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擇善固執的領袖

最近看過《進擊的巨人》動畫、《年少日記》電影等等以後，腦海中便浮現出一個很深刻的反思，就是：人生命的價值，是否一出生便分了等級呢？是不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值得活下去呢？或者說，是否某些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呢？可能會有人直截了當地回應這個問題：誰更「有用」便更值得活下去！這也是個不折不扣、資本主義社會的說法，就是那人無法帶來利益，其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有看過《年少日記》的朋友會發現，從主角的家庭生活，就看得見父母對於兩個孩子有著不一樣的眼光，而從他們的眼光，也看得見哪一位孩子更值得活著。兩個孩子中，其中一個小孩子選擇輕生，他臨離開前也表示：「我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他彷彿在說，不重要的人，存在與否，都不會帶給別人任何感受，就像世界與他無關。到底我們如何定義一個人重要或不重要？又或者，我們怎樣才會感到自己重要或不重要？要討論與「感覺」有關的課題，總是非常困難，在此嘗試從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以及人自身的限制出發，探討生命價值與等級的課題。

資本主義的真貌
當人未有批判的能力，他所身處的世界，當中的氛圍或社會規範，便成為了他的真理，他會認為世界必然如此運行。其中一個資本主義的特徵，便是將現實所有人事物商品化，例如身體商品化、情感商品化、關係商品化，「商品化」——即是進入一個買賣、交易的系統。基本上，人的大部份活動直接或間接都有著經濟互動關係，職業、消費和娛樂等等，無一不是從市場中，或從商品交易中實現，人際關係也是如此。[1] 例如直接將性愛關係商品化；人的情感表達商品化，諸如迪士尼樂園的員工、空姐等等工作時只能夠表達愉悅的情緒；關係上，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某程度上亦以交易方式進行，即若然考到好成績，便增加零用錢或買玩具等等。

至於一個人重要與否，在資本主義下，就是能從競爭中勝出的那位更重要，更值得活著。進入經濟體系，隨之而來的，便是出現過度強調競爭的社會現象，這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人們之間必然鬥得「你死我活」，為了爭取最突出的位置，有著強烈的敵我之分。[2] 回看《年少日記》的故事中，主角的哥哥不斷想力爭上游，獲取父母和弟弟的認同，而他與父母的關係，便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以成績決定零用錢多少，以及能否買玩具或去旅行；這種疏離的關係，使到父母與孩子的溝通都離不開成績，首要討論的，就是成績如何、能否升班、學業排名等等，成績重要過一個具體的人本身，甚至在學校有老師發現了學生的遺書，但學校管理層優先關心的是學校的聲譽，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而事實上，人際關係在本質上是講求「犧牲」、為他人付出，並不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也不存在敵我之分，所以「犧牲」在本質上被資本主義拒之門外。但社會氛圍強調競爭，所以在學的兒童自自然然地認為考到好成績便能換取父母更多的愛，讀書能力較差的，便會認為自己是垃圾，自己「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故此，到底誰的生命的價值較為重要，在強調競爭的社會裡，取決於自己「有沒有用」，「能否達標」，若「沒有用」，生命就像不再重要了。

能夠不能
身處資本主義的社會，大多數人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功績主體，除非有些人堅決全然「躺平」，否則也無法逃離資本主義的魔掌。其實說到底，一個人對他人來說重要不重要，就視乎他能夠做到甚麼事情，做到，就有存在價值，做不到，就沒有甚麼價值，甚至被視為徹底失敗者。社會強調：學業優秀、事業成功、家庭美滿、外貌標緻，而資本主義就將所有人放在以上標準作比較，也就是讀書不能留班、事業不能有挫折、家庭不能不幸福、外形不能胖、矮、「毒」、[3] 醜，全部都「不能夠不能」，[4] 人被「能夠」壓榨到盡，這種觀念也就令人看不見失敗其實乃是常數，成功也只是恩典。

人作為血肉之軀，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這不只是說身體上的限制，而是每個人的潛能都不一樣，有能夠做到的，有不能夠做到的，只是有些人的潛能恰巧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有些人的潛能恰巧不符合主流價值而已。那麼是否潛能不一樣就沒有存在價值呢？

要讓一個人感到自己重要，是需要關心與關懷對方，那並不是因為對方有多少的「能夠」，而是知道他人的「不能夠」仍願意去關心。這些關懷是持續性的，並不是看了某些電影就當自己關心了有需要的人，也不是看了某些電影才忽然熱心起來，就如「忽然球迷」[5] 一樣，而是要持續性的熱心，放棄一切有如交易般的商業模式，成為他人能夠抓住的救生繩。

是否每個人都需要成為一個滿有能力的人，才有生存價值呢？《進擊的巨人》當中的一句對白說得好，當主角還是嬰兒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媽媽說：「你的孩子只會是個普通人而已。」媽媽回答說：「不是特別的就不行嗎？這個孩子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足夠偉大了。」是的，如果要孩子必須擁有某些功用的話，那麼小孩子從出生開始，對父母來說也只是件投資產品而已，而不是甚麼偉大的生命。惟有接受他人的「不能夠」，放棄主宰「能夠」的想像，才能發現他人是一個「人」，一個具體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的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6]

引言
請各位讀者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一所大學校長向所有員工宣佈：追求真理是至高無上的學術使命，從今天開始，所有教授在每學期只需要教一門科目，其餘時間都是用來從事研究，大學會在財政上無限量地支持所有研究項目，你需要多少經費，大學都可以支付。」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向所有會友宣佈：「基督教的使命是秉承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照顧孤兒寡婦等弱勢社群，從今以後，教會場地會開放給所有露宿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膳食及其他一切生活的需要，而預算案沒有上限，若果不夠錢，請各位繼續奉獻。」

唉！理想可以是無限，愛心可以是無限，但資源卻是有限。無論理想是何等高瞻遠矚，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誰來埋單？ 

接收無證客：慷他人之慨
筆者修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強調《聖經》的原則是接待遠人，當時所有師生一面倒地贊成要接納無證客，我獨排眾議，指出這樣做對合法移民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國是大國，但仍然沒有可能無止境地吸納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 

如今，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已經陷入失控狀態，在美墨邊境，許多收留偷渡客的酒店已經超出負荷，邊境巡邏隊迫於無奈釋放一部份非法移民，才可以騰出空間。這情況會繼續惡化，因為拜登政府宣佈允許約47萬名沒有在美居留權的委內瑞拉人暫時合法工作，這種變相的「大赦」 將會鼓勵更多人湧入美國。

紐約是非法移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今年紐約市政府已經支付了20億美元去照顧無證客，預計到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將會耗掉50億元。那麼，誰來埋單呢？ 紐約市長亞當斯已下令全市各部門削減15%的支出，以支付處理移民問題的費用；他作出這個警告：「我們即將徹底失去紐約市，這座我們那麼熟悉的美好城市。」但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反駁：「資本主義的壟斷令到億萬富豪控制窮人，把紐約市變為少數富人的遊樂場。真正摧毀紐約市的是將貧困定罪、剝削社會服務、傳播恐懼和分裂的政治家。」 我不知道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有沒有將自己資產的15%奉獻出來，為照顧無證客盡一分綿力；我也不知道當年那些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是否也有份埋單。若果只是提出理論而不願意埋單的話，那是慷他人之慨！

美國汽車工人罷工：負負並不能得正
很多年前一位讀法律的朋友向我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義，他認為應該大幅地調整所有人的工資，令所有人都能夠過著有尊嚴的生活。當時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 日本汽車、電器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其他企業已經五窮六絕，原因之一是美國工資太高，我這樣去回應他：「誰來埋單？ 誰去支付高昂的工資？到頭來額外成本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於是乎沒有人願意購買價錢昂貴和品質低劣的美國產品，最後所有人要為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去埋單！」 

