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人工受孕的面紗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終審法院2023年在「岑子杰案」裁定政府應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不過，2025年立法會以71票反對，14票贊成，否決了《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到了年底本來反對議案的管浩鳴議員提議政府以「契約伴侶」代替「同性伴侶」字眼訂立登記機制，容許登記者安排醫療指示、身後事等權利，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他指「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建議設立『契約伴侶』登記制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舉例『你的伴侶可能是馬姐也行』」。[1]對於管浩鳴的建議，提出司法覆核的岑子杰表示「明光社以前就提議過同樣方案，若他（指管浩鳴）早在草案二讀時有這個建議，便有機會通過，因同志社群只是希望不需要遠赴外國進行婚姻註冊，以及享有伴侶的基本權利，『同志社會聲音從來都冇話一定要用同性字眼。』」[2]

明光社早在2018年已提出用「緊密關係授權」方式處理同志團體提出有關個人權益的訴求，經過多年醞釀，終於愈來愈多社會人士和同志組織表示可以接受我們的建議，這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無論管浩鳴議員或岑子杰都並不完全了解我們的建議，必須加以澄清。首先，對於管浩鳴議員有關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早前我們和不少教內人士都已經作反駁，其中一個重點必須清楚指出，就是我們反對在法律上給予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任何特別的身份，無論是配偶、伴侶或伙伴等等，以免成為缺口及先例，導致骨牌效應，令同性伴侶最終成為法律上認可猶如婚姻的關係。

此外，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這並不是為同性伴侶特別設立的制度，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是可以適用於所有市民，我們建議所有成年人都可以授權自己信任的人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指示和身後事安排，例如金蘭姊妹、沙煲兄弟、同居人士、以及契爺授權契仔、會友授權牧師等等。更重要的是這種授權是毋須雙向的，並沒有假設二人之間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法律地位，因此毋須預設要互相授權。

我們當年提出的重點是「政策制訂者有必要把婚姻地位，從各種形式的緊密關係（同性情侶、異性不婚情侶、誼親、緊密友誼、同鄉、非近親關係）中區分（distinct）出來。按『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的公平原則，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皆非婚姻關係。政策制定者不須將各種緊密關係強行納入於男女婚制之中……『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授權制度的擴充。現時諸多事務上如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後事安排等，均默認其決定者和安排者為已婚配偶或直系親屬。『緊密關係授權』則讓人可在婚姻和血緣以外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為上述事務的默認處理人，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3]

明光社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這並非一份二人共同簽署的契約，例如契爺授權契仔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和身後事，但契仔的後事可以繼續由自己的太太或家人處理。又例如金蘭姊姊A無親無故所以授權給B代為處理，但B與自己家人感情亦要好，毋須授權A協助自己，同樣，年老會友可以授權給牧師，但牧師若有自己的家人，根本沒有需要另外授權他人。

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伴侶是一種客觀的、特殊的身份，但「緊密關係授權」卻是主觀的、個人的決定，若不弄清這些重要的基本分別，討論下去只恐怕會錯意。任何立法的決定，必須要定義清晰，才可以避免日後的爭拗。我們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為了保障所有市民的個人財產及權益，不涉及公共制度，特別是婚姻或猶如婚姻的關係，不會在法律上給予同性伴侶特殊的身份。

有關建議其實類近我們當年建議將《家庭暴力條例》改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一樣，一方面我們認為所有人，包括同性伴侶的人身安全都應該受到保障，但不贊成將同性伴侶納入猶如異性婚姻所組成的家庭的定義之中，以免在法律上暗度陳倉，間接承認他們的關係猶如婚姻，因此建議將條例的保障擴闊至同居一室及在生活上互相依賴的人士，包括異性及同性同居者，雙方的關係毋須任何法律或契約的證明，要證明的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上是否有互相依賴的緊密關係。希望未來所有建議修訂與同性伴侶相關法例的持份者，都能明白我們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不要誤會或扭曲了我們的原意。

資料整理︰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

根據《路透社》2月10日的資料，美國政府已移除一面原本在石牆國家紀念碑上空飄揚的大型彩虹驕傲旗。該紀念碑是紐約市發起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重要地標。負責管理美國國家紀念碑的聯邦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該紀念碑的旗杆由他們管理，此次移除旗幟是為了確保「長期政策」在其所有地點都能一致執行。[1]

美國國務院已指示全球各地的美國使團重新審查所有援助計劃，以確保它們符合嚴格的新規定，這些規定禁止資助從事家庭計劃、多元性(diversity)或特朗普政府所稱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相關工作的團體。該新規定已於2月26日生效，它們將納入任何新的贈款或合作協議中，以及獲得續發資金的現有項目。國務卿Marco Rubio將發出有限的豁免，以確保新規定的實施不會「過度干擾正在進行的救生計劃、災難應對以及其他關鍵優先事項」。

