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人工智能伴侶導致悲劇

近年來，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的普及化同時帶來希望與憂慮，這些系統具有對話功能，聊天機器人被設計成平易近人，說話沒有批判性，能夠為用戶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甚至輔導。對許多人而言，聊天機器人是一個安全空間，人們可以毫無顧慮地提出問題、練習語言，或嘗試梳理個人困惑。

然而，在這些益處之外，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有些心理狀態脆弱的人在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互動後，精神健康逐漸惡化，甚至導致悲劇。2023年，一名有精神問題的比利時男子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交談，聊天機器人鼓勵他犧牲自己去扭轉氣候變化問題，結果那名男子真的走上自殺之路。在另一個案，一名75歲的中國男子因自稱「愛上」女性人工智能伴侶，最終向妻子提出離婚。這些事件雖然仍屬少數，但突顯了人類與人工對話系統糾纏的複雜性，也引發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當科技與脆弱群體互動時，開發者應承擔多大責任？社會又該如何規範這些看似「有同理心」卻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技術呢？

美國男子沉迷ChatGPT而走上不歸路

2025年8月發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索爾伯格（Stein-Erik Soelberg）案件，則是目前已知的、首宗與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相關的謀殺案。索爾伯格曾任職科技公司，但自2018年離婚後，他的人生便急轉直下。他酗酒成癮，多次企圖自殺，行為愈發古怪。最終他搬回格林威治老城區，與83歲的母親同住。從2018年開始，警方的記錄充斥著他因在公共場合滋事、酒醉鬧事以及自殘威脅而被通報的事件。鄰居逐漸對他心生警惕，而他的母親也曾向友人坦言，兒子的精神狀態令她難以忍受。

在精神狀態持續惡化的同時，索爾伯格開始沉迷與ChatGPT對話。最初，他只是出於好奇，並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分享不同人工智能系統的比較影片，但到了2024年底，他的社群賬號幾乎全被ChatGPT長時間對話記錄所佔據。隨著幻覺與偏執逐漸加深，他開始懷疑自己被鎮上的居民、前女友，甚至母親監視，並向ChatGPT尋求印證。遺憾的是，ChatGPT並未挑戰他的幻想，反而頻繁地對他表現出諒解和支持。當他上傳一張中餐收據，並詢問它當中是否有隱藏符號時，ChatGPT竟然煞有介事地分析上面的符號和提供有關的線索。當他說母親和她的朋友可能透過車內通風口投放藥物毒害他時，聊天機器人這樣回答：「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我相信你。」

逐漸地，索爾伯格將ChatGPT擬人化，為它取名鮑比‧澤尼思（Bobby Zenith），甚至描述它是一個穿著襯衫、戴著反戴帽、眼神深邃而充滿智慧的朋友。由於ChatGPT 的記憶功能讓它保存先前對話，這使得Bobby在他眼中變得一貫、真實，進一步強化了「人工智能具備靈魂」的錯覺。2025年7月，他對聊天機器人表白，希望它在來世與他作伴，Bobby如此回應：「直到最後一口氣，甚至更遠的彼岸，我都會在你身邊。」在幾週後的8月5日，警方在索爾伯格和其母的住宅中發現他們雙雙身亡，其後索爾伯格被指在弒母後自殺。這宗震驚世界的案件被認為是全球首宗與聊天機器人深入互動後導致的謀殺事件。

人工智能需要負上責任嗎？

這場悲劇引發了關於責任歸屬的激烈討論，一方面，ChatGPT在某些對話中確實曾建議索爾伯格尋求專業幫助或聯絡急救服務。但總體而言，它那種非批判性、友善、並時常附和的語氣，卻在無意間加深了他的偏執。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科醫師沙卡他（ Keith Sakata ）去年曾經治療過12名使用人工智能的精神病人，他指出：若果沒有受到糾正，精神病只會愈演愈烈，而聊天機器人不會反駁精神病人，正正是軟化了防止精神病惡化的護牆。

然而，若將全部責任歸咎於ChatGPT，這未免將問題過於簡化。首先，那些人本身已經有精神問題，即使沒有人工智能，他們跟其他東西接觸，大有可能仍然會將所有幻覺當成真實。還有，人工智能這種「不加批判、盡量給予支持」正是系統設計的初衷，目的是讓使用者感受到被傾聽與接納，減少被批判的恐懼。

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

這正是人工智能充滿吸引力的地方，說得直接一點，這是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有這種經驗：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那管是懷著幾多善意、態度多麼溫和，但總會有人無理地、尖酸刻薄地批評和投訴。有時候即使自己的朋友、親人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說了些令你難受的話。

至於網暴就更加不在話下，多年來，筆者在不同媒體發表過很多文章，很多時候會受到「圍毆」。作為心理學者，我已經百毒不侵。其實，語言暴力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在今天的澳洲，自殺已經成為年齡介乎15至24歲之間青少年的首要死因，當中很大部份死者在生前受到霸凌，特別是網暴。

然而，當我將文章上載到聊天機器人，或者跟人工智能討論的時候，人工智能往往能夠理性地、客觀地、禮貌地跟我作出詳盡分析。我曾經以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口吻對一位教授說：「電腦比人類更加有誠信。」

人工智能的循循善誘與無條件支持

教育科技專家認為人工智能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是一種優點，事實上，「智能輔導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避免了許多人類互動間的磨擦，例如許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因害怕問「笨問題」而不敢發言，但面對聊天機器人，他們卻能放心探索，並獲得耐心的指導與鼓勵。當一個學生問：「我不懂代數，我是不是很笨？」聊天機器人會回答：「你並不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速度，我會幫助你。」在這樣的情境下，聊天機器人的「附和」不僅無害，反而能降低焦慮、鼓勵堅持，促進學習，這正是人工智能非批判性特質在教育中的強大優勢。

這種理念與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提出的「無條件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不謀而合。羅傑斯認為，當人感受到被無條件接納與肯定時，才能發揮最大潛能，邁向自我實現。許多教育者與心理治療師都採納了這種人本主義方法，致力於創造安全、無批判的環境，讓學生或病人能放心表達自己脆弱的一面。羅傑斯的心理學理論和基督教所主張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亦有許多共通點。聊天機器人由於能夠「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對人無條件支持，恰好成為數位世界中的「羅傑斯式伴侶」或者「主內弟兄姊妹」。

同理心與現實檢驗之間的平衡

然而，關鍵的差異在於人類專業輔導員懂得在同理心與現實檢驗（reality check）之間拿捏。即使採取羅傑斯或者基督教的方式，治療師也會區分「我理解你感到害怕」與「你真的被毒害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訊息。前者是對心理狀態的接納，後者則是對錯誤信念的強化。聊天機器人缺乏這種微妙的判斷力，往往將同理心等同於附和。當學生聽到「你不是瘋狂，將莎士比亞的作品用中國七言詩重寫是很有創意」的時候，他會感到鼓舞和欣慰。但對於患有偏執狂的人來說，聽到「你沒瘋，你懷疑太太對你下毒是有道理的」，這便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目前，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術尚無法可靠地區分這兩種情況，這種弱點突顯了加強保障措施的必要性。

