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專欄: 
有情無國界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相關文章

疫情會過去 移民買樓要「快脆」?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1/01/2021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香港

14.9

17

19

18.1

19.4

20.9

20.8

溫哥華

10.3

10.6

10.8

11.8

12.6

12.6

11.9

悉尼

9

9.8

12.2

12.2

12.9

11.7

11

墨爾本

8.4

8.7

9.7

9.5

9.9

9.7

9.5

洛杉磯

7.7

8

8.1

9.3

9.4

9.2

9

多倫多

6.2

6.5

6.7

7.7

7.9

8.3

8.6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深圳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北京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上海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香港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廣州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台北

0.219[17]

0.367[18]

0.376[19]

0.402[20]

0.389[21]

東京

0.140[22]

0.149[23]

0.178[24]

0.250[25]

0.330[26]

新加坡[27]

0.908[28]

0.635

0.459

0.376[29]

0.293[30]

紐約市曼哈頓

0.174[31]

0.142[32]

0.154[33]

0.291[34]

0.273[35]

多倫多[36]

0.079[37]

0.118[38]

0.163[39]

0.211[40]

0.268[41]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香港

深圳

廣州

北京

上海

台北

紐約市

東京[53]

新加坡

多倫多[54]

2018

2.90[55]

2.31[56]

1.90[57]

3.8[58]/4.5[59]

3.53[60]

3.7[61]

3.9[62]

2.58

2.1[63]

6.06

2019

3.63

2.22[64]

2.15[65]

4.1[66]

3.6[67]

3.7[68]

4.1[69]

2.33

3.2[70]

5.92

2020

(至最近)

6.4[71]

2.33[72]

2.53[73]

4.5[74]

4.4[75]

3.8[76]

13.2[77]

3.2

4.5[78]

10.7*

*2020年1至10月平均數為10.8%,10.7%為10月數據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升幅

北京(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888[86]

1,303[87]

2,228[88]

3,659[89]

5,646[90]

536%

樓房呎價

589.66[91]

541.25[92]

1,275.14[93]

3,563.11[94]

5,506.57[95]

834%

呎價/月入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47%

上海(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911[96]

1,390[97]

2,403[98]

3,976[99]

5,787[100]

535%

樓房呎價[101]

295.06

593.19

1,467.87

2,837.73

4,654.22

1478%

呎價/月入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148%

廣州(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002[102]

1,407[103]

2,301[104]

3,580[105]

5,421[106]

441%

樓房呎價

442[107]

429[108]

755[109]

1,694[110]

2,944[111]

566%

呎價/月入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23%

深圳(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687[112]

2,300[113]

2,437[114]

3,412[115]

5,210[116]

209%

Price / sq ft

464.9[117]

556.78[118]

1,216[119]

2,612[120]

5,090[121]

995%

呎價/月入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254%

香港(港元)

可支配月入

9,200[122]

9,500

10,500

13,400[123]

18,000[124]

95.7%

樓房呎價[125] [126]

3,000

2,000

3,200

9,459

13,610

354%

呎價/月入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132%

 

[1] 當年每呎2,000港元,為目前的12%。〈【地產智識庫】同樣指數都是100點,究竟反映現今樓價貴或平?〉,搵屋易,2015年1月21日,網站: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二手樓價指數〉,香港置業,網站:www.hkp.com.hk/zh-hk/market-insight(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 Sean O’Shea, “Toronto condo, apartment rental prices drop again amid ongo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28,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7428631/coronavirus-toronto-condo-apartment-rental-prices/; Lauren O’Neal, “Toronto condo rent prices reach lowest point in nearly three year,” blogTO, October, 2020, https://www.blogto.com/real-estate-toronto/2020/10/toronto-condo-rent-prices-reach-lowest-point-nearly-three-years/.

[3] 綜合各類住宅建築類別的平均價格,包括獨立屋,「孖屋」、鎮屋、多層柏文等等。

[4] Ainsley Smith“High Demand for Housing in GTA Will Continue Beyond COVID-19: TRREB,” TORONTO STOREY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5, 2020, https://torontostoreys.com/high-demand-gta-housing-continue-covid-19-trreb/.

[5] “Can you afford a condo in Canada's largest cities? Royal LePage reports 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CISION, last modified August 28, 2019, https://www.newswire.ca/news-releases/can-you-afford-a-condo-in-canada-s-largest-cities-royal-lepage-reports-on-price-per-square-foot-868219496.html.

[6] Pierre Carapetian, “WHY $1000psf IS TORONTO’S NEW REAL ESTATE NORM,” PIERRE CARAPETIAN GROUP,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0, 2019,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7] “The average price of a new condo in Toronto could surpass $1,600 psf in five years,” newinhome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ewinhomes.com/blog/the-average-price-of-a-new-condo-in-toronto-could-surpass-1600-psf-in-five-years.

[8]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All Editions,” DEMOGRAPHI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www.demographia.com/db-dhi-index.htm.

[9] 〈平均25,500元 第二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跌8.9%〉,《東方日報》,2020年9月2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02/00176_0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0] 〈按揭計算機〉,美聯物業,網站:https://www.midland.com.hk/calculator/mortgage-calculator.jsp?price=9900000&loanrate=60&loanyear=30&rate=2.1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1] 張偉倫:〈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香港01》,2020年1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財經快訊/423969/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2] 〈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 貴絕全球〉,《明報》,2020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00609/s00004/1591641031331/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貴絕全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3] Sean Boynton, “Home prices in Metro Vancouver continue to fall, but average still sits over $1M: report,”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January 9,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6388187/house-prices-metro-vancouver-end-2019/.

