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女兒到「黑店」吃炸雞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2月12日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他促請政府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影響。議案最終以69票支持、0票反對及10票棄權獲得通過。

何君堯質疑終審法院在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一案中，要求政府為同性伴侶關係設替代框架會帶來憲制問題，應「取締有關判決」。[1]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但只限於已在海外結婚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登記後可參與伴侶的醫療決定及辦理身後事。立法會於 9 月恢復二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最終出席的 87 名議員以大比數否決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指政府將研究依行政措施保障同性伴侶的權利。[2]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3]

明光社相信為了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並顧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可透過「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保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上的權益。此方法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的財務決定，即使當事人離世，亦可以替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的安排，則可以透過訂立遺囑去處理。涉及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來處理，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必須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更改。[4]

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5]

《父母與子女條例》

女同志R和B在南非結婚後，在2020年底接受了「互惠體外受精」，由R提供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由B懷孕並在港誕下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在本港法例下，R並非K的法定父母。二人入稟法院，要求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高等法院於2023年按《父母與子女條例》，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卻不能成為法定父母。二人早前再度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上被列為父母。

高等法院在6月4至5日聆訊。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伴侶關係」複雜多變，定義模糊，難以明確界定標準，武斷劃下任何界線會造成不公。倘若法庭接納「伴侶」關係為法定父母的條件，亦會「引發一連串麻煩」。若法庭接納申請，日後則有可能出現「三名家長」的局面（three parent situation），他舉例說明，指出如提供卵子的女方，提供精子的男方，以及懷胎產下嬰兒的志願者均可成為嬰兒的法定父母，嬰兒便會有「三名家長」。他指出，R若照顧K時遇到困難，例如替K報讀學校等情況，可向法庭申請成為K的監護人。申請方多次強調如果R只可以成為K的監護人，會令K感到尷尬，黃繼明回應指，在許多情況下，「對方只會在意你是否有該權利，而不是你如何獲得該權利。」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9月裁定，女同志為伴侶提供卵子產嬰，可獲承認為嬰兒法定父母的身份。政府發言人在11月26日回覆《法庭線》指，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6]

《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的重要環節。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環境及生態局已於 9 月 22 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7]

在強弱懸殊下，主戰是否仍然佔據道德高地？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套多達二十八點的俄烏和平構想，其核心精神並不複雜：烏克蘭應接受現實，放棄部分領土、限制軍隊規模、永不加入北約，以換取停火與安全承諾。在12月，和平方案已經修訂，不過，在新方案下烏克蘭仍然要從頓巴斯等地區撤退。特朗普支持者的論證邏輯十分直接：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烏克蘭將付出更高昂的人命與經濟代價，甚至可能面臨國力透支與國家存亡的風險。在這種敘事中，割地不再被描述為屈辱，而被包裝成一種務實、理性的止血方案。

丙子胡亂與平民的視角：誰在承擔「大義」的代價？

這樣的主張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十七世紀朝鮮的丙子胡亂就是一個好例子。丙子胡亂發生於滿清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節點。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忠誠的藩屬國。當清太宗皇太極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清朝為宗主國時，朝鮮朝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主戰派認為，若向清屈服，等同背信棄義；主和派則認為，國力懸殊，繼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大災難。

1636 年冬，清軍南下，朝鮮國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時間拉長後，守軍糧草斷絕，史料清楚記載，朝廷徵用民糧、拆除民居屋頂的茅草作為馬匹飼料，最後甚至宰殺軍馬供士兵充飢。

2017 年，南韓上映了一部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電影，名叫《南漢山城》。片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一名出身農民的士兵對朝廷將軍說，朝廷事明抑或事清，對他並不重要，他只希望春天能播種，秋天有收成，冬天不會挨餓。這段對白是否有直接的歷史原型，已難以考證，但它所呈現的心態，卻極為貼近當時多數平民百姓的現實處境。對普通人而言，宗主國的更替、文明正統的歸屬，遠不如一家人的溫飽來得迫切。當朝廷的「大義」必須以拆屋、饑荒、百姓死亡為代價時，道德的張力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溫泉關之戰：自願犧牲與象徵性抵抗

與丙子胡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歷史中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 480 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斯率領三百名斯巴達戰士，聯合少數希臘盟軍，在溫泉關阻擊數量遠勝於己的波斯大軍。這場戰役在軍事上注定失敗，最終全軍覆沒，但卻成為西方文明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象徵。

溫泉關的道德評價之所以長期偏向正面，並非因為犧牲本身，而在於犧牲的性質。首先，赴死的是自願參戰、受過嚴格訓練的戰士，而非被迫承擔後果的平民。其次，這場戰鬥確實為希臘城邦爭取了時間，促成後續聯盟的形成，並最終在薩拉米斯海戰等關鍵戰役中扭轉戰局。這是一種「有限而自覺的犧牲」，而非無止境地消耗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這提醒我們，判斷主戰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不能只看是否「必敗」，還必須看犧牲是否自願、是否具有實際或象徵上的戰略價值。

史可法與揚州：堅持是否必然等於徒然？

類似的道德張力，在史可法死守揚州的悲劇中表露無遺。「龍鍾閣部啼梅嶺」，這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餘韻）中描述史可法在梅嶺誓師的悲壯場景。史可法的個人操守幾乎無可指摘，他以身殉國，英烈千秋。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反事實問題始終存在：如果史可法選擇投降，揚州是否仍然會發生十日大屠殺？不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的「揚州十日」是多鐸為了震懾江南其他城市（如南京、蘇州）而採取的恐怖策略，抵抗確實是導火線，但屠殺的規模更多源於清軍的恐怖策略。

而「嘉定三屠」發生在已經歸順清軍的城市，清軍只是遇到民眾自發的小規模反抗，但清軍再次進行大規模殺戮，這顯示了侵略者的目標不是要解除武裝，而是要徹底摧毁當地人的抵抗意志，以達到殺雞儆猴之目的。

無論如何，若果將史可法死守揚州視為愚蠢的自殺行為是不公允的，歷史上並非所有「堅持到底」的案例都以悲劇收場。例如前面提過的溫泉關之戰，三百壯士的犧牲為希臘聯軍換來了時間，最後扭轉戰局；此外，1836 年，德州民兵死守阿拉莫要塞，雖然最終全軍覆沒，卻成功拖延了時間，使山姆．侯斯頓得以集結兵力，最終在聖哈辛托戰役中擊敗墨西哥軍隊，促成德州獨立。

這類案例說明，抵抗的價值並不僅取決於眼前的成敗，而取決於是否能為整體戰局創造轉機。史可法的選擇是否具備這樣的戰略可能性，仍可討論，但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堅持是否錯誤」，而是「堅持是否建立在對整體局勢的清醒判斷之上」。孔尚任寫道：「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意思是當時整個防線已經失守，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這些猛將也無法改變戰局。不過，這是後人回顧歷史的斷言，在明末戰局還未預定。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的時候，其口號並不是要消滅明朝，而是提出要幫助明朝對付流寇，起初史可法亦主張「聯虜平寇」，向清軍求和似乎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然而，後來清廷終於暴露了狼子野心，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的書信格式有如諭旨，清以正統自居，否認明朝的法統地位，並且在信中要求南明君臣歸降。

中日戰爭的教訓：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1935 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本身並不激進，反而高度克制，體現了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然而，隨著局勢演變，蔣介石逐漸意識到，日本的戰略目標並非佔據中國局部領土或勢力範圍調整，而是系統性的殖民、去主權與長期控制。正是在這一判斷確立之後，「不輕言犧牲」才轉化為「不能不犧牲」。中國八年抗戰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被普遍視為道德高地，關鍵並不在於「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修辭力量，而在於對侵略者意圖和對後果的衡量。這一歷史轉折，正是理解「實力懸殊是否仍應主戰」的關鍵切入點。

結論：烏克蘭、俄羅斯與「六國論」的歷史回聲

回到烏克蘭問題，若僅從短期止血的角度看，割地求和似乎具有某種現實吸引力。然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澤連斯基的堅持並非情緒化的冒進，而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戰略行為模式的深刻認識之上。俄羅斯的安全觀與勢力邏輯，長期以來呈現出不斷外推、步步進逼的特徵。今日的讓步，並不能為明日提供可靠保障。

北宋文學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之所以破滅，弊在賂秦。割地求和不僅削弱自身實力，也破壞盟友體系，使得不賄者最終孤立無援。即使不賄的齊國，最終亦因整個同盟體制崩潰而走向滅亡。這一洞見放在今日歐洲局勢中，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若美國和歐盟選擇「犧牲」烏克蘭以換取表面和平，俄羅斯極可能得寸進尺，使整個歐洲長期生活在威嚇與不安全之中。其實，現在烏克蘭還未到潰敗的地步，雙方嵌入膠著狀態，或者可以說俄羅斯佔了上風。若果歐盟和美國繼續支持，這並不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因此，在烏克蘭的情境下，繼續抵抗並非單純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具有長期理性的安全選擇。當侵略者的目標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否定他國主權時，妥協往往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輪進逼的起點。歷史反覆證明，彈盡糧絕之後是否仍應主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在某些結構性條件下，妥協反而更危險。道德高地不在於犧牲是否慘烈，而在於是否看清了退讓所帶來的長遠代價。

