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民主也是一種態度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5/06/2010

香港人為爭取民主已經努力了超過四份之一個世紀,到現在仍然沒有清晰的路線圖,不少人因而等得不耐煩,甚至有一些較出位的行為,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是可以理解的,而近期多了許多年輕人關心社會更是可喜的現象,要推動民主,市民必須有願意當家作主的心態,不應該對政治和其他影響市民大眾的事漠不關心。

不過,對於一些個人和政黨在爭取民主制度時候的表現,卻令人深以為憂,因為民主不單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態度,我們為民主制度奮鬥的時候,必須抱持一種符合民主的態度。例如:

第一, 對異見的包容,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因為我們明白社會是多元的,會有不
同的人、不同的意見、對事情有不同的判斷,我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看法,但必須尊重其他人表達他的看法的權利,不可以「有你講冇人講」。

第二, 民主制度就是希望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分歧,但近
年來令人擔憂的是肢體抗爭和語言暴力的使用都不斷上升,以及被合理化,而且不單是對一些所謂權力的代表,特別是政府,而是擴展到其他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團體和政黨。

在今次有關政改的爭議,最令人傷惑的是一些反對改良方案的泛民成員對其他支持的泛民成員的人身攻擊,有議員和政黨可能認為這種激烈的表達方式其實只是一種引起市民和傳媒注意,向政府施壓的技巧,但對一些曾經並肩爭取社會公義的盟友來說,所造成的傷害是很深的。若果說這不過是一場「騷」,私底下大家又可以一起笑笑口「拍膊頭」的話,未免太虛偽,在民主政治之中,選民最討厭的就是信口開河,講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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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駕駛那麼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4/01/2021

若友人跟你說:「我有30年安全持牌經驗。」而另一位跟你說:「我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你會願意或安心乘坐誰開的車?

兩個月前,我在台灣考取駕駛執照(駕照)。現在擁有兩個月安全持牌及一次安全駕駛經驗。相信除了那位曾立誓至死不渝地愛我的太太外,大概暫時沒有誰願意,冒險坐駕駛席旁。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學過車、考過牌。但「肥佬」(不及格)過後就再沒有重考。原因有三:一、香港學(考)車太貴;二、香港養車太貴;三、我的薪水太低。在台灣再次學車、考駕照,最大的原因是想到「常作準備」,為將來的服侍(工作)多作預備。當然,另一誘因就是在台灣學車考牌,實在是便宜,所需學費大約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我所報讀的駕駛人訓練班(即駕駛學校,簡稱駕訓班),更聲稱保證及格;意思就是只要你在筆試及場內試通過後,道路試可在一年內不斷重考(大概每隔兩三星期就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更不用額外付費,期間老師也會陪伴學員複習一兩遍路段駕駛,保證你考至及格為止,實在相當划算。

每多一張證件,也代表你多了一個身份、添了一份責任。過去作為行人,只需單純的留意「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現在多了駕駛者的角色,需要關注的事情自覺地增多了:交通燈、指示路標、行車線、車速、行人……,更不自覺地留意到車禍的相關報道。

多了留心才驚覺,台灣的新聞報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與車禍有關。不出三天兩日,就會發生嚴重而導致死亡的交通意外。嘗試在網絡上搜尋有關台灣車禍的資料,其中的標題也引人注目:〈台灣交通事故高發生率,已成新國安危機〉、〈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多〉、〈台車禍死亡率東亞第一!網怒批機車「新三寶」〉。台灣車禍的死亡事故是美國、韓國的1.5倍,是日本的三倍,相比於香港更是七倍之多。說到機車(電單車),原來台灣的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在2,300萬的人口中,機車總共有約1,500萬輛!扣掉未滿18歲、沒有駕照的,可以說幾乎每人有一部機車。所謂的「新三寶」所導致的意外,就是「逆向行駛」、「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行駛」。一字說穿,就是要「快」。

