解了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2]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早前教關就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3] 而當中邀請了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對青少年的發展事工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教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今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答案是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5]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五人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G Power還舉辦了「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有關活動的籌委會核心成員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6]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的成長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情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1] 楊婉婷、陳蕾蕾:〈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 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香港01》,2020年4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突發/460083/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2] 〈認識教關〉,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網站:http://www.hkcnp.org.hk/about_hkcnp/(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3] 〈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21年3月25日,網站: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yout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4] 〈G-Power係咩?〉,facebook,2018年3月19日,網站:https://fb.watch/6fZLLnbjG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網站:https://service.elchk.org.hk(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12日)。

[6] 黎祉穎:〈G-Power辦You Got Talent年輕人才藝比賽 盧智榮:希望發掘牧養年輕人的新可能〉,《時代論壇》,2021年4月26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5379&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教會團體必須留心的地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主動交,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的回顧〉,載趙崇明等編:《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頁33–67。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香港法庭正以斬件式承認同性婚姻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1/11/2020

2020年9月18日,高等法院有兩個就有關海外同性婚姻司法覆核案的判決,對於兩位司法覆核案的申請人,法官周家明分別判他們一勝一敗,吳翰林(案件編號:HCAL 3525/2019)及岑子杰(案件編號:HCAL 2682/2018)都是挑戰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及第14條,對同性戀人士構成性傾向歧視。

 

吳翰林案:遺產繼承

首先說說吳翰林案,吳與同性伴侶於2017年在英國倫敦結婚,2018 年吳購買居屋單位,作為二人的居所。由於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他的婚姻不被認可,根據香港法例第73章《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同性伴侶在法律上不會被視為「配偶」,若他在無立遺囑情況下去世,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或自動獲遺產供養,但異性伴侶卻擁有這些權利。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481章《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若吳的伴侶要從遺產中取得的生活開支,就必須證明他過往是完全地或主要地,在經濟上依靠逝世的伴侶,相反已婚異性伴侶則不論是否由配偶供養,都可申請從逝世配偶的遺產中取得合理經濟供養。吳遂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不包括以及不合理地限制同性戀伴侶的私人及家庭生活,並指有關定義不合理地限制他們的私有產權,而有關權利是受《基本法》第6及105條所保護,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構成性傾向歧視。

雖然申請人的問題完全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但法官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對同性婚姻及異性婚姻存在差別對待,存在歧視,因此,判申請人勝訴。

法官周家明不認為如果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利益,會有損傳統婚姻制度,或者破壞整體香港法例的連貫性、一致性和可行性。

 

岑子杰案:同性婚姻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的做法「違憲」,對同性戀者構成性傾向歧視,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但法官認為,香港法例並不容許同性婚姻並指香港沒有法例允許同性婚姻,《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沒有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而香港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結合,故不會將定義擴闊至同性婚姻,裁定岑子杰敗訴

就申請人以海外異性婚姻與同性婚姻作比較,法官認為兩者未必相似,例如離婚權只屬已婚者的權利,當中亦會涉及某些特定的權利和福利,例如兒童最佳利益,因此,同性和異性伴侶無法從中類比,法庭需考量特定議題的背景和情况,不能憑空解答。法官在判詞中引述QT案,指出香港《婚姻條例》只承認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重申本港的婚姻法律並不容許同性婚姻,《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均不會提供有關保障。申請人仍有權就特定政策或法定條文提出覆核,每宗覆核成功與否將視乎個別情况,要求同性婚姻是太進取。

 

吳翰林案裁決削弱父母權益

按《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4(4)條:如該無遺囑者並無遺下後嗣,但遺下丈夫或妻子,以及下述人士中一人或多人,即父母、全血親兄弟姊妹或全血親兄弟姊妹的後嗣,則該尚存丈夫或妻子須享有取得非土地實產的絕對權益;此外,該無遺囑者的剩餘遺產在扣除死亡稅(如有的話)及費用後,須撥出$1,000,000的淨款額,在作出上述款項或應付利息的撥款後,該剩餘遺產須按以下規定持有(a)其中一半為該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絕對權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及(b)其餘一半則為該無遺囑者遺下父或母或父母二人的絕對權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吳翰林案的判決將直接影響無立遺囑者父母的權益,假設A是在海外地區與同性伴侶結婚但沒有子女,他遺下150萬元遺產,在不承認同性婚姻的情況下,A的同性伴侶在本港法律的定義上不是丈夫或妻子,A的遺產將全數由他的父母繼承。現在因為吳翰林案的判決,A的同性伴侶可先取得100萬元,A的父母只可分得餘下50萬元的一半,即25萬元,分別非常大。事實上,假如A想將他的遺產送給他的同性伴侶,A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為甚麼吳翰林不採用既便捷又節省金錢,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因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透過司法覆核曲線爭取同性婚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

