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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Good One!” 親切的陌生人

彭順強   |   現居加拿大,彭順強為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Regent College神學碩士及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碩士、曾任中國宣道學院講師,及該院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統籌,《靈深一席談》主編。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特約教授、《時代論壇》的「香港處境下的屬靈導引」專欄撰稿人、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推動靈修的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創立人,著作包括《二千年基督教靈修神學歷史》,《還我屬靈本色》,《勇闖七重山》,《盧雲的誠與愛》,《潘霍華的順服與判逆》、撰寫靈修學文章超過200篇。
07/10/2021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加拿大

重回溫哥華

因著在溫哥華的獨居母親已年老多病,故決定了本年重回加拿大居住,好能照顧她。雖然當我住在香港時,基本上每天都會在早上約7時30分致電慰問她(等於溫哥華下午3時30分),但每每當她有病時,她便總會這樣說:「你咁遠,有咩事你都幫唔到我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便知道已不得不回到她身邊了!有港人會為到年老的父母而暫時不離開香港(我也認識不少),但卻因著同一原因,我卻不得不離開香港!

回到溫哥華,除了如在香港以往一般,寫作,教神學,服侍教會,及繼續推廣靈修的個人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 Dr. Pang on Spirituality」(https://youtube.com/user/danielskpang),拍攝短片外,也做一些社區中心的服務工作,及開展網上的「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可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加版:「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

香港人對於在西方住的人,都會有一個想法:外國地大物博,而且「個人主義」很強,所以人與人之間距離很遙遠。但根據我曾住在溫哥華的15年經驗,和現在重返這地方來說,除了首句是尚算客觀外,後面的兩句未必是真實的描繪。

不過,雖然西方地大是真實的,但若以加拿大溫哥華為例,過往一般人都能付得起價錢的獨立屋,現已昂貴到大部份人都已買不起了,於是便只好住在靠近鐵路的多層大廈。雖然如此,但也不致於迫近到你可以與對面大廈的另一戶人握手!

外國的大廈不像香港般會有看更,但卻不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香港人起初可能不習慣的,是每每當你乘電梯時,無論你是或出或入,遇上的人都會臉帶笑容地跟你打招呼:Hello或Hi there或Good morning;並且,當你到了你要去的樓層時,對方會說聲:Have a nice day,或Have a good one,或take care。對方也可能跟你傾幾句!另外,因著一般人都會駕車,並且要自行將垃圾拿到垃圾房,故此其實出入遇上別人的次數每天都不少,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不少的。正如早前香港的一個廣告口號:「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加拿大人的確比較能夠活出前者!

親切的陌生人

在香港你不會跟陌生人傾談,如果有人主動來跟你說話,我們會說這是「搭訕」,不懷好意。雖然加拿大現在也有向少數族裔行騙的港版街頭「祈福黨」,但一般來說,「搭訕」的人都是懷著好意的。他們並不是要認識你,只想找人表達少少的內心感受和關懷而已。

還記得,當我還未買車的日子,有一天站在巴士站等巴士(這裡等巴士可能要等上20分鐘甚至半小時),巴士站也有一位老人家在等著。當她見到我時,便跟我談天說地,上至政府政策,下至與家人的關係,她都有興致跟我講,並且態度親切。後來要到巴士埋站,我上車以信用卡付車費,這對話才結束。這情況自我於1985年來到加拿大留學時,便經常有這類經歷:陌生人在巴士站跟我談天說地!

無限電話分鐘無人用

有趣的是,溫哥華只要付上便宜的手提電話月費,便可以「無限」傾電話,而在香港手提電話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就算付高昂的費用也有時間限制)。但奇怪的是,雖然香港有通話時間限制,但人人都在街上傾電話(可能是用WhatsApp吧);反之,溫哥華沒有通話分鐘限制,但你卻不常看到有人在街上或商場中不斷講電話,他們較喜歡較親切的直接面對面接觸。

「敬業與樂業」下的溫情

這種善意的慰問和關心,也會在商舖中遇到。一般來說,加拿大人都比較「敬業與樂業」的。曾有調查報告指出,香港人的服務態度是全球最差的城市之一。我想,這也許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有階級觀念的地方,這不單只是在行業上有階級,甚至是在同一公司裡,都有職位上的階級。於是,作為前線的服務人員,就是所謂的「sales」,而在這階級下的文化裡,培養不了「敬業與樂業」的態度,也拿不出愉快友善的服務態度來了。

在溫哥華我喜歡吃經「drive-thru」買「A & W」的各式漢堡包。[1] 對講機會先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當店員遞食物給你時,會說:「Have a good one!」而且笑容可嘉。另外,到了香港也有的「Pizza Hut」餐廳,在加拿大,服務員會帶著笑容來到你身邊自我介紹,並會慰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在品嚐食物的時候,服務員也會到你桌邊問你:「How do you like the food?」,或「Is everything alright?」感覺十分親切!

有一天我收到WhatsApp的訊息,原來是來自那位剛賣了車給我的汽車售貨員。他訊息的內容並非是有關我剛買的車,也不是要推銷甚麼的產品,而是只想告知我,他與女朋友駕車時,看到我的新車經過,故此想打個招呼而已!

當然這可能是公司的訓練,或是規矩,但從服務員的笑容中,你會感受到他/她自己也享受這種的交流,做到了「敬業與樂業」。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裡並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故此,每一個人都在平等的社會中,隨心做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便很滿足了!


 

[1] Drive-thru是指在車上的顧客可毋須下車便可以透過對講機點餐,隨後取餐。而A & W是加拿大的大型連鎖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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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城九勇士」的啟迪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0/11/2021

11月25日是今年美國的感恩節,每年這個時候是數算上帝恩典的日子。我感謝先賢,由於他們在過去披荊斬棘,故此今天我可以享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權利。我所指的先賢並不是革命家或者思想家,而是九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小孩子。

趁著感恩節假期,太太和我出外遠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這個本來不見經傳的小鎮,竟然出現了聯邦軍隊和地方國民警衛軍對立的局面。在通過民權法案之前,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在巴士、餐廳、廁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一起,黑人和白人的學童也不可以一起上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有10名黑人學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學校註冊讀書,這所學校的全部師生都是白人,於是乎小石鎮群情洶湧。其中一名黑人學童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會受到迫害,並且懼怕會失去工作,遂將孩子轉到一所黑人學校。

其餘九名小孩子繼續勇往直前,史稱為「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在開課那一天,過千名白人堵塞在街上抗議示威,阿肯色州長甚至召集國民警衛隊,去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高中。隨後阿肯色州長會見艾森豪總統,佯稱自己「有意去做對的事情」,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詞,企圖蒙混過關。最後,艾森豪總統調動了1,200名聯邦軍隊,從而保護「小石城九勇士」進入學校讀書。然而,聯邦軍隊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護他們,白人學生在軍隊沒有隨行的地方欺凌那些黑人學童,包括語言侮辱、身體攻擊,一名黑人學童甚至被人在臉上潑了酸,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課外活動。有一次一名黑人學童被毆打時大罵對方是「白人垃圾」,結果被校方開除。白人師生興高采烈地相告:「一個走了!還有八個!」

「小石城九勇士 」說有些白人對他們很好,他們將對方的名字記下來,隨後對照記錄,將重複的名字刪去,最後發現總共有35個好人,而整所學校有二千多名師生!我無法想像他們每一天心理和身體承受了幾多痛楚,他們大可以「息事寧人」,選擇退學,然後在全黑人學校過著正常的校園生活,但他們情願留下來,以螳臂擋車的姿態,去挑戰整個不公義的體制!

在小石城中央高中附近有一個全國歷史紀念中心,歷史紀念中心提供導賞,好讓遊人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太和我參加了導賞團,從導賞員口中我們聽到了一些歷史書沒有記載的細節,以下是其中一個故事: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導賞團可以進入小石城高中學校參觀,有一次一名白人老婦在學校的一個女廁前面停下來,突然之間,她俯伏在地上,跟著歇斯底里地痛哭,過了一陣子她站起來抹乾眼淚,然後走到導賞員面前,她說:「幾十年前,在這個廁所裡面,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白人同學對一名黑人學生拳打腳踢,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我甚麼也沒有說,甚麼也沒有做。畢業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小石城中央高中,我很怕再回到這個廁所,我為自己的無動於衷而感到羞愧。」

導賞員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他再補充幾句:「黑暗勢力可以張牙舞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你可以改變世界!」我並不是不同意導賞員的說話,然而,我不會厚責這位老婦人,當時她只是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我相信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這種暴力場面,她有可能去保持冷靜而作出道德判斷嗎?

也許,最能夠勾起我反思的地方是人性的敗壞,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站在道德高地去領導反法西斯戰爭,並且設立了紐倫堡軍事罪行法庭,去審判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者;美國南部有10個州被統稱為「聖經地帶」(Bible Belt),「聖經地帶」充滿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大多數居民都參加教會,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以上氛圍底下培養出來的小石城孩子,卻可以泯滅人性地霸凌自己的同學。

二次大戰之後,很多人都追問:為甚麼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竟然會淪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為甚麼本來善良的人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劊子手?1963 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而進行了一連串實驗,他證明了平常人可以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其實,即使沒有米爾格拉姆1963年的實驗,人們也可以在1957年的小石鎮事件中找到答案,本來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在經年累月受到家長、教師、牧師的洗腦之後,也可以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方面,我為「小石城九勇士 」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而感恩,但另一方面,我也為到那二千幾名師生揭示出的人性軟弱而感到顫慄。今年的感恩節,竟是一個百感交集的日子!