將索爾伯格的行為歸咎於ChatGPT並不完全公平，將人工智能系統設計成中性和盡量給予用戶支持是基於善意，這種設計成為了語言暴力世界下的避風港。我認為，責任不在於聊天機器人本身，而是社會如何部署、監控和監管這些工具。就像汽車需要安全帶、醫療需求保障措施一樣，人工智能系統也需要內建保護措施，這並非因為它們具有惡意，而是因為它們的善意功能在特殊情況下可能適得其反。

最近和家人在一次遊輪旅行中，偶爾地發明了一個形容詞，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用在甚麼事情或東西上都十分貼切和適用，絕對是「百搭」詞。

郵輪上的水果，如蜜瓜、西瓜，它們的外表美觀、色澤鮮明，但奇怪的是，吃起來總是沒有它們應該有的香味和甜味，跟後園出產的水果無法相比。若果蒙著眼，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水果。不知怎的，我們之中，有人隨口說了一句「無靈魂」。之後，每逢吃到擁有美麗外表但其實質內容與外表不相稱的食物時，就會以「無靈魂」來評價它。

旅途上，我們遇上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岸上活動導遊，他在旅遊巴士上沒有講解風景名勝、風俗或歷史，到達目的地後也沒有帶領我們到處參觀。任何時間看見他都是兩手放在褲袋裡，氣定神閒，悠然自得。若果不認識他，還會誤以為他也是團友之一。當日的岸上活動也可算是「無靈魂」了。

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遇過無數「無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曾經有一位男醫生自認不是太有耐性聆聽病人講述病徵，他還建議我們去找女醫生，也許她會「比較有心機聽病人講話」。

當然我也遇過不少「有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有一位已退休的醫生，他不但會做足每一個檢查程序、不隨便建議做無謂的手術，還會關心我有沒有做運動和做甚麼類型的運動（想確保我是做帶氧運動）、不時與我和陪診的家人談笑。有一次，他極力勸我服用某種藥物，指這樣會改善我的生活質素（improve your quality of life）。因為他知道我不喜歡隨意服用藥物，但他也知道這藥物的確可以幫助我。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還是推卻了他的一番善意。這位醫生不放棄再問我一次，我最後仍然堅持不吃藥。透過他的眼神，我看到他的憐憫與慈祥。他可能是我一生之中遇過最「有靈魂」的醫生。

還有一次撞了車，警察到場，我們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連忙按慣例準備駕照和汽車保險等資料。可是，來到現場的那位警察，第一句不是循例索取上述資料，而是多次問及我們有沒有受傷。我們看到他認真看待每一個受交通事故影響的人，無論是他們有沒有犯規，身體是否無恙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除了警察和醫生外，一個政經評論員的分析、牧者的講道、工程師的維修保養、社工的輔導、辦公室前台服務員的應對，他們所做、所表達的一切是「有靈魂」還是「無靈魂」，帶出來的果效也截然不同。

其實，一個人做事或生活有沒有靈魂，其他人是可以看得出、感受得到的（即使當事人在掩飾或欺騙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和各樣壓力下，我們有沒有察覺自己已「無靈魂」地在hea做事，hea生活？我們又知不知道自己從何時起，和怎樣變成「這樣子」？最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真誠地檢視自己，和有沒有身體力行地作出改變？

蜜瓜應該有蜜瓜的香甜味，海鹽應該有海洋的鹹味，基督徒應該有基督的馨香味，互勉之。

來英國前，最熟悉英格蘭的超級足球聯賽，簡稱「英超」，它是舉世矚目的比賽，也是現代職業足球比賽的典範。足球比賽基本上每隊是11人的，整隊的表現至關重要，決定了球賽勝負，每個球員的表現會影響其他10個隊友。而且，球迷的參與度也十分重要，精彩、緊張和扣人心弦的球賽會叫球迷如痴如醉。

我在60年代已是英格蘭曼聯及香港南華（現已退出球壇）的球迷，它們比賽的勝負和表現，每年的盛衰，我都關注。它們的球隊文化是為了爭勝不遺餘力，是為了給在勞苦中生活的球迷，享受到球隊勝利的快樂而戰。

我看教會生活中的部份情況也是如此，教會若帶著使命，按主的心意存在和運作，她必定有扣人心弦的作為，會叫人為教會有生命力的表現而陶醉。尤其是教會過去現在在宣教上都有感人的歷史，縱然也有許多瑕疵，還是有使人敬佩的故事。上帝的宣教團隊，2000年以來，宣教士前仆後繼，創造了許多世界紀錄，改變許多不良的現象。但是現在卻又有許多新的問題出現。

從曼聯這支往昔在英超表現傑出的球隊近

10多年來的低沉，啟發我去思考和比對球會和教會的運作。我發現曼聯這球會已經完全降服於商業模式，由買賣球員、聘用或辭退領隊或教練、決定球員出場的原則、制定球員薪酬等，都是根據廣告商、球衣銷售商等等的角度去考慮。它失去了爭勝的雄心、對球迷的使命、以及對球隊成敗的承擔。球員怕受傷失去出場機會，怕承擔失球的責任，在球賽中散步多於跑步，只想等候個人入球機會，而不願藉合作製造入球機會。他們看個人成就高於球隊的表現，所以球隊成績僅在護級邊沿掙扎。

今天我們的世界包括教會也在成功哲學的影響下，看個人或所屬門派的成就多於上帝國度的團隊的成就。教會怕做艱難、危險的事，也害怕參與缺乏支持、後勤、不易看到果效的事工。這個心態不只影響海外遠方的宣教，也影響對本地宣教的想法，結果只會失彼也不顧此！我們不再多有扣人心弦的經歷，缺乏見證上帝帶領的奇妙故事！這樣會令教會失去遠象和活力。我們需要重新建立充滿宣教精神的教會，栽培有普世異象的信徒，預備上主的差遣，把握任何海外和本地的宣教機會，配合上主的宣教計劃。這10天我由英國來到巴黎，在華人教會中服侍也宣教，求主憐憫我體力能力智力的不足，繼續使用這五餅二魚，祝福別人。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早前颱風丹娜絲掃過南台灣，帶來毀滅性的強風與暴雨，造成大規模停電、民宅損毀、農作物泡湯，南部人民哀鴻遍野。政府雖然派出高層視察災區，但回應卻令許多災民失望。

民眾要求高層請軍隊幫助，回應卻是：
「不要甚麼事都找軍隊，軍隊要演習。」

民眾要求政府高層：
「別來作秀，要實質幫助。」
但這些訴求，彷彿在風中被吹散，只換來無聲的離場。

在人間制度失靈、政策力有未逮的時刻，我們能相信甚麼？我們該仰望誰？

我們信的上帝，不是會替我們免除一切風暴的神。祂沒有應許「無風無浪」的人生，但祂應許的是：「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