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40%，將工作時間改為每週 32小時。一項在8月進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75%美國成年受訪者支持聯合工會的罷工行動。我理解汽車工人和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美國汽車公司的總裁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在2022年，他們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三百倍。民主黨的政綱是追求平等，拜登總統順理成章地表示支持汽車工會，他對參與罷工的汽車工人聲稱：「這個國家不是華爾街建造的，是中產階級建造的，工會打造出中產階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加油下去。各位理當取得你們賺取的，你們賺的遠比你們拿到的多得多。」我反對大企業總裁的貪婪，然而，社會問題並不是數學問題，負負並不能得正，總裁和工人 一同獅子開大口，只會令問題雪上加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總裁馬斯克抨擊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苛索，他說：「 明確地，這是將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推進破產的快車道」。Brandywine Global投資組合經理人派崔克凱瑟（Patrick Kaser）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聯合汽車工會如願以償，那將明顯對三大汽車公司的競爭力造成實質損害。」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有人批評中國誇大了統計數字，因為許多出口汽車是由外資或合資公司生產的，但即使經過了七除八扣，中國汽車工業大幅成長和在汽車電池上佔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若果美國汽車工人的訴求不能夠得合理地解決，最後整體社會都要為這經濟災難埋單。

美國大學砍掉無人問津的學系：學術理想可以是業餘興趣
在年少時，筆者很喜歡研讀文史哲等科目，但今天我在大學教授數據科學，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我明白到需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妥協。許多美國學生亦有類似的想法，由2012年至2020年，修讀文科的美國學生人數下降了29.6%，有些大學的下降幅度更加嚴重，例如在同一期間聖母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少了一半。相反，商科、工科、理科的學生人數比例大幅上升，原因十分明顯，這些學科的出路比較好。現實是殘酷的，許多修讀不吃香科目的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結果無法償還學生貸款，今年8月中，拜登政府批准為340萬借款人減免超過 1,160億美元的學生貸款。換言之，納稅人要為這些當年追求學術理想的人埋單。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說話苛刻，但是，學生在選擇主修的時候應該知道就業市場的情況， 而且學生有自由選擇雙專業或雙學位。以筆者為例，我讀過心理學、哲學、視覺藝術，但同時也修讀過統計學、電腦科技，我大可以在業餘活動中滿足自己的理想和興趣。

有鑑於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現在許多美國大學開始在這些科目縮班減員，例如最近西維珍尼亞州大學因為預算累計短缺達7500萬元，所以計劃裁掉32個學系，包括了外語系、英文、數學、音樂系的碩士班和博士班。如你所料，很多師生都極力反對，經過協商之後，外語系保留五名教授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文藝創作研究所也逃過一 劫，但英文系教員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三。

西維珍尼亞大學並不是個別的例子，有些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我不方便在這裡提及名字 ），在這些大學中，有些學系只剩下幾個學生，但領導階層仍然在「流血不止」的情況下堅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若果只是提供實用的科目，那麼大學只會淪為職業訓練學校，這並不是大學的初衷，我們必須要為求知而求知，為學術而學術！」 我心想：「誰來埋單？誰去補貼嚴重虧蝕的學系？若果不做出相應的改革，最後整所大學崩潰，所有人都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財雄勢大的學府可以去追尋學術理想，但為甚麼我們需要不惜工本地去堅持？」

結語
在上面筆者討論了三個美國的社會事件，表面上他們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暗地裡這些問題的本質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元素：有不少人都只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出發，沒有考慮到成本的問題：到頭來，誰去埋單？

最近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為財政預算案的爭議而鬧得沸沸騰騰，聯邦政府陷於停擺邊緣，在9月底，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了短期開支法案，政府可以繼續運作45日。 過去，民主、共和兩黨都多次因為在財政上持有不同理念而迫使政府停擺，民主黨認為應該保留、開設、擴張尋求社會平等和公義的項目，共和黨則擁抱小政府主義，主張還富於民，鼓勵人自力更生。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主持人法瑞德 （Fareed Zakaria）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的癥結：美國人民喜歡民主黨的用錢方法，但歡迎共和黨的稅收政策。 一方面，人民希望得到免費午餐，但又不願意交更多稅款，如是者，政府只能夠靠舉債來進行赤字開銷，在執筆之際，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欠下33.3兆億，這數字將會如滾雪球般越變越大。到底有沒有人想過這問題：最後由誰來埋單？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引言

英國福音派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為道爭辯：獨排眾議的基督》（‘But I Say to You... ’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中，將耶穌基督描繪為一位特立獨行之士；唐代文學家韓愈發起改革文體的古文運動，但受到保守派的排擠，李漢如此描述當時韓愈怎樣受到孤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民國時期著名作家魯迅曾經在〈自嘲〉這首詩中這樣寫：「橫眉冷對千夫指。」意思是他不理會來自四方八面的攻擊，堅守關懷國運的立場。耶穌、韓愈、魯迅都名垂千古，我們當然希望自己好像耶穌、韓愈、魯迅一般，在逆流而上之後便能夠到達彼岸。然而，在現實之中，許多力挽狂瀾的英雄都是寂寂無名，甚至「臭名遠播」。

筆者曾經在〈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一文中指出：「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即使你做得很對，大部份人都未必知道，甚至連你自己也不肯定是否做得對，充其量你只是一個無名英雄，甚至你會受到千夫所指。

船長吃力不討好

我曾以鐵達尼沉沒來作為例子，指出1912年英國遊船鐵達尼號撞到冰山而沉沒，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於是鐵達尼號冒險以高速前進。

熟悉筆者文章風格的讀者會猜到我會再做思想實驗，假設船長慎重地考慮冰山的威脅，他一個人頂住了船公司的壓力，堅持暫時停駛或者減速，最後鐵達尼平安地用較長的時間抵達紐約，跟著會發生甚麼事呢？可能船公司的董事會對船長說：「因為你反應過敏，小題大做，所以我們錯失了創造世界紀錄的大好良機 ！」沒有報紙會用頭條刊登以下的新聞 ：「鐵達尼號抵達紐約，全體乘客平安無恙。」沒有乘客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逃過一劫，相反，可能有些人會抱怨鐵達尼的航速太慢，令他們少了一至兩天在紐約遊覽的時間。

筆者和內子有一次類似的經歷，很多年前，我們參加了一次前往南極洲的遊輪旅程，起初由於風浪太大，故此遊輪無法靠近南極洲，當時群情洶湧，一大群乘客投訴貨不對辦，要求船長交代，有些年老的乘客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後一次看到南極的機會，他們絕對不會放棄！筆者和內子比較年青，我們心想：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所以我們沒有其他人那般情緒激動。那時候並不是施行民主制度、以投票決定行動的適當時機，那時候消費者權益和類似民粹主義的態度都應該擱置一邊，專家的意見才是最重要，船長頂住了群眾的壓力，堅持在風平浪靜之後才將船隻駛入南極洲海域。最後我們在南極洲逗留了一段短時間，不然的話，我相信投訴信會如雪片般飛向船公司，沒有人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避免了一場「完美的風暴」。

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

現在讓我們回顧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1979年5月25日，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191號航機從芝加哥飛往洛杉磯，起飛了短短31秒後，飛機突然墜落至地面，機上258名乘客和13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每次「完美風暴」都是由多個錯誤合成的。

