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青少年上網行為、對策及家長的角色

—2009年「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
黃成榮博士   |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犯罪學課程 主任
15/10/2009

摘要

踏進入廿一世紀,電腦及網絡發展極為迅速,青少年的餘暇活動都有所轉變。在眾多的青少年新興玩意中,上網行為是愈來愈普遍。然而,青少年上網成癮問題亦同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作為教育工作者或家長,我們見到很多青少年盲目地沉迷於傳媒資訊及網路行為,情況實令人憂心。本文嘗試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青少年沉溺於科網行為的現象、並嘗試探索一些有效的對策、及討論家長應有的角色。

引言

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當電子遊戲及電腦尚未如此發達及普遍時,青少年的餘暇地點大都在球場、桌球室、電影院及溜冰場等,直至八十至九十年代,年輕一代則花時間在電子遊戲中心、漫畫店及卡拉OK店等娛樂地方。當進入廿一世紀時,青少年的新興玩意莫過於在家中或到網吧玩電腦遊戲,而在香港的報章上,我們也不難發現「20萬學生變網癡」(東方日報,06年5月21日)、「追蹤青年『機癡』48小時二樓網吧是我家」(星島日報,03年2月25日)、「失蹤一夜,養父尋至,11歲童迷上網吧拒回家」(星島日報,03年2月24日)等為標題的上網成癮新聞。在電腦及網絡世界發展迅速的同時,青少年上網成癮(或稱網路成癮)的問題,亦成為社會上關注的焦點。有關學者及機構亦開始就此方面作出研究,本文嘗試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青少年沉溺於科網行為的現象、對策及家長的角色。

媒體與青少年生活息息相關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確是身處於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可隨時透過不同的傳媒及科網得知社會上的即時動態,如:每日新聞、天氣預告、政府政策、經濟、勞工、交通、就業情況及很多與知識有關的資訊。簡單地說,媒體包括報章、雜誌、電視、電台及互聯網等。因此,媒體在發放及傳播訊息的同時,其實亦擔當著重要的教育角色及責任。消費者現在可以用低廉的價錢,甚至是免費(如:免費報紙和電視頻道),享受媒體所帶來的資訊。可能讀者還會記起,在互聯網使用的初期,使用者動輒要花上數佰元的月費,才能享受有限的上網時數;然而,隨著互聯網愈趨普遍,在街上不難發現一個又一個的電訊網絡公司人員,不斷努力地推銷廉價的無限上網服務。又如在近年,更有報章割價促銷,將售價由6元一份的報章,減價至3或4元一份。有些報社更出盡奇招,買報章送贈品或現金券等來增加銷量。在消費者的角度,可以用較低廉的價錢,享受各媒體的服務是好的,但在價錢的背後,消費者亦要考慮傳播媒體的質素及真確性。現今青少年在傳媒愈發達及互聯網愈普遍的同時,卻似乎未能懂得如何分辨媒體質素的好壞,有些青少年更盲目地沉迷於傳媒資訊之中,情況實令人憂心。

突破機構(1999)曾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觀看電視的研究,名為《傳媒與青少年研究(電視)》,結果發現12至16歲的青少年,平日觀看電視的時間平均接近4小時。此外,有七成多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四個月內,幾乎收看全部黃金時段內(即晚上七至十時) 的連續劇。另外,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會學習劇集中人物的個性及待人處事的方式,顯示青少年會將從電視接收的訊息加以聯想、仿傚及應用,特別是在交友、感情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其後,突破機構(2002)再發表《青少年傳媒素養研究(敘事媒體)》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青少年接觸媒體的頻密程度相當高,受訪者平均每天收看3.3小時電視、聽1.7小時流行曲;每星期會花3.6天的時間觀看電視連續劇;每月看4.2套電影(包括:從戲院、影碟及在電視收看)、看4.5本漫畫及每月花約100元購買唱片。此外,調查亦發現約有一成半的受訪者,有沉溺使用媒體的傾向,他們會經常出現一些沉溺的徵狀,例如:有89.2%會「當自己晌屋企的時候,就一定要開著電視或聽著流行歌」;有41.9%會「因為要追看電視節目而留在家中,不願出街」及有33.3%會「睇漫畫睇到唔願瞓覺」等。

從上述兩項調查可見,電視媒體對青少年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青少年的生活似乎離不開媒體,不少媒體更是伴隨著青少年成長的。在不同媒體的資訊滲透下,青少年自覺或不自覺地仿傚當中的訊息,而媒體所傳遞訊息的素質,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態度、解決問題的方法等。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除電視外,互聯網在近年亦成為青少年日常接觸的重要媒體之一。

上網行為及網路成癮現象

的確,香港青少年不單常看電視,沉迷上網更是近年的新興玩意。突破機構(2003)曾於2002年7月至9月期間,進行一項《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研究透過抽樣電話調查的方式,訪問了本地1,058名年齡介乎10-29歲青少年,結果顯示,青少年有沉溺上網傾向的比率由2000年之3.0%,急升至2002年之14.7%,升幅接近5倍,顯示現今沉溺上網之青少年數目激增。有沉溺上網傾向的受訪者,經常出現兩項或以上的癥狀,如:「上網時間總會超過自己想用的時間」、「返屋企第一時間就要上網」或「家人或朋友投訴自己用太多時間上網」等。當中10至29歲青少年網絡人口更高達136萬人,他們平均每星期上網5天之多,而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亦達3.1小時。另一項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在2004年6月至8月期間進行的青少年上網習慣調查發現,在受訪之1000名小五至大專程度的青少年中,有九成受訪者出現沉溺上網危機,中六至中七及大專或以上的組別,更分別有逾三成半屬嚴重沉溺危機(星島日報,2004年11月8 日)。

雖然如此,在研究有關「上網成癮」議題之前,讓我們先為「上網成癮」下一個定義。有機構指出「上網成癮」行為其實是一種神經控制性之失調行為,猶如病態賭博般(Illinois Institute for Addiction Recovery, 2005)。較常被引述的定義是來自美國心理醫生Ivan Goldberg定下的一些準則(見李曉君,2006)。Goldberg指出,網路使用者在12個月內,曾出現下列3個或以上的特徵,則可被診斷為「上網成癮失調」(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這些特徵包括:

1. 耐受性:指需要增加上網時間以達致滿足及/或繼續使用同等時間上網而滿足感顯著減少;

2. 因減少上網時間或中斷上網而出現兩個或以上的退隱癥狀,並會引致憂慮社會、個人及職業功能受損。此包括會出現心理性肌肉震動,即:發抖、顫抖、焦慮、強迫性思想有關網絡事情、有關網絡的幻想及夢、自願及非自願性的打字狀手指震動;

3. 利用上網以減少或避免退隱癥狀的出現;

4. 實際上網時間往往超出所預計的;

5. 生活上有大部份的時間是用於與上網有關的活動(例如:網上書籍、瀏覽新的網址、探究網絡叫賣者等);

6. 因上網而放棄或減少進行重要的社交、職業或娛樂性活動;

7. 因過度上網而導致失去人際關係網絡、工作、在學或就業機會。

由此看來,上網成癮是指使用者重複地或週期性的著迷狀態,難以抗拒上網的慾望,當停止使用時,會產生煩躁不安等現象,反映一種心理與生理上的依賴。

在香港沉迷上網的案例及相關影響

筆者現嘗試分享一些從各方資料所見到的青少年沉迷上網案例,讓讀者更了解香港青少年上網成癮的情況及影響。一名中五男生沉迷於網上古代武俠人物格鬥遊戲,後疑因「武器」被盜而自殺喪生(東方日報,02年10月17日)。一名就讀中二的青年,差不多每天放學後就會跑到網吧玩網上遊戲,玩到家人催促他回家吃飯時才離開,而在周末時更會一直玩到深夜,甚至天亮才回家。由於常花很長時間進行網絡遊戲,此舉令他感到體力透支及在上課時亦顯得沒精打采(星島日報,03年1月15日)。而現職資訊科技工作的阿曾,曾因過份沉溺網上遊戲而假裝患病而逃學,他甚至更有「逃工」的念頭(星島日報,03年1月15日)。於03年2月,一名22歲的失業青年,因年前被公司裁掉,加上與家人不和,於是離家出走及過著「寄居」網吧的生活,個多月來都沒有離開過網吧,累了便伏在桌上睡覺,醒來又繼續打機,每天斷斷續續打二十多個小時。他的上網成癮行為影響其個人衛生及正常生活(星島日報,03年2月25日)。一名13歲小機癡,因父親發現連續打機十九小時至凌晨二時,父親因此而拔掉電腦電掣,且在糾纏間被父親抓傷(星島日報,06年5月17日)。另外一則更令人關注的新聞,是一名十歲男童上網成癮,並因與胞姊爭用電腦後,情緒激動及揮舞菜刀,母親在勸導中被男童斬傷,男童其後被安排暫住男童院(星島日報,06年5月17日)。從以上的個案得知,網上成癮行為分別對成癮者的個人生活、精神健康、學業、工作及家人關係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病態網絡使用者似乎已出現重要的社交、心理及職業損害。最令人擔心的是,成癮者往往已沉溺網上活動當中,難以自拔。羅拔臣與巴尼爾(Robinson & Berridge, as cited in Deutsch & Strack, 2006)指出,成癮者通常會十分察覺到成癮行為本身存在有害的長遠影響,但他們仍繼續進行。