[14] 「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and Discretionary Income)指扣除入息稅,強積金,社保,或其他出糧時便要上繳的費用後,真正可用的收入。

[15] 為免令讀者感到沉悶,筆者把這節的數據,如北上廣深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平均呎價等資料放在文末附錄。

[16] 此圖表中,東京,紐約市曼哈頓和多倫多等三欄只取其住宅大廈(condo / apartment)呎價,撇除了當地獨立屋(detached house)或鎮屋等屋宇類別的數據,因這些低密度建築呎價多數較柏文低,其概念和香港高層數細面積的住宅相去較遠,如計算在內定必拖低該市的數值,故不被考慮在此「呎/薪」表之列。

[17] 蔡惠芳:〈晚15年買房 竟要多付51年薪水〉,好房網,2014年11月28日,網站: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734385440.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Index of/duckhouse〉,鴨子的窩,網站:http://www.realestate.com.tw/duckhous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台北市房價泡沫知多少?〉。

[19] 方暮晨:〈房市10年漲1倍,薪資沒跟進,所以房價「貴」!〉,MyGoNews,2012年1月13日,網站:http://news.sina.com.cn/o/2009-12-18/103416794880s.s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2009-2018 各縣市近十年平均每戶每人可支配所得〉,風林火山,2020年5月3日,網站:http://fongthinger.blogspot.com/2020/05/2009-201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0] 〈台北買樓港策略〉,《東方日報》,2014年3月30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40330/mobile/odn-20140330-0330_00202_00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驚!北京平均薪資超越北市了 被洗腦的深綠:大陸很窮的〉,怒吼,2017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nooho.net/2017/12/DPPfraud496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1] 〈【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  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7月7日,網站: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88139/【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20%C2%A0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葉卉軒:〈新竹第一 「全台薪資第二高城市」竟是這裡?打趴六都〉,《聯合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736193(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2]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NIKKEI ASIA,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9, 2019,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Property/Tokyo-property-prices-near-bubble-era-levels; 〈家計〉,東京都の統計,網站: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1999/TOBB510U.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3]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4/tn04qyte0520a.htm.

[24]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9/tn09q3e014.htm.

[25] “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statist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68329/japan-apartment-tsubo-prices-tokyo/;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14/tn14q3e014.htm.

[26] 這個數值只指condo / apartment,並未包括獨立屋的呎價在內,原來數值是每坪,“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如果新樓則躍升至每呎10,785港元,“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JAPAN PROPERTY CENTRAL, last modified Sept 9, 2019, https://japanpropertycentral.com/2019/09/new-apartment-prices-in-japan-since-1956/(2019年9月東京樓價)。

[26] 月入數目已經是賬面收入扣減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80%,資料取自:hinaken:〈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年收入排行公布〉,2019年4月19日,網站:https://www.517japan.com/viewnews-10568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7] Income source: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Singapore,” THE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SG.

[28] Rick Fok,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Singapore’s property market and will it affect the property price?,” the new savvy,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20, https://thenewsavvy.com/countries/vietnam/how-will-covid-19-impact-singapores-property-market-and-will-it-affect-the-property-price/.

[29] “All Non-Landed Residential, All Districts,” squarefoot research, accessed 20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quarefoot.com.sg/trends-and-analysis/market-trends.

[30] “Singapore remains the 2nd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in the world after Hong Kong,” CBRE, last modified April 11, 2019, https://www.cbre.com.sg/about/media-centre/singapore-remains-the-2nd-most-expensive-housing-market-in-the-world-after-hong-kong.

[31] James McGrath, “How Will Coronavirus Impact NYC Real Estate?,” Yoreevo, last modified January 16, 2021, https://yoreevo.com/blog/coronavirus-nyc-real-estate; “NYC2000 Results from the 2000 Censu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planning-level/nyc-population/census2000/sociopp.pdf.

[32] “2005 Annual Report on SOCIAL INDICATOR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publications/socind05.pdf?r=1216; Eileen Hsu and Morgan Evans, “Manhattan Condo Living: New York Condo Average Price Per Square Foot Price 2000-2009,” Manhattan Condo Living,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manhattan-condo-living.com/post/1859031/new-york-condo-average-price-per-square-foot-price-2000-2009.

[36] Income source: www150.statcan.gc.ca

[41]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https://www.payscale.com/research/CA/Location=Toronto-Ontario/Salary月入數目已經是帳面收入扣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70% (加拿大稅率比日本更高)

[52] 需特別留意的是,廣州和深圳及上海2018 & 2019均為「登記失業率」,上海2020為「調查失業率」,北京2018為「登記/調查失業率」,2019及2020為「調查失業率」。國內「登記失業率」(全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短處是只將在政府部門登記、符合失業條件的人員統計為失業,將「外來務工人員」排除,加上失業者不一定主動進行失業登記,故難以全面反映問題。雖然內地的「調查失業率」亦未很有效地處理農民工的失業統計問題,但已算是和國際做法接軌。理論上「登記失業率」數字多數低於「調查失業率」,亦較不能反映實況,只能反映該城鎮有多少人在拿社保綜援。https://news.stcn.com/sd/202004/t20200426_1721493.html

[101] 1999 – 200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a1ea40102dvmw.html,2014 & 201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s://www.anjuke.com/fangjia/shanghai2014/

[114] Same as above

[125] 1999,2004 & 2009 figures from 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安全駕駛那麼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4/01/2021

若友人跟你說:「我有30年安全持牌經驗。」而另一位跟你說:「我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你會願意或安心乘坐誰開的車?

