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讓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表達自由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06/03/2014

因著《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受傷,新聞界反暴力聯席於3月2日舉行「反暴力 緝真兇 保法治」遊行,香港記者協會表示有13,000人參與。而最令大家感到欣慰的,除了是看到5個不同背景的新聞組織一同參與,另外就是不同政見的團體及政黨亦到場支持。這樣一個不分政治立場的遊行甚為少見。

在面對暴力襲擊的威脅下,我們確實要團結一致,支持警方全力緝兇;在新聞工作者受到威嚇時,我們更要站出來聲援他們,一同保衛新聞自由。

近來有一些討論,質疑劉進圖遇襲是否一定與打壓新聞自由有關。雖然,至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證據能必然地作出這個結論,但這至少是其中一個較合理的推斷。其實無論持哪種立場,都可繼續表達對此事的分析。但現時卻有不少人在知道對方的立場與自己不同後,便認定了對方是不講道理,甚而作出辱罵、人身攻擊。這些沒有確實證據的批評、甚或網上欺凌,其實亦會窒礙不同意見的表達。

筆者相信縱然有些人不認為遇襲案一定與打壓新聞自由有關,但起碼也會支持新聞自由,以及反對以暴力施襲。那麼,為何只單單注意他們對起因的不同看法,而不可以視他們為一起反暴力及支持新聞自由的同路人,就像那些雖有不同政見仍一起參與遊行的人一樣?

發生遇襲事件後,不少新聞工作者及其家人都擔憂自身安全。在這個人心惶惶的時候,究竟我們還要去判斷他們的擔憂是對或錯,還是給予他們更多安慰及支持,讓他們有勇氣去繼續報道真相?現在是大家團結而不是分裂的時候,因為大家都支持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支持新聞及言論自由,就讓不同意見免於恐懼地在社會及互聯網上出現吧,大家可以表達反對的聲音,但切勿使用語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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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6/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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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的啟示——政治立場與錯誤資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在2021年1月7日,正式確認拜登當選美國下一任總統。此次美國總統大選充斥著風波及爭議,現任總統特朗普曾經持續質疑並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並採取法律行動,雖然已被多個州的法院駁回,但仍有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總統選舉結果仍有變數。[1]

立場影響看法

美國較早前一個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報道和民主進程的看法,因黨派的因素而產生了很深的分歧。奈特基金會與民調機構蓋洛普於2020年12月在網上發佈了一個綜合調查,調查團隊曾於選舉前後進行調查。[2] 在選舉後,團隊訪問了2,752位美國受訪者,發現有59%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對選舉結果的報道是負責任的,有93%的民主黨支持者 (democrats)贊成此講法,然而僅21%共和黨支持者(republicans)贊成此講法。調查亦指出55%受訪者認為民主選舉進程進展非常好(36%)或良好(19%),當中民主黨支持者有92%認為進展非常好和良好,但有89%共和黨支持者卻不同意這一點。

網民持不同的立場,閱讀不同背景、政治立場的媒體報道,再加上為求點擊率而散播不實訊息吸引公眾的內容農場,訊息混亂的情況或會令不少網民感到無所適從。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認為他們暴露於大量(50%)或相當數量(34%)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之中。有6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年比2016年總統選舉年收到更多錯誤資訊,而認為有此情況的共和黨支持者比率(79%),就比民主黨支持者(52%)或​​獨立人士(66%)高得多。(見表一)

明光社

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共和黨、民主黨支持者和獨立人士(independents)認為,facebook可能是錯誤資訊的來源。但是,不同黨派支持者對其他潛在錯誤資訊來源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受訪的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支持者更可能相信,他們在國家網絡電視新聞、有線電視新聞、國家報紙和Google中遇到虛假資訊。這突顯了共和黨支持者對主流新聞來源缺乏信任。相反,更多受訪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他們更可能在Twitter上看到了錯誤資訊(Twitter曾主動標示或刪除包含錯誤訊息的推文,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文)。只有facebook和Twitter是被大多數民主黨支持者引述為虛假資訊提供者。(見表二)

明光社
 

錯誤訊息動搖選舉結果

另外,選舉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互聯網網站或搜尋器(83%)、電視電台的清談節目主持或評論員(81%)、國家有線電視新聞(80%)及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帖文(76%),都是可以動搖選舉結果的主要錯誤資訊來源。

或許網上的訊息發佈者會有其立場,但就算是一般被視為可信度高的國家有線新聞頻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霍士新聞頻道〔Fox〕)所發放的訊息,仍有接收者可能因訊息與自己的立場不同而將訊息當成錯誤資訊。

個人所知有限

筆者認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在接收新聞資訊時,不妨多聽多看。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先放下自己的成見,這才能真正持平地聽進不同的聲音。大家當然可以不同意資訊的內容,但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可以先聽聽,如不能確定,就先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更多資訊陸續出現。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相,不接受自己的「不知道」,在今天這個一切以快為先的互聯網世代,我們也沒有耐性去等待更詳細和經核實的資訊。

或許主動查證是好的,但作為普通人,實在沒有太多方法或時間去查證,不過也有不少網站提供事實查核(fact check)的服務,美國就有FactCheck.org或Fact Checker(The Washington Post)。還有法新社的AFP Fact Check可核查不同地區事件。而香港亦有事實查核實驗室、[3] 求驗傳媒、[4] 傳真社[5] 及於早前投入服務的浸大事實查核中心。[6]

事實查核與聆聽不同聲音有助開闊個人視野,遠離片面的聲音,即使在意見分歧的世代裡,人們仍渴望聽聽不同的意見,在前文提及的美國總統選舉後調查中,即使大部份的受訪者相信國家已經深陷分歧,但是他們還是有興趣去了解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有25%受訪者對此表示有「很大的興趣」,有51%則表示有「相當大的興趣」。盼望我們也能多點聆聽別人的想法吧。


 

[1] 〈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 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商業電台881903.com,2020年1月7日,網站:https://www.881903.com/news/international/2373823/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7日);〈美國大選: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確認拜登獲勝,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任〉,BBC News 中文,2020年12月15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13116(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2] Jeff Jones, “In election 2020, how did the media, electoral process fare? Republicans, Democrats disagree,” Knight Foundation, last modified December 7, 2020,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articles/in-election-2020-how-did-the-media-electoral-process-fare-republicans-democrats-disagree/.

[3] 〈事實查核實報告〉,事實查核實驗室,網站:https://www.factchecklab.org/tag/fact-chec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Factcheck Lab 事實查核實驗室,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FactcheckLabH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4] 求驗傳媒,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5] 傳真社,網站:https://www.factwire.org/(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6] 浸大事實查核中心,網站:https://comd.hkbu.edu.hk/factcheckservice/(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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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請看美國傳媒怎樣看待特朗普的「另類事實」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5/01/2017

經常批評傳媒扭曲誤導造假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其政府首個新聞發佈會就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在開始之時,白宮發言人開火批評傳媒誤報宣誓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之後就說負責管理國家大草坪的部門本身就沒有統計觀禮人數,又質疑傳媒利用相片誤導巿民,強調整個典禮是歷屆就職典禮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名特朗普的顧問形容,該名白宮發言人提供的是另類真相。

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細心留意政府的大小事情,是他們的份內事,在民主國家,政府一般都會配合,讓傳媒認為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但特朗普由競選期已經不滿傳媒對他的批評,他與個別傳媒的關係更是惡劣。在當選後,特朗普亦曾試過拒絕部份傳媒進入採訪現場,甚至禁止部份傳媒提問,即使別人拿到咪高峰也拒絕作答。

傳媒面對新政府,在其宣誓就任前,美國報業集團US Press Corps向新政府發公開信,表明未來的採訪方針,以及作為傳媒行業的堅持,包括:[1]