聊聊脫單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2/11/2021

11月11日是美國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這個日子讓我們特別懷念於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召入伍的外祖父,他為了養妻活兒而離鄉別井,一輩子在太平洋的另一邊過著單身的生活。他留給我們一輯參戰前穿起帥氣美軍軍裝的照片,每年在這天我們都總特別的想起他。此外,我們也想起月初時聽過一位加拿大籍台灣網紅(YouTuber)在他的節目中提到1111光棍節,希望大家早日「脫單」。我們第一次聽見這組名詞,隨即引起興趣,上網搜尋一下,原來是關乎單身一族,希望在這節日裡的一連串活動中(包括消費、購物、送禮)認識真命天子,從此正式脫單(脫離光棍單身的日子)。

在10月尾我們參加一個九天的遊輪渡假團,參加人數非常多,把遊輪擠得滿滿。美食和節目一樣的豐富和多元。參加者都忘記了疫情、社交距離和口罩,全情投入地歡度假期。其中遊輪上有兩項節目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為單身人士而設的聚會(Singles Mixer),大會約定大家於每晚8時在特定酒吧飲酒聊天。於是每晚總有一批單身人士男的女的都來光顧和識朋友;其中觀察到有一位年紀不輕的男士,他與一位女士聊天時也不忘留意身邊出現的其他女士,看來他都非常珍惜這八個晚上的約定,希望早日脫單。

另一個聚會是為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人士而設(LGBTQ + Mixer),依大會約定,每晚7時都有LGBTQ+人士來特定酒吧飲酒聊天,而且光顧聚腳的人數比單身人士聚會的多,場地亦是較為開放和集中。酒吧設於樓頂通天有十多層樓高的大堂裡,而且幾乎每個遊客不論年少老幼人人都會經過的大堂位置。即使只是乘坐玻璃電梯亦可從高空下看見在酒吧裡光顧的人。看來,大會對這項活動場地的選址也下過一番功夫。參加的LGBTQ+人士有的穿得平凡、有的穿得奇異。有一對一對的參加,有單獨的參加;他們有的年長,有的年輕。

對於上述兩組活動的參加者來說,不知道他們會否介意讓人知道自己是單身或是LGBTQ+?不知道他們是否特別需要鼓起勇氣出席?不知道是否單單共融和接納就可以使他們鬆脫一切枷鎖?不知道這些特定聚會最終是否可以幫助他們脫單──找到伴侶或除去孤單?

對應另一對不介意自己身份的同性伴侶,在晚上看表演Evening Show時,她們自告奮勇站起來介紹自己是來自加州並剛剛結婚,看來她們是來度蜜月的。由於她們剛好編了在我們同一時段用晚膳和上岸活動,所以我們比較多機會留意她們。在其中一晚優雅夜(Elegant Night)用餐時,年長的那位穿上恤衫打了領帶,年輕的那位穿上一條紅色長裙,看來都很襯。在上岸活動那天,她們都像海水一樣的平靜沒有太多的互動,年長的那位常常滔滔不絕,年輕的那位多數在聆聽和跟隨。她們雖然已是一對,但總沒有讓人感覺到一般新婚夫婦的甜蜜和互動。名義上她們已成功脫單,但實際上是否已脫單?這可不容易說。

對應另一個公眾活動──露天溫泉(Whirlpool),我們也去了泡一下。在炎熱陽光燦爛的下午,有幾個不同的朋友在享受溫泉按摩時,突然來了兩名年老男子,他們坐下來就介紹自己是來自西雅圖,我們就跟他們打招呼握握手。不久,言談間其中一名男子說:「我非常多謝我旁邊這位朋友,願意撇下老婆來陪我參加遊輪團;因為我剛剛退休,難得找到這個伴」。他看似刻意地在澄清他們的關係,免得惹來誤會;也許他介意自己會被別人誤會為某一類人士。同時,這也反映了他對脫單的底線。

為甚麼無論是年青或年老的,人人都想找個伴侶脫單?因為單身等同了孤單?因為單身會被社會標籤?人人會為了脫單而脫單,就要降低要求失去底線?有了伴侶就不會孤單?除了找個伴侶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一步脫單(脫離孤單)?

幾年前與一位年老的女士聊天,她告訴我們她兒女和兒孫的家常事(卻沒有提及她丈夫,我心想他們可能離了婚或丈夫已離世,所以沒有追問);但她卻特別表明自己是單身(甚至在填表格時,她沒有選離婚/鰥寡欄,卻選了單身一欄)。正如買汽車保險時,經紀會問我們是未有受僱還是退休,其實兩者在保費上沒有多大分別;唯一分別是前者會有一天再找到工作。我們那個朋友這樣特別表明其單身身份,是否想減低離婚或喪偶的標籤,還是意味著她會有一天再找到伴侶而脫單?

其實她也提醒了我們,即使我們已婚有了伴侶,但總有一天伴侶會先走而我們會再度單身(絕少數夫婦是同時走或在一段很短時間內先後走的)。因此,我們要重新面對脫單的問題,而且屆時還可能比一直單身的人更難過單身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認識好幾位主動提出離婚的女士以為離婚後可以解脫在婚姻裡的困難,並能再次踏上紅地氈,但結果不像預期。已婚的人士無論是離婚或喪偶也好,最後也要獨自再過單身的生活;而且要再婚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既是這樣,我們已婚的有甚麼良方可以維繫婚姻?又有甚麼妙策可以守護對方直到白頭,讓再度單身的日子減少?這是值得已婚人士一輩子努力鑽研的學問。

偶遇田園交響曲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5/11/2021

昨晚去聽貝六(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為英國之旅來一個完美總結,同時也提醒我為何到來。恰巧去年這天剛到埗,這晚這首貝六更有多一份意義。

開場前,指揮Sir Simon Rattle向觀眾講解為何會選擇這曲目。他娓娓道出貝多芬寫這曲子時,聽力已嚴重受損,內心掙扎著該怎樣繼續工作。後來他到了鄉郊,親身經歷了風光明媚的景色,也體會過暴風雨的兇猛,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到最後神總會保護我們。而Rattle認為最後一章更帶出一個訊息:活著多好。

貝六是我最喜歡的樂曲,今天能聽到簡直太夢幻。其實數年前才第一次聽這曲子,一切都是無心插柳,而且當時某程度也呼應貝六的創作背景。那年夏天接連在工作、友誼上受到打擊,也突然看見了年青生命轉眼消失,心情低落到不得了。那陣子慣了邊聽音樂邊工作,打開YouTube,找了第一首樂曲,聽完後就由它自動播下一首歌。就這樣,遇上了貝六。

初聽之下只覺得它旋律甜美輕鬆,所以繼續聽下去。怎料愈聽下去就愈覺得在甜美底下藏著一些暗湧,蠢蠢欲動。突然在第四章,氣氛來個大逆轉,管樂與定音鼓模仿狂風暴雨的情景,教人驚心動魄;不久,雷暴停止了,第五章逐漸回復生命氣息。原來暴雨總會過去,而且更帶來了盼望。然後,我哭了。

一切會好的,風雨總會過去,我們還有盼望。活著多好。

喜歡貝六,也出於體會到藝術真的能撫慰人心,與人共鳴,更重要是不需有任何先決知識。我不是古典音樂專家,當年聽貝六也是出於想為死寂的工作環境添加一點聲音,就在出其不意時被感動了。後來逐漸明白,藝術其實是述說人的存在(existence),人的各種生存狀況,所以會令觀者聽者引起共鳴。

我很喜歡焦元溥的古典樂入門書《樂之本事》,身為一個音樂博士,他固然有專業的學術出版論及艱深的音樂理論,但這本書深入淺出介紹古典樂基本知識,幫助讀者進入古典樂世界。最令我深刻的,是作者經常重複說著,最重要是讀者有興趣去欣賞、去聽,而不是關乎你知道多少知識,也不要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知識而卻步。

不僅音樂如此,所有藝術亦然。

每天在「等」車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1/11/2021
明光社

若你問任何一個新來台灣居住的人:「在這裡,除了語言外,有甚麼是你最不習慣?或最感到奇怪的事?」我相信十居其九也會提到一件每天也會發生的怪事。這就是每天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在大街小巷中竟能聽到《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這兩首悠揚的古典音樂。在音樂響起的地點,總會有一群人在「等」車或「追」車。他們所「追」所「等」的,並不是偶像明星所坐的名貴房車,而是一輛黃、一輛白,形似貨車,還夾雜著陣陣異味的垃圾車和資源回收車,它們所到之處總會響起以上的樂曲。

在香港,討論垃圾處理/收費、資源回收已超過15年,[1] 近日稍有眉目,[2] 但能否落實執行或持續,仍有待觀望。反之,台灣在處理垃圾,由昔日有「垃圾島」之稱,卻於2016備受《華爾街日報》盛讚其資源回收率,足以媲美歐洲先進國家,[3] 其成效實在是得來不易。處理垃圾由過去「掩埋為主」到1991年起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由1997年推動「回收」概念,到2006年實行「垃圾強制分類」,分別為:「資源回收物」、「廚餘」及「一般垃圾」;一方面,設立監察懲罰的機制,同時又推動、鼓勵及補助環保回收行業,[4] 讓社會整體能重視垃圾處理,並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在台灣,「追」「等」垃圾車,可算是一種奇觀,也亦是一種「美景」。其美麗之處,就是市民樂意貫徹執行,不論是事前的分類,或定時的等候,也需要花上一定的時間、心力。他們願意樂成此事,其中的元素就是市民相信其所花的努力及時間是有成效的。

筆者在香港曾與一位牧師就資源回收有一段對話。

那天,筆者到訪那位牧師,他正在家中把紙張作分類回收,其仔細程度,就是把文件中的釘書針一一拔出來。筆者隨意說了一句:「為何花那麼多時間作分類/整理,反正收垃圾的人(或公司)最終也會把回收物品與一般垃圾一起丟棄。你這樣做豈不是白費心機?!」牧師只是一句簡單的回應,令筆者這麼多年後仍銘記於心,亦備受教導:「別人如何處理我管不了,我只知做好自己的本份。」

「別人」(政策及執行措施)處理不善,正正就是香港難以推動分類回收的癥結所在,但卻太少香港人能像那牧師一般,願意克盡「本份」,不為「別人」所影響,堅持做「對」的事情。香港人大多數也是實務的,我們會做一些有意義、有價值及有回報的事情。若我們發現自己就垃圾及回收品所作出的分類處理,最終對改善環境是沒有果效時,市民的執行動力及意欲就會自然地減退。筆者曾居於長洲數年,得知有機構推動廚餘回收,所收集的「廚餘」經處理後,轉化為有機肥料,再送贈給居民及有需要的機構。有不少市民響應,原因就是這行動既能減少垃圾量,又能讓他人有所裨益。

能見到「成效」才作出行動?還是藉著持續行動來促成「成效」出現?