兩個月前,我在台灣考取駕駛執照(駕照)。現在擁有兩個月安全持牌及一次安全駕駛經驗。相信除了那位曾立誓至死不渝地愛我的太太外,大概暫時沒有誰願意,冒險坐駕駛席旁。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學過車、考過牌。但「肥佬」(不及格)過後就再沒有重考。原因有三:一、香港學(考)車太貴;二、香港養車太貴;三、我的薪水太低。在台灣再次學車、考駕照,最大的原因是想到「常作準備」,為將來的服侍(工作)多作預備。當然,另一誘因就是在台灣學車考牌,實在是便宜,所需學費大約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我所報讀的駕駛人訓練班(即駕駛學校,簡稱駕訓班),更聲稱保證及格;意思就是只要你在筆試及場內試通過後,道路試可在一年內不斷重考(大概每隔兩三星期就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更不用額外付費,期間老師也會陪伴學員複習一兩遍路段駕駛,保證你考至及格為止,實在相當划算。

每多一張證件,也代表你多了一個身份、添了一份責任。過去作為行人,只需單純的留意「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現在多了駕駛者的角色,需要關注的事情自覺地增多了:交通燈、指示路標、行車線、車速、行人……,更不自覺地留意到車禍的相關報道。

多了留心才驚覺,台灣的新聞報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與車禍有關。不出三天兩日,就會發生嚴重而導致死亡的交通意外。嘗試在網絡上搜尋有關台灣車禍的資料,其中的標題也引人注目:〈台灣交通事故高發生率,已成新國安危機〉、〈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多〉、〈台車禍死亡率東亞第一!網怒批機車「新三寶」〉。台灣車禍的死亡事故是美國、韓國的1.5倍,是日本的三倍,相比於香港更是七倍之多。說到機車(電單車),原來台灣的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在2,300萬的人口中,機車總共有約1,500萬輛!扣掉未滿18歲、沒有駕照的,可以說幾乎每人有一部機車。所謂的「新三寶」所導致的意外,就是「逆向行駛」、「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行駛」。一字說穿,就是要「快」。

「快、狠、準」或「快、靚、正」成為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或追求的方向,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參考香港某旅行社的10天歐洲團,內容包括遊走六個國家、12處景點,這未免太過不可思議!「快」導致人停不下來,叫人不懂得「細味」,讓人無暇來欣賞、享受。在羅浮宮走上三天,大概也只能看到它內裡的點滴皮毛。怎能想像導遊所說:「你們可以入內參觀,大概三個小時在大門集合。」但最有趣是有遊客這樣回應:「三小時那麼久?我寧願多看幾個不同的景點!」

回到開車的題目上。意外的原因不僅是「快」或「趕時間」,更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在駕訓班,學員都需要練習道路駕駛。即使是第一次開車,我也知道路牌中以黃色大字所標示的60是車速的限制。誰知旁邊的教車師傅卻不斷的說:「加點油,再加點油。」隨後,師傅叫我看看儀表板說:「看,已過100了!也不是甚麼樣,你習慣開快,在考試時慢駛就一定過關。」違規、超速是問題嗎?至少在教車師傅的眼中,絕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試想,在學車的階段已給學員灌輸可超速的意識,在學員拿到駕照後還會遵守規則嗎?

在那一次(暫時也是唯一的一次)安全的駕駛經驗中,我堅持以法規下的行車速度來開車。結果,卻被後方來車響按「提示」,亦有不少尾隨車輛從旁超前,更有在道路中穿插的機車駕駛員,向我報以怪異的眼光,他們似乎以行動來提醒我,就猶如教車師傅所說的那一句話:「加點油,再多加一點……」

行車超速就是如此的「合理」,交通意外就變成這般的「平常」。

在台灣要累積安全駕駛經驗,看來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忍耐、包容和克制。原來擁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是殊不容易,值得欣賞。

它們有話說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7/01/2021

平日散步時最喜歡邊行邊看鄰居的前園花圃、草坪、節日的擺設和燈飾,真的非常有特色和創意,另人目不暇給。

有的鄰居春天會在前園種植色彩繽紛的花、夏天會擺放多些特色盆景陶瓷和風車、秋天會在正門掛上秋天的花牌、冬天會擺放雪人……而且,不同的節日也會有不同的燈飾和佈置。例如復活節鄰居會在前園擺放白兔和彩蛋做裝飾;也有鄰居會放十字架和復活節旗幟。萬聖節時,鄰居會把前園佈置到像地獄,有墳墓和棺材;在樹上掛上枯骨和蜘蛛網等。在感恩節期間,鄰居會在前園擺放南瓜和秋收的旗幟、乾植物和稻草人等。聖誕節會把前園、樹和屋子掛上五光十色的燈泡、晚間還會放雷射幻影、吹氣的雪人鹿車聖誕老人……。當然亦有鄰居會擺放馬槽聖嬰和約瑟、馬利亞,其規模可媲美教會的聖誕劇場景。此外,在特別的日子如國殤日(Memorial Day)、獨立日(Independence Day)或重要人物去世等,鄰居都會掛上美國國旗。在特別日子和節日,鄰居也會放煙花,此起彼落,有如置身香港尖東的煙花盛會。另外,在各選舉日子,鄰居都會在前園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的宣傳品。