特朗普政府在1月底宣佈擴大所謂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反對者稱之為「全球禁言規則」(global gag rule)。這項政策原是禁止資助推廣墮胎的組織，但現時範疇已進一步擴張，禁止資助從事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與共融(inclusion)，以及涉及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權利工作的團體。受影響的外國援助金額已增至約300億美元，規管對象亦首度包括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2]

根據司法部說法，當局已向全美參與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醫生和診所發出了超過20份傳票，該傳票要求取得未成年人的最敏感醫療記錄——包括心理健康治療筆記、處方資訊以及相關個人細節。該傳票是特朗普政府所稱調查的一部份，內容涉及可能違反《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及相關罪行，以調查針對向未成年人推廣或非法配發青春期阻斷劑及荷爾蒙的行為。

六名曾在洛杉磯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CHLA)接受上述醫療的兒童父母於2025年11月提起訴訟，試圖撤銷該傳票，他們認為傳票侵犯了患者的憲法私隱權並超出政府法定權限。美國司法部最終在1月23日撤回要求CHLA提供超過3,000名跨性別青少年醫療記錄的傳票，並與患者及其家屬達成和解協議。[3]

美國兒科學會與內分泌學會已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提起訴訟，以反對該機構針對兩學會支持跨性別青少年接受性別肯定治療一事展開調查。兩團體聲稱，FTC提出的文件調取要求違憲，且此舉是特朗普政府針對兩學會在該議題上的立場而採取的報復行動。[4]

2026年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就27個州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公立學校女子體育賽事的法案展開聽證。多數保守派大法官傾向於支持該禁令；案件聚焦於公平競爭與跨性別者權利的平衡，引發廣泛關注。

儘管社會對此議題爭論激烈，但大法官們在庭上表現審慎，權衡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而非單純進行立場表態。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律師Hashim Mooppan提出了一項可能獲得多數支援的「狹義裁決路徑」。他指出，現行聯邦教育法中反性別歧視條款的實施細則，明確允許學校按「生理性別」分隊。因此，法院可以毋須裁定跨性別運動員是否具有生理優勢，即可直接基於該法規解釋作出裁決。

大法官Neil Gorsuch的態度尤為引人關注。他曾撰寫保護LGBTQ僱員權益的里程碑判例「Bostock案」，但後來也支持了限制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的判決。在此次聽證中，他似乎是保守派中最可能對州禁令提出異議的一位，突顯了案件在法律邏輯上的複雜性。

此案的核心原告之一是男跨女Becky Pepper-Jackson，他為爭取參賽權已歷經多年訴訟。無論結果如何，這項裁決都將對美國跨性別群體的權利界定產生深遠影響。[5]

2026年1月，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以2比1的投票結果，正式撤銷了拜登政府於2024年發佈的職場騷擾指導方針。此次撤銷因跳過30天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在程序上引發廣泛質疑。此決定由特朗普任命的主席Andrea Lucas與委員 Brittany Panuccio投下贊成票。

2024年版方針的新增核心內容，是將基於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騷擾行為納入界定範圍，並明確禁止故意誤用跨性別者姓名代詞。贊成撤銷的一方認為，生理性別是二元且不可改變的，且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僅適用於僱用和解僱環節，不應擴展至其他職場條件。反對者則批評此舉過於激進，全盤否定了方針中的合理內容，且撤銷程序缺乏透明度。

目前，雖然美國聯邦反歧視法律本身並未改變，但企業（尤其是缺乏專業法務支持的小企業）將因失去明確的合規指引而面臨困惑。法律界普遍呼籲EEOC儘快重新發佈涵蓋種族、年齡等無爭議領域的指導方針，並對性別認同相關內容的爭議點予以清晰標注。[6]

2026年2月3日，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ASPS)宣佈，將年輕患者的性別轉換手術延遲至患者至少年滿19歲。該協會表示，目前沒有足夠高質素的研究證明手術對青少年的長期益處，而且較新的證據指向「治療併發症和潛在危害」。[7]

ILGA Europe最新報告指出，近四分之一（約25%）的歐盟LGBTQ+公民曾經歷某種形式的「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報告指出，希臘受訪者接受此類治療的比例最高，達38%；法國、意大利及荷蘭則最低，為18%。2026年1月底，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通過決議，敦促46個成員國立法明確禁止更正治療，並施以刑事制裁，同時建立「受害者」支援、監測機制及相關研究。目前歐盟一半國家已制定LGBTQ+平等戰略，至少8個成員國（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希臘、馬爾他等）已立法禁止更正治療。[8]

2026年米蘭 — 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已於2月22日閉幕。本屆冬奧將成為最後一屆，採用現行零散且不統一的規則來界定跨性別運動員女子組資格的奧運賽事。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預計很快會發佈新的統一指引，以保障女子運動的公平性。[9]