同性婚姻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1]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2] 在2024年9月，泰王哇集拉隆功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有關法律在2025年1月22日生效。[3]

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4]

信仰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禁止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然而，對於Fuller神學院聘用的高級員工來說，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她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5]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下午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5月2日，大會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此一定義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有關的剩餘禁令。[6]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將成為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7]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表示教會歡迎的是跨性別者，而不是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拒絕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性別理論」。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認為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是不可接受的，與「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的情況不同。[8]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進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9]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有關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最後獲得五萬八千英鎊的賠償。[10]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他認為也有教練曾被不公平地解僱，他相信必須代表他們站出來，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校區及教育局亦承認Bloch的言論沒有違反州政府強制性騷擾、欺凌和霸凌政策。[11]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2]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13]

性別肯定治療

從2024年1月開始，俄亥俄州、美國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羅里達州等地分別推出類似的法案，禁止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來治療18歲或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14]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修訂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其影響不大，因為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確認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6]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早前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展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是錯用緊急立法程序。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滯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17]

運動

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不但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確認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18]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19]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20]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21]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22]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23]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24]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25]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育體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26]

出生證明及稱呼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表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實屬違憲，並不符合政府的合法利益，反而讓跨性別者需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會令他們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提訴人被駁回後決家上訴， 2024年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27]

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在早前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28]

2024年11月1日，德國正式實施《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29]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30]

其他法例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正式生效，新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新的罪行。這些新增的條文會加入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3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32]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的跨性別者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早前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要求提出訴訟， 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又指現時目前有關更改文件上性別的要求可能違憲。[33]

身份證上性別記項

2023年2月6日，終審法院就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入境處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申請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政策違憲。港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跨性別人士只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性徵」，及符合「各項修訂資格準則及要求」兩大條件，處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更改在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有關修訂已於公佈當日生效。

更改身份證性別兩大條件如下：

條件一：已完成改變性徵的手術

1.女跨男：切除乳房（雙側乳房切除術）；

2.男跨女：切除陰莖及睪丸

條件二：獲入境處處長信納符合以下條件，並作出法定聲明確認

1.申請人患有或曾患性別不安；

2.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3.餘生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4.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

5.將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的血液測試報告。

若然未能或將不能符合條件一提出相關的手術治療要求，或條件二提出，有關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的要求，申請人須提出合理的醫學理由，並提交醫學證明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解釋不能符合完成上述相關手術治療或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要求的原因。該等申請會按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作例外考慮。

政府發言人指，修訂只涉及更改身份證上「標示性別」，不代表更改「法律上的性別」；修訂也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於性別的處理方法。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因新政策未涉及法律上的性別改動，跨性別男生即使身份證性別為「男性」，亦無法享有丁權、侍產假等權利，在遺產繼承上或有影響。不過日常生活中，如出入洗手間遇到質疑可出示身份證，已可解決不少問題。[1]

謝浩霖在4月29日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領取新身份證時表示，更換新的身份證有重大意義，結束因為錯誤的身份證引起生活上的各項不便及尷尬，又稱會立即申請更改銀行文件及特區護照等文件的稱謂，並將會繼續進行第二次司法覆核，以追討政府長期拖延換證的法律責任。[2]

就跨性別人士Q和謝浩霖得值，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機構的影片欄目中指出，變性手術本來充滿爭議，如果有人不能接納自己的現況並尋求改變，決定接受不能逆轉的手術，相信其他人是會尊重當事人，但他質疑為何社會的政策要配合一些人的個人選擇。他亦提出，依據當事人的感受來衡量是否改變社會重要原則是否適合。[3]

同性婚姻

終審法院在2023年9月就《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一案作出判決，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為同性伴侶確立替代途徑以承認他們的婚姻關係，並在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須在當日起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侶關係能獲法律承認。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2024年5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工作的進展，當局會否制訂準則，協助其判斷一段同性伴侶關係是否符合替代框架的申請門檻，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她亦問及政府有否考慮如何界定並區分可納入替代框架的核心權利及附加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的書面回覆指，有關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之後會有更具體建議。由於有關議題複雜且涉及層面廣泛，當局正按法庭相關判決及時間表，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就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相關機制、承認門檻、準則、條件、如何有效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等，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包括「核心權利」和「附加權利」等，進行詳細研究和落實部署。[4]

居屋、公屋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案件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5]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6]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下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7]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

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8]

活動

每年的5月17日被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今年有同志組織於當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設街頭展覽，在世界地圖上羅列承認同性婚姻制度的地區。[9]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0]

許多人認為懂得感恩是一種美德和禮貌，但聖經給我們提醒，感恩是人生哲學。保羅勉勵我們凡事謝恩所指的不是每件事都感恩，而是每一個處境都感恩。2025年我們都經歷很多不同的處境，從碧仙桃(Bristol)來到劍橋（Cambridge）落腳，是從有親戚的祝福照顧，給我們舖路搭橋來劍橋郡的聖尼奧斯（St. Neots)，就急忙買了房子落腳，希望可以快快開始融入英國的生活及宣教的事工。終於在年底前確定了2026年，身在英國時就定期往北愛爾蘭華人教會牧養和宣教。而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兼顧法國華人教會的需要。對上主在我身體健康上的恩典，我希望把握餘生，以服侍報答主。

我一向對別離的哀痛不易克服，今年摰友、親戚身故，以及相識多年的弟兄姊妹離世，並大埔的災難。在返港期間，有些我也不敢去面對，恐怕哀傷情緒影響了要負責的講道或其他要完成的事情。年終主日崇拜主題是有關感恩的信息，我覺得很不易去作分享。我看自己像個倖存者，我在哀痛中怎樣說：感謝主，我享受著主豐足的恩典？如何向受災難影響而創傷的人說感恩的信息？結果我只覺得是結結巴巴的，眼高手低的分享自己的思緒。生命中的各種處境常叫我難以理解及闡釋！我深覺詞窮理屈，人生哲理真的難以述說清楚，求主憐憫我在宣教中有難以言喻的時候。

我在聖誕節前平安返抵英國，並嘗試適應時差的影響。感謝主，總算能夠順利完成主日的事奉。請為我近期肩頸膊痛代禱，但仍為我的健康不太差而感恩。

年終的默想經文：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一一六12-14）。

你應該有看過英雄電影吧？近來看了幾套由美國發行的英雄電影，發現不少荷里活英雄敘事把主角放在「一人扛天災與人禍」的場景中，鏡頭語言常用「孤身逆風」的長鏡頭來加強無懼的形象，這個英雄的自我形象，通常也不允許他們有失敗的可能。當然，電影歸電影，這些英雄的角色往往是被極致的理想化，能在故事中戰勝所有的困難挑戰，打敗敵人，對於失敗卻是輕描淡寫，並且沒有太多情節描述失敗作為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台灣與美國友好，很多台灣人都會去美國升學，不少美國文化影響著台灣社會，尤其台灣成立半導體產業，製造電腦晶片銷售到美國及世界等地，例如：竹科、南科等等，都是支撐著全台灣經濟的重要企業。因此，台灣人也受到英雄主義思想的影響。

這令我想起之前讀過蠻有趣的一本書：莫瑞·史丹著《男人·英雄·智者—男性自性追尋的五個階段》。筆者比較深刻是後三個階段的論述。

在「靈魂主導階段」說到：「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形象，這就是我們為了合群會戴上『能被社會認可的臉』，久了就以為那就是我，這是榮格的觀念。一個男人的成長，需要啟動「把這張社會面具慢慢卸下，讓『獨特但未被允許的自己』能住回心裡。」從被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被社會期待的男人面具，通常壓抑情感，可能源於互補，致使男人在成長中不斷地尋求阿妮瑪（Anima 是男人心中的完美女人形象）。

在「自我-自性軸階段」提到一個男人有一種「我就是我」的感覺，由尋找自己到找到自己、活出自己與實現自己。

在「尋找上帝階段」講到一個男人會觸及終極的存在，是尋找生命的意義。一個男人開始發現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創造與破壞力量的並存，兩者在「爭持」中。作者更引用榮格的「陰影」的概念，講述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世界，一個男人需要勇敢面對自己的「陰暗面」，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雖然筆者不是男性，不過也認同作者說成長五個階段。筆者在思想，男人一生都渴望成為英雄，而成為英雄又好像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筆者好奇的是：「當那些成功英雄背後，是如何面對失敗時的掙扎和軟弱？當一個基督徒面對生命中的失敗軟弱時，又是如何理解神的恩典？」

