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費以外的選項,環保政策的再思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
近年常常聽見中央和特區政府說要推行良政善治,但見過世面的人都知道,在騙徒無處不在的現今社會,叫得多漂亮的口號都是沒有意思的,如何實行出來才是最重要的,有時說得愈動聽,大家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像簽訂任何合約之前,都必須留意:魔鬼在細節,連國際球星來港獻技也會出現全場「齋坐」、球迷大呼受騙的鬧劇,大家就可以知道原來白紙黑字都可以出現雙方理解完全不同的情況,從而可看到一些主事官員的思維模式,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有很大差距的,他們自己以為很清楚明白的事,亦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事,因此,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的承諾,而是聽其言、觀其行,並且反覆推敲一些條文的細節,盡量減少灰色地帶。
要觀察一個地方有沒有良政善治,首先要觀察那個地方官員的嘴臉,官員口口聲聲說急市民所急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市民的光譜十分之闊,官員急了同聲同氣市民之所急,不等如急了你和我所急。不過,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有幾樣行為是不應該有的。第一,惡形惡相、藐嘴藐舌,經常帶著一副教訓無知百姓以及奸險之徒的嘴臉,警告市民不要犯法,一竹篙打一船人,幾乎將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都當作疑犯看待,有殺錯無放過,當這樣的官員說歡迎大家表達不同意見,大家真的會相信嗎?還是這是引蛇出洞,請君入甕的圈套呢?
當看到一些人面不改容說出一些他們自己可能亦未必相信的說話時,不能不佩服他們有極高強的自欺能力,因為若連自欺都做不到,又如何欺人呢?不過,欺人不要太甚,無論是欺騙還是欺負,不要將其他人當作可以任意玩弄的傻子,否則只會自食其果!今次區議會的選舉投票率創新低是合理的結果,但一些政府官員的言行卻極不合理。
首先,政府對批評有關選舉制度、質疑今次選舉的安排和意義的聲音採取毫不包容的強硬態度,在選前製造白色恐怖,動輒將一些質疑描述成軟對抗,檢控在社交平台上一些不中聽和略有爭議的言論,產生了寒蟬效應,令大部份對今次選舉不滿的市民敢怒不敢言,在傳媒只見到鋪天蓋地唱好今次選舉的言論,這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行為,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一個不能夠容納不同意見的制度絕對不會是一個完善的制度。
面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教會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無論選擇變還是不變,本身都已是一種選擇,而有選擇就要面對選擇帶來的後果。應該變的時候不變,很容易便會落後於形勢,甚至因為無法回應現實的需要而被淘汰;但一些本來不應該變的事胡亂改變,則會令自己失去了召命、甚至失去了信仰。由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香港教會便面對不少的挑戰,特別是有關年青人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信徒的牧養,到了2019的反修例運動,那種因為政見不同、以及對教會應有何種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教會內部更大的撕裂。不幸地,對於很多香港教會的牧者和長執來說,這種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都是十分陌生以及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如何回應實在令人容易陷入困惑、戰戰兢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表了有關《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幾年已有計劃改變的教會比不會計劃改變的稍多一些,而促使一些教會考慮改變,把原來的聚會模式改為彈性、甚至分散進行,以及加強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會服侍,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政治環境及其他可能影響宗教自由的政策有隱憂,因而及早作準備。至於一些本來沒有計劃改變的教會,在疫情之後已經「復常」,似乎是意味著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