「快、狠、準」或「快、靚、正」成為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或追求的方向,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參考香港某旅行社的10天歐洲團,內容包括遊走六個國家、12處景點,這未免太過不可思議!「快」導致人停不下來,叫人不懂得「細味」,讓人無暇來欣賞、享受。在羅浮宮走上三天,大概也只能看到它內裡的點滴皮毛。怎能想像導遊所說:「你們可以入內參觀,大概三個小時在大門集合。」但最有趣是有遊客這樣回應:「三小時那麼久?我寧願多看幾個不同的景點!」

回到開車的題目上。意外的原因不僅是「快」或「趕時間」,更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在駕訓班,學員都需要練習道路駕駛。即使是第一次開車,我也知道路牌中以黃色大字所標示的60是車速的限制。誰知旁邊的教車師傅卻不斷的說:「加點油,再加點油。」隨後,師傅叫我看看儀表板說:「看,已過100了!也不是甚麼樣,你習慣開快,在考試時慢駛就一定過關。」違規、超速是問題嗎?至少在教車師傅的眼中,絕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試想,在學車的階段已給學員灌輸可超速的意識,在學員拿到駕照後還會遵守規則嗎?

在那一次(暫時也是唯一的一次)安全的駕駛經驗中,我堅持以法規下的行車速度來開車。結果,卻被後方來車響按「提示」,亦有不少尾隨車輛從旁超前,更有在道路中穿插的機車駕駛員,向我報以怪異的眼光,他們似乎以行動來提醒我,就猶如教車師傅所說的那一句話:「加點油,再多加一點……」

行車超速就是如此的「合理」,交通意外就變成這般的「平常」。

在台灣要累積安全駕駛經驗,看來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忍耐、包容和克制。原來擁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是殊不容易,值得欣賞。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不要習慣綜藝節目的不公

13/11/2017

電視節目,往往反映一個地方處理事情的方法。以競賽類的節目為例,香港的比賽一直講求公平公正,但近年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情況,例如早前香港小姐選舉,最後要出動「DO姐」出動決定勝敗,不少網民質疑有關事件的公平公正性。

綜藝競技類節目,我們尚且追求公平,這是香港的人文素質的表現,也是社會對規則的追求和執著。但反觀現時內地不少類似的綜藝比賽,不論是唱歌、跳舞,參加者、評判隨時棄賽,或者在比賽中做不君子的行為,甚至節目的編導,隨時因著不同原則更改規則。可是內地觀眾一邊罵又一邊看,變相接受了這種無客觀規則的狀態,甚至習慣到一個地步,會討論何時節目組會為了收視,做不同的小動作,愈是古怪愈是正常,甚至會被視為奇招而得到不少的節目爭相效法。可見大眾文化的產品,其實反映一個地方民眾的心態和價值觀。

我們理應對類似的節目有敏銳的觀察。面對不公的情況,不應因為這只是個綜藝節目,就降低我們對規則/制度的要求,否則到最後,當我們習慣了黑幕,不去正視它們,不去定立規則,就可能有天像文章《習慣說》中的孩子一樣,習慣了問題,就不再想辦法去解決了。

與精神病康復者同行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13/11/2017

根據《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2013》,本港年齡介乎16至75歲的華裔成人當中,一般精神病的患病率為13.3%,而醫管局每年治療的精神病患者人數,由2011至2012年度的187,000人,增至2015至2016的226,000人。[1]精神病已成為香港的都市病,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自己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精神病的困擾。

基督教愛協團契(下稱:愛協)是一所服事精神病康復者的基督教機構,自1989年,由一位精神病康復者及院牧開始發展,至今已有20個小組,分散在香港各區聚會。除一般康復者小組外,亦有專為青少年而設的青少年組,及為康復者家人而設的家屬組。愛協的小組如一般教會團契相似,有祈禱會、詩歌敬拜、及不同主題的週會。機構的程序幹事王錦洪先生表示,小組的目的是讓組員能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空間彼此分享,互相支持。小組內雖然有導師及義工的協助,但愛協小組的宗旨並非由上而下的導師主導,而是由組員出發的互助模式,期望組員之間彼此建立關係,互相關顧。