我們都很明白，基督徒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恩典不單單是基督徒生命的起始點，更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前行動力。面對失敗、人的罪性、軟弱、困境時，恩典更成為基督徒的契機。所以，我們時常禱告的時候，會向上帝求恩典。恩典不但是對失敗的遮掩，更是通過失敗來更深地體會上帝恩典的途徑。

那對於「孤獨的英雄」與「同行的陪伴」又是如何理解？又有什麼分別？

英雄故事中的主角，儘管是英勇無懼，卻是又顯出深層的孤獨，因為這些被塑造的英雄主要是聚焦他們的自身奮鬥和選擇。然而，對比這些「孤獨英雄」，在基督信仰中，「聖徒相通」所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層面。

在新約聖經中教導了「信徒同心同行」的概念，因為我們是在同走天路，彼此傳遞痛感與喜樂的。潘霍華牧師將神恩約的子民視之為教會，聖經將身體比喻為教會，強調神子民各自獨特，但卻又是彼此依賴，正如身體的不同部份。每個子民都有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同一身體」的一部分，是神國的一員，同行的陪伴強調的是「在基督裡的合一」及「生命共同體」的貢獻。教會不但是信徒聚會的地方，其實它實質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更是信徒互相扶持、通過愛、服事和陪伴共同成長，一起見證福音的大能。教會未必是一棟的建築物，未必是一個的聚會點，而是生命的有機體。

這又如一隊球隊，由不同的性格、特質的隊員組成，負責不同崗位、不同的領域，互相配合支持隊友，以致球隊能完成比賽。又正如一個家，家是球隊，家人是隊友，隊友平常有各自負責領域，各自的工作，卻又相互陪伴支援。家庭中的每一個人就像機器的大小齒輪，和諧運轉。然而，每個齒輪都大小不一，卻是互相配合運作，令機器產生良好成果。信仰、家庭和生命中的各種事件也有如大小齒輪，在神的手中都能順利進展，更不斷創造奇蹟。因為「家庭」也是神祝福人的地方，是神所設立的基督化家庭，家庭成為見證祂的一個出口。在建立家庭是要學習「換位思考」以及「靈活思考、確定家庭目標」，知道如何在家庭中「換位想像」一同在家庭和關係中成長。有時在家庭中多思想：如果自己是對方，會有什麼的感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行為？這有助放下自己的立場、經驗與想法，從對方的角度來感受，「一同成長」、「一同休戚與共」，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總括而言，「英雄」與「信徒」呈現兩種自我形象的對照（自我主宰 vs. 在恩典中成長）。英雄是以自身力量主宰命運，有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覺，而基督信仰則將上帝置於信仰的核心，揭示了信徒不是「成就自我」的人，而是在神恩典下成長的人，強調的是「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我們這些軟弱、不完美的人，上帝仍然使用我們成就祂的大事。

因此，我們永遠不是個人奮鬥的孤獨英雄，我們也不是永遠的獨行，而是一個互相扶持、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冷戰的遺跡：三八線非軍事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由此邁向統一。但在韓國人心中，三八線仍像一道未能癒合的歷史傷口，冷戰的陰影至今未散。最近我有機會親身踏足這段跨越半世紀的分裂遺跡，沿著那條緊張而脆弱的邊界，我重新思索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所承受的歷史重擔。

朝鮮戰爭在 1953 年以停戰協議告終後，南北韓在三八線附近劃出一條約四公里寬的非軍事區（DMZ），成為全球軍事緊張度最高、卻同時維持近七十年相對穩定的邊界。過去遊客可以進入板門店的共同警備區（JSA），近距離看到南北韓士兵對峙的現場。然而，一名美國士兵在 2023 年突然跨越邊界走入北韓，事件引起國際震動，出於安全考量，其後板門店的觀光全面暫停。

三八線一帶也曾出現象徵南北合作的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開城的工業園區，其合作模式是由南韓企業投資，北韓勞工進入園區工作，這地方曾經被視為兩韓經濟交流的示範。然而，隨著政治局勢反覆，工業園區最終於 2016 年全面中止運作，在邊境瞭望台上我用望遠鏡觀察那一片沉寂廠房，這提醒人和平與合作的希望是那般脆弱。

滲透南韓的秘密隧道

非軍事區的另一段歷史則與安全威脅密切相關，南韓自 1970 年代起陸續發現北韓為滲透南方而挖掘的秘密通道，至今確認的共有四條，每一條都延伸至南韓境內不同位置。當天我們下潛進南韓境內的第三地道，這是一條由北韓暗中挖掘、用於突襲的秘密通道。這條隧道於 1978 年 10 月被發現，當時軍方根據一名脫北者提供的情報，確認隧道已經向南延伸，並深入到停戰線與非軍事區的南側約 435 公尺處。

整條通道長約 1.6 公里，中間穿過深約 73 公尺的岩層，寬約 2 公尺、高約 1.95–2 公尺。它的設計被認為可容納大規模兵力與輕武器，理論上北韓若啟動這條路線，可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部隊通過這條地下路徑潛入南韓。如今這條隧道已成為對公眾開放的觀光景點，但遊客仍受到嚴格限制，例如禁止攝影、只能在指定區段進入。這條隧道是一個活生生的提醒：表面上雙方已經休戰，而且斷斷續續進行合作與談判，但暗地裏卻仍然危機四伏。

此次旅程有兩位導賞員，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南韓男子，他身形結實、氣息爽朗，是南韓典型的青年模樣。畢竟在這個國家，所有男性都必須完成約十八個月的兵役，多半都鍛鍊得相當壯實。他笑說自己每天跑十公里，以為體力無虞，但每次出入第三地道依然覺得吃力。那一刻我原本還以為他誇張，直到我自己沿著陡坡和低矮通道走完全程，才深刻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條隧道裡面，狹小的岩壁充滿壓抑感，由於頭頂是岩石穹頂，故此進入隧道的訪客必須戴上安全帽，雖然我已經盡量彎腰或者側頭，但有幾次仍然撞到岩石的頂部，有一次甚至撞得整個安全帽飛脫。雖然外頭是刺骨寒冬，隧道內卻悶熱濕濕，空氣在岩壁間幾乎不流動。當我終於重新踏回地面時，我已經汗流浹背，呼吸沉重得像是替自己伴奏。那種反差讓人意識到，這段地下旅程雖然短暫，卻真實呈現出當年軍事對峙下的緊張，每一步都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的歷史重量與和平的脆弱。

與脫北者的面談

這次行程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與一位脫北者的面談。直到 2004 年，已有 34,314 名朝鮮居民成功抵達南韓，而去年仍有 236 人冒險逃離北方。眼前這位分享者曾是北韓的護士，她從小熱愛運動，但她說自己的人生軌跡由政府全盤規劃，個人根本無從追尋興趣或夢想。她提到，北韓的日常生活受到嚴密控制，人民只能接觸官方核准的傳播媒介，任何試圖了解外界的行為，無論是偷看韓劇、收聽南韓廣播、或接觸外國資訊，都可能構成重罪。她告訴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若被發現持有或播放外國影視內容，尤其是南韓的電視劇，可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最高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

雖然她的敘述帶著沉重的語氣，但國際上也確實有紀錄支持她所說的內容。2020 年北韓通過《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其中第 27 條明確禁止人民持有、觀看或散布南韓影視作品、出版物或錄像。法律文字對於「散布者／輸入者」的處罰尤其嚴苛，部分脫北者證詞甚至提及極刑的可能性。另外，2025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最新報告指出，北韓近年確實曾因散布或分享外國電影與影視內容而執行死刑，反映政府對外來資訊的恐懼與極端打壓。至於「僅僅觀看」是否一律會遭受這樣的懲罰，學界仍存一定爭議，但整體環境確實如她所描述，外來資訊始終伴隨風險。

她也談到北韓生活的另一面：物資匱乏、醫療資源短缺、電力供應不穩。作為一名醫院護士，她多次在停電中工作，有時甚至要靠蠟燭照明完成手術，許多人因此錯過治療時機而失去生命。許多研究報告到印證她的說法，例如2020年一篇在《衝突與健康》期刊發表的論文指出：在北韓若果沒有政治或者經濟特權，病患者都難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即使病人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

種種不快的經歷讓她逐漸下定決心離開北韓。為了逃亡，她付出了約 3,000 美元，途經邊境偷渡到泰國，再輾轉抵達南韓，然後開始全新生活。她說南韓社會給予她很多支持，使她得以迅速適應。她也曾試圖幫助仍在北韓的家人離開，不幸被當局察覺，家人因此遭到處置，如今已不在人世。她說出這段時語氣平靜，但那種壓抑的悲傷比任何情緒都更濃烈。

世界欠了我嗎？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反見證」，但每一次仍然令我深受震撼。年少時，我曾經看過許冠文、許冠傑的喜劇《鬼馬雙星》，其中一幕許冠傑抱怨自己「生不逢時」，說道：「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欠我很多。」坦白說，在少不更事的年紀，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時我們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房間，家境拮据，我連一件玩具也沒有。看著美國電影裡那些擁有獨立房間、滿屋玩具的小孩，我心裡難免生出羨慕。

