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變．情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引言
先此聲明，這是一篇隨想式的散文，而不是結構嚴謹的論文。筆者想帶出來的主題是：我喜歡採用科技，但不是科技主義者，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之下，傳統的做法比起高科技會更加事半功倍。

QR碼令我放棄優惠
舉例說，上一次筆者返回香港的時候，在機場見到一個推廣旅遊的櫃枱，旅客只要出示外國護照，便可以得到一個購物優待的小包包，我滿心歡喜領過了小包包之後，以為裡面有折扣券，誰知道原來是一個QR碼，我用手機掃描了QR碼之後，跟著出現一個網頁，在登記過程中有一個密碼以短訊形式傳送給我， 輸入密碼而進入網頁之後，跟著要填寫許多資料，然後我得到另一個密碼，我需要用這個密碼到指定地點獲取折扣，但指示十分複雜和含糊。搞了一陣子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我心想，為甚麼不乾脆在小包裡面放入折扣券，然後讓顧客到店舖憑券而取得優惠呢？這是典型的簡單複雜化！

汽車電子零部件可能變成殺手
智慧有許多定義，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智慧是一種將複雜東西簡單化的能力，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正是擁抱這觀點。在一些測驗實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的題目中，難題看似十分複雜， 但往往答案很簡單，舉例說，很多年前筆者遇過這難題：「不幸地，你駕駛的汽車墮入海中，在墮海的時候，車窗是關掉的，你可以做甚麼去逃出生天呢？提示：若果車子沉入了水中30英呎，每平方吋的壓力（PSI）是13.31英磅，普通人沒有可能打開門或者打碎玻璃。」簡單而有效的做法是：「你可以用手柄來攪下車窗 。」

可能年青的讀者不知道我說甚麼，因為現在大多數汽車都採用電子按鈕去控制車窗的開關，而不是用手柄。問題來了：當電子零部件接觸水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短路，在這情況之下，你根本無法開車窗逃生！ 於是乎，科技變成了你的殺手！

很多年前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學的院牧不贊成汽車有太多不必要的電子零部件，他說：「用手柄去調節座位或者開關車窗有甚麼困難？將這些功能電子化之後，反而會導致更多潛在的問題，若果電子開關壞掉的話，車窗便會長期關閉，這樣更加不方便！」

很多年之後，院牧所說的話在筆者身上不幸言中，我的車子失去了開關司機位置車窗的電子功能，但修理費非常高昂，我惟有忍受這種不方便，每當我開車駛過銀行自動櫃員機或者快餐店的服務窗口時，我都必須下車進行交易。我慶幸沒有被警察截停，如果司機超速駕駛或者被懷疑有任何違規，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司機坐在車子裡面，警員會走過來示意司機去攪下車窗， 然後司機出示駕駛執照、汽車註冊文件、汽車保險文件。可是，如果我不開車窗，或者開門走下車，那麼神經過敏的警察可能會拔槍！再一次，電子科技會間接地令人無端端喪命！

一舉四得的單車比電動車優勝
提起汽車，我不禁聯想起電動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現在電動車也是熱門的科技話題。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的燃油車，原意是減低污染和逆轉氣候變化。然而，大多數電動汽車採用鋰離子電池提供動力，這些電池依賴於鈷、鋰、稀土等原材料，但開採這些礦物的過程卻會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此外，美國約20%的電力是通過發電廠燃煤生產出來的，40% 電力是來自天然氣，20%是核電，其餘才是可再生能源，這包括了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換言之，在美國60%的電力是出自傳統的污染性能源，採用電動車並沒有徹底解決能源消耗問題和溫室效應，而是將問題轉移或者推遲。

筆者認為，其實這問題可以用非高科技的方法去應對，筆者曾經在一些美國小鎮居住， 這些小鎮的商店和其他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集中在方圓幾里的範圍，用單車代步是絕對可行的，如果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那麼當然要採用汽車。然而，即使在小鎮中，單車的使用率卻很低。

最近筆者遷徙到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的面積只有68平方英里，同樣，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也是很集中，但這裡單車徑和用於鎖單車的架並不多，而且很少人騎腳踏車。筆者由加州運送了兩輛單車到檀香山，但太太認為騎腳踏車有點危險，因為太多汽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我認為，若果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例如增加單車徑或者鎖單車的地方，其環保效果可能比推廣電動車更好。

鼓勵採用單車是一石四鳥之舉：第一，這是絕對零碳排放的交通工具；第二，騎腳踏車會增加人的運動量，能夠防止肥胖、強化心肺功能，最終會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第三，單車的速度遠遠低於汽車，這會大大減低因為交通意外而導致的傷亡； 第四，愈多人採用單車，路面汽車的數量便會下降，這樣便可以減少交通擠塞。

結語
然而，我知道以上所說無非是「講人自講」，營銷人員會繼續採用QR代碼；汽車生產商會繼續將大部份汽車功能電子化；而電動車更是大勢所趨，主張用單車會被視為開倒車。

撫心自問，是否有些人類社會中的問題可以採用低科技去解決呢？美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說：「簡化的能力意味著消除不必要的東西，以便必要的東西可以說話。」美國散文家和詩人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亦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的生活被細節所浪費，簡化！簡化！」 以上兩人所說是針對藝術創作，但亦可以適用於科技。

複雜簡單化！返璞歸真！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筆者先生在職的公司，近日出現了債務的問題，公司老闆有機會要面臨破產，筆者的先生也要忙著幫助處理公司事務的善後而廢寢忘餐，勞碌奔波。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破產是常有的事情，對於香港人可說是見怪不怪，因為破產後四、五年又是一條好漢。因此，香港律師樓幫助別人搞破產開到成行成市，香港市民早已對此習以為常。

可是，在台灣破產卻是一件十分不光彩和羞辱的事，對於家族或朋友圈子來說，更是難以接受的事實。台灣人愛面子和聲譽過於一切，生活潦倒的破產者，跟以前有天與地的分別。在筆者的上一篇文章說到：從正面來看：台灣人對人有情，可是從負面來看：可以說是「八卦」（即愛講人是非）。如果被隔離鄰舍知道自己破產，應該街頭巷尾，甚至乎整個社區的人都知道，更會以可憐的目光看破產者，破產者面對這些「關心」，有時真的像過街老鼠一樣，見人就想走。

此外，公司清盤破產更會令整個公司的員工受虧損，沒有了薪水、沒有了工作，可以說是一人的決定，卻連累到眾人。真是有一種如唐代文學家羅隱在《自遣》所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感受。從社會而言，人犯了錯，出了問題，人總會用自己的標準、用自己的邏輯來為自己開脫。最可悲的是有些人仍沉醉於自己安逸的生活，忘記有很多相關無辜的人在受苦。可能某程度上，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自覺被不公平對待，要為自己爭取合理的權益。然而，更多時候人總會把焦點集中於自己的痛苦之中，覺得這世界為何如此不公平？卻沒有思想到為甚麼這世界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不公不義呢？自己會否也是製造冷漠無情、不公不義的一份子？