上網成癮之輔導策略

筆者認為青少年上網成癮的治療策略主要可從個人充權(Empowerment)與社會關係重建(Restoring Relationships)方向著手,輔導策略則包括個人對話及家庭關係修和等。

所謂「個人對話」(Personal Dialogue)是指透過會面,啟發青少年認知自己目前身處的情況;探索自己上網行為對自己的前景、家人、學業、工作帶來什麼影響;及彼此分享人生期望及實踐步驟等。這手法的理論依據來自「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重點在於透過說故事和重寫生命劇本而讓青少年重拾力量,獲得心靈的啟示,自強不息。舉例而言,敘事治療是一種充權的社會工作手法,焦點是以朋輩的輔導對話技巧,把問題交回服務使用者找尋出路,不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專業者身份出現。的確,在輔導上網成癮的青少年過程中,專業人士必須放下主要詮釋當事人問題的身份,以一種同行伙伴(Partnership)的態度推動服務使用者思索自己的處境和未來。我們可運用「解構對話」(Deconstructing Conversation)、「外化對話」(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兩種技巧讓青少年認知自己、並解構和重建自己與上網的關係。這類手法可協助上網成癮者重新演譯自己的行為,從個人成長歷史中,重拾解決難題的能力,做一個撰寫生命劇本的主人,而非臣服於社會論述(Social Discourse)下去生活。當我們能給予他們「開放空間」,抗衡負面的身分,他們便能支配負面身分,為自己創造一個另類故事(見吉兒‧佛瑞德門及金恩‧康姆斯著,易之新譯,2000;尤卓慧等編,2005)。

有關「家庭關係修和」(Reconcili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hip)的建議則是一種較長遠的手法。其目的是協助青少年與其他重要人物如父母、老師及關心自己的人,重建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然後透過「關係」來推動青少年為自己的生命訂定目標及方向。正如筆者在前文的分析,上網成癮者往往都是因其他社會心理的情況而出現沉迷上網行為,若我們能協助他們認知導致沉迷上網背後的心理問題,尤其有助於沉迷上網的青少年找回自信、自愛及自力更新的目標。當青少年逐步能減少上網時間,其實他們是會感到與人的關係得以改善,彼此的溝通更和諧,自己便能發展更大的生命力去作自我監控,慢慢便能找到自律和自控的喜悅。因此,要幫助青少年解開困擾著他們的心理問題,例如人際關係的破裂,至為重要。若能協助當事人去面對現實社會對他們的期望,而非以沉迷網路去逃避現實,這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王智弘(2007)在其網上文章「探討青少年網路成癮之諮商與輔導策略」中,亦曾結合其他學者的意見,指出對網路上癮青少年的輔導目標,就是從Disorder 回到Order,也就是說協助網路上癮青少年從失序的上網行為與失序的生活狀況中,回歸次序與平衡。輔導的目標不是「戒除」上網,而是合理及可以控制的上網,並能適切安排上網與非上網的時間,將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加以統合並達成協調與平衡。他特別提及教導青少年擴展多元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學習人際溝通技巧,這不僅可防止他們過度依賴網路,也可教導他們藉此學習如何維繫與處理衝突,以避免在網路或現實的人際互動中受挫折或傷害。青少年高度使用網路的情況出現,大部份原因是自覺空閒時間太多,或將上網當作他們排除壓力的方式,因此時間規劃與壓力調適,對幫助他們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可以:

1. 加強多元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維繫技巧訓練;

2. 釐清生活目標與學習時間規劃;

3. 重要他人(如父母親)的適度規範與約束。

青少年上網行為與家長角色

除了從青少年個人的角度作介入,我們也要提醒家長介入時應有的角色。突破機構(2003)所進行「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的調查中,深入分析青少年個人管理及紀律不足與其沉溺上網傾向是相關的。上網成癮者在情緒管理能力及辦事集中能力方面都明顯較一般上網人士為差。沉溺上網的傾向同時影響著他們與家人的相處,引致家庭聯繫薄弱。其實家長對於子女的上網行為,不必太過擔心,家長只需在平日與子女多作溝通,了解子女的需要及在適當時提供輔導及協助,上網問題反而可以促進親子間之溝通及增進關係。青少年沉溺上網往往是因感到網上遊戲神秘又刺激,並可將自己代入遊戲角色當中,增添英雄感,藉以逃離現實世界,網上遊戲其實是有助青少年宣洩情緒,但要有效地協助青少年面對其上網行為,下列是筆者給予家長的建議:

1. 身同感受,了解子女們上網心態:家長宜先了解子女沉迷上網的原因,才能進一步與子女談上網的問題及作出協商。若果家長只是一面倒地談論上網的害處,而不明白子女為何沉迷上網,這是很難與子女開啟溝通之門的;

2. 協助子女維持均衡生活:家長除了要多加關注子女上網的時數,更要瞭解他們如何運用時間,協助他們進行有節制的上網活動。家長宜鼓勵子女在尋找自我價值及興趣的同時,學習自我管理及規劃自己的生活;

3. 利用身教、獎勵、約法三章:若家長有時間可陪同孩子玩上網遊戲,然後利用身教及獎勵引導他們改善上網習慣。家長可跟孩子協議,逐步與子女討論如何控制上網的衝動,改善長時間上網的習慣。對於上癮的孩子要盡量避免體罰,恐有反效果;

4. 開拓新興趣,以其他活動取代經常上網:家長可鼓勵子女參加不同類型的團體活動,擴闊社交圈子,畢竟子女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怎樣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優質小說的吸引程度實在不下於網上遊戲,若能令孩子培養這方面的興趣,除能擺脫上網癮外,更能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及想像空間。

結語

總結而言,雖然我們發現愈來愈多的青少年沉迷上網,然而不少青少年順利過渡至成年期時,問題有時也會自然解決。況且,我們見到不少青少年一方面上網,但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生活及學業不斷努力,當中更不乏有傑出表現的人。我們承認以上提及的上網行為會令一些家長、老師及青少年遇到困擾,但是我們亦要對青少年的問題抱積極的態度,因為當我們能與青少年一起渡過成長的危機時,他們便能超越個人的歷史,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將來。要處理網上成癮的問題及協助成癮者重投正常生活之中是需要多方的努力,除了個人及家長外,還需要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等配合。我們必須明白每位成癮者的成因都可能不同,對症下藥地協助他們才最重要。不過,重要的是我們介入時的「態度」,而不只是介入的「技巧」。倘若我們能放下權威及面子,以伙伴的關係跟青少年相處、對話及同行,他們上網成癮的問題定可迎刃而解,青少年與家人的關係也可以復和。

 

參考文獻

Deutsch, R., & Strack, F. (2006). Reflective and Implusive Determinants of Addictive Behavior. In R.W. Wiers & A.W. Stacy. (Eds). Handbook of Implicit Cognition and Addiction. USA: Sage Publications.

Illinois Institute for Addiction Recovery (2005). What is Internet Addiction? Retrieved on March 31, 2006, from http://addictionrecov.org/intwhat.htm

吉兒.佛瑞德門及金恩.康姆斯著,易之新譯,(2000)。《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香港: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尤卓慧、岑秀成、夏民光、泰安琪、葉劍青及黎玉蓮編,(2005)。《探索敘事治療實踐》。香港﹕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李曉君,(2006)。「網路成癮之相關研究」。刊於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54期,2006年4月15日,取自﹕http://www.nhu.edu.tw/~society/e-j/54/54-01.htm

王智弘,(2007)。「輔導網際網路中的青少年:探討青少年網路成癮之諮商與輔導策略」。於2007年3月12日,取自﹕http://www.heart.net.tw/wang/paper/paper92sts.htm

突破機構,(1999)。「傳媒與青少年研究(電視)」。於2006年5月25日,取自: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

突破機構,(2002)。「青少年傳媒素養研究(敘事媒體)」。於2006年5月25日,取自: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20_narrative/narrative.htm

突破機構,(2003)。「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於06年3月23日,取自: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21_Cyberrisk/Cyberrisk.htm

「武器被盜,打機少年跳樓亡」,2002年10月17日,東方日報,A26版。

「逃避現實找尋虛擬成就,百個網民五個成癮」,2003年1月15日,星島日報,A19版。

「失蹤一夜,養父尋至,11歲童迷上網吧拒回家」,2003年2月24日,星島日報,A07版。

「追蹤青年『機癡』48小時二樓網吧是我家」,星島日報,2003年2月25日,A19版。

「九成學生沉溺上網」,2004年11月8日,星島日報,F1版。

「少年家庭暴力三日第二宗十歲童逆兒被阻打機斬母」,2006年5月17日,星島日報,A03版。

「20萬學生變網癡」,2006年5月21日,東方日報,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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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尊尼狄普官司 看原生家庭影響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09/06/2022

美國荷李活巨星尊尼狄普(Johnny Depp)控告前妻安柏赫特(Amber Heard)的誹謗官司仍在審訊,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誰是誰非並非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為什麼一個身高約1.8米、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尊尼狄普卻供稱自己面對30多歲女性的暴力行為時,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當妻子安柏向他擲酒瓶,碎片割傷他的手時,尊尼狄普只是用腳踢向櫃門泄憤,怎會如此?但當他在法庭上講及自己童年時,我才對他的原生家庭有更多了解。