在台灣,亦有不少人質疑所回收的物品是否得著妥善處理。但同一時間,有更多市民相信他們的行動是有價值。把可回收的資源分類清楚,最終能否可完全被「重用」或有效地處理,或許仍是未知之數。但肯定的是,若沒有分類處理,就一定沒有「重用」的可能。

懷著「信念」堅守個人的「本份」,或許結果仍未達致完滿,但其行動必定能對周遭的人造成影響。正如筆者身居台灣,也樂意每天拿著數袋已分類的物品,在特定的時間,守候、等待那悠揚的樂曲到來。既能欣賞由群眾所構成的「美景」,同時也樂在成為這「美景」中的一點色彩。


[1] 黃金棋:〈垃圾收費|醞釀15年歷四屆政府今「胎死腹中」 料須重走立法程序〉,《香港01》,2020年6月2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88349/垃圾收費-醞釀15年歷四屆政府今-胎死腹中-料須重走立法程序(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2] 黃金棋:〈垃圾徵費|今三讀通過 住戶料每月付逾30元 市民要知的三大影響〉,《香港01》,2021年8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66330/垃圾徵費-今三讀通過-住戶料每月付逾30元-市民要知的三大影響(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3] 〈台灣垃圾處理有方 華爾街日報盛讚〉,環境資訊中心,2016年5月20日,網站:https://e-info.org.tw/node/115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4] 林嘉淇:〈【海洋垃圾】從分類到回收 台灣廢物政策人人讚好?〉,《香港01》2018年11月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周報/255187/海洋垃圾-從分類到回收-台灣廢物政策人人讚好(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大學教育的出路:闖蕩江湖還是鑽入象牙塔?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4/11/2021

筆者在大學工作,今天我和同事開會,討論怎樣將大數據、人工智慧、機械學習引入學校課程裡面,其中一位支持課程改革的同事提出以下的問題:「到底我們的學生傾向於理論研究,還是喜歡學習實用的東西呢?他們在畢業後會走甚麼路呢?」

我不禁回想起幾年前一次教職員會議中,另一位同事提出的一個難題:「我們的原意是訓練學生數據分析方法,讓他們能夠有充分準備去修讀博士班,但許多學生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卻沒有繼續升學,而是尋找工作,但他們所受的訓練並非為這目的而設,故此他們在求職的時候面對很大困難。」

當時我沒有回應,我心想:「學生所獲取的研究方法可以令他們在博士班做數據分析,但那些技能在工商業卻不受青睞,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這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筆者曾經在大企業工作過一段長時間,我觀察到學術界和企業的鴻溝真的寬闊如大峽谷!

現在回頭說今天的會議,我這樣回答那位提出問題的同事:「按照我的經驗,大部份碩士學生都計劃在畢業之後找工作,只有少部份打算繼續在博士班深造。」 這並不意外,首先,職工市場沒有可能吸納太多博士;其次,修讀博士學位是一條極其漫長而艱辛的道路,無怪乎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將青春投資在上面。名義上,一個博士學位課程為期三至五年,但美國研究院理事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在2008年從美加29間大學收集的數據顯示,只有56%博士生可以在10年之內畢業,這項研究的樣本可能未必準確地反映全面的實況,但根據作者的觀察,這數字雖不中,亦不遠矣!

長遠來說,修讀博士可能是「蝕本生意」,根據美國學術分析研究中心(Academic Analytics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研究,由獲取博士學位至得到助理教授職位的平均時間為五年,升為副教授的平均時間大約為15至17年,升為正教授平均需要28至30年,這些時間的長短因學科而異。假設一個人在30歲時取得博士學位,那麼他要在60歲時才有可能晉升為正教授,但只有大約30%至50%的人獲得晉升。而每次升職之後,加薪幅度只是象徵式,金額由幾千美元至一萬多美元不等。在企業工作的話,晉升機會和加薪幅度會好很多,難怪大多數學生都會選擇在畢業後闖蕩江湖,而不是鑽入象牙塔內。

然而,許多大學課程設計者卻喜歡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學生,他們只是預備學生繼續深造,可是,當學生打算半途改道、投身社會的時候,便會發現到學非所用。很多年前在另一次教職員會議中我提出過課程改革,另一位同事反對,他的理由是:「現在絕大部份學術期刊都是採用我們教導的東西。」我心想:「到底有幾多畢業生將來會撰寫學術論文? 」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要將大學轉變為職業訓練學校,其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可能是一個錯誤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兩者可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正面反饋迴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若果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話,我相信學生所獲取的技能,既可以讓他們在博士課程裡面成為出色的研究員,亦可以在企業界大派用場。

偶然遇上的驚喜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2020年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學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6/10/2021

話說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收到一個由舊同事發過來的訊息。她表示當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到訪我當年曾工作的中心,並分享了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和希望獲得我的聯絡方法。

大學畢業初期(約16、17年前),我有近兩年時間在澳門一間為問題賭徒及其家屬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的基督教機構工作。由於我當年仍是獨身,反正宿舍沒有互聯網,因此放工後我通常會留在中心至晚上10時左右才離開。

諷刺的是中心對出空地有幾間士多,每逢晚上均會變身成為麻雀檔,吸引數十位街坊在內打麻雀。有些更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入內打麻雀,小朋友則在中心對出的空地玩耍。每晚大約有十多位小朋友在門外流連,年紀最大的也只不過是11、12歲左右。

一個晚上,我在附近的餐廳用膳後返回中心,見到其中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小朋友高聲大哭,於是上前了解一下。原來他玩耍時不慎跌倒受傷,於是我帶他入中心清洗傷口,開了電視給他看。此時,其他小朋友也一同進來看電視。就這樣,我和這班小朋友結了緣。有時和他們玩集體遊戲、有時和他們打乒乓球,有時更會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慢慢地,小朋友的數目由最初的十多人增長至高峰時的四十多人,而這位二十多歲到訪的年青人正是其中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當年並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支持我開放中心予小朋友,有同事認為他們是一班街童,讓他們入內有機會構成安全和衛生問題。更何況,他們的父母寧願天天在外打麻雀也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我這樣做又可以影響這班小朋友幾多。慶幸當時的中心總監支持我的做法,可惜我離職後中心沒有同事承接這項工作。

當晚著舊同事將我的聯絡方法交給那位現已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後,我們之後透過WhatsApp傾談了一會兒。原來這個當年的「街童」,今日已經是一名剛為人父的老師。他跟我分享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對他成長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我離開中心後,他加入了學校的乒乓球隊,然後一直接受訓練。他有了寄託和專注的事情後就沒有在街遊離浪蕩,及後在大學時更決志信主,現已成家立室。最後,他拋下一句:「蘇哥哥,加油!」

或許我當年只是機緣巧合下開放中心予一班流連街頭的小朋友,讓大家互相陪伴渡過孤獨的晚上。那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沒有計劃,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不計較、不多想,不望報。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見證,這句加油,對我這位依然在教會服侍年青人的大叔有著很大的鼓舞呢!

給自己的提醒

年輕時,一身衝勁,認為有需要就要即時行動,從不計較結果。年紀漸大,慚愧地自覺變得愈來愈多顧慮,即使明知有時自己需要做得更多,但礙於不想破壞關係,又或者害怕承擔更多責任和更多風險,因此,失卻了昔日那份傻勁。

筆者的教會座落於奧克蘭市中心,白天是白領上班的集中地,但晚上和假日卻是無家者的棲息處。話說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有一位無家者睡在教會門口,剛巧當日太太負責主領兒童崇拜,因此我們一家最早到達。眼見無家者在寒冷天氣下睡在教會門口,於是我著女兒入內拿出茶點和沖一杯熱飲,而我和太太則坐下跟這位無家者閒談。

結果這一舉動反而引來其他教友不安,表示擔心此舉會吸引更多無家者睡在教會外,引起其他保安和衛生問題。最後教會事工委員會決定教友可按自己感動關心教會外的無家者,但前提是不能帶他們進入教會。

其實,我也是事工委員會的其中一員,每月一次的會議,無家者這個議題總不時放進衛生與保安相關的議程內。坦白講,每次討論有關議程時,我都感到十分疑惑。何解無家者出現就一定會構成保安和衛生風險問題?何解需要顧慮他們的存在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聚會的意欲?