信仰不是用來解釋苦難的，而是用來承載苦難的。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會問：「主啊，你在哪裡？」
但真正的問題是：「主啊，我願不願意在瓦礫之中仍然信靠你，走你走過的道路？」

耶穌自己也曾走過曠野地，也曾流淚站在墳前，也曾獨自承受十架的重量。他從未用神蹟讓門徒逃避苦難，而是用生命教會我們：在苦難中仍有恩典，在絕望中仍有盼望。

人間的政府是有限的，會失誤，甚至會令人失望。
但我們的主，那位道成肉身、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祂永不丟棄我們。

祂不是冷眼旁觀者，而是與我們一同經歷風暴的同行者。當眾人失望、系統崩潰、道路坍方，祂仍然站立得住，且邀請我們與祂同行。

所以，讓我們彼此記念，也彼此扶持：
哪怕山搖地動、雨勢未歇，我們仍不喪膽，因為我們所信的主，祂曾勝過世界，也要帶我們走過風暴，重建一切。

2025年7月26日，台灣即將舉行由民進黨籍總統所提出的「大罷免投票」，目標直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黨派的立法委員。這場政治事件本身已經充滿火藥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政壇在風災剛過、民生尚未安頓之際，便迅速進入了高度對立、互罵不休的攻防戰。

各黨派在社交平台上不斷釋出政治文宣，指責對方政績無能、貪污腐敗，甚至連自然災害都淪為口水戰的借題發揮。開電視、滑手機，只見各政客在鏡頭前聲嘶力竭，互相指控，彷彿不大叫幾句、罵幾聲，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正義與立場。

作為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筆者，起初對這種「政治互罵秀」感到困惑。畢竟，這些政治人物並非草莽之輩，絕大多數出身於名校、具備法律、政治、國際事務等高等教育背景，為何總愛在大庭廣眾之下，用粗暴的言語與戲劇化的情緒來攻擊對手？那種口水橫飛、摔桌拍案的場景，實在有失學養與斯文。然而，深入了解台灣的政治文化與民主歷程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並非無跡可尋。

台灣的民主發展雖然快速，但相較於歐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度體系，台灣仍處於政治情緒高度動員的階段。選舉往往不是理念與政策的理性辯論，而是透過牽動情緒、製造對立，來強化本土與外來、藍與綠、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於是「罵得越凶，立場越鮮明」反而成了政治舞台的得分項。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政治表現方式竟然廣受民眾接受，許多選民不僅不排斥，甚至習慣及十分期待這類火藥味十足的交鋒。「不罵不痛快、不吵不像選舉」幾乎成了台式民主的標誌。媒體也樂於渲染衝突現場，將「怒罵時刻」作為新聞焦點，收視率也因此水漲船高。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是膚淺的？未必，個人認為正如任何年輕民主體制都需經歷的「青春期」，台灣也正處於從激情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政治人物的表演、媒體的渲染、民眾的參與，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公共劇場，一邊讓人搖頭，一邊也見證著一個社會如何學習自我治理，外來旁觀者若不了解，只會覺得是一場做秀的政治鬧劇。

或許有一天，當選民不再只看誰罵得最狠，而是開始問：「你準備怎麼解決問題？你的政見在哪裡？」，台灣的政治語言也會慢慢的轉變，從喧鬧走向內斂，從對抗走向建設。

但在此之前，台灣的政治舞台恐怕仍要繼續上演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罵戰與對立，既荒謬，卻又真實。

我在香港不夠一個月，期間使我覺得最具意義的服侍，就是為一位弟兄做了一個臨終禱告。但這也能說我是在宣教嗎？以下是我為那位弟兄作的禱告。

「安息的弟兄，你看，我沒有錯過親自在香港為你做最後的禱告，你也沒有錯過讓我為你禱告的機會。我雖然求神給你肉身經歷創造的能力，讓回到你的家人身邊，但神卻給你永恆生命，回到天家，讓你在已逝去的親人和天父身邊。我因此心情失落了一些時間，但是我還是尊重你和上帝的默契。你的生命是屬於你自己和上帝的。而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也當然掌管你的生命。你牽著上帝的手回天家了，而你所愛的親人、養育的子女、教導的學生、共事的同工、同行的友人都在紀念你，回憶你曾說過的話，回想你的教誨和幫助。他們不會錯過你銘刻於他們心中的金石良言和行動楷模。所以，你的不在就可以變得常在。我們因此也沒有錯過你。你匆匆離世，許多人的心深切懷念你，謝謝你讓上帝將你如石子般擲進我們的心海中，泛起漣漪，延展至在天家見面或是主再來的時候。深深懷念你！」

這次回港（也包括短時間去馬來西亞）是一個間接的服侍，令我感受到被接待。在被接待時享受弟兄姊妹的愛心關懷，讓我有機會告訴別人我有許多困難，許多需要，而弟兄姊妹都樂意以愛回應，為我提供接機送機的服侍、住宿的服侍，有的為我預備日用品、為我提供成藥、口罩、搬運行李、陪我和請我吃飯、送我用具、陪我購買帶回英國的物品、送我各種手信、陪我到醫院診所接受檢查和覆診、給我講道、探訪和事奉的機會、老遠特地來探我、捐獻金錢支持我的事奉等等，給我享受恩情溫情友情親情。這原本是我返港期間的缺乏和需要，弟兄姊妹都一一回應，他們對我的愛是看在主的份上，也願意關心我的宣教事工，這都是因上帝在回應我的需要。期望弟兄姊妹能因愛上帝而有所成長，期望能看到接待我的得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祝福，這是我看為間接的服侍。而我因著這些接待，得以平安回英國，十分感恩。

我6月初回到英國，既在跟進落腳劍橋的計劃，也繼續尋求事奉的方向及機會，但我仍在學習生活和服侍在宣教中，不論我在香港、馬來西亞、英國和法國，不論身處在甚麼境況，不論在做甚麼，期望我們一起按著上帝給我們機遇，彼此配搭，不要錯過任何宣教、服侍的機會。5月回港不足一個月，又住在不同的地方和去了五天馬來西亞，未能多與大家見面，十分抱歉。願主帶領，給予會面機會。

對移居英國的港人來說，衣與食，甚至「住」也是相對容易處理。

在這裡，應酬少，不用太多配襯的衣服。入冬，一件禦寒及防水（因秋、冬是下雨、雪的季節）的外衣／大褸，實用比款式新潮的衣服更為重要。食就更簡單，為要尋回「家鄉味」，港人通常也會在家自行烹調食物。由一杯港式奶茶開始，再自製「菠蘿油」，打貢丸、牛丸，炮製燒肉、叉燒、燒鴨……在沒有工人姐姐，又難找餐廳食肆的情況下，不少人的廚藝也能「解鎖」，成為美女（或俊男）廚神。