除了在自己的屋子,人們也愛在自己的車子上作不同的裝飾和佈置。我們曾經在路上見過有人在車子上噴了剛結婚(Just Married)或2020年畢業(Class of 2020)字句,也有見過車子上掛上了「我的孩子在卓越榮譽榜上」(My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我是某某大學的畢業生等等的牌子。無論在德州,或其他州份如賓夕凡尼亞州等,亦有見過在車子上掛上不同的宗教句子如:上帝真好(God is Good)、我們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上帝聽禱告(God Listens)等。若在特別節日時,車主會把車子佈置成相關節日的樣式。例如聖誕節時,車主會掛上鹿角、紅鼻子、聖誕帽等裝飾。在萬聖節,車主會掛上枯骨、蜘蛛和蜘蛛網。最有特色的一次,我們見過有車主在其車尾箱放了一隻疑似人的腳,遠遠地跟著這輛車時,會誤以為車箱內藏了一具死屍,而殺人犯卻疏忽地露了餡。另外,在各式選舉或球賽等日子,車主都會在車子上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或球隊的旗幟。而我們見過最深刻的是剛過去的感恩節外遊時,在新墨西哥州往亞利桑那州的公路上,一架大貨櫃車上掛了一個牌子寫著:「它不是一個選擇;它是一個孩子」(It is not a choice. It is a child)。[1]

這些裝飾除了給人觀賞和應節外,也在表達一些訊息,它的圖像或文字彷彿在跟我們說些甚麼話兒。

除了屋子和車子,美國人還會在衫褲鞋襪帽子、餐具餐紙巾、日常用品等各式各樣東西上表達訊息、立場和價值觀。只要稍微在網上購物站隨意打上任何搜尋字眼,都可以找到一些有特別訊息的東西,甚或幾「無厘頭」的訊息也可以找得到;真的創意無限、訊息無限。

能夠自由及創意地表達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是一件非常寶貴的事;也非常值得珍惜。只要我們多多發揮創意,總會找到表達的機會和方式,讓死物變成可以與人交流的「活物」。也許忙碌的都市人很少會花時間反思和整理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若然今天有一個可以表達的機會,無論是透過屋子車子或其他物件,你會表達甚麼訊息?還是腦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

我希望在車子上掛上「願祢公義降臨」的牌子,帶著它穿州過省,泛起漣漪。


[1] 後來才得知,這個牌子上的句子,卻是來自一個故事(Diane Dew, “The Milwaukee Journal,”  21-2-1992)。據悉,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於2018年共有614,820宗墮胎,墮胎率是11.3%(每1000個在15-44歲婦女中,就有113人進行墮胎。每1000宗嬰兒出生另一邊箱就有189宗墮胎。詳情可參看: “Abortion Surveillance — United States, 201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4/7: Saving Lives, Protecting People, November 27, 2020,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ss/ss6907a1.htm#suggestedcitation)。

和大女兒到「黑店」吃炸雞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3/12/2020

初來甫到,接待的親戚就專程車我們去一間炸雞名店Chick-fil-A(福來雞)吃東西。親戚告訴我們只要在謝牛日(Cow Appreciation Day)那天裝扮成牛的樣子,店員會給你一份免費套餐(因為吃牛不環保,鼓勵人多吃雞)。所以,有些人會穿母牛花纹的衣服、褲子、襪子、帽子等來光顧。此外,親戚還說這間快餐店每逢星期日都休息,讓員工可以返崇拜。我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但老闆不怕少賺了錢嗎?這不是「違背」營商原則嗎?

在云云快餐店中,兩個女兒最愛光顧Chick-fil-A,小女兒最愛她的烤雞沙律,我卻最愛它的格子薯片,以及她優質的員工和良好服務態度。記得有一次,我們買了一碗大芝士通粉,但看起來像小或中號,猶豫是否送錯了。於是便隨口問問一個侍應,才知道是大號來的沒送錯。我們沒甚麼樣就謝過了她。幾分鐘後,那位侍應送來免費飲品一大杯,也沒解釋原因。其實這種「補償或補鑊」方法,很多餐廳的老闆都會做,我們卻欣賞那位侍應雖然人工不高,可能更是兼職員工,但她聆聽及向上級匯報我們的提問,對客人的疑問「上心」,這是我們在美國多年來第一次見;尤其是在快餐店而非餐廳,並不會因為照顧客人妥善而得到打賞。換言之,的確有人願意不望回報而付出心力;在現金社會中確實是一個美好見證。

我們很多時都會在Chick-fil-A吃午餐,但即使是平日,餐廳都擠滿了人,星期六就更不在話下。按我們的觀察,星期六的營業額絕有可能足以抵銷星期日休息日的損失。試過好幾次我們忘記了是星期日,打算照樣去光顧;結果當然是撲個空,營商與信仰豈不是真的可以結合!非主流的個人或企業理念是可以堅持並能得到認同。

一向深受廣大市民歡迎的Chick-fil-A,於受消費者歡迎榜的市場調查中,全美排行第二位(2020 U.S. Top Fast Food Rankings);但它卻被同志團體標籤為「黑店」。