 

以司法覆核方式為同性戀者曲線爭取同性婚姻

綜合近幾年有關同性婚姻的司法覆核案件的裁決,如梁鎮罡案的公務員福利及配偶合併報稅,QT案的同性伴侶獲確認為配偶/受養人,Nick Infinger案令同性伴侶可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吳翰林案則是居屋及財產自動繼承權等等,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雖然法院不斷強調香港的合法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香港法律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但是,法院卻在不同範疇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為「有效婚姻」,承認同性伴侶為配偶、妻子或丈夫,當全部或大部份原本只屬於一男一女異性婚姻的權利和福利都已給予同性伴侶時,同性婚姻合法化便水到渠成了。為了堵塞漏洞,特區政府應立即修改法例,重申香港的婚姻法的要求,如只承認人數必須一對一、年齡必須16歲以上、性別必須為異性、沒有親屬及血緣關係、同一時間只可以有一段婚姻等,不符合這些條件的婚姻,一律不可以獲得任何與婚姻有關的權利及福利。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樂在其中的奉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小學開始返教會,預科的時候受洗成為會友,那個年代,教會對會友最經常的提醒就是每日靈修禱告、不可停止聚會、每月十一奉獻、努力參與事奉和傳福音,基本上,我們那一輩都是照單全收,努力實踐的。

奉獻方面,在學生年代,已開始將零用錢的十分之一奉獻,之後替人補習、做兼職都毫不猶疑地作十一奉獻。一踏入職場,已立志在出糧後第一時間奉獻,免得自己不小心「使大咗」(用多了錢)。

除了十一奉獻,其實對超過十一奉獻的教導,我們並不陌生,在教會推動差傳奉獻、建校奉獻的時候,大家都是憑信心的在十一之外再認獻一個不小的數目。我的門訓師傅王利民牧師的說話對我影響深遠:真正的奉獻是會令人覺得「肉赤」(不捨得)的。因為我們不是將「多餘」的作奉獻,而是會因為奉獻而「犧牲」了一些本來的個人享樂和目標而感到「肉赤」。

瑪拉基書三章10節:「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一直是提醒我努力學習實踐十一奉獻的基礎,亦因為在財政緊絀的時候仍堅持一出糧便先奉獻,更經歷了神用很多不同方法供應自己的需要,信心就是要肯踏出一步才能有更深體會的,奉獻是一個得到額外祝福的愉快經歷。

隨著在教會的日子漸久,擔任的事奉愈多,慢慢發覺教會其實是相對豐足的,對於十一奉獻開始有不同的思考和體會。究竟神的家是否就是指我自己的堂會呢?此外,若沒有明確的目標,教會積存財富究竟又有何意義呢?一個好的管家應該是為天國賺取更多,而不是將財寶埋在地下的。此外,除了奉獻金錢之外,如何善用自己所擁有的(不論是力量或財富)去秉行公義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會好像馬太福音二十三章23節所描述的:「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由那時開始,我每月的奉獻便有所不同了,首先,我將十一奉獻的主要部份,在自己堂會內按感動奉獻給不同的事工,譬如月捐、差傳、慈惠和特別奉獻等。然後,餘下的部份便留意外間不同機構的需要,有些計劃是長期支持的(包括助養貧困地區的兒童、以及訂閱支持一些自己感興趣和認同的基督教刊物),也會留意不同機構的工作及其消息,每年選擇一些自己特別關心和支持的事工來奉獻(當中會特別留意一些沒那麼有名、財政需要較大的機構)。最後,當出現一些天災人禍或教會有特別需要的時候,亦會在十一以外再作奉獻。當我開始這樣做之後,發覺自己對不同機構的了解多了,亦對教會的觀念有更廣闊的看法,而且覺得自己更樂意去奉獻,亦對奉獻產生的作用有更深切的體會。