從《聖經》的角度來說，這些事的發生當然是因為亞當犯罪，將全人類都陷在罪裡。因此，罪的起源是由於人反抗神的命令，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想擺脫神的主宰，讓自己成為人生的主宰。當人自覺被不公平對待，就會引發反抗的心態。「自我」就成為了一個標準，從此離開神的標準而行事，因為他們覺得「我」是無辜受累的，「我」是受害人，「我」應該得到我相應的報酬，「我」應該得到尊重等等。筆者認為，這種只講「自我」而沒有自我省察罪的意識、沒有自我罪疚感，罔顧別人生死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聖經》不斷重申：我們都是罪人，如果我們沒有自我省察罪的意識和沒有罪疚感，那我們就很容易從一個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在此，我們要冷靜下來，重新問自己一個問題：誰才是我們人生主權的真正主宰？是我們自己？還是那位創造我們的主呢？

若果一個人單單強調自身的權益，忽略人應有的道德及神的義，就會變得自我中心和自我膨脹。基督徒追求的義是「因信稱義」，意思是我們不能說自己完全正義，而是靠著耶穌基督才能稱為義。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是將上帝的標準視為絕對順服的標準。當我們再次行事為人時，我們應該將「公義」、「權利」和「道德」一起思想，缺一不可。因此，我們不應因為要自保、自我覺得被苦待而失去神的義和自我省察的意識。

求主讓我們從自己犯錯或別人犯錯中有所省察。最後，筆者想引用羅馬書六章20至22節作為彼此的提醒：

「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羅六20-22）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近期哈佛大學爆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佈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甚麼這一次卻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人才》鼓舞了無數讀者去力排眾議及追求創意。吉諾被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發表或者報道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2009年她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裡面，知道其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這些等級，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彿懷抱著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YouTube關鍵意見領袖Peter Judo說：「學術界是破爛的！」Peter Judo以前多次引用吉諾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的回應是：「作弊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問題是：人們怎會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真理，甚麼是一派胡言呢？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能理解的，與其坐以待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裡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甚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裡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2003年他被揭發是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跟他在三年裡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都是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英國的天氣，對香港人來說，應該是既陌生又新鮮的體驗。夏天日長夜短的情況，更是叫人稱奇。嘗試在網絡搜尋「日長夜短」，竟然發現香港天文台也製作一段動畫短片簡介這現象。[1] 只是，生活在勞累城市的香港人，[2] 不論冬、夏，下班時間大多是在晚上八、九點之後，大概也難以察覺到何時「日長」、哪時「夜短」。

居於地球的另一端，座落在不同的經緯線上，不僅是多了「平時」的時間，「日長」的時間也長得有一點過份。睡夢中醒來，凌晨四點，黑夜稍退，竟然聽到早起的鳥兒已在呼朋喚友，彼此對唱。其歌聲悠揚悅耳如安眠曲般，叫人可再進夢鄉。五點多，天已全光，在床上掙扎著應否學像早起的鳥兒。在輾轉反側半夢半醒之際，鬧鐘已響起，六點半，陽光已能耀眼。

友人看畢上一篇文章，繼續關心地問及：「你平時做D乜？」嘗試整理一下，大概我日常的作息：六點半起床，外出跑跑步做一點運動；回家看《聖經》；一一提名為所認識教牧同工、宣教士、教會的長執、關心我們的朋友、我們所關心的友人、支持我們的同路人、所認識的差會、仍在香港的家人祈禱；[3] 隨後，弄一杯咖啡或奶茶給自己及太太，看看香港的新聞，祈求上帝持續憐憫、看顧、保護這城；十點過後，吃早餐；繼而，寫文章、講章、學外文；午後，關心問候在英國新認識的朋友，或被他們關心一下我們，聯絡一下在台及居港的同行友伴；四、五點左右吃午、晚餐；之後，看看書、瀏覽一下網頁、關心一下世情，為在困苦的、仍在戰亂中的人禱告。「日長夜短」到七點鐘仍白晝依然，還有空間與家人閒聊共處；十點鐘，天色稍為轉黑，與家人讀《聖經》、祈禱後就睡覺，要知道，英國並沒有太多夜生活，不像香港般的不夜天。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是記載在《聖經》福音書中，主耶穌的一句話。若要按上文下理作解釋，這句話的含意是既深且闊，是提醒我們，耶穌不僅是真光，更是能使人得見光明的那一位。但我們在此姑且簡單地按字面理解，其實也頗具意思。在白日，有光的時候，人才可以有效地工作，在黑暗中，我們甚麼也不能作。當電燈仍未發明和普及前，人只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人類仍是畜牧農耕時，按時播種、按時收割，逐水而流、逐草而徙；積穀防饑、未雨綢繆，不能吃盡，不可殺光。人也是樂於亦甘於聽由天命，人與自然及創造主是有著緊密的聯繫。

在日長夜短的夏季，正是要為日短夜長的冬季作好準備。冬令時間，下午四點已天黑，溫度只是單位數字，甚或是負數。人只得留在家中，非必要也不會走到戶外，更遑論是跑步運動。光吃不動，難免積聚脂肪。若不趁白日，多做運動強化自己的肌肉，多減一些體重，免得冬天時體型「暴漲」，亦可以強壯身體，提升抵抗力，減輕患上感冒的風險。當趁「日長」，多聯繫新知舊友，在英國，生活環境沒有香港般的密集，可以相約友人到公園走走，或坐在咖啡店閒聊，或到他們家探訪，或邀他們到自己家暢談。建立關係，好讓嚴冬黑暗、孤單鬱悶時的互相慰問，來得自然、真誠。

日長要為日短作準備，黑暗時憑信心的等待，它總會過去，光明總有一天復來。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最近在荷蘭為一位年逾七十的傳道按立為牧師，心裡有許多感受。最初知道可能會進行此事時，就禱告主說：願主的旨意成就，因為事情不易成功。在香港不易，在歐洲華人教會更不易，且最怕是因為這個行動帶來爭議，影響信徒間甚至牧者間的關係。很欣賞這位傳道的勇敢，不怕失敗帶來的打擊，一方面不亢不卑地面對各種要求及程序，沉著應付各個大小的困難。在主的帶領中終於完成整個程序順利受按為牧師。這事也給我很深的體會和啟發。

我在問自己餘生何求？想起一句勉勵的話「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面對踏入老年，餘生幾許？求能爭取在有能力做的時候，做該做的事，盡力去做好。餘生所求是很想祝福一些為主努力耕耘的人，因為自己時日和能力都在退減，甚至倒數，故此，總想有更多人按著他們不同的才華能力，去叫更多人得祝福，但自己也爭取更新和學習的機會去成長，使祝福別人的果效更能事半功倍，這是少許青雲之志，不讓衰敗的身軀逞強，蓋過我的心願。也許舊約聖經中迦勒（民十四6-10）的人生，給我一些啟悟。