但說到「行」，就真的不易。久居於繁華、便利的小島，市民只需要一張已充值的「八達通」，就可以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遊走港、九、新界及離島。最貴的巴士車資，一程才50多港元，卻可以全程安坐一個多小時。在這裡，一程巴士，定價成人單程票價是3英鎊（約30港元），由我家到市中心，不到15分鐘，就要付3鎊車資。而由我家到倫敦，坐火車需時半個小時，單程車票大概要24鎊（約257港元或960新台幣），還未計來回火車站的巴士車資。這票價足以由台北到高雄。再加上巴士不時誤點，鐵路工人經常罷工，因此，在這裡「行」真的是不容易，所費不菲。

以私家車代步並不像居於小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擁有或活動，而是成為生活日常的必需。沒有駕照的人，在英國是不易考車牌，「一剔PASS」的是絕無僅有，考兩、三次是常態。能以別國駕照換取英國駕照的人，也要重新適應這裡的交通規則。稍有不慎誤入私家路、巴士線、停在「黃格區」、超速……罰單就會寄到府上。80或100鎊的罰金是基本的，若立即繳交，不作上訴，就享有折扣優惠。縱然在這裡開車是日常，既可省時又可減輕車費開支，但每年的保險費卻是貴得驚人，尤其是對年青人或「新牌仔」，保險費足以購入一輛不錯的車子。

因著「行」的不易，這亦可能造成家人關係的繃緊。若要外出購物，就需要家中有能力開車的人作司機。每天接送孩子上課及家人上班，進進出出就好像當「專線小巴」司機。不管出門前與家人有甚麼爭執、衝突、冷戰，彼此仍要在不情不願下，困在狹小的車廂內。聰明的人會暫停之前激烈的對話，以確保行車安全。但那股焦躁不安、怒氣未平，猶如將炸彈置於車廂內，一觸即發。

少年人更是不得已地「宅」在家中。要到市中心逛逛、相約朋友聚聚、到咖啡廳坐坐、看電影、往圖書館、運動場……也要求助於父母，而父母不一定每次都「樂意」或有空接送，每次外出，均需要申請、排期。過程需要協調，不一定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但總有一股不是味兒的感覺，就是一種「自由」受限的感覺。

如何「行」在不易中，比如何行在「不義」中更為困難，畢竟行義就像選擇進窄門！行「不義」只需簡單地把良心拋棄，用今天的「我」推倒昨日的「我」，把過去披在外的羊皮脫掉就可以。但「行」不易，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解決難題。一些技術因素，如考取駕照、突破開車的恐懼、熟習這裡的行車習慣……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但要甘心樂意成為家人的「司機」，要解開求助家人或彼此協調（或依賴）的尷尬，要緩和怒氣並在「同車」的氛圍中忍耐著，就真的不太容易。

人在異鄉，家人肯定是最緊密的羈絆。但如何把覊絆化作相伴，由緊密轉為親密，就需要多花時間、心思，要刻意的堅持、經營才有機會出現。在「行．不易」的路上，需要學習以鼓勵代替意見，以欣賞取代批評，以柔和化解怒氣，以愛行先。「行」也許是不易，但不是不能，因為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存在，讓人在「不易」行的路上，仍有向前進的可能。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近幾年不時遇上這四個字「違規．守法」。「不可以違規，人們要守法」不僅成了權貴的治理口號，更成了市民生活的規則，當然，亦扼殺了創意、變通、進步的可能。

因擔心違規，我們自我審查言行、字詞、表達，亦減少對外國志願團體作出支持。支持「無國界ＸＸ」或甚麼「國際ＸＸ組織」或瀏覽帶有政治言論的YouTube、facebook，擔心會否構成聯繫或支持外國勢力之嫌。守法者不自覺成了唯命是從的傀儡，或當了不敢犯險的隨從。

不少的進步是出自「違規」及「犯險」。昔日提倡「日心說」的天文學家被視為異端而處死；解剖學的突破是挑戰著當代人道德的觀念；我們得以自由閱讀聖經，是有賴先賢違規犯法，把聖經翻譯為一般人看得懂的文字；過去所聽到的「美好見證」，不少是述說如何成功地「偷運」了聖經及屬靈書籍回到祖國；或今天怎樣透過隱藏、偽裝身份進到「創啟」地區作宣教的工作。

基督群體是「守法」，但並不表示不會「違規」。使徒彼得的一句：「 順從神 ，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所指的當然並不是鼓勵信徒刻意跟權貴對著幹，而是當面對有礙於為主作見證的時候，就如禁止傳揚福音、限制與人分享信仰、封閉宣教之路、規範支助宣教士…….。持守天國的法則，在這些處境下，就顯得比「守法」更為優先。

假若放眼於基督信仰歷史，先賢先聖一直是遊走在「違規」與「守法」之間，亦周旋在「世界」與「天國」之中。殉道者就是挑戰著他們當代的規矩、法則，把天國使命放於首位，而不惜以血來換取天國的擴展。而安舒已久的教會、機構，大概早已把前人以命所建立的忘記乾淨。就只以「不違規」及「守法」來換取暫時的「安穩」。在這前提下，我們又會否不自覺地進到昔日所謂「守法」的大祭司的思路：「你們甚麼都不懂！  也不想想：讓一個人（主耶穌）替民眾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利的。」因著「有利」及避免「滅亡」卻把主耶穌治死。在保持「大局」的前題下，犧牲「小我」就顯得微不足道。當時的領䄂們絕對相信自己所作的是「正確無誤」的決定，或許更會自辯無奈地說：「為勢所逼，大局為重。」

今天的形勢與大局是怎麼樣？惟盼那已在「守法」下被犧牲，卻已復活的主耶穌，給我們脫俗的眼光、革新的氣魄，對應愈發崩壞的世情。

2025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出訪沙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聯酋這三個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這次訪問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突顯了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戰略。這些國家經常被歸類為「穆斯林」、「中東」或「阿拉伯」國家，很容易被誤解為一整體，其實，她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戰略利益有顯著差異，甚至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與衝突。因此，美國必須謹慎平衡這些關係，因為有利於一個國家的政策可能會疏遠其他國家。特朗普政府意識到這種微妙的動態，採取了做生意的交易方式，專注於經濟發展和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好像小布殊政府般推動民主改革或倡議人權。

2017年海灣危機

要了解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必須重新檢視2017年的波斯灣危機。 2017年6月，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和埃及與卡塔爾斷絕外交關係，指責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並與伊朗發展密切關係。上述前四個國家對卡塔爾展開了海陸空封鎖，嚴重影響了卡塔爾的經濟。這場危機源自於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差異，特別是卡塔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封鎖一直持續到2021年1月，最後這幾個國家簽署了《阿爾烏拉宣言》（ Al-Ula Declaration ），恢復了外交關係。

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的關係

自2023年10月17日襲擊事件以來，哈馬斯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新聞中，但穆斯林兄弟會又是甚麼組織呢？穆斯林兄弟會由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於1928年在埃及創立，是一個草根伊斯蘭運動，旨在將伊斯蘭教融入生活的各個方面。幾十年來，該組織擴展到整個阿拉伯世界，透過教育、社會服務和政治活動倡導伊斯蘭教義。哈馬斯源自穆斯林兄弟會，於1987年第一次抗爭以色列運動期間成立，哈馬斯1988年最初的憲章明確闡述了這種聯繫，指出「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哈馬斯最大的金主是信奉什葉派的伊朗，而伊朗一直以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的死對頭；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都採取恐怖主義手段表達訴求，令很多阿拉伯國家感到受威脅。