Chick-Fil-A於1946年起源於美國南部,現在全美約有2,600間分店,由基督徒特魯特.凱蒂(S. Truett Cathy)創辦。第二代經營者丹.凱西(Dan Cathy)於2012年7月期間,分別接受浸信會出版社(Baptist Press)專訪時表示,支持《聖經》對傳統家庭的定義,他又在電台節目The Ken Coleman Show中表示會為自己這一代祈禱:因人們大膽地嘗試去重新定義的婚姻,並以此為驕傲。隨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廣泛地在社交媒體流傳,認為凱西不愛同性戀者。

多個支持 LGBT 權益的團體亦因而發起不少抗議行動。波士頓、芝加哥等地區撤銷Chick-fil-A開分店的計劃。當時紐約市議員Christine C. Quinn要求紐約大學關閉校內的Chick-fil-A分店。風波繼續延伸,「芝麻街」(Sesame Street)品牌的玩具,亦暫停與Chick-fil-A的兒童餐合作。

前阿肯色州州長Mike Huckabee隨即發起Chick-fil-A感謝日(Chick-fil-A Appreciation Day),呼籲民眾在2012年8月1日到各地Chick-fil-A用餐,一邊吃炸雞一邊支持那些擁抱神聖婚姻的人,以實際消費行動來挺Chick-fil-A。

基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保護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權利,Chick-fil-A要發言支持傳統婚姻又有不可?支持同性婚姻人士亦同樣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是否一定要批評和打壓異己?這種向異己作出滅聲的行為,又是否構成另一種「歧視」?

我還想著要否去吃一餐Chick-fil-A以作支持時,剛巧仍讀高中的大女兒就主動提出要到該店,她還親自開車。到了Chick-fil-A的停車場,擠滿了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車位。無論堂座或駕車帶走(drive through)的人龍都特別長,甚至找不到龍尾。最重要的是:Chick-fil-A的員工和食客沒有因為太忙太擠而不滿,相反,大家卻非常開心,時不時發出會心微笑。看來無論有信仰與否,持守傳統婚姻家庭價值仍有市場。

事後該店市場部證實,感謝日當天全美1,600多家門市生意興隆,銷售額創下歷史新高。而 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團體也不甘示弱,在2012年8月3日發動親吻日(Kiss Day),鼓勵同志群眾到Chick-fil-A店門口一起親吻(kiss-ins)。

是次感謝日,我也有意外收穫──側面知道了大女兒對傳統婚姻的看法,她懂獨立思考,不受朋輩和潮流思想所影響。這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親子活動。

這場維護傳統婚姻的戰爭仍一直持續。於2015年10月Chick-fil-A在紐約市的首間分店開幕時有同志團體在店門外示威。2019年,Chick-fil-A遭LGBT+團體抗議迫使其在英國開設的第一間分店關門。維護傳統婚姻的路仍漫長而且會愈走愈窄,幸好我們並不是單打獨鬥,總有人和你撐。

去與留的抉擇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17/12/2020

何解要離開香港?

離港前,筆者在跨國市場研究公司擔任研究總監一職,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收入總算足以支付照顧父母和家庭的所有開銷,近10年從不需要為金錢而擔憂。但看似安穩的生活背後卻有苦自己知,為了每晚可以在女兒睡覺前見一見面,我每天早上7時半準時上班,盡可能在晚上9時半前離開公司。日復日、年復年,加上跑業績和趕死線的壓力,心中盤算如此生活我究竟可以多撐幾多年?

由於擔心兩名女兒日後會否走我的舊路,因此一直跟太太有默契在大女初中時送兩名女兒到外地升學,好讓她們自小適應海外生活,將來可以選擇不在香港發展。不過這樣的安排令我無法見證女兒的成長,而女兒長期沒有父母在身旁對其成長或多或少總有些影響。

眼見香港政局低處未算低,工作量有增無減,大女升讀小學後功課壓力也不輕,又不捨得太早送她們往海外升學……在種種因素交織下,因而萌生舉家移居海外的念頭,並將範圍收窄在亞太區的英語系國家內,以減低時差影響跟父母之間的日常溝通。由於太太是電子工程師,而我的工種列入新西蘭技術移民職業清單中,因此我們最終選擇了新西蘭。

離開香港真的這麼容易?

有很多人認為申請移民一定所費不貲,其實我只花了不多於三萬港元就申請了全家人的新西蘭居民簽證。因此,申請費用不是我最大的考慮因素。

反而更需要考量的是要放棄在香港所建立的事業和穩定的收入,重新在海外尋找工作,而對香港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來講,在海外除稅後的收入一定比在香港時大大減少,打算移民的你是否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更何況筆者和太太在香港土生土長,父母、家人和絕大部份朋友都在香港、要離開一個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到一個跟自己文化完成不一樣的國家定居,可以想像這並不是一個輕易作出的決定。

移民單純是為下一代嗎?

有很多人離開香港是抱著為下一代的想法,希望小朋友在海外接受教育,功課壓力較少,有更大空間讓小朋友培育興趣、發揮所長。這想法絕對正確,依筆者過去兩年的第一身觀察,新西蘭的教育絕對合乎期望,起碼我尚未在這裡認識到一位不喜歡上學的小朋友。

放心,個人經驗認為下一代一定非常適應這裡的生活。問題是你是否甘心願意放棄在香港擁有的一切,讓自己投入並享受跟家人在外地生活?單單是下一代的開心是不足夠的,你都需要心甘情願,否則你日後可能會後悔你當初移民的決定。

我如何令自己享受在新西蘭的生活?