IOC在2月7日宣佈，全球體育領袖已就跨性別運動員參賽資格達成統一新標準，共識政策預計今年上半年正式公佈。這是IOC首次與各國際體育聯合會共同制定適用於奧運會及多項世界賽事的統一規則，結束以往各聯合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新政策預計將大幅限制那些在完整經歷男性青春期後才進行醫療轉變的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別比賽，以保障女子項目的公平性。

在首位女主席Kirsty Coventry領導下，IOC自去年6月起主導改革，並成立「保護女子組別」工作組。發言人Mark Adams表示，政策已進入諮詢階段，體育界已達成廣泛共識，預計很快推出。目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仍依各聯合會規定，例如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允許12歲前轉變者參賽，而世界橄欖球則全面禁止。至今只有少數公開身份的跨性別運動員（如紐西蘭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曾參加奧運。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已下令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美國學校、大學及職業女子賽事，並明確表示不會允許他們參加2028年洛杉磯奧運。[10]

本地

同性伴侶平權議題備受關注，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律師行安理的研究顯示，雖然同性配偶在伴侶死亡及房屋等範疇獲部份承認，但本港法律在21個範疇對非傳統關係者仍有差別對待，涉及財金、利益申報等領域，如新《私隱條例》起底罪中「家人」定義不含同性伴侶。

報告主編葉劍廉指出，法律對非傳統關係的承認零碎且多由訴訟推動，缺乏整體檢討，且同一範疇承認並不一致，如在繼承法中，同性配偶的繼承權與遺產管理順位便存在矛盾。他強調，法律不承認其關係亦會忽視相應義務。中大副教授孫耀東則認為，行政措施難以解決差異，建議政策制定時多考量關係狀況。

對此，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表示，報告列出的差別待遇正反映了該機構當初的憂慮，就是一旦承認同性伴侶享有部份原屬於異性婚姻的權利或福利，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導致相關團體逐步爭取與異性婚姻在所有不同的範疇都有同等的待遇。他重申，現行香港婚姻制度僅承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任何其他形式的組合都不是法律上認同的婚姻，不應享有猶如婚姻的權利和福利。

蔡志森強調，若要討論同性伴侶在公共制度和政策上應有甚麼權利和福利，應先討論現行婚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或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而需要作出改變。一日婚姻制度未變，毋須逐項比較同性伴侶與異性婚姻的不同對待，因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硬要將不同的事情一起比較是立論錯誤，由錯誤的前設根本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11]

（資料截至2026年2月28日）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18年，一對波蘭籍男同性伴侶在柏林結婚，他們返回波蘭後，遭拒絕承認他們在德國締結的同性婚姻關係，理由是當地法律不允許同性婚姻，兩人為此提出申訴。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The EU Court of Justice, CJEU）作出裁決，要求歐盟成員國必須承認公民在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並指波蘭以國內法律限制為由，拒絕承認其婚姻效力的做法是錯誤的。法院表示，成員國在承認其他成員國的婚姻關係時，不得歧視同性伴侶，但無義務在本國立法允許同性婚姻。[1]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經過多年的討論，美國天主教會正式將與跨性別相關的醫療規範納入指導原則。據天主教健康協會統計，美國每天有超過七分之一的患者在天主教醫院接受治療。在部份社區，天主教醫院更是當地唯一的醫療服務機構。美國各大醫學團體及衛生組織均明確支持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此前，天主教醫療機構大多秉持保守立場，未開展性別肯定醫療服務（這類服務可能包含荷爾蒙治療、心理輔導及外科手術等項目）。本次修訂的指導原則將把這一立場正式化為強制性要求，各地主教則可自主決定在其教區範圍內將該原則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規定。[2]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中作出歷史性裁決，認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實現全美合法化。這一裁決成為美國LGBT權利的重要里程碑，但也引發部份保守派對「宗教自由受衝擊」的爭議。同年，當時為肯塔基州羅萬縣書記員的Kim Davis，以自己作為使徒派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同性伴侶David Ermold和David Moore簽發婚姻執照，聲稱此舉違背「上帝的權柄」。

Ermold和Moore以Davis侵犯其憲法婚姻權為由，提起訴訟。聯邦法官David Bunning駁回Davis的抗辯，並裁定她因藐視法庭被判入獄數天；Kim Davis敗訴後隨即上訴。2023年，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也作出了不利於Davis的判決：作為民選官員履行職責時，Davis不能以自身的宗教權利去侵犯他人的憲法權利。Davis的法律團隊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除了請求大法官們複審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外，還要求其推翻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決。

2025年11月10日，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決定不重新審議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駁回了Davis的上訴。Davis需付出合共超過36萬美元的損害賠償及律師費用。[3]