作為事工委員會成員,我當然明白何謂潛在風險,如無家者在教會範圍內發生意外,究竟責任誰屬?如他們的家當在教會範圍內違失,那教會又是否需要負責?正因為自己都有所顧慮,亦明白大多數教友心理上未必預備好接納無家者進入教會內,因此每次討論有關議題時,縱使認為教會有道德責任用實際行動回應社區的需要,我都只會簡單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只是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當遇到身邊有人經歷低潮時,如情況許可,請為他們遞上一杯涼水,讓其感受人間有愛,助他們走出谷底。如沒有即時風險,最起碼不要在極端天氣時趕走睡在教會門外的無家者。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信教會理應是開放予所有人的,不是身光頸靚的人才有資格領受福音,街童可以、無家者可以,你和我都可以。寫到這裡,腦海浮現雅各書二章1至5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

每一次想起當時開會決定不能帶無家者進入教會這個決議,我總有一些愧疚。當年我只是中心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我反而有勇氣不顧身邊資深同事的反對據理力爭。何解今時今日,我失卻了年輕時那份傻勁,內心有這麼多顧慮?

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對教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潛在責任風險;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教會聚會的意欲;或許,自己在商業社會打滾得太耐,人變得愈來愈世故,明知自己意見與大多數相悖,因而恐懼堅持己見會影響跟其他弟兄姊姊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們都是有心人。但這麼多恐懼,又會否窒礙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或許,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園藝新丁

吳庭亮 | 吳庭亮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信義會新生堂事奉,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顧問。
20/10/2021

在溫哥華生活,其中令人羨慕的,是地廣人稀,大溫哥華面積2,883平方公里(接近香港的三倍),人口卻只有260萬(只有香港的三分一),氣候溫和,夏天最高平均氣溫攝氏22度,冬天最低3度,陽光和雨水都充沛,適合種植。即使買不起獨立屋,沒有前院後院,在陽台和室內依然可以種植,重要的是有沒有這種閒情逸致。

明光社

教會在過去幾年舉辦了園藝福音班,聘請專業導師教授園藝知識,吸引退休及半退休的朋友參加,成為教會福音外展事工之一。除了學習和交流園藝的經驗和心得,更可彼此分享,從苗到果,享受田園樂趣之餘,一起慶豐收。家中的玫瑰便是從別人種的玫瑰剪下來的。每年夏天可以品嚐弟兄姊妹種植的蔬果,最近收到一筐蕃茄,約有10種,市面上不常買到,味道鮮甜,雖然都是蕃茄,卻各有特色。數年下來,參加這個班,略懂皮毛,在花盆嘗試種植菊花、石竹、薰衣草、鬱金香,放在室內或陽台種植,既滿足又感恩。看著這些植物成長,除了成功(或失敗)帶來滿足感(或挫敗感)外,亦可領略園藝以外的福音。

不同的氣候、土壤、季節,適合種植不同的花卉和盆栽,不但化學肥有千百種,有機肥也是林林總總,不同的植物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各有不同。培養這些植物就像培養孩子一樣,需要悉心照料,適時澆水施肥,耐心等候開花結果。不過,正如《聖經》的教導,叫它們生長的是上帝。

傳福音也是如此,上帝放在我們身旁有各種各樣未信主的人,可能是我們的親友、同學、同事、顧客、鄰居,甚至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陌生人。他們的性格、思想方式、信仰經歷、人生階段各不相同。沒有一套傳福音的方法,但耶穌基督的福音,就像陽光、水、泥土、養份和空氣,是所有生命賴以成長的基本元素。在適合的時機放在適當的地方,福音的種子撒下,接下來是恆切地灌溉施肥,就是上帝的道和我們的生活見證,最後是耐心祈禱,等待叫人生命成長的上帝在他們心中動工。

生命成長是很奇妙的事。植物的生長緩慢,讓我們可以慢慢觀察,考驗我們的耐性,不能揠苗助長,欲速則不達,從發芽、長葉、開花、結果,我們可在旁搖旗吶喊,適時加水補肥,但植物最終成長不是掌握在我們的手裡(不過我們或可成為終結其生命的兇手)。這更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卑微與無知,提醒我們造物主的偉大和奇妙。同理,基督徒或基督群體(即教會)的生命成長也很奇妙,從上帝的呼召,我們認罪悔改,學習生命之道,跟隨基督見證上帝的恩典,不能一蹴而成,更需要聖靈帶領我們耐心禱告,叫上帝賜的新生命能開花結果,將榮耀歸於上帝。

去留.安身.立命 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精華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8/10/2021

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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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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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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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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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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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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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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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治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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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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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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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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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應用看歷史的循環和進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10/2021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地道「中文」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8/09/2021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1] 〈葬儀社比救護車先到!消防局曝驚悚真相:我們想救活〉,東森新聞,2021年7月16日,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27026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臺灣人說的這個人很「機車」到底是什麼意思餓〉,櫻桃知識,2020年12月4日,網站:https://www.cherryknow.com/society/38865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邱奕能、張議晨:〈高雄7旬老夫妻陳屍家中 妻後腦有敲擊痕跡〉,聯合新聞網,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320/570850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妻死夫上吊!高市密室雙屍案 警方不排除「加工」〉,HiNet 生活誌,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7999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 Soulfeel8:〈加工自殺罪︳幫忙自殺的3種法律責任。〉,智邦法律事務所 法律諮詢網,2020年7月2日,網站:https://zhibang-law.com/2020/07/02/%E5%8A%A0%E5%B7%A5%E8%87%AA%E6%AE%BA%E7%BD%AA%E2%94%8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為何這種萵苣叫做「大陸妹」?原來和台語發音有關〉,中時新聞網,2017年2月1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70201002080-260804?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當結果不似預期……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1/09/2021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

關鍵六星期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6/09/2021

六星期可以成就些甚麼事?對農夫來說,一粒撒在土裡的節瓜種子可以長成有幾株側枝的壯苗、一個冬瓜由成功受孕到長成和可以收割。對學生來說,可以完成一個計學分的暑期網上課程。對學車人士來說,六星期可以考到私家車車牌。關鍵六星期原來還可以挽救一個無辜的生命?

一些支持墮胎是個人選擇和墮胎服務提供者(Abortion providers & 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一起向美國的高等法院負責監督德州緊急情況的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提出緊急申訴;企圖阻止德州「心跳法」(Texas heartbeat act or Senate Bill No.8 )於9月1日生效。他們認為此新法例違反了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Roe v. Wade)的判決。於關鍵時刻,高等法院在8月31日深夜以5比4投票結果駁回上述人士的請求,認為德州的「心跳法」與是否能維持「羅訴維迪案」的判決沒有直接關係;意思是婦女仍然是有墮胎權,只是唯有已能檢測到胎兒有心跳的婦女就不能去墮胎,因強暴和亂倫受孕也不例外,除非被醫生認定有緊急醫療情況。故此,德州的「心跳法」可以如期於午夜生效。此外,無論德州市民或其他州的市民若懷疑墮胎服務提供者違反新法例時,也可以對該服務提供者進行私人民事訴訟。

當然「心跳法」生效時,很多支持墮胎者和組織於德州和其他州都紛紛作出聲援和反擊,如:組織Raging Grannies擔心德州的新法會帶頭影響到其他州份。

另一組織MomsRising Campaign的總監抨擊這項法案損害了婦女的健康和自主性,這將對有色人種、低收入者和年輕人造成特別的傷害。波特蘭市市長Ted Wheeler動議將禁止該市從德州採購商品或服務,並禁止城市工人前往德州或讓其居民前往德州旅行。美國司法部長Merrick Garland表示司法部正積極研究如何挑戰「心跳法」。看來這場法律爭拗將會持續一段日子。

德州能夠進一步收緊墮胎法例當然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拯救無數無辜胎兒的性命。有宗教團體的統計顯示自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認同婦女有墮胎權至今已有62,502,904名胎兒被打掉。[1]

雖然有人擔憂六週前或仍未檢測到心跳的胎兒仍然會被打掉;但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比以往保存更多無辜的生命。有支持墮胎的團體認為這是史上最嚴苛的墮胎法案,使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幾乎完全不可能,因為當一般婦女發現自己有身孕時大概已懷孕六星期。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六星期已可以聽到胎兒心跳。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支持墮胎的組織,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指出,在德州大約有85%至90%接受人工墮胎的人至少都已懷孕六週,意味這項法例將會阻止接近整個州的人工墮胎行為。根據德州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門(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統計,德州2020年共有53,949人工墮胎,[2] 若依上述組織的方式85%試算,在「心跳法」下,可救回45,856條生命。

或許不同的人會對「人」的定義有不同見解,胚胎發展至甚麼階段才算是「人」?著名亞利桑那大學胚胎學家C. Ward Kischer認為一個新人類個體的生命從受精一刻開始(fertilization/conception)。[3]

支持生命(Pro-Life)哲學家Clinton Wilcox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舉了很多例子指出很多哲學家和胚胎學家、甚至很多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哲學家(Pro-Choice Philosophers)也承認人類生命是從受精開始。[4]

這種由精子和卵子結合形成的獨特基因細胞是否應該被稱為是一個「人」一直是最受爭議的課題。支持生命的團體(Pro-Life Advocacy Groups)會認為胚胎也是一個有生命的「人」,需要被尊重和保護。相反,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團體(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堅持未出生的胎兒並不是人,故此他們提倡甚至24週或以後的晚期墮胎。雖然如此,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為胚胎是不是「人」定一條參考線。醫生會搶救一個仍有心跳的病人、救生員會為一個仍有心跳的遇溺者做人工呼吸、法庭會判一個殺死仍有心跳的人為殺人犯。有心跳就有生命,有心跳就是人。