媽媽虐打家人 爸爸啞忍

根據尊尼狄普在法庭上的供辭,他生長於一個暴力家庭,童年並不愉快,媽媽是一個非常暴力及殘酷的人,經常暴力對待爸爸和幾兄弟姊妹。面對媽媽的暴力,他們及爸爸都只會啞忍,不會還擊。他憶述童年時,媽媽會向他們幾個孩子拋擲垃圾桶、高跟鞋、電話等物品,亦會打他們的頭。面對媽媽的虐打,他和姊姊會躲藏起來,盡量避開及逃離火線;相反,爸爸面對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會選擇啞忍,站在原地不會離開。他記憶中,爸爸從未對媽媽動手,甚或連說一句媽媽的壞話也沒有。

若尊尼狄普的供辭屬實的話,在這樣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面對妻子的言語、心理及身體虐待時,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和爸爸一樣,絕不還手;唯一不同的是,他選擇離婚作為逃離火線的方法,就好像他童年時會選擇避開和媽媽衝突。他表示言語虐待、心理虐待,比起打他造成的傷害更大,因為身體的痛楚他會學懂接受及如何處理,他能忍受妻子的身體傷害,但無法接受她的言語暴力及羞辱,將他描繪成家暴狂,踐踏的他人格,因此要以訴訟討回公道。

成長過程 模仿父母言行

我們每個人的性格、做事方式及價值觀,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透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像把一個一個程式寫入電腦。因此,人的行為既受「電腦」界面上看得見的程式所影響,也被內裏一些看不見的程式驅使,我們稱之為潛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都是仿照童年在原生家庭裏不知不覺吸收到的;但亦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舉例,部分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痛恨暴力,不論任何情况下都不會使用暴力。然而,這些個案只佔少數,更多情况是仿效暴力,結果是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令家暴悲劇不斷重演。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24-5-2022

教會不能忽視的牧養群體:離婚再婚人士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27/05/2022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資料,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離婚再婚的人士日漸增加,當中亦有一部份是基督徒,面對愈來愈多的信徒離婚甚至再婚,教會可以怎樣回應?

筆者第一個遇到的再婚個案是大約在八年前,這兩位準新人都曾經離婚,其中一人是離婚後信主的,帶他信主的正是他當時的未婚妻,他們希望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的借堂前提是必須要完成婚前輔導,因此,他們很努力尋找婚前輔導服務,他們都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得不好,導致離婚,因此,他們希望這一次的婚姻不會重蹈上一次失敗的覆轍,可以擁有一生一世的婚姻,他們對婚姻的認真令我非常動容,以致當他們所屬的教會牧師因教會章則寫明,牧師不可以出席離婚再婚人士的婚禮或擔任任何崗位,他們邀請我幫忙時,我也義不容辭答允為他們訓勉。

這件事促使我思想,當教牧因信仰原則及教會體制反對離婚人士再婚,未能在他們有需要時伸出援手,令離婚再婚人士好像永遠被教會拒諸門外,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按《聖經》的教導,除了配偶死亡外,似乎沒有可以再婚的理由,因為即使是離婚,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只是因為人的心硬才容許的,因此,如要在教義中尋找支持離婚或再婚的理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否因為這樣,教會便可以忽略這些人的需要,馬太福音九章35至38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耶穌尚且會因為看見人困苦流離而憐憫他們,差派工人去牧養他們,更何況今天教會看見眾多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又怎能視而不見呢?

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

既然無法忽視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教會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幫助他們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從受傷的生命慢慢復元,得醫治後重新學習愛及成長,一般離婚人士都需要經過一段復元的歷程,時間大概是一至兩年 :

  1. 清楚認識受傷的地方;
  2. 了解這些傷害對自己的影響,有甚麼感受和意義;
  3. 接受自己受傷的情緒,如傷心、內疚、憤怒;
  4. 檢討婚姻失敗的原因及過程,想一想各人的過錯和責任;
  5. 承認及承擔自己要負上的責任,認識自己的幽暗面及限制;
  6. 嘗試代入對方的角色和處境,想一想對方的想法及感受;
  7. 想一想對方是否值得饒恕(縱然不值得,但你仍可以選擇饒恕);
  8. 想一想饒恕或不饒恕對自己及對方有甚麼影響;
  9. 決定是否饒恕及和解;
  10. 決定後,重新思考自己和前配偶日後的關係及相處模式。

從兒童福祉的角度出發

在過去多年幫助離婚再婚人士的經驗中,發現很多家長在再婚時都會忽略孩子的想法及需要,只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孩子會為他們找到幸福而高興,事實並不然,孩子很多時已習慣與單親的爸爸或媽媽生活,他們並不想生活有甚麼轉變,因此,當父母計劃再婚時,應盡早告訴孩子,給予足夠時間讓孩子適應,亦要聆聽孩子對於你的決定有何想法。教牧幫助再婚人士,除了幫助成年人,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孩子面對父母離婚或再婚的決定,都是沒有角色的,他們沒有參與決定,身邊的人也未必能幫助他們,因擔心標籤效應,社會上或學校都不會有服務是專為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而設的,最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是幫助他們的父母,父母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管教孩子,孩子出問題的機會較低。為了孩子的緣故,教會也應該正視再婚人士/家庭的需要。

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牧養需要

教會為基督的緣故醫治及挽回這些曾失腳的弟兄姊妹,給予他們重生的機會,在輔導牧養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第一種是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而第二種則是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但肢體仍堅決結婚。

  1. 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先說第一種情況,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就是前配偶已然離世或已再婚,這個情況較容易被教會接受,因已無法與前一段婚姻的配偶復婚,剩下的就是是否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所犯的罪,尋求教會的原諒,並承諾在新的婚姻中會遵行《聖經》教導。
  1. 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第二種情況則包括當事人犯姦淫導致離婚,這情況則較難被原諒,筆者曾經輔導的一個個案便是當事人因為自己發生婚外情導致離婚,雖然後來他很後悔,嘗試挽救婚姻,但太太無法原諒他,他被視為「渣男」,背棄承諾及婚姻,經歷眾叛親離,教會停了他的所有事奉及聖餐,弟兄姊妹也不理會他,任由他自生自滅,以他的說法是教會對他執行「無期徒刑」,因此,離婚後他也沒有返教會,直至遇到現時的未婚妻,她鼓勵他返教會,重新與神和好。他已承認自己曾經犯的錯,但事過境遷,物換星移,他與前妻已沒有破鏡重圓的機會,加上他亦有新的愛情,希望與新的戀人共度餘生,難道教會就不可以網開一面嗎?約翰一書一章9節提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當一個曾經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弟兄或姊妹,他願意為自己曾經犯的罪,向神、人及教會認罪悔改,教會實應該給予他改過的機會,否則,他只能選擇悄悄離開教會,這樣對當事人、對教會及整個基督教信仰都不是最好的選擇。面對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教會可以考慮在準新人滿足一些教會的要求下,讓他們可以在教會舉行婚禮,這些要求包括:
  1. 準新人面對上一段破裂的婚姻,表示悔意及嘗試尋求教會及前配偶的原諒,不論會否獲得原諒。
  2. 準新人必須清楚基督教信仰對婚姻的目的及意義,即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關係。
  3. 準新人承諾繼續承擔前度婚姻的一些責任,如供養未成年子女及準時付贍養費(如有)。

即使不讓他們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亦可以考慮給予推薦信,這是某些教會的借堂條件之一(下表),使他們可以租借其他教會舉行婚禮。如果未能滿足教會的要求,準新人也可以選擇在可供非教徒行禮的教堂舉行婚禮。[1] 更重要的是:在何處行禮只是一時之事,但如何繼續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是一生之久的事。

明光社

總結

按基督教信仰原則,婚姻是神聖的,離婚或再婚都不是神設立婚姻的心意,可是,面對愈來愈多的離婚及再婚的情況,教會是時候思考如何牧養這些弟兄姊妹,透過幫助準新人整理上一段婚姻中一些未了之事,包括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錯的地方,祈求前配偶、教會及神的原諒,只是,能否得到饒恕並不是當事人可以決定的,但他最少要有悔罪的心,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將他們再次帶回神的身邊。教會為離婚者提供幫助並不等於教會贊同離婚,而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以及藉幫助再婚父母,從而幫助他們的孩子。多年的輔導經驗讓我深深體會人性的軟弱,很多時,人都會因為性格的問題、幼稚及自私的想法,放不下面子、尋求片刻的刺激及一時衝動,造成一段婚姻終結,隨著時間過去,人亦慢慢成長成熟,對自己的了解增加了,也更清楚甚麼人才適合做伴侶,假如能遇到適合的對象,教會是否可以藉機幫助他們重建對婚姻的責任感?