首先，191號航機其中一個引擎與機翼分開，通常，即使一艘巨型民航機缺少了一個引擎，它是仍然可以飛行的。但是，當引擎掉下來時，它損壞了飛機的液壓系統。飛機師遵循了緊急手冊的指引去降低速度，但後來的調查顯示，該操作手冊的指示是錯誤的！當時飛機上多個電子系統失靈，本來機組人員可以開動後備系統，但是備用系統的開關距離機組人員太遠，飛機師必須鬆開安全帶，才可以走過去開啟備用系統。在緊急情況下，飛機師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這樣做。

這次空難的罪魁禍首當然是脫離機身的引擎，為甚麼引擎會掉下來呢？這是因為大約一個多月前，這架飛機被送往奧克拉荷馬州的維修廠進行引擎維修，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美國航空公司要求維修人員走捷徑，但是，這快速的工序最終破壞了引擎和機身之間的連接。

現在又是思想實驗的時間，假設飛機維修部的主管拒絕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讓維修人員走捷徑，堅持用正確但成本高昂的方法去修理飛機引擎，那麼在美國航空史上便從來不會發生引擎自機翼脫落的災難，但即使避過了這場空難，也不會有傳媒歌頌那位維修部的主管，更不會在頭版刊登：「1979年全年都沒有發生空難，沒有引擎爆炸或者脫落。」相反，美國航空公司的董事會可能非常不滿意維修部不願意嘗試節省成本的新方法，可能那名主管被炒魷魚；又或者航空公司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消費者怨聲載道。

假設編寫緊急手冊的工程師十分審慎，他要求模擬每一個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從而保證手冊上每個指引都絕對正確；又假設飛機設計師要求將後備系統的開關掣移近飛機師的座位，以及上述的維修部主管已經把守了第一關，但在沒有緊急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沒有人會讚賞緊急手冊編輯和飛機設計師，他們會認為這些多餘的做法是費時失事，人們甚至會懷疑手冊編輯和設計師是否想出風頭，是否吃飽飯之後沒事幹。

結語

以上都是假設的情況和人物，但我相信，在我們周圍的確有很多類似的無名英雄，弔詭的是，許多無名英雄可能受到千夫所指，例如那位堅持不在驚濤駭浪之下進入南極洲的船長，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對他萬分感激，他是力排眾議的無名英雄！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惟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是要阻止社會變壞。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今屆選管會要求所有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都必須簽署一份有關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其中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簽署確認書後卻被裁定為提名無效，因選舉主任信納他「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1]

事件的爭議點在於，梁天琦符合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四章「提名候選人程序」，[2]所列的提名資格，並簽署了確認書，但最終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理由是「不能信納梁先生真正改變了他過去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及「信納梁先生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3]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新聞公告，選舉主任是按規例[4]第16條決定決梁天琦提名無效，但細看其中條文，梁天琦已簽署所有相關文件，並沒違反規例所述內容，而規例指選舉主任「信納根據《立法會條例》，候選人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5]從英文版本的條文「信納」只表示是參選人需滿足所有條件，而在所有與參選人資格相關的條文、聲明及確認書中皆沒有表示選舉主任需要或可以就參選人所提交的資料內容作主觀的判斷。故此，所有對參選人資格的要求皆屬於客觀的要求，包括參選人的年齡、身份以及是否交齊所需的文件等，試問選舉主任又何須憑主觀意見來作決定呢？

更重要一點是，選舉事務處可以裁定梁天琦、陳浩天等明確主張港獨的參選人提名無效，那又何以能夠認為其他沒有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又何以有些曾明確支持港獨的人士能獲得有效提名？做法不能貫徹始終，只會大大地削弱選管會的公信力。特區政府及選管會如不能就今次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處理及令人信服的解釋，無疑將影響香港多年來公平和公正選舉的聲譽，亦令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再次降低。

有關爭議雖然最後亦會透過司法覆核及選舉呈請，交由法庭處理，但勢必糾纏多年。誠然，不少人認為港獨主張抵觸《基本法》條文，亦不支持港獨，但法理和政治問題不應該由選舉主任處理，選舉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維持選舉的公平和公正。選舉和議席的輸贏尚在其次，體制和信心的輸贏卻事關重大。將打擊港獨，變成打擊大家對選舉的信心，無異飲鴆止渴。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

很快又到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之後，又會開展明年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本來選舉一般應該都會帶來希望及改變，在民主社會，人民靠的就是手上一票來跟政府和政黨討價還價，但在香港當前的環境，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兩票，又有多大的期望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一個妥協下的基因改造怪胎，一群不願受社會主義威權政府管治，習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卻缺乏自治經驗的政治初哥，展開與中央及其代表之間十多年若即若離，糾纏不清的政治實驗。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管治的一個特區，放眼所見，除非武裝革命，否則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中國與香港之間有一條既是臍帶，也是鎖鏈縛在一起，無論雙方是否喜歡，大家就像連了體一般，任何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都無可避免受牽連，甚至被滋擾。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政黨都希望中央能夠就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定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但由於中港雙方缺乏互信，港人亦無法就不同方案取得共識，於是普選仍是這麼近、那麼遠。每次選舉臨近，彷彿又在提醒大家，要改善現況，就要把握機遇。

今期《燭光網絡》嘗試在立法會選舉前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把把脈，如何根治暫時恐怕並無良方，但能否減輕病情，則視乎大家對香港這個家究竟有多關心，就像在所羅門王面前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一樣，究竟大家是為了孩子而作出犧牲，還是寧願一拍兩散，讓孩子死就死呢？大家願意逆流而上邁向理想，還是把理想愈推愈遠，往往在一念之間。

「小圈子選舉」、「689特首」、「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公民抗命」等名詞都指向香港政制不完善、不民主的一面。據《基本法》指出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第45條）及立法會議員（第68條），最終的目標皆透過普選產生。但現行選舉制度未能有效反映民意，部份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以各式各樣的抗爭行為表達對制度的不滿。本文嘗試列舉近幾年與議會相關的「文化」，讓讀者認識議會的現況。

議會「拉布戰」[1]

1. 2009年12月18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首次審議高鐵669億元巨額撥款申請，社民連、公民黨等泛民議員展開拉布戰，成功令討論延長，政府不能如期在2009年開始高鐵工程，而撥款申請最終延至2010年1月16日才獲得通過。
    
2. 2012年5月16日就《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2]討論議員出缺安排，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等發動拉布戰超過33小時，後被立法會主席終止。最後草案延至2012年6月1日，1,306項修訂全部被否決。
    
3. 2013年開始，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皆有議員提出數以千計的修訂案以拖延表決，2014年延誤了三個星期。2015年秘書處收到3,904項修訂，一破過往紀錄。主席曾鈺成裁定當中逾3,000項修訂無效，令修訂總數大幅刪減至618項，但最終還是經歷了六週的拉布戰才獲通過。2016年主席繼續大幅削減修訂項目並定下表決日期，有關議員利用點算法定人數導致流會，以表不滿，但草案最終仍獲通過。
    
4. 2015年12月，泛民議員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發動拉布，提出點算人數逾百次，會議多次因人數不足而「流會」，到3月仍無法就草案進行審議，最後政府擱置有關草案。

​無疑拉布的確可以會令一些有爭議的議案延遲通過，甚至被擱置，但同時卻令大量議案及撥款被拖延，令造價大幅上升。情況猶如金庸武俠小說的七傷拳，殺傷力愈大，要承受的內傷愈深，最後與對手同歸於盡。

除了拉布的常態，更有不少「語錄」從議會而：

返黎就郁──

2012年辯論「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秘書長說了兩次「返嚟就郁」，相信是與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結束辯論有關。一些傳媒稱此為「剪布」，更有議員質疑曾鈺成及黃宜弘合謀剪布，蘊釀提出不信任動議，李卓人表示曾誠信盡失，黃毓民更形容他是「貞婦晚年失節」。