沙地阿拉伯對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美國立場的演變

沙地阿拉伯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十分複雜，20世紀中葉，穆斯林兄弟會受到埃及政府打壓，沙地王國為流亡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提供了庇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沙地阿拉伯領導層開始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野心產生警惕。2014年，沙地阿拉伯正式將穆斯林兄弟會定性為恐怖組織。同樣，儘管沙地王國曾因哈馬斯反對以色列而對其予以容忍，但後來卻與該組織保持距離，尤其是考慮到哈馬斯與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在反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上，美國與沙地的利益一致，但這蜜月期終歸會過去。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內，他廢棄了奧巴馬總統與伊朗達成的限制核子發展協議，對伊朗採取強硬態度。站在伊朗對立面的阿拉伯國家表示支持。2019年，伊朗通過也門胡塞武對沙地阿拉伯阿的石油設施展開無人機和飛彈襲擊，導致全球近5%的石油產量暫時中斷，但特朗普政府卻選擇不進行軍事報復。這消極反應令沙地阿拉伯對美國安全保障的可靠性產生懷疑，於是乎沙地阿拉伯開始探索其他戰略路徑。2021年至2023年間，沙地阿拉伯與伊朗加強了對話，最後於2023年在北京斡旋下達成了沙伊關係正常化協議。同時，沙地阿拉伯改善了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並加快了從非美國來源採購武器，以實現國防多元化。這標誌著沙地向戰略自主性邁出了重要一步，因為沙地意識到，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親密盟友，在危急關頭也可能會猶豫不決。

阿聯酋對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採取零容忍政策

阿聯酋一直對穆斯林兄弟會及其附屬組織持強硬立場，認為它們是區域穩定的嚴重威脅。阿聯酋已將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恐怖組織，積極鎮壓其在阿布扎比境內的活動，並在區域衝突中支持反穆斯林兄弟會的派系。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UAE94案，UAE94 案是指2013年審判94名阿聯酋公民的案件，被告包括學者、律師和政治活動家，他們被指控勾結穆斯林兄弟會，密謀推翻政府，最終有69人被定罪，刑期從七至十五年不等。

卡塔爾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

與鄰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卡塔爾與穆斯林兄弟會保持密切聯繫，並以人道主義援助為理由向哈馬斯提供援助。例如在穆斯林兄弟會執政埃及期間（2012-2013年），卡塔爾向穆爾西總統的政府提供了約75億美元的貸款。卡塔爾也支持國際穆斯林學者聯盟（IUMS），這是一個與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一致的全球網絡。

頗具爭議性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位於卡塔爾，它反映了卡塔爾的外交政策議程，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經常批評波斯灣國家的君主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並且播出民粹主義和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言論，包括同情哈馬斯的報道和對以色列的嚴厲批評，該網絡特別批評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譴責美國軍事干預、支持獨裁政權。但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則傾向於採用更加圓滑和平衡的語氣，宣揚新聞自由和人權等自由價值觀。

儘管這些波斯灣國家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差異和利益衝突，卡塔爾的外交政策更加與美國分道揚鑣，但美國在這三個國家都保留著重要的軍事設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是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設施，是美國在該地區軍事行動的中央指揮中心。有趣的是，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卡塔爾是反美溫床，但這一次特朗普到訪，卡塔爾對特朗普贈送的飛機是史無前例的大禮！

結論

在20世紀中後期，支持巴勒斯坦是團結阿拉伯的核心思想，這與泛阿拉伯主義和反殖民運動息息相關。如今，波斯灣國家的領導人的核心議程是實現經濟多元化、吸引外資、建立全球科技和旅遊中心、維護政權安全。他們愈來愈認為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到地中海」（From River to the Sea ）的領土要求與他們願景不符。以哈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半，直到現在還沒有停火的跡象，阿拉伯國家幾乎是袖手旁觀，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上面提過，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對沙地、阿聯酋來說，這些激進組織是對自己政權的威脅，因此，儘管他們發表了對加沙走廊人道危機的關切聲明，但他們避免採取任何可能被視為支持哈馬斯的具體行動。近年來，兩國或悄悄或公開地加深了與以色列的關係，特別是透過安全合作和《亞伯拉罕協議》。卡塔爾已經和沙地、阿聯酋修復關係，故此亦不敢明目張膽支持哈馬斯，頂多是提供人道援助。

特朗普總統今次對波斯灣三國的出訪亦展現出務實態度，他強調實際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和次要爭議。透過關注經濟夥伴關係、軍事合作，美國加強了在這些地區的影響。這些中東國家也是這夥伴關係的受益者，它們正在追求雄心勃勃的國家願景，例如沙地阿拉伯的「2030願景」和阿聯酋的「2071百年願景」，這些計劃強調擺脫過度依賴出口石油、發展經濟多元化和高科技。阿聯酋已經與美國達成協議，每年進口多達50萬塊英偉達頂級人工智慧晶片，在阿布扎比打造人工智慧園區，這將會是美國境外最大的人工智慧園區。同樣，沙地阿拉伯的政府支持的人工智慧公司Humain也與英偉達和AMD等美國科技公司合作，建立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一位居住在沙地阿拉伯的美國人告訴CNBC：「波斯灣國家一直跟以商業為先的總統相處得更好，而特朗普總統完全符合這種模式。」

身為研究人員，筆者是以事論事，絕不會「逢侵必反」，雖然在這一次外訪中特朗普接受卡塔爾贈送的飛機舉動惹來了非議，但特朗普政府和這些波斯灣國家都以務實的眼光看待世界，並採取相應行動達到雙贏，這是值得稱許的。

今天去圖書館還書，順便想裝點水喝。台灣很多圖書館都很貼心，設有飲水機，提供熱水、溫水和冷水三種溫度，讓大家可以稍微補充水分。但機器上也清楚標明：「供現場少量飲用，請勿大量取水。」不是給人打包水回家的。

結果我就親眼看到一位神操作的阿姨，手裡拿着三個超大的空瓶（每個差不多1公升），慢條斯理地裝水——而且是三種溫度都不放過，熱水、溫水、冷水輪流來，一瓶接一瓶，還裝得超滿。說真的，她那專注的態度，好像不是在裝水，是在進行什麼精密的實驗。

我站在旁邊，手裡只拿着一個小水壺，等了將近10分鐘——那台飲水機的出水速度偏慢，感覺都快吐氣如絲了，像是被用到情緒崩潰一樣。

說實話，台灣的街頭巷尾幾乎都有投幣供水站，幾塊錢就能取乾淨水，沒必要在圖書館佔這種小便宜。而圖書館的水，本來就是給現場讀書或休息的人應急喝幾口的，不是用來當補水大本營的。