後來,對外奉獻所佔的比例亦愈來愈大,當自己加入機構成為同工後,自己的機構亦成為我每月奉獻的對象。除此以外,當我發現一些弟兄姊妹有特別的需要,如讀神學或家中有特別的變故,而教會沒有安排轉交弟兄姊妹奉獻的話,我便會在對外奉獻當中撥出一部份給這些弟兄姊妹(有沒有免稅收據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神讓我看到他們的需要,我便應該作出回應,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多年來這種按領受、按感動而作出的奉獻安排,令自己樂在其中。究竟十一奉獻應全部給自己的堂會,還是將其他基督教機構都看作是神的家的一部份,個人認為這不只是神學問題,更是生命問題,因為我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也在哪裡。自己的堂會若有需要,作為會友應優先考慮是義不容辭的,不過,若所有奉獻都交由同工執事去考慮支持哪些機構,一般堂會每年最多也不過支持十間八間機構,許多細小及知名度不高的機構便容易受到忽略,若全港幾十萬信徒皆在奉獻給自己堂會之餘,亦按自己的領受和感動,留意不同機構和身邊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對我們學習和感受奉獻帶來的力量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影響。

同性婚姻對社會的影響

26/03/2020

婚姻制度受損

  1. 同性婚姻一旦出現,會為社會帶來深遠影響,它會改變婚姻的定義。
  2. 一男一女的婚姻,不再是婚姻唯一的組合。
  3. 由相同性別人士組成的婚姻,不會自然地有孩子。
  4. 這些家庭不會自然的延續後代。

 

破窗之後有更多爭取

  1. 若實施同性婚姻,會引發破窗效應,不同人士可要求廢除婚姻的各種限制。
  2. 要求廢除人數限制,如多人婚姻。
  3. 要求廢除物種限制,即人類可以與不同物種結婚,如物種婚姻,人類與動物結婚;二次元婚姻,人類與虛擬偶像、卡通人物結婚。

 

兒童權益受損

  1. 同性婚姻自然會引致同性領養,以及利用科技繁殖下一代。
  2. 孩子要在缺乏父或母的環境下成長。
  3. 孩子未能在原生家庭中從父母的互動中學習兩性相處。
  4. 不利孩子的成長。

 

影響學校倫理教育

  1. 同性婚姻的出現,更會影響學校的倫理教育。
  2. 學校要宣揚男男、女女的同性戀,和一般異性戀都是天生正常的。
  3. 學校要保護同性戀者,將之變成特權階級。
  4. 教科書要配合,減少對同性戀者的「冒犯」。
  5. 學校甚至要引入支持同性戀者的圖書、故事書,好讓那些在同性伴侶中成長的孩子,可以「不被冒犯地」得到正常待遇。

 

性別主流化的文化

  1. 同性婚姻更會影響性別主流化的文化,有關夫妻等具兩性差異的字眼不能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性別中立用語。
  2. 家長只能有「家長一」和「家長二」,不能再用「父」「母」二字,變相將男女特點削平。
  3. 強調兩性的東西最終被取代,但事實上男女大不同的本質卻不能改變,最後社會逐漸變形、走樣,失去兩性本來美善的特質。

 

福利與權利

  1. 社會就婚姻家庭和孩子的福利,同樣要分給同性婚姻者,例如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免稅額、撫養權及領養權等等。
  2. 以上的公共資源,有些需要排隊輪候,如公屋,等候的人肯定需要更長的時間輪候。

 

白色恐懼

  1. 宗教團體,或者一些人因為其政治取向/良心而不認同同性戀社會運動,將受到攻擊和不平等的對待。
  2. 根據外國經驗,教會及信徒在宣講同性性行為是罪、或拒絕為同性婚姻提供服務的時候,有機會被控「滋擾、冒犯或中傷」同性戀者,觸犯仇恨罪或歧視法,最終會被判巨額罰款、甚至入獄。

與同運/同婚相關的外國法庭個案

26/03/2020

美國福樂神學院被女同性戀學員指控

2019年11月21日,主校園位於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Pasadena)的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被一名女學生指控歧視。

2016年,該名女學生Joanna Maxon在學院就讀期間,與同性女友結婚。

Maxon有接受學生資助貸款以繳交學費。學院職員於2018年翻看了她的稅務文件,得知她的同性婚姻狀況,其後學院開除了她的學籍。

學院表示有制訂防止歧視的政策,不會因著性傾向、婚姻狀況、性別、國籍、膚色、種族等歧視任何人,但學院也區分傾向及行為兩者的分別。

在福樂神學院有關社群準則的網頁(Community Standards)一起首便提到服侍神的人需要有道德品質,隨後也提到性方面的準則:性關係只可在男女婚姻中進行。當中亦指明期望所有屬於這群體的成員,學生及職員等,都要棄絕不符合《聖經》的性行為。學生申請入學時,他們已知道及表明同意遵守有關準則。

根據美國聯邦法例《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禁止學術機構基於性別作出歧視,但有些宗教團體可以得到豁免。