康復者不是一個個案編號,而是活生生的人。王先生表示,愛協關注的是組員的全人關顧,因此機構內有不同跨專業的工作小組,為組員提供身心靈社四方面的服務:由精神科醫生、護士、職業治療師及社工等專業組成的輔導組,為有需要的組員召開跨專業的個案研討,提供意見協助他們面對困擾;又有由牧師帶領的靈牧組,關心組員靈命層面的需要;亦會舉辦不同的戶外活動及興趣班讓組員發展社交及專長等。

Tony是一位謙虛有禮的愛協組員,他在22歲時精神分裂症病發,康復後在職業治療師介紹下在愛協做義工,之後二十多年來一直參加小組。Tony在愛協中感受到同工及組員的關心,因為小組組員都是康復者,能容易明白到大家面對的困難及處境,他更感謝愛協的輔助就業安排,介紹他到一所長者中心擔任活動助理的工作。除了愛協小組外,Tony亦有參與一般教會的聚會,教會弟兄姊妹亦知道他是康復者的身份。因為病患帶來的限制,讓他自覺能力比其他人不足,而弟兄姊妹亦難明白康復者受精神困擾下的處境和感受,所以他坦言在教會內感到自卑及孤單。與此同時,他亦有參與一個專為傷健人士而設的崇拜,可能因為參加者各有不同的限制,這反而令他感覺更為安心。

Tony的分享值得我們反思一下,到底教會是否能成為一個讓精神病康復者安心的地方呢?愛協同工王先生指出,香港教會普遍對精神病缺乏認識、未能牧養到精神病康復者,未能讓他們感到被重視,而慢慢流失。王先生慨嘆有時連向教會借地方開小組也遇到困難,因教會擔心組員最終留在教會的話,教會未必有能力牧養到他們,而會眾亦未做好準備接待他們。

明光社

社會人士普遍對精神病感到陌生,有見及此愛協定期舉辦名為「飛越迷牆」的認識精神病講座。Eppie六年前參加了「飛越迷牆」課程,及後更擔任愛協義工,參與康復者小組負責帶團契週會、關心組員的工作。起初她也不懂如何關心小組組員,幸得經驗豐富的愛協同工帶領,才一步一步學習有關的技巧。對她來說,康復者都是一群純真可愛的朋友,有時他們說話會比較跳躍,但你只要用心聆聽,說出他們想表達的重點,他們就會很高興,因為你能明白他們的感受。Eppie認為做義工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她十分認同愛協組員互助的模式,因為她觀察到小組內組員的互動,才能令康復者得到最大的幫助。

教會的大門應該是向所有人開放,歡迎任何人進來認識神,但因著對精神病的誤解及陌生,大家有意無意間會避開了與精神病人及康復者的接觸,讓他們更感到被社會孤立。王先生提醒我們首先不要取笑他們,以包容尊重的態度來接納他們。他表示康復者的思想會比較負面,我們回應時不要將自己的想法加在他們身上,宜利用同理心作出適當回應。王先生強調愛協並不是要成為一所精神病康復者的教會,他們的目標是讓康復者融入一般教會當中。因此,愛協十分歡迎教會邀請他們主領有關精神健康的崇拜、主日學及專題講座,增加弟兄姊妹對精神病的認識,協助教會成為一所能接納、牧養精神病康復者的教會,讓康復者能融入教會,並建立良好的教會生活。


[1] 香港政府食物及衞生局,《精神健康檢討報告》(香港:香港政府食物及衞生局,2017),頁3。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1/08/2017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8月11日
 

社關龍門陣:誰的火棒誰去接之社關三種情

明光社20週年講座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明光社20週年講座──誰的火棒誰去接之社關三種情,已於6月29日晚上假旺角浸信會舉行。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為講員,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座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及青年信徒鍾泰來先生為回應嘉賓,分享了他們在社關路的經驗及看法。當晚氣氛愉快,與會者亦於互動環節踴躍發問,討論熱烈。