2025年11月20日，美國伊利諾州國民警衛隊的一名男跨女僱員LeAnne Withrow提起訴訟，要求阻止特朗普總統頒佈的禁止聯邦僱員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洗手間禁令。Withrow是一名家庭支持專家，在向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提起的擬集體訴訟中表示，自特朗普在1月發佈行政令實施該禁令以來，為了避免使用洗手間，不得不在工作期間限制飲食並少喝水。Withrow指出，根據1964年《民權法案》第七條的規定，該政策構成了非法的職場性別歧視；同時，該政策任意且反覆無常，也違反了《聯邦行政程式法》。白宮與美國司法部並未就此事回應。[4]

數月前，美國空軍曾證實，將拒絕所有服役年限在 15 至 18 年的跨性別軍人提前退休的申請，並會將他們除名且不給予退休福利。2025年11月10日，由17名跨性別美國空軍組成的團體，提起訴訟，控告美國政府非法撤銷他們已獲批准的提前退休養老金及相關福利。[5]

西維珍尼亞州的女跨男Ashton Orr於1月申請標註為男性性別的護照，但2月收到美國國務院通知，其護照只能標註為女性性別。Orr聯同其他六位跨性別人士提起訴訟。麻省聯邦法官作出不利於聯邦政府的裁決，認為民眾應有權自主選擇身份標記，或可選用「X」作為替代選項，並簽發初步禁制令，禁止對相關原告執行該政策。

然而，位於波士頓的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拒絕暫停執行，司法部副部長D. John Sauer在法律檔中表示，這項新的特朗普政策「完全合法」。他辯稱：「憲法並未禁止政府根據個人生理特徵來界定性別。」

2025年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政府執行一項旨在限制跨性別者權利的政策，該政策將護照上的性別標記僅定為「男性」和「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大法官們批准了特朗普政府提交的緊急申請，以試圖推翻拜登政府時期允許民眾在護照上選擇「X」（非二元性別）作為性別標記，或自行選定「男性」或「女性」的政策。[6]

阿拉巴馬州公共圖書館管理委員會在11月20日投票決定，將探討跨性別議題的書籍，從該州所有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及兒童閱覽區移除。[7]

2025年10月22日，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USA Powerlifting）禁止JayCee Cooper參加女子組賽事的政策，在《明尼蘇達州人權法案》框架下構成 「表面歧視」。該組織則表示，仍有機會推翻此裁決。最高法院將案件的部份爭議點發回下級法院，以裁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拒絕Cooper參賽是否具有「合法商業目的」，Cooper的代理律師表示，他們已贏得核心法律訴求，後續訴訟程序不會改變最終判決結果。[8]

2017 年頒佈的《性少數群體長期護理院居民權利法案》，旨在保護養老院中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權利，禁止養老院員工以錯誤的人稱代名詞稱呼院民或同事。早前上訴法院裁定，涉及患者人稱代名詞與姓名使用的條款可能侵犯員工的言論自由。2025年11月6日，加州最高法院駁回了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該法案的挑戰，裁定違反此法案的行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因為該法案規管的場景本質上兼具職場與居所的雙重屬性。法院指出：「人稱代名詞相關條款實則是對歧視性行為的規管，其對言論產生的影響屬於附帶效果。」五名大法官簽署了本案的主要判決意見，兩名大法官提出了協同意見，本案無反對意見。[9]

2025年12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名男跨女資料科學家Sarah O’Neill，起訴特朗普政府，質疑特朗普總統在就職當天簽署之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並試圖阻止該命令及其他政策的執行。該命令要求聯邦政府在所有行政運作和印刷文件中，只承認男性和女性這兩種「不可改變」的性別。該僱員稱，這些命令和其他政策違反了聯邦民權法。[10]

一位聯邦法官已永久下令喬治亞州監獄系統繼續為跨性別囚犯提供荷爾蒙治療，該州計劃上訴。

2025年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一項新的州法律全面禁止囚犯接受荷爾蒙治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中關於禁止殘酷和非常規懲罰的條款。她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Calvert在裁決書中寫道：「法院要求，對囚犯的醫療保健決定必須由醫生客觀公正地做出，基於對個人醫療需求的判斷，而非僅僅因為該人是囚犯。」[11]

2025年12月18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公佈了一系列擬議監管措施，旨在限制未成年人獲取性別肯定護理。通過兩大核心措施：一是切斷聯邦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資金，不再撥款給那些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護理服務的醫院；二是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用於資助相關治療方式，包括限制跨性別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及外科手術。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代理主任Jim O'Neill說「男人就是男人，男人永遠不可能變成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永遠不可能變成男人」。他還補充說：「性別界線的模糊化」代表著「對上帝所設計的自然法則的憎恨」。