再者,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成為其他州份和其他國家的參考。那些正在想對墮胎法進行更嚴謹修定的州,如:阿拉巴馬、喬治亞、密蘇里州等,會否起了鼓舞作用?會否有助密西西比州提倡的15週墮胎修訂法案在未來最高法院再聽證時得到通過?「心跳法」會否為已持續25年有顯著下降和持續下降的墮胎率再創新低嗎(大家可參考一下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 和Guttmacher研究院的數據)?[5]

除此之外,有人擔心在「心跳法」下,很多需要墮胎的特殊個案(hard cases)如因強姦和亂倫受孕、有健康或精神問題的孕婦、出生缺陷而進行墮胎的個案等,會因此而受影響。但研究顯示,這類個案只佔3.5%(由醫學文獻和政府調查所得)或7%(由Guttmacher研究院調查所得。有關研究院是專門替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做研究的,而該機構則是在美國提供墮胎手術最大型的連鎖機構)。這樣不到百分之十的比率,難以成為支持墮胎團體用以說服社會大眾應支持墮胎之理據。其餘九成多墮胎的個案原因則是與社會和經濟因素有關。[6]

另一方面,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是其中一間有份入稟法院阻止「心跳法」生效的團體,它是由政府(納稅人)資助的機構,一向致力提供墮胎服務。最近它卻引起了大眾關注,為何一間自稱旗下的墮胎服務只佔全部服務3%的機構,如此緊張「心跳法」生效與否?據悉Planned Parenthood負責全美40%的墮胎個案,每個案由收費$400至$1,000美元不等。根據美國法律和司法中心(ACLJ)彙編的數據,Planned Parenthood的墮胎服務收入佔其總收入50%以上。[7]

而且Planned Parenthood被指收採及售賣被墮胎兒的組織和器官如:眼、肝、四肢及腦等,它是為近30間著名大學提供被墮胎兒組織的供應商之一。[8]

德州一名律師Melissa Anderson直言墮胎服務其實是一盤生意,例如被墮胎兒的組織可以出售作護膚品和用於食物產品測試等等。[9]

一位支持生命的作家Sarah Terzo,她報道一些經營墮胎生意和負責施行墮胎手術的醫生為了快和效率,他們流水作業式如生產線一樣,進出每一間病房,與未曾見過一面躺在手術枱上的孕婦做手術,沒有甚麼溝通,甚至沒有看見過她們的臉,做完手術便離開,以後亦不會再見面。他們都認同墮胎服務是生財行業。[10] 難怪有人取笑這些支持墮胎的團體不是Pro-Choice(支持選擇),而是Pro-Cash(支持現鈔)。[11]

據悉,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等常用作醫療用途,如:製造水痘、帶狀皰疹(俗稱生蛇)和COVID-19疫苗等、製造藥物或醫治柏金遜(Parkinson)病人、醫學實驗或研究等等。

我們平日常見的捐贈器官與透過人工墮胎的胎兒組織來使病人恢復健康、延長壽命或增強對傳染病的抵禦力有沒有不同?會否帶來倫理思考和爭議?神學院教授Scott B. Rae,在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論點,包括被墮胎兒的死亡是故意造成而非偶然或意外所致的。再者,現時醫學已可以做到只需用自發流產(spontaneous abortions )和異位妊娠的胎兒的組織用於移植和培養細胞(cell cultures),而無必要一定要使用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的胎兒組織。作者希望有一天,細胞培養技術將發展到不再需要人工流產的胎兒組織也可獲得同樣的效益。

若人工墮胎數目減少了,對我們在醫學和醫療上的發展會否帶來影響?不用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還可有另類選擇?可以鼓勵更多人死後捐出遺體作醫學用途嗎?如果必須要用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我們情願放棄或接受減慢醫療發展而換取每年數以萬計被墮胎兒的性命嗎?


[1] “U.S. Abortion Statistics By Year (1973-Current),” Christian Life Resources,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21, https://christianliferesources.com/2021/01/19/u-s-abortion-statistics-by-year-1973-current/.

[2] 根據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統計資料顯示:德州2020年全年共有53,949宗終止妊娠(Induced Terminations of Pregnancy),493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須終止妊娠(如:子宮頸撕裂、敗血症、出血、不完整的墮胎等)。2019年全年共有55,966宗終止妊娠,472宗因各種並發症而須終止妊娠。而今年1至4月共有19,378宗終止妊娠, 194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須終止妊娠。這些數字沒有包括德州居民住外州接受墮胎手術或其他州、其他國家的人在德州內做墮胎手術。從上述數字看,德州的墮胎個案中需要墮胎的個案(hard cases)只佔非常少的數字,絕大部份是婦女選擇人工墮胎的。另一方面,在2020年493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需終止妊娠的個案中,有197宗是因為不完整的墮胎(Incomplete Abortion),佔39.96%。在2019年472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需終止妊娠的個案中,有219宗是因為不完整的墮胎(Incomplete Abortion),佔46.4%。若減去這些因「企圖」人工墮胎而產生後遺症的個案,那麼實際因併發症而必須做墮胎手術的數字就更少了。以上的數字同時也許可以反映出墮胎約有四成或以上風險。“Induced Terminations of Pregnancy,” 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21, https://www.hhs.texas.gov/about-hhs/records-statistics/data-statistics/itop-statistics.

[3] Terry Gant, “The Crux of the Argument,” End Abortion Now, last modified August 19, 2021, https://endabortionnow.com/when-does-life-begin/.

[4] Clinton Wilcox, “Even ‘Pro-Choice’ Philosophers Admit: Human Life Begins at Fertilization,” Life New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3, https://www.lifenews.com/2013/12/02/even-pro-choice-philosophers-admit-human-life-begins-at-fertilization.

[5] “U.S. Abortion Statistics By Year (1973-Current).”

[6] HLI Staff, “Why Women Abort,”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last modified May 5, 2021, https://www.hli.org/resources/why-women-abort/.

[7] Jonathan Benson, “Abortion is big business: Nearly $1 billion a year generated from murdering human babies,” Natural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8, 2015, https://www.naturalnews.com/051094_abortion_Planned_Parenthood_criminal_nonprofits.html.

[8] Randall O’Bannon, “These 27 Universities Purchased Body Parts From Aborted Babies for Experimentation,” LifeNews.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9, 2017, https://www.lifenews.com/2017/02/09/these-27-universities-purchased-body-parts-from-aborted-babies-for-experimentation/.

[9] Melissa Anderson, “The Business of Abortion,” United Families International, last modified May 2, 2012, https://www.unitedfamilies.org/life/abortion/the-business-of-abortion/.

[10] Sarah Terzo, “Abortion is big business’ former abortionist says,”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nationalrighttolifenews.org/2020/02/abortion-is-big-business-former-abortionist-says/.

[11] Joshua Denton, “The Abortion Industry is Pro Cash. Not Pro Choice,” California Family Council, last modified June 12, 2017, https://www.californiafamily.org/2017/the-abortion-industry-is-pro-cash-not-pro-choice/.

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是註定的嗎?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9/09/2021

鍵盤戰士?

阿富汗迅速淪陷,批評拜登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評論員布賴恩.斯特爾特(Brian Stelter)批評這些批評,他指出:許多人認為美國不應該退出阿富汗,他們以為增兵便能扭轉局勢,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些人是完全沒有軍事和外交經驗的「鍵盤戰士」(keyboard warriors)。用中文來說,他們是「紙上談兵」的書生。但我認為,斯特爾特這種說法可能會堵截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檢討意見,不錯,包括作者在內的許多作者都是鍵盤戰士,但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到,許多美國人所犯的錯誤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即使沒有軍事和外交經驗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宿命論是自我防衛機制嗎?

現在美國朝野有一個流行的論述:「阿富汗是帝國墳墓,英國和前蘇聯都先後在阿富汗慘敗,這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經過了20年仍然無法取得勝利,繼續在未來10年派兵和投入資源會改變現狀嗎?你永遠無法打贏叛亂組織和游擊隊,他們擁有狂熱思想,視死如歸。美國撤軍只是遲早問題。」這種說法幾乎是宿命論,而勝利的一方則可以吹嘘這是「天命所歸」。對失敗的一方來說,宿命論是一種十分普遍的自我防衛機制,這好像是一個有10個補習老師、10套百科全書、10部電腦的學生得到不合格的成績之後說:「這個科目極端困難,老師極其苛刻,考試題目不合理的深奧,無論任何人都會註定失敗!責任不在我!」

正規軍無法殲滅游擊隊和狂熱份子嗎?

不過,正規軍真的無法殲滅游擊隊和狂熱份子嗎?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叛亂民兵組織、游擊隊,比如菲律賓、印度、哥倫比亞、斯里蘭達、敘利亞……等。以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為例,這左派反政府游擊隊始於1964年,經過幾十年拉鋸戰之後,2017年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宣佈自行解除武裝,將武器交給聯合國,雖然現在仍然有一小撮人頑強抵抗,但是已經不成氣候。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游擊隊是另一個例子,1983 年他們開始以游擊戰和恐怖襲擊與政府軍對抗,到了2009年泰米爾猛虎被完全消滅。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都受到狂熱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信仰洗腦,哥倫比亞的反恐戰爭歷53年,斯里蘭卡則是26年。在戰爭结束前,可能有人悲觀地說:「經過了20年仍然無法取得勝利,繼續在未來10年增兵和投入資源會改變現狀嗎?你永遠無法打贏叛亂組織和游擊隊,他們擁有狂熱思想,視死如歸……」

有人會反駁說:「這些都是內戰,而不是外國勢力介入,況且,美國人並沒有這種耐性。」不錯,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說:「沒有人可以踏入同一條河流兩次,因為那不是同一條河流,他也不是同一個人。」世界上沒有兩場完全相同的戰爭、兩個完全相同的處境,正因如此,我們更加有需要去研究不同的案例,去找出為甚麼有人成功、有人失敗的因素,而不是訴諸宿命論,或者誇大游擊戰的威力。

事後諸葛還是先見之明?