  1. (對於採訪現場)最好你讓我進入,但不是一定的:傳媒尊重政府的決定,但就強調他們自然會有辦法知道活動裡頭的事,他們還表示對記者來說,雖然不能進入活動場地非他們所願,但會接受挑戰。
  1. 用甚麼方法發佈的規則是由傳媒,而非被訪者來決定:傳媒承認有時需要保護消息人士,可以用非官方消息引述,但不等於就被你牽著走。
  1. 怎樣發佈新聞是傳媒的事:政府和他們的發言人不用教傳媒怎樣做新聞,傳媒用多少時間報道官方消息,用甚麼角度也是傳媒的事情。他們也會選取新聞材料。
  1. 媒體相信仍然有事實真相:當政府發佈的消息不實時,傳媒必定會告訴讀者其不實,絕不會做傳聲筒只將不實的消息散佈出去。
  1. 傳媒會留意政府的每個細節:傳媒提醒政府不要忘記,政府每個部門和架構也逃不過記者的法眼。政府不要以為控制了白宮一個消息來源,就會令新聞無事可報。
  1. 傳媒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當政府不斷攻擊傳媒時,傳媒會以無畏的精神來作準確的報道
  1. 傳媒會更團結:因為知道政府消息不易找到,大家會互相合作,盡力找出真相。
  1. 傳媒已有心理準備打持久戰:他們指特朗普最多只會當八年總統,但媒體是從立國以來就存在,而且其權利受憲法保護。

在美國,或者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當傳媒面對極權時,最負責任的處理方法,就是更小心,更努力找出更多事實,更著力去監察政府的舉動。不過在香港,我們受制於傳媒老闆的自我審查,公務員又愈來愈非中立的政治取態,可靠的新聞來源愈來愈難得到,再加上記者習慣被「餵料」,不少人對求真已經麻木。當編輯審查、政治監控及記者放棄監察,傳媒最後當然只變成傳聲筒。

要對抗現狀,唯有更多人願意起來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巿民才有機會知情,才不會被「另類事實」蒙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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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1月25日

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5/2016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網媒記者爭取採訪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5/2016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1] 〈四網媒聯署聲明 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立場新聞》,2016年3月11日。
[2] 〈記協不滿新聞處拒多家網媒進新東補選會場採訪 籲與時並進〉,取自香港記者協會網站: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456&lang=zh-TW

 

記者採訪遇襲的影響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4/03/2016

於本年2月9日,不少記者於追訪「旺角事件」及「屯門良景邨事件」均遭受襲擊,多名記者受傷,香港記者協會發聲明,並去信警務處要求徹查事件。[1]

香港記者協會及多間媒體新聞部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對於在採訪中記者被指罵、被磚頭擊中、被碎玻璃瓶割傷、採訪器材受破壞等,無助於解決香港當前的社會矛盾,更指襲擊者破壞香港核心價值。

而對於在「旺角事件」中有記者表明身份後,仍被警員以盾牌按地、警棍打後腦及腳踢,記協予以譴責,並呼籲執法人員尊重記者的採訪自由;[2]同樣記協亦嚴厲譴責在良景邨夜市中身穿「管理員」字樣衣服的人士,指他們推倒及襲擊已表明身份的記者,是罔顧他人生命安全及粗暴妨礙採訪自由的暴力行為,[3]要求警方徹查並將行兇者繩之於法。

社會撕裂狀況似乎愈加劇烈,希望傳媒仍能以持平態度報導新聞;而無論對傳媒的報道有任何不滿,各界亦不應對傳媒工作者作出攻擊及施壓,企圖影響新聞自由。

 


[2] 〈多名記者採訪騷動遇襲 記協強烈譴責暴力行為〉,香港記者協會,2016年2月9日。
[3] 〈記者於屯門夜市採訪遇襲 記協強烈譴責暴力行為〉,香港記者協會,2016年2月9日。
 

 

記者不是傳聲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6/07/2015

記協今年以「香港兩極化 記者內外受壓」為題發表最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描述香港記者面對極大的壓力,除了受到傳媒老闆、編輯的新聞審查及扭曲消息,同時社會大眾亦質疑記者是否在報道真相,認為他們收錢為政權發聲;部份警察、甚至示威者更彷彿視記者為敵人,對記者使用暴力。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上周在一個論壇中表示,對抗制度內的審查,網絡新聞24小時運作的模式,或者可以減少消息被封殺的機會;至於在社交網絡或者youtube等公共媒體發佈新聞,則可以減少因廣告商抽走廣告而來的壓力;而「全民皆攝記」讓巿民也有機會拍攝到具質素的新聞相片等等,這些都能為新聞採訪帶來一些不同的方向。

近月不斷有報道,除有前無綫記者透過網絡集資成立新聞社,專門進行調查新聞;同時亦有不同的人從傳統紙媒走出來要成立新媒體,種種跡象可見傳媒人正在把握新機遇,迎接大時代的來臨。不過,不少業內人士均擔心,網絡資訊良莠不齊,網媒資源不足,只是稍為修改傳統媒體的新聞,之後再加一點評論便當作自己新聞,一般巿民未必懂得分辨,有時甚至將未經證實及錯誤的消息加以廣傳,令更多人質疑記者的角色。

所以,我們既要學習辨別報道的真偽,同時若發現這個社會仍然有優秀的記者,懂得發掘新聞而又不怕困難時,請大家好好珍惜他們,給予他們機會,也請尊重他們的工作。記者不是任何人的傳聲筒,他不一定會傳你想聽,或者你喜歡聽的說話,但記者應該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找到合適的人,讓他們說話,讓事實呈現,令社會大眾能更接近真相,那怕只是那麼多一點點。

讓我們都成為那個協助及監督記者工作的一群,讓他們勇於說出自己所知,又為他們鼓勵和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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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16/7/2015

沒有免費的新聞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4/05/2015

據無國界記者二月公佈的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由去年第五十八位下滑至六十一位,比起二零零二年首次排名的第十八位,十二年間下跌了四十三位,而早前港大民調亦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六跌至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另外,香港記者協會與一羣學者在四月公佈的調查顯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以十分為滿分,公眾的評分為六點三分,而新聞從業員的評分為四點八分。反映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相當普遍。

春江水暖鴨先知,業內人士新聞自由是否受壓,比起一般市民更直接和敏感,那些人曾致電傳媒高層,威逼利誘地反映意見;或是傳媒高層自我審查,抽起某些報道或以小罵大幫忙的方法討好某些權貴,都是靠日積月累的觀察而非僅憑單一事件可以體會到的。

雖然理論上我們期望傳媒在報道時應該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但現實上不少傳媒其實都立場鮮明,其報道方針往往受其老闆的立場和目的所左右,編採人員難以完全獨立自主。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少大財團亦以廣告作為影響傳媒報道的手段。因此,要看新聞自由的前景,從「誰是老闆」可見一二,當愈來愈多傳媒老闆旗幟鮮明地擔任某些政治角色、在國內和香港有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其報道會愈來愈「小心」處理可想而知。一些人其實不是因為重視傳媒而收購傳媒,而是因為知道傳媒老闆會受重視而「投資」傳媒的。

面對傳媒老闆公器私用的傾向,作為讀者和觀眾,除了用輿論監督傳媒,對不正的歪風口誅筆伐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行動抵制。老闆經營不善,罔顧專業而自把自為,代價就是銷量和收視下跌,甚至最後如亞洲電視一樣面臨結業。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今時今日並非完全沒有重視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而是更缺乏執着於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受眾,大家習慣了享用免費的電視、報章和網上資訊,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購買報章,認定網上媒體必須免費,對一些老闆公器私用的情況卻「隻眼開隻眼閉」,於是只能繼續由商業考慮及老闆喜好主導傳媒的「命運」。

在商業社會,消費者應該才是最後的老闆,其力量是不能忽視的,大家每日選擇看哪個電視台,購買哪份報章雜誌、瀏覽哪一個網站,其實就是一次公眾投票,甚至決定誰可以生存下去。維護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除了有賴一班有心的傳媒工作者之外,更需要一班願意身體力行,為此而付出代價的讀者和觀眾,新聞自由不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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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週報》 3/5/2015 

英國紅會資深義工 因婚姻立場遭打壓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08/04/2015

現年71歲的老翁布萊恩.巴克利,過去二十年一直於英國紅十字會的「國際家庭跟進服務」擔任義工。

2014年11月巴克利收到紅十字會的信函,指他的婚姻觀有違該會的基本原則與價值,因而要即時永久吊銷他的義工資格。紅十字會於信件中更稱該會並不會在具爭議性的政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的事上靠邊站。