人世間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只想順著上主的帶領，在我遇上的人中學習他們的優點、又祝福他們，若需要扶我一把，我會主動提出，若需要扶他一把的，我願意。我還有生命氣息，有溫暖和力量，就有祝福或成全別人的可能性。餘生何求？就是這少許了。主給宣教中門徒的名句：白白得來，白白捨去。我們求主指引餘生規劃。重要是人生至此，追求甚麼可能更是要緊的事，因為時日無多，如何看待與神、與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持續發展，如何修正和修和，是最重要的課題。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香港雙職家庭的情況普遍，家長除了兼顧工作外，更需要放工後處理子女的功課、默書、考試等等，很多家長因此而感到身心疲憊。有些家長會選擇把子女的學業交託給補習社處理，子女放學後便到補習社去，做完功課才回家，但補習社質素參差，有沒有想過，原來雙職家長也可以一邊專心上班，一邊輕鬆應付子女的學業？由於子女不可獨留在家，雙職家長一定會靠家中的工人姐姐或長輩來照顧子女，他們其實可以充當監「功」的角色，職責是負責監管及督促子女在家長不在的時間，完成所安排要做的事。監「功」的角色並不需要有很高的學歷水平，他們只需要在你不在時，能在子女面前擔任「監督功課」的角色，筆者將會在下文詳細與你分享。在這個暑假，把握時間，家長可以重新部署來年與子女的學習策略，在9月開學時重新出發。

默書自己默

在香港讀小學，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默書，很多家長放工後都要趕回家幫子女默書，然而原來默書可以是子女自己能獨自應付的事。家長可以預先著子女自行為默書的內容錄音，一方面可以知道子女對課文的認識，另一方面可在錄音的過程中加深對課文的印象。然後，在子女放學回來，家長又不在的時間，監「功」可以著他們自行溫習，並且透過錄音自行默書。默書後，他們也可自行改正，並只需重默錯誤的生字。子女每天自行默書，便會令印象加深，反覆聆聽，可增強背誦的果效。錄音設備可以是錄音筆、電話的WhatsApp軟件等，只要大家覺得方便便可。

學校功課學校改

在德國，小學入學時的首個家長會，老師都會嚴厲地向家長宣告：「家長切勿在家中批改子女的功課。」是的，即是說，當你下班回家，見到子女的功課有錯，不可以提出修改；見到子女寫字很醜，不可叫他重做，因為錯是他們成長的一部份，若把錯誤擦掉，學校便永遠不會知道學生的學習進度，若有學生追不上進度，學校不能對不同能力的學生作相應的教育。若子女每次交功課都是100分，老師只會誤以為學生已掌握課堂的知識，而不加理會。故此，學校的功課，家長沒有需要在放工回家後批改。這樣，更可以培養子女的責任心，因為功課交與不交，做得好與不好，都要子女親自與學校交代。

一本練習走天涯

若子女放學後，不用到補習社，那他們完成功課後，誰可以跟他們溫書？筆者建議家長可以為子女買補充練習，每科一本便足夠，不用多，最好是較深程度的題型，因為若果太淺，並不能測試子女的真正學習能力。子女每天完成功課、休息過後，可以讓他們利用練習來溫習，就像去補習社一樣，只是由家中的長輩、工人姐姐負責做監「功」的角色。到了晚上，家長回家後，便可以依著補充練習附有的答案來核對，更可即時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若有錯誤的地方，家長切忌即時解釋及提供答案，這不是學校的作業，並不急於第二天提交。家長給予時間子女在第二天再次思考錯的地方，再加以改正，很多時候，子女通常都可以在第二次做對的。若試過錯完又錯，即證明子女真的對此題型並不熟悉，家長可在此時才慢慢解釋答案。

到了考試溫習時，因為平時已經有做練習的習慣，考試前的溫習就變得輕鬆，只需要把練習中曾答錯的題目重做便是了。筆者建議大家買一種可以擦掉的原子筆，這款筆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只要你用風筒一吹，整頁原子筆所寫的東西就會消失。當然，要子女重做的題目，則要用普通原子筆圈起，保留痕跡。

適當的時間吸收適當的知識

筆者的兒子在K2以前是在德國長大，在德國的幼稚園都是整天在玩的，但玩卻玩出知識來，即使他當時從來未試過執筆寫字，回到香港後，進入了一間森林幼稚園，繼續他的快樂童年，由於森林學校著重探索，並以專題的形式教學，故此學童要寫的字不多。或許大家都會擔心他如何追得上小一的課程。然而，他就是追得上，而且是在毫無壓力下做到的。筆者曾經也很詫異，於是問當時仍是小一的他，如何做一條很深的中文題，筆者指著一個很深的詞語，問他認不認識，他說不認識，然後問他如何找到答案，原來他是從邏輯的角度做對這條難題，他的學習技巧並不是靠「死背爛背」。

筆者曾替一名小三的內地生補習，她剛到港時連A至Z都不懂，但經過慢慢的努力，掌握學習的方法，她最終考獲全級第一名。從以上的例子，可以見到一些知識並不是愈早學就是愈好，在適當的時候，小孩子一學便會懂。若果你仍與子女正在追趕比正常速度還要快的知識，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若你把子女送到其他國家讀書，香港的孩子是極有可能可以跳幾級的，你便知道子女學的東西已是在世界的頂級，再加下去，只會令壓力「爆煲」，影響親子關係，倒不如做一個愉快、輕鬆的雙職家長。

很多人説：「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以前筆者也會來台灣旅行，旅行時總會與當地人問路、購買東西和交談，當然也感受到台灣人熱情的一面。

到了現在，筆者長時間居住在這地，更發現台灣人的人情味豐富，簡直可以用人情味滿溢來形容。事緣筆者有一天晚上在公車站等候搭公車回家，那時大概晚上9點左右，見有公車來，當然就招手示意，公車也如期地停下來開門給筆者上車，一上到公車，剛剛投了幣，怎知公車司機就突然一句：「你有沒有手機？」筆者望前望後，肯定只有筆者一個人，也肯定司機是問筆者。筆者那一刻即時想到：「難道司機有緊急事要處理需要打119求助？」「難道司機不見了電話，想問筆者借？可是整架公車上也有其他人呀，為甚麼不問他們借？」凡此種種想法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筆者的腦袋。然而，基於誠實的緣故，筆者回應了：「有。」這時司機就說：「下次記得拿起手機打燈，我才看得見有人招手搭車，否則我看不見。」謎底已解開，原來是因為天黑了巴士站太暗，司機會看不清有沒有人招手。因此，筆者說：「歹勢（台語：對不起的意思！），我下次會打燈的了。」司機又再説：「我不是責備你，而是說我有時候真的看不見。」筆者説：「好，謝謝你！下次我會的了。」司機突然間又再問到：「聽你的口音不像台灣人，你是哪裡人？」基於筆者在香港生活多時，香港的巴士司機哪會這樣跟乘客聊天？這是私隱的問題，而且並非人人都想回答。於是乎筆者就詐作聽不見，誰知那公車司機再次問筆者：「妹妹，你是哪裡人？」眼睛還看向筆者這邊。那筆者只好回應他：「我來自香港，是香港人。」接著司機又再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你來台灣多久？」「你來台灣找朋友嗎？」「你環島遊了沒？」「還有多久離開台灣？」「你到哪裡去？」「台灣好玩嗎？」等等。

在於香港人來説，這些都是個人私隱的問題，為甚麼會這樣問人？是否有甚麼企圖？這些都是習慣生活在香港這大都市的人會思想的問題，因為香港人出了名講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有時間搭巴士都情願休息睡覺，哪會回應司機的問題！筆者在思想：「為甚麼台灣人那麼無聊和八卦？」