然而，當我日後逐漸了解到在世界另一端，有數不盡的人正被迫在飢餓、恐懼與不自由裡掙扎生存，那些早年的抱怨忽然變得微不足道。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並沒有虧欠我什麼；相反地，是我一直蒙受着世界的善意與庇護，只是年輕時未曾自知。今天再聽到脫北者的故事，我更深信自己不是被世界虧欠的人，而是一個擁有太多、卻仍需要學習如何回饋社會的幸運者。

「我什麼都想帶走......卻什麼都帶不走」來自倖存者的剖白，教人惋惜，叫人淚崩，更讓人有深切反省。甚麼是真正的「擁有」？立時讓我想到的一句：「萬般帶不走，惟有業隨身」，亦同時顯示出自己就這一句話的兩處誤解。

誤解一、以為是「孽」隨身。一直錯以為是人所作的「壞事」、「惡事」，作造的「孽」，會伴著人的一生。誰知是「業」不是「孽」。「業」所指的是較為中性，如：好壞功過、建立與拆毀、成功或失敗、美名或臭名…..就是我們所經營、所作所為，曾經的記憶會成為我們真正所「擁有」，伴隨我們一生。

誤解二、以為這句話是出自佛家的經典。誰知，這句話是來自元代雜劇《來生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元代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朝代。雖則它是統一了分裂多年的南、北宋，但它卻是赤裸裸的專權統治，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佔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就是長期被欺壓。膚色已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沒有向上流的可能，人的表達不被重視。雜劇作為當時通俗文化的表達，就是表現出受壓者的鬱結，在朝不保夕，無常的迅速，人民從來不可能真正「擁有」任何東西。不管是當權者或平民百姓，其所作所為，「人在做，天在看」或善或惡都被記念。「業隨身」展現人前，有待社會、後世作出評價。

「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的另一句說話。真的，在這極端困境當中，作出拯救，是人性光輝的展現，誰也不想在這情況下成為「英雄」。但怎能料到自己置身在安舒的家中時，竟突然落在這絕境之中？當下，真的不想當英雄，反之想成為大雄，期盼著多啦A夢的出現，拿出「隨意門」把受困者帶到安全的地方……..更渴望可以坐進「時光機」，回到災難發生前、回到工程仍被監管時、回到施工物料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時、回到投訴後仍會有所跟進時、回到社會的氛圍仍可以互相督責、制衡時……　而不用坐進「時光機」，香港人一下子就回到關愛互助、同憂共悲、追求真相、渴望公義、彼此加油的從前。

人心未冷，與哀哭的同哭。「人禍」縱然帶走了無辜者的生命，摧毀了以千計的家庭，但香港人的本質，對公義、真相、真情的追求是不能被帶走，亦從未被帶走。願平安臨到香港，願受災者能獲得最適切的安慰及援助。願作孽的或作業的都被記著，並得到應有的報應或回報。

這次返香港的航機上，遇到一位空姐看到我在等洗手間，我前邊有一人排隊，後邊也有一位可能比我年長的長者，她告訴我，機尾有廁所，我望了一眼那位長者，自詡行得比他好，便逕自走去後邊，到了那裏，也是得排隊，她就走過來告訴我還有一個在左邊，然後她主動幫我看看有沒有空位，隨即回來對我說現在可以用了，我謝謝她，使用之後出來見到她，給她一個讚，並說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她很開心。我以香港為榮。

又記得一年前來英國不久，在一間大型傢俬超市購物，買了一堆東西，付款時那服務員用中文問我有沒有會員卡，有折扣的，我說未有，她二話不說就拿自己的卡幫我。又一次看到香港人的質素。使我以香港為榮。

大埔宏福苑沖天大火災，死傷枕藉，香港人在沉痛和憤慨中自動自發進行賑災，組成人鏈，群策群力，各盡所能以愛心無私地服務災民。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儘管香港似乎各方面在改變，但還沒有改變香港人的良心善心，很多慈善團體及教會也積極配合這股熱心。港人尤其是消防員醫療人員，用行動宣示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對生命價值的維護，並對互愛的堅持，在哀痛中引發強烈表達對不公義的厭惡，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表現。就是重視彼此，拒絕以森林法則的勾心鬥角、損人自肥、欺負弱小去創造地獄，陷害彼此、狼狽為奸。

文明社會也要學習如何適切安慰陪伴死亡者的親友，體會被滅親被災害的人痛苦和哀傷，願他們不是白白犧牲、白白受創傷，他們的損失叫活著的人，看到自己其實是倖存者，有責任改善社會日後的處境，為生命的價值好好保護彼此，好好互相珍惜和好好尊重彼此的人權自由和尊嚴，不為權位利益出賣彼此和自己。

災害的來臨雖然很慘痛，但教導我們重要的人生功課，就是珍惜安穩生活。警惕我們玩世不恭的心態，學習操練同理心，多祝福別人，重視和學習關係的建立和重建，學習寬容相待，恩慈相待、為受災者謀求公義，但也適當地考慮寧縱勿枉的原則，因為這個世界太多無辜的人受害了，一個都嫌多。災難也使科技世界相信絕處逢生的神蹟，這類神蹟是人仰賴上天中從驚嚇得見驚喜。

這次回港遇上災後的需要，求主幫助我要學習與哀哭的人同哭，學習在哀傷心情中祝福開展幸福婚姻的人，也學習在哀愁中繼續拓展天國。我也要再受香港質素的洗禮，以至能在外地活出香港的質素。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5年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該組織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是一份獨立宣言。今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擁有了全新的全球組織。」LGB國際指出，LGBTQ+組織已背離初衷，不再關注64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罪行、同性伴侶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對男女同性戀者持續存在的歧視等問題，反而優先推進性別意識形態相關行動。

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加拿大LGB聯盟（LGB Alliance Canada）則批評「加拿大LGBT聯盟」（Egale Canada）等組織，指摘其將政治和財政資源過度集中於性別認同主題的激進主義，而非優先捍衛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其聯盟代表認為，重新定義「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不僅會削弱基於生理性別的法律保護，更會引發對堅持維持自身專屬空間的同性戀者的敵意。英國LGB聯盟聯合創始人Bev Jackson表示，現今同性戀青少年面臨被要求認同為「跨性別者」並接受不可逆轉的醫療或手術壓力，而LGB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1]

2025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9月12日，執法官員宣佈，槍殺Kirk的22歲疑犯Tyler Robinson已被逮捕。Kirk的遺孀Erika Kirk於同日公開發聲，鄭重承諾「轉折點」組織將繼續在校園舉辦活動。[2]

目前全美已有超過二十多個州頒佈禁令，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護理，而美國德克薩斯州則是首個對相關醫生提出起訴的州。2024年，德州總檢查長帕克斯頓辦公室對埃爾帕索的兒科內分泌學家Hector Granados醫生，以及另外兩名醫療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Granados更在訴訟書中被稱為「屢犯者」，指控其偽造醫療記錄並違反德州於2023年生效的跨性別醫療禁令。然而在2025年9月，帕克斯頓辦公室卻悄然撤銷了對Granados的起訴，並在聲明中表示，經「審查證據及Granados的完整病歷後，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至於另外兩名醫生的訴訟，目前仍在審理中。[3]

早前，美國紐約州拿騷縣頒佈禁令，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德比運動隊，滑輪障礙賽聯盟就此起訴當地政府，2025年10月6日，下級法院的R. Bruce Cozzens法官裁定該聯盟敗訴，指出拿騷縣的禁令旨在保護婦女和女童權益，並強調跨性別運動員仍可參與該縣設立的混合性別體育聯盟。Cozzens法官同時駁回了聯盟提出在訴訟審理期間暫緩執行該項禁令的請求。

代表該聯盟提出起訟的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申請上訴。10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裁定，在相關法律訴訟程完成之前，拿騷縣不得強制執行該項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運動隊的規定。[4]

2023年，美國佛蒙特州一間基督教中學拒絕與另一所學校的高中女子籃球隊進行比賽，理由是對手球隊的跨性別運動員「影響比賽公平性和危及球員安全」。其後，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校違反了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及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取消其參加所有州政府資助的體育賽事及其他活動（包括辯論賽和科學展覽）的資格。2025年9月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一的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允許佛蒙特州這間基督教中學參加該州的體育聯賽，推翻了先前維持禁令的裁決。[5]

美國聯邦教育部在2025年9月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政策，否則將取消目前和未來對19間「專業磁石學校」的資助。相關爭議政策涉及「自認女性的男學生或跨性別學生可不受限制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的規定。10月16日，紐約市向聯邦教育部官員提出訴訟，指聯邦教育部因為紐約市教育部支持跨性別學生的立場，便決定取消已承諾的4700萬美元撥款，是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6]

早前，數名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人士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護照政策提起訴訟，該政策規定護照性別必須依據出生證明上登記的性別進行標註。2025年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2025年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7]