[1] 以下三間教堂,可供非教徒舉行婚禮:伯大尼小教堂——有逾130年歷史的新歌德式教堂,為香港法定古蹟之一;愉景灣海濱白教堂——屬香港愉景灣酒店的海邊教堂;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禮堂——公園前身為英軍軍營教堂。

情牽兩代情 最終還是愛 孩子出櫃後 還是自己的孩子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31/03/2022

香港是個很注重家庭價值的城巿,很多父母未必能夠接受孩子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同性戀孩子們可能因為害怕父母會責備,或者強迫他們改變,而不敢向父母出櫃,或者出櫃後無法好好處理彼此的關係,引發更多問題。孩子想要父母說一句接納,父母則想孩子走一條較好的路,兩者都沒有錯,而輔導兩代人的社工和輔導員聽到的,最終還是愛和接納,但怎樣可以將莫名的距離拉近,還是靠大家打破對性傾向的一些迷思,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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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歲開始作男性打扮的Sarah,讀到中學時就開始與女孩子拍拖,後來「女朋友」有了信仰,她自己也有反省,經過一輪掙扎,最後決定不再選擇同性戀的生活,她到了那時才敢告訴父母,她承認要在不願意再過同性戀生活時,才有個「理由」告訴父母。新造的人協會高級服務經理、註冊社工姜雁慈表示,很多父母期望孩子結婚生仔,如果孩子突然告訴他們,自己是同性戀者,父母會有一種「失去」的感覺,等於這些東西都落空,所以他們很難接受。

姜雁慈說,同性戀的孩子們其實都知道父母有這種心態,所以要麼不說,要麼其實就是從心底裡想「反叛」一下,當問他們,是想激父母還是與他們談談,有的最初會說是想激父母,但其實大部份年輕人都是想與父母談,但因為父母年長,就是談不攏,最後就動了真火。她認為大部份的情況,應該是兩代溝通有問題,而性傾向就成為了十分敏感的導火線。那麼,孩子想聽到甚麼?姜雁慈說:「很多時問到最後,他們想要的,是接納,而不是拒絕;最期待的畫面,是父母走過來擁抱他。不過,很多人走來求助,其實就是『預測』父母不會接納,但我們再問深入一點,很多時發現,這種不接納,並不是因為性傾向而產生,而是本來在生活上就有很多不接納。我們希望在過程中開拓一些空間,先去處理這些情感、關係上的問題,之後才去討論性傾向的問題。」

姜雁慈認為,在輔導和傾談的過程中,除了有關性傾向的部份,有更多是關於生活,她分為三個不同部份:

1. 自我形象與情緒的關係:我是誰?是男還是女?我是甚麼性傾向?這些「分類」對我來說重要嗎?有需要改變嗎?能改變嗎?問這些問題,不是要提供答案,反而重點放在這些問題背後帶給他們的情緒。

2. 健康的相處界線:我是同性戀者,我如何與同性、異性相處?我如何有自信地生活,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例如:學校、職場、家庭等等,我有甚麼準備?

3. 靈命:我若是信徒,我的靈命怎樣?

姜雁慈認為,如果父母只問性傾向,或者性傾向怎樣改、何時改等等,只會令人感到無助和難受,無法幫助、保護同性戀孩子,並照顧他們的情緒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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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父母方面的情況,可以如何處理?新造的人協會創會同工Tammy認同之前姜雁慈的說法,就是父母都希望孩子結婚生仔,她坦言在她所接觸的個案中,三分之二父母完全不知道孩子是同性戀,三分之一則有跡可尋,但無論如何,收到消息後,父母第一個反應都是崩潰。她說:「通常會喊三個月」,媽媽反應比較強烈,爸爸都會有反應,但比較「收埋」。

很多人說,孩子出櫃,父母入櫃,因為孩子出櫃後,父母未能反應過來。Tammy說有家長形容自己經歷「四失」:失控、失望、失去和失敗。她說:「失控,就是晴天霹靂;失望,覺得所有寄託在兒女身上都付諸流水,不能抱孫是具體的失落,有些父母會有一刻當自己沒有生過這個孩子,甚至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失敗,因為生了一個同性戀孩子。」說到底,其實就是傳統價值觀和現實情況有碰撞。她說:「試過有一對家長,來到小組分享時,就說爸爸花了七千多元去黃大仙求一道符,燒了它,將灰放在孩子床上,想著以為這樣女兒就會變回異性戀,他自己也忍不住說:『其實我也知道不可能,但真是沒辦法才這樣。』」Tammy承認這種愛恨交纏的狀態是這些父母的常態,她說:「父母自己也有情緒,所以我們會把握機會,先建立夫妻關係,鼓勵他們。」Tammy明白父母本來是希望學習一招半式令孩子改變,但事實是怎樣做也沒有結果的。她說:「父母常以為可以做些甚麼令孩子改變,這其實是他們對孩子有過高的期望,很多時父母對孩子有很多想法,孩子做不到時又會說成是自己的責任,其實是不必要的。」

實情是:就算孩子是異性戀,在今日的世代,也不見得他們一定會結婚生子。Tammy則認為,來求助的父母,肯定是愛孩子的,只是如果他們將所有事都歸咎「同性戀」三個字,其實是不合理的,不過這些他們自己未必看到,往往要在群體中才能明白。所以新造的人協會成立「盼望組」就是集合了一群「櫃父母」互相守望。她說:「很多人來到小組發現,原來很多人也像他一樣,最後他們成為好朋友,因為他們知道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好好將生活過下去。」Tammy強調在整個過程中,有同行者是十分重要,這個同行者不一定是櫃父母,但必須做到三點:願意聆聽,能守秘密和不替他們做決定。她說:「同行者可以疏導父母的情緒,有時父母好激動,要經濟封鎖孩子,甚至做些很衝動的決定,同行者要協助他們冷靜,但不能替父母們做決定,最後的判斷,要由父母自己在情緒穩定時做,這是很重要原則。」她又提到,如果這個人同時是兩代人的同行者,同行者更加要尊重他們各自的決定,即使那個決定不似預期,因為同行者的最高目標是關係復和,而不是要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

以上分享內容是來自兩次「情牽兩代情」網上講座,明光社獲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分別在去年8月23日和今年1月12日舉辦「『同詳』分享」及「孩子出櫃後」網上講座,以及製作、播放「復和之路:幽谷中的等待」短片。如果想收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活動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  
此刊物/活動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再婚的婚前輔導服務評估研究報告——量性研究分析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31/03/2022

雖然經濟結構改變、文化及社會變遷對香港的家庭造成很大衝擊,離婚人數不斷上升,但是再婚人數也以倍增上升。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21),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可是,再婚家庭面對的困難比初次結婚的家庭大,包括:前段婚姻帶來的傷痛和糾纏;婚後要即時承擔「父」、「母」的責任及原生家庭對再婚的接納;以及親生父母與繼父繼母的親職協調等等。學者提出,經專業訓練人士提供有質素的婚前服務,可消除對再婚的種種迷思以致再婚後對家庭生活有更切實際的預期(Winifred & Mike, 2014),能使再婚人士受益。家庭系統理論及認知行為治療的理念中,有關的信念或期望調整也有助婚姻關係及家庭關係(包括親子關係)的適應。

明光社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於2021年間為30對計劃再婚的離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並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其研究團隊為這項服務對再婚人士的成效進行研究。作為香港首個再婚婚前準備服務的評估研究,研究旨在透過形成性研究和評估(formative study and assessment),以及成效評估(outcome assessment),建構一套適用於香港,並以實證為本的再婚準備輔導服務模式。是次研究採用了量性研究、質性訪談與實地觀察三個研究方法,研究共有三個部份:服務開展前的形成性研究,服務過程/程序評估及服務成效的量性研究。

劉博士與她的團隊於2021年2月至11月期間,採用了量性研究(52人參與)、質性訪談(50人參與)及實地觀察(6人參與)三個研究方法為本社的再婚的婚前輔導進行研究,整個研究流程及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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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量性研究結果。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追蹤評估的方法,透過前測、後測,及跟進評估的方式收集數據。前測(pre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前(第一節前)進行,後測(post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後(第五節完結時)進行。

研究的服務使用者背景資料

是次對象以中年、高教育水平及高個人收入為主。服務使用者中84.6%(44人)年齡在50歲或以下,男性比女性年齡稍長:半數(50.0%,13人)女性為26至40歲,46.2%(12人)男性在41歲至50歲之間。教育水平方面,一半(50%,13人)男性及六成(61.5%,16人)女性具大學或以上學歷,男女合共只有四分之一(25%,13人)教育水平為中學或以下;男女合共有73.1%(38人)月入在2020年全港個人收入中位數的18,400元之上(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其中25.0%(13人)個人月入超過四萬五千元,即有大約四分之一服訪者屬全港收入最高的10%(2020年為45,300元)。男女服務使用者在年齡、教育程度及個人收入水平均沒有顯著分別。

再婚信念

再婚信念量表(Remarriage Belief Inventory [RMBI], Higginbotham & Adler-Baeder, 2008)包括七個面向,頻率分析發現服務使用者對再婚信念各個面向看法不一,具體情況如下:

1.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同過去應讓它過去,輔導後認同的這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至83.7%及89.8%;

2. 再婚的重組家庭是次一等的家庭:輔導後,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再婚家庭無法取代原生家庭」的服務使用者則由49.0%上升至63.3%;

3. 再婚成功的機會渺茫:輔導後不同意這些看法的百分比分別上升至61.2%、39.6%、32.7%及43.8%。當中以不認同「再婚夫婦可能會犯上在前段婚姻中相同的錯誤」及「離過婚的人很可能會再次離婚」增幅最大,分別達30.3%及28.5%,反映伴侶雙方對再婚的信心增加。

4. 再婚家庭應以孩子為先:輔導前對此看法持中立及不認同的比例相若,均有三至四成,輔導後不認同以孩子為先的服務使用者增至五至六成,而中立者則下降至四分之一左右。交叉表顯示,不認同者以子女已成年和未婚的服務使用者為多。

5. 新配偶是完美的:雖然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為新配偶較好,較了解自己及較能調和夫妻關係,但輔導前有61.5%服務使用者表示不同意「新配偶應該沒有前配偶所有的一切問題」,輔導後增加至69.4%,反映輔導有助雙方互相認識了解。

6. 要聚合兩方的財政資源:四成左右輔導前持中立看法,輔導後認同的百分比稍微增加,當中認同「在再婚家庭中,夫婦雙方的收入應聯合共用」輔導後增加10.8%,達53.1%。