Maxon委託的律師Paul Southwick相信福樂神學院不符合獲豁免的資格,因為學院接受聯邦政府資助,而Maxon的學生貸款資助便是來自聯邦政府。

Southwick又指,得到豁免的宗教團體必須由教會營運,因此福樂神學院難以得到豁免。

 

音樂總監被辭退後提出控告

Colin Collette在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Illinois)的聖家天主教社群(Holy Family Catholic Community)擔任音樂總監一職達17年之久。

Collette在2014年遭解僱前,他曾在facebook宣佈自己與一名同性伴侶訂婚。

隨後,Collette被告知違反了天主教教會的信條,遭到解僱。

2016年,Collette控告辭退他的教會,以及芝加哥大主教管轄區。

他指控她們歧視,並要求復職、賠償及索取失去的薪金。

2017年,美國地方法官Charles Kocoras否決Collette的指控。

Kocoras指出Collette的工作,對於教會靈性及牧養方面的使命,甚為重要,Collette在教區也是一個有名望的人,雖然他不是聖職人員,但他也在傳講教會的訊息和完成教會的使命。

他又指教會可從一些僱員歧視法例中獲得豁免。

Collette在案件中敗訴,教會毋須向他作出任何賠償。

 

法庭裁定律師公會有權不承認西三一大學的法律學院

加拿大的西三一大學(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所福音派的基督教大學。

大學定立團體約定(the community covenant),教務人員及學生都必須遵守,而不可發生異性婚姻以外的性行為,是其中一項約定。

2012年,西三一大學宣佈計劃開辦法律學院。

2014年,新斯科舍省大律師公會(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認為大學的團體約定歧視LGBT的團體,故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其後,公平中心(The Justice Centre)介入,2015年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裁定,大學有權制定自己的團體約定。2016年上訴法院維持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的判決,判大學勝訴。

2014年卑詩省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同樣基於大學的團體約定,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大學為此提出訴訟。卑詩省的最高法院及上訴法院皆判決大學勝訴。

面對上加拿大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現稱安大略省律師公會),大學的法律學院同樣不獲認可,安大略省的上級法院、上訴法院,以及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均裁定上加拿大律師公會勝訴。

2018年6月,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比數,也就是大部份的法官裁定卑詩省律師公會及上加拿大律師公會有權基於該大學設有的團體約定,而不承認西三一大學法律系的學生。

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在裁決時指,為了肯定LGBT學生有機會入讀該校,限制宗教權利是適合及合理的。

上加拿大律師公會讚賞此次裁決,認為律師本身的專業訓練便需要多元。

為了爭取開辦法律學院,大學在2018年8月決定除了教職員,學生不用簽署團體約定。

 

美國俄亥俄州牧者受到法例保護
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

2018年6月27日,美國俄亥俄州(Ohio)眾議院以59比29的投票比數,通過牧者保護條例(Pastor Protection Act,HB 36),有關條例仍有待地方政府的參議院審批。

條例保護牧者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可以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至於宗教團體,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其物業及設施也不用供同性婚禮使用。

條例阻止國家及地方政府懲罰不願意主持同性婚禮的牧者,以及不願意提供服務的宗教團體,亦不得收回這兩者的福利和權利。

俄亥俄州過去沒有同性伴侶投訴教會的記錄。

法案在州政府眾議院通過前,有同性戀運動的活躍份子承認,他們打算強迫教會租借場地以舉辦同性婚禮。

 

堅持信仰
新希望家庭服務面臨停止領養服務

位於美國紐約州(New York State)的新希望家庭服務(New Hope Family Services)是一間非牟利的基督教服務中心,於1965年投入服務,中心有提供領養服務。

基於基督教信仰,新希望只會讓已婚的一男一女夫婦領養中心的孩子。至於未婚或同性伴侶,新希望會轉介他們到其他領養中心。

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查閱過新希望的手冊後,警告新希望應改變只容許已婚夫婦收養的政策,否則便會終止其領養服務。

2018年12月新希望決定控告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指它針對中心的信仰。

代表新希望的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指出紐約州政府沒理由懲罰一些人,只因他們相信一男一女的已婚父母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家,並強調領養服務提供者的存在,應該是幫助孩子,而不是滿足成年人的慾望。

代表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的律師則提出,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是違法。

2019年5月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駁回中心的案件,新希望決定上訴。

在2019年11月,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頒發了緊急命令,暫時阻止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在新希望上訴期間,採取行動。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會否逆轉地方法庭的決定,仍是未知之數。

在過去幾年,在麻省、伊利諾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加州均有提供領養服務的機構因為信仰緣故,拒絕讓同性伴侶領養孩子,而被迫停止提供領養及寄養服務。

 

參考資料

有關福樂神學院個案

Bermont, Bradley. “Lawsuit: Fuller Seminary expelled a woman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Pasadena Star News. December 1, 2019. https://www.pasadenastarnews.com/2019/12/01/lawsuit-fuller-seminary-expelled-a-woman-for-being-in-a-same-sex-marriage/.