無疑,在阿富汗戰爭過程中美國出現了很多失誤,例如美軍在驅逐塔利班之後並沒有乘勝追擊,小布殊政府只是派遣了2,500名美軍駐守面積有如德克薩斯州那麼大的阿富汗,當時已經有人質疑,為甚麼駐阿富汗美軍的人數比紐約警察的數目還要少。2003年阿富汗局勢仍未完全穩定,小布殊卻派遣幾十萬大軍入侵伊拉克,那時候許多人都質疑小布殊拉長戰綫的做法,在英國《經濟學人》的一幅諷刺漫畫中,西方軍隊正忙於托著搖搖欲墜的阿富汗,但同時又被召喚到伊拉克。

任何具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進攻斯巴達,雅典的海軍擁有絕對優勢,本來可以穩操勝券,但雅典卻在同一時間攻擊雪城(Syracuse),結果落得慘敗收場。比較近代的例子是1941年納粹德國在西歐所向無敵,英國處於挨打狀態,但希特拉並沒有集中火力去進攻英國,而是在蘇聯開闢第二戰線,不消說,最後軸心國一敗塗地。我想強調,這並不是事後諸葛,而是先見之明,在當時已經有許多人批評小布殊沒有全力對付塔利班。

如果真的有命中注定,可以說,對先見之明充耳不聞,對事後諸葛亦不能轉化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註定了走上一條完敗的不歸路!

多哈和談是送大禮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美國和塔利班代表於2020年2月29日在多哈簽署了雙邊協議,美國同意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承諾不支持恐怖主義。但是,2021年5 月,聯合國制裁監測員的報告指出,基地組織其實仍然與塔利班保持一點溝通。為了釋出善意,美國向阿富汗政府施壓,要她釋放了5,000名塔利班囚犯,他們承諾在出獄後不會再參與戰鬥,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這些被釋放的囚犯後來幾乎全部重新加入塔利班的軍隊。

美國特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zad)在和談中表示:「沒有軍事方案可以化解阿富汗的衝突。」談判結束後,哈利勒扎德說:「今天是充滿希望的一天。」這種愚蠢的天真令我瞠目結舌!「沒有軍事方案可以化解阿富汗的衝突。」一開始他已經告訴塔利班:美國沒有意願再打下去!這是甚麼談判技巧?這是「二打六」的特使!堂堂超級大國真的沒有人才嗎?我只是鍵盤戰士、紙上談兵的書生,但至少我知道,談判就好像玩啤牌一樣,你絕對不能讓對手知道自己的底牌,但美國的談判專家竟然犯了這種低級的錯誤。其後拜登大鑼大鼓地撤軍,這等同向塔利班發出邀請信,將喀布爾拱手相讓。

今年3月8日,亦即是阿富汗淪陷之前半年,記者德克斯特.菲爾金斯(Dexter Filkins)在《紐約客》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最後退出〉,菲爾金斯指出:多哈談判並不可能達致和平,而是將阿富汗斷送給塔利班。這是先見之明,而不是事後諸葛。

菲爾金斯說:當塔利班拒絕讓阿富汗政府參與談判時,美國並沒有堅持。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告訴菲爾金斯:「特朗普的人說:『去他X!無論如何,阿富汗人永遠不會實現和平。此外,誰在乎他們(阿富汗政府)是否同意?』」在談判中特朗普一再宣佈撤軍,削弱了美方談判代表的籌碼,無怪乎另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特朗普送了許多免費禮物給塔利班。今年1月,北約部隊指揮官奧斯汀.米勒將軍(Austin Miller)在多哈向塔利班抗議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塔利班堅持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減少暴力,但美方仍然繼續「和平進程」。

阿富汗政府前部長哈菲茲.曼蘇爾(Hafiz Mansoor)指責美國在談判中給予塔利班合法地位,令他們更加壯膽。當時喀布爾的許多觀察人士懷疑,塔利班正在利用談判來爭取時間,等到美國人離開便會露出真面目。抱著這種懷疑態度者之一是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長薩馬爾(Sima Samar),薩馬爾認為,塔利班最終會以武力奪取政權。她說:「他們一點都沒變。」結果不幸而言中!

性格決定命運

如果勉強地要以宿命論來解釋美國的失敗,可以說,當中宿命的地方是美國重複同樣的錯誤。1973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與北越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在巴黎簽署和約,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美軍會陸續撤出越南。同一年,基辛格及黎德壽因為締造越南的「和平」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基辛格接受獎項,黎德壽拒絕,他的理由是:越南仍然處於戰亂之中。其實,稍有常識的明眼人都已經看得出,北越根本沒有誠意去遵守和平協議,兩年之後北越軍隊長驅直入西貢,南越人倉皇地奔向美國的直升機,狼狽的撤退情況有如今天的喀布爾。

幾年前,我的妹妹上了一位顧問專家的培訓課程,他聲稱美國軍隊也使用其訓練課程。他教導的技巧包括了:「準備好陷入僵局」、「每次做出小小的讓步,不要太容易和太快讓步」、「不要洩露你的所有計劃和最終意圖,保持一張撲克臉。」但是看一看巴黎和談、多哈和談和其他歷史例子,我的妹妹覺得美國政府沒有按照訓練去執行談判,或者這種訓練完全沒用!

很多次美國參與的所謂「和談」裡面,其實對手無非利用這個機會去摸出美國的底牌,以偽裝的誠意去騙取美國的讓步,等到美軍撤走之後便可以為所欲為。上述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也說過:「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若果宿命論是真實的話,那麼美國人天真、狂妄自大、不肯吸取教訓的性格,決定了自己多次戰敗的命運!

(本文原載於澳洲《同路人》,其後曾作修改。)

英國食VS加國住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31/08/2021

自去年英國為BNO持有人提供新簽證計劃,倫敦市長表示目前最少收到3.4萬名港人申請;[1] 而加拿大於今年二月推出「救生艇計劃」,在首三個月亦已收到近六千份申請。[2] 筆者身邊都有親朋申請這兩國的移民計劃,比例約一半一半。有些朋友知道小弟移居加拿大多年,又曾在英國留學,對兩地生活有些體驗,所以都會找我了解當地生活細節。

不過英國方面,小弟留學已經是20年前的事,疫情爆發前有次前往公幹亦只逗留數天,故此有關經歷或會與現況有出入。留學時最深刻印象的是去吃K字頭炸雞,套餐價錢的銀碼和加拿大一樣,但卻是英磅!故此便覺得英國甚麼都比人貴(2002年一英磅兌2.27加元、兌11.14港元)。

但是移民不同留學或旅遊,到達當地落腳生活後,特別是初到貴境還未找到工作,或有工作但其實「騎牛搵馬」時,柴米油鹽多項開支,每次查看戶口結餘都會倍感沉重壓力。故雖俗套,但筆者認為計劃移民第一考慮因素必先是確認當地物價及生計收入,第二才是各地移民的要求手續規則門檻等。要不然即使順利移民,一家大小到步後才發現現實和期望相差太大而家嘈屋閉便不值 ,所以事先做資料搜集是必需的。

雲吞麵指標

在了解當地物價方面,筆者都曾聽過不少叔父輩跟我分享這經歷,可稱之為「雲吞麵指標」,這指標是指,去到歐洲或美加食碗雲吞麵幾貴幾貴(通常最後一句便是「仲要唔好食」),但是在香港吃則幾平幾平,然後結論便是「外國食嘢/物價/乜都好貴」(近年不少華人開始引用珍珠奶茶為指標)。

雖然筆者強烈建議有意移民的朋友先做物價開支等資料搜集,但並不是這種價錢比對。

雲吞麵在香港是一種十分街坊的食物,打個比方, 在香港食碗雲吞麵就類似加拿大食街邊熱狗,但在外國,特別是二十多年前,即使在唐人街,雲吞麵亦屬於異國風情食物,類似在香港去食南美洲食物一般。雖然在加拿大近年雲吞麵已非甚麼特別事物(筆者住處附近,珍珠奶茶店比酒吧咖啡店還多),不過這邊雲吞麵貴的其一原因是因為人工高(如安省最低工資每小時13加元,即約80港元)。

由於是為了計劃移民,所以比較各地開支有兩種前設,如果閣下打算移民後繼續工作,那麼第一個前設是「嗰度搵嗰度洗」,故需知道當地平均收入(及最低工資)才能算出當地生活及物價指數,可以的話,知道當地華人及移民的平均收入更佳。第二個前設便是閣下去到彼邦諗住食老本,慢慢「搣」積蓄過活,那麼以原來地物價或收入作比價亦可(但都不要以雲吞麵為參考)。

倫敦買樓平租樓貴

之前小弟曾有一文比較全球多個城市樓價及呎價,文中引用的調查機構Demographia今年二月亦有報告出爐,[3] 香港供樓壓力指數無懸念繼續蟬聯榜首(20.7),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分別排名第二(13)第五(9.9),英國倫敦排第十一(8.6)。簡單來說,括號內的指數代表當地平均每個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置業——供完當地一個平均單位。不過Demographia的分析針對買樓置業,故筆者這次另外找了些倫敦和多倫多租盤市場數據及其他生活需要作比較。  

倫敦.多倫多.香港各項比較

 

