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 基督教角度的反思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性教育)
20/07/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

 


[1]關啟文,〈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載謝立中、阮新邦編,《現代性、後現代性社會理論:詮釋與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83-211。這論文大量引用了福柯原著,和討論對福柯的不同詮釋。

相關文章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當你相信中大生以高達抗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明光社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美善的要持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如何應對社會爭議引發的負面情緒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11/2019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明光社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1] 侯彩琳:〈調查:過半港人精神健康不合格 逾四成人受社會爭議影響〉,《香港01》,2019年10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3897/調查-過半港人精神健康不合格-逾四成人受社會爭議影響(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1日)。

[2] 《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三版(香港:香港心理衞生會,2015),頁64。原著:Mental Health First Aid Manual (3rd edition)。

[3] 同上書,頁64–66。

[4] 同上書,頁11–17。

[5] 同上書,頁18–24。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來教會,剪個髮,飲杯咖啡?

活動花絮

07/11/2019

分享嘉賓:Anka傳道
    「上教會」(Captain Church)負責同工
整  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教會」(Captain Church)是一間結合了髮廊、咖啡室和教會三個元素的三合一教會,她帶著使命,走入社區,接觸不同背景的客人,成為職場教會的示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由該會的負責同工Anka傳道擔任分享嘉賓,她在9月17日與參加者分享這間三合一教會的運作、她在服侍中如何經歷神,以及「上教會」的團隊怎樣榮耀神。

明光社

聚會開始,Anka分享教會由來。她從前是一位護士,後來因為全職照顧孩子而停止了工作。期間,她接受了兩年神學裝備,並到了豐盛髮廊帶領晚間聚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髮型師弟兄。髮廊裡有些員工負責洗頭等工作,他們是邊緣青少年,可能曾經犯事或要守社會服務令;她在那裡服侍這班青少年。但她感到這些青少年很難融入傳統教會,因為如果信徒有青春期的子女,而教會接待一些抽煙、紋身、講粗口的人,有些會友可能擔心這些人會帶壞他們的子女,她認為這樣想也是人之常情。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傳統教會的情況,令她想到聖俗的強烈分野。例如基督徒不應該抽煙,這想法普遍信徒都接受,但是邊緣青少年便會問:聖經有說不可以吸煙嗎?信徒理應聖潔,但有些仍舊帶著一些世俗行為的人,似乎很難融入傳統教會。

Anka深信耶和華的膀臂不會縮短,以致不能施行拯救。她開始為神做夢,她很想讓福音進入邊緣青少年的生命裡。結果她和教會的牧師分享,看看教會能怎樣回應這個異象。在2011年10月,教會便差派了她和其他弟兄姊妹出去作職場宣教。Anka指自己不是生意人,要開展事工並不容易。她要先找地方,並需要一筆創業資金,以購買工具,支付裝修費等,這筆錢的數目不少。神給了她異象,亦感動了弟兄姊妹踴躍奉獻。在一次崇拜中,弟兄姊妹整整奉獻了100萬元,另外還有30萬元的貸款,她為此而感動。有了起動資金,她和弟兄姊妹便開設了「上髮廊」和「上咖啡」,兩舖之間有一扇玻璃門。幾年前,他們又開設了兒童學習中心,提供遊戲小組和學前預備班。髮廊那邊有位弟兄擔任髮型師,而Anka則主力在咖啡室擔任廚師。員工當中有的是邊緣青少年。平日髮廊和咖啡室會做生意,到了週日則會休息,店舖會成為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裡崇拜。Anka指要共用資源,有賴一班弟兄姊妹協助,崇拜前,他們會將店裡的物件清空,崇拜後,他們就要收起樂器,重新排好桌椅,將地方還原。由2011年至今,每個星期如是,弟兄姊妹總是毫無怨言地整理場地,她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上髮廊」和「上咖啡」是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所以Anka很努力做好這盤生意,因為她要盡僱主的責任,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店裡的一切開支。她沒有飲食業經驗,也不認識相關人士,但她很努力學做一個稱職的廚師,又報讀相關的課程,她由最初在午飯時間完成10多個餐,到現在完成100個餐。她笑言在廚房裡有被刀割傷、被火燒傷、被油燙傷的危險,她又會弄到滿身油煙氣味,但工作實在太忙了,回到家中會因為累透而睡在地上。由護士、家庭主婦,到成為今日的廚師,她付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她同時在服侍的過程中,經歷自己生命的擴張。