“COMMUNITY STANDARDS.” FULLER. https://www.fuller.edu/about/mission-and-values/community-standards/.

Romero, Dennis. “Woman sues Christian college after they expelled her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NBC News. November 23, 2019. https://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woman-sues-christian-college-after-they-expelled-her-being-same-n1089966.

 

有關音樂總監個案

Bourne, Lisa. “Archdiocese was within rights to fire gay music minister, judge rules.”LifeSite. June 9,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chicago-archdiocese-wins-case-involving-fired-gay-music-minister.

Eldeib, Duaa. “Court rules against gay man who sued Catholic church over firing.” Chicago Tribune. June 8, 2017.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breaking/ct-catholic-church-gay-employee-lawsuit-met-20170607-story.html.

 

有關西三一大學個案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Justice Centre for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https://www.jccf.ca/concluded-cases/trinity-western-university-v-nova-scotia-barristers-society/.

Brean, Joseph. and Chris Selley, “Still seeking law school, Trinity Western drops sexual 'covenant' for students.” National Post. August 14, 2018.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still-seeking-law-school-trinity-western-drops-sexual-covenant-for-students.

Harris, Kathleen. “Trinity Western loses fight for Christian law school as court rules limits on religious freedom 'reasonable‘.” CBC News. June 16, 2018.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trinity-western-supreme-court-decision-1.4707240.

Skenderis, Stephanie and Jon Tattrie.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wins legal battle with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CBC News. July 26, 2016.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trinity-western-university-wins-legal-battle-with-ns-barristers-society-1.3695374.

Valentine, Andrew.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pholds Decision to Deny Accreditation to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ILLER THOMSON. June 21, 2018. https://www.millerthomson.com/en/publications/communiques-and-updates/social-impact-newsletter-formerly-the/june-21-2018-social-impact/supreme-court-of-canada-upholds-decision-to-deny-accreditation-to-trinity-western-university-law-school/.

 

有關美國俄亥俄州牧者保護條例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HB 36). Rewire.News. November 29, 2018. https://rewire.news/legislative-tracker/law/ohio-pastor-protection-act-hb-36/.

Hodges, Mark. “LGBT activist admits they want to force Ohio churches to host gay ‘weddings’.” Life Site. February 22,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ohio-pastors-protection-act-faces-opposition-from-gays-seeking-unrestricted.

Pelzer, Jeremy.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unexpectedly cleared to pass Ohio House on Wednesday.” Cleveland.com.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cleveland.com/open/2018/06/ohio_pastor_protection_act_une.html.

 

有關新希望家庭服務個案

Collins, Maureen. “New Hope Family Services Can Keep its Door Open…For Now.”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November 6, 2019. https://adflegal.org/detailspages/blog-details/allianceedge/2019/11/06/new-hope-family-services-can-keep-its-door-open-for-now.

McMahon, Julie. “Can CNY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exclude gays, unmarried couples? NY law faces high-profile court test.” Syracuse.com.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syracuse.com/news/2019/12/can-cny-christian-adoption-agency-exclude-gays-unmarried-couples-ny-law-faces-high-profile-court-test.html.

Parke, Caleb.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sues New York after state tries to shut it down.” Fox News. February 20, 2019. https://www.foxnews.com/us/christian-adoption-agency-sues-new-york-after-state-tries-to-shut-it-down.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2019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前,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傳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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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現場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現場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真實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那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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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他們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回到教會裡?一間真實存在的教會,她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納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本文原載於第131期〔2020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疫境社關情 回顧沙士 展望武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8/02/2020

2003逆旅同舟

歲月不饒人,但歲月卻會騙人!記憶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當然,忘記痛苦是好事,但忘記痛苦帶來的教訓卻是蠢事。2003年說遠不遠,從中國民間俠義小說的角度,當年不幸過身的英雄/英雌,很快又將會是另一條好漢了!希望前人的佳美足跡,成為我們常常銘記於心的樣;之前的慘痛教訓,能夠成為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提醒。

2003年的沙士,對戰後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經歷,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威脅和生活上的不便,大家都變得有點手足無措,猶幸當年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未跌至谷底,市民以及信徒間的撕裂沒有那麼嚴重,對一些由上而下,即時的呼籲和決定,整體的回應不致太差,但當前疫情加上信任危機,出現的問題比沙士時更多,實屬不幸!而要渡過難關,如何同心抗疫,仍是當務之急。