晚上回家後，筆者就問先生：「為甚麼台灣人會這樣子？他們很無聊嗎？」筆者的先生就回答説：「並非台灣人無聊，也並非他們想八卦，而是他們對人有情，想透過問候了解你，建立關係，表達關心！」這是台灣人一貫的文化。因為台灣人覺得「有關係就沒關係，沒有關係就有關係了！」台灣人與人的情感交流是建立在關係裡面，他們透過聊天、找話題來建立關係。因此，無論是公車司機、樓下看更伯伯、街市賣菜的嬸嬸都會透過聊天找話題來表達情感關係。

台灣人的這種情感表達，令筆者反思到：其實我們的神也是一位「有情的神」。我們信主是與主耶穌基督相遇，我們知道神是與我們有關係的神，這位的神主動地與人溝通，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主動走到人群中，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們當中。神對人有情，這是愛。因為神接納人、包容人、體恤人的痛苦。無論我們在生命中有許多對神的埋怨、憤怒、質疑和不信等等，神都用溫柔的心忍耐包容我們，等候我們的回轉，這是神對我們有情，也是愛。這位的神不但對我們有情有愛有義，更親自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受死，為要拯救我們脱離罪和死亡的轄制。耶穌基督給我們見到的是：上帝容許自己的兒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在世界裡耶穌是無能和軟弱的，也是惟有這樣，主與我們同在，並且幫助我們。耶穌基督不是以祂的全能幫助人，乃是以祂的軟弱、祂的痛苦幫助人！《聖經》向人顯示的是一個無能與受苦的耶穌，只有受苦的耶穌才能幫助我們。不過正正卻因著軟弱和受苦，我們才能找到盼望和前行的理由，正正因為這樣我們明白到祂是一位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這也是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強調上帝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感謝主！我們的神是一位「有情的神」，從台灣人的文化中，更讓筆者深深體會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因為這裡的人對人有情」。

開放人工智慧喪失了誠信嗎？
現在「開放人工智慧」（OpenAI）的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ChatGPT 已經紅透半邊天，相信我不需要在此向讀者詳細介紹其功能。不過，很少人知道為甚麼該公司名叫OpenAI，其實它原本是一個走開源（Open source）路線的非牟利團體， 該團體在2015年成立，OpenAI 的意思就是要將自己發展出來的人工智慧原始碼公諸於世。然而，2019年OpenAI卻改轅易轍，其電腦程式已不再是公開，而且OpenAI 變成了牟利公司。故此，現在OpenAI的名稱與公司的性質已經不相符。

電腦專家艾力生（Forrest Allison）對開放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的變質非常不滿，他認為Open API的做法已經令人質疑其誠信，他寫道：「OpenAI 從開源龍頭轉變為閉源、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這是對人工智能行業的一個警示。儘管該公司在人工智能開發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其日益保密、缺乏透明度、提供有限的選項的行為，已經疏遠了它曾經旨在服務的社群。」

開源運動接近社會主義
開源軟件是任何人都可以都接觸、修改、使用的軟件，費用全免，開源運動的原意是要打破大企業的壟斷和牟取暴利，諷刺的是，到頭來開源運動最大的得益者仍然是科技巨頭！今年初微軟向OpenAI注資100億美元，微軟逐步將OpenAI 的技術融入了自己的產品，這包括了搜索引擎Bing、雲端服務Azure、微軟365……，對微軟來說，這真的是如虎添翼。除了微軟之外，很多大公司都利用Python等開源軟件去增強自己產品的功能，例如亞馬遜的預測模型SageMaker、雲端服務AWS 都採用了Python。

筆者對這發展毫不意外，很多年前我曾經撰文質疑開源運動的可行性，簡單地說， 開源運動的精神過於理想化。在OpenAI成立的時候，臉書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 ） 並不看好，他認為作為非牟利團體，OpenAI 難以吸引到資金和人才，大部份有能耐的人工智慧專家都會跑到谷歌或者臉書，他預測OpenAI 將會失敗。幾年之後，OpenAI 的後半節 （AI）十分成功， 但前半節（Open） 卻正如楊立昆所料，真的徹底失敗了！《紐約時報》科技評論家凱德‧梅茨（Cade Metz） 寫道：「OpenAI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願景，最終將被證明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開源運動的理論假設和目標接近社會主義：人們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最終便可以擺脫資本家的壟斷和操控。上世紀整個地球經歷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最後，歷史教訓我們，陳義過高的烏托邦只會適得其反。在短期內，一腔熱血的理想主義者可能會在很少甚至沒有報酬的情況下編寫電腦程式，然後免費送給全世界。不過，世界上有幾多人會願意持續幾十年做電腦義工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統計分析系統（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簡稱SAS） 是全世界最大的數據分析軟件公司，但近年來其市佔率逐漸被開源軟件蠶食，其中一個原因是開源社群可以很快地推出很多功能強大的軟件，而且分文不收。不過，最近一間顧問公司比較SAS和開源數據分析軟件的功能和速度，結論是前者的運算速度平均來說比後者快三十倍。我對這個測試結果並不感到驚訝，開源社群的研發努力比較鬆散，而且完全是自發性的，但商業公司的研發是協調的，而且可以用高薪去吸納頂尖人才，正如中國俗語有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除了性能和速度，開源軟件與商業軟件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用戶使用者介面，一般來說，前者都比較難用。做生意需要顧客至上，因此，商業軟件會盡量令用戶舒適， 但在沒有利潤推動下，電腦義工會否為用戶設想呢？

無論如何，開源軟件最大的賣點是完全免費，這是令到商業軟件逐漸失去市佔有率的原因之一，短期來說，這對用戶是好事，但長遠來說卻不得而知。讓我套用一個比喻，當古巴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卡斯特羅政府將許多從富人手上沒收的房屋免費地分配給窮人， 那時候許多人歡迎這政策，但自此之後古巴經濟一直停滯不前，那些原本美輪美奐的房屋逐漸變成殘破不堪。

如果大通銀行的數據中心發生故障，銀行可以馬上聯絡商業軟件公司的技術支援服務， 對方的技術人員會日以繼夜進行維修。相反，若果大通銀行採用開源軟件，銀行真的能夠期望開源社群會拍心口，不解決問題便決不罷休嗎？試想像，若果有一天開源軟件完全打垮了科技龍頭，或者商業軟件公司退縮至一個小角落，這會對科技發展和經濟活動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呢？

惡意地利用開放制度
開源軟件公開原始碼，有些人可以通過這透明制度去改善軟件，但別有用心的人也可以利用這開放制度去做壞事，例如俄羅斯、北韓、伊朗毋須派遣間諜，只需要在網上下載原始碼，便可以掌握到某些美國的尖端科技。最近不少人談論人工智能會否毁滅人類文明，若果頂尖的人工智能原始碼完全開放，那麼便有人可以將這些電腦程式發展為武器。起初OpenAI 擁抱開源和非牟利模式的時候，其創始人之一森姆‧奧特曼「（Sam Altman ） 表示並不擔心會有人惡意地使用人工智能，他的反駁論據是：在開源模式下，很多人會制止這些壞人。對筆者來說，這邏輯好像是：開放極音速核子飛彈科技並不是問題，如果有人惡意地發展這科技去危害全世界，其他人也可以參考開放的資料，去發展攔截極音速導彈的技術。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開源，事實上我亦採用開源軟件。然而，開源運動對人性的假設過於樂觀，有時候開源支持者站在道德高地作出批判，好像有點自以為義。在文章開首我提及艾力生對OpenAI的不透明和尋求利潤表達不滿，說OpenAI 的行為令人質疑其誠信。我認為OpenAI 的做法無可厚非，它無非應驗了以下的傳統智慧：「在二十歲之前，若果你不支持社會主義，你是沒有心肝；在四十歲的時候，若果你不歸向保守主義，你就是沒有腦筋。」 起初奧特曼懷著改變世界的抱負，現在奧特曼是OpenAI的執行長，最近他訪問多個國家，去討論怎樣監管 人工智能的發展，他已經意識到完全開放、毫無監管的危險。而且，微軟向OpenAI 投資了100億美元，有誰會嫌錢腥呢？ 我不會！

