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可以是一個「完美句號」？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自從年初得悉心愛的小狗患了肝病後，我們都經常在「家庭成員」群組內更新小狗的病情。直至三個月前，醫生暗示現階段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可以吃少少炒蛋等等這些肝病狗不應該進食的食物。經過一輪飲食和藥物調校後，小狗病情曾經穩定下來。可是，不久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追問醫生，他可能因怕我們難以接受，始終不願意告訴我們應以月或周來預備牠的離開。

從那天起，我們增加了「家庭成員」群組的視像會議頻率，多次商討對策。月前，小狗病情再惡化，幾乎不進食不喝水(連至愛的後園土產也不感興趣)；家庭成員都一致決定直接「迫」醫生說出小狗還可以「拖」多久的「事實」。因為兒女們都需要安排工作形式或訂機票趕回來見小狗最後一面。由於我們不能掌控小狗的日子，兒女們都在掙扎：是時候要回來嗎？萬一在飛回來以先小狗已離開豈不是錯失了最後一次見面機會？若要向公司申請在家工作要申請多少天？小狗或者可以撐得長過醫生說的日子？何時才是「最後」？

經醫生「說實話」後，兒女們都決定以超出正常三至四倍的價錢訂下飛回家的機票，同時都以「送別小狗」的原因向公司申請了在我們家工作一星期。我們還商議好怎樣一家人齊齊整整、好好的與小狗共渡最後的「狗生階段」。在「道別周」裡，我們除了給小狗所有「好吃的」外，還訂好了州際公園的入場票，帶牠最後一次遠足；即使牠屆時不能行，我們都商議好會輪流抱牠行一段路，讓牠再次聞聞郊野的氣味、沾粘郊野的泥土。沒有養寵物的人不容易明白我們為何如此「大陣仗」只為了一隻小狗？

畢竟小狗與我們一起共渡了一段平淡而滿有挑戰的新移民歲月，陪伴兒女們挑燈夜戰完成了中學、大學和碩士、崎嶇又滿有恩典地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幾經風浪後建立家庭；牠更充實了我們兩老空巢的歲月。小狗還與我們一起自駕遊征服了大峽谷和黃石公園等等五個國家公園、挑戰被喻為德州最南端的南帕德里島去暢泳(小狗由懼怕游泳到不肯上岸)、每逢清爽的假日就走遍德州多個州際公園、閒時在屋苑的湖泊爬獨木舟和享受每晚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刻──食宵夜，在食過宵夜後，那天就完滿結束。小狗不單止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且更是我們人生各階段的「同行者」，分享和分擔了我們的喜與悲、憂與愁；牠一直緊扣著我們的時光和情感。

在送別小狗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兒女們都非常同心地商量和安排小狗的身後事，包括：如何把牠離世的消息「公告天下」，怎樣撰寫訃文和選擇「車頭相」發放在社交群組裡等等。還有，是否以火化形式進行？是否保留骨灰？骨灰放在那裡？要否在後園種一棵樹以作懷念…？這些細碎事都是兒女們所關注的，一絲不苟；亦彼此深入交流想法和作出情感支援。

「身後事不怕生前談」，兒女們切身地上了一次寶貴的生命教育課。他們雖然有掙扎、傷心、不捨；但卻勇敢地、堅強地面對生離死別。在這一刻，我們想：假如把小狗一詞換成父母，我們相信有了這次送別小狗的預演，他們將來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會如何送別我們，屆時不至惶恐失措或過度悲傷；同時也許可以學會如何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圖片為AI生成圖)

《人生四千個禮拜》自2021年出版以來，廣受好評，被譽為一本跳脫傳統框架的時間管理書籍。該書雖非基督教著作，但其核心理念與基督教教義亦有共通點，例如詩篇九十篇12節所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或傳道書對時間虛無的反思。

作者 Burkeman承認生命的有限性，以「人生約四千週」（相當於80歲）為喻，直指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有限。他主張，這並非悲觀，而是現實——唯有正視生命的有限，才能從無止境的追逐中解脫，轉而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物。這種態度與聖經中「數算日子」的教導相呼應，提醒我們面對死亡不是為了恐懼，而是為了激勵自己活出意義。