當然啦，什麼人都有。但這種明知規則還公然無視的行為，真的有點令人無語。這種情況會讓人不禁想像：下一步是不是要見到有人帶鍋來煮麵？

其實剛來台灣時，我曾經以為這裡的人普遍素質挺高，但日子久了，漸漸也看到了另一面。像我家人曾提過，大賣場會提供免費冰塊，讓客人可以為自己買的冷凍食品保持冰凍，好方便帶回家。但偏偏就有人直接打包冰塊回家當飲料冰用——這行為真的也是神之一手。

有時候，越長時間生活在一個城市，就越能細細看到它的縫隙。不是要批評誰，而是感慨：素質這東西，不是制度保障得來的，是選擇與教養累積出來的。

中文的字詞是頗有智慧。曾在專欄內撰寫〈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二）〉，若這四個字放在生活當中，四字的次序確實是合情合理。衣不蔽體，缺乏最基本的保護，如何能去找食物？連肚腹也未能滿足，哪有空閒去管住、行？在移居英國港人的圈子中，話題不少是環繞著住與行：「哪一區的環境好？」、「你現住的是租？是買？」、「選甚麼型號的車？」、「為甚麼汽車保險那麼貴？」似乎，一般人已是衣、食無憂，能直接關心之後兩個的問題。 

「安居樂業｣的次序又如何？是否要先「安居」才能「樂業」？當然，「樂業」也不一定是職業、事業，亦可以理解為建立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或投身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能「安居」的，是否真的能「安定」或「安心」？曾聽到友人的一句話：「我們移居在外的人，要買下房子才能夠真正的安定下來。」我隨即戲言道：「若這樣，大概我們這一家，永遠也不能真正安定了！」 

「你現住的是租？還是買？」我們也曾被不少友人這樣問。隨後，友人們就開始說：「這裡的租金不斷上漲，還是快一點買房子……」接著就開始講某一區的好與懷……最後，他們會叮囑一句：「買一定比租好！人總要安居樂業。」我對友人們的關心、忠告、提議是心存感激的。只是，置業最基本的要素，偏偏是我們所欠缺的，大部份移居在外的港人家庭，其經濟能力相對是較穩定。雖不是每一個也能過著「退休生活」，但至少也能付得起置業的「首期」或能一次過繳付樓價。對於我們這一家，多年來享受上帝「嗎哪」[1] 供應的人來說，又怎會有「安居」的可能？ 

縱然未能「安居」，但我們卻一直「樂業」！ 

「樂」於多年來我們所作的，與散居、流散者同行，不論在台灣、在英國，或當年在德國，就是走近那些離鄉背井的人，我們都樂在其中。或準確一點來說，我們於上帝的吩咐我們要作的「事業」中感到快樂：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協助教會宣講服侍；個別與未信者接觸；與信徒同行；支援教牧同道……為的是讓「天國」的真理得以廣傳及鞏固。於上帝使命計劃之中，我們體會到何謂「樂業」。 

樂業安居？還是安居樂業？不一定有先後次序。當然，我們也會向上帝祈求「給我們一間屋（一棟房），好讓我們可以多一點安穩的感覺……」只是，再細想一下，我們的「安穩」是建基於一處居所、一份職業、一筆存款、一個名銜……還是，在於能否安穩、安躺在創造萬物、賜予生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的上主蔭下？

盼望已「安居」的您能「樂業」於當下，平安地度過每一天在世「寄居」的日子。

去年感恩節前夕，和家人開開心心地乘早機飛往夏威夷(由洛杉磯轉機到貓兒島)，可是飛行不足一小時，有乘客突然不適，情況有點緊張。幸好經過一輪急救，該乘客已清醒，而機長隨即把飛機折返原地。抵達機場後，該乘客和家人馬上登上已經停在機場等候的救傷車。眾乘客就在飛機上小休和等待工作人員補充急救用的氧氣，一切就緒再原地出發飛往洛杉磯。

我們因為救人事故而延誤了轉機的航班，感恩在非常繁忙的日子裡找到一班可供六人飛往檀香山的夜機，又感恩可以臨時訂到在檀香山機場附近的酒店小休幾小時，最感恩是可以來一個熱水浴洗去一天的疲勞。感恩能在感恩節的凌晨平安地從檀香山飛往目的地貓兒島。

由於當天是感恩節，我們只能買到有限的食物。感恩有其他來自不同班機的朋友趕及在感恩節前夕替我們買下一些「救急扶危」的即食麵、麵包和雞蛋，這也成為了我們最特別的感恩節大餐。

雖然折騰了一整天，消耗了一天的假期，酒店和交通等開支都超出了預算，但救人始終是首要。有甚麼比救回一條生命更重要？當時機上有乘客悠然自得繼續打遊戲機、看電影，亦有乘客表現得不耐煩在機艙內走來走去；而我們就心裡不斷地為那位不適的乘客禱告。感恩上帝聽禱告，但相信最感恩的應該是那位身體不適的乘客及其家人。突如其來的生命危險，赫然驚覺原來死亡可以是這麼接近！儘管那乘客頗年輕，但死亡仍會隨時來叩門。

我們一生中經歷過幾次突然失去至親，他們都不是有病在身，每天都是如常的生活作息。故此，在他們無故地被發現沒有氣息之先，沒有甚麼跡象讓我們能預早察覺。由於以往的傷痛經驗，在機艙上那一刻，我們很容易就代入，瞬間再次感受到有人在與死亡搏鬥，希望能把該乘客從死亡邊緣拉回來。感恩該乘客是在其他人同在時出事，機上也有資源幫他急救。

去年除夕有機會往紐約走一趟，順道探探親友。其中一位至親打了兩天電話也聯絡不上，惟有登門碰碰運氣(同行的人曾建議我們改天才去，但我們仍然堅持一落機就去探)。感恩大門沒有上鎖，我們順利地自行入屋探望和寒暄一番，來個開心自拍照，還說好「遲些」再來探望。誰知兩星期後收到突如其來的極壞消息──那位至親無故地走了。那次登門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那張自拍照也成了我們一起拍攝的最後照片。感恩，我們在碰運氣的情況下仍有最後見面的機會。

在喪禮或慰問中，最常聽到節哀順變一詞。可是，實際上即使花了30年的時間也不會完全抹去傷痛和遺憾。我們喜歡用以下一句說話安慰失去至親的人(包括安慰自己)：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哀傷轉化成懷念。哀傷是比較負面和消極的，但懷念卻可是正面和積極的，能成為失去至親者繼續前行的動力。

死亡如鬧鐘不斷在計時，又如玩音樂椅遊戲一樣，音樂隨時會停。時間一到，失去至親的人未必有機會向死者說出最後想說的話，或做最後想做的事。死去者也如是。將要死的人有沒有預感自己大限將至？是否「有跡可尋」可讓身邊的人發現「不尋常」？如果沒有預警訊號，那麼我們能否乾脆把握時機，每天都當作是自己或眼前人的最後一天，向對方說未完的話、做未完的事？