倫敦 (£)

多倫多 (C$)

香港 (HK$)

平均年薪

約40,000[4]

(HK$431,586.57) 

59,307.00[5]

(HK$367,288.65)

228,000[6]

500至1000尺大廈住宅月租尺價[7]

3.91[8]

3.37[9]

34.96[10]

白麵包800G(約)

1.07[11]

2.20[12]

20.80[13]

500G免治牛肉(約)

2.77[14]

6.08[15]

44.00[16]

奶每公升(約)

0.60[17]

1.30[18]

18.92[19]

特級無鉛汽油每公升(約)

1.30[20]

1.64[21]

21.00

萬事得CX-5休旅車(基本配置)

27,545.00[22]

28,950.00[23]

257,990.00[24]

手機月費[25]

21.88[26]

34.25[27]

190.75[28]

玩具Lego 75312

45.00

0.1125

70.00

0.118

400.00

社區中心游水班(每堂)

50.00[29]

45.00[30]

225.00[31]

失業率

6.5%[32]

9.8%[33]

5.5%[34]

 

 

根據另一資料來源,[35] 倫敦兩房住宅平均月租約£1,810.5(約HK$19,538.45),約佔當地平均月入54%,但視乎地區地段,如西敏寺、Kensington等區則漲至近每月£3,000,倫敦南面的Sutton則約£1,163。不過在全英國,倫敦以外的地區平均租金都比倫敦便宜85%。[36]

同樣雙睡房單位,多倫多平均月租約C$2,502(約HK$15,489.12),[37] 佔平均月入一半,較倫敦略低。

在「住」方面,買樓英國壓力略低,但租樓住則加拿大較划算。意想不到的是,在「食」方面,麵包牛肉牛奶,不論是以「嗰度搵嗰度洗」或絕對價格來比較,英國均完勝加拿大(當然是以較經濟一方為勝方啦)。 

手機月費及玩具方面,倫敦、多倫多兩市比例接近。今年奧運雖然英國比加拿大取得較多游水金牌,但游泳班收費方面,多倫多則便宜一些。 失業率愈高則代表當地愈難找工作,這方面多倫多最不理想。 

半日睇水怪

小弟另一項對有意移民的港人的溫馨提示是——特別是對加拿大有興趣的朋友——如果希望到步後不失望及盡快適應當地生活,決策移民時先了解這些國家的地理(及人口分佈)。 因為筆者親耳聽過不少初來加拿大報到的朋友吐苦水,指花了太多時間在馬路一事上。

例如英國國土面積比日本還小,連七成都沒有,從倫敦駕車上蘇格蘭北部看尼斯湖水怪只需半天車程(約935公里),但橫跨加拿大東西的高速公路Trans-Canada Highway則約8,030公里(港京拉力賽由香港昂船洲到北京天安門路全程都只約3,400公里)。

簡單來說,加拿大是個在大部份地方都看到地平線的「平面國家」,往超市買餸或送小朋友補習都要駕車。 反過來,英國人口比加拿大多80%(6,800萬 vs 3,800萬),但國土面積只有安大略省的22.5%,相對十分「地小人多」,故此其基建及公共交通亦較發達和高效(相比加拿大),例如倫敦往曼徹斯特駕車約四小時,但搭火車最快兩小時左右便已到達。習慣了生活在人口密度最高城市之一的港人來說,這可能是較易適應當地生活的因素。小弟當年留學的感覺是,在英國住得愈近市中心,愈不需要自置私家車,故此移居英國大有機會省下買車養車這項開支(愛車或喜歡駕駛人士另計)。

此外,如果閣下有親朋都往同一國家移民,倘若是英國,即使在不同城市落腳或生活,相約見面聚頭亦非難事,但加拿大便難講了。例如筆者住在多倫多(其實是北面的約克區萬錦市),如親朋在卡加利、溫尼伯等地留學或落腳(在加拿大未推出今年特別為港人而設的移民計劃前,這兩城亦是不少華人考慮之列),前者和多倫多相距3,200多公里,後者近少少 ——只隔2,000多公里,相信相約在香港會合的機會比在加國見面更高。溫哥華還有些機會,不是因為較近,而是因為回港時可能在當地轉機,及多倫多人喜歡前往該省滑雪。如果看地圖,由多倫多往溫哥華比香港飛大阪還遠。

筆者移民加國三十多年前,還在香港時亦有鄰居移居溫哥華,我家則前往多倫多,在啟德機場送機時還相約將來在加拿大得閒出來見面。移民初期每次回港和舊親朋聚頭便會被問到「嗰個我哋都識的人都喺加拿大喎,有冇見過佢呀?」幸好多年來還見過一次面,但亦止於此,畢竟多倫多往溫哥華並不是荔枝角入元朗那麼方便,而且自從有了多倫多往香港直航機後,往溫哥華的機會更少了。

 


[2] Sarah Wu, “Canada’s new immigration path for Hong Kongers attract strong interest,” REUTERS, last modified June 1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canadas-new-immigration-path-hong-kongers-attract-strong-interest-2021-05-20/.

[3] “DEMOGRAPHIA,” accessed August 30, 2021, http://www.demographia.com/.

[7] 筆者隨機抽十數個租盤算出來的平均數。

[24] www2.mazda.com.hk/

[25] 每月最少4G或無限數據

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由阿富汗、越南到星空奇遇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6/08/2021

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8月15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10日,亦即是8月初,美國一本名叫CNET的科技雜誌,報道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甚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利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塔利班充滿動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30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其戰鬥力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一名會計師,在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1961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的出動次數、發射炮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數字裡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收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也譯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風靡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NBC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裡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懷念商務艙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8/08/2021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1] 呂伊萱:〈蘇貞昌致歉!國手坐經濟艙、行政人員商務艙「顯有不周」〉,《自由時報》, 2021年7月19日,網站: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0887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2] 王婕秋:〈東奧選手為何坐經濟艙? 教育部鞠躬致歉:防疫考量〉,華視,2021年7月19日,https://news.cts.com.tw/cts/sports/202107/20210719205003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3] 曾思儒等:〈體育署長張少熙已遞辭呈 搭經濟艙赴東京〉,《聯合報》,2021年7月22日 ,網站:https://udn.com/tokyo2020/story/122317/5618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4] 賴意文:〈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 Yahoo!運動〉,2021年7月19日,網站: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115636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逢?必反:以人廢言的悲劇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2/08/2021

前一陣子,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都出現了異常酷熱的天氣,有些日子氣溫高達華氏120度。最近歐洲和中國爆發了連場暴雨,中國甚至稱河南鄭州水災是「五千年一遇」。這些極端反常的天氣再次引發起人們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然而,直至今天美國人似乎仍然在環保問題上未能達致共識,本來氣候變遷是一個科學問題,在美國卻演變成黨派之爭。

美國作家蓋伊‧哈里森(Guy Harrison)認為這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原因之一是前副總統戈爾在2006年拍攝了《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這套紀錄片指出了全球暖化將會為整個地球帶來毀滅性災難,但哈里森說這是在錯誤的時間找錯了人。儘管戈爾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戈爾從一開始就愈幫愈忙,因為他的政治背景在整個議題上佔據了突出的地位。哈里森說,如果戈爾從來沒有成為全球變暖的發言人,那麼現在處理問題的情況會更好。

我不同意哈里森的看法,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戈爾是民主黨人,而是美國人太不成熟!我在讀小學的時候已經聽過孔子這句話:君子不以人廢言。意思是:即使某人有缺點,即使你不喜歡他,但只要他所說的有道理,你也不應該拒絕他的意見。不幸的是,在美國以人廢言已經是常態。

過去筆者已經發表過很多篇文章,指出美國抗疫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反智文化和黨派之爭,本來對抗病毒是一個科學和公共衛生的問題,結果卻演變成政治問題。全球視野聖經教會位於田納西州的朱麗葉山,最近這教會的牧師格雷格‧洛克(Greg Locke)通告會友:參加教會活動的時候不可以戴口罩,任何戴口罩的人必須離開,他的理由很簡單:「我不會在這間教會裡玩這些民主黨的遊戲。」對他來說,戴口罩和防疫措施是「民主黨的遊戲」! 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約翰‧吉爾(John Geer)說:「這是一種政治表述。在紅寶石的田納西州(共和黨州被稱為紅色州),如果你戴著口罩四處走動,人們會認為你是民主黨人,而不是假設你沒有接種疫苗。」

現在美國注射新冠肺炎疫苗的人數停滯不前,根據無黨派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75% 的民主黨人已經接種了疫苗,只有 41% 的共和黨人也接種了。 4月份,支持特朗普的縣的平均疫苗接種率為20.6%,略低於支持拜登的縣的22.8%。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差距愈來愈大。7月初,各縣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平均疫苗接種率為35%,投票支持拜登的為46.7%。

一直以來美國有些教會都存在著以人廢言的現象,舉例說,基要派和福音派都有一個流行的論述,就是世界愈來愈敗壞,我曾經引述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提夫‧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指出世界在很多道德和公義的範疇上其實是愈來愈進步,一位著名的美國華人教會領袖只用一句話來否定平克:「他是無神論者!」請恕我說幾句得罪的話,整體來說,美國世俗大學與無神論學者的學術水平是高於教會大學和基督徒學者,若果只是因著人家是無神論者而否定其學說,基督教便難免陷於故步自封。

平心而論,這種以人廢言的情況亦出現在無神論者身上,舉例說,威廉‧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教授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基督徒哲學家,2011年,新無神論運動領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聲稱他拒絕與克雷格教授辯論。道金斯說,他諮詢過所有自己認識的哲學教授,沒有人聽過克雷格的名字。道金斯傲慢的態度令我感到噁心,1993年克雷格教授曾經與西密芝根大學哲學教授昆汀.史密斯(Quentin Smith)辯論宇宙起源的問題,兩位哲學家的文章被收錄在《有神論、無神論和大爆炸宇宙論》(Theism, Atheism, and Big Bang Cosmology)一書。也許,對道金斯和他的哲學家朋友來說,基督徒哲學家也不夠份量。 

面對著逢民(民主黨)必反、 逢共(共和黨)必反 、逢無(無神論)必反、逢基(基督教)必反的現象,往往說道理只是枉費唇舌。哈里森說戈爾是錯誤的氣候變化代言人,我突發奇想,假如從一開始戈爾便說:「全球變暖是個騙局,上帝祝福美國!請各位繼續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那麼共和黨人會不會為了反對民主黨而竭力推動環保方案呢?如果拜登總統宣告:「戴口罩或者打疫苗並不會減慢瘟疫的傳播。」那麼共和黨人會不會突然間一窩蜂地去戴口罩和打疫苗呢? 