不批准世界末日論──

網絡流傳古瑪雅人預言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末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12月20日立法會會議結束前，宣佈「本會尚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明年必須續會，所以我不能批准明日為世界末日。我現在宣佈休會，本會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隨即獲議員掌聲，其後更得網民讚賞其幽默感。

「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

2014年6月一次立法會會議中，蔣麗芸因不忿泛民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作出投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我建議你考慮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回應，此句在日後蔣麗芸每有爭議性言行時，網民皆會翻出使用。

替「豬肉佬」改名──

2015年5月，王國興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時，提到肉類從業員行業青黃不接，建議將工種易名為較「專業」的「肉類分割技術員」，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此言一出，大量網民發揮創意，表示魚檔從業員可以改名做「魚類銷售顧問」、地盤工人則可易名為「土木工程技術員」。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在2012年《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審議會議時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發言批評拉布，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被網民多番引用，甚至製成Rap歌上載YouTube。

等埋發叔──[3]

在審議《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決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突然離場，希望藉人數不足而拖延表決，但因建制派內部溝通不足導致仍有議員留在會議廳，令立法會仍有足夠法定人數使投票程序繼續，結果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否決政改方法。建制派議員及後解釋因劉皇發未趕及回來投票，希望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把投票的時間拖延至「等埋發叔」。「等埋發叔」一詞亦成為了遲到藉口的「萬能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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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與「不剪」的理據

不剪布的理由：曾鈺成在《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審議中批准千多項修正案時曾解釋，雖然《議事規則》第57條（4）（d）款，訂明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但他認為這牽涉到褫奪選舉權，所以認為修正案並非「瑣屑無聊、無意義」。

剪布的理由：2012年「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時，曾鈺成引用了《議事規則》第92條的條文，指「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但亦有議員質疑這不等於主席可以利用此條文來擴大權力，雙方繼續各自表述。

有不少反對拉布的議員或官員，亦透過創作回應議會經常出現的拉布情況：

受拉布影響而撤回《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有感而發創作了《拉布「錦」言》，以表達因版權修訂條例拉布三個多月的心聲。2016年4月，立法會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王國興以網絡人氣歌曲《SAS之歌》進行二次創作，改編成為《嘥拉布嘥》以諷刺拉布浪費公帑。

《拉布「錦」言》節錄

坐坐坐成日齋坐   個鐘響   未停過

點算人數   我卒之習慣左

叮噹   叮噹   叮噹   叮噹

《嘥拉布嘥》節錄

嘥拉布嘥  嘥嘥嘥

拉布嘥拉布   拉布拉布嘥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撰稿日期：2016年6月3日）

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是隨着代議制度及議會制度的開放，議會成為消融社會爭議的平台。政黨政治縱然是唇槍舌劍，但在制度確立了的議會規程及議會程序之下，各種爭議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獲得裁決，不同的政黨也有必要透過議會程序尋求妥協。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和授權，同時也需要面對其他政黨的挑戰，彼此有贏有輸。政黨有時在朝，有時在野。在朝時，有權落實政綱理念，也必須受到在野黨的監察及制衡。在野時，仍然要做好監察者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對當權政黨予以制約，並爭取他日乘時再起。政黨輪替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可以推動各政黨努力競爭，也可以制約在野的政黨不致過度務虛空談。

今天香港的議會各走極端，保皇與泛民攻訐不斷，很多時，都像是流於意氣之爭。親建制的可以保皇保得不問情由，不辯是非，不怕核突，總之是阿爺「吹雞」，立刻歸邊。反對派又可以為反而反，反正毋須負責，也毋須擔心自己會有操盤之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反到底。

可以想像，如果香港有政黨政治，政黨有機會成為執政黨，保皇黨還夠不夠膽保皇保得那麽肆無忌憚？反對黨又敢不敢事事都反對得那麼理直氣壯？

不正常的政黨政治

不同的社群對不同的事件意見紛紛紜紜，自然也是多元社會的必然後果。香港是一個資訊流通，意見紛陳，取向多元的社會，在不健全的政治體制下，往往還要呼籲尋求社會共識，豈非緣木求魚？

政黨政治在現代社會中的其中一個最重要作用，是把紛陳的意見凝聚於幾個由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所代表的主軸周邊。透過政黨的活動和操作，已經把其中一些不同的意念統合整理。到不同的政黨回到議會作對決之時，要處理的矛盾也就相對沒有那麼複雜了。所以西方民主政體，就算說是多黨制，最終大部份都只是有兩三個具主導性的大政黨。

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排斥政黨政治，結果是所有的政黨都要走向兩極，要不就做建制派，要不就是反對派。這本來就已經極之不健康了。這幾年隨着政府缺乏政治影響性，制度性弱點進一步暴露，政府施政困難，政府的表現也實在難以令人滿意，政制爭議也進一步白熱化。但政治體制有沒有為這個困局提供合理的出路及紓緩機制，結果是在這兩極周邊再衍生更多比原來政黨作風更極端的新興政治組織。建制派分裂成為幾個主要組織，表面上在背後大阿哥的協調下盡量合作，背地裡卻是不斷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爭逐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手頭上有限的政治資源和機會。在他們的周邊則產生了很多打着「愛」字頭的邊緣組織，以極端反智的作風及行徑來保皇，雖然有時會在客觀效果上增加了聲勢，但同時也招惹了更強烈的抵觸情緒。

反對派那一邊情況也大致如此。取態較溫和的民主派政黨，難以爭取更大的政治空間。幾年前民主黨走入中聯辦，促成了立法會增加議席，結果被部分激進組織打為叛徒。問題是建制派也不作道義上的聲援，反而落井下石，還乘時意圖挖奪民主黨原有的支持。

現在，經過新一輪的政改爭議及雨傘運動，年輕一代及部份民主派的支持者已經逐漸失去了耐性，因而也興起了很多新生的傘後組織及其他更激進的政治團體，部分更是打著本土主義及港獨的旗號。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正常的民主生活應該是紛紜的意見及觀念先行圍繞幾個主軸凝聚。由代表這些主軸的政黨取得派別內的共識，又或是透過黨內民主及決策程序得出決定之後，再透過議會政治與其他政黨尋求政治決策。縱然未必事事皆大歡喜，也不一定能夠把所有政治矛盾消融，但總還可以透過一個各方都同意的遊戲規則來作出決策。香港的情況剛剛相反，政黨走向兩端，之後各自分裂，然後不但未能統合周邊的政治力量，反而被進一步拉向更大的分化。政府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不但不會更容易管治社會，反而連基本的權威也不斷旁落。更甚者是政府要帶頭走向民粹。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令政治權威不斷下墮，令社會走向兩極化，也令各方面都只會進一步碎片化。結果是社會進步無從談起，社會發展受到窒礙，原來要處理的問題也無從處理。如果不盡快打破這個循環，香港社會只會漸漸走向衰落。如果問要如何打破這個循環，第一步應該是先要面對現實，確認今天的政治制度確是千瘡百孔。經歷了回歸過渡時期到今天的政治教化及洗禮，香港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具公信力的政治體制，發揚符合現代民主精神的政治及議會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再不能迴避政黨政治。

近年，坊間不少批評指選舉只是爛蘋果鬥爛蘋果，根本沒有一個參選人值得投予一票。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分析，現在的政治制度只容得下「否決政治」，透過成為關鍵少數來做博奕。揀蘋果，從此不一定求「靚」。