Burkeman挑戰傳統生產力思維。傳統時間管理往往強調「完成所有事」，彷彿能掌控一切。然而他指出，這是一個迷思：我們永遠無法清空待辦清單，因為新的事項總會不斷出現。他主張，與其追求虛幻的「全部搞定」，不如學會有策略地「放棄」，選擇忽略次要的任務，並設定固定的任務量，接受「無法做完一切」的事實。這種觀點也呼應聖經中「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智慧，鼓勵人專注於當下，信靠上帝的供應，而非陷入完美主義與無盡規劃。

作者亦認為要擁抱謙卑與現實，試圖完全掌控時間只會帶來壓力，真正的平靜來自於接受自己的渺小與世界的不確定性。他提倡「安頓」於某些選擇，放棄部分機會以換取深度體驗，並強調休息的重要性（如安息日的概念）。這種態度與基督教的謙卑精神相契合，提醒人們避免將工作偶像化，應為靈修和人際關係保留空間。

本書可能會被人視作「生產力書籍中的異類」，因為它不教人如何擠出更多時間、如何有「智慧」地安排時間做更多的事，而是主張改變心態：接受「事情永遠做不完」的事實，透過選擇與專注，深度投入少數重要的事。這種方式不僅減輕壓力，也帶來真正的自由。

此書不僅是一本關於時間管理的書，更是一本引導讀者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指南，鼓勵人們在有限的光陰中，活出專注、謙卑與深度的人生。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是日本小說家七月隆文的作品，故事亦曾改編成同名電影在日本、台灣、香港等地上映。

** 以下內容含嚴重劇透 **

故事男主角南山高壽上學途中在電車邂逅女主角福壽愛美，並對她一見鍾情，鼓起勇氣上前搭訕而結識愛美，及後他們每天都相約見面，成功發展成情侶。當讀者陶醉在他們浪漫的愛情故事時，高壽留意到愛美的淚點很低，初次見面、表白、約會都經常流淚，他亦無意間翻開了愛美的筆記本，發現當中記載了他們二人在未來日子相處的事。愛美決定透露她的秘密，原來愛美活在一個與高壽時間逆行的平行時空，每五年會到訪高壽身處的時空一次，每次為期40天。高壽的未來是愛美的過去，他的明天是愛美的昨天。對愛美來說，第一次約會是她的最後一次約會，電車上的初次邂逅，是她對高壽的最後道別。

因著這個奇幻的時空設定，愛美知道他們的戀愛是有時限的，「失去」是必然會出現的事，但就算最後會活在一個高壽不認識自己的時空，仍願意踏上這條注定會失去的路，並珍惜當下彼此相處的時光，努力締造屬於彼此的回憶。

我們的時間不會逆行，但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上，我們都會面對失去，每個人的生命總會走到盡頭，沒有人能保證明天仍能見到我們所關心的人，我們的父母也有可能在某天會認不到我們。珍惜並不該是空談，而是行動。為減少未來的後悔，不妨現在主動行一步，多抽時間陪伴家人朋友，用心聽聽父母訴說那些可能已聽過無數次的往事，一份小禮物，一句讚美的句子，一聲感謝的話，在有限的生命裡，享受無限的愛。

「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這句說話，早在《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中出現，書中指出，在諮商（輔導）個案時，很多人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總是聚焦在「可惡的他人」以及「可憐的自己」身上，而自己就享受著「受害者」的這個角色，但其實除了這個思考方法，更需要以第三個方向「將來該怎麼做？」去嘗試離開「受害者情結」。

作者蘇絢慧是一位在台灣經驗豐富諮商心理師（Counselling Psychologist），她在2018年出版了《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她在書中想要探討的是：什麼樣的心理防衛機制及心理模式，讓生活像無止盡的歹戲，總是重複著「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我」呢？為何又有些人無法停止將自己設定在「善良卻可憐的我啊！」的位置呢？這些的確非常值得探討。