7. 再婚適應很快就能過渡:對於婚後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後認同此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輔導後認同「再婚後應很快適應再婚家庭生活」的百分比由輔導前的34.6%上升了18.5%至53.1%;但對於繼父母子女的感情應很快發展,輔導後持中立意見的服務使用者減少了,認同及不認同者都有增加,但仍以不認同佔多數:50%不認同「再婚後,繼父繼母應很快就可以建立父母的權威以及跟孩子變得親密」,34.7%不認同「孩子和繼父繼母之間的情感聯繫應迅速發展出來」。

伴侶關係

是次研究採用改良版夫妻適應量表(Revised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Busby et al., 2017)來檢測。該量表包含三個指標共14條題目,包括共識、滿意度和凝聚力三個維度。

1. 共識:除情感表達方式外,其他各項均有過半服務使用者認為伴侶雙方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認為有共識的服務使用者增加。增加最多的是在決定層面,從輔導前的51%及54%上升至輔導後的71.4%及73.5%。情感表達是共識最弱的一項,輔導前只有36.5%服務使用者認為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升至40.8%,反映共識有所改善。

2. 滿意度:輔導後有不同方向的變化。在衝突方面,認為伴侶雙方很少/完全沒有爭吵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8.9%至55.1%;認為很少/完全沒有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7.3%至59.2%,但認為常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也從3.8%增加8.4%至12.2%,後悔及考慮終止雙方關係的服務使用者也由輔導前的零上升了4.1%(2人)及8.2%(4人)。反映再婚婚前輔導有助伴侶雙方反思是否已經準備好進入婚姻,還是需要再考慮清楚,這也是輔導的目的之一。

3. 凝聚力:輔導前後變化不大,均有三成左右每月一至兩次或更少、每週一次、或每天一起合作做事情、冷靜討論和交流意見。

對再婚輔導服務的評價

服務使用者對明光社提供的再婚輔導服務感到滿意。幾乎所有服務使用者(98.0%)均同意/非常同意服務使他們了解到再婚家庭可能面對的困難及挑戰,而且,絕大部份(91.8%)認為他們知道如何面對或處理。總的來說,87.6%認為他們對再婚的信心增加了,98.0%對明光社再婚婚前輔導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瀏覽及下載整本研究報告

突然大熱的NFT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31/03/2022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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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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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1] JheSyue Liu:〈為甚麼每個人都在談論NFT?不囉唆快速解密〉,《Marie Claire 美麗佳人》, 2022年3月4日,網站: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63243(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2] 電獺少女:〈懶人包/NFT是甚麼?它有哪些魔力和特色?帶你一次看懂〉,聯合新聞網,2022年1月23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086/6054626(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3] 吳慧華:〈加密貨幣與電子貨幣……我有話說〉,明光社,2018年6月2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加密貨幣與電子貨幣我有話說(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4] 見註1。

[5] Elizabeth G:〈NFT頭像紅甚麼?哪裡購買?介紹 5 個值得留意的外國、香港本土NFT加密藝術〉,《Harper’s BAZAAR》,2022年1月10日,網站:https://www.harpersbazaar.com.hk/lifestyle/nft-art-icons(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Crypto Clev - 你的幣圈、NFT、Gamefi介紹專員:〈香港本地3D蘑菇NFT項目│本影片有大抽獎│2月在香港有線下活動給NFT持有者參加│提早部署初創項目│邊打機邊賺錢〉,YouTube,2022年1月4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NzhgEhvko(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6] 〈入門級NFT-全球最受歡迎Solana NFT項目(附香港NFT代表)〉,PREFACE,2022年1月14日,網站:https://www.preface.ai/blog/trend/solana-art-nft/(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7] 以太幣為另一種加密貨幣。

[8] Unwire HK:〈最貴NFT無聊猿創辦人真身曝光,被起底寫過《Warcraft》書籍〉,3C新報,2022年2月11日,網站:https://ccc.technews.tw/2022/02/11/founder-of-bored-ape-yacht-club/(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9]  JheSyue Liu:〈盤點地表最火熱8位NFT藝術家!全球注目指標,東西方巨星名流都瘋狂!〉,《Marie Claire美麗佳人》,2022年2月8日,網站: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63584?atcr=b41e0(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10] Miranda:〈印尼男自拍製NFT即賺780萬 單張相片售價高達 1 萬元〉,unwire.hk,2022年1月18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2/01/18/selfie-nfts-do-nearly-1m-in-sales-in-days/fun-tech/(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11] 〈【NFT狂熱】坂本龍一名曲音符NFT炒價高60倍至4萬元 親筆手寫樂譜NFT叫價已達68萬元〉, 《香港經濟日報》,2021年12月25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3140495/(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12] 陳裕邦:〈NFT加密貨幣保安危機(下),解決方案未登場〉,《e-zone》,2022年2月14日,網站: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317830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16日)。

明光社的社關情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20/01/2022

明光社的使命

明光社自1997年成立至今,推動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主要就關注的三大範疇: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等議題做一些教育、研究、政策倡議的工作,早期較多做的是街頭簽名及登報聯署行動,如反對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性婚姻立法,以及反對賭風蔓延。例如在1999年11月中發起了反對售賣馬票予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街頭簽名運動,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收集到七千多個簽名,並在同年的12月1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全版刊登,聯署團體共104個,個人共1,359人;2003年聯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發起遊行,超過3,600人參與;2005年聯同維護家庭聯盟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超過9,800個個人及374個團體登報聯署。有關工作引致一些人會不喜歡我們,例如,2007年曾有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反對社署批准明光社賣旗,亦在網上呼籲市民不要買旗。2009年,又有人針對我們發起反宗教右派遊行,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論盡明光社》來評論我們的工作。2011年有同志團體衝入本社的辦公室,阻撓我們舉辦一場關於如何關心同性戀的教師訓練。2014年,我們發起反對平機會所倡議的事實婚姻,短時間內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甚至有風水師,我們的工作會引起社會不同立場及信仰人士的迴響,可見有關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效及影響力。

實踐整全使命

明光社在香港社會應可算是一間非常富爭議性的基督教機構,有熱愛我們的,亦有恨惡我們的,我們所做的事亦有時會引起一些爭議,面對爭議的事情,斯托得牧師經常提到基督徒的兩個選擇:抽離還是參與?[1] 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應聖俗二分,但斯托得牧師卻認為我們要「雙重聆聽」:既要聽神的話,也要聽世界的聲音,實踐福音派信仰的整全使命,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我們相信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作為具備神的形象的存在,人類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的,他們不應被剝削,而是應被服侍,我們看見那些陷在賭博的捆綁、同性戀的掙扎、家庭破碎的人,如何能視而不見,不去服侍他們呢?因此,我們縱然知道我們所做的或許會令某部份人不開心,但仍希望在這墮落的世界,將救贖的福音帶入人群。

回應時代需要的使命

我們的工作隨著社會的需要亦有所調整,除了堅持我們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亦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及時適切的服務。

a. 關心同性戀

我們於20103月設立「同性戀諮詢熱線」至今,透過電話更實在地幫助一些受同性戀困擾的人士及其家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掙扎、需要及解答他們一些疑問。這兩年,透過舉辦「情牽兩代情」聚會,促進同性戀者及「櫃父母」的溝通及對話,了解彼此的掙扎,出版書籍《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及《盼望之路——櫃父母支援手冊》,提供一些資源給同性戀者的家庭及想認識這個課題的人士。

b. 支援離婚再婚家庭

2016年,我們看見香港的離婚情況非常嚴重,希望幫助一些離婚人士解答一些情緒、法律、管教及服務的問題,於是設立「離婚諮詢熱線」,同時為離婚家庭的兒童於學校開設「成長小組」,幫助他們學習情緒表達、社交技巧及提升自信心,亦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離婚前後的情緒及適應問題。去年,除了舉辦「贍養費的法理情」講座及製作短片,我們再進一步,為離婚後計劃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將來的離婚率及提婚姻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在計劃再婚前,不要忽略前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使孩子可以融入新的家庭中,我們亦製作一些短片講及孩子面對父母再婚的心聲及需要,推動更多人關注兒童福祉。我們亦將有關內容撰寫成一套《再婚的婚前輔導手冊》,當中包括了輔導員指導本及準新人習作。縱然再婚這課題在教會界仍有不少爭議,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及出版,共同為香港的離婚再婚家庭獻上一分力。

c. 兒童性教育

我們每年去中小學為學生主領講座及工作坊超過200場,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及兩性相處。去年,我們因應近年的#Me Too運動,發現很多隱藏的性侵犯個案,很多都是長大後才揭發的,為了提高兒童對性騷擾及性侵犯的認識,我們推出「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動聽的兒歌動畫及性教育短片;六場教師、社工及家長交流會;以及出版家長支援手冊(教材)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資源送給幼稚園、小學及寄養家庭,希望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共同為兒童免受性侵犯而努力。

d. 服侍基層家庭

2020年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很多基層家庭因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經濟陷入困境,我們將有心人捐贈的金錢及物資,包括口罩、米、酒精及防疫清潔用品送到一些基層家庭的手上,幫他們度過難關,亦透過關愛基金的「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他們申請資助,購買一些家居用品如風扇、雪櫃及傢俬等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至已服侍接近200個家庭,其中有31人在年聖誕節前信了主。未來,我們將會透過「劏房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幫助這些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活動及支援,以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及視野,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學傚主耶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6節)未來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但靠著主,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不負主所託付的。


[1] John R. W. Stott,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72), 182–188.