近年研究英國在殖民地時代管治香港的方法的李彭廣稱，香港人有「戀殖」情緒，只是因為他們忘記了當時英國是如何管治香港的。他說：「從前是共識政治，立法機關只存在官守和委任兩類議員。官守，就是官；委任，就是總督任命。他們不會制衡政府，是直接受命於總督，不會反對政府提案，最多只是『少鬧大幫忙』。」

另外，當時沒有選舉，沒有政黨；商人，社會精英就已經得到認受。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名簽署後，1985年首次引進兩項間接選舉。而選舉，將政府、精英和商界的利益共同體打破。李彭廣形容，當年立法會設立功能組別，原本是想令傳統的精英有優勢，但時至今日卻演變成整體社會與精英、商人為主的小社會的基本矛盾。李彭廣形容：「這件事無法解決，因為這樣的矛盾竟然被制度化，經普及選舉而進入管治圈內的人，當然會覺得自己代表大多數，會與小社會格格不入。」

立法會選舉制度令社會矛盾突顯，特區政府手握提案權，公共財政、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等重大議案已不能由議員提出，其他議案要透過私人草案突圍而出亦困難重重，制度直接令這個議會由共識政治走向否決政治。李彭廣說：「受到提案權的限制，主流民意不能起主導作用，淪為小數。於是你有你的提案，我就唯有提出反對。」

回歸19年，立法會議員透過否決（議案）來作為爭取的手段，透過「扭計」而「拎著數」。李彭廣說：「表面上泛民（議員）作出的反對次數多，但數到『扭計』其實工商派（議員）更強。泛民（在立法會議席）只得20票，沒有半數，其實沒有真正的否決權；但自由黨、鄉事派（議員）雖然人數少，反而成為議案能否通過的關鍵少數，所以更能借『扭計』而得到利益，而且『著數』的內容未必同議案有關。」

關鍵少數的其中一個成功例子就是2003年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即基本法23條）的二讀，泛民雖堅定反對，但如果沒有自由黨的反對，亦不能成功否決。時至今日，不論否決、拉布等等，都是一種否決政治，企圖透過拖延迫使政府更改議事議程。李彭廣說：「我（議員）如何透過議會程序，令你寸步難行，看看你能否一直忍著，當不能忍受下去便會抽起（議案），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這些就是在議會中角力的手段。」

可見，用李彭廣的說法，立法會議員使用制度內容許的方式，拉布、否決以迫使政府就範，是在使用他作為議員的權利，並沒有所謂「道德對錯」。他說：「其實最後立法會終究是一個權力遊戲，不同政治團體有不同的立場，不一定用道德角度思想。例如標準工時，工會當然想實行，但商界一定反對，於是所謂對錯，你可以從社會穩定的方向著眼，亦可以從經濟成本去評估，難以說那一個方案必然是對的。」

在這種選舉制度下，不論是特首選舉，或者是立法會選舉，其實並無出路。他說：「長遠以修改基本法（作為解決方法），但未來十年都不見會再有機會，或者行政長官願意下放權力，把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的一些位置讓不同政黨去分擔、共治，減少行政主導的色彩，但是這樣要中央（政府）的思維改變，同樣不容易。」

議題設定的概念

如果你以為有好的政治制度，社會就不會再有很多遊行示威，意見就不會紛紜，這就錯了。李彭廣表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令政策制訂的展開過程由民間開始，打通社會輿論，達到不同持份者，政府部門等等。政府作為政策制訂的最主要設計、倡議和執行機關，即使是制度或非制度使然，也有責任好好制訂議題。

他形容，社會議題的政策制訂是「上游」，到了議會討論是「下游」：「政府如果做好，應該靠上遊，透過壓力團體，透過社會傳媒，去營造社會對特定政策的看法。所以政府有時會做很多諮詢文件，或者向專業團體諮詢，等到政策有具體文件時，已經是中游，大部份人都接受，有了主流看法。如此到了下游又更容易推行。」

議題當中，又分價值議題和利益議題（見表），社運人士多數關注的是價值議題，如勞工、弱勢社群，透過開記者會，約見官員，以影響輿論；如組織的能力夠強，就有機會改變社會，迫使政府回應。

表：兩大不同的議題類別

不過香港的議會有比較特別的情況──就是有些政府的政策議題由中央「空降」，例如一帶一路。政府需要將之轉化為本地的議題，而往往能短時間便見效的都是利益議題，政府不易成功推動。李彭廣說：「如果你個中央政策不會動用香港的資源，例如只是簡化商業登記，那當然沒有問題，但現在是要挪用十億讓內地學生來香港，大家怎會不立即反彈？利益很直接，很容易理解（有如此反應）。」

過去幾年香港的政治局面有如一潭死水，有幾個難以解開的死結：

1.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無論大家是否喜歡，香港只是中國一個無法分離的部份，完全沒有獨立的條件，加上1997年之前香港有其獨特的地位，是中國其他城市完全無法取代的。但時移勢易，回歸19年後，中國的國力日強，對香港的依賴已逐步下降，亦不介意和香港硬碰硬。
    
2. 行政長官孤家寡人，沒有政黨背景，在立法機關裡沒有堅定可靠的盟友。在政治問題，尚有中央在背後發功，確保可以維穩；但在民生議題，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並無分別，甚至有時罵政府罵得更狠。
    
3. 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及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令一些人只憑很少票數便可以贏得席位，既有利少數極為保守或激進的人士當選，亦令立法會必然成為一盤散沙，沒有任何政黨可以擁過半數議席，名正言順地控制議會的運作，很多時便出現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
    
4. 整個社會瀰漫互不信任及對立的氣氛，只問立場不講對錯，要理性討論問題愈來愈困難，不單立法會內受過教育、有政治閱歷的袞袞諸公如此，那些只看著facebook了解世界，愛聽同聲同氣聲音的一代更是如此。有反對聲音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當雙方往往抱著零和遊戲而不是謀求雙贏的心態，很容易便令小事化大，卻無法處理真正的大事。

為香港尋找沒那麼差的出路

要改變現況，我們必須明白甚麼是可以改或最有可能改，甚麼是難以改、甚至是無法更改的，否則只會徒勞無功。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世界上不會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有較能避免出現濫權，令政府較有制衡，令暴政較難出現的制度，而且單靠制度亦不能令社會自然變得美好，因為人的因素始終十分重要，地上沒有烏托邦，好的制度亦會敗在壞人的手上，而在不完善的制度下，只要大家有心亦可以逐步向前。

首先，政治不能只講一些虛無縹緲、「堅離地」的夢想，必須回歸現實，總不能在未達到理想前便甚麼也不做。要改變現況就要為自己創造更有利於改變的空間。由於政制改變涉及中央及特區多元化社會的眾多持份者，恐怕任何大的變動都難以推動，就算小的變動亦要有足夠勇氣才能面對社會上一些極端保守或激進團體的壓力。不過，我們好像站在搖搖板上向前推進，其實毋須行到另一面的盡頭才能改變原來的狀態，只要過了中間線便會令情況逆轉。立法會70席的改變也是如此，既然現實上無法即時爭取全面直選，那麼多一席就是一席，只要直選和有廣泛代表性的議席能過半數，就能帶來較明顯的改變，到時再爭取更大的改變便事半功倍。

其次，現時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令行政立法處於必然分割的局面，長遠來說，應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取消此限制，容讓行政長官可以有政黨作為執政的後盾。而在未能成事之前，起碼要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內的政黨或擁過半議席的聯盟合作，委任執政聯盟的成員為問責官員，理順行政立法的關係。當然，做反對派其實是十分容易的，但要執政就要有準備執政的胸襟，就算自己不加入，也毋須將加入政府的人妖魔化，難道一日未有普選，就不可能有真心想為市民服務的問責官員嗎？不要將加入政府看成原罪，否則我們只能繼續看著更多庸碌無能的人加入政府來管轄我們。