在討論這個課題，作者引述了非常多的個案來說明這個心理現實。其中一個個案講到：一名男子與一名女子表白，而該名女子沒有直接拒絕該男子，然後男子便想東想西，開始認為該女子不尊重自己，故意不表示任何意願，讓他人一直暗戀她、喜歡她，讓人離不開也得不到。作者認為這種不作查核的猜想讓自己陷入內耗狀態，甚至敵視對方，就是典型的視對方為「可惡的他人」，而自己就是「善良卻可憐的我」。

本書非常有趣，如想探索更多個案例子，或對輔導心理學有興趣的人，實在值得一看。

此書是大衛．鮑森（David Pawson）的作品，全書只有六章，但已充份地表達他對生命的啟發與了解、對死亡的觀察及體會。此書收錄了他在晚年時與醫生、物理治療師、禮儀師的對話，從死後生命、死後與復活之間、復活、審判、地獄等主題去談論生命與死亡，容易閱讀。透過雙方的對話，對死亡有不同角度的認識。

此外，作者又引用新約及舊約的經文、使徒信經等去談論死亡。這本書最終帶給我們一個充滿盼望的訊息，就是死亡並不可怕。舊約聖經傳道書七章1節指出：「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作者認為我們在世時最重要是認清什麼是死亡：它不是由神而來，而是屬撒旦。從聖經可見，上帝是直接引用「死亡」的字眼，可見是真實的，但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基督徒要勝過、跨越死亡，就要靠耶穌基督，那以後就不再有死亡，就只有「睡了」，就像耶穌對睚魯的女兒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可五：39）他們睡了，將來是會被喚醒的。

大衛‧鮑森在晚年一直研究死亡的課題，相信他現在已經掌握死後生命是如何，因為他已在2020年5月安息主懷。

《怎麼活怎麼死：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是日本學者村上陽一郎的著作，他以哲學與醫學的視角，探討在當代日本高齡化社會裡，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自然死亡」，而是經常要在醫院的機器「幫忙」下苟延殘喘，忍受一個死也死不了的狀態，受盡病痛折磨。這現象引發作者透過本書討論尊嚴死與安樂死這個核心議題。

在日本，「尊嚴死」是指對於喪失意識或沒有康復希望的末期病人，醫生依據其生前預囑或家屬請求，不作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讓病患順其自然離世。這與「安樂死」不同，安樂死涉及主動介入，如透過注射藥物令病人死亡。雖然作者是少數有基督信仰的日本人，但他卻說自己是個不遵守戒律的信徒。他支持尊嚴死，視之為維護生命尊嚴的選擇，他甚至不完全反對安樂死。他認為在一個「死也死不了」的時代，人類有權決定如何離開，以避免無謂的痛苦，而這痛苦可以是現在經歷的，或預計未來會出現的。

安樂死在全球仍有倫理、宗教和法律上的爭議，村上並非鼓吹輕率結束生命，而是強調「向死而生」，如何在有限生命中活出意義，重病時又該如何渡過餘生。他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可以緩解末期病人的痛苦，值得探討和考慮。

筆者雖然反對安樂死，但此書卻令人正視到照顧長期病患時要考慮的問題。跟日本社會相似，香港也是高齡化地區，人口老化帶來了挑戰。病患與家人應及早商討醫療安排，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這既可減輕家屬的負擔，也能幫助病患正面而非恐懼地看待死亡，這個決定可以讓他們有尊嚴及優雅地在人生旅程中「畢業」。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11月初，一對頻道訂閱人數有100萬的YouTuber夫婦被爆出軌。根據網絡上的資料，先是一名內地女畫家發出了一則社交媒體帖文，標籤了已婚網紅Ryu的Instagram賬號，男方因此被指有出軌行為。當輿論都替Ryu的太太Yuma抱不平時，卻又被爆出原來Yuma在丈夫出軌前，已跟丈夫的好友、同是YouTuber的日本同鄉Tommy出軌，更要丈夫自行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此時，輿論便來一個180度的轉向，大部份人開始痛罵Yuma。故事進展到現在，涉事人紛紛發表道歉帖文，更變成Yuma想要挽回跟丈夫的關係，但丈夫對畫家的感情已不能自拔。在這件事上，誰對誰錯，作為一個局外人，實在難以判斷，或許也根本沒有對錯可分。