代表全國 67,000 名兒科醫生的美國兒科學會強烈反駁了這些說法。美國兒科學會主席Susan J. Kressly博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些政策和提案曲解了當前的醫學共識，未能反映兒科護理的現實情況以及兒童和家庭的需求。這些規定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對解決醫療保健成本問題毫無作用，反而對年輕人群體造成了不公平的污名化。」[12]

2025年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衛生部長Simeon Brown表示，對於因性別焦慮或性別不一致尋求治療且尚未開始使用相關藥物的人，醫生將不再能為其提供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的處方。該禁令已於12月19日起生效。[13]

2025年10月27日，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為英國首個LGBTQ+軍人國家紀念碑揭幕。作為英國武裝部隊的禮儀性最高元首，查爾斯國王在斯塔福德郡國家紀念植物園（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的紀念碑前敬獻鮮花。眾多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包括LGBTQ+軍人，出席了揭幕儀式。[14]

英國公司工程師Maria Kelly因不滿與男跨女同事共用女性洗手間，將僱主軍工業巨頭Leonardo UK告上了法庭。勞動法庭法官Michelle Sutherland在書面判決中表示，由於Kelly仍可使用單人洗手間，因此不構成「權益受損」。Kelly在此性別歧視案敗訴後，已表示將提起上訴。[15]

2025年11月12日，哈薩克議會下院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在網絡或媒體上進行 「性少數群體宣傳」，並規定對違規者處以罰款，屢犯者最高可被判處 10 天監禁。該法案與俄羅斯、格魯吉亞和匈牙利等國通過的相關法律相似。目前該案已獲參議院通過，待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簽署後即可生效。托卡耶夫近幾個月來一再強調，必須捍衛「傳統價值觀」。[16]

2025年12 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草案明確規定，透過相關技術所生的子女，將視為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法律權益。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需經三讀後才能正式生效。[17]

本地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18]

關於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長及稅務局長一案（CACV 126/2017；2018年6月1日頒布判辭），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在2025年12月19日撰文批評終審法院判決(FACV8/2018)。烈顯倫指出，本案核心應是依據香港法律定義「配偶」，但法院卻轉向審查政策是否構成「歧視」，這預設了同性與異性婚姻具備可比性。他認為終院僅因海外婚姻手續相似就認定兩者「無區別」，是以形式代替實質，忽視了生物與社會傳統的根本差異。判決使「丈夫」、「妻子」等詞義變得模糊，在法律宣示與社會實際認知間造成了巨大鴻溝，並以破壞性的方式改寫了法律。[19]

（資料截至2025年12月31日）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5年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該組織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是一份獨立宣言。今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擁有了全新的全球組織。」LGB國際指出，LGBTQ+組織已背離初衷，不再關注64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罪行、同性伴侶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對男女同性戀者持續存在的歧視等問題，反而優先推進性別意識形態相關行動。

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加拿大LGB聯盟（LGB Alliance Canada）則批評「加拿大LGBT聯盟」（Egale Canada）等組織，指摘其將政治和財政資源過度集中於性別認同主題的激進主義，而非優先捍衛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其聯盟代表認為，重新定義「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不僅會削弱基於生理性別的法律保護，更會引發對堅持維持自身專屬空間的同性戀者的敵意。英國LGB聯盟聯合創始人Bev Jackson表示，現今同性戀青少年面臨被要求認同為「跨性別者」並接受不可逆轉的醫療或手術壓力，而LGB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1]

2025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9月12日，執法官員宣佈，槍殺Kirk的22歲疑犯Tyler Robinson已被逮捕。Kirk的遺孀Erika Kirk於同日公開發聲，鄭重承諾「轉折點」組織將繼續在校園舉辦活動。[2]

目前全美已有超過二十多個州頒佈禁令，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護理，而美國德克薩斯州則是首個對相關醫生提出起訴的州。2024年，德州總檢查長帕克斯頓辦公室對埃爾帕索的兒科內分泌學家Hector Granados醫生，以及另外兩名醫療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Granados更在訴訟書中被稱為「屢犯者」，指控其偽造醫療記錄並違反德州於2023年生效的跨性別醫療禁令。然而在2025年9月，帕克斯頓辦公室卻悄然撤銷了對Granados的起訴，並在聲明中表示，經「審查證據及Granados的完整病歷後，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至於另外兩名醫生的訴訟，目前仍在審理中。[3]

早前，美國紐約州拿騷縣頒佈禁令，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德比運動隊，滑輪障礙賽聯盟就此起訴當地政府，2025年10月6日，下級法院的R. Bruce Cozzens法官裁定該聯盟敗訴，指出拿騷縣的禁令旨在保護婦女和女童權益，並強調跨性別運動員仍可參與該縣設立的混合性別體育聯盟。Cozzens法官同時駁回了聯盟提出在訴訟審理期間暫緩執行該項禁令的請求。

代表該聯盟提出起訟的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申請上訴。10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裁定，在相關法律訴訟程完成之前，拿騷縣不得強制執行該項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運動隊的規定。[4]