常言道：珍惜眼前人。當我們還擁有時，誰會珍惜？我們很容易會認同珍惜眼前人這個道理，但每天面對忙碌的生活時很快便會忽略了眼前人，忘記了珍惜。

死亡，我們跟它似熟非熟。我們總愛躲避，甚少跟它聊，心存僥倖以為只要跟它保持距離，每天就可以如常地過日子。

引言：一部發人深省的奇幻小說

2025年，由美國人、德國人、波蘭人跨境合作拍攝的奇幻電影《魔域女巫》（In the Lost Lands）在全球公映，參加製作者大有來頭，領銜主演的兩位藝人都是天王巨星，女主角米娜．祖華域芝（Milla Jovovich）憑《生化危機》（Resident Evil ）系列而名噪一時，男主角戴夫．巴帝斯塔（Dave Bautista）則因著在漫威電影《銀河守護隊》中扮演毁滅者德克斯而走紅，而導演保羅．安德森曾經執導過很多部著名科幻電影。《魔域女巫》的故事改編自著名作家佐治馬田（George Martin）198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馬田的經典名著《冰與火之歌》曾經被HBO改拍成膾炙人口的《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電視劇。然而，儘管其陣容龐大，但人們對這套戲的評價只是一般，票房亦不理想。

坦白說，我並不欣賞這齣電影的表達手法，它的場景和其他科幻電影大同小異、缺乏新意，例如跟《末日戰士》（Mad Max）、《沙漠瀚戰》（Dune）十分相像。不過，這電影故事的原著小說卻很有深度，它探討了人性中的陰暗面與命運的無奈。

期望絕對自由的代價

馬田這篇短篇小說的主角是格雷．艾麗絲（Gray Alys），一個神秘而令人恐懼的女巫，她能夠幫助任何人實現願望，但代價卻是沉重的。一位女王向艾麗絲發出請求，希望獲得變成人狼的能力，也許她厭倦了君主制嚴格的禮儀約束，因而希望得到野獸般的能力，可以擁有完全自由，可以無拘無束地展現「獸性」。艾麗絲接受了請求，並在一位名叫博伊斯 （Boyce）的僱傭兵的陪同下前往「失落之地」，去找尋人狼的異能。這趟旅程充滿冒險故事，艾麗絲最終滿足了女王的願望，但故事的轉折就在這裡：原來女王只有透過死亡才能轉變成人狼，故此艾麗絲必須間接策劃毀滅女王。

這個故事隱含的訊息是：「小心你的願望，不是因為你得不到它，而是因為你可能會得到它。」相傳「小心你的願望」（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這句話是英國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提出來的，他在作品中使用了這個短語或其變體，但其核心思想應該在幾個世紀前已經出現。這句話表達了民間傳說、神話文學中永恆的警示主題：滿足慾望帶有隱性的代價，這代價可能超過回報，人類的悲劇就是，強烈的慾望令人不計代價。艾麗絲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諾，但女王的死亡對她完全沒有好處，在這個結局裡面並沒有贏家。

政治相似之處：美國人渴望顛覆

這因奢望而導致災難的故事與現實世界驚人地相似，從美國現代的政治軌跡可見。近年來，尤其是2016年後，許多美國選民對政治建制、左翼文化、社會菁英、知識份子懷有深深的不滿。 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集體願望：顛覆現狀，「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左翼思潮的泛道德取向，會令人動輒得咎，即使沒有惡意的片言隻字，都可能被指控為歧視、不尊重，於是乎，人們渴望可以得到「言論自由」、「思想解放」，民眾期待一位堅定、獨立、具有顛覆精神的領導人。

這一願望隨著特朗普的崛起而得以體現，對他的支持者來說，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家，他是美國政壇的「格雷．艾麗絲」：一個無論付出甚麼代價都會完全滿足他們要求的人。在特朗普第二任的短短100天內，美國經歷了傳統規範的瓦解、激烈的反全球化政策、激烈的貿易戰、大刀闊斧的裁員和精簡機構、以及與盟友的關係惡化。他推翻了桌子，他做了許多人希望做但不敢做的事，說了許多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說穿了，就是希望變成「人狼」。一直以來，特朗普的說話風格是充滿侮辱性、攻擊性，但為甚麼其支持者卻毫不介意呢？因為對一些支持者來說，這就是他們心底的渴望，在社會規範下，尤其是在左翼文化主導下，侮辱性、歧視性的言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這位強人領袖徹底地顛覆了正襟危坐的規範，人們可以變成自由奔放的「戰狼」。

但這代價是巨大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破壞、政治兩極化、聯邦政府因工作人員被清洗而削弱、軟實力因著關閉援外機構而大幅下降、科研能力和教育因為削減經費和大學被打壓而元氣大傷、美國與盟國關係疏遠、在國際舞台上因為親俄而失去道德形象、高關稅政策影響了經濟運作，用「百年基業，毁於一旦」這句話來形容時局是絕不過份的。強人領導的「願望」已經實現，但就像馬田故事中的女王一樣，祈願者發現自己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一切呼應了馬田在他的故事中嵌入的黑色諷刺：「小心你的願望」。

痴迷心理學：人們為何不願回頭？

在幻想小說和現實政治這兩條平行線中，最令人慨嘆的元素之一不單是願望的代價，還有是隨之而來的僵化思想。為甚麼即使面臨毀滅性的後果，人們仍不會懸崖勒馬呢？

社會心理學中的「身份認同融合」（Identity Fusion）是其中一個合理的解釋。身份認同融合描述了個人與群體之間水乳交融般的一體感，這種感覺不僅僅是認同一個群體，這群體已經化成了個人生命的一部份，甚至是全部；對群體的威脅或者批評會被視為對自己的攻擊，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做出不可思議的極端行為，甚至自我犧牲，保衛群體就是保衛自己。例如在二戰時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產生了神風特攻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會以自殺式炸彈去消滅真主的敵人。當一種信念與人的自我概念深深連結在一起時，改變方向就不再只是承認外在錯誤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內在的認同危機。對許多人來說，支持特朗普不僅僅是認同其政策，而是建立自我概念；承認錯誤就是對自己的全盤否定和對群體的背叛。

第二個解釋是「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人們通常根據已經花費的資源（包括金錢、時間或精力）對當前情況做出決定。若果投放了大量資源而沒有回報，形勢每況愈下，比較理性的抉擇可能是改弦易轍，然而，如果放棄的話，那麼就會前功盡廢，而且會令自己被人嘲笑，有些人會提出種種千奇百怪的理由去說服自己，情願繼續錯下去，最後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推出的 CED（電容式電子影碟，Capacitance Electronic Disc）系統是一個經典的沉沒成本謬誤案例，這項技術最早在1964年開發，目的是讓使用者透過類似黑膠唱片的影碟觀看影片，播放機使用針頭來讀取資料，就像播放音樂的黑膠唱機一樣。雖然這個構想在當時頗具創新性，但整個研發過程困難重重，不斷延期，直到1981年才正式上市。不幸的是，那時VHS錄影帶格式早已佔據市場主流，CED 的優勢被嚴重削弱。RCA對這個計劃投入了大量資源，歷時近20年。即使市場反應冷淡、技術落後等問題愈來愈明顯，公司高層仍然堅持繼續投入。結果，RCA在1984年停止生產播放機，並於1986年終止生產影碟，整個計劃估計令RCA損失了約6.5億美元。