201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具體涵蓋旨在「改變行為或性別表達、消除或減少對同性戀者性吸引或愛慕感受」的各項措施。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

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的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推進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8]

2025年10月1日，全球首富Elon Musk在其旗下社交平台X發文表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取消Netflix 訂閱吧」，原因是Netflix推行「跨性別覺醒議程」，播映了一部包含跨性別角色的動畫 ——《靈異遊樂園：無路可逃》（Dead End: Paranormal Park）。[9]

加拿大在10月初更新了針對美國的旅行建議，提醒護照上標有「X」性別標記的旅行者可能被拒絕入境。新警告聲明：「雖然包含『X』性別標識的護照由加拿大政府簽發，但無法保證您順利入境，或通過其他國家過境時順利通關。」[10]

本地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及真實生活體驗（RLE）的重要環節。

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政府於9月22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目前尚未排期聆訊。[11]

一向不太重視生日的我，在去年寫了＜生日．感恩＞一文，不僅記錄及數算過去的記憶及值得感恩的事情，亦讓我對生日多一點關注，這並不是對自己的生日，而是知己友人的生日。

這月某日在Signal 傳了一句「生日」給友人，她的回覆：「謝謝你的記憶」。想著是否應該寫「謝謝你記得」或是「謝謝你的記念」。但沉澱、思量了數天，這一句：「謝謝你的記憶」也確有意思。我們在「行得、食得、瞓得」的日常中，實在甚少或不會謝謝自己的腳、自己的口及胃、自己的手可以煮食、自己的眼皮能自如地蓋上，又能自然的張開…… 人過中年，善忘、「無記性」成了生活的日常。剛剛放下的東西，一下子就忘了放在那裡；出門前還記得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從超市回家後，才發現自己買了不少東西，就是忘了最初需要買的。趁仍有記憶時來「謝謝記憶」，真的意義非凡。

說實話，「謝謝你的記憶」應該說成是「謝謝電話的記憶」。把友人、知己、家人、摯愛的生日記在行事暦內，不用刻意翻查，它就能自動提醒。但在預設循環次數時，總是給我一點點猶豫。

少年人的生日可以預設循環六十或七十次，但六、七十年之後，大概我也不在人世給他／她道賀。同輩的友人、知己是預設二十還是三十次，似乎是在數算他／她的日子的同時，也是數算自己的日子。長輩們的預設是最令人苦惱，是個位數還是十位數？最後，就只好預設一百次，作為「長命百歲」的祝願。

友人問：「為何你的WhatsApp仍保留香港的號碼？」這除了是心繫852的區號外，其中號碼更隱藏了我出生的年月日。人愈大、離家愈遠就愈珍惜身邊人，若你／妳想把我的生日（或其他基督徒朋友的生日）也記在行事曆的話，請不用猶豫，在重覆次數的選項上，填上沒有結束就可以。因為在已復活的基督耶穌裡，死亡只是逗點，並不是句號。盼望著在永恆的天國裡，可繼續與你／妳彼此慶生。

超現實是否不真實？

很久以前，我曾造訪德州休士頓的梅尼爾收藏館 （The Menil Collection），最近我舊地重遊，再次獲得驚喜。這座美術館擁有極為豐富的藝術珍藏，且展品經常輪換，因此每次參觀都會有新的體驗。這次我非常幸運地欣賞到數幅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的畫作，其中一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於1963年繪畫的《望遠鏡》。這幅畫描繪一對窗戶，窗上呈現明亮的藍天白雲，但右側的窗扇半開，露出外面的黑暗世界。這種簡單卻震撼的矛盾，正體現出馬格利特藝術的核心：在尋常景象中隱藏深刻的哲學謎題。

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1898–1967）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但他的畫風與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或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那種夢幻般的變形和驚慄效果卻大相逕庭，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出冷靜、理性、含蓄的風格，他常以熟悉的事物建構畫面，例如煙斗、蘋果、帽子、窗戶、雲朵，但其組合方式卻是出人意表，促使觀者不得不懷疑所見是否真實。馬格利特的著名宣言「這不是一支煙斗」顯示出他終生關注的主題：影像如何扭曲或取代現實。

人們普遍把馬格利特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者，但若把「超現實」理解為「不真實」，那是誤導的。對他而言，超現實並非單純的幻想，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超現實能揭示常識所看不見的真理。他試圖揭開可見世界背後的隱秘邏輯，也就是他所謂「平凡之中的神祕」。「不真實」的世界往往比日常世界更真實，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感知中潛藏的假設。

《望遠鏡》：幻象與現實

《望遠鏡》屬於馬格利特後期的創作，此時他的技法更為精煉，思想也更內省。這幅畫雖名為「望遠鏡」，但畫中卻沒有望遠鏡，取而代之的是兩扇玻璃窗，反映著藍天白雲，右邊的窗半開，露出夜色。觀眾原本預期看到藍天的延續，卻面對一片黑暗。望遠鏡本是讓人觀測遙遠世界的工具，但馬格利特似乎在質疑這種「科學發現」的必要，或許我們能直接洞察真相。這幅畫彷彿在問：我們所見之外還有什麼？馬格利特揭露了外表的欺騙性：明亮的天空並非真實，而只是人造的影像。就像在人生中，我們常將美麗的表象誤認為真理。這幅畫是一則令人震撼的寓言，提醒我們人類如何製造假象。

在《望遠鏡》中，窗戶原意為通透，但在此卻成為遮蔽我們的障礙物，只呈現經過篩選的畫面。神經科學家唐納德‧霍夫曼 （Donald Hoffman）提出一個觀點：自然界塑造了人類的感知，使之如同電腦桌面的「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隱藏現實的複雜真貌，只保留「有用」的資訊。馬格利特似乎也暗示：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永遠是選擇性和過濾性的。

畫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片黑暗的空隙，它顛覆了期待，開啟多重詮釋。有人認為那代表「未知」，也有人視之為被幻象掩藏的真相。或者，黑暗並非絕望，而是思考的起點，當我們看穿外表時，反思便得以萌生。由此觀之，《望遠鏡》的黑暗成為哲學覺醒的象徵。

馬格利特的思考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二十世紀歐陸哲學不謀而合。現象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與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主張：感知建構了世界；存在主義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卡繆（Albert Camus） 則指出，當幻象崩潰，人類面對虛無時，便必須自行創造意義。《望遠鏡》似乎再現這一刻，觀者期待延續，卻迎來空無；然而，這空無促使反思，逼使我們重新定義真理。

《光之統治》（The Dominion of Light）：反向的望遠鏡

若說《望遠鏡》揭露了光明背後的黑暗，那麼《光之統治》則正好相反。我很高興在梅尼爾收藏館也看到了此系列的一幅。這幅畫描繪一條夜晚的住宅街道，樹影與房屋被路燈照亮，而天空卻是白雲漂浮的藍天。馬格利特從1949年至1964年反覆以此主題創作，共留下十七幅油畫與十幅水彩。他曾寫道：「白晝與黑夜的並置，能帶給人驚奇與喜悅；我稱這種力量為詩。」

在《光之統治》中，白晝與黑夜同時存在於一幅畫裡，若《望遠鏡》揭去幻象以顯示黑暗，這裡則讓光與暗和諧共存。上方的藍天似乎是真實的，但下方的世界卻未能映照它，彷彿現實的倒影出錯，產生兩個互不相容卻同樣成立的真相。我們的思維本能地追求一致，若天空明亮，地面和水中倒影也該明亮。然而馬格利特卻拒絕這種邏輯，他把兩種互斥的光源並置，打破了「自然秩序」。原來我們所謂「自然」只是心智加諸世界的概念。《望遠鏡》揭穿了「統一」的幻象，《光之統治》則揭穿了「一致」的幻象。兩者都質問：人類的視覺真能掌握世界本相嗎？

在《光之統治》，光與暗不再對立。日與夜、理性與夢境、意識與潛意識同處一個畫面。這種包容的視野讓現實呈現為多層而詩意的結構。我覺得馬格利特的作品呼應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人類感官經驗屬於牛頓式的宏觀世界，但在微觀的量子層次，許多現象違反常識，然而兩個世界仍然同時成立。

馬格利特稱這種並置為「詩」，這不是文字的詩，而是視覺的詩。對他而言，詩意源自不可能的並存被轉化為可能的和諧。這種對立的統一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名言：「上行之路與下行之路乃同一路。」在存在主義的語境下，《光之統治》把矛盾的焦慮化為美感的平靜，暗示人生的對立不是錯誤，而是存在的本質。

超越詮釋：作者之死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些哲學解讀是否過度詮釋、為藝術家「代言」？然而，根據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作者已死」理論，作品的意義並不屬於創作者，而屬於讀者或觀者。作品一旦公開，便脫離作者的掌控，在無數詮釋中重生。這個觀點雖源自文學理論，卻完美適用於視覺藝術。馬格利特的畫作刻意保持曖昧，正是為了讓觀者自由解讀。其力量不在於藝術家的意圖是什麼，而在於觀者發現了什麼。