Anka帶著無牆教會的理念建立「上教會」,盼望福音進入社區和接待不同的人。在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並不是透過三福、四律等傳統福音工具去傳福音。Anka指在髮廊和咖啡室工作的人有兩個身份:一是員工,一是說故事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神同行的人可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人認識耶穌。她解釋「上教會」的「上」字,是來自馬太福音六章10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渴望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而教會的英文名Captain Church,「captain」一字取自約書亞記五章14節:「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I have come now as captain of the army of the LORD.〔The Amplified Bible〕)他們希望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元帥,他們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為神爭戰。

「上髮廊」和「上咖啡」開業至今已有八至九年時間,店舖位於一幢大廈的一樓,在社區中多年,它們已有自己的熟客。Anka分享到:有一位熟客是位長者,有次他叫了一份鹹牛肉炒蛋三文治,於是她造了給他吃。老伯吃過以後對她說:這份三文治有待改善。於是她追問原因,老伯說自己在澳門吃過的三文治,裡面有洋蔥粒,他覺得味道好所以想教她造。她當時心裡雖然不舒服,但他是熟客,而且年長,便對他寬容一點。第二次再造時,結果他仍舊覺得不夠好,說還差一點糖和黑椒。這位老伯,還會帶一個玻璃樽來買咖啡室的曲奇。某天,有位婆婆來到店裡大哭,說老伯早上突然哮喘病發已過身了。由於老伯常常來吃下午茶,婆婆覺得有需要通知他們。那段日子,Anka會安慰婆婆,和她探討生死的課題。店舖就是這樣和街坊連繫起來,客人跟員工就像朋友一般。

Anka分享到「上教會」的使命:「成就夢想、領受異象、接受差遣、進入命定、帶著勇敢、改變世界。」她笑言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高言大志,因為當中提到要改變世界,但她認為現實是許多事總會打個折扣,如果異象不大,心志就會愈來愈萎縮,遇到困難,人也會怯懦。她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對自己的異象說自己太微小,應該對著異象說自己的神有多偉大,這樣,才能經歷《聖經》所說: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個子不高的Anka,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充滿活力,其實她的兒子已生了小孩,她已是祖母了。不過,她並不言倦,敢於為神做夢和承擔異象。要兼顧傳道人、廚師、妻子、母親、祖母的工作,並不容易,但她仍然帶著甜美的笑容,在每個崗位裡,做好自己的本份。她說的話鏗鏘有力,令參加者感受到她對神的信心,以及為她的見證所動容。

如何幫助信徒了解不同意見的人……我有話說

受訪者:雷競業教授 | 撰文:吳慧華 | 雷競業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 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9/2019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明光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在情緒化社會中的靈命培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1] 清君:〈【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 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香港01》,2019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272412/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明報》,2016年12月2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61229/s00022/1482976279852/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伍潘怡蓉:〈從靈命培育看社會運動〉,《校園》,第58卷2期(2016年3、4月),頁46–50,網站:https://www.cgst.edu/00_publication/professor_publication/2016-0304_p46-50_AnnieNg.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4] 同上。

耶穌究竟有幾暴力?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明光社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明光社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明光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莫在偏見與情緒之中迷失方向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人鏈中的身體界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9/2019

這幾天,不少中學同學透過人鏈在學校附近連成一條線,有些人會舉牌叫口號,當中有一幕吸引不少網民,就是男女用原子筆或雨傘等物品來連線,避免手拖手的接觸。有網民因而笑言「明光社性教育深入民心」。