巴克利曾在英格蘭通過同性婚姻那天,走到韋克菲爾德大教堂門前,舉起「不要同性婚姻」、「停止重新定義婚姻」標語,被同志組織「Pink」拍照上載至同志新聞網。看來真正令紅十字會不滿的原因,是巴克利對婚姻的政治取向。

事件觸發社會對表達自由的關注。「我究竟做錯了甚麼?我熱切地相信婚姻制度本是一男一女之間,也是整個社會的基石。在公眾地方這樣說究竟何罪之有?」巴克利說。紅十字會後來發新聞稿回應,然而卻閃爍其詞,聲稱該會並不會「單單因為」義工對同性婚姻的看法而打壓他;然而,該會給巴克利的文件卻指控他的婚姻觀。

巴克利的義工職務是協助一些四分五裂的家庭,重新結連;他更曾幫助不少同性戀者與自己的家人重修關係。「我根本沒與同性戀者對抗,只是我認為在改變婚姻定義的事上,國會不代表市民的看法。」巴克利感到自己的表達自由受剝削。

紅十字會對巴克利相當不公允。難道一個組織的義工,不能擁有不同的政見?在私人生活裡對社會事件表達立場,受到窒礙,那是基於政見的歧視嗎?一個多元的社會,是否應該避免使用威嚇式的懲罰,令他人消音?

假若香港要通過同性婚姻,想必會有不少人出來表達支持或反對的政治立場。套用劇集《天與地》的一句對白:「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曾經刊載於:

《成報》 3/4/2015

記者是不甘寂寞還是被逼上梁山?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監察及行動)
19/03/2015

於雨傘運動期間,市民透過新舊媒體得知最新資訊,加上公民記者湧現,記者報道的中立性屢受質疑。為了探討此現象,明光社及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於2015年1月16日假中聖書院禮堂合辦「雨傘運動的媒體操守」座談會,當天約有30多人出席。

有人指記者在報道雨傘運動的手法是「不甘寂寞」——很想達個人政見;也有人認為記者是被人「逼上梁山」——因為稿件被上司大幅度修改而在新媒體另闢表達空間。座談會嘉賓除了探討此情況,同時也討論了傳媒立場與公信力的關係。

至於在新舊媒體角色一事上,嘉賓也同意公民記者其實不是專業記者,但能與主流傳媒作出互補。而要解決現時媒體出現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蔡志森:記者需學習成為旁觀者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首先以前記者身份,提出關於現時傳媒有否規範的疑問。他認為現時一些記者不甘寂寞,「想把自己理念及看法,透過報道說出來。」此外,他亦認為雨傘運動看到不同世代的撕裂,包括兩代如何看記者的角色。「參與社會行動的記者以往不會用記者身份,但現在卻高調參加。」

他更質疑記者應否在現場隨時變身,使用記者證作為「免死金牌」。對於先前有報道指有團體派出200名成員於運動化身成為公民記者,蔡亦質疑是否人數愈多就愈好,「還是愈多愈混亂」。他建議記者要學習成為球證,在旁觀看,而不是夾在衝突中間,甚至像參與者投入於運動中。

 

岑倚蘭:佩服記者行家無懼風雨採訪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主席岑倚蘭(岑倚)佩服很多行家於79日無懼風雨及挑戰。她指出運動期間最少有32名記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甚至「記協亦曾被人衝上門口抗議。」此外,有記者當時被上司要求拍攝金鐘混亂場面,可是現場根本並不混亂,他更拍得佔領者開路讓救護車駛入現場。他將此情況撰寫出來,但標題卻被改成佔領者妨礙救護車前行。岑倚蘭指出,「當如實報道不被刊登時,唯有下班後去成為網絡媒體義工,去平衡心理。」

另外,她指很難定義公民記者是否記者,但不認同「穿著印有Press字樣的背心去充當佔領運動的義工」。她並不否認公民記者的重要性,但這些報道及資料如何使用,就是媒體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在承認記者身份及發記者證方面,記協背負很大責任,因記協記者證「可申請國際記者證,警方亦認可」,故要非常小心。

 

陳珏明:我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位

852郵報記者陳珏明(珏明)於雨傘運動期間採訪時,提醒自己不要與警察「開火」,可是現實卻是「偏偏不斷開火」。

他曾被無理拒絕進入封鎖線後採訪,並被警察帶離現場。有指現時記者不甘寂寞,他指「我更覺得是被逼上梁山」。他指記者的報道與事實不符或被扭曲,唯有選擇在互聯網上發表。

他坦言自己十分支持這場運動,但他為了保持中立性,故堅持不掛上黃絲帶,甚至下班也不會帶,「就是為了精確的報道」。他會提醒同事「不要覺得喊口號沒問題」,因為這會令人覺得有失中立性。他坦言現時記者要成為球證愈來愈難,「因現場不是對等的比賽,警察比市民有更大權力,很難稱為中立比賽。」

 

蘇鑰機:新媒體影響漸大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透過其研究,指出於一般情況下,有接近一半受訪者仍是最常收看免費電視新聞,其次是閱讀收費報章。而愈年輕及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使用社交媒體會愈多。蘇指出「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很重要」,他比較蘋果日報、明報及香港獨立媒體網,發現於雨傘運動前後,明報facebook專頁的被like數目升逾十倍。

而這段期間透過facebook發放的報道,有九成是與佔領運動有關。蘇認為傳統媒體仍是很重要,但社交媒體能夠讓人「知道、分享,更可以留言」,人的參與及表達感較強,能與傳統媒體互補。

 

傳媒中立的迷思

至於在傳媒是否需要中立一事上,岑倚蘭指於運動期間有人提議記者杯葛某團體的活動,「隱含對這種為中立而中立的傳媒老闆抗議」。然而她卻認為持多元化意見的傳媒,可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珏明則認為「對暴力也是有立場,有價值判斷,但不會覺得有問題。」他指記者要呈現真相予市民知道,即使現場直播,也可以是偏頗。蔡志森則認為傳媒可以有立場,但意見應於社論內發表,不應混入報道中。「我們期望警察專業,為何不能期望記者也是專業?」

有台下觀眾指傳媒使用社交媒體快速發放消息,岑倚蘭觀察到不少記者於自己社交網站掛上黃絲帶,表達自己的立場,然而「外國記者是有手冊嚴格限制政治立場表達」,但香港記者則不斷表態,甚至穿著記者背心成為雨傘運動義工,是會影響公信力的。

 

記者的使命何在?

有觀眾問及記者使命,岑倚蘭指上一代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對現時媒體偏頗甚至「自我閹割」感到失望。蘇鑰機則指於學理上記者有兩大角色,其一是提倡中立,另一種是參與性較高,提倡公義。蘇認為兩種記者的比例與社會情況有關,參與式記者較多,代表社會有問題。「要解決記者出現的問題,就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縱然雨傘運動已告落幕,但由之引起的新舊媒體的發展與爭議將仍然繼續。這個座談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冀盼日後能再進深探討此課題。
 

捍衛自由 認清真相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19/01/2015

2014年的香港傳媒狀況繼續備受關注,發生了不少與傳媒有關的事件,現正一一為讀者回顧。

 

新聞自由狀況備受關注

本年度無國界記者公佈「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香港排第61,[1] 已是連續三屆下跌,香港新聞自由情況亦令市民愈來愈關注。今年二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中刀送院,本社亦發出新聞稿表示憤怒及關注。當新聞工作人員連人身安全也不能受保障;令記者面對敏感的議題時可能自我審查,新聞自由亦會受到威脅。本社亦希望各界能支持新聞工作者,讓他們有勇氣繼續報道真相。

 

監察媒體色情資訊 刻不容緩

新聞報道內的色情是本社一直關注的問題。有駭客於9月入侵一眾外國女星的iCloud帳戶並公開其不雅照片,本地傳媒亦有報道此事。其中《成報》於2014年9月2日(二)更在頭版以報道為名,肆意刊登不少裸露照片,裸露程度甚至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二類刊物無異!本社對此深表憤怒,並發公開信予以譴責。[2]

其後淫褻物品審裁處於10月25日(六)亦作出公告,裁定該頭版所刊載之裸照屬於第二類不雅物品,本社於11月4日發信要求《成報》刪除電子報上有關之照片,其後該報亦已刪除相關頭版。然而令人感到無奈的是,沒有任何傳媒就此事作出報道。或許社會大眾已對此等情況見怪不怪,但任何人在街上都可看到報章頭版,究竟傳媒是否仍願意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並願意互相監察,保護兒童免受不良資訊影響?