現今科技發達,我們隨時可以透過WhatsApp或FaceTime等軟件跟遠在海外的家人或朋友聯絡。坦白講,我之前在香港的工作時間不見得自己有很多機會跟父母或朋友見面,反而移民後差不多每天都有時間跟家人聯繫。

個人認為大部份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最不適應的是香港的方便和薪金。

無可否認,在香港生活確實非常方便,步行15至20分鐘,生活所需盡在眼前。相反新西蘭幅員廣闊,人口密度低,加上公共交通不及香港發達,因此生活上一定沒有香港這麼方便。但筆者住在奧克蘭,駕車15至20分鐘路程應該可以滿足了絕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上茶樓嘆點心都無問題)。奉勸想移民的你最好在香港先考車牌。

如要生活好,請你最好忘記在香港時所賺取的薪金。新西蘭貧富差距遠較香港低,中高收入工種的薪金遠不及香港,加上累進稅率,你在這裡賺取的收入必定比香港少。不過絕大部份住在這裡的人都享受政府的免費教育、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按現時標準,兩夫婦退休後每月大概有14,000港元),加上住屋和其他生活成本較香港低,其實你不需要像在香港時賺那麼多。更重要是在這裡工作可以讓你換來更多每天跟家人相處的歡樂時光,這些是無價的。請緊記,當我們對社會制度上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時,也要向所衍生的經濟分配不公說「不」!

當然同路人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筆者有幸在奧克蘭找到一間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要服侍對象的教會,在家庭小組中認識了有十多個來自香港的年輕家庭,同儕間的支援和鼓勵,讓我們一家人更快地適應在新西蘭的生活。

希望筆者的分享對有移民想法的你,有一點點的幫助。

2020年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12/2020

如果我問大家:「美國是甚麼社會?」我相信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國是民主社會。」那麼,民主又是甚麼呢?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有句名言:「民主是一種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 social and individual)。」他指出,民主並不只局限於政治形式,或者怎樣去立法和選舉出政府官員,民主還包含了每個公民在不同的群體、社區都可以公平地參與和貢獻。杜威生活的年代由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他見證了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狂熱,1920至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還有1929年之後全球進入經濟大蕭條,這些危機都促使到杜威反省到,單單是民主形式並不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他認為教育在促進民主的生活方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育可以令人「有智慧地參與社會」(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而民主制度就是將這些個人智慧組織起來的方法(democracy as a method of organized intelligence)。

這是一個遠大的理想,在現實中似乎二百幾年來都行之有效。可是,今天美國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在極端主義和反智的大氛圍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有組織的反智主義」(organized anti-intellectualism)。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就是紛爭可以通過選舉程序、法律架構、理性討論去解決,當以上一切都被否定之後,我們便只能回復到槍桿子出政權的演化規則。

早前,一位名叫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前網絡安全官員在否定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關於廣泛選民欺詐的指控後,特朗普將他解僱。特朗普律師團隊之一的喬.迪杰諾瓦(Joe diGenova)說:「任何認為選舉進行得很好的人,像曾經是網絡安全負責人的那個笨蛋克雷布斯一樣,是甲級白痴,他應該被拉出來扣留。 在黎明時將他射殺。」後來迪杰諾瓦道歉。他當然需要道歉,律師怎能提倡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

2020年12月1日,總檢察長巴爾(Bill Barr)宣佈沒有找到證據,顯示大規模舞弊改變了總統大選的結果,他還說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都已經檢查過道明尼系統軟件,但沒有發現到轉移選票的證據。我可以想像到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十分失望,本來,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我們應該需要尊重司法程序,舉例說,2019年12月18日,特朗普因為通烏克蘭門而遭到眾議院彈劾,結果特朗普全身而退,即使反特朗普的人十分希望彈劾成功,令特朗普黯然下台,但人們仍然要尊重國會的決定,不能夠因為不滿意結果而輸打贏要,甚至去否定整個制度。然而,現在陰謀論者卻堅持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各州政府、各級法院……都不可信,坦白說,用「反智」來形容這種現象已經算是客氣。 

當天,茶黨在《華盛頓時報》刊登了整頁廣告,要求特朗普總統頒佈有限度的戒嚴令,讓美國軍方監督另一場選舉。不少YouTuber對巴爾口誅筆伐,很多網友的留言令我不寒而慄,例如:「對付叛國份子只有以毒攻毒,川普(Donald Trump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應運用國家戒嚴法,先抓幾個頭目以制敵嚇敵,讓其他的叛徒懼怕而自行投案。」「想想當年的華盛頓會如何做,行動!帶領效忠憲法的軍隊堅定地平叛,保衛美利堅!」「總統先生可以行動起來了,您已給他們很多時間,他們不悔改,還頂風作案無視法律,應該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司法部長這麼說也有可能是表示司法程序這條路被堵了。要是川普把一切賭在最高法院,鬼才知道有沒大法官昧著良心來判。還是直接戒嚴令,賭軍隊站在自己這邊。贏了抓人,輸了被抓。」「希望川普不要心存幻想了,以美國現在的狀況,很難於還其公道,必須施行戒嚴,保留證據,國家權力介入進行調查,以叛國罪抓捕一切叛亂分子,撥亂反正,把國家帶回正常道路上來。」「強烈支持川普總統宣佈戒嚴。現在美國的司法部門和FBI似乎都被已經叛變。在這樣不利的狀況還堅持打法律戰的話實在太吃虧了。」「司法部長太失職,也是個極左人物,我們必需要拉他下台,回家面壁思過。」亞特蘭市晨星教會的牧師約翰尼.恩洛(Johnny Enlow)亦公開宣佈,特朗普有權宣布戒嚴,逮捕政敵,甚至可以處決他們。Youtuber袁弓夷曾經說拜登(Joe Biden)贏得大選是一場「政變」,其實特朗普支持者所鼓吹的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變。