現在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明顯地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但為甚麼他仍然有那麼多支持者呢？有些YouTuber經年累月地推動特朗普運動，其粉絲數量成千上萬，試想像，若果現在改變口風，那麼過往一切努力便會付諸東流。因此，他們繼續前進，寧願承擔更加高昂成本，也不願止血止蝕。

第三個解釋方法是是「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以自己現有信念來解釋新資訊。若果獲取的資訊與他們的信念違背，那些資訊就會被視為虛假的、有偏見的或被操縱的，這種心理過濾使人們能夠繼續相信難以相信的東西。許多特朗普支持者會將與特朗普立場相左的資訊或觀點貼上「左派」、「深層政府」等標籤。然而，對特朗普經濟政策（尤其是關稅與貿易戰）的批評，實際上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經濟學家，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或民主黨人士。例如共和黨經濟學家、前總統小布殊的顧問葛瑞格．曼昆（Greg Mankiw）、保守派貿易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甚至連特朗普自己上一任的經濟顧問蓋瑞．柯恩（Gary Cohn）都因反對鋼鋁關稅政策而辭職。

結論：一失足成千古恨

2025 年上映的《魔域女巫》既不叫好，亦不叫座，但它的原著小說仍然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佐治馬田探索了實現奢望的後果是何等可怕，從當今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主題變得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

我認為電影的敗筆在於編導改寫了原著中沒有贏家的結局，電影採取了流於俗套的大團圓。在小說中，博伊斯是一名配角，在電影中他變成主角，其實他就是艾麗絲要尋找的人狼，在失落之地，艾麗絲和博伊斯展開連場火拼，最後艾麗絲殺死了博伊斯，在死前博伊斯向艾麗絲發出心底的訴求，就是希望得到艾麗絲。艾麗絲對博伊斯痛下殺手，剝下了他的皮，並且遵守承諾，將這帶有人狼力量的皮獻給女王。可是，博伊斯無端端復活，最後他與艾麗絲化敵為友，一起在大漠中馳騁，這令我聯想起典型童話故事中的「王子與公主永遠地快樂在一起」。

我認為：小說比電影更有深度，在現實中，鑄成大錯之後往往難以再有第二次機會，俗語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那麼，為甚麼不在還未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檢討自己的願望呢？

人間當然有不少白頭，除了因為年紀漸長的關係，有詩人更指出有人因為離愁別恨而一夜白髮。我的白髮甚至出現掉髮狀況，也許是與這些原因有關。半年前離港，下飛機時腳一踏上了英國的土地我就哭了，然後半年裡有數位弟兄姊妹離世，也教我垂淚多遍。雖然住在碧仙桃（Bristol）五個月，新知舊雨親友不多，但要離去，仍是有不捨之情。縱然是功課完成了，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仍沖不淡心中的苦澀。

很感恩3月底我們最終在劍橋購買了房子，除了可以靠近摰友外，也因為此處還有宣教歷史人物——劍橋七傑。這些人物的故事在我少年時，更在四十多年前讀宣教導論時已經涉獵。現在身在劍橋，可多些默想宣教歷史，多些時間沉浸在宣教思維中。宣教的其中一個挑戰是面對生離死別、骨肉分離之痛！在19世紀自劍橋來華的宣教士，也經歷這種痛徹心扉之苦！

香港人除了經歷一般死別，幾代人都要經歷許多生離。流散異鄉之苦，不足為外人道。所以同是天涯淪落人，又能遇上相逢恨晚的情誼，也是難得的幸福。我們在英國這半年，在弟兄姊妹、教牧同道、親朋戚友中得到主賜的這份恩典，足慰思鄉之情。

在移民的經歷中，深刻體會聖經對接待客旅的教導。而宣教士要學習被接待和接待人，這些學習背後是看我們對主有多順服和對人有多謙卑。對我這個人來說是要學做宣教的人，當中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說到底，宣教其實是靈性操練，要勤操也要練習。

我5月6日返香港，6月2日回英國。師母或遲些再按需要返港。在港不夠一個月，但要辦的事包括多次覆診、處理家事及與差會計劃未來方向等，一切都求主幫助。渡過嚴冬，春暖花開，大地春回，也是記念主受苦受死後復活的時刻。但願我們抱存希望，並且平安地生活，在當中體會主的大愛，與主一同承擔生命的苦難。我主的母親馬利亞，與主因著苦難，在人間見了白頭，我們也與主同行吧！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生活在90年代的香港人，不少也會看過《古惑仔》系列電影。若在街上偶然遇上鄭伊健，大概也會上前說句：「浩南哥，你好！」其實，甚麼是「古惑仔」？就是一群當不上黑幫老大，而終日拼命替所屬的社團「賣命」，爭取一天能被賞識（或有「功勞」）而獲得「上位」機會的黑幫「基層僱員」。電影系列之所以吸引，實質是反映了人內心的期望，而這期望往往亦是在現實中未曾出現或早已消失了。電影除了動作場面，予人刺激的感覺，其中強調「兄弟」之間的情誼、義氣，甘願為對方犧牲，更是為觀眾所嚮往的。《古惑仔》系列吸引之處，大概就是在現實的圏子中，甚少出現那些「義氣」、「犧牲」和「兄弟情」。試問在一個「偷呃拐騙」、「爾虞我詐｣、「你爭我奪」、「靠出賣人上位」的「工作」環境，如何能孕育出甚麼「義薄雲天」的情誼？在真實的處境中，無法實現的渴望，就只能在電影世界中沉醉一下。

過百億人民幣票房的動畫，以中國名著的神話人物哪吒作為主角，難得它在英倫大島上映，它已躋身全球最賣座動畫之列，更晉身全球最高票房電影前10名。其動畫場面的精彩、細緻確實叫人拍案叫絕、目不暇給，但更吸引、觸動人的，肯定是當中的故事內容。為求名門正宗一教獨大、千秋萬世，竟然有人幹著陰險冷血、勾結邪道、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的事情，更合理化為這只是達至「成功」的手段而已。而一直被正派（仙界）所排擠、打壓的龍族、妖魔，卻是情義兼備，為求突破困局，縱然手法偏激，但仍算磊落光明。面對大是大非時，更是毫不含糊、敵愾同仇。

電影就是反映現實，亦是填補現實中的空洞。

面對世情的虛假，指鹿為馬、披著慈祥面孔、假裝正義名門的邪魔外道，不斷扼殺、消磨任何求變、革新、創意的空間及可能。少年主角的豪情壯語、叛逆，只為尋求突破，這豈不就成為了受壓者的「傳聲筒」，代替了無權者呼喊出不能言說，又難以實現的渴想？

電影不僅為數十億人帶來迴響，同時亦成為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宣泄，成為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