 

新時代新挑戰:新媒體及智能手機

使用新媒體及智能手機已是大勢所趨,本社與另外十個團體組成的「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9月發佈「新媒體私隱與溝通調查」,分別調查家長及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時對私隱的重視程度。雖然智能電話十分普遍,但只有約三成受訪者表示會閱讀Apps對個人資料使用的聲明,家長亦比學生更不清楚Apps的分級及存取權限。[3] 現時不少家長亦已使用智能手機,若要了解如何保護自己及子女的個人資料,看來需要多下苦功,甚至可向子女請教有關知識,藉此增加溝通機會。

其實不少家長已成為「低頭族」,他們的子女亦由智能手機「餵大」,但這亦會造成更多沉溺,亦令關係變得疏離。如何「拎得起,放得低」,不倚賴科技去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人所面對的挑戰。

 

捍衛自由 認清真相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仍是資訊流通的地方,我們要致力捍衛此等自由。然而現在真相可以快速傳開,謠言也能快速滲透,如何分辨新媒體似是而非的資訊,將會是我們未來的關注焦點。
 
 

 


[1] 「香港新聞自由排名續跌至61位」,香港記者協會,2014年2月12日,網址: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163&lang=zh-TW

[2] 〈譴責《成報》賣弄色情,刊登女星裸露圖片〉,明光社,2014年9月2日。

[3] 〈新媒體私隱與溝通調查新聞發佈〉,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2014年9月20日。

97回歸 風波裡的召命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19/01/2015

經歷了八十年代的躁動與不安,香港在九十年代迎來了回到中國的歸期。歸期屆滿那一夜伴隨著風雨,然而一切卻那麼平靜:官員平靜地宣誓;英國國旗徐徐降下,換上中國國旗;解放軍車隊順利駛進香港。

可是在平靜氣氛背後,卻是累積經年的焦慮與惶惑。香港在1997年回歸,但早在八十年代已經歷一連串信心危機,大批有能力的中產精英對前途感到憂慮而紛紛移民海外。本章我們走訪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女士,從兩位身在不同崗位的基督徒身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港人對回歸的恐懼始於1984

胡志偉牧師表示,在回歸以前,香港長期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在回歸後卻改由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由於兩地存在重大的差異,包括經濟和文化的層面,所以當時不少會眾均對回歸感到恐懼和不安,教會亦就著時代的需要而舉辦一些活動,讓教牧和信徒能夠對神有信心,安然過渡九七回歸。

雖然六四事件為教會帶來衝擊,但在回歸前,教會其實普遍接受大局已定的看法,要移民的已移民,要留下來的便繼續留下來,所以到九七年回歸的時候並沒有特別劇烈的轉變。

 

信徒各散西東 教牧安慰群羊

早在1984年前後,香港人已對回歸感到憂慮。胡牧師表示當時教會的會眾(包括教牧和長執)的移民比例高於社會其他人士,部份原因可能和教會人士相對教外人士有更多中產人士有關。

面對時代的挑戰,當時一群教會領袖及青年工作者眼見市民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憂慮,因而聯合起來,發表「信念書」 (詳情請參閱本期《燭光網絡》 第6至7頁),教會更新運動 (教新)亦因為這份文件而成立。

胡牧師相信這份信念書能夠為本地教會提供一個指引,而教新在成立後亦呼籲教牧同工繼續留港服事。胡牧師憶述在1984年7月的時候曾有一個禱告見證禁食祈禱會,及後亦舉辦過多次祈禱會,為香港和教會祈禱。

 

回歸後的基督教狀況

胡牧師認為由回歸至今,教會的宗教自由在看到的情況下尚算能夠維持,但看不到的層面卻是有影響的。在回歸以前,教會尚會為一些公義的事情發聲,但回歸後聲音卻愈來愈小,個別教牧和宗派在某些事件上更選擇沉默,例如近期中國溫州的強拆十字架事件,這明顯是內地侵犯宗教自由,可惜香港教會卻沒有為此發聲。反而,教會只是選擇性地在「性議題」上才大力發聲,胡牧師認為這是難以接受的。

 

對教會的挑戰

問到胡牧師香港回歸前後的分別,胡牧師認為在殖民地時代,社會普遍接受統治;但回歸後,隨著公民身份的覺醒,通識教育以至互聯網的資訊流通,這些因素促使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提高,這明顯地反映在今次的雨傘運動,年輕人對民主和公義的執著是比成年人高。成年人著重經濟,年輕人重視公平、公義、民主和文化等。

教會可能正面對一個危機:該如何面對和年輕人有看法上的分歧呢?如何牧養這群年輕人呢?教牧要如何改變成年人主導的思想呢?胡牧師認為教會要給年輕人有更多的參與機會,更多的自主性。對於教會的撕裂,胡牧師相信教會要花一段時間做復和的工作。

 

新聞工作者眼中的回歸

1997年時的岑倚蘭在蘋果日報擔任採訪主任。她認為港人在回歸前之所以對回歸感到恐懼,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業績」很差。她憶述1949年共產黨建國後打壓異見的手段令人感到恐懼,例如一些一心報國的愛國人士竟在文革中被壓逼。儘管在1982至1989年民運前,中央對香港記者回國內採訪較自由,令不少新聞工作者對中國民主化感到希望,但八九六四事件令不少新聞工作者對中國灰心。

面對回歸,被六四事件嚇怕的新聞工作者都紛紛移民。岑倚蘭指當時英國政府對主理政治新聞的新聞工作者的居英權審批較寬鬆,令不少有能力的行家積極申請。不過,岑倚蘭並沒有在那時申請移民,她認為當一個新聞工作者離開故土,擁有外國有居留權已是身在安全網中,未必能對故土有切膚之痛,所能發揮的功效亦減弱了。同時她感到生於斯長於斯,為著一份對祖國的愛國情懷,她決定留在香港。

 

回歸後的新聞自由每況愈下

談到回歸前後新聞自由的對比,岑倚蘭認為這能夠看出中英雙方的分別。英國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在香港仍然設政治部,不過她所用的政治技巧較高明,懂得用軟性功夫影響傳媒,例如向傳媒「倒料」。不過作為威權管治的中共卻在有形和無形中干預香港的新聞自由。

她指出香港傳媒的老闆大多數有其他生意,他們的生意不時涉及內地,所以為免自己其他生意受打擊,他們無可避免會自我審查,將一些不利共產黨的國內新聞淡化。而且,中共亦懂得拉攏傳媒老闆,例如會以委任為人大或政協等方式,甚至透過特區政府頒授勳章影響傳媒老闆,令他們「識做」。

而要「識做」的不但只有老闆,還包括傳媒的管理層,例如六四二十週年,某些大媒體卻刻意淡化報道。當一些傳媒不聽話的時候,甚至會以抽走廣告的方法威嚇傳媒,以圖奪去其生存空間;部份電子傳媒在續牌制度的脅逼下也不得不歸邊。這一切一切都是對新聞自由赤裸裸的打壓!