《82年生的金智英》(KIM JI-YOUNG: BORN 1982)

——抬頭面對生活壓力並尋找出路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1/2022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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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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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1] 黃雅婷:〈【不想過勞死】疫情經濟令工作壓力大增 精神科醫生也通頂:不少病人因工作壓力求診〉,《明周》,2021年5月5日,網站: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過勞死-香港工時-精神科-17899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6日)。

[2] 陳家怡:〈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 抑鬱市民兩年增三成 因政治環境疫情感無力〉,《香港01》,2021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77396/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抑鬱市民兩年增三成-因政治環境疫情感無力(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6日)。

贍養費的法理情

韋佩文 | 明光社輔導員及項目統籌經理
20/01/2022

香港的離婚數字持續增加,很多單親家庭需要依靠贍養費去應付生活開支,但離婚夫婦經常因經濟困難、恩怨情仇或缺乏承擔等原因,為贍養費爭持不休,連子女也受到牽連。為了幫助離婚人士了解贍養費的目的、支付人的法律責任及受款人應有的權利,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蘇嘉儀姑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及過來人Cherry女士,於2021年11月6日在突破中心與70位參加者分享如何合法、合理、合情地妥善處理贍養費事宜。

處理贍養費的法律程序

劉傑姿律師從法律角度講解贍養費的類別、法庭的考慮因素及處理程序。贍養費分為給予配偶和子女兩大類別。法庭在考慮給予配偶贍養費的判令時,會考慮離婚夫婦的收入或賺錢能力、財產、支出、年齡、健康狀況、對家庭福利所作的直接或間接貢獻、離婚時的婚齡、因離婚而可能出現的潛在損失、將會承受的影響,及盡量保持雙方離婚後的生活水平等;在考慮給予子女的贍養費時,法庭會以子女的經濟需要、父母雙方的收入或賺錢能力,及保持子女原本的生活水平為贍養費的釐訂準則。在法庭頒出贍養費判令之後,若一方的經濟狀況出現重大變化,可以填寫「表格8」向法庭提出申請更改贍養費的命令;若然一方拒絕或未能支付贍養費,另一方可以向法庭申請判決傳票、扣押入息命令和禁止令(禁止對方離港),以法律途徑追討所欠的贍養費。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在處理財務安排時,可透過家事調解服務處理,因調解員能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提出最佳方案。

給予離婚人士的支援

蘇嘉儀姑娘分享離婚人士面對很多不同的困擾,包括身體健康、經濟問題、家庭變遷、情緒困擾及法律問題,他們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情緒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子女面對父母離婚的情緒困擾,及單親家庭生活的安排。除了專業服務,朋輩同行和信仰支援亦為離婚人士帶來極大的幫助和安慰。

過來人的經歷

Cherry女士分享到她向前夫爭取贍養費的經歷。因前夫拒絕給予贍養費,他們曾尋求調解服務,但仍未能達成協議,他寧願打官司也拒付贍養費,令她陷入極大的財政危機。律師提醒她要順著前夫的思路,多從他的角度去想,並要尊重他,才可引導他去多為孩子設想。最後前夫也同意要顧及孩子的利益,答應簽署調解協議。Cherry提醒同路人,在艱難的時候,不要讓自己陷入情緒深淵,卻要依靠上帝,及尋求教會群體、同路人及專業律師的幫助。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資助「贍養費的法理情」計劃,透過短片、講座及教育單張,幫助市民認識贍養費支付人的責任、受款人的權利及可使用的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由本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歡迎按此連結,免費索取或下載有關贍養費的單張。

單親孩尋找品川猴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4/11/2021

認識一個13歲中一男生,他來自單親家庭,他說夢想有一天可以遇到村上春樹筆下的品川猴,好讓品川猴偷走他的名字和一些不開心的記憶,這樣,他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家庭裏。他現在夾在父母的爭拗中很痛苦,媽媽不斷說爸爸的壞話,又埋怨爸爸給的贍養費不夠用,而事實上,是媽媽把贍養費用於賭博上。他經常因媽媽輸錢而沒錢買飯吃,卻不敢告訴爸爸,擔心爸爸會控告媽媽虐兒,令媽媽坐牢,雖然他覺得媽媽不好,但也不想失去她。

離婚鬧不和 孩子遭精神虐待

很多個案顯示,父母在處理離婚的前後,都會持續為了財產分配、撫養權、探視安排及贍養費等問題爭吵,甚至將問題指向孩子或將憤怒發泄在子女身上。很多跟子女同住的父或母透過控制、恐嚇、抹黑等方式,令子女不能與另一方父親或母親聯絡。其實,用這些親子離間的方式,讓子女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產生敵對關係,是對子女精神虐待,子女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會影響他們的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首三季虐兒案件已有871宗,較去年同期增近66%,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宗是發生在離婚家庭中,但警方留意到虐兒案宗數上升,很多時是因為父母之間起衝突,繼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在處理離婚輔導的經驗中,我發現,兩夫婦由相愛到相爭,到最後相分收場,究其原因,很多時都因為彼此也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總覺得一切都是對方的錯,卻未能看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變質的過程中,亦要負部分的責任。

然而,當夫婦能承認自己的不足或做得不好的地方,憤怒的情緒便有所緩和,事情也較易有轉機,再加上輔導員會鼓勵大家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角度看問題,雙方便較能冷靜及客觀地看同一件事,也願意待對方寬容一點,不會事事跟對方計較,肯放下固執,並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

以孩子最佳利益做決定

我接觸過一個個案,太太原先為着前夫遲來一小時接兒子外出玩耍而憤怒,並打算扣減他的探視時間,但後來看見兩父子玩得很開心,亦不忍心令兒子傷心,最終讓二人有足4小時的會面,沒有扣減時間。男方見前妻寬鬆對待他的遲到,對她的觀感也改善不少。所以,後來前妻要求增加贍養費給兒子補習時,男方也爽快答應。由於二人都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作考慮,小朋友也變得開朗了。

為人父母的你,與其要孩子癡癡地等待品川猴的出現,倒不如由今天起,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停止傷害子女,讓孩子可重回生活的正軌。我相信,隨時間過去,小朋友會慢慢淡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不再受那些經歷所影響,能夠健康地成長。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23-11-2021

重拾性別、身體、男女的尊貴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

傅丹梅、歐陽家和、熊嘉敏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歐陽家和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 熊嘉敏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5/11/2021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明光社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明光社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不同地區處理假新聞之對策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1/2021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陳洧農:〈林照真X劉昌德|假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9年10月23日,網站:https://www.feja.org.tw/4860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陳洧農:〈言論自由社會必有「假新聞管制」的挑戰,但誰也沒有完美解方〉,關鍵評論,2020年1月2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48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楊匡然:〈【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 假新聞傳播快6倍〉,《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8月21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32168/【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E3%80%80假新聞傳播快6倍(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南韓擬立假新聞法 爭取下月通過〉,星島網,2021年7月30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648606/即時-國際-南韓擬立假新聞法-爭取下月通過(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6日)。

[5]〈《新聞仲裁法》修正案 今國會表決 韓反假新聞法 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明報新聞網,2021年9月2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國際/article/20210927/s00014/1632679270024/《新聞仲裁法》修正案-今國會表決-韓反假新聞法-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Ko Jun Tae, “Final vote for ‘fake news’ bill pushed back again from fierce opposition,” The Korea Herald, September 29, 2021,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929001035;Hyonhee Shin, “Retreat on S.Korean ‘fake news’ law,” perth now,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0, 2021, https://www.perthnow.com.au/business/media/retreat-on-skorean-fake-news-law-c-4109060;Shawn Lim, “South Korea puts proposed ‘fake news law’ on ice after backlash,” The Drum, last modified October 4, 2021,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1/10/04/south-korea-puts-proposed-fake-news-law-ice-after-backlash;〈韓國朝野商定年內談妥媒體仲裁法案〉,韓聯社,2021年9月29日,網站: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9290059008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7] “Singapore Fake News Laws: Guide to POFMA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Singapore Legal Advice.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3, 2020, https://singaporelegaladvice.com/law-articles/singapore-fake-news-protection-online-falsehoods-manipulation/.

[8]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9]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立場新聞於2021年12月29日宣佈停止運作,並於日內移除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

[10] 〈馬來西亞:應撤回「假新聞」法〉,Human Rights Watch,2018年3月29日,網站: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3/29/31641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1] “Malaysia to discuss the revival of Anti-Fake News Act in Parliament,” THE STRAITS TIME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discuss-the-revival-of-anti-fake-news-act-at-parliament.