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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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那年,教會群體基本上是較為團結及積極的,不少教會有一些自發的行動:如為區內的長者和獨居人士每天派熱湯和生果、上門為一些長者和行動不便的人士做一些清潔家居的工作;義務清洗教會所在樓宇的後樓梯和公共空間等。而幾個主要的聯會和網絡性的組織(如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更聯同一些前線和社關機構負責人、神學院長和教會主任牧師等,組成了教會關懷香港 抗炎聯合行動」(行動),透過記者會、登報呼籲鼓勵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在人心不安的時候,更要把握機會關心有需要的人。明光社和香港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團契、《時代論壇》等更一起合作,每星期在《明報》刊登全版、甚至跨版的逆旅同舟」特刊,介紹不同教會和弟兄姊妹在抗疫期間的服侍,鼓勵大家支持和一起參與;此外,又一起排除萬難,為那些因醫院不准探病、甚或中了沙士需要隔離的病人安排了視像探病,讓親友可以繼續開解那些感到孤單、甚至恐懼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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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大型的活動,是在維園舉行的SARS離世者平安禮拜」,由於SARS期間,不少離世者的喪禮未能體面和公開地舉行,有些喪家甚至不敢通知一些不太熟落的親友。為了撫平SARS死難者家人的傷痛,肯定每位死者的生命皆受到尊重,因此行動舉辦了一個公開的集體悼念活動,希望大家能感同身受,還生命應有的一份尊嚴。另一方面,SARS其實是香港人一次集體的苦難,平安禮拜是希望透過正面處理SARS的心結,讓大家適當地表露情緒,以及彼此之間關懷慰問,化解內心積聚的鬱悶,為大家帶來安慰與盼望。

2020各自努力

17年後的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由於緊接著之前逾半年的社會運動,不單社會、連教會內部的撕裂亦十分嚴重,要凝聚共識比當年困難得多,而一些大型的聯會和網絡組織亦因為主事的人年事已長或已退休多年,再加上沒有大台的時代轉變,在魄力和影響力方面已無復當年,期望有團體可以振臂一呼而令眾教會及弟兄姊妹都樂於響應同一的呼籲和行動談何容易!

不過,話雖如此,教會和機構之中仍然有心有力的亦大有人在,特別是一些前線服務機構,由於已有固定接觸基層人士,包括長者、新移民、劏房戶和少數族裔,因此,已迅速聯繫起來,呼籲弟兄姊妹捐贈口罩、洗手液等急需物資,並直接派到有需要人士的手上。此外,亦先後有機構發起了不同的聯署,包括鼓勵基督教機構和堂會響應的「抗疫七事不可少.回應鄰舍真需要」以及以教牧和信徒為對象的關愛鄰舍 同心抗疫」聯署,希望在社會不安、鄰舍有需要的時候,教會和信徒不應膽怯和只顧自保,而是要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里路。
論回應,今次不少前線機構都十分努力,不斷收集和派發物資,不過,由於缺乏大型聯會和堂會的直接支持,在資源上難免捉襟見肘,反之,熱心捐贈的不少都是個別的信徒和基督徒商人,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各自努力。幸好今時今日的通訊科技和互動程式都比2003年進步了許多,很多呼籲和行動都可以在信徒和機構之間迅速及有效地接軌,而毋須經過繁複的程序和大型網絡去推動。有心做的人和機構總有方法可以做,坐擁資源但尸位素餐的大型聯會和網絡的影響力將每況愈下!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能使人發憤圖強而得以生存,順境易使人沉湎於安樂而招致滅亡。我們更要記著《聖經》所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哥林多前書三章12至13節)

經濟衰退下的自助與互助……我有話說

吳慧華 | 受訪者:吳澤偉先生(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撰文: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7/02/2020

2018年3月展開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6月開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風波,到了近期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這些事件都衝擊著香港的經濟,2019年11月至12月期間,已有專業人士或經濟學者預計農曆新年之後,香港將出現結業和裁員潮,特別是零售、飲食及旅遊業。經濟危機之下,人不獨在財務上出現壓力,心理及靈性方面也會受到影響。面對這樣的社會現況及氛圍,教會不可能置身事外,同樣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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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們訪問了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David),作為一位資深的投資顧問,David自不然提供了一些實際的建議,讓堂會或機構減少財政壓力;除此之外,David更提到教會如何發揮自己的角色,以致在經濟困境之下,大家如何互助。