第三， 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遙遙無期，有人認為是社會和議會爭論不休的根源，但在所有民主社會，議員吵得面紅耳熱根本就是常態，就算全面普選亦無法改變。其實議員最需改進的應該是他們的發言內容、辯論質素和待人處事的態度，身為「議」員而不懂說話技巧，缺乏合理的邏輯思維是香港議會令人厭煩的一個主因。猶如看著一群不懂演戲的演員每晚在黃金時段的肥皂劇出現一樣，大家不想轉台才怪。就算未有普選，懇請大家投票時起碼選擇一個看上去不像思覺失調，說話仍然有基本邏輯，而不只是立場決定一切，動輒青筋暴現、潑婦罵街或像人肉錄音機一般不斷重覆既定講稿的鬧劇演員。

單靠好的制度不保證可以改善香港目前的困局，單靠好的人選在壞的制度下亦舉步維艱。唯有投票選出更多願意凝聚起來，合作改善香港未來的議員，才能為香港帶來轉變的機遇，只要有更多不肯認命的人，在政治制度雖然未改變之前，我們仍然能夠為香港尋找沒那麼差的出路。正如作為基督徒的，相信無論雲層多厚，雲上太陽必然存在，大家只管憑信心，做應該做的事，將結果留給上帝。

（撰稿日期：27/5/2016）

自有團體提出基督教應在2017年特首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中放棄十席基督教選委，在香港教會內引起了一些討論。

按現行特首的選舉規則，1,200名選委中有60席是來自宗教界，但宗教界與其他選委會的界別不同，宗教界的委員並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指定團體提名的部份人士來出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下稱《條例》）指定了六個團體分別代表六個宗教，而代表基督教的指定團體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每個指定團體可提名十位人士成為負責選出特首的選委會委員。

《條例》並沒有規定指定團體以何種方式產生他們要提名的人選，只是規定了若指定團體提名的人多於被配予的數目，以抽籤方式決定由該團體的哪些獲提名人來填補該指定團體所獲配予的席位。《條例》也沒有規定若指定團體沒有提名任何人的時候的處理方法，只是說若宗教界界別分組的委員席位出現空缺，可安排補充提名。若在補充提名的程序，指定團體仍是不予提名，《條例》亦沒有規定任何處理的方法。

選委十席棄或留

提出基督教應放棄提名選委的意見的人，主要認為教會不應參與去組成一個政府組織，且這組織的組成過程本身並不符合平等的原則，而無論教會如何去改良基督教選委的選舉辦法，也不可能令這不合乎公義的選舉變得更合乎公義。以現行的安排，基督教十席選委最後只會被建制派所取得，對推進香港民主普選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即使選舉方法能有改善，但基督教十席對整體選舉的作用也會是極少，而他們認為透過放棄提名選委，更能向公眾顯明此特首選舉方法的不公義之處。

支持基督教應繼續提名選委的人，則認為為了推進香港的民主普選，應寸土必爭，不應輕言放棄，能有多一名支持民主普選的人加入選委會，就可以發揮多一分的力量，如提名一些支持真普選的人為特首候選人，即使這候選人最後當選的機會是接近零，但仍可對建制派候選人產生一些政治壓力。與其批評現行選舉方法不足之處，他們認為應努力去想方法及投入資源去令基督教選委的選舉變得更公平。

棄、留以外的想像

在棄選與繼續提名教內人士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路呢？其實已經有人提出建議，就是把基督教的十席選委「普選化」，這是指基督教把十席選委公開讓所有公眾人士參與提名及參選，任何選民毋須是基督徒，只要取得一定數量的選民 （也毋須一定是基督徒）的提名，就可成為候選人，並由全港選民行使平等的投票權去選出這十名選委，而選民也不規定必須是基督徒。代表基督教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就會提名勝出的十名人士為選委。

《條例》並沒有規定宗教界各指定團體一定只可以提名教內人士為選委，故一旦指定團體提名了一些沒有指定宗教信仰的人為選委，政府沒有甚麼法律標準和程序去拒絕接受這些提名。換句話說，即使這安排並不符合原先的設計，但也不能說是違反了《條例》的規定。「普選化」選委是合法地顛覆一個不公平、不民主的制度。

「普選化」選委的好處

「普選」產生基督教選委有以下的好處：

一、雖然基督教還是會提名選委，但由於基督教把整個選舉程序開放給所有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也可以提名、參選及投票，那麼教會再不是直接參與組成一個政府組織，角色充其量只是獨立及客觀地主持一個程序而已。

二、雖然選委會的絕大部份委員仍是以不公平的方法選出，但把基督教選委「普選化」，至少那十席能真正地符合公平選舉的原則。

三、由於所有人都能參與此選舉，建制派再難主導整個選舉。即使由建制派的候選人贏得一些席位，但他們也是透過公平的選舉而取得席位，完全符合民主及公平的原則。

四、引入普選選委，並不是要令不公平的選委會變得公平一些，反能把其他部份的不公義更加突顯出來。

五、這安排把民主普選引入了不公平的選委會，政府不願做的，由基督教來代行，應可以為民主普選帶來一些積極的作用，證明民間也有能力去實現民主普選，可為公民社會賦予新的政治力量。

六、教會更可以透過這行動做一個好的見證，讓其他人看到，一些本應可由我們擁有的，我們願意主動放棄，更能把它回饋社會。

（編按：內文標題為編者所擬。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6月30日晚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是否繼續委任選委，及委任的方式。投票結果以46票贊成，6票反對議決保留基督教選委席位；27票支持以抽籤方式選出選委。）

2008年的「掟蕉事件」[1]後，「議會暴力」開始備受關注。反對派議員認為因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暴力」，要在議會上採取相應的「對抗行動」，如肢體暴力（掟蕉）、言語暴力（粗口諧音）及議事程序暴力（拉布）等。

筆者就此分別訪問了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及鍾樹根，及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從不同角度探討對議會暴力的看法。

馮 : 馮檢基  鍾 : 鍾樹根  成 : 成名

論及議會暴力，我們多半想起台灣議會的情況。三位受訪者如何定義議會暴力呢？

馮：「我個人比較清晰，認為九十年代的台灣議會便算暴力……一般而言有打架的情況便算暴力……在議會中大聲叫、被主席喝止仍不收聲、丟文件、撒『溪錢』等只能算是騷擾議事進行，但不能算是暴力。」

成：「肢體衝突，或是明顯以肢體或器具損毀立法會的物件……像霸佔主席台則難以說是暴力、丟紙只算是輕微的肢體動作，相反丟玻璃杯等爭議性便比較大，因可能會導致他人受傷……這些行為是否不能做，則要視乎當時的目標，如與阻止不公義（的目標）未成正比，則會有極大的爭議。」

鍾：「丟物件會傷害他人的身體或物品，霸佔主席座位都算是暴力。一般人阻礙議會進行，是刑事，議員本身是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護，但妨礙了整個會議進程，妨礙了議員議事。」

三位受訪者都同意以肢體或物件傷害到他人，便可說是暴力；「語言」則不在他們的定義中。而近年立法會中常見的「拉布」[2]行為，甚具爭議，泛民以拉布抗衡種種他們認為不義的議案；但政府及建制派議員則力陳拉布影響民生，更指此舉撕裂社會。有媒體及立法會議員亦認為這算是「軟暴力」、「議會暴力」，而三位受訪者對拉布亦有他們的看法。