2023年，美國佛蒙特州一間基督教中學拒絕與另一所學校的高中女子籃球隊進行比賽，理由是對手球隊的跨性別運動員「影響比賽公平性和危及球員安全」。其後，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校違反了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及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取消其參加所有州政府資助的體育賽事及其他活動（包括辯論賽和科學展覽）的資格。2025年9月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一的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允許佛蒙特州這間基督教中學參加該州的體育聯賽，推翻了先前維持禁令的裁決。[5]

美國聯邦教育部在2025年9月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政策，否則將取消目前和未來對19間「專業磁石學校」的資助。相關爭議政策涉及「自認女性的男學生或跨性別學生可不受限制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的規定。10月16日，紐約市向聯邦教育部官員提出訴訟，指聯邦教育部因為紐約市教育部支持跨性別學生的立場，便決定取消已承諾的4700萬美元撥款，是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6]

早前，數名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人士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護照政策提起訴訟，該政策規定護照性別必須依據出生證明上登記的性別進行標註。2025年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2025年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7]

201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具體涵蓋旨在「改變行為或性別表達、消除或減少對同性戀者性吸引或愛慕感受」的各項措施。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

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的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推進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8]

2025年10月1日，全球首富Elon Musk在其旗下社交平台X發文表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取消Netflix 訂閱吧」，原因是Netflix推行「跨性別覺醒議程」，播映了一部包含跨性別角色的動畫 ——《靈異遊樂園：無路可逃》（Dead End: Paranormal Park）。[9]

加拿大在10月初更新了針對美國的旅行建議，提醒護照上標有「X」性別標記的旅行者可能被拒絕入境。新警告聲明：「雖然包含『X』性別標識的護照由加拿大政府簽發，但無法保證您順利入境，或通過其他國家過境時順利通關。」[10]

本地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及真實生活體驗（RLE）的重要環節。

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政府於9月22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目前尚未排期聆訊。[11]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政府早前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以履行終審法院《岑子杰案》的判決，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與明光社於2025年7月31日合辦講座：「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從法律、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條例草案》，強調其潛在衝擊，並建議替代方案。

丘志強律師分析稱，因香港不承認岑子杰與男伴在美國的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一致裁定香港憲法並沒有賦予同性婚姻的法律權利，同時也沒有憲制性要求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但以3:2裁定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替代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做法，違反《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因此政府有積極義務以替代法律框架承認同性關係，保障他們的私隱權不被侵犯。

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制度，讓已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申請登記同性伴侶關係，並可享有登記及撤銷同性伴侶關係的權利、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以及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的權利。丘律師指出《條例草案》實質上等同於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享有類似合法夫妻的地位與權益，模糊《基本法》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核心條文，從而違背了《基本法》對婚姻制度的原始立場。他亦認為同志團體會再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的訴求。

最後丘律師提出了中港跨境法律承認的問題，因《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於2022年生效，他擔心條例通過會導致跨境法律承認與民事判決執行面臨明顯障礙，亦對司法互助機制與跨境家庭保障構成實質挑戰與制度壓力。

關啟文博士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立法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雖然與異性婚姻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大同小異。而《條例草案》是由有公權力的政府推動和由議會通過，某程度是代表著政府推動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接納，並且認為同性關係值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那麼教會能否拒絕舉辦「同性婚禮」？伊斯蘭組織能否拒絕為員工的同性伴侶提供配偶福利？

對於有評價指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而基本法也沒有明文排斥任何人進入婚姻的可能。關博士駁斥以上論點指，婚姻制度不單是指和誰結婚，更包括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模式。若婚姻的性別可以更改，那是否也可更改婚姻的人數、接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至於基本法沒有明文否定同性婚姻，他認為起草時大家相信兩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結婚的。

有評價指不支持《條例草案》等同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權，關博士指出香港同性戀者一直和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對於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問題可用個別措施或緊密關係授權來處理。

《條例草案》）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政府負責官員指出必須尊重法治，否則後患無窮，但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可各自行使權力，他認為立法會也有責任對嚴重錯誤的法院判決說不，這與是否尊重法治沒有關係。亦有人認為反對同性戀是抗拒進步，終將被歷史洪流淘汰，但關博士不認同支持同運等同進步，他只是守著自己的良心，盡量用理性去作判斷，就算與一些當代潮流背道而馳又有何妨？

蔡志森先生指出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爭取法律上對同性關係的承認，也爭取同性伴侶在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權益。他認為如果涉及如婚姻制度和社會福利的公共事務，就必須交由全體市民公開討論，但在多元社會應尊重不同市民在私人事務的自主權。