移居外地，或許不少人也有著筆者類似的經歷。當友人關心問候一句：「你平時做D乜？」頓時，感到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平時做D乜」就是日常做甚麼事的意思。這問候會對以辛勞、勤快見稱的香港人帶來一定的困惑。香港人一般會把「做D乜」聯想到與職業工作或其他跟謀生相關的事情。只是，初到英國的異鄉客，大部份也未能這麼快找到工作。若有幸找到工作的，也不一定是過往高薪厚職的專業，故回答友人善意的關心時，難免有一點猶疑或迴避，總不能隨便地回答說：「我平時要為家人料理早午晚三餐」「要掃地、吸塵、洗衫」「要接送孩子上學」「要修剪雜草」「要學車、學英文」……雖說工作無分貴賤，但亦難說：「我正在當速遞送貨員、清潔工人」「我在超市、貨倉、食店、工廠上班」……

當然，一句「你平時做D乜？」的問候，是講者無心，聽者在意，但亦予人一些反省。

無可置疑，身在外國，整個生活節奏變得截然不同。過去，香港人一天完成十件事也覺得自己欠缺效率，現在，十天才能處理一件事，反成為生活的常態。筆者曾有這樣的經歷：與某連鎖傢俱店約定了回收退還的貨品。在預約的當天，由早上7點在家守候到晚上7點（因店家只提供收貨的時段，並沒有準確時間）。而當天店家可在毫無通知下失約。翌日再聯絡，其解釋是「因天氣太差，收貨人員未能到達」。再安排，卻要在一個星期之後。而更令人沮喪的是，在下一個星期的約定日，情況竟再重複一次！在這樣的生活日常，既是累人的等候，亦是學習「忍耐」絕佳良機。「平時做D乜」的「平時」，可能有不少是花在重複處理一些簡單的事情上。「不動怒的忍耐（或等待）」或許是來英港人最先所學習到的「新技能」。

「做D乜」往往意味著所做的是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而香港人的生活價值總是離不開「工作」。讀書取得好成績就可以選讀較有前途的學科，能覓得較佳的工作；努力在工作上有所表現，或工餘持續進修，為的是爭取升職的機會。如果回答「做D乜」是：看小說、聽音樂、喝著咖啡看天上的白雲或到外邊跑跑步、拍攝路旁的小花、靜觀湖上的野鴨天鵝、沿著河邊踏單車，這似乎容易被介定為「不務正業」或「荒廢時間」。

只是，若有一天，要你挑選幾個人與你住在一個不愁衣食，但沒有互聯網的孤島生活時，你會否選擇企業家、銀行家、大老闆、工程師、醫生、律師、股神……這些有「成就、成功」的人為伴？

而我，大抵會選一個文學家或詩人，一個音樂家或歌者，一個話劇演員或小丑，更重要的是一個能與我喝著咖啡，荒廢時間地呆坐半天細察白雲夕陽、聽聞花香鳥語……不務正業的伴侶。

近來筆者在事奉上發現原來台灣的教會文化，與香港的教會文化很不一樣。就「同工」這個字而言。在香港，通常是指全職受薪服侍之人，我們會稱他們為「同工」。可是，在台灣，只要你是教會的一員，你在教會無論是負責事工籌劃、搬椅子、倒垃圾、調校音響、有空看看小孩玩玩等，都會被稱作「同工」。此外，台灣教會的山寨文化很強，他們會覺得教會坐落在這座山頭上，那麼整座山頭就是我們的，我就是這座山頭的老大，別人不可以來分一杯羹，你們所有會眾都要聽我的，有種令人感覺像進入了邪教一般！？當筆者帶著香港的教會文化進入台灣教會服侍時，就會出現文化差異及處處碰壁的情況。台灣教會的牧者會看信徒參與教會的事奉是理所當然的，有參與任何微小部份的就是好同工，若然有意見，有原因不能參與或不參與，就是不順服、不愛教會、不謙卑。面對著這種山寨文化，會令人不自覺問：難道基督教會真是排他的？這座山頭真的不能有其他的基督教會共同合作拓展神的國度？

這些事實在令筆者心感到荒誕不經。筆者會思想：這些的批評合理嗎？教會不能夠存在不同的意見嗎？難道合一的教會就是要沒有其他的聲音？只有一種的聲音才是好的？那座山頭那麼大，難道一家教會可以叫整座山頭的人信主嗎？那信仰是甚麼？凡此種種，都令筆者覺得有如宋朝蘇軾的詩《醉醒者》所言：「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

再深一層地思想，教會是由人組成，教會的領袖用甚麼方法來領導教會的人和牧養教會的人呢？這種領導模式，很容易讓人産生疑問：這樣的牧者是用甚麼方法來牧養教會？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牧養模式？還是用「一言堂」威權的模式來牧養生命？前者是用牧者個人生命的影響力，讓別人心甘情願地照著牧者的決心行事。這類型的牧者是有一些重要的特質的，包括：誠信、以身作則、體貼、說到做到、善於傾聽、有責任感、尊重別人、不吝嗇鼓勵別人、樂觀、熱忱和感恩，這些影響力是建基於犧牲奉獻之上，就像我們的主耶穌，祂是用生命來改變人的生命。在腓立比書二章6至11節說到：「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後者則是利用山寨王的地位，罔顧別人的意願，強迫他們照著你的決心行事。例如在家裡父母會利用「一言堂」管教小孩；在學校老師用「一言堂」處罰學生；在公司老闆主管會利用「一言堂」開除頑劣的員工；在政府官員會利用「一言堂」體制打壓人民、剝削人民；在教會宗教領袖會利用「一言堂」隻手遮天等。這種的「一言堂」的確是可以把事情做好，可是卻破壞了「關係」，因為人生是由關係所組成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己之間的關係，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透過這樣的文化差異，也讓筆者反思：究竟筆者有否效法主耶穌的樣式？走進人群中？還是「一言堂」地把教會的事情處理好？

耶穌基督對人的犧牲奉獻，建立了一種不能被人推翻的威信。為了建立別人而作出犧牲奉獻，這種威信的背後是建基於一種行為，就是「愛」。「愛」是一種行動、不單單是一種感覺，因為當你有愛別人的意圖時，就會產生相應的行動，行動才能使別人真正了解一個人。實際上耶穌基督不也就是最具威信的僕人領袖嗎？耶穌展現的領導者特質是：忍耐、恩慈、謙卑、尊重、無私、寬恕、誠實、守信，這是領袖的威信特質，也是愛的特質。原來這些都是基督徒應該效法主的美好特質，並以這些特質待人處事。