[12] 潘姿羽:〈廣電法補漏 違反事實查證最重罰200萬元〉,中央通訊社,2018年12月12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120312.aspx(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3] 李修慧:〈行政院為了「防堵假新聞」通過7個修法,最重可處無期徒刑〉,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980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4]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信傳媒,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95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5] 同上。

[16]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

[17] 〈【以假新聞之名 · 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真人show與人生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5/11/2021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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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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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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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離婚後珍惜親子緣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2/11/2021

這兩年間,香港社會轉變得非常大。見過有夫妻因為政見不同,其中一方覺得為了子女前途着想,避免他們受另一方政見「荼毒」,竟悄悄帶子女遠走他方,直至到達彼邦後,才委託律師申請離婚,要求贍養費及分一半財產。此舉令到在港的一方非常震怒,覺得不公平,孩子無故被帶走了,還要分一半財產,心中的憤怒及怨氣必然很大,可以預期,這宗離婚官司將會漫長及艱巨;孩子更是無辜,失去了完整的家庭,更可能成為獲撫養權一方爭取權益的籌碼。

孩子是生命 不是工具

很多離婚個案,父母都會千方百計爭奪孩子的撫養權。有些是真的愛孩子,為他們的最佳利益着想,希望可以照顧孩子、陪伴他們成長;但亦有些帶着不純正的動機,將孩子當作籌碼,向配偶苛索金錢,以及有利於爭取在原居所居住。這是由於一般獲孩子撫養權的一方可以繼續住在本來的公屋,另一方則須遷出。法庭主要考慮孩子的最佳利益,對孩子來說,家庭的轉變已對他們造成很大衝擊,在可行的情况下,法庭會盡量讓他們繼續居住在熟悉的環境,繼續有朋友、學校及社區的支援,這些人際網絡、社區資源,都是孩子面對逆境時的重要保護資源。

孩子是愛的見證 不是怨的延續

父母因為種種原因,導致婚姻破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與其不斷彼此折磨,選擇放手,無疑是放過自己也放過對方的方法。但可以再見亦是朋友嗎?能相遇相愛,即使最後分開,也是一份緣,倒不如讓孩子成為這份緣的見證,而非怨恨的延續。

有些家長爭取孩子撫養權是基於利益考慮,但當看到同住孩子的樣貌、某些行為習慣或價值觀很像前夫或前妻,便會很生氣。其實,這些都不是孩子的錯,孩子遺傳父母的基因,樣貌與父母有幾分相似實在自然不過,至於行為舉止及價值觀相似,亦非孩子刻意模仿,而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結果,父母切忌將對前夫或前妻的不滿投射在孩子身上,這樣對孩子非常不公平。離婚後就不要讓怨恨延續,可以把消失的愛情轉為友情及親情,學習新的相處模式。

隨着時間過去,孩子慢慢成長,他會感受到父母是真正愛他抑或是將他當作工具,只有真心才能換來孩子的真愛,你想孩子將來怎樣對待你,你今天應懂得怎樣對待孩子。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26-10-2021

真人秀玩出火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10/2021

電視台真人秀《賭命夫妻》近日成為城中熱話,當中五對夫妻接受「賭命」遊戲,15集的節目,到截稿為止播了五集,內容包括夫妻分別被兼職男友、女友引誘;以及教這幾對夫妻如何增加吸引力,甚至引起對方的性趣,當中就不乏教妻子前戲的技巧,又會邀請丈夫學習如何與女生進入更浪漫的約會之中。此外,在節目中又不乏疑似出軌的場面,甚至有妻子發現丈夫接受與其他女子身體接觸的尺度比自己想像中開放時,即時掌摑對方,之後痛哭離場。

社會不斷有聲音質疑節目是否「教人離婚」,又質疑節目將一班本來已有溝通或生活問題的夫妻放在試探之中,並不道德。不論是節目監製或者主持均透過傳媒解話,聲稱只有第一週的內容比較測試底線,之後的內容會比較「有教育意義」,主持人火火則表示,在節目開拍前參加者已經知道會玩得「好癲」,甚至會玩到有離婚危機,他更表示,現場有十幾個鏡頭,被矇眼的丈夫應該估計得到不可能是跟另一個女孩親嘴,而親他的應該是自己太太,或者換上男主持跟他親嘴,所以說真的想出軌是不太可能的。

真人秀的參加者非想像般的素人,為戲劇效果會設計許多情景,這是真人秀原本的做法,玩得激、玩得爆來吸引觀眾和社會評論,這也是真人秀想達到的效果,問題是我們希望社會就婚姻關係的討論是走哪一個走向?是不是兩個人結婚久了,關係「日久失修」就應該找些不同的「刺激」?甚至是玩到有離婚危機也可以接受?

節目被安排在家長指引的時段內播放,換句話說不少青少年人有機會收看到該節目,但家長的指引又應該是甚麼呢?要讓他們明白婚姻充滿各種試探?還是鼓勵大家如果婚姻出現了問題,應該要再去外面探索一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處理婚姻的過程中,首幾集著重的,都是挑起性愛的慾念,浪漫氣氛的營造,究竟一般關係應該怎樣才可以持久,似乎還未有提及。

未來,還有10集,真的會有教育意義嗎?還是真的會玩出火而引火自焚,或者已不是重點。我們更看重在家中的家長們,見到孩子在看時,是不是真懂得提供給予孩子空間成長的家長指引。免費電視畢竟是登堂入室的節目,需要更多考慮對心智未成熟青少年的影響,他們會否被這些錯誤的觀念或行為所誤導?開玩笑、戲弄人亦必須要有底線,作為創作人,若果大家的子女仍是青少年,你們會放心讓他們觀看這類節目嗎?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0-10-2021

從電腦應用看歷史的循環和進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10/2021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再思同性撫養

呂慧明 | 明光社實習神學生、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生
20/09/2021
  1.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1.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國家,同樣是以兒童的福祉為理據(例如匈牙利、波蘭等)。那麼,到底是容許的好?還是禁止的好?專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有利於兒童福祉的決定嗎?

  1. 「沒有差異」已成定論?

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在同性伴侶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與一般家庭無顯著差異。但有學者重新審視過這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都分別有樣本數量不足、取樣方式有偏差、在研究或論證過程上有謬誤等等的狀況,以致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成疑。[3] 一位學者Douglas Allen重新評估其中一份支持同性撫養無差異的研究:“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4] Allen的團隊發現以原作者的分析方法,即使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之間有實際差異,都只會得出「無差異」的結果。當Allen重新計算其數據後,更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5]

在2018年,一位大學教授Walter Schumm出版了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一書,當中對現存的三百多個與同性撫養有關的研究——不論結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作出評估。一方面他指出了反對同性撫養的研究當中的限制和錯誤,另一方面亦在認為同性家庭與一般家庭無差異的文獻中發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甚至在它們的數據中找到可證明有差異的證據。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有的證據其實並不足以支持同性撫養「沒有差異」的論說。[6] 事實上,同樣有不少的研究顯示,同性家長及異性家長的撫養出來的孩童,確實在成長、發展上有實際差異,同性家庭中的孩子甚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都受到負面影響。[7]

研究的工作不免會有限制或疏忽,但學者們若能以其專業互相提醒,嚴謹地改進有錯謬的研究方法,亦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有力的洞見。只不過,當現今的研究仍有如此多地方需要改進的同時,為何仍有主流的聲音紛紛將「沒有差異」視為鐵則呢?Schumm指出這些研究被引用,是因為它們「政治正確」,[8] 而他撰寫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一書的初衷,正是「不希望政治扭曲了科學證據」。[9]

  1. 「政治正確」還是謹慎驗證?

奈何在「政治正確」的驅使底下,有一些聲音卻似乎正受到主流排擠。Schumm在其著作中並沒有以其研究為理據對婚制作任何的評論,更明言他不希望他的研究成為同性領養被禁止的鐵證,他由此至終想強調的是科學的精神,但他仍因不接納「沒有差異」的結論,而被同行詆毀及排擠。[10]

除了Shumm,美國兒科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下稱ACP)亦因「政治不正確」而受到排擠。ACP是一間無宗教信仰、無政治背景的機構,有六百多位醫生或醫科專家為會員,主力以科學及醫學知識宣傳促進兒童健康及福祉的資訊,或倡議相關政策,[11] 他們亦基於科學的理據提出與同運分子不同的意見,因而受到抨擊及排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搜索,我們只會看到ACP一些被認為是反同的言論,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對它的抨擊,在維基百科上它的定位甚至被描述為︰「該組織的主要關注為倡議反對墮胎及同性戀者收養兒童。」[12] 這其實與ACP所聲明的並不相符。[13] ACP關注的議題,還有醫學實踐、疫苗、安樂死、毒品的影響等等,[14] 遠不止於同志相關的議題,為何他們會被視為只關注反同的組織呢?[15] 它的主張或許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今天人們批評、排擠它的理據,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驗證,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若我們是以兒童的最大權益為原則,我們就必須謹慎思考,絕不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輕率地採納迎合主流的結論;既要追求謹慎,就應多方求證,在各方的理據中權衡輕重、利弊,既知道統計研究上會有限制,就需要學習分辨,平衡地審視正、反不同的資訊和意見,並要容讓不同的聲音存在,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聽見及集思廣益。而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彼此共同努力的地方。

  1. 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帶來不同的影響

那麼,在同性領養權這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去考量兒童的利益?在這裡引述一份文章,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這篇文章於2002年,由Kristin Anderson Moore等的數位學者及研究員撰寫,[16] 它研究家庭結構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並倡議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改革政策。因為當年在美國全國調查的問卷上,尚未有同性家長的選項,所以它的議論並非針對同性撫養,也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相關議題而寫的。

在這篇文章中,Moore等人透過文獻回顧,總結出不同的家庭結構確實會影響兒童,兒童與親生父母同住,並且在低衝突的婚姻關係的環境底下生活,這對兒童的成長是最好的。Moore等人亦提到,即使是有雙親,但其中一方是繼父或繼母的情況下,兒童的「幸福指數」(levels of well-being)仍然是相對較低的。[17] Moore的文章並沒有否定任何人士照顧兒童的能力及愛心,它帶出的是一個家庭的結構或模式對兒童的成長的確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同性的伴侶是無法同時成為同一個兒童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最起碼必然有一方並非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或者雙方都不是親生的。那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同性婚姻這種不同的家庭模式真的會帶來差異呢?