志森在明光社服侍18年,坦言信仰本身是窄路,有很多挑戰,社關的路並不易走。對明光社而言,面對小眾的網上媒體、激進的同志運動、逆向歧視加劇、信徒面對朋輩與世俗的壓力、支持與反對的人士強烈對比等多種挑戰,要將炙熱的社關火棒傳承下去,志森認為應交棒給對社會需要有負擔、不怕孤單、願意突破自己及接受挑戰的弟兄姊妹。一代不同一代,志森亦盼望社關之路有不同氣質的人一起參與及同行,寄望接棒人「能堅毅、敢言、宏觀、憐憫及真誠,並且不固執、不衝動、不自大、不濫情及不自義。」

范牧師認為教會非俱樂部,而是上帝恩典的發射站。教會開放給信徒聚會,不單要向有需要的人士給予幫助,同時亦應讓教友有機會實踐及學習,將耶穌留下的大使命,一代接一代傳下去關心這世界。傳承如田徑接力,對范牧師而言,各有特質:負責第一棒的爆發力要如子彈,當仁不讓,應做就做;第二棒則是調節失誤,應是強於溝通及復和;第三棒應強於堅持,可於漫長之路上繼續前行;而最後第四棒,亦應強於信念,往前超越所有難關及障礙。

對文化及社會學有研究的泰來,同樣以田徑接力來比喻傳承,但他認為除了接下一棒的人有責任伸出手來接棒外,交棒者亦應放手,以令交棒過程順利,應細思表達及溝通的方式,以令新一代易於吸收及接納。眼見不少年青信徒在價值觀上「示弱」,泰來稱會為他們痛心,因為他們雖然會參與社關,但卻不關注敏感的政治議題(如性別),將社關「割裂」了。由於牧師、導師、執事都不懂回答,不能回應社會發生的事,唇亡齒寒……這不止是明光社,而是教會接棒的問題。

正如志森末後分享所說:「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有很多,大家可參與不同的機構去了解……接棒,同路人很重要,可在身邊互相鼓勵,可令過程輕鬆很多。」盼望討論能喚起更多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同時坐言起行參與社關。

 

 

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陳永浩 | 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30/03/2017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3月30日

多元就不成家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2/09/2016

一些支持性解放和同運團體近年在台灣推動所謂「多元成家」,簡而言之,就是要打破一直以來社會組成家庭的一些基本元素,包括透過婚姻、血緣、領養和姻親關係而形成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在親疏有別的前提下,家人成為我們在時間、精力和金錢皆有局限的情況下,優先要關心的對象。家庭的出現是盡量令所有夫婦、兒童及長者在身心靈得到貼心照顧的最佳方法。政府的主要責任就是為家庭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以及為那些缺乏家人關心或家庭系統失效的一群提供額外的服務。

婚姻和家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有關婚姻組成條件的改動,其實就是動搖了整個家庭制度,現時有關婚姻在性別、年齡、人數和血緣上的限制,皆有其重要的考慮,不是隨便及單憑個人意願而作出的,一旦打開其中一個缺口,大家無法避免要面對就其他限制所提出的挑戰。若婚姻不應限制性別,那為甚麼要限制年齡、人數和血緣?若其他限制的改變必須社會充分討論和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為甚麼性別卻不需要?

社會上的家庭狀態有多樣性,除原生家庭外,亦有已婚、喪偶、單親、離婚和再婚的家庭,當然亦有不少因不同原因而單身的人士。但能夠形成一個家,其起始點都是由男女組成的婚姻關係,任何新的元素,甚至更多元素,都是對現有家庭制度的革命,甚至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多元就不成家,大家不應隨便以某些政治正確、但內容空泛的人權自由口號推倒現有的家庭制度,今期《燭光網絡》會從不同角度剖析維護現行家庭制度的重要性,深願我們的社會不會將夫婦賴以互相扶持,兒童及長者獲得關心和溫暖的安樂窩,化作性解放和同運的實驗室,弄至家不成家!