岑倚蘭認為在傳統傳媒的不斷自我審查下,造就了網台的發展及多元意見的表達,使不少異見份子都可以發聲,。不過,她補充網媒始終有一定限制,例如議題的設定能力就不及傳統傳媒。

 

走過峰尖浪口 因著信仰支持

作為記協主席,身為基督徒的岑倚蘭說,其實她在今年亦有掙扎是否繼續連任記協主席,不過當想到今年可能會有不少重大事件發生時,她知道天父要她在這個大時代發揮角色,敢於講真相,守護新聞自由。她表示在最忙的時候曾一週發出四份聲明,不過她將口裡的應對都交給耶和華,結果一切恐懼都安然度過。

香港今日已走到政制發展的十字路口,但願父神繼續為香港開路,讓香港人在艱難中重新得到復和的機會,讓香港在浴火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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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中英聯合聲明》(第五點)

一起走過沙士、七一的日子

羅遠婷、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1/2015

2003年是紛擾的一年,香港人歷經非典型肺炎(沙士)一役,接踵而來的是有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在那年,生命似是特別脆弱,香港人坐困愁城,盼望「光復」的日子。然而,疫情剛過去,香港人因長期受政治民生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結果在隨後的七一遊行通通爆發出來。現在回望2003年,我們怎樣走過那段日子?

 

邢福增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院長當時於長洲的建道神學院任教,雖然地理位置上看似遠離「災區」,但是他仍有經歷戴口罩及學校停課的日子。「那時的氣氛確實很灰暗,疫症剛開始時,沒有人確定是由甚麼病菌引起,大家人心惶惶。雖然後來能確定是沙士,但眼見每天感染病菌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心情自然也十分低落。」

在低氣壓濃罩下,整體香港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基督徒縱然有信仰支持,但也不能倖免。特別在生命危急關頭,面對茫然未知的情況,人有時也會傾向想找出事情的因由。

邢院長憶述當時的基督徒群體也廣泛流傳一些沙士出現的「原因」:「當時曾有流傳,指因為某局長身為基督徒卻為香港求簽,觸怒了上帝,上帝因而利用沙士懲罰香港。然而,這樣卻只是將沙士演繹成人犯罪後的懲罰,亦是把信仰約化成解釋現實的理由。信仰並不是用來解釋現況,而是一份助人面對晦暗不明前景的力量。」

在最壞的境況中,也是讓信仰發揮力量的最好時候。邢院長在疫情稍緩時,於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行講座,探討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基督教與其他民間宗教對疫情的詮釋有何不同,藉著講座疏理當前的境況。

但早在沙士肆虐期間,信仰透過一位又一位的基督徒展現。謝婉雯醫生是首位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她亦是一位基督徒。在沙士爆發期間,她主動提議調進醫治沙士病人的病房工作;後來因感染沙士而離世。謝醫生的生命本已是一個美好而又實在的見證。

這段時間亦是一個反思生命價值的好時機。「沙士以前,香港人只懂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只想要滿足自己那無窮無盡的慾望,但那時卻是一次的停頓位,讓大家思考是否仍要過這種無止境追逐式的生活。」

疫情剛紓緩下來,便爆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香港市民對當時的特區政府早已累積一定怨氣,再加上後來沙士爆發及政府處理手法失當,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雖然那次遊行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號召,但從遊行隊伍各式各樣的訴求中,不難發現市民們其實藉此發泄一直以來積存的怒氣。

今天的香港教會會為著當前的情況表達意見,那在2003年呢?「印象中,除了協進會、基督徒學會及個別宗派,大多數教會並沒有表達意見」或許是剛經過沙士一疫仍在回復元氣,或許是關乎政治的事,教會要與之劃清界線。但無論如何,邢院長認為基督徒有著雙重身份:「基督徒既是天國子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並不削弱地上公民的社會責任,反之亦然。」

若從2003年的經歷面對現在的香港,邢院長寄語大家要持久地追求目標。「沙士的時候,大家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覺醒了,意識到生命並不只是追求無止境的渴望。可是這種覺醒很快消失了,至今唯一能長遠改變的,就只有我們洗手的習慣,以及水嚨頭由開關式變成自動感應式了。」

 

李炳光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

當時還有半年,李炳光牧師便退休了。怎料卻在2003年上半年爆發沙士,普通人若是遇上這情況,或許會暗嘆倒楣,不能安安樂樂完成任期;但李牧師卻看見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上帝給我的特別挑戰,在那個艱難的時間中讓我參與。這也是神讓我服侍及關懷有需要的人。」

李牧師口中的「有需要的人」,正正就是前線的醫護人員。那時,李牧師正擔任院牧事工的主席。面對著每天不斷攀升的感染及死亡人數,李牧師坦言當時確實愛莫能助,而教會所能做的事又十分有限。縱然如此,教會仍有可以承擔的一份。

「那時,教會與當時仍是主教的陳日君樞機一同舉辦露天祈禱會,為香港禱告。此外,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因著職責而不能回家,我們想到可以為他們及其家人安裝遙距鏡頭,讓他們見面,以解相思之苦。當在主日宣佈這項計劃時,弟兄姊妹十分踴躍,僅僅在一天的幾堂崇拜已籌得足夠款項,並在那打素醫院設立有關設備。」

回想那時的氣氛,李牧師記起社會瀰漫著無奈及焦慮。「因為疫情開始時並不知道由哪種病菌引起,所以人心惶惶。」教會那時亦因此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所有會眾帶著口罩參與崇拜,從講台上望下去,只見大家露出雙眼,但仍感受到大家的不安。至於發聖餐時,亦要改用鉗子分餅。」

李牧師感嘆雖然現今醫學昌明,但人的力量依然微小。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病菌,人仍然束手無策。然而,在幽谷中,在人的脆弱上,卻使我們不得不謙卑下來:「在沙士期間,雖然不明白當前的境況,也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事,但面對著人的渺小,卻體會到神仍是真實的,唯有在祂裡面才有永生的盼望。」

誠如李牧師最喜愛的一首詩所述,面對看似毫無盼望的困境中,神仍在其中,我們仍然有盼望:

「雖然我看不見藍天,我仍相信有藍天;

雖然我見不到陽光,我仍然相信有太陽;

雖然我看不到上帝,但我仍然相信有上帝」

 

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2003年,岑倚蘭(岑倚)是《經濟日報》的副老總。

那屆政府軟弱無能、市民希望她做到的沒有做;反倒推行不得民意的政策,加上經濟低迷,令市民驚覺需要走到街上表達訴求。雖然當年的市民或基督徒對事件有很多意見,然而並沒有出現如今天的撕裂。「今天出現多元的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代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昔日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完成路線後便會分散,回歸生活中;然而,今天的公民社會成熟、公民意識強烈提升,再加上社交媒體的威力,令公民運動的模式有很大的轉變。」

在後佔領時代,上一代人就如明燈,是意見提供者,新一代卻會按自己的取向而選擇方向;上一代人擔心年輕人有生命的傷亡,新一代卻認為他們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一切。政府不能再以舊有的方式面向新一代,正如台灣新一代用選票告訴國民黨他們要懲罰馬英九,香港新一代同樣可以用選票去決定誰人可進入政治體制內,年輕一代相信命運自決。誠然,中國 / 香港政府已失去了香港的新一代。

經歷風雨的岑倚,身處今天的動盪社會,欣賞港人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與在宗教價值基礎中建立的普世價值,並在充滿謊言與歪理的社會中讓人分辨是非黑白。同時寄語大家在面對謊言與歪理時不要讓憤怒掩蓋一切,應理性思考並認清需付的代價。

 

新聞有價 沒有免費的傳媒午餐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08/2014

新聞評論網站《主場新聞》結業,創辦人稱其中一個原因是商業上不能營運,亦有稱遭到政治打壓。不少人就認為事件顯示香港新聞自由已受損,又有人說已到世界末日,甚至指新聞自由已死。

根據《主場新聞》透露,其營運資金一直都是依賴幾位主筆在某大報章寫稿所得的收入,但近日他們的寫稿陣地突然改版,變相令網站收入來源大打折扣。

新聞業界須要有收入才能營運,而收入來源不外乎以下三項:一、巿民購買或訂閱其媒體;二、透過招攬廣告賺錢;三、報紙本身賺不到多少錢,但透過所謂「金主」支持,維持新聞服務。

環視香港的傳媒,若要擁有真正的新聞自主,最好當然只單靠巿民購買報紙就能達到收支平衡;而透過招攬廣告或找金主支持,多少有機會受到左右,特別是當廣告商以抽廣告作為要脅或出現一些涉及金主的新聞時,能否堅持編採自主與新聞自由,這便成為傳媒的考驗。可惜的是,若細閱香港不同的上巿傳媒公司的年度業績,總不難發現,沒有多少間是單靠巿民購買其產品便能達至收支平衡的。