因此，明光社自2018年已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以保障有關人士的權益。蔡先生解釋緊密關係授權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而不是特別肯定某種性關係型態，市民可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可以是同性伴侶、異性同居人士、好友、同鄉、非近親關係的人士，授權處理一籃子包羅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及財務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身後事的事務，並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照著神的形象，他創造了他們，男和女，他都創造了。神就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大地，主宰大地；也要統管海裡的魚、天空的飛鳥和一切在地上活動的野獸。』」(創世記1:27-28)

近日社會出現同性伴侶關係登記的爭議，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雖然多個主要政黨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政府仍然按既定程序在7月11日將《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刊憲，並在立法會大會進行首讀及二讀，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已完成逐項審議條文；期間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共收到約10,000份意見書。到底政府為何如此積極推動同性伴侶關係的登記機制呢？我們需要回到2018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件尋求答案。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2018年已於美國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岑子杰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未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的做法。2020年原訟法庭駁回申請，認為《婚姻條例》僅適用於異性婚姻，且政府無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民事結合或其他替代框架。

岑子杰不服原判提出上訴。2022年上訴法庭維持原判，認為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列明的婚姻自由是指異性伴侶透過婚姻制度締結婚姻，政府無法律責任提供替代框架。之後，岑子杰進一步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主要討論三個問題：

問題1：上訴人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享有同性婚姻的憲法權利。
問題2：沒有任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其他途徑是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及／或《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問題3：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一致駁回問題1和問題3，即香港沒有同性婚姻和不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並沒有違憲。在問題2上，終審法院以3:2裁定政府敗訴，指政府沒有履行其積極義務，另訂框架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也沒有訂明因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所衍生的適當權利和義務，侵犯了上訴人根據《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享有的權利——私生活權利不受侵擾的權利。

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制定就該等承認所伴隨的適當權利和責任，並需在終審法院2023年10月27日頒布裁決後起計，暫緩兩年內生效。

因為終審法院的裁決具約束力，政府不能違反法庭裁決，必須履行相關的積極義務，在兩年暫緩期內制訂相關政策。最終，政府在本年7月推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訂明申請人須年滿18歲，並已在海外註冊有效的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才可在香港登記，可享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和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保證和保障的婚姻憲法自由只限於異性婚姻，並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而現時政府建議設立的法律承認機制亦只限於同性伴侶關係，絕對不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

雖然曾局長再三強調「一夫一妻」為特區政府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但《條例草案》內容未能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有傳媒機構向立法會各政黨及多個無黨派議員了解投票意向，已表明反對或傾向反對的，加上傾向棄權的議員人數已超過議員總數的一半，即若現時舉行投票而全體議員均參與表決的話，法案將會被否決。

有持反對立場的議員認為現時擬定的登記機制，事實上與承認同性婚姻無異，也有議員擔心通過條例會對現行法律及社會以至價值觀帶來顛覆性的衝擊。支持《條例草案》的議員則認為政府提出的框架只是接受已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登記，不過行了半步，已很克制。另一方面，《條例草案》內容也令同志團體感到不滿。岑子杰曾質疑政府提出的方案並非終審法院所要求的婚姻替代框架，同時政府要求同性伴侶先在海外登記結婚，對基層的同性伴侶做成障礙。話雖如此，部分同志朋友以「袋住先」的態度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

現在政府面臨一個困局，因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同性伴侶替代框架；但終審法院裁決對立法會不具約束力，因此立法會沒有責任和義務滿足終審法院的要求而通過政府是次提出的《條例草案》，而現階段《條例草案》是否足夠票通過，也是未知之數。如果最終法案不獲立法會通過，但終審法院裁決原則上繼續有效，政府仍有持續責任履行法律義務。

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明光社過去一直關注香港同性戀運動的發展，致力維護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同時理解一些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困境，如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需要，並嘗試在兩者之間取其平衡。因此，我們自2018年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緊密關係授權」是指市民可以選擇自己最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在有需要的時候代表自己處理包括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和骨灰處理，以及身後事等，透過簡化申請程序，獲得政府機關的承認，保障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緊密關係並不特別限定某種性關係的型態，也不限於血緣，而是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人士，例如契爺契仔、金蘭姊妹、同性伴侶、異性同居關係，而獨居長者最信任的可能是多年好友，又或是牧師、神父，政府不用制定量度關係緊密的準則，而是由市民主導授權給自己選擇的人。在維護包括同性伴侶在內的緊密關係者基本權益的同時，亦符合維護現行男女婚姻獨特性的原則。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並未涵蓋同性伴侶繼承遺產的問題，其實有關人士只需及早訂立遺囑，就可以順利解決此問題。

關注事態發展表達意見

如果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可以預視同志團體的下一步行動是爭取同性領養和同性伴侶的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等，嚴重侵犯將會出生嬰兒的權利，人為及故意地剝奪兒童由親生父親及母親共同撫養下健康成長的基本人權。