David指出當我們的財政出現困難時,身為信徒的我們絕對需要恆常祈禱,向神仰望,但同樣我們要求神賜我們智慧,讓我們懂得好好計劃,以致能夠走出困境。祈禱仰望是信心,但除了信心,我們也需要按時還款,成為一位負責任的欠債人。David希望大家明白,資金鏈如何才不會出岔子,在於借了錢的人能按時還錢,好讓他們的債主也能按時還錢給別人,如果中間有人還不出錢來,資金鏈上的人都會受到影響。當整體社會的經濟出現下滑,教會或機構的奉獻或有可能會減少,面對各方面的支出,教會需要計劃一下自己如何才能做到按時還錢。

面對奉獻少、整體收入減少,為了節流,教會或會考慮讓牧職人員領取七折或八折的薪金,David認為這對牧職人員來說其實不太好,但如果真的到了考慮減少牧職人員薪金的地步,David鼓勵教會的領袖先認識一下自己的牧者,坦誠地與牧職同工對話,明白他們在經濟方面有何負擔,是否要供樓,供養孩子等,如果他們被減薪,能否應付到日常開支、會否影響生活保障。如果沒有減薪的空間,教會要考慮在其他方面減少支出。

若然教會以往每一個月的收入與支出都只是剛剛好,沒有餘錢可以儲蓄,面對奉獻收入減少而出現財政問題,教會的財務需要重整,特別是那些有向銀行借貸的教會。教會可以與銀行傾談,拉長貸款的還款期。不過,David提醒大家,與銀行傾談拉長還款期,要非常小心,最好讓熟悉銀行運作的人與銀行溝通及處理。他解釋銀行是很敏感的,當欠債人申請延長還款期,銀行大有可能察覺到當事人的財政出現困難,屆時教會非但不能延長還款期,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即時向教會追討剩餘的款項。所以,一定要尋找熟悉銀行運作,並且曾與銀行商討的會友幫忙,免得引起銀行反彈。

除了申請延長還款期,教會也可以考慮向銀行加按其物業,這做法可以讓教會多一些資金周轉。物業若果在多年前買入,按市值應該升了不少,即使現今樓價下跌,如果物業是多年前做的按揭,並且已還了五年或以上的供款,計算一下剩資產值與按揭的差額,一定有加按的空間。教會的領袖或專業人士要先計算一下,加按多少才足以作為教會的儲備,幫助教會應付可預期的經濟困境。

除了財政重組,財政管理不外乎開源及節流,除了考慮節省開支,教會也可以思想一下在哪一方面可以開源。若然除了星期六及星期日,教會的空間在其餘時間都是空置的話,教會不妨考慮一下,看看如何運用空置的堂會,增加一些收入。David提到有一些基督教機構舉辦靈修操練活動時,需要較大的空間,在不影響衛生環境的情況下,教會可以考慮借出場地供其他機構使用。

教會可以開放自己的堂會讓不違背教會宗旨的機構租借,而面對現今的社會環境,David指靈性的操練對人很有幫助,教會可以考慮參與其中,提供對人的身心靈有幫助的課程或服務。David認為教會為所開辦的課程或提供的服務收取費用,並非不好的事情。教會提供的所有東西,不一定必須是免費或廉價的,只要就有關的課程或服務收取一個合理的費用便可以,例如有些教會提供輔導服務,每一次的面談費為服務使用者的百分之一薪金。當然,個別的會友有需要,教會可以全費資助他們,讓有能力負擔費用的會友,分擔有關的支出,令有需要的人不會因為金錢缺乏而失去了使用服務的機會。

David觀察到今日香港人的情緒問題很嚴重,他估計農曆新年之後,大家將面對更大的經濟壓力,在經濟壓力之下,心理健康顯得非常重要。教會在處理自己的財政問題之餘,也要清楚自己的角色,置身於哪一區,便是哪一區的守衛者,教會要準備好支援當區居民的靈性及心理需要。教會當中若有會友是精神科醫生、醫生、輔導員或其他專業人士,可以邀請當中合適及有能力的人幫忙,為大眾提供服務,酌量收取費用,讓區內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幫助。雖然服務費是給相關的專業人士,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收入奉獻給教會。

大教會可以提供空間,又或是提供輔導服務,至於小型教會,David認為就心理輔導需要方面,幾個小型的堂會可以凝聚起來,尋找合作空間,互相分享其資源,例如這一間堂會有那方面的專業人士,別的堂會又有那些專業人士,大家便可以成為一個聯盟,一同幫助社區上有需要的人。