在台灣教會的體會，讓筆者感受到一些台灣教會領袖的觀念：他們認為教會領袖是精英、是強者、是擁有很大能力的人，他們往往注重領袖的能力，認為有能力就能開拓教會，有能力就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山寨王。然而，我們的主耶穌是否也是這樣的山寨王？答案是否定的。主耶穌是以謙卑和愛這些生命素質來領導和服侍別人。放下自己，從自我中心轉化成為他者而活，這種捨己的服侍，是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榜樣，也是作為信徒效法的榜樣。筆者在反思，僕人領袖需要看重的並非個人的地位有多高、聲譽名望有多大、帶領著多少人信主、能為教會帶來多大的奉獻、影響力有多廣，這只停留在個人能力的層面，而非以真誠和無私奉獻的心服侍時，那麼我們只會是一個徒具「領導能力」的領袖，而非具有屬靈生命「素質」和「品格」的僕人。若一位領袖缺乏屬靈生命的素質，那他只會像世人一樣追逐權力和名譽、教會人數的增長和奉獻數目有多少。他最後可能會變得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偶像化自己，並且以「一言堂」的威權來領導別人。那麼這樣的領袖真的是討神喜悅的領導嗎？真的是用生命來事奉神嗎？求主校正我們的眼目，專注主的樣式，我們的主是虛己為別人犧牲的主。God for us！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筆者與丈夫在台灣觀看了新海誠的《鈴芽之旅》。故事內容令人深思，在此，筆者不想劇透，建議大家自行觀看。然而，在故事的中不斷地重複出現這樣的情節：當廢墟漸漸被人遺忘時，便會導致「蚯蚓」的出現引發地震。或許，作者有意帶領觀眾反省：土地承載著人們很多美好的情感、承載著數代人美好的共同記憶，當這些廢墟漸漸被人遺忘，災難便會發生，因此關門師便要懷抱敬意，去想像曾經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們，在感受到他們的情感以後，關門的鑰匙孔才會出現，並且在關門以後，要誠心的將土地歸回給當地的產土神（鎖門）。當中的「門」是帶領人和蚯蚓進出常世（逝世者才能抵達的國度）與現世（現在人類過著正常生活的國度）的地方，寧靜擁有美麗星空的常世對比著繁華忙碌有美好生活的現世。筆者在此思想的是我們的心真正想看見的是常世的寧靜？還是現世的繁華？我們的心想看見的是承載著美好情感和回憶的廢墟？還是日新月異充滿挑戰的都市生活？我們的心是想在教會中看見的是充滿著事工、講求人數多、奉獻多的教會？還是被神的真道真理所充滿，與主同背十字架、樂意走進人心的廢墟、追求信仰成長的Micro Church呢？

這讓筆者想到一段《聖經》的經文，記載在約翰福音十一章1至45節，論說到拉撒路復活的事，這正正讓我們反思：在變幻人生的困苦中，甚麼才是不變的，我們最終要看見的是甚麼？這段經文中出現得最多的字眼是「看見」，每次出現「看見」都是與一件事情有關。

第一個「看見」在十一章31節：「那些到家裡安慰馬利亞的猶太人『看見』她急忙起身出去，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到墳墓去哭。」（《現代中文譯本》，下同）猶太人看見馬利亞匆忙出去，以為她是要去墳墓哭。

第二個「看見」在十一章32節：「馬利亞來到耶穌那裡，一『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要是你在這裡，我的弟弟就不會死！』」 馬利亞看見耶穌就有悲傷的情緒出來了。

第三個「看見」在十一章33節：「耶穌『看見』馬利亞哭，也『看見』跟她一起來的猶太人在哭，心裡非常悲傷，深深地激動」猶太人以為馬利亞去墳墓哭，實際是找耶穌哭訴，她哭、猶太人也哭，這些耶穌都看見了。

第四個「看見」在十一章34節：「就問他們：『你們把他葬在哪裡？』他們回答：「主啊，請來『看』。」耶穌看見眾人哭，接著在十一章35節：「耶穌哭了」。「耶穌哭了」這裡也是全本《聖經》最短的一節經文。耶穌為甚麼要哭？祂有行神蹟奇事的能力，也有一句話就能叫死人復活的力量，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之中。祂可以叫拉撒路立刻起死回生，祂根本不用哭，那經文要告訴我們的是甚麼？猶太人的看見與馬利亞的看見，與耶穌的看見有甚麼不同呢？

在人的常態，看見生離死別、看見人生又大又難的困難，哭泣害怕一點也不出奇。可是耶穌流淚是因為「看見」他們哭。我們或許時常會覺得神祢為甚麼不立刻出手，總會覺得神沒有看見我們的苦情，以為看見神的幫助、看見神的出手才能經歷神對我們的愛。如果耶穌真的按著我們期待的方式出手，那就是我們命令耶穌，我們才是主，也只會突顯祂能行神蹟奇事，祂是有大能力的神而已，而不會突顯神主權性的作為，更不會突顯祂的愛。衪表達愛的方式是為我們釘在十字架，這是體恤我們的痛苦，與軟弱的人同行。神是甘願與我們同受患難，背負我們的困難，與我們一同渡過最艱難的時刻，神是在受苦中與我們同行。因為神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耶穌基督以公義代替不公義的，祂本來不需要受苦受死；但是祂願意為世人付上自己的生命。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描述的「受苦僕人」與耶穌基督主動的為人的罪代贖犧牲，成為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的一種激勵。

我們看見了嗎？

耶穌的哭是因為看見我們內心的哭泣，儘管我們對很多事情很不明白，現實環境似乎沒有出路，我們又不能掌握一切突如其來事情的發生，面對這些看得見的不確定，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有神的愛和神的同行，因此我們不會孤單、我們不會跌倒、不會絕望，因為我們「看見」那「看不見」的神已為我們受苦，祂勝過世界一切的苦難和困難。當我們覺得受到很不公平的對待、或者面對個人突如其來的重病、家人朋友離世的痛苦，我們可以默想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這是看不見的「信心、盼望、愛」。最後，約翰福音十一章40節中，耶穌問馬利亞：「我不是對你說過，你信就會看見上帝的榮耀嗎？」

那我們呢？我們看見的是甚麼呢？是事物困難的表相？還是那讓我們有信望愛的主呢？筆者在此想引用希伯來書十二章1至4節作為對大家的勸慰：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見證人，像雲彩一樣圍繞著我們，就應該排除一切的障礙和跟我們糾纏不休的罪，堅忍地奔跑我們前面的路程。我們要注視耶穌，因為他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縮；相反地，為了那等待著他的喜樂，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當作一回事。現在他已經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想一想他的經歷。他怎樣忍受罪人的憎恨！所以你們不要灰心喪志。你們跟罪惡鬥爭，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最近一位YouTuber廣播了一連六輯關於中國人劣根性的系列，名為「為甚麼中國人愛……」，他先後討論了中國人不同的詬病，例如侵權抄襲、文化自大、虛偽、泛道德主義、缺乏常識。具體的例子包括了在公眾地方播放吵耳的音樂，別人干涉時反而痛罵人家，通常反駁的藉口是：「巴士上沒有標示不可以大聲播放音樂！」那位YouTuber 說，這是為他人著想的基本原則，但那些中國人完全沒有這點常識。