我認為，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揭示那隱藏於尋常世界中的不可見維度。他筆下的窗戶、天空與燈光都成為感知的隱喻，這提醒我們：真實與虛幻、可見與不可見，始終交纏共存。有時，最「超現實」的視野反而揭露了最深刻的現實。

當我們早已用MP3等串流音樂取代了曾被MD衝擊仍不倒下的CD時，想不到早已被遺忘、幾近消失的黑膠，竟再一次備受追捧，在市場上穩佔一席。

我並不是黑膠迷，但對黑膠卻有一些情意結。

爸爸也不是甚麼音樂發燒友，但有一天家中竟出現了一套大型音響組合。八十年代的四件式，卡式帶、收音機、擴音器、黑膠唱盤，再配上一對大大的揚聲器，放置在公屋小小的單位內，突然覺得狹小的家居，格調也提升了不少。

有唱機怎能沒有唱碟！還記得第一張購買的是林子祥的＜愛情故事＞，亦曾經擁有張國榮＜為妳鍾情＞的白膠碟、呂方＜聽不到的說話＞的透明碟、郭小霖曾出版的黑膠、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電影原聲……。當然，遺憾的是，這「擁有」已是「曾經」。無故消失的不只是黑膠，更是少年時留下的痕跡。

但回憶是磨滅不了的。每天早晨總被雙「勤／芹」吵聲。姐姐一大清早播放著理應停留在夜裡的＜月半小夜曲＞及＜大會堂演奏廳＞，另一位在唱著：「問誰會穿針，能夠替我穿針，差一線彼此可再相戀…..」及到今天才稍有共鳴的＜青葱歲月＞：「在昨日青蔥歲月，分擔失意，分享笑聲。在昨日各散東西，不知不覺，如遺失這一切。」而最叫我哭笑不得的就是聽到Wham! 組合唱著：「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真的，仍在睡的我，不想亦不用一大早就用歌聲來Wake me up！

黑膠有著一種獨特的韻味，是一種年代的記錄，是一份歲月的留痕。

在英國的二手店（Charity shop）尋寶，總會找到一些被遺忘的經典：Bread、Carpenter、The Beatles、Elvis Presley、Andy William……還有音樂劇：Cat、Les Misérables、Phantom of the Opera．．．，只用一、兩英鎊的價錢，就能把那些可能比我「年紀」更大的黑膠帶回家，捧在手上的已不是一張唱碟，而是年代歲月的記錄及痕跡。

有唱碟怎能沒有唱機！兩年前，愛妻為填補我「曾經擁有」的失落，同樣在二手店買了一台手提的黑膠唱盤。簡單得有點似玩具，但足以療癒我內裡的遺憾，更引發起大女兒對黑膠的喜愛。似乎又是一代的延續！

為求鞏固這延續，趁著十月是恩言及我的生日，買一份禮物給彼此。升級一部不似玩具的唱盤，外型、音質稍為提昇，亦為簡單的客廳增添一點格調。

自從年初得悉心愛的小狗患了肝病後，我們都經常在「家庭成員」群組內更新小狗的病情。直至三個月前，醫生暗示現階段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可以吃少少炒蛋等等這些肝病狗不應該進食的食物。經過一輪飲食和藥物調校後，小狗病情曾經穩定下來。可是，不久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追問醫生，他可能因怕我們難以接受，始終不願意告訴我們應以月或周來預備牠的離開。

從那天起，我們增加了「家庭成員」群組的視像會議頻率，多次商討對策。月前，小狗病情再惡化，幾乎不進食不喝水(連至愛的後園土產也不感興趣)；家庭成員都一致決定直接「迫」醫生說出小狗還可以「拖」多久的「事實」。因為兒女們都需要安排工作形式或訂機票趕回來見小狗最後一面。由於我們不能掌控小狗的日子，兒女們都在掙扎：是時候要回來嗎？萬一在飛回來以先小狗已離開豈不是錯失了最後一次見面機會？若要向公司申請在家工作要申請多少天？小狗或者可以撐得長過醫生說的日子？何時才是「最後」？

經醫生「說實話」後，兒女們都決定以超出正常三至四倍的價錢訂下飛回家的機票，同時都以「送別小狗」的原因向公司申請了在我們家工作一星期。我們還商議好怎樣一家人齊齊整整、好好的與小狗共渡最後的「狗生階段」。在「道別周」裡，我們除了給小狗所有「好吃的」外，還訂好了州際公園的入場票，帶牠最後一次遠足；即使牠屆時不能行，我們都商議好會輪流抱牠行一段路，讓牠再次聞聞郊野的氣味、沾粘郊野的泥土。沒有養寵物的人不容易明白我們為何如此「大陣仗」只為了一隻小狗？

畢竟小狗與我們一起共渡了一段平淡而滿有挑戰的新移民歲月，陪伴兒女們挑燈夜戰完成了中學、大學和碩士、崎嶇又滿有恩典地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幾經風浪後建立家庭；牠更充實了我們兩老空巢的歲月。小狗還與我們一起自駕遊征服了大峽谷和黃石公園等等五個國家公園、挑戰被喻為德州最南端的南帕德里島去暢泳(小狗由懼怕游泳到不肯上岸)、每逢清爽的假日就走遍德州多個州際公園、閒時在屋苑的湖泊爬獨木舟和享受每晚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刻──食宵夜，在食過宵夜後，那天就完滿結束。小狗不單止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且更是我們人生各階段的「同行者」，分享和分擔了我們的喜與悲、憂與愁；牠一直緊扣著我們的時光和情感。

在送別小狗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兒女們都非常同心地商量和安排小狗的身後事，包括：如何把牠離世的消息「公告天下」，怎樣撰寫訃文和選擇「車頭相」發放在社交群組裡等等。還有，是否以火化形式進行？是否保留骨灰？骨灰放在那裡？要否在後園種一棵樹以作懷念…？這些細碎事都是兒女們所關注的，一絲不苟；亦彼此深入交流想法和作出情感支援。

「身後事不怕生前談」，兒女們切身地上了一次寶貴的生命教育課。他們雖然有掙扎、傷心、不捨；但卻勇敢地、堅強地面對生離死別。在這一刻，我們想：假如把小狗一詞換成父母，我們相信有了這次送別小狗的預演，他們將來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會如何送別我們，屆時不至惶恐失措或過度悲傷；同時也許可以學會如何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圖片為AI生成圖)

在當代社會，大學排名幾乎成為所有持份者的共同追求。對大學行政人員而言，高排名反映出學校的知名度與資源；對教授來說，更多的論文與引用往往直接關乎升遷與江湖地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能夠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是光宗耀祖。對政府來說，本地大學排名是政績的一部份，例如今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多達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

然而，這股競逐排名的風氣卻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真理，而是滿足排名指標。結果是，大量看似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可能最終變成了故紙堆，這反而削弱了學術本應有的公共信任。

《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 ）是一個監督組織，專門監察學術出版中的不當行為。它每天與每週都會發布最新消息，這監察組織揭露的學術不端事件數量實在令人震驚，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舉例說，西班牙研究員伊娃‧卡羅（Eva Carro ）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截至2025年9月底，其論文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數已經高達12,688次。她於2009年在學術期刊《神經生物病症》（Neurobiology of Disease）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了某類蛋白質和阿茲海默症的關連。然而，這篇文章在2025年9月被期刊撤稿，撤稿聲明指出，該文重複圖像，有操控數據的嫌疑；而且作者的實驗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倫理審批。但卡羅未能提供原始數據來證明論文的真實性，她的回應也未能令編輯滿意。其實，這是卡羅的第二次撤稿：她另一篇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亦因圖像問題於2021年被撤回。

這是令人感嘆和心寒的事件，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屬於最常見的失智症，很多老人都有這風險，研究員若果能夠找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這無疑是一個福音，但失實的研究結果，不單止給予病人虛假的希望，而且可能會誤導了研究方向，阻礙發展出真正有效的療法。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歐洲，但學術造假是全球性的，美國也不例外。2023年，哈佛大學指控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o）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偽造數據和研究不當行為。經過內部調查後，哈佛商學院於將吉諾停職，並於2025年5月撤銷其終身教職。最搞笑的是，吉諾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為何人們會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和怎樣幫助人矯正！在醜聞未爆發之前，人們對吉諾十分敬重，指望她的研究能夠為這個惟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匡正風氣，不消說，現在人們已經對她那些宏大的理論信心破產。

吉諾大約有五篇論文被撤稿，相對來說，這算是「小兒科」。根據《撤回觀察》的最新「撤稿排行榜」（更新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德國麻醉科醫師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 ）目前以221篇撤稿位居首位；日本前東邦大學副教授藤井芳孝則有172篇造假論文遭揭發。