翻查明光社的性教育教材,當中有一課叫身體界線。我們用Desmond Morris的親密距離12個層次來形容不同人際關係應有的距離,而手和手的接觸(hand to hand)是第四層,就是人與人之間打破隔閡去進入更親密狀態的接觸。我們平常的教導是:由手與手的接觸開始,就已經是一種親密表達。

平常,這個時候的課堂往往會有小起閧,相同性別的同學突然會手牽手,擁抱一下,去表達他們的親密已經「超越一般的點頭之交」,而同時他們亦有意識,男女兩性的親密是有程度和層次,每次進入更親密的另一層次之前,必須要得對方的同意(consent),否則可能會令對方有不快的感覺,甚至成為一個騷擾。

可見,無論同學是願意手拖手,還是要用物件分隔,這也是代表著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正在學習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界線。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做法很傻很搞笑,又或者有些人會揶揄他一拖二等等,其實這些大人的戲言,會對正在學習管理自己身體界線的青少年帶來很多影響。據了解,一個原本出了一張「一拖二」的相片的相簿,收到事主的私人短訊,要求刪除相片,最後雖然出帖者有刪圖,但被不斷轉傳的相片,已經難以追查了。

如果社會珍惜我們的下一代,大家要好好陪伴他們,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也讓他們透過人與人的相處,去掌握當中的界線。 當然,在過程中他們亦要學習不會因為無聊的嬉笑而改變自己本來認為合宜的做法。

香港,未來,何去何從?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8/07/2019

近來的香港,在不斷地刷新歷史大事件,許多從未有過的事在天天上演。看看每天新聞中的衝突畫面,各社交媒體中種種火藥味十足的言論,還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大小磨擦。我們的社會病了,撕裂了,而且似乎還愈演愈烈。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本文並不想加入爭鬥,火上加油,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問題。畢竟,再大的風浪終會有平靜的一天,但,打完風,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去重建我們的社會啊!

香港的現狀如何?即使不計算近期因為「送中」引發的風波,香港的現狀並不理想。比起20至30年前的香港,無論是科技、經濟、貿易、金融等層面,香港已從昔日的領跑者變為今天的落後者。在引領未來的科技領域裡,中、美的AI、半導體、機器人等的發展一日千里。筆者去年偶爾參觀了一個在會展中心舉辦的中國工、農、醫學領域的科技展覽,當中的創新科技讓筆者目不暇給,不禁感嘆——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得了!與之相比,1998年就提出要搞創新科技的香港至今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頗有一種只會說不會做的味道。

香港的經貿、金融又如何?恐怕也不容樂觀。幾年前筆者去到深圳正在建設中的前海區,當地人都有一種說法:這裡將會成為中國的曼哈頓——用來取代香港的地方。雖然這個說法未必一定會成真,但事實上,當中國的發展騰飛,人民幣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金融運作愈趨健全,一路一帶愈發壯大,中國在國際上愈有話語權時,中國是否還必須要靠香港才能與國際的金融、經貿等領域接軌?而若然連香港的金融、經貿等領域也被取代的話,香港未來會怎樣?難道只能靠剩下的旅遊和零售業支撐?

如此說來香港就愈來愈落後,註定玩完了嗎?當然不是!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優勢,如處於中西經貿、文明的交匯處,自由、高效、廉潔的社會,勤奮進取的市民,願意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大陸……我們的當務之急——社會上下(包括政府)應該盡快化解怨氣、處理社會矛盾、進行理性溝通,香港要爭取更多的自主和保持獨特性、必須同時鞏固自身的競爭力。若要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離不開大家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努力,明白自己獨特的身份,發揮自身的長處,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創造空間,才是逆境求生之道。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8-7-2019

其實,高官真的應該去公廁上班!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2/05/2019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2-5-2019

唔只醫病的醫生?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講員:蕭烜醫生;整理:陳永浩博士 | 蕭烜醫生(仁愛家庭醫務所醫生);陳永浩博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5/03/2019

 