身後事生前談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4/08/2021

最近我們參加了一個葬禮,送葬的人坐滿整個崇拜禮堂,好像已完全忘記了疫情。會場一片黯然神傷,直到家屬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惜別短片。開場白和劇集一樣,離世者對著鏡頭說道:「當你哋睇到呢段片嘅時候,可能我已經唔喺度」。來賓沒有嚎哭,反卻被她的微笑、甜美的聲音、精神奕奕的面孔和鼓勵的說話所安慰,知道她滿心平安地離開,將來天家亦可重聚,參加喪禮的人都釋懷了。

這令我們想起幾年前的一個葬禮,家屬同樣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短片,是慶生聚會時的濃縮版(Celebration of Life / A Living Funeral)。片中看到已離世的伯伯跟太太、子女、兒孫們穿著彩色襯衫,一起歡樂地唱詩歌(相信是伯伯生平最愛的詩歌),兒孫們不會唱廣東話詩歌就彈琴拉琴伴奏。片裡瀰漫著一片歡愉,伯伯坐得端正、精神奕奕面帶笑容,不時拍手唱和,跟平日崇拜時一樣地投入唱詩。他雖然沒有分享,但他仍向參加喪禮的人傳遞了一些訊息。短片拍得頗有美感,有多個角度捕捉慶生的情景,再經剪接後成為了一份非常值得收藏和回憶的遺產。承受這樣的遺產比承受金銀錢財股票房屋不是會更令人安寧嗎?

有家屬喜歡在離世者生前(特別是患病者知道在世日子不多的時候)為他舉行慶生會,亦有家屬會選擇在離世者死後才舉辦慶生會(在離世週年紀念日,或在葬禮後數週舉辦)。除家人外,也會邀請離世者生前好友、同學、同事、親戚等相聚。彼此分享舊照、分享食物、分享離世者對自己的影響和曾經一起經歷過的開心事、煩心事、瘀事。有家屬兩樣的慶生都會舉辦。相信即使再平凡的人一生中也會為別人留下一些值得回憶和懷念的事。如果覺得自己未有為別人留下值得回憶的事,那麼現在就亡羊補牢,相信為時未晚。

死前的慶生安排會不會比起在葬禮中請幾位好友懷念分享更互動?至少將要離世者可以能在生前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欣賞和懷念;亦可與親友們彼此告別。如果要容納更多不同時空的人參與,可以藉網絡把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親朋好友聯在線上一起慶生和告別。這樣比起傳統式的「紅磡大酒店」悼別禮儀,會不會更經濟、更彈性、更具意義?

說到經濟,有人會喜歡「綠色殯葬」(Green Burial, Natural Burial or Eco-friendly Burial)。大概是不用傳統棺木、防腐劑、墓碑、火化等。為環保起見,整個安葬都是用可以分解的物料如紙皮或竹棺材,或只用生物可分解的裹屍布(biodegradable shroud)包著遺體,代替棺木、用合適的化學物處理遺體代替防腐劑、讓身體自然分解代替產生大量燶煙的火化程序、以樹枝或花環代替墓碑等等。不單環保,安葬費用可以比傳統式平很多。棺木及送葬禮堂服務等平均費用約15,000美元,中位數大約7,500美元,而綠色殯葬的洗費可以由數百美元到三、四千美元不等。

但最經濟和環保的方法就是把身體捐贈給大學研究,只要離世者生前填寫好登記表,負責的大學會安排運輸(100哩內),由醫院或療養院直接接收遺體。

可是,此等環保和經濟概念會不會被離世者、家屬、或親友所接受?這牽涉到體面、突破傳統和社會規範的眼光、失去了以風光厚葬的方式作為對離世者補償的機會……小時候已經聽過長輩說,葬禮是為生人而設的!既是悲哀也是事實?

十多年前香港一位神學院教授的女兒離世了,當時正值facebook大行其道之時,教授就為其女兒開設facebook悼念專頁,人人都可登入瀏覽及留言安慰。最近一位離世的師母,家屬亦為她開設悼念網頁,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讓親友可以更近距離與家屬互動。若然這類的專頁能在離世者還在生的時候設立,所得的效果會否更親切、更直接、更能讓離世者對其離開不感到孤單,更能讓留言者說出最後「好話」。若能以「葬禮是為離世者而設的」概念去構思自己或家人的葬禮(或其他各種悼念形式),會否成為一種最有效的安慰方式?讓離開的和留下的都再沒有遺憾?

將要離世的人也許想「留下」一些可以令有人回憶、珍惜的事件或物件;或想「留下」一些對世界有貢獻的事情。幾年前有一個牧師家庭以離世師母的名義設下網上籌款,目標是30,000美元。他們用了如GoFundMe等網站作媒介,所有直接或間接認識他們的人都可以參與網上捐款;這也是另一種悼念方式。所籌得的款項用作支持宣教服務,以達成師母的遺願。當然亦有人因為缺乏經費辦喪事,也會借用這些網絡平台向熟識的人募捐,希望集腋成裘,令家屬的愁心感到寬慰。

身後事是否最好生前談?假如今天要思考身後事,我們最想怎樣安排才能令自己無遺憾,令親人最得安慰?若然不能帶走甚麼,不如就想想該「留下」甚麼。

角色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7/07/2021

一下子,由已婚人士變成假單身;一下子,由工作多年的「打工仔」,變回重返校園的「學生哥」;一下子,由家中的「寶貝兒」,變成了流離別處的「異鄉客」;一下子,由準備安穩退休的主管、老闆,變成了重新為籌備生意而傷腦筋的投資者。突如其來的角色轉變,令移居台灣的香港人,一下子平添了不少壓力。再加上文化、生活上的適應;語言、習慣上的更改;家庭關係上的衝擊,實在叫人措手不及、無所適從。

從數字來看2020年在台灣取得居留權的香港人約有11,000人,比較過去數年每年約四、五千來說,多出達一倍。[1] 估計來台的香港留學生在2021年更有機會突破10,000人。[2] 筆者在2018年年底來台灣,當時,除了旅遊的旺季,街道上真的不常聽到「廣東話」。難以想像,在不足三年時間,香港翻天覆地的改變,迫使不少人逃難般的離開。還來不及跟親朋道別或疏理自己紊亂的思緒,就要立即投入全新的「角色」,真的談何容易?

所謂出色的演員,大概就是能夠在不同場景、舞台,把角色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我們很多時候把角色錯置:回到家中仍充當老闆;在朋友間充作專家或政治評論員;在孩子面前變作老師或教官;與配偶一起就開始化作指控者或法官。又或是,我們花太多時間在某一個角色上,而忽略了人生中較重要的戲份;演活了出色的員工、主管或老闆,但在每晚回家或退休後,竟突然發覺家庭中已沒有了自己的位置,當不成父親,也作不了丈夫;做好了完美媽媽的角色,當孩子離巢後,才發現與配偶成了陌路人;成了電動遊戲排名的TOP 1後,卻發現已遠離了最親近的家人、朋友……

認清自己的角色,排列優次,並分配好所需的戲份,大概就能營造出較健康及滿足的人生。

回到來台港人的處境。除了適齡的留學生外,大概移居到來的港人,也是追求個人的自由或看重家人的福祉。若是個人,就請你/妳好好地享受生活。在自由的氛圍下展示及發揮自我。若是家庭,就好好地享受與家人相處。專注身旁那陪伴你/妳漂洋過海過海的她/他;再一次擁抱那在出生時給予你/妳無限喜悅的孩子。珍惜這難得的機會,重新飾演好生命中重要的角色。

「新住民」是台灣統稱所有移居到此的外國人。與香港的分別在於一個「移」與「住」字。「移」是予人動態、不穩的感覺,既能移入,亦有機會移出。但「住」就是定下來的意思。縱然是「新」但卻已是「住」下來。住下就意味著要安定、扎根的意思。真的,成為台灣的新住民是一個嶄新的角色,需要來台港人多花一點時間去揣摩、投入及演繹。不容易卻是必須,或許需要放慢我們在香港急速的腳步,慢慢地融入及適應,總有一天定能把角色演好。

偶有亂了陣腳,踏錯步位,走了調子……,還請記緊,這不是一場獨腳戲,我們並不孤單!


[1] 〈統計資料〉,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2021年7月23日,網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3/?alias=settledown&sdate=202001&edate=20211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2] 〈【2021大學招生五大趨勢】港生來台報考人數 可望突破萬人〉,大學問,2021年2月19日,網站: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10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美國精英文化尊重「無用之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07/2021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