David談到今日香港的社會出現撕裂,很多人因為意見不同而產生諸多關係上的決裂,我們都希望社會可以復和。我們如何復和?復和的起步是體察人的需要,當我們可以放下自己一些框框,看的只是面前出現的人,看看他們到底有哪些實際需要,復和才有可能。復和有很多切入點,關心人心理及靈性的需要是其中一個切入點,教會可以率先啟動復和,當教會按照《聖經》愛人如己的教導,善用自己的網絡,推行適切的事工,回應社會的需要,不信的人是會看在眼裡的。

我們與同性婚姻的距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1/2020

兒童權利被嚴重侵犯

有些兒童未來一出生便可能被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權利香港婚姻制度正面對前所未見、空前巨大的衝擊,這也是對下一代福祉的嚴峻挑戰。同性戀運動團體正不斷透過司法覆核,繞過立法會和公眾討論,希望以少數法官的裁決,徹底改變香港的婚姻制度,以及剝奪大眾表示反對的權利。同性婚姻與我們的距離其實比大家想像之中近,可能就在兩年之內!

2019年初,代號MK的申訴人與她的女同性戀伴侶,成為企圖透過司法覆核推翻香港婚姻法和意圖將同性婚姻制度化的第一個案例,在同年5月初審之前,包括明光社在內的多個團體申請介入訴訟,希望在審訊的時候可以表達我們和不少市民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可惜被主審法官拒絕。雖然,到了同年10月宣判的時候,法官判MK敗訴,而在判詞中亦有引用我們曾提供的資料,不過由於只是初審,MK已提出上訴,有關的上訴、以至終審的判決,估計應在兩年內便會有結果。

令人憂慮的是終審法院過往有關變性婚姻和同性配偶福利等議題的裁決,皆傾向認同同運團體的論述而罔顧社會上其他不同的意見。另一方面,類似的司法覆核案還會接踵而來,若法庭不尊重婚姻制度應由公眾討論及立法會制定,越俎代庖作出行政機關必須依從的裁決的話,香港很有可能在兩年之內未經市民深入討論、毋須理會市民大眾意願的情況下,就走上同性婚姻制度化的不歸路。

另一方面,由於過去半年,香港在政治上正經歷九七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社會大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反修例風波,因而無暇理會法院有關同性婚姻的訴訟,但婚姻制度的轉變,對於整個社會、特別是下一代帶來的影響,其實絕對不遜於政治事件帶來的影響,婚姻制度對人帶來的影響往往是一生之久。對於這個重要而又較為人忽略的議題,我們更覺責無旁貸,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讓大家明白眼前的危機和挑戰。

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

明光社與一眾關心婚姻及下一代福祉的機構及友好,已成立了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希望喚起不同宗派、教會、機構及弟兄姊妹的關注。我們最主要的目標包括透過倡議、教育及宣傳,讓市民大眾、政府官員、議員以及司法界,明白現時有關婚姻制度的司法覆核,會對整個香港社會未來的婚姻制度、家庭結構、特別是將會出生的下一代帶來甚麼潛在的傷害。我們希望能鞏固現時已面對不少挑戰的香港家庭,在制度上確保每一個將會出生的孩子,都盡量在親生父母的照顧下成長,任何剝奪兒童相關權利的措施都是不人道的。我們深信,就算兩個十分愛錫小朋友的男士,絕不能取代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兩個充滿母愛的女士,亦不能取代父親在孩子成長時的重要性。有父、有母是兒童的最基本及最重要的人權,它是不應被人剝奪的。

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在香港已得到充份保障,他們在接受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集會結社、投票與被選、言論及出版等自由,與全港市民的權利均等。但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而不是人權問題(其實按照現行婚姻制度,所有成年男女皆可以按照個人意願與另一異性締結婚盟,而所有未夠年齡、有血緣關係、已婚及非一男一女的關係皆被排除在外),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護所有潛在可能出生嬰兒的人權,嬰兒是最弱勢、最無法表達個人意願的群體,他們需要我們為他們挺身而出。

為了讓大家更明白維護現行婚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若由法庭改變一男一女婚制對兒童會帶來的傷害,今年我們會致力協助推動上述大聯盟的工作,包括透過聯署讓社會大眾可以聽到我們的心聲;約見不同界別的持份者,爭取大家的支持。此外,我們亦會繼續關注MK及相關的司法覆核案件,讓大家了解最新的發展,在有需要時亦會鼓勵合適的人或團體申請介入訴訟,讓法官可以聆聽更多不同持份者的聲音,莫讓一些同運人士的聲音壟斷了輿論、傳媒及法庭的空間。

同性婚姻與我們的距離完全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遠,美國一些州份和台灣的主流民意其實都不贊成同性婚姻,但結果都由幾個法官的意志凌駕了全體人民的意願,香港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