除了抄襲或者造假之外，有些學者還會用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催谷論文數量。在2013年至2014 年間，一份國際學術期刊發現：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陳震遠建立了多達130個假冒身份的電子郵件帳號，用以在出版社的投稿系統為自己的論文做審查，換言之，陳震遠以其創建的假身份審查自己的論文，他當然將自己的文章吹捧得天花龍鳳，結果該期刊撤銷了陳教授六十篇論文。

另一種篤數的手法是變相行賄。在今年5月至8月間，南京一家名為A-Techo的機構向多位期刊編輯發出電子郵件，提出願意為每篇被接受的稿件支付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加速處理費」。雖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支持審稿流程，但編輯很快意識到，這其實是企圖行賄期刊，讓品質低劣的論文獲得刊登。

現在人工智能令傳統的做假手法過時，根據西北大學教授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與薩里大學教授馬特‧斯皮克（Matt Spick）最近的一項研究，開放存取數據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得撰寫論文變得容易許多，這導致大量低品質的論文湧入學術期刊，這些文章經常引入具誤導性的結果與錯誤的發現。

即使沒有牽涉到不誠實，很多學術論文的可靠性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問號。我已經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幾十年，觀察到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員對研究方法與統計知識理解有限，常常因為訓練不足而採用不當方法或錯誤詮釋資料。很多次我對他們建議採用更精準的數據科學和機械學習方法，但都受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要迎合學術期刊慣常的做法。

可能讀者會反駁：這無非是你主觀的經驗，但有客觀證據印證我的經驗。2015年有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專案，嘗試複製一百篇頂尖心理學期刊的實驗結果，結果只有36%成功複製。很多失敗的原因不是造假，而是樣本數不足、統計檢定方法用錯、選擇性報告結果等。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此外，根據一項2017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詳細檢視了791篇在頂尖學報發表的文章，其中竟然有51%錯誤地解釋統計結果。試想像這個情況：如果電力公司通知你，在過去一年的電費單中，其中有六個月的收費是不正確的，你會接受嗎？

以上一類算是誠實的錯誤。但無論是不誠實還是誠實的錯誤，其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正如上面提過，因為大學要爭取高排名，排名的條件之一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被引用的的數量，而教授能否得到續約和升職，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作。可是，當論文的數量與引用次數壓過研究的嚴謹性與誠信時，許多研究者便傾向於倉促發表、誤用研究方法，甚至抄襲、造假。

現在，爭取排名和催谷論文數量已經不再是大學之間的競爭，而是上升到大國博弈的層面，傳媒多次報道：某東方大國在科研領域的成就已經超過美國，因為其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次數現在遙遙領先。我曾經不止一次撰寫文章，去質疑這種指標能否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研成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有人批評美國社會存在反權威、反科學、反智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界的種種醜聞，卻真的令人望而卻步、敬而遠之。要建立公眾對學術界的信心，大學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對排名和出版的態度，回到追求真理的初心。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個深刻的告誡，完全適用於我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學術界應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標，像匠人打磨寶石一樣，嚴謹地探究、紮實地立論，讓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價值的真材實料，而不是短暫的沽名釣譽。

美國

為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命令，禁止男跨女運動員按自己認同的性別參加運動會，2025年7月21日，美國奧運和殘奧委員會更新了網頁，通知大家有新的安全政策，並與政府及其他體育比賽的團體的做法一致，禁止男跨女參加女子組別。[1]

2025年7月9日，特朗普政府起訴加州，因為根據加州政策，跨性別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認同的性別選擇運動隊伍。[2]

美國空軍在2025年8月7日表示，將拒絕所有已經服役 15 至 18 年的變性軍人選擇提前退休，他們將在不提供退休福利的情況下被遣散。此舉意味著跨性別軍人將面臨兩個選擇：接受提供給初級軍人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或是被開除軍籍。[3]

2025年7月17日，全美988自殺與危機生命線終止了為LGBTQ+青少年提供的專業心理健康支援服務。[4]

2025年8月1日，民主黨州檢察長聯手起訴特朗普政府，指控特朗普試圖利用司法部追捕那些為19 歲以下的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認同護理的醫療專業人員。[5]

美國人權醫生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在五月對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及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提出起訴，指控NIH僅針對某些主要與LGBTQ+相關的研究項目削減資金，構成非法歧視。2025年8月1日，由前總統美國拜登任命的地區法官Lydia Griggsby在法庭裁決中表示，她將對NIH終止LGBTQ+健康研究撥款的指令發布初步禁令，並稱此類指令旨在「關注和針對LGBTQ+成員」。[6]

美國共和黨人在今年和明年的選舉中再次使用去年總統競選中的關鍵攻擊口號，他們相信押注反跨性別信息將有助於對抗民主黨。 [7]

波蘭

在波蘭候任總理Donald Tusk舉行就職典禮幾天前的一項民調顯示，48.6%的波蘭受訪者認為Tusk應當辭職。儘管支持Tusk的選民依然穩固，仍有許多人批評其政府未能兌現2023年大選前承諾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墮胎權自由化和LGBTQ+伴侶民事結合等議題。事實上，聯合政府內部各黨派在這些問題上存著分歧。[8]

匈牙利

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於 3 月通過了反 LGBTQ+ 法，該法禁止舉辦驕傲遊行活動，並允許當局使用面部識別工具來識別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士。2025年8月1日，匈牙利首都的市長Gergely Karácsony接受警方訊問，被指控協助同志組織舉行今年的 LGBTQ+ 驕傲遊行。[9]

本地：

女跨男K，早前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讓處於性別過渡階段的跨性別者，使用其認同性別的公廁。高院法官高浩文在7月23日裁定，指出規定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第7及第10條違憲，宣告條文無效，暫緩執行12個月，「以容許政府有時間考慮是否有意採取措施處理該牴觸」。

環境及生態局發言人在7月24日表示，政府正仔細研究判辭和徵詢法律意見，考慮提出上訴。發言人重申，《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設立遵行男女分隔原則的公廁，其目的在於保障市民的私隱和使用公廁時的安全，同時符合社會的規範和期望，提到「此安排一直獲社會廣泛接受」。發言人指出目前約一半的男女分隔公廁附近設有無分性別公廁，包括「暢通易達洗手間」或「通用洗手間」，可供各界人士，以及跨性別人士使用。[10]

2023年，岑子杰就香港法律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提出終極上訴。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於2023年9月一致裁定婚姻僅限於異性伴侶，但同時要求政府在「2年內」建立一個承認同性伴侶合法權利的「替代框架」。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7月2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政府建議透過立法方式，設立同性伴侶登記機制。該局向香港立法會提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7月11日就條例草案刊憲，並於16日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動議二讀時表示，懇請議員支持法案，政府亦會全力配合審議工作，爭取完成立法。不過，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7月初討論設立相關「替代框架」時，多個黨派均不支持。

立法會各大政黨中，表示支持立法的只有新民黨。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曾表示，賦權同性伴侶參與對方醫療及處理身後事，相當於「最低消費」。周浩鼎提到反對登記機制並非歧視同性伴侶，只是指出登記制度將直接動搖家庭核心價值以及社會制度，他認為可以「透過個別政策措施靈活、彈性處理」。[11]

7月23日，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透過立法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個別政黨表態反對，結果在9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被否決，成為近年罕有地不夠票通過的草案。《am730》社論認為「無論為同性伴侶訂立替代框架，或涉及跨性別人士的社會制度，都應先要得到公眾充分的辯論，周全考慮對於香港公共政策的影響，同時要關顧社會上不同價值取向的持份者。涉及倫理道德事務的觀點，絕不適宜交由法庭，用一次的判決取代社會的深度討論。世界各地會就不同問題訂立不同法律框架，背後反映法律只是一個工具，去呈現當時當刻當地的社會狀況，對於道德倫理的接受程度，世上根本不可能定出一套完美的標準。正如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所講，法律的變遷有如小說的角色性格一樣，不應隨時劇變。法律的發展需要得到社會大眾的認許，在同性伴侶登記及跨性別人士的問題上，香港仍然需要更多的討論空間，立法會議員或會有明智投票結果。」[12]

明光社認為任何新法例應先廣泛諮詢，確保大多數市民認同，以免引發爭議，加深社會對立。至於《條例草案》雖然不直接改變婚姻定義，但設立類似婚姻的登記制度，等同間接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享有猶如婚姻的法律地位，令人擔心現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獨特性受影響。我們應謹慎行事，避免改變社會的基礎價值。另外，與其為同性伴侶設立專門登記制度，不如制定簡單的授權系統（建議設立緊密關係授權書），讓市民（包括同性伴侶）透過法律文件授權可信任的人，享有醫療決定、醫院探視、財產運用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權利。此方法靈活且公平，毋須海外註冊，成本低，能惠及更多不同關係的市民，避免為特定群體立法。[13]

2025年8月15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最終共接獲10775份意見書，當中有2081份（19.3%）支持草案，包括705份標準格式化而沒進一步提出具體意見的署名電子表格；有8694份（80.7%）表示反對草案，相比早前的統計，反對草案的比率大大增加。[14]

(資料截至2025年9月10日)