筆者認為，播放震耳欲聾的音響並不是在中國人社群裡面特別嚴重，筆者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亦曾經到世界各地旅遊或者公幹，我經驗過無數次類似的情況，在那些人的字典裡面並沒有「面斥不雅」這四個字。

因為我沒有數據，所以難以判斷這種行為在哪一個文化當中比較氾濫，不過，通過比較音響箱（Boombox）與隨身聽（Walkman），便可以一窺美日文化的分別。音響箱是一種便攜式音響系統，通常配備了收音機、盒式磁帶、強勁的揚聲器。音響箱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荷蘭飛利浦1966年的設計，但真正大規模地進入市場的音響箱，是源於1975年由美國沃爾夫兄弟公司（Woelfel Brothers）開發的產品，所謂便攜式其實並不方便，一部典型的便攜式音響箱有如半個橙箱般大小，平均重量約有十磅，但更加要命的是，這種音響器材輸出的聲量很大，1980年代，很多美國人喜歡攜帶音響箱上街聽音樂，令人不勝其煩。四年之後，亦即是1979年，日本新力公司發明了隨身聽，其體積好像一部傻瓜相機般，平均重量只有480公克，更加重要的是，隨身聽並沒有揚聲器，用戶必須使用耳筒，如是者便不會滋擾他人。從音響器材的設計來看，你便可以知道日本人比美國人更具社群意識。 

美國人的自由意識已經是無限膨脹，每一次筆者忍無可忍而向發出噪音的人提出勸喻或者指責時，都會遭受對方反嗆。其實，播放音樂並不是問題，很多商場、餐廳都會播放輕柔的音樂，問題是通常那些人會將聲浪提高到極點。公共衛生學家大衛‧韋爾奇（David Welch）及其團隊曾經研究為甚麼有些人喜歡高聲浪的音樂，他們指出：高聲浪的音樂能夠引起積極的情緒狀態，這種音樂令他們感到熱情、樂觀、充滿活力，而且可以推展行動，例如在體育鍛鍊或者跳舞時，大聲的音樂令行動更加有節奏。

然而，為甚麼那些人不在自己家中的密室或者是渺無人煙的荒山野嶺享受熱情澎湃的音樂呢？為甚麼一定要騷擾他人而導致跟人吵架呢？例如很多司機喜歡將車子裡面的音響調校至震耳欲聾的程度，並且拉低車窗，為甚麼他們不採用藍牙或者關閉車窗呢？十幾年前，佛羅里達州提議一項法律，禁止司機在車內播放嘈吵的音樂，若果其聲量在25英尺外也可以聽到，司機將會被票控。但包括民主黨等反對者認為這項法律違反憲法，干犯人身自由，經過反覆辯論，終於這項法律在去年通過，違規者將會被罰款114美元。

喜歡聽響亮音樂的自由不應該侵犯別人享受寧靜的自由，這應該是常識。也許，這已經不再純粹是自由或者權利的問題。英國神經科學家哈里‧維切爾（Harry Witchel） 認為這現象是關乎「 佔地盤」（making social territory）， 對於年輕人來說，其音響所及的地方就是屬於他們擁有的空間，這種行動並不算是「反社會」（anti-social）。 似乎維切爾並不認為這種行為有甚麼邪惡的動機，這無非是年青人希望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社群的環境。 

但筆者的看法卻比較悲觀，我認為這是關乎到「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以司機打開窗播放地震式音樂為例，如果只是為了製造一個屬於自己群體的環境，那麼車廂裡面已經是他們的天地，那為甚麼還要將音樂投射到車子以外呢？而且，車輛一直開動著，難道司機和他的同伴想囊括車子駛過的所有地方都成為自己地盤嗎？美國很多州都沒有上述佛羅里達州的禁制令，說穿了，吵吵鬧鬧到令你心緒不寧又怎麼樣？人們莫奈其何！他們通過了音響去壓到所有人！ 

現在再回頭說便攜式音響盒子，如果純粹從方便去欣賞音樂的角度來看，理性的人會選擇攜帶一個輕盈的隨身聽，而不會在肩頭上托著一個笨重的音響箱。但這已經不再是關乎欣賞音樂的自由，托著龐大的音響箱可以表現自己，可以受人矚目，而且可以用聲浪的氣勢去蓋過身邊的人。

一些心理學研究指出：喜歡聽搖滾樂和重金屬（Rock and heavy meta） 這類吵耳音樂的人 比較內向，而且缺乏自尊。由此而推論，他們可能就是利用在公共場所製造噪音來得到一切受自己控制的良好感覺，從而穩固自尊心。

權力慾是普遍人性，而不是中國人特別嚴重的劣根性。

最近在我和家人的生活圈子中非常流行一句說話：由邊個嚟埋單？

還記得女兒讀中學時，常常聽說有同學生日要跟他們外出吃飯慶生；到了出來社會工作後，常常聽說有同事離職要外出吃飯道別。我們就常常在想：這麼多生日飯歡送飯，豈不是要花費很多？要替對方埋單，女兒夠不夠錢用？後來她們解釋說：是大家約出來食飯，但仍然是對方自己埋單的。我們笑道：即是請對方出來自費食飯！我們都不太明白這種請客文化呢！女兒還進深解釋：若果一大班人出街吃飯，他們都是「AA制」的。如何「AA制」？美國人很少用現金的，以往他們點菜時會分開一人一張單，用自己的信用卡埋單；現在流行過數，由一人埋單，其他人即時用手機作電子支付Quick Pay對方，方便又快捷又環保。吃飯，由誰來埋單就很容易解決；但有些單卻不那麼容易埋！

最近有朋友突然發現自己患了糖尿病，而且頗嚴重需要打針控制。本來保險包免費每年驗身一次，很多疾病都因此可以預防，可惜這位朋友可能因為年年報告都差不多所以就沒有年年去做體檢。有朋友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血糖）都「中了」，但仍然不戒口和做運動，每天只靠吃藥來控制病情。這位朋友怕COVID-19，非常謹慎，人多的地方總不去；其實中了三高會否比中了COVID-19更危險更值得戒備？

去年聖誕節和朋友參加遊輪旅遊，大家都盡情吃喝，由早吃到晚，不亦樂乎。雖然這樣，我們仍然堅持做gym的習慣，只要不是「上岸天」，留在遊輪的日子都會去頂樓做gym，一則幫助消化，二則鍛鍊身體。同時，我們也向朋友介紹頂樓健身室的設施，鼓勵他們一起去運動，可惜沒有一個人對做運動有興趣！他們當中不乏三高或BMI超標者，而且平日也沒有運動習慣，也沒想過為自己的健康行多一步。

在疫情期間我們開始有了去戶外公園免費做gym的習慣，後來為了有更好的鍛鍊儀器，我們就索性「入會」，keep住每星期最少做一次gym。其實，據我們觀察，健身室內也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呢！