未有互聯網之前,新聞有價,若要知道外間的資訊,就需要買報紙;而且電視及報紙上自然會有廣告。然而,在互聯網世界中,新聞「無價」,現在數份香港大報,其電子版基本上已全部可供大眾免費線上閱讀。

當新聞不再賣錢,新聞從業員總會受到四方八面的壓力,甚至別人還未出聲,就先自我審查。這情況自回歸後日益嚴重,自我審查不再只像以前所說的由上而下,現在甚至由下而上的出現,再加上近日所談的白色恐怖,只會令人更擔憂。可是,我們卻未必能直接將種種事件與新聞自由倒退畫上等號,但肯定的是長此下去,非主流的聲音將難以如實地在公共空間發聲。我們可以怎麼辦?很簡單,支持你信任的傳媒。新聞有價,請付鈔支持。由其他人(金主)付鈔的免費午餐,點的多數不是你喜歡的餸菜。
 

曾經刊載於:

《成報》 7/8/2014

明光社與518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30/05/2014

5月18日,90多個團體,超過32,000人一起支持「愛爸媽、愛我家」運動的啟動禮,由尖沙咀九龍公園歡樂巡遊至文化中心,大會由始至終都在宣揚正面的家庭價值,沒有反對甚麼社會議題,不過一些傳媒和同運組織,仍然將活動定性為反同活動,而他們所用的理由正正是立場新聞,以個人揣測代替客觀事實的最佳例子。

518的活動由多個團體合辦,並由維護家庭基金擔任秘書處和發言人,明光社是其中一個積極支持和參與的團體,但由於我不是發言人,因此,雖然在非公開的場合及朋友之間的交流,我都十分樂意推薦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不過,任何公開的查詢或發言,都會由維護家庭基金的總幹事處理。對於有人說明光社不承認此活動是我們有份搞的,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提出指控的人並沒有向我求證,只是道聽途說。

明光社是十分支持518活動,並積極參與的,至於我同時是這活動秘書處維護家庭基金的董事並非甚麼秘密,我的名片和維家的網頁都有列明,不過,我只是其中一名董事,並非維家的發言人,因此,除非董事會有特別的委派,我不會代表維家公開發言,這在很多機構都是正常的安排。至於維家的地址與明光社相同,其實也是公開的資料,明光社一直樂意協助一些新成立但未有足夠能力租用獨立辦公室的團體,以低廉租金使用我們的辦公室,維家之前已有另外四個機構曾租用我們的辦公室。此外,亦有人奇怪為何代表518活動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是明光社,主要因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只是一個網絡性組織而非註冊團體,需要一個註冊團體代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明光社過往在反賭波和反傳媒污染等問題有多次申請遊行集會的經驗,義不容辭地分擔了有關工作,亦預計傳媒或其他人士很可能會知道,沒有甚麼需要掩飾的地方。

不過,最令人嘆息的仍然是一些傳媒的偏見,若果有同運團體參與其他社會運動,例如只是關注環保或佔中,沒有夾雜其他議題,但有人指其背後一定是為了推動同性戀運動,大家一定會認為這是偏見。不過,在對待反對同性戀運動的團體,一些人和傳媒卻有明顯的雙重標準。518雖然由頭到尾只強調支持正面的家庭價值,沒有任何反對的議程,但有報章一開始便指這是反同的活動,原因很簡單,只因秘書處維護家庭基金曾經反對過性傾向歧視條例,而更重要的因為明光社的蔡志森是維家的董事。並因此發出電郵給多個支持518的機構,問他們為何參與此支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背後其實一定是反同運的活動。完全漠視維家和明光社也有關注很多其他議題,其實只要瀏覽維家的網頁,大家便會發現她最近關心很多家庭議題,包括通訊軟件與家庭關係;和探討父親的形象等,同運並不是最重要的議題。

而對明光社來說,反對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同性婚姻和同性戀運動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亦毋須隱藏,但不等於明光社每一個活動都是為了反同運。難道我們反賭波、抗議傳媒渲染色情暴力的時候,大家會認為背後也是為了反同運嗎?明光社反對馬會在學校附近開設投注站的時候,不同時拉起反同運標語就是掩飾嗎?滿腦子只有同運其實可能是傳媒本身,而反同運彷彿亦成了明光社的原罪。例如《明報》在5月15日大篇幅報道518是反同活動,但到了5月18日當天卻沒有派人採訪及嘗試證實自己的預言是否正確,對有3萬多人參與的大型群眾活動隻字不提,反而報道了一個只有16人參與,亦不是首次出現的拉喼活動,作為一個曾經做過10年記者的我,《明報》的編採方針實在超越正常新聞工作者的判斷,非一般人所能明白!

 

風雨飄搖的傳媒行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8/05/2014

繼《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之後,未出版的《香港晨報》又有高層被伏擊。雖然仍未知道動機,但兩宗事件已令到整個行業陷入危急的時機,特別是印刷傳媒,面對多方面挑戰:互聯網媒體享有時間上的優勢,可以比傳統媒體更快發佈新聞;此外,報紙紙價上升,其銷售量和廣告又遭免費報瓜分,收益不斷減少;部份經常反對政府言論的傳媒,近日更高調表示被抽廣告。新聞自由表面上未死,卻在慢慢遭「陰乾」。

網上新聞發佈仍未及完善

近月的新聞均顯示整個行業趨向網上業務發展,先有本港兩大報業集團宣佈轉戰互聯網;有報章更以全份報紙電子版網上免費無限次閱讀作招徠,天天在報章中宣傳其新手機程式,以提升其點擊率和使用率。而其網站亦在內容上不斷增加即時更新的資訊。環顧現時各傳媒,大部份均有在facebook設立自己的專頁,將新聞、最新動態,以及一些副刊內容,按時放在網上,供網民轉傳。
 
不過,由於報業集團並沒有額外增加資源,專門及有系統設立具規模的部門,以專責處理網上新聞,因此這些網上的資料質素往住成疑,消息淪為互相抄襲。有時甚至出現情況如記者會未開始,記者為了交「即時新聞」就將新聞稿直接「搬字過紙」,結果新聞的主調變相就被記者會主辦單位操控了。

操控新聞流程 名目層出不窮

更甚情況是記者會被消息來源左右,有關人士會先向記者提供一堆背景資料,給他們作為參考,但事實上所謂的背景資料都是有傾向性的,有時甚至是以偏概全。當記者一不小心全部照用,就等於替該消息來源所屬機構做免費宣傳。若再過幾天才再作細緻分析,即使發現被騙了,議題卻已被定調,根本難以改正過來。
 
有時,政府為了操控新聞流程,在出現重大負面新聞當天,就一連發放數個其他重要消息和政策改動,令記者難以分身採訪,採訪主任只能依靠電視台的記者會直播了解事件。但問題是往往有經驗的記者都「坐房」(在報館內收料),而年資較淺的記者就會向外出勤做記者會。由於年資尚短,他們較難把握機會向官員提問,亦難以一時間消化內容,並在記者席上作出質詢。最後記者會的資料盡都是政府預備的論述,但反對的聲音,若沒有人提出就根本就沒有機會呈現;有時即使有人提出,編輯也可以用沒有版位或與新聞角度不符等理由而不刊登。

新聞評論左右傳媒生態

不僅是新聞處理受制,新聞評論的風氣更影響到現時傳媒生態。在發佈新聞後,與事件相關之評論會在翌日的報章出現,現在卻有不少網台因著互聯網之便而企圖加入「即時評論」的巿場。不論立場是左中右派,均有以前的記者成為網絡打手,他們即時就事件設計圖片,找評論,甚至自己寫評論,提供他們認同的觀點。甚至有部份傳統傳媒每完成一個學者回應,就即時寫成新聞放上網,現時報紙原本的長處亦被網上媒體取代,一時間報章傳媒整個議題設置被架空了。
 