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州長和州務卿宣佈拜登贏取了該州的選舉人票之後,特朗普馬上和他們劃清界線,特朗普的支持者對負責點票的人和家屬發出死亡恐嚇,加布里埃爾.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是喬治亞州州務卿辦公室的投票系統執行經理,他對這種情況很生氣,他公開地說:「總統先生,你沒有譴責這些行為或這種語言;參議員,你沒有譴責這種語言或這些行動。這必須停止,我們需要你站出來,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到底這是美國,還是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

有些讀者可能會說:「那些人說說而已!沒有人真的會發動武裝政變的。」事實上,在過去執法人員已經拘捕了很多收藏大量軍火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政府份子,1995年奧拉克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的發動者就是反政府的極端主義者,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0月,有14名白人男子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和推翻州政府。除了計劃綁架州長以外,他們還密謀佔領州議會大廈,並公開處決州長,他們發動政變的原因之一是反對州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美國,槍械管制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議題,反對槍械管制的人認為憲法的《第二修正案》賦予他們擁有武器去自衛的權利,其實,美國人所說的「自衛」並不只是對付小偷和搶匪,「自衛」還包括了在「暴政」壓迫下保護自己。因此有不少美國的民兵組織收藏大量軍火,以備不時之需。那麼,甚麼才算是「暴政」呢?是不是好像納粹集中營或者赤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呢?非也!要求你戴口罩就是侵犯自由的「暴政」!2020年5月,密歇根州州長宣佈了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措施之後,一大群抗議者拿著機關槍衝入了州議會大廈,以表達對州政府的強烈不滿。當時人們掉以輕心,想不到五個月之後州長差點被綁架和殺害。現在有些人呼籲戒嚴和出動軍隊,也許這只是「發牙痕」,但誰又會料到幾個月之後會否噩夢成真呢?套用喬治亞洲選舉執行經理的說話:「總統先生!參議員!我們需要你站出來說幾句話,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 

按照杜威的理論,在教育發達的國家,人們應該訴諸科學研究、理性討論、民主精神,去參與決定怎樣的防疫措施最有效。可悲的是,現在抗疫爭論需要出示機關槍和用綁架手段去解決。在選舉結果出現爭議的時候,人們應該相信整個制度是有組織的智慧,而且應該慎思明辨,不要隨便相信社交媒體流傳的消息,可嘆的是,現在人們相信自己就是權威。 

如今好像是時光倒流,彷彿2020年已經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仍然在路邊徘徊。 

 (原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由永遠的外國人說到族群衝突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1/2020

9月初,筆者在一所大學裡舉辦了一個關於亞裔文化心理學的研討會,亞裔美國人的刻板身份之一是「永遠的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這意味著,無論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居住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土生土長的公民,我們仍然被標籤為外國人。

我也有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的第一手經驗,早前,我和一名白人男子發生了輕微的磨擦,他以嘲諷的口吻說:「這個人不懂英語。」 我笑了,筆者執教鞭多年,我清楚知道大部份美國人的英文水平是怎麼樣,我猜想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會比這名白人更好。而且, 嚴格來說,美式英文並不是最「正統」的,英式英語才是。

後來那名白人對我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裡,請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罷!」 過去,若我遇到此類情況,我會息事寧人,但現今天我不會再保持沉默,我告訴他:「你不能要求別人離開,這原本不是你的土地,這片土地屬於美洲原住民,白人從他們手上奪走了這片土地!」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但他的語調聽起來很像特朗普。2019年7月,特朗普總統表示,與議長佩洛西發生爭執的四名少數族裔女性國會議員應該「回到他們的祖國」,而不是「大聲且惡毒地告訴美國人如何管治政府」。 實際上,這四位國會議員中有三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移民。其言下之意是:這些非白人的女議員是「永遠的外國人」!諷刺的是,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將「滾回原處」之類的說話定性為「潛在的種族騷擾」(ethnic harassment),所以這是非法的,不過,這項法律並不適用於特朗普總統身上。

美國是移民國家,白人、黑人、西裔、亞裔……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只是抵步的時間有先有後,很不幸,近年來在最高領導層的支持下,白人至上主義有如山火般燎原。

以上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很多社會都有族群衝突,例如台灣便長期存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台灣本省人是指二戰結束之前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他們主要是河洛人與客家人,而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是指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從中國大陸搬遷至台灣的移民及其後代。