此外，有保險公司為了減低驚人的醫療開支，與相關機構合作推出了免費網上物理治療運動計劃(digital clinic for joint and muscle pain)，^[1] 我們也報名參加了，他們會免費送來地蓆、張力帶和感應儀，只要在家戴上感應儀跟著手機的App一起練習就可以了，每天只需花40分鐘便可以完成頸和背部的運動，還有專人跟進練習成果。此外，還有網上減肥計劃(digital weight loss program)，^[2] 歡迎BMI超過25的人士免費參加。

有公司也為了減低龐大的醫療開支便把全年的所有有薪病假、年假、事假等等全部合併，讓員工可以自由運用。換句話說，員工可以把應有而未享用的病假變成了自己的假期；請病假愈少自己的假期就愈多。有公司在單位內設置標準健身室和浴室，鼓勵員工於工餘時間做運動，亦有公司與坊間健身會合作，員工可以以特惠價做gym。以上種種，目的是希望員工健康些、省些保險開支，達到雙贏。

除了有規律的運動外，幾年前有一位已「登六」的朋友這樣忠告：若果發現身體有甚麼不妥，不要拖延，要馬上諮詢家庭醫生。我和家人一向諱疾忌醫，當時不明白，現在也開始逼自己真誠面對身體各方面的問題，積極求醫。

我們也認識一些年青人，他們也非常注重運動，除了自己鍛鍊外，還相約做gym、相約視像(雖有地域限制但仍可在家一起各自做運動)、相約習武(打空手道)、相約行山……其實適當的運動除了保健之外，還可以讓運動的人心境年青、身心開朗、抗衰老抗抑鬱、增加活力……好處多不勝數。最近有兩位在加拿大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向我介紹了同一個在家走步的運動視頻，每天只需花20分鐘跟著影片做就相當於走了一里路。^[3] 若嫌走步太辛苦，不妨考慮在家「踏櫈仔」，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帶氧運動，只需一張紅A膠櫈仔，踏上踏落像行樓梯一樣，方便簡單易達成。當然，人們可因此而失去了落雨不能做戶外運動的藉口，但對於不願做運動的人來說，他們還有更多更好的「理由」。那麼，怎樣可以鼓勵到人們「自己身體自己救」？怎樣可以鼓勵到人們積極承擔「管理自己的健康」而將來不用別人來收拾「殘局」？也許21天建立習慣的法則會對大家有幫助。^[4] 另外，亦有研究指人們最快是18天，平均是66天便可以建立新習慣。^[5]

大約五年前開始，我和丈夫意識到年紀不輕了，百病將會纏身。為了自己的配偶、為了女兒、為了家人，我們下了決心建立有規律的做運動習慣(不再是得閒才做)。聽了很多朋友要承擔其親友巨額的醫療費用後，心想：假如我們自己也無能力全數負擔的話，就只好叫我們摯愛的女兒來埋單？我們會否因此而製造了跨代貧窮？況且，我們在婚姻盟誓時豈不是說要與對方白頭偕老、守護對方直到地老天荒？我們不單要向配偶忠誠，守護自己的身體不獻給第三者，同時也要向配偶負責守護自己的健康不獻給病魔，盡力一起活到最後，縮減令對方再度單身的日子。

去年聖誕節在遊輪時，我們特意掛了一隻聖誕襪掛在房門外(通常是兒童或青少年人才會這樣做)。結果收獲不錯，有旅客給我們糖果和玩具，還收了一份一生中最特別的聖誕禮物──避孕套一個。看來這位送出禮物的旅客在鼓勵人做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免得「攪出人命」後，要麻煩家人或社會來埋單。其實努力守護自己的健康，也是一種負責任的人生態度，避免日後由家人替我們埋單，支付各項醫療費用。

個人臉書（facebook, fb）賬戶不經不覺已開啟了15年。首數年，只是用作登記一些網絡小遊戲，給當時還年幼的女兒們消遣一下。到2011年才開始發帖留言，與友人分享一下生活逸趣及相片。每帖子的讚好（like）或回應，一般都不超過二、三十。較多的回應大概是在修讀神學期間，在分享一些「學不來」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做作業或撰寫專文所遇到的困難及發現時，會引來同學們一些共鳴和認同，叫點擊偶然提升至四十多。

這兩年來，筆者已不多帖文。在疫症封城下，簡單日常，fb上已看不到朋友們吃喝玩樂的相片，亦鮮見友人嘻笑怒罵、豪情壯語的留言。當然，亦有不少朋友因私穩關係，已退出社交媒體，導致臉書的可觀性驟然大減。

早陣子，在臉書放上了一張與愛妻及女兒在教會一起事奉的照片，附上一小段文字，竟然突破了一百人的回應，這是十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當然，對於一些擁有成千上萬的facebook friends的人來說，過百點擊只是常態，但我這「慎交朋友」的臉書使用者，過百的like已足以令我稱奇。

那次的留言是這樣的：

上一次用廣東話（不用翻譯）講道，原來已是2021年12月。

在台灣用廣東話，感恩
在英國用廣東話，感恩

一張相片附上幾句簡單不過的文字，何以引來多人的注目呢？

是因為一家人的合照？是有機會在教會講道？是先後居於台灣、英國？還是能說廣東話？或許是各種的因素加起來所致，更有可能是朋友們對「廣東話」的留意及敏感。

語言承載著我們的思想、文化及歷史，更是人與人之間聯繫有效的工具之一。仍記得在台灣，有一次參與香港人的活動。其中一位新認識的女士，在她分享來台灣個多月的經歷時，竟然感觸流淚。她被觸動，並不是在台灣有甚麼奇遇，而是當刻她可以暢所欲言地用廣東話與人分享。在陌生的地方，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跟別人交談，實在是叫人雀躍莫名。同樣的情況在英國也是類似，當在街道上聽到廣東話時，回頭對望，彼此報以一個微笑，人就自然不過地攀談起來。閒聊一下生活，甚或交換聯絡方法，再約詳談。

我們一直不懂得珍惜，可以聽可以說廣東話，只視之為習以為常，平凡不過的必然。但當身處異邦，能聽能講自己的鄉音，才發現「平常」的可貴。在中國十多憶人口當中，只有偏遠南方一角的數十萬人，能以廣東話承傳著這份獨特的文化。以一種方言來說，算是一個奇蹟。

台灣在2017年落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1] 旨在保存漸已流失的原住民族語。但要知道族語流失的主因，是來自政權統治的因素。先是在日治年代，日本人在台灣推行「改姓名運動」，並禁止學校以漢文教學，為的是去除漢人色彩。[2] 隨後，國民政府執政，推行「國語政策」不僅是去日本化，更是一種對原住民、外省人的鉗制、統治的手段。把國語與方言的不同，推演為「文明」與「野蠻」的對立。[3] 筆者曾與一些台灣人交流，他們也憶及年幼時在校園內，是嚴禁用國語以外的方言交談。每當錯說一句族語或方言，同學便會被罰款作為懲戒。今天台灣對族語文化的保育，亦可算是對昔日強權政策下失誤的一種補償。廣東話無疑是地處一隅的方言，繁體字更是主流中的異類。當有一天「煲」變作為「鍋子」，就不會有「煲仔飯」、「豆腐火腩煲」、「茶煲」等字詞。

「你哋幾時返嚟呀？」來自遠方家人朋友的留言，真的會叫人觸動得落下淚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