現時較具公信力的傳媒媒體所選用的策略是利用專題與獨家故事來吸引眼球,不過部份傳媒做專題及調查會有極大限制,有時可能出於部份內容敏感,或者上司不喜歡,若是這樣報道可能就自動消失。要將新聞消失可以有很多「理由」,上司可能要記者找更多證據,又或是要求有人回應,總之務求拖延新聞出街的日期。有時候又或者政府有消息人士說了另一個版本,之後要由記者作出跟進補充,諸如此類,務求訊息出街時「河蟹」。
 
為求出現更爆炸性的新聞評論,一些報章除了重金禮聘評論人寫稿,更會邀請不同人士以消息人士的形式,在不同專欄中出現,而有指部份人士居然是政府內部的高層﹗若然屬實,難免令人質疑香港傳媒是否真的多元,抑或只是另類的一言堂。

惡性循環令新聞質素下降

如此惡性循環下,新聞質素自然下降,廣告又因各種政治因素不在報章刊登,傳統傳媒利潤受壓。網上媒體的營利模式又未見清晰,結果使部份傳媒從業員的人工愈見緊張。有傳媒人士表示,今年加薪幅度比市面上少,即使不斷有網媒湧現,卻未見因為人手短缺而有加人工跡象,可見傳媒工作者連生存也成問題。不少記者埋首工作,先求溫飽,未能顧及其他,自可理解。
 
不少人雖然預計未來傳媒界發展都會走向網媒化,但網媒至今仍然未為大眾普遍接受,至少他們想出席記者會也未必會獲得政府、商界等認可,甚至曾試過拒絕他們的採訪身份。社會一方面認為網媒身份不明,專業不足,寫的內容不盡不實,但一方面又不給予他們認同,不讓他們出席活動,了解實況,在互相敵視的狀態下,香港的新聞質素難以提升。

實際行動支持傳媒

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我們除了呼籲捍衞新聞自由,更重要是有實際行動,包括:一、 花錢買報紙。我們可以選擇購買其網上版,甚至買印刷版報章作為支持;二. 支持你喜歡的互聯網傳媒。同理,互聯網傳媒不少是欠缺支援下運作的,讀者可以直接捐款支持他們;三. 對於失實報道的傳媒,除了罷買,更可以離開他們的網上專頁,這同樣也可以構成一種壓力。
 
 
 

全方位捍衛新聞自由 必須爭取編輯自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3/2014

筆者由89年6月開始在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及新聞節目主持有10年之久,見證著六四事件以至回歸前後的歷史轉變。而轉職明光社將近15年,仍一直擔任記者團契顧問及報業評議會執委,不少心力也放在推動傳媒教育和傳媒監察,與大部份香港人一樣,十分珍惜香港多年來所享有的新聞及言論自由,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以及商台即時解僱節目主持李慧玲,引起業界及不少社會人士關注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否不斷收窄,中央及特區政府是否透過不同的途徑,令一些在輿論上有影響力的反對者消音。其實,除了極權政府之外,就算號稱尊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社會,其政府、政黨、財團和不同的民間團體、甚至教會,都一直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影響輿論,我們毋須亦不能反對他們想影響輿論的意圖,要關注的應該是他們用甚麼手段,以及我們自身為了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利益最能影響傳媒

香港是一個著重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影響傳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益,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同樣可以令一個傳媒人心動。因此,不少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在社會上具重大影響力的人士,皆透過給予獨家訪問或消息,去籠絡傳媒機構和記者,因為獨家訪問政要和風雲人物,以及可以率先報道一些重要消息,對傳媒人來說都是不易抗拒的誘惑。有時為了討好對方,便會有意無意地避重就輕,小罵大幫忙。

另一方面,對於依賴廣告維生的傳媒,不刊登廣告(或以抽起原定廣告作要脅)、拒絕接受訪問或拒絕擺放(針對免費報章),以封殺傳媒的收入來源及其吸引讀者的賣點,也是容易令傳媒機構考慮妥協的殺手鐧。當然,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收購有關傳媒,然後撤換不識時務者,招攬懂得揣摩上意的人,以建立自己的班底。其實,現時不論左中右的報章和傳媒機構,幾乎皆落在立場鮮明或有明顯利益考慮的財團或富豪手中,作為傳媒老闆在與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不同界別人士交往時,往往也可以獲得一些無形的利益及禮待(如人大、政協的銜頭),這也是一些傳媒機構不斷虧蝕,但仍有人願意不斷注資的原因。他們的目的不是做「傳媒人」,而是做「傳媒話事人」。

建立編輯自主的文化

香港一直以來無法建立的就是編輯自主的機制和傳統,老闆干預新聞日常運作的情況司空見慣,不單傳統左派報章受到背後的黨組織影響。不少暢銷報刊(包括強調支持民主自由的報刊),其老闆不單直接干預日常新聞的運作,在一些關鍵時刻(例如選舉及政制的諮詢時)更會跳到台前指指點點。由於老闆有影響前線新聞運作的傳統,於是統戰了老闆,就可以收編該傳媒機構。當老闆為了取悅中央或特區政府而要令一些反對政府的聲音消失,與老闆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個人目的,將傳媒當成推動個人理念的工具,公器私用,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傷害,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因此,要捍衛新聞自由,我們最需要建立的應是編輯自主的文化,總編輯只應按新聞專業的判斷,去決定日常編採的方針和策略,如何判斷新聞的重要性、版位大小及回應方法,老闆根本不應置喙。傳媒不是為老闆個人服務的,老闆(投資者)的角色應該是決定該傳媒(報刊)的基本定位,例如讀者群(包括年齡、教育背景和社會階層等)或風格(例如嚴肅、輕鬆、諷刺、甚或是否用方言俚語等),老闆當然可以期望有盈利,有更多人刊登廣告(這是市場及推廣部門同事的職責),但編輯部與老闆和市場部皆應互相獨立,不會直接干預對方的日常工作及決定。

編輯自主若受脅  傳媒工作者應出聲

老闆若果一旦不合理地干預編採的工作,記者和編輯應該挺身舉報及反對,才是真正的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惜,一直以來香港的記者皆未能團結,成立強而有力的行業公會(很多記者皆沒有主動加入香港記者協會),亦有老闆明示或暗示員工不准加入記協或其他記者專業團體,令記協無法成為一個足以和傳媒老闆抗衡的組織,既不能就編輯自主建立一個權威的論述,亦不能有效監察傳媒和記者的專業操守,捍衛傳媒的公信力。當出現一些老闆干預前線新聞工作的時候,亦沒有能力為記者行家挺身而出。於是,形成了記者敢於挑戰任何權貴──除了自己老闆的悲哀。今次明報和商台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個人的職務是否可以調動,而是傳媒工作者能否團結起來,一起要求老闆和管理層增加透明度及回應員工的合理訴求。

新聞自由的未來,不是繫於個別的傳媒工作者身上,而是繫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客觀、公正、按專業判斷而不是長官及老闆意志作為編採方針的傳媒生態,無論任何人在位都必須遵守。市民大眾最需要支持的不僅是個別的傳媒人,而是向老闆公器私用,將記者當作「馬仔」和「打手」的心態說不。

 

*2月26日劉進圖更被兇徒用刀襲擊

 

誰為合理定分界——基督教國際學校事件對教育界的衝擊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 (社關行動)
20/03/2014

一直以來,支持《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人士都強調立法不會影響教育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等,並積極地反駁一切外國「逆向歧視」的例子,認為是杞人憂天。不過,即使香港現時尚未有相關的法例,但從近期基督教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Hong Kong)[簡稱ICS] 事件,可窺探到一旦性傾向歧視立法後對教育界可能造成的衝擊。

 

校方要求被指控「歧視」

今年1月24日,《明報》A2版的專訊指ICS要求教職員簽署一份聲明[1],內容是要求他們跟從聖經的道德倫理標準,並指如有違反可能會被解僱。跟據報道,校方要求職員簽署聲明書的內容之一是要求職員不得進行聖經一男一女婚姻以外的性行為,其中包括同性性行為。此外,聲明亦包括一些與性道德無關的行為,包括盜竊、恐嚇等。不過,當中涉及同性性行為的部份卻被指是為對同性戀者的歧視。