在討論愛情與婚姻關係時，總離不開愛情三角理論。理論指，完整或完全的愛，就是激情（passion）、親密（intimacy）以及承諾（commitment）的結合，少了其中之一個元素，關係便難以持久，也容易出現婚外情一類的問題。其中激情這個元素，在熱戀期時二人的感受尤為強烈，但在數個月至一年後，這種強烈的感受會隨著時間而遞減，而親密以及承諾則會透過更多深入的交流以及會隨著年日而增加，情況就如老夫老妻即使失去了激情，他們仍能維持他們的婚姻。話雖如此，但人是喜歡追求刺激與激情的生物，在情感關係中往往需要自律才能有效維持婚姻。

在上文提及的YouTuber出軌事件中，假如事件真的像報道中所說，先是女方想追求新的激情，所以在出軌後想要與丈夫拉遠距離，讓他自己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這會令二人之間的親密也消失。在疏遠丈夫後，女方還要指出自己心裡無法控制地渴望著第三者，這讓夫婦間的承諾也頓然被拆毀。在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中維持了一段時間後，男方也發展了婚外情。

按事件來說，似乎是先出軌者的責任較大，但無論如何，夫婦二人在心動與忠誠之間都選擇了心動，順應了人類追求激情的本能。這令筆者想起康德談論自由時說過，能夠抑制自己不去做不應該的行為，這才是身為人的尊嚴，《被討厭的勇氣》一書則這樣描述慾望與自由：順著慾望過日子就如一顆從坡道上滾落的石頭一樣，只能自然滾落，但真正的自由是能讓石頭停下或在坡道上往上爬，有對抗慾望的能力。有人因為女方是日本人，就說她繼承了日本人出軌的基因，但事實上，任何人在情感關係上如果不懂得自律，只會順應著自己的慾望，便得面對關係破裂的苦果。出軌，並不是日本人的專利，不要等到失去時才懂得珍惜。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最深刻的反派是來自哪一套電影、電視劇、動畫或漫畫呢？這個角色又有甚麼吸引你呢？是演得淋漓盡致、壞到極點的大壞蛋？還是令你有所感動的人物？今天的時代的確不一樣，在很多時候，誰邪惡誰正義都未必是清晰的，不再是以前的正邪二元分立。每一個成為反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作惡，他們的「惡」必然是有理由的，有些理由甚至讓人感動到落淚，因此有人認為，反派身上所背負的傷害，是人們最終將要面對的現實。可能在我們真實的世界裡，要理解一些人做出某些行為的背後原因，就需要了解他們到底經歷過甚麼；這像薩提爾冰山理論所指出，人的一切言語行為的背後，其實像隱藏了一大部份的冰山，人所能看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一角。

想要被看見的反派

說到反派，先回到我們現實的經驗中，在小小的班房中，可能也會令人回憶起在學時期班上的小反派。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他們成績不是很好，整天在戲弄同學和老師，不過他們同時也可以與老師打交道，彼此的關係也算是良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他們就如我們從電影中看見的某些反派，做出某些行為，為的是要被看見。

在阿德勒的心理學中，一些出現在人身上、脫離常有規範的「脫序行為」，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尋求讚賞：為了尋求讚賞的孩子會努力扮演「乖孩子」，或在職場中扮演著「努力工作」的職員，一切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稱讚。他們為了獲讚賞，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例如作弊、虛假欺騙等。他們做出「被稱讚的事情」，目的是在於「在共同體之中取得具有特權的地位」。