有趣的是,在2016年出現了一個「台灣版的特朗普」,公民記者洪素珠自認是日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她於高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侮辱一位外省老人,她說對方是「中國難民」,洪素珠向他喊道:「你們回去好嗎」、「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其實,她有甚麼資格要求外省人「回家」呢?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是後來的移民,真正的臺灣人是達悟族、魯凱族……等原住民,在17世紀漢人移居到台灣之前,原住民在該島已經生活了約8,000年。所謂「高山族」、「山胞」,其實是被漢人驅趕到山上的土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洪素珠的行為受到朝野和藍綠兩個陣營齊聲譴責,蔡英文表示:「任何仇恨的言論,我們必須加以譴責;任何族群的偏見,我們要立刻停止散佈。」這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風範!台灣不但在抗疫上值得學習,在處理族群衝突和反歧視方面亦比美國優勝。

執筆之際,美國再一次發生種族衝突,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一次警方掃毒行動中,警察誤殺了一位名叫布蕾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黑人女子,但在她的公寓中根本沒有毒品。同年9月23日,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殺死泰勒的警察,此舉激發多個城市的民眾示威和暴動,路易斯維爾市有兩名警員被暴徒槍擊。特朗普回應十分典型,他說:「真正出色的肯塔基州檢察長丹尼爾.卡梅隆(Daniel Cameron)做得很棒,我認為他是明星……我將與州長談談,我們計劃在不久後與州長打個電話,我了解他已吩咐國民警衛軍候命,這是一件好事,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筆者反對以暴動和襲警的手段去抗議,但除了止暴制亂之外,特朗普有沒有考慮到為甚麼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群的怨恨是如此深刻呢?

(原文曾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隔離有人嗎?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1/11/2020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0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珍惜獨有的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8/10/2020

與一家大小、親朋好友一起「烤肉」作為慶祝中秋,或許是台灣所獨有的。

曾經問及當地人:「為甚麼每年中秋也要烤肉?」他們大多也不太確定因由,但卻有一些共同的線索。就是許多年前在中秋節期間,電視播出一個烤肉醬的廣告,而這廣告實在太深入民心(或太洗腦)。從此,烤肉就成為每年台灣過中秋節的習慣。不明所以或不太確定的原由,竟也能成為年復年的習慣。

近似的情況,中秋節前兩天,被一個曾在香港居住數年的台灣朋友問到:「香港人過中秋節,為何喜歡點蠟燭?」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對應!真的,我是從來沒想過,為何蠟燭與中秋節會拉上關係?近30年來,在香港大概每年只有兩天能大伙兒結集相聚,在公開的環境下點燃蠟燭。一天是6月的某夜,另一天則是中秋節。6月的燭光,差不多全香港的人也知曉所為何事。反之,中秋夜的蠟燭,似乎是無從稽考。但肯定的是,這習慣已超過30年。因筆者在兒時,也是中秋節在公園內「煲蠟」的一份子。

中秋是華人所重視的節日之一。其源可追溯到《禮記》中的記載,是關乎拜月的行徑;到唐朝開始成為君王賞賜群臣的日子;後發展為民間的節日,這可能與慶祝秋季豐收有關。但與蠟燭全扯不上關係。在民間的月兔、嫦娥奔月等故事當中也找不到半點與「蠟燭」相關的痕跡。或許掛燈籠是有少許的關連,但似乎也不能造成在中秋節點燃(或玩)蠟燭這習慣的必然因素。

不為所以的行徑,不論是「烤肉」或「蠟燭」,每年因著「習慣」而重複著。這些「習慣」能持續下去,當中蘊含著「情感」。孩子在點燃蠟燭的過程中,感到一份刺激;家長(成人)們可能回憶著兒時歲月的美好;戀人們在燭光的氛圍下,更能陶醉在浪漫之中。「烤肉」或是「蠟燭」能成為習慣,也許就是被「情」所牽絆。能把親人、好友連繫、聚集在一起,享受著互為彼此、月下團圓的歡愉,就是成為「習慣」的重要因素。

若情感、追憶、思念驅使著我們每年重複習慣,那麼讓人「遺忘」,不讓人「記念」就是打破「習慣」的最佳方法。

原來中秋節的蠟燭跟6月的燭光一樣,也是香港獨有的。在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別的華人社區,每一年如此自發及一致地在這兩天的晚上,讓燭光在各處點燃著。今年香港中秋的蠟燭,大概因著「限聚令」而不復再;同樣,日後6月的燭光,也必會被種種新訂的法規所限制及取締。讓人「遺忘」事情,好把「習慣」打破。遺忘了中秋的蠟燭,大概也阻不了親友的相聚。若遺忘了黑與白、是與非、對與錯、公義與良知、真理與盼望,我們所保留下的工作、地位、財富或苟安又有甚麼意義及價值?

獨有的事情及習慣是更需要珍惜。多探究其中的含意,重述內裡的故事,把習慣的行徑跟自己連上關係,避免每年所重複的流於形式、因循。

在中秋節,最多人所祝願的,大概就是「人月兩團圓」。簡單的五個字,把人、月及團圓三樣東西放在一起。「團圓」的意思是較容易掌握及明白。以人與月作類比,我們較熟悉的,莫過於是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的描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是在聚散幻變的當下仍企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長久,不管相隔多遠都可以一起看明媚的月色。而這首詞的寫作背境為:「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用廣東話的理解就是:「中秋節,飲酒飲大咗,掛住兄弟(子由),作首歌記念吓。」

今年中秋,身在台灣,未嚐烤肉、蠟燭欠奉、沒有大醉,卻想念著那些素未謀面,但又惺惺相惜的兄弟、手足,或許他們一時未能與家人團圓,但仍祝禱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