馮：「拉布怎會是暴力呢？這是議事規則所容許的，其實拉布即是容讓議員可以在不離題、不重覆問題的情況下不停講意見……這不是暴力，剛好相反，這是議事規則給予的權利。」

成：「拉布說不上是暴力來的，通常是使用冗長演說去達到阻止不合理法案或動議通過……要視乎是否符合社會公義或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當然當中會有灰色地帶，難以只以一兩條倫理原則演繹出來，這要交由選民決定。但的確過去一兩年有很多不合理議案獲得通過，例如高鐵增撥200億等。」

鍾：「我想這並不算，拉布的問題是拖延議事進度，亦是根據規則，但規則卻沒容許霸佔主席座位。而太冗長及重覆的內容，作為主席則要衡量及判斷這是否已過份濫用了，而採取相應行動令會議重回正軌。」

「拉布」雖在議事規則的容許之內，但事實上，對政府施政及立法會議事進展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社會上亦有不少反對拉布的聲音，然而有甚麼原因令拉布的情況日益加劇，是政制架構不完善，或是政府施政所引致的問題呢？

馮檢基猜想「其一或許是拖延議會的進度，因其法案或決議與自身相信的有所矛盾，第二則是刻意對抗政府」，馮認為制度上確有不完善的情況，如「30萬人選35席功能組別，而另外600多萬人選35席立法會直選議席，令結果很多時會傾向商界或政府，這種制度上的『少數服從多數』，我就不會服了，這不是平等的民主制度所選出來。這制度是扭曲了，是不公平地合理不民主。」

馮表示很少參與拉布，認為「拉布不應成為常態，有時對市民有直接影響的議案應讓其通過。如只是針對政府（而拉布），這種偏向極端的拉布也不同意，相反如建制派只聽『阿爺』（中央政府）話，甚麼也同意，這做法我也不同意。」

成名認為現時的社會制度明顯絕對不可以回應社會訴求，因有「分組投票、功能組別、加上梁振英有權用到盡」等。他又認為議會內的抗爭行為主要在梁振英上台後，顯示了北京政府高壓政策的實施。他認為北京政府擔心香港會成為「木馬屠城記」中的「木馬」，不想香港較自由及法治等核心價值會影響到內地的變天。

鍾樹根則不認為制度未能回應社會的訴求，議會中的抗爭行為是因為反對派議員覺得選舉制度及議會制度，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組成方式，所以他們便以破壞方式去應對。但鍾認為這個制度是基本法所規定，是得大家所同意的。如果反對派議員認為制度不公平，為甚麼他們又參與呢？功能組別中有不少界別由泛民議員所擔任，這豈不是輸打贏要？而且制度有不完善，應該要通過政改的方式去逐步改善，而不是要破壞。

近年立法會議事效率低、公信力日益下降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如何才能使議事狀態重回正軌，達到真正理想的議事效果呢？

馮檢基認為沒有一個最理想的議事狀態，有民主亦可以再出現抗爭行為，但只要大家皆能按議事規則辦事，便已經是理想的議事狀態。成名認為最理想便是全面真普選，組成還是其次，另外還需要整個大氣候如新聞自由的配合。鍾樹根認為議事應該要有一定規矩，例如英國議會對衣著言談皆有一定要求，但現在卻欠缺了高質素的規矩，加上拉布，造成議事效率低、質素差。他還表示應該注意議員的出席率，建議可考慮在議員薪酬上反映，如高出席率或參與更多的委員會便有更高報酬，以吸引議員更專注議會的工作。
 
 

在平的地球上販賣人口

當我們讀《地球是平的》時，當中有個例子說，美國很多電話推銷和查詢的工作，都交了給印度做，因為印度人工便宜，而又能完成相同的工作，這是一種他形容為雙贏的狀態。

如將這理論套在人口販賣，你不難冰冷地分析為何兒童和女性的輸出國總是印度、印尼等貧困國家，而輸入國則是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當我們用全球貿易的視點看人口販賣，整個所謂的貿易系統其實都是在剝削最低下階層的基本人權。人口販賣之所以可惡，除了是因為被販賣的人的下場可憐，他們要擔當可怕的工作(如：性奴)外，更是將人淪為奴隸，甚至淪為貨物，他們在全球流動，淪為人口販賣的物流鏈。

這是在資本主義理論包裝下的不道德行為，而這種剝削，根本不只在人口販賣中出現。血汗工廠、數碼垃圾，甚至代孕母，都是在類似機制下，將自己不願意做的交由落後國家的人做，這種無形的侵害和剝削，比起有形及能看見的更可怕。

通識小秘笈

討論人口販賣時，我們很容易只集中在人蛇的可憐經歷，於是就只能下「他們好慘」這結論，但這件事背後的邪惡的核心其實是資本主義的操作。試想我們過分的用跨國「分工合作」的方式，最後就將所有危險及不安全的事交給整個地球上最低下的人去做。這種「經濟合作」，實際上就是剝削。我們只要想通這點，很多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課題，只要你細看下去，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毒在骨子裡，亦更容易感受到「工人得工價」的工價，其實不只是錢，還有人權、尊嚴，以及其他很多東西。

小資訊──關於人口販賣的三個流言： 

 
資料來源：http://lir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umanTraffickingMythbust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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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否決後，特首梁振英表示會專注於民生事務上，有評論認為這是為了建制派於未來的選戰和特首連任準備。不過，不理會政制發展，單靠政策是否就能處理好民生問題呢？對普羅小市民來說，民生問題或許並非陳義高深的社會政策，也不是那些繁重的經濟數字，而是有片瓦棲身、有地方可買餸、有一口可安心飲用的自來水。衣食住行每一件生活的瑣事，究竟哪一項和政治無關？

梁特首在競選特首時曾給香港人一個解決房屋問題的願景，可是三年以來，我們看到年青人仍然為片瓦問題而推遲結婚年齡，公屋輪候冊更突破廿七萬，「港人港地」政策流於空談，土地供應遠遠落後於房屋的需求量。套用特首的思路，房屋問題源於土地，政府曾提出增加土地的方法，可是卻一一被社會人士反對：東北發展被保育人士反對；發展郊野公園被環保人士反對；「港人港地」被既得利益者反對。政治，當然不能一下子處理所有這些問題，但民主的選舉卻讓市民能夠以選票決定政策方向，為政府提供認受性，為政策減低阻力。

領匯自2005年上市至今已十年，當年政府賤賣資產的苦果陸續浮現。在大財團的壟斷下，連鎖店佔領匯商場商戶的76%，部份商場更高達90%，小商戶在瘋狂加租下被逼撤離，小市民失去低廉的選擇。有聲音希望政府能回購領匯，不過亦有指領匯的價值已上升至回購成本過高的地步，建議用引入競爭性的墟市或商場，發展社區經濟作替代方案。可是，政府卻一直未為所動，不知是因為政府畏懼既得利益者，還是害怕在議會中缺乏支持？在這情況中，政治無法即時解決現況，但選票卻能說話，讓執政者聽見市民的意願。

飲水思「鉛」，政府在處理鉛水事件刻意淡化，處處護短，由起初將一切責任推諉給一位水喉匠，之後眼見紙包不住火才承認事件涉及承辦商，在有聲音要求追究責任時才成立專責委員會，給人的觀感和最初大相徑庭，令人不禁質疑政府是否偏袒某些有勢力人士。假如在一個民主的國度，如此傲慢的政府必然受選民唾棄。而在現行的制度下，最低限度要真正落實問責制，而問責制最基本就是要求主事人要為本身所負責政策的失誤承擔責任及找出真正要承擔責任的人。