2. 引起注意：即使沒有讚賞，但他們一定要被注意到。這裡分為消極和積極引起注意的方法：消極的人以「無能」的形象引起注意；積極的人則以「調皮搗蛋」引起注意，目的在於「得到特權地位」。

3. 權力鬥爭：當在第二階段未能得到滿足時，有些人則會進入權力鬥爭的階段。在此階段，失序的行為包括採用不順從、挑釁、挑起戰爭的方式來展示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或在其他人眼中像「英雄」般的存在，試圖在群體中享有特權。

一般而言，一至三階段的人總會在日常社交環境或課室中出現，從事教育工作或仍對學生生涯有記憶的人，大概都會有類似的印象。但如果有人一旦進入第四、五階段時，引發的問題，就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處理。而戲劇中的反派，大多數都是這兩個階段的人。他們並不是刻意成為惡人，而是由童年開始便沒有經歷過合適的教導和社交環境，導致他們出現這種狀況了。

4. 復仇：在挑起爭端後，如果無法令另一方有絲毫的反應，就代表無法取得勝利，這時失序的人會進入第四階段，開始策劃「復仇計劃」，即對於不愛自己，不認同自己獨特之處的人，進行「愛的」復仇計劃。在這個階段會刻意做出別人討厭的事情，極端至跟蹤、惡作劇等，或透過傷害自己、繭居（長時間不外出或不與人接解）等行為，來控訴世界把自己弄成這樣。目的在於在憎惡的情緒中，獲得他人關注。

5. 證明自己的無能：這是最後的階段，也是非常嚴重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的人會抱著「不要再對我有任何期待」的想法，他們打從心底討厭自己，設定自己為無能的人，目的就是為了不讓自己再受到傷害。[1]

有些反派未必有復仇的動機，他們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證明和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強大。動漫《死神》（Bleach）中，有一名頗受粉絲歡迎的反派，名叫藍染惣右介，他便很想向別人展現自己的能力。藍染擁有很強大的力量，甚至精通許多其他人難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因強大而感到孤獨的他捨棄了保護他人的一方，選擇成為敵對的一方以表現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最後他被主角打敗時，主角竟然說：或許藍染就是希望有人能夠比自己強大，並打敗自己。

不知大家有否聽過一句來自動漫的金句：「錯的不是我，錯的是這個世界。」這句話來自動漫《東京喰種》主角金木研，他在準備「黑化」時便說出這句話來，原來它也是不同動漫人物「黑化」時的金句。[2] 就如踏入「復仇」階段的人，他們在憎恨的情緒中作惡，所作所為都是對世界的指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變成這樣，都是世界所造成的。

用自己方法打造「幸福」的反派

除了陷入「脫序行為」，也有些反派是為了得到他們所認為「幸福」、用自己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想彰顯社會制度中無法伸張的正義，便做出胡亂傷害他人，執行私刑等等的行為。

就如廣為人所認識的《蝙蝠俠》系列，故事中的小丑（Joker）擔任反派人物，他正正就是用了自己的方式揭露人性的醜惡，同時也玩弄著人性。英雄電影套路之一，就是將私刑最大化，小丑不斷挑戰這項套路，使得人們都無法得知到底誰善誰惡，小丑也只是嘗試告訴他人，追求可控制與穩定都是無趣又枉然。[3]

又如在經典動漫「神級作品」《死亡筆記》中，主角夜神月殺人的目的，就是要建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垃圾」的世界，對他來說，即是沒有罪犯的世界。夜神月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來創造所謂完美的世界。可能最後到底誰是正派，誰是反派，也只能由創作人決定，看看他以誰的視角去演繹故事而已。

心理治療師薩提爾以冰山作為比喻，指出人與人之間溝通時，看到的行為和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情緒、感受和深層渴望就如同隱藏在水面下的一大個部份，這也是在溝通時常常遭到忽略的部份。[4] 或許一個成熟的人，可以用恍如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慢慢理解到，那些「反派」即使做出傷害他人的事，其實大部份都不是出於純粹的惡意，更多是出於他們背後經歷過的創傷或其他複雜的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