當然,Moore等人的研究也不會毫無瑕疵,亦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但希望藉此大家能有多一個的思考方向。與其盲目相信「沒有差異」這信條式的偽裝,[18] 倒不如踏實地去檢視當中會產生的差異是甚麼?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是甚麼?這才能真正找到對兒童最好的方案。

  1. 結語

有些人或者會以兒童的福祉為由,認為通過同性領養能讓一些有需要的孩童找到新家庭。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家庭或婚姻是出現問題,以致某些兒童必須與他們的原生家庭分開,才能確保他們得到最大的保護。不過,容許同性伴侶獲得領養權卻不是唯一的辦法,許多國家早在通過同性領養前,已經有讓已婚的異性夫婦領養或寄養等的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再者,面對社會上的兒童或家庭的問題,我們要積極尋求的是治本而非治標之法。[19] 既然如此,當現存的研究仍然存在問題,而同性撫養對兒童的影響仍然存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真的要貿然同意呢?

要考慮兒童最大的利益,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必然完善的方案,但正因沒有必然的答案,我們就更需要匯集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再從中找出一個令兒童損害最少、受惠最多的方案。這些聲音不是為成人,而是為兒童而聽的,假若只順從成年人世界的主流喜好,而排擠另一方的論述,就會令我們錯過重要的信息,而承擔後果的卻是兒童。如果未經過嚴謹的考量,只為追求「政治正確」、跟隨主流,就將一眾兒童的福祉奉上作為賭注,你能接受嗎?


參考資料

〈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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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9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crc.doc(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3] Robert Lerner, and Althea K. Nagai, No Basis: What the Studies Don't Tell Us About Same Sex Parenting (Washington DC: Marriage Law Project, 2001); Walter R. Schumm,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Same-Sex Parenting and Ado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9, no.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043861; Michelle Cretella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4] Michael J. Rosenfeld,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Demography 47, no.3 (2010): 755–775, https://doi.org/10.1353/dem.0.0112.

[5] Allen的團隊以原作者Rosenfeld的方法重新比較過其數據,發現以該方式來計算,不單是同性撫養的家庭與異性撫養的家庭比較起來無差異,甚至相比其他家庭模式,例如未婚媽媽的家庭亦無法測出差異,而過去眾多學術文獻都證實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發展是有差異的。Allen亦重新評估過Rosenfeld的統計方法,發現以其方法計算的話,即使比較結果的差異大到接近50%,依然只會得出「沒有差異」的結論,這表示「沒有差異」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此外,Rosenfeld為了提高孩子成長環境穩定性,只計算了戶主的親生孩子(即排除戶主領養或繼養的孩子)及五年內都居於同一處所的家庭,但這一來排除了家庭結構及住所不穩定性這些對孩童有實際影響的因素,二來亦減少了超過一半的樣本數量而削弱其代表性,當Allen將被排除的樣本重新加入評估,並對個人及家庭的社會經濟因素加以控制,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參︰〈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頁5-6,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Allen團隊的研究︰Douglas W. Allen, Catherine Pakaluk and Joseph Pric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A comment on Rosenfeld,” Demography 50, no.3 (2013): 955–96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69-x.

[6]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5月31日,網站︰ https://blog.scs.org.hk/2019/05/31/%e9%87%8d%e5%af%a9%e6%95%b8%e7%99%be%e5%80%8b%e7%a0%94%e7%a9%b6%e3%80%80-%e8%88%92%e5%a7%86%e7%9a%84%e3%80%8a%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a0%94%e7%a9%b6%ef%bc%9a%e5%9a%b4%e8%ac%b9%e8%a9%9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7] Mark Regnerus,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no.4 (July 2012): 725–77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D. Paul Sullins,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 (2016), https://doi.org/10.1155/2016/2410392; Douglas W. Alle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household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3), http://mcadams.posc.mu.edu/blog/gay_parenting.pdf. 有關Sullins的文章,可參考︰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8] Chris Sugden, “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Oxford Centre for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last modified March 15, 2019, https://www.ocrpl.org/same-sex-parenting-research-a-critical-assessment/.

[9]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0]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1]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about/faq.

[12] 原句為︰「The group's primary focus is advocating against abortion and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by gay or lesbian people」,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4 June,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llege_of_Pediatricians.

[13] “Our Posi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positions.

[14] 詳細可前往ACP網站,參閱他們在不同大題目以下的文章︰“Topic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July 14, 2021, https://acpeds.org/topics.

[15] 順帶一提,Walter Schumm的維基百科條目(Walter Schumm,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Schumm),雖然資料較少,但亦只看到他所做的、與同性戀相關之研究的相關評論,亦與堪薩斯州立大學對他的官方介紹相差甚遠,詳見︰” “Department of Applied Human Science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accessed August 2, 2021, https://www.hhs.k-state.edu/ahs/people/schumm/

[16]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June 200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432167.

[17]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18]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9] 雖然家庭政策並非本篇的主題,但在Moore的文章裡,也有一些透過社會政策改善家庭結構的提議,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參考,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1-9-2021

男孩危機

08/09/2021

《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由阿富汗、越南到星空奇遇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6/08/2021

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8月15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10日,亦即是8月初,美國一本名叫CNET的科技雜誌,報道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甚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利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塔利班充滿動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30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其戰鬥力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一名會計師,在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1961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的出動次數、發射炮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數字裡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收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也譯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風靡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NBC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裡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再婚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0/07/2021

好好戀愛學堂堂主任杜婉霞小姐(Joanna)於5月28日晚上,假明光社訓練中心與十多位現場朋友及八位透過網絡參與活動的朋友,一起探討再婚的考慮,Joanna一開始便說沒有人結婚後會想離婚,因此,再婚前最好先了解前段婚姻失敗的前因後果,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邁向幸福的婚姻生活。

檢視結婚動機

Joanna指,每個計劃再婚的人士,要誠實反省自己結婚的動機,是為自己有個伴?為孩子有個家?有人分擔經濟開支?難得遇上好對象?這些都不應是結婚的主要動機,結婚應該是兩個人彼此相愛,想和對方一生一世,互相照顧,能互助、互補、協調、有商有量,共同承擔,作下一代的榜樣,就如《聖經》傳道書四章9至10節提到:「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檢視前段婚姻失敗的原因

她表示,假如不正視上一段婚姻失敗的原因,很難保證在新的婚姻中不會重蹈覆轍,就如有塊石頭在前面,如不處理,便很容易再次被絆倒受傷,因此,再婚前必須正視及檢視上一段婚姻失敗的原因,然後學習處理。假如是在衝突時不懂表達,或是表達愛意的方式對方不接受,便要學習表達及溝通技巧;若是受原生家庭的影響,性格較軟弱及欠自信,便需要明白自己多一些及學習成長,令自己變得成熟、自信、獨立,並且學習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做個情緒穩定的人。

檢視再婚對孩子的影響

明光社

不論離婚再婚,孩子都是無辜的,家庭盡量不要有頻密及大的轉變,這對孩子的成長較為有利。讓孩子有足夠時間慢慢適應家庭的轉變,需知道親生父母的角色及血緣關係是無可代替的,孩子對親生父母的尊重及重視也不容易被取代,正所謂永遠的父母是不會改變的,因此,不要試圖用新的伴侶取代親生父母的角色地位。離婚時,要好好地向小朋友交代,不要令他覺得是因為自己的錯導致父母離婚,並好好安排子女與前配偶見面。再婚時,不要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伴侶,不一定要叫新伴侶做爸爸媽媽,容讓孩子有空間選擇怎樣稱呼對他最舒服,孩子需要時間慢慢適應新的生活及新的關係,不能太急。最後,對於親生及繼子女要盡量做到公平,公平不是做同一樣的東西,而是按孩子的喜好強弱,尊重小朋友的不同興趣,給予適當的安排,才能讓孩子感受到被愛。孩子對再婚伴侶的接納有助新家庭的融洽關係。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再踏紅地氈前的一步」計劃,為離婚後打算再婚的人士提供免費婚前輔導及其他支援,上述活動屬於計劃內其中一項,請進入計劃網站,了解更多。)

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林天然 | 明光社前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7/2021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學生因沉迷打機而影響學業和健康,重則有學生會做出傷害自己、企圖輕生的事。[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明光社

疫情雖然持續,但有教會就在疫情略為緩和時,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曾參加由香港基督少年軍[2] 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非信徒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學習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助疏導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3]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筆者從教關的網站得知,教關於2021年3月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4] 在當中有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的青少年事工發展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推出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2021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筆者在網上搜尋,發現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G-Power)[5]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6]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由G-Power主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合辦的「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亦在2021年的暑假舉行,活動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才藝訓練及比賽的籌委會核心成員在接受基督教刊物的訪問時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7]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他們成長的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症橫行的世代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楊婉婷、陳蕾蕾:〈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 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香港01》,2020年4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突發/460083/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2] 〈關於我們〉,香港基督少年軍,網站:https://www.bbhk.org.hk/about.php(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3] 〈認識教關〉,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網站:http://www.hkcnp.org.hk/about_hkcnp/(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4] 〈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21年3月25日,網站: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youth/(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5] 〈G-Power係咩?〉,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G-Power Youth United的facebook,2018年3月19日,網站:https://fb.watch/6fZLLnbjGe/(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網站:https://service.elchk.org.hk(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

[7] 黎祉穎:〈G-Power辦You Got Talent年輕人才藝比賽 盧智榮:希望發掘牧養年輕人的新可能〉,《時代論壇》,2021年4月26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5379&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