事後,出櫃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指校方的做法是歧視,並去信立法會要求政府和議會關注事件。不少同志團體均發聲明批評校方的做法,亦有團體舉辦論壇聲討校方。教育局於2月12日回覆立法會,促請校方遵守《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有律師更聲言假如校方屢勸不改,教育局有權拒絕學校註冊,變相「殺校」。[2]

 

關注組發聲明及登報支持校方

雖然部份傳媒和同志團體一面倒認為校方的做法是歧視,但是家校組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卻對事件有不同的看法。關注組在報道翌日立即發表聲明支持ICS的做法。[3]

根據聲明的內容,他們認為一間學校,不論其宗教背景均有權按自己的辦學理念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因此而對教師有品德的要求,以對學生起道德示範作用,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對於被指為「歧視」的條款,關注組指條文主要只是針對同性性行為,而且傳媒亦沒有說明是否有教職員成為聲明書下的「苦主」,只是純粹因「收到投訴」就借機推動《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是為同運造勢。

及後,在2月20日,關注組又在《東方日報》A11版刊登半版廣告,[4] 促請教育局尊重辦學自由,勿違反人權公約及教育守則。他們認為教育局促請ICS遵守的《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當中已表明「合理而客觀的用意」並不構成歧視,而對教師有道德要求是合理而客觀的。

 

登報表達意見 實屬不得已

選擇用登報這個昂貴的方法,關注組召集人黃偉明表示是因為他們曾嘗試以不同的方法作回應,除了少數傳媒有報道他們的聲音,大多只是一面倒報道和刊登支持同運的觀點。因此,在多名ICS家長的支持下才以關注組的名義登報支持校方。黃偉明表示其實ICS事件後,關注組已聯繫到不少家長,他們均一面倒支持校方的決定;有家長更親自撰文在關注組的面書上刊登。然而,他表示雖然家長支持校方的決定,但無奈面對同性戀運動的壓力,公開露面支持是「政治不正確」,因此暫時只能在幕後支持校方。黃表示為了讓市民瞭解事情的嚴重,關注組已開始作街頭宣傳,又會應邀到學校講解。

 

教育界和家長如何自處?

是次事件所涉及的學校雖然是一所國際學校而非主流的學校,但是其實在本質上兩者的差別不大,假如我們認同ICS對教職員的道德要求是不合理,是歧視的話,這標準放諸於資助學校亦應同時適用。不過,問題是學校對於老師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而這又是否可構成「歧視」的關鍵因素。不過,作為一所有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學校,假如對教職員有道德要求,這是「不合理」嗎?在高舉人權的當代社會,相信定有人會認為不合理,那麼對老師有怎樣的要求(還是沒有要求)才算是「合理」?

事實上,教育自由和家長教育權是國際人權標準和本地法律的共識。從《世界人權宣言》到《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等國際人權公約到本地的人權法,均肯定家長擁有對子女的教育權。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3) 便提到「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5]《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4) 亦提到「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6] 因此家長絕對有權為子女選擇合乎其信仰的學校入讀。

 

可幸今日未立法

同運支持者經常表示《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不會影響教育自由與宗教自由,但是ICS的例子,平機會和教育局的態度已實實在在告訴我們,假如日後真的出現相關法例,不論辦學團體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有合理原因,只要在同性戀議題出現差別對待,都大有機會被指控為歧視。假如今日教育界還不覺醒,他日這把刀將會放在大家的頭上。

牧師,你在場嗎?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9/03/2014

近來有幾幅圖畫常在心裡盤旋。

第一幅是幾名教士在烏克蘭危急存亡之秋,孤零零的站在廣場中央,周圍是架着盾牌的警員,他們夾在警方與示威民眾之間,堅毅而平靜地禱告。第二幅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了六刀之後的當晚,有牧者在醫院的小教堂內帶領一眾記者及親友為劉祈禱。第三幅是在剛過去的禮拜日反暴力、緝真兇、保法治大遊行之前的基督徒祈禱會,只有幾名牧者零星地站出來祝禱,由於當時是禮拜日中午,很多教會仍在崇拜,我也是剛在一間教會講完道後提早離開趕赴政總參加,很多牧者無法出席完全可以理解。不過,無可否認,香港的牧師,以及牧師背後所代表的教會,卻常常令人感到在社會發生重大問題時缺席。

筆者並非認為牧師應成為時事評論員或社會運動家,亦毋須經常就社會上許許多多的政治議題表態或提供指引,因為這不是牧師的呼召和專長。不過,當社會上發生許多牽動人心的事,牧師卻往往不在現場,便令人難以釋懷。也許不少牧師當慣了領導人,在教會一呼百應,是信徒目光的焦點,慢慢忘記了怎樣去做一個普通的參與者。牧師,其實也是香港市民的一分子,應該與香港市民共同呼吸,不少牽動香港人心的事,理應也牽動牧師的心。牧師,毋須一定常常是台上的明星,其實也可以是台下負責鼓掌和打氣的觀眾。有時默默的參與,毋須甚麼神學或社會學的深入分析,只不過需要一顆赤子之心。

當見到暴力在踐踏我們珍惜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我們能無動於衷嗎?當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市民置業願望遙不可及;民主進程反覆紛亂;家庭備受衝擊,身為香港的一分子,為何我們總是保持距離?其實,當市民大眾以及一眾信徒感到徬徨、困惑、憤怒和不平的時候,牧者的出現,親臨現場,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勵,就像一個人在病患失意時,誰曾經探望和靜靜地陪伴在側,當事人會銘記在心。

牧者的角色,有時不一定走在最前面,而是與信徒和市民大眾並肩同行。今年是香港政治和社會問題關鍵的一年,請各位牧師不要缺席。
 

曾經刊載於:

《基督教週報》 9/3/2014

新聞自由的代價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3/2014

筆者參與了記協舉辦的「反滅聲」遊行及集會,作為一個前新聞工作者,雖然並不完全認同某些傳媒機構及評論員的作風,但要表態捍衞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義不容辭的,因為在香港這個政府認受性不足,財閥影響舉足輕重的社會,傳媒作為監察社會的第四權尤為重要。

相信不少人與筆者一樣,對香港傳媒的表現頗有微言,而傳媒公信力不斷下降亦是不爭的事實。不少傳媒機構自我審查,不敢開罪權貴、甚或向權力靠攏,對國內和香港一些侵犯人權和不公義的事情視若無睹。不幸的是,另外一些聲稱敢言的傳媒又往往譁眾取寵,內容充滿煽色腥外,在報道新聞時亦毫不持平,往往報道與評論不分,將自己的分析當作證據,將自己不喜歡的官員和公眾人物的言論扭曲,或將他們的小小錯誤無限上綱,對自己或同路人的明顯錯失卻輕描淡寫,往往嚴於待人,寬以待己,雙重標準。不少傳媒其實亦正亦邪,既在監察政府及權貴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亦附送不少歪理及偏見!不過,這是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時難以完全避免的代價。

要捍衞新聞及言論自由,除了必須接納異見人士的反對聲音,亦要容忍一些我們不認同的聲音及表達方式的出現,寧可先發表,後批判,而不是一刀切禁止。對於一些只懂負面批評,或「有佢講冇人講」的節目主持及時事評論員,筆者並不欣賞,亦認為他們一些做法有違傳媒工作者應有的客觀持平。但與其要他們消音,倒不如努力提高受眾的批判思考能力,因為總不能在倒洗澡水時連嬰兒一同倒掉。以堵塞法去防止大眾發聲,歷史告訴我們是行不通的,惟有疏導法,像洪水一樣給予適當的宣洩渠道,將水引導往合宜的方向,才是有效的解決方法。新聞和言論自由同樣不能用堵塞法去處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結果只會令民怨沸騰,引來社會更大的動盪和不安。

其實,基督教傳媒有時亦需反省,不應自我審查,對一些敏感的內容,或在教內有爭議的話題毋須反應過敏,一律消音。信徒和所有香港人一樣,活在一個獲取資訊十分容易的年代,與其斬腳趾避沙蟲,倒不如正視問題,教大家如何面對。
 

曾經刊載於:

《基督教週報》 2/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