明光社

醫生給不少人的印象是專業和謹慎,但與病人相處時,他們或許不會太熱情,彼此的關係不會太親近。不過,「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首次請來的嘉賓蕭烜醫生,卻希望拉近與病人的距離,讓他們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還有心靈上的醫治,他本著愛心和信仰來服務病人和家屬。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在本社分享他的行醫理念,以及為何他有這樣的想法。

蕭醫生於2005年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不過,他原初並不是想當一位家庭醫生,而是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但一個罹患末期癌症的婆婆改變了他。這位婆婆曾對他說,覺得很孤獨,她在一天24小時之中,有22小時都在等候,因為醫生巡房只會用兩分鐘看她,而親人來訪也只是兩個小時而已。婆婆表示,自己的心願是想回到家中,在熟悉的環境裡,有親人在身邊,並得到家庭醫生的照料。這次相遇令蕭醫生認清自己最想做的,是與病人的家庭同行,所以他改變初衷,打算成為一位家庭醫生。

雖然認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但最初蕭醫生踏上這條路時,還是戰戰兢兢的。診所剛開業的首七個年頭,由於病人不多,他都沒有支取薪金。開業初期,他更要從早到晚都「坐鎮」在診所裡,每天工作16小時,每週才休息一天,這令他與妻子共對的時間變得很少,他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和決定。他自己也曾感到很氣餒。但在這段日子,他卻學會了等候神。他說:「在等候裡,我學會了一件事,就是我的心要安息……我安安樂樂去等候神。」當診所沒有病人時,他總會外出走走,或到茶餐廳坐坐,或拿著公事包和醫療工具外出診症,這令他有機會認識到區內的街坊。

家庭醫學——由家庭做起

家庭醫學提供了基層醫療服務,家庭醫生守護著市民健康的最前線。但蕭醫生指,在香港的家庭醫生,很多時只會被視為是看傷風感冒的普通科醫生。他慨嘆:「沒甚麼人知道原來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來的。」他這10多年來,認清了自己獨特的身份:家庭醫生與病人的家庭是可以建立很緊密的關係,因為一個家庭的三代,甚至四代的成員,都可能是看同一個家庭醫生,而有些家庭甚至會將家庭醫生視為「半個屋企人」,因此,家庭醫生能夠很清楚知道病人的家庭狀況和習慣。

為了讓病人成為自己的朋友,蕭醫生嘗試用創新的方法來關懷病人,例如邀請病人和家屬一同參加旅行活動,從中他既能了解病人的習慣,也可以教導他們怎樣保持健康。他更會嘗試推動關懷社區的工作。在他診所的所在地,區內有超過2,000多位獨居長者都乏人照顧,他便試著以一年時間訓練一些街坊、婦女,當中更包括了60至70歲的長者,讓他們去關心70至80歲的獨居長者。

挑戰職場固有文化

蕭醫生指,這種主動關心病人,和病人拉近距離的做法,其實不是所有診所職員都受落的。因為在醫療界裡,早已認定了診所的職員,只是負責跟症、執藥,要他們走進社區並不容易。此外,蕭醫生又會在診所裡跟同事一起敬拜和祈禱,此舉也會受到同事質疑。面對這些情況,蕭醫生便嘗試主動關心同事和他的家庭。他說:「當我關心我們的同事,關心他的處境,關心他的家庭,我就發現到原來他的家庭也面對很多困境。」因此,蕭醫生便很想與同事建立如同家人的文化,彼此關心。這樣亦可以幫助他更新職場裡一些固有的文化。

蕭醫生坦言,自己曾患過情緒病,雖然他已康復,但經歷過軟弱令他更敏銳病人在心靈方面的需要。他指出只要願意開口關心病人,便會發現病人當中有些面對情緒病問題,有些面對家庭或職場問題。他深信這些病人都是神為他帶來,他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需要。現時在診所工作的,除了醫生和助護,還有社工、輔導員和義工,診所亦成立了輔導中心,讓來看病的街坊,得到更全面的醫治。

怎樣才算成功?

