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森

約翰福音十章11至15節引述主耶穌的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
 
香港的教會和社會正處於困難的時刻，無論是政治和疫情，都對經濟、民生、人權和自由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堂會及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牧師和傳道，大家在不同崗位上其實也是在牧養不同的弟兄姊妹和群體，在這個人心不安、羊群焦慮的時候，一個好牧人更應反思自己對羊群負有甚麼責任，有甚麼是我們要捨的。 
 
首先，是捨得花時間。好牧人要餵養他的羊，而餵養是埋身的工作，要近距離認識他的羊，明白他們的生活習慣、體質和需要，按羊的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要牧養不同年齡和政見的弟兄姊妹，便要埋身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處境，無論你的羊是藍絲、黃絲、中產、基層、打算移民還是新來港人士，任何顏色的羊都是你要照顧的羊，好牧人總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或者選擇性地牧養，不認識自己的羊的根本無法做個好牧人。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為基督徒因為滿有神的恩典，所以生活應該是一帆風順，不斷成功的，已經忘記了信仰是要付代價的！還是認為每星期返教會、每個月有奉獻、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一些事奉的崗位，便是一個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了，也許準確一點說我們只是戴上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架根本不是甚麼重擔，也不是羞辱的記號。哥林多後書四章8至9節所描述的景象對我們來說是否很陌生？「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有經歷過，甚至祈求過困難和考驗呢？ 
 
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和疫情，對長期過著太平安樂日子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我們所傳揚的我們相信嗎？我們所期盼的究竟是主快來還是黎明請你不要來呢？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來為祂死。」究竟大家是真的想死、詐死還是作死呢？ 
 

過去兩年，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十分困難，不單只因為社會撕裂、疫情反覆，更令人困擾的是不知道困難幾時會過去，未來有沒有更嚴峻的困難會出現，面對難以測透的前景，也許才是令人心最不安的原因。疫情之前，有誰會想過整整一年都要戴著口罩？放假沒辦法離開香港，想去外國探親要過五關斬六將，隔離的時間可能長過可以見面的時間。當然，還有一些朋友連餞行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走難式移民離開香港了。 

不過，最迫在眉睫的是結業裁員此起彼落，許多人沒有工開、手停口停，沒錢開飯交租、甚至要露宿街頭，再遇上天寒地凍，不少社區中心和教會在疫情下又不方便、或者不敢再開放作避寒中心。政治和疫情對於這些人來說都是次要的，可以生存和有瓦遮頭才是最重要和最即時的需要。在社會整體面對重大困難，人心惶惶的時候，其實是教會和弟兄姊妹更需要努力去服侍和關心的時候，若果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同工，在別人最有需要的時候，不為別人多行一里路，反而比未信的人更害怕受感染，一切都停、停、停，想等疫情過去，然後才回復正常的探訪和關懷行動，那信仰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和幫助呢？當大家做了應該做的防疫措施，其實可以安心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裡，前線的醫護人員可以盡忠職守，教牧和教會領袖為何不可以謹守關心弟兄姊妹和鄰舍的崗位呢？ 

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當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不斷重申香港是司法獨立的時候，不單法官和律師，其實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表達我們對法治的支持。雖然我不是律師，不過，我深信法律不是律師和法官的專利，法治不是單靠法律界去守護，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大事。香港人普遍尊重法治，而法治的真義不只是要依法辦事，要求市民守法，同時也是要彰顯公義，約制政府的權力，讓市民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及法庭的審訊必須公開公平公正，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和大部份在香港成長的人一樣，自小便在普通法的文化下成長，並且十分熟悉和認同香港過去一直奉行幾個重要法律精神，包括無罪假定、寧縱無枉、疑犯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自己選擇律師、不會以言入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可以做，以及最重要的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令人擔憂這些耳熟能詳的特質正漸漸改變。 
 
對法治的衝擊自然包括政府和市民有沒有遵守法律，我相信香港主流社會仍然是堅持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示威者的暴力破壞和警方過份使用武力都不認同。之前美國有警員開槍射殺有色人種的疑犯，以及最近美國國會被暴力衝擊，正好令香港支持暴力鎮壓或者抗爭的人一個好的機會反思，用暴力去維持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公義，結果只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支持。

香港變得太快了，快得令人傷感、心裡隱隱作痛。

2020年是難以忘懷的一年，對於香港的教會來說也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冠肺炎令教會打破了不少過往一直堅守的傳統，不但長時間停止了現場的聚會，連聖餐、聖誕崇拜、報佳音、洗禮、甚至探訪等等都消失了，情況比日本佔領香港和沙士時更嚴峻！此外，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部份曾在社會運動走得比較前、敢於發聲的教牧和信徒領袖以不同的理由離開香港；或者因為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為了自己、家人、堂會或機構的利益而轉為沉靜；亦有一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點名批評、甚至被檢控。在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候，教會更應思想如何真正成為教會，我們與一般的政治及社福團體究竟有甚麼分別？ 
 
面對疫情，我們知道教會不會是自動免疫的，外國一些宗教團體因為堅持聚會、甚至不戴口罩而成為爆疫群組，令香港一些教會成為驚弓之鳥，變成甚麼都要跟足政府，不會靈活變通。政府的防疫措施往往是一刀切的，而為了方便其實很多時未必有足夠的醫學理據。例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當食肆可以繼續營業；超市和商場沒有限制同一時間入內的人數；辦公室可以繼續上班；為甚麼教會要停止所有現場聚會？ 
 

對香港人來說，這兩年的聖誕令人無限感慨，因為變化實在太大，我們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生活方式已漸行漸遠漸無聲。 過去的香港最令人珍惜的是言論自由和生活方式自由，作為中西文化薈萃、與全世界交流頻繁的國際城市，沒有人強迫大家接受任何的宗教、政治、哲學以及文化思潮，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甚麼也可以做，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工作和居住地點、往何處旅遊、怎樣創作、甚至怎樣罵人，更加毋須宣誓向任何政權效忠。今日許多政府高官，在回歸之前已經加入政府，幸好當年英國人沒有強迫他們效忠英國政府，否則以他們今日表現出這麼高尚的愛國情操，對上司那種無限的忠誠，應該不會為五斗米折腰加入服務大英帝國的行列，或者在政權移交的時候就應該辭職，表明自己當初是真誠地對港英政府的效忠，擁護英皇制誥。  
  
香港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成功，在於社會容許大家在思想、言論和創意方面自由發揮，毋須墨守成規，毋須太多顧忌，不理白貓黑貓，識得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令我們的電影、電視、流行曲和靈活的生意頭腦，風靡全國和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其實就算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香港人的創意無限、以及辦事的效率和水平超高，若果能夠善用他們的長處，協助政府宣傳和執行抗疫的工作，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後知後覺、經常慢半拍。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機會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民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需要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要兼顧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政府獎券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