民生就是生活上每一件瑣事，喝一口水、選一個電視台、到街市買東西、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光以為用政策，用派錢的手法就可以解決民生問題似乎低估了民主和民生的關係，亦高估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政制問題一日不解決，政策紛爭只會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香港有今天的發展成就，人人都說，是個經濟神話。而這個神話的精粹，在於多年以來，政府所堅持推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提倡自由，人人自力更生，努力向上，出人頭地，經濟自然起飛。究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還只是一個迷思？

戰前香港，是以轉口港貿易(Entrepot) 作為經濟的主力。1950年代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觸發經濟轉型。當時遘適逢國共內戰，大量內地移民來港，他們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從而促使工業化的發展，香港也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於七十年代起飛。到了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又再使香港經濟轉型：工廠北移，商務金融貿易抬頭，樓市興旺，各行各業百花齊放。

積極不干預政策

而香港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及適應不同轉變，當中最為人樂道的，要算是「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的推行了。「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指政府除了在政策和法規上確保市場正常運作，及較少干預市場；其中更以「大巿場，小政府」的原則推動經濟運作，主張經濟由市場主導，政府儘量不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愈小愈好。[1]

香港經歷了多年來的論證才落實這個政策。早於1960年代，時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便提出不干預的構想，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政府儘量不干涉經濟發展，頂多只用間接方法促進。[2]

而隨著經濟實力愈來愈穩固（意味著政府也更有財力推行政策），自1970年代中開始，「自由放任」開始轉為積極不干預政策。1979年9月，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清楚地闡述積極不干預政策：「有些人會認為這不過是放任主義……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3]

「積極不干預政策」評價與質疑

然而，有學者認為香港過去三十年的政策，其實並未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他們認為，香港實行的經濟政策乃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即在大部份情況維持自由之餘，仍對部份重要的政策作出干預。

舉例來說，香港的房地產政策是政府大力主導的。曾直接干預的政策，有港督麥理浩於70年代推出的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後來的「高地價政策」等；間接的，就是興建地鐵，帶動地區發展。在金融方面，1983年因信心危機而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鉤；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四天等，都是政府「有形之手」干預的例子。[4]

而在回歸後，「積極干預」變得更為恆常。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而後因亞洲金融風暴需要刺激經濟，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拍板興建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被指為「官商勾結，利益輸送」。[5]

2006年9月，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結果，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於同年10月發表了「香港錯了」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6]

其實，要回顧「積極不干預政策」，無論干預與否，是出於有形還是無形之手，重點還在於「公平與公義」的問題。顯然地，香港近年的發展向著大商家、地產霸權等傾斜，小市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已是不爭的事實。[7]

無形之手vs上帝之手的信仰反思

As soon as the land of any country has all become private property, the landlords, like all other men, love to reap where they never sowed, and demand a rent even for its natural produce.                   

― Adam Smith

只要任何國家的土地全部變成私有財產，地主，就如其他人一樣，愛在他們從來沒有撒種的地方收割，甚至是來自自然的出產，他們也會要求租金。           

 — 亞當·史密斯

經濟學教我們知道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但資源是有限的。當有限的資源遇上無限的欲望，便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在眾多解決辦法中，不少人認為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經濟市場，由社會的供求情況制定價格，決定產品或服務落在誰人手上，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是的，自由經濟市場可以是一個不錯的經濟體系，例如賣橙的人可以從客流的情況定出橙的價格。然而，自由經濟市場並不是完美的，它亦會帶來不少「副作用」，例如製造龐大的浪費等。當橙過度豐收，橙的價錢自然下降，甚至出現收割工人的工資比橙本身的價值還要高的情況。基於經濟原則，農民自然不會找人來收割，唯有把它們倒掉。[8] 站在經濟立場，農民沒有錯；只是，當我們知道今天地球村上仍有不少饑民，此種做法仍然讓人感到慨嘆、難過及憤怒……甚至會想，如果國與國之間可以做一些安排，讓橙或糧食分發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便好了。

除了浪費，「自由經濟市場」到了喜愛斂財者又或是激進份子手中，甚至成為利器，殺人於無形。小至有人囤積居奇，讓小市民以不合理的價錢購買產品；大至有人成為外幣狙擊手，大量拋售他國貨幣，令該貨幣大幅度貶值後再大手買入，引發當地工廠倒閉、銀行破產，物價上漲等淒慘景象。[9] 這些都是不公義的行為，然而在「自由經濟市場」的保護傘下，一切都來得合理及贏得不少掌聲。[10]

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人類天生善良，只會拿取自己應得的一份，也顧及他人需要，真正做到「愛人如己」的時候，或許自由經濟市場便變得更為公義。應該說，到了這時候，任何經濟體系都可以讓人活得安舒。可惜的是，現實並非如此，即使是基督徒也無法分別為聖。當人在「立志」與「現實」之間拉扯時，往往是「人性」這方面勝出。特別是面對一般人都公認為「對」的事情時，我們有時候也「難逃一劫」：打劫是犯法的，賭博也是不應該的，但炒樓炒股票炒手機卻可以炒得心安理得……我們生活在自由經濟市場之下，思想模式也漸漸被它說服了。

我們不是要提倡共產社會或政府高度干預的市場體系，只想說「自由經濟市場」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適當及適量的「干預」不一定是壞事，有時甚至是必須的。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香港面對經濟危機，政府也曾作出干預。即使西方國家，面對人民的必需品如麵包、牛奶及食水等，也會設下格價限制，確保人民「買得到用得起」。

地上稍為善良的政府不會容讓「自由經濟市場」統治一切。至於良善的神，更會做出適當的「干預」。基本上，神容許以色列人按照市價進行買賣，即使是屬於神的土地，當人迫不得已時，祂也容許他們把地賣出。但為了確保人們不會因此永遠失去家族的產業，以及賴以維生的資源，神設下禧年，即是每到一個五十年，土地若沒有人贖回，買家仍要歸還給賣家。表面看來，神似乎偏向賣家，但事實上，土地的價值是按照本身的收成情況，及加上距離禧年有多遠(利二十五8-11)而定，[11] 愈接近禧年，土地的價格會愈低(利二十五13-17)。「彼此不可虧負」——是神為買賣雙方所定下的重要原則(利二十五14，17)。

神設下彼此不可虧負的原則，同時也確保土地的使用權可以公平地均分，以此阻止土地集中在少數富有人的手中，避免他們大規模地累積私有土地而從中獲取暴利。而藉著禧年，貧窮者重獲土地，可以再次有機會自給自足，擺脫貧窮無休止的困境。其實，這看似是神為以色列人設立的道德原則，實際上卻反映了神對全人類的心意：神創造天地，便是希望土地成為人類共同擁有及共同管理的產業，大地的資源是要平均分配的。[12] 這並非表示要把土地重新分配，而是要重新回到人人有機會使用資源的理想。[13]

今天，信徒不必遵守舊約中的律法，但卻不表示可以對律法的精神不聞不問。當自由經濟市場存在著不公平，財雄勢大的人可以自由為名，馳騁於經濟市場，從中為所欲為，以致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時候，信徒究竟有否不知不覺參與其中？這並不是說，信徒完全不能參與投資活動，任由自己的財產貶值；只是，大家是否應該為投資設下界線，避免產生不公義的狀況？一些信徒老闆，可否考慮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做一些「干預」自由市場行動？例如以特惠的價錢出售其產品或服務予有需要的人，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說到底，「行公義好憐憫」是神最為喜悅的祭物(彌六8)，如果昔日神設立律法，讓祂的子民在有能力之時，好好照顧其他有需要的人(利十九9-10、二十三22)；今天，祂同樣希望祂的子民明白祂的心意，努力施行神所喜悅的事情(羅十二1-2)，這樣其實更可以彌補任何制度的不足之處，制度是死的，唯有愛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