明光社

眼看著自己的醫科同學,有的是「月球人」(即每月收入達100萬元),有的甚至是「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達100萬元),蕭醫生笑言若以金錢論成敗,他算是失敗。但對他來說,病人受到鼓勵,生活上有所突破,這些都來得比金錢重要。他指自己曾經遇過一位身體遭嚴重燒傷的病人,這位病人有次獲邀出外旅遊,但卻擔心同行的人會以奇異的目光來看他。診所的醫護人員都鼓勵他參加,並表示神會與他同在的,結果這位病人真的參加了那次旅遊,並有勇氣日後更多外出走走,人也變得開朗起來。蕭醫生欣喜地表示,後來這位病人甚至用他已經全部燒傷、結焦的手指,製作了一盆花,祝賀去年成立的輔導中心。他指所有診所同事都很珍惜這份禮物。

蕭醫生指自己讀到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時候很受激勵,因為他知道能勝過那惡者,全倚仗耶穌基督的血,還有信徒所見證的道。他知道自己所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當他看到病人的見證時,這些見證都指引著他,成為了他的謀士。例如,他曾經遇過一位憂愁的老伯。蕭醫生後來發現,原來老伯的太太患過癌症,雖然治好了,但又彷彿好像沒治好,因為她很抑鬱,和很擔心癌症再復發。老伯本來已退休,但因害怕妻子舊病復發而再次出來工作。蕭醫生想為他禱告,最初他有點抗拒,但後來還是願意一起禱告,並在禱告時哭了起來。其後,他每次來看病都想蕭醫生為他禱告,他漸漸改變,更表示想到教會事奉神。這些見證對蕭醫生來說都十分寶貴,他常常將它們存放在心裡,讓他可以喜樂滿足,並有氣力繼續向前邁進,醫生又豈只能為人醫病呢!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動口不動手就很君子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5/10/2016

古語有云:君子動口不動手,又有俗語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現今社會彷彿能言善辯,可以製造論述、輿論的,就可以成為王者,呼風喚雨,控制時局發展;相反,動手的人,例如以行動進行社會抗爭,就直接被描述為「搞事」,問題製造者,添煩添亂等等。筆者不禁問:這種意識形態是從哪裡來的呢?

早幾天親歷兩名三歲男童為著爭奪汽球的擁有權而爭吵,二人各執一辭,其中一人見爭持不下,出手打人;對方也不甘示弱,高叫圍觀的所有小朋友進行杯葛:「我地一齊唔好同佢玩。」振振有辭的宣稱汽球是他的,對方搶了自己的汽球,又攻擊人,沒有禮貌,更要求道歉云云。家長們望著事情發展,習慣將肢體暴力按下便當作解決了問題;但語言討論的禮儀,社教化的部份卻被輕輕帶過。

回頭想想,汽球究竟是誰的?沒有人知道,但懂得製造論述,將注意點放在汽球是自己的身上,然後以「打人就唔啱」的道德價值將對手壓下去,進而用「語言」遊說身邊的人起哄,以非肢體暴力抗爭方式回應自身權益被侵害的事件。這像不像今日的社會?暴力抗爭一定錯,但指控人暴力抗爭的那些語言暴力,卻不會受罰,甚至受到「言論自由」保護。

另外,在沒有行使暴力的情況下,不少人未經求證,對未有答案的事情斷然作出指控,之後按著自己的想像將事情上綱上線,然後鼓動周遭的人去支持自己,彷彿整個指控就是毫無破綻,即或有,也會以一句空穴來風推搪過去;更甚者,將問題拋給對方:你如何證明某某沒有做過?

因為我們有一顆行公義,好憐憫的心,所以路見不平,願意拔刀相助,但如果我們連事實的底蘊都沒有弄清楚,隨便相信他人的論述,並以為是金科玉律,特別在網絡世界,相同的意見在你的回音谷中不斷放大,不同的聲音被擠走,我們更難做出理性決定,最後社會的矛盾更深,撕裂更大。

若我們容易被情緒、被人的說話牽動,唯有冷靜、聆聽、謀定而後動,不被情緒化的文攻武嚇所牽動,我們才能找到出路。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2016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