政府早前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以履行終審法院《岑子杰案》的判決，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與明光社於2025年7月31日合辦講座：「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從法律、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條例草案》，強調其潛在衝擊，並建議替代方案。

丘志強律師分析稱，因香港不承認岑子杰與男伴在美國的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一致裁定香港憲法並沒有賦予同性婚姻的法律權利，同時也沒有憲制性要求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但以3:2裁定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替代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做法，違反《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因此政府有積極義務以替代法律框架承認同性關係，保障他們的私隱權不被侵犯。

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制度，讓已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申請登記同性伴侶關係，並可享有登記及撤銷同性伴侶關係的權利、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以及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的權利。丘律師指出《條例草案》實質上等同於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享有類似合法夫妻的地位與權益，模糊《基本法》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核心條文，從而違背了《基本法》對婚姻制度的原始立場。他亦認為同志團體會再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的訴求。

最後丘律師提出了中港跨境法律承認的問題，因《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於2022年生效，他擔心條例通過會導致跨境法律承認與民事判決執行面臨明顯障礙，亦對司法互助機制與跨境家庭保障構成實質挑戰與制度壓力。

關啟文博士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立法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雖然與異性婚姻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大同小異。而《條例草案》是由有公權力的政府推動和由議會通過，某程度是代表著政府推動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接納，並且認為同性關係值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那麼教會能否拒絕舉辦「同性婚禮」？伊斯蘭組織能否拒絕為員工的同性伴侶提供配偶福利？

對於有評價指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而基本法也沒有明文排斥任何人進入婚姻的可能。關博士駁斥以上論點指，婚姻制度不單是指和誰結婚，更包括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模式。若婚姻的性別可以更改，那是否也可更改婚姻的人數、接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至於基本法沒有明文否定同性婚姻，他認為起草時大家相信兩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結婚的。

有評價指不支持《條例草案》等同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權，關博士指出香港同性戀者一直和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對於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問題可用個別措施或緊密關係授權來處理。

《條例草案》）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政府負責官員指出必須尊重法治，否則後患無窮，但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可各自行使權力，他認為立法會也有責任對嚴重錯誤的法院判決說不，這與是否尊重法治沒有關係。亦有人認為反對同性戀是抗拒進步，終將被歷史洪流淘汰，但關博士不認同支持同運等同進步，他只是守著自己的良心，盡量用理性去作判斷，就算與一些當代潮流背道而馳又有何妨？

蔡志森先生指出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爭取法律上對同性關係的承認，也爭取同性伴侶在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權益。他認為如果涉及如婚姻制度和社會福利的公共事務，就必須交由全體市民公開討論，但在多元社會應尊重不同市民在私人事務的自主權。

因此，明光社自2018年已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以保障有關人士的權益。蔡先生解釋緊密關係授權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而不是特別肯定某種性關係型態，市民可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可以是同性伴侶、異性同居人士、好友、同鄉、非近親關係的人士，授權處理一籃子包羅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及財務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身後事的事務，並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八3下）這是主耶穌曾引用過來對應來自撒旦的試探。那「女人」活著呢？她們當然也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話，但同時，也可能要附帶她們彼此的「說話」。

回到台灣，重拾一些昔日的活動。一大清早六點多，趁著太陽仍未猛烈，騎上U Bike（共享單車），花一個多小時，由台北市騎至北投，算是一種運動。出一身汗，才不過是台幣30塊。隨後，買一杯高記的蜂蜜綠茶，再走十多分鐘，到一處近百年歷史，在日治時期已存的浴場泡湯。[1] 若可以更早到達，花150台幣，就可以由6:30am泡到11:00am。浴場一直是保持舊式的建築，故增添女湯部份，仍只用一道不通頂的牆作間隔，阻人卻不隔聲。

就是在個多小時中，男生這一邊是鴉雀無聲，偶有就只有一兩句的閒聊。反之，女生那裡傳來的，五分鐘、十五分鐘、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是從不間斷的對話、喧嚷。她們從那裡得來這麼多的話題？夾雜國語及台語，筆者既是聽不懂，亦不宜太專注的細聽別人的閒聊。女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僅靠著上主口裡的一切話，真的，也是需要她們彼此的說話。

傳統的大眾浴場，是不容許穿上任何東西，連毛巾也不能帶進池內。第一次處身這種環境時，任何人也會尷尬非常，混身不自在。但多去了，反而覺得這只不過是回復到人在伊甸園中最初的裝束：就是赤身露體。人在外觀上是回到原本，只是在心靈上仍是沒有給造物主一個位置。

說到伊甸園，讓筆者有一點點的想像：

假如，多話（說話）的女人，早一點的停止與蛇的交談，那麼會不會就能避免墮入惡者的圈套之中，就能剔除犯罪的機會？

當然，在此無意把責任歸咎於女人。

假如，寡言的男人打破沉默，能夠「企硬」並說一句：「Take 嘢衰硬！」[2] 會不會就能把罪排拒於人類歷史之外呢？

寡言或多語並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是在乎有沒有在適當的時機加以發揮。而更重要的是，不管寡言或多語，在發揮之先，有沒有「聽話」，就是聆聽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更是需要份外地留心聽。上帝是清楚對人「吩咐說」(創二16)並不是如蛇的形容「豈是真說…」(創三1)；上帝是說「你不可吃」（創二17）並不如女人添加一點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創三3)「豈是真說」叫人懷疑上帝，「也不可摸」增添給人的誘惑。聆聽上帝所出的一切話，就是要聽得全面，聽得清楚，不能以偏蓋全、斷章取義，更不可穿鑿附會，以己意解釋（或曲解）。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四:29) 在「多話」時，謹慎、留心會否為求口舌之快，而說了一些不合宜的說話？在「寡言」中，要刻意多說造就人的好話，既能建立別人，亦能遏止罪性蔓延。

在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的開學禮中，[3] 譚國才院長提醒到，我們所愛的有很多，表達愛的方法亦有不同，但愛主就有一個特有及必要的元素，這亦是主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15）遵守命令就是「聽話」。

寡言的人或多話的人，也是上帝所造，亦是上帝所愛。若彼此能在「聽話」的前提下作出配搭，大抵就能有效地抗拒種種的困惑及攻擊，就能回到在創世時，上主所安設的安息之中。

之前寫過有關衣食住行，思考字詞本身排序是否有著其優次先後，還是會因著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但生老病死，就有著其順序的意義。生與死肯定是放在最先及末後。除非是基督信仰中，主耶穌曾說過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就是先死而後生及重生的概念。當然，不涉及信仰，人的生與死也是注定的，但老與病卻並不是必經。

沒有老、未經病而死的，大抵就是出於意外、天災、戰爭或出自對前景絕望的輕生。意外是難避，天災是難料。地震、海嘯、雪崩、山火、風暴、水災……，面對大自然，人就自覺渺小，或許能能讓人稍為謙卑下來。但戰爭，說穿了就是人的貪婪。要霸佔更多的土地，要掠奪更多的資源，當權者為了維護所謂的國家利益，就不惜塗炭生靈。走上輕生路的，大概就是在當前的環境中，看不到任何出路。在缺乏往上流的渠道、沒有表達的空間、在窒息的社會氛圍下，由失望到無望，由無望到絕望。活在黑暗的困惑中，人若未能看到可作盼望的光，自尋短見似乎也是可以理解。

沒有變老而病死的，不管是夭折或英年早逝或壯志未酬身先死，總是令人惋惜、叫人無奈、教人心碎，甚或埋怨、憤怒。之前的COVID疫情，殺人類一個措手不及，令全球一下子停頓下來，但同時亦叫人稍有安靜、沉思的空間。叫人從盲目的忙碌中，轉向及珍借身邊的家人、朋友。可惜在一切看似回復「正常」後，我們就再次忽略最正常與人的關係。明天，您的家人、朋友是否仍在？誰能保證？每一個人真的肯定還有明天？「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26）每一天能醒來，就當感恩；每一天能與您的家人、朋友相遇，不管彼此的關係是如何，能見一面、聽到對方的一句話，就需要珍惜。

能漸漸老去，經歷病患，然後安然去世，原來也不是必然，原來也可算是一種幸福。在身體日漸衰敗的日子，好好的數算過去。一生中的喜與悲、歡笑與眼淚，數點一下曾與您相遇的人，是良朋、益友或是冤家、對頭，給您加添快樂或是對您造成傷害。種種一切，也成了我們真實又不能抺掉的回憶。在病榻中回味短暫的一生，甜酸苦辣難以言喻，卻是豐富。

一首老歌《為甚麼》[1]（或對新生代來說是新歌）道出生老病死，歌詞精湛但略嫌沉鬱、無奈。「淒冷孤寂、輕飄無力；不見光亮、沒形象；如何風光、仍是泥中葬…」面對剛失去弟弟的馬大，主耶穌的回應，就是突破死亡，給人盼望：「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音十一25）擁有永恆的盼望，就能對應短暫的人生；得著復活的應許，就可突破死亡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