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文的工作，《條例草案》估計將在9月交回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請大家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也可繼續向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代孕作為一種人工生殖技術，為不孕夫婦提供生育的可能。本港一位知名YouTuber曾公開表示太太進行過多次人工受孕都未能成功懷孕，所以他們決定聘請代母產子，他先在台灣進行檢查及存留精子，再使用亞洲年輕女性捐出的卵子，運送至美國，由於美國不少州份的商業代孕是合法的，因此代孕公司會為他們聘用代母產子。事件在網絡引發了代孕母的倫理討論，有人認為用代母產子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該位網紅則回應指自己已選擇了在一個完全合法的地方做這件事，又曾表示不強求別人認同其決定。[1] 筆者理解他們的難處，本文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的選擇，只是想就代母產子這議題進行討論。

一、卵子購買與代孕服務：對貧窮女性的剝削

卵子購買和代孕服務的本質，是將女性身體與生育能力商品化，商業性質的代孕服務令代母被矮化為生育工具，也令生育的神聖受損，更踐踏了人類的尊嚴。

使用代孕服務者，可透過人工受精或體外受精兩種方法獲取嬰兒。如透過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方式，需要由男性捐出精子及由女性捐出卵子，讓精子卵子在實驗室裡結合，然後培育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裡。男性可透過簡單的自瀆行為捐出精子，但女性如要捐出卵子則需接受入侵性手術，醫護人員會預先為女性打排卵針，待卵泡成熟後進行取卵手術，捐卵者要先接受麻醉，醫生隨後使用取卵針穿過她的陰道壁，抽取卵巢內的卵泡液，再在卵泡液中取出卵子。手術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也會有副作用，所以一般人不會無償捐贈卵子。香港容許人合法地捐贈卵子，但禁止有人向捐贈者提供金錢回報，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捐卵者可收取金錢方面的補償，如台灣的《人工生殖法》便容許捐卵者領取新台幣99,000元以內的「營養金」，[2] 即約港幣26,000元補償，差不多是當地一般市民兩個多月的薪金。

香港禁止商業代孕，但在美國不少州份、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商業代孕是合法的，費用動輒過百萬港元，而代母可獲的報酬僅佔一部份，雖然金額始終有限，但這對不少基層女性來說已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因此，捐卵者和代母通常來自貧窮的低下階層，高額報酬成為她們參與此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動機，以經濟誘因令貧窮女性捐出卵子及成為代母，其實是對她們的剝削。捐卵子過程涉及荷爾蒙治療，長遠來說可能導致健康風險，如令捐卵者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對她們的身體構成潛在威脅。[3] 代孕母親則需經歷懷孕及生產過程，承擔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

二、胚胎處理：對生命神聖的侵害

透過體外受精方式令女性受孕，過程通常會製造多個胚胎，醫生會從中選擇一些胚胎，並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以增加著床（胚胎附著在子宮內膜上）的機會，未被醫生選上的胚胎則會被冷凍或銷毀。當多過一個胚胎成功著床，醫生就會進行「選擇性減胎」，移除過多的胚胎以確保剩下的胚胎能健康成長。自受孕一刻受精卵即具備生命的潛能，應被視為具有道德地位的個體。選擇性減胎扼殺胚胎的生存權利，實質與墮胎無異，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

將胚胎冷凍的處理手法亦會引發倫理爭議，胚胎作為潛在生命，不應被視為工具或商品，將冷凍胚胎無限期儲存可能導致其被遺忘或最終遭到銷毀，這種做法等同於剝奪生命的發展機會。

三、三個母親令孩子陷入窘態：家庭結構的破壞

理想的家庭應以自然生育和單一父母為基礎，代孕卻將生育過程碎片化，削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自然聯繫。體外受精的方式受孕可能導致孩子擁有三位母親，生物學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懷胎者）和法律上母親（撫養者）；如果使用他人捐贈的精子，孩子則會有兩位父親，即生物學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法律上父親（撫養者）。如孩子知道自己處於如此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對孩子的身份認同和心理健康自然會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亦無法與生物學的父、母或代母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這會令他產生困惑。如果孩子的身世一早就被公開，孩子也有可能要承受來自外間的壓力。

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會與胎兒產生深刻的生理和情感聯繫，代孕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代母分娩後被迫與嬰兒分離，可導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這亦是一個不人道的安排。外國亦曾發生不幸事件，代母產下的其中一名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結果嬰兒慘被購買代孕服務的夫婦棄養，最後需由代母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4]

人工生殖技術雖為不孕夫婦帶來生育希望，但代孕的商業化卻引發深遠的倫理問題。這不僅涉及對貧窮女性的剝削，也傷害到具有生命潛能的胚胎，還會對家庭結構和孩子心理帶來創傷。即使在某些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其道德爭議仍不容忽視，社會應重新審視其正當性，並尋求以人類尊嚴為本的生育方案。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