聖經中的人倫關係反思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2/09/2016

從法律層面來說,把家人及親屬的定義界定清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權益及義務。在現今香港,除了與子女或婚姻相關的法律責任外,在其他親屬關係上,即使沒有盡責,甚至「失職」,都不必受到法律制裁,頂多只是承受社會的輿論;反觀聖經的教導,卻比較著重親屬之間的責任。

聖經中的孝敬父母與教養孩童

在所有親屬關係之中,一般人最先經歷的關係應該是與父母的關係。神喜悅為人子女的看重父母,因此十誡要求為人子女要「孝敬父母」(出二十12),這裡所指的孝敬,甚至要求為人子女的,要以敬重神的態度來敬重自己的父母親。[1] 因此,即使那些只是咒罵父母的子女,按照摩西律法都必須被處死(出二十一15,17)。

或許曾被父母虐待的人會對此律法提出質疑,甚至痛恨這條律法。[2]人的罪性讓一些父母未能盡上本份,愛護自己的子女;同樣,墮落世界也出現了不孝的子孫,但這都不是正常的父母與子女關係應有的表現。在父母及子女的關係上,神一方面教導子女要「孝敬父母」,另一方面祂也教導父母履行他們的責任。除了基本的養育,父母要教導子女,幫助他們認識神,學習律法,讓他們可以行正確的路(箴二十二6)。父母教育孩子,可以有威嚴卻不能濫用權威,〈箴言〉中的父親就是循循善誘地教導孩子。《聖經》教導子女要凡事聽從父母,但作為父(母)的也「不能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西三20-21)。這裡表示為人父母對孩子「下達指令」時,要顧及他們的感受,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以致不會對孩子造成傷害。

聖經中的順服丈夫與為妻捨命

除了父母及孩子,夫婦關係也是親屬關係中重要的一環。在舊約世界,女性地位較低,經濟不獨立,甚至要與別的女人分享丈夫,雖然神給予人類極大的自由,沒有即時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但在律法的設定上,卻有考慮到「弱勢社群」的需要,讓身為妻子的可以從丈夫那裡得到保障,丈夫即使再娶,也不能減少前任妻子的「食物、衣服,和性的需要。」(出二十一10)。[3] 到了新約,雖然保羅曾說丈夫是妻子的「頭」,要身為人妻的順服丈夫好像順服基督一樣(弗五22-24),但保羅也教導為人丈夫的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甚至為她捨命,如同基督為教會捨命一樣(弗五25-28,33)。如果我們認為保羅對有關夫妻角色的教導是從以弗所書五章21節開始,那麼,說到底夫妻二人最終要敬畏的還是基督,夫妻二人要彼此順服。

聖經中的近親救贖

從上述經文,我們看到在親屬關係之中,通常是有能力及地位高的要負責保護及教導弱小,而弱小一方對善待他們的人則以敬重報答。除了父母及丈夫,《聖經》甚至提到親兄弟,叔伯,堂兄弟(利二十五49),又或是近支派的一些兄弟,[4] 當中有能力的要負責保護弱小的近親,擔當起「救贖」近親這一重要角色。他們的救贖工作包括為死去的兄弟立後嗣,免得死者的名字消失於以色列的歷史洪流中(申二十五5-6)。如果有近親變得貧窮,把自己賣作別人的奴僕,又或需要出售部份地業,他們必須把他們或他們所賣的贖回來(利二十五25,47-49)。不單如此,當有近親被人殺害,他們甚至要替他們報仇,殺死兇手(民三十五19)。[5]

基本上,現今信徒實在難以理解這一種近親救贖的制度,特別是為死者留後及報仇這種作為,慶幸的是現今的信徒不必遵守這些律法。不過,這是否說這些律法真的與現代信徒無關?

按照「救贖」的原文字根,救贖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公義的維繫者或伸張者」,[6] 同時,這制度反映了神對其子民的救贖行動之餘,亦同時反映了神與其子民的關係仿如親人一樣。[7] 因此,神拯救祂的子民,也希望在祂的國度中,又或是祂的家中,有能力的強者要延伸神這份救贖,保護及幫助社會上的弱小。有能力的信徒「要敬重供養那些無依無靠的寡婦……」(提前五3、8《新譯本》)而且,信徒對待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亦應該如對待家人一樣,「不要嚴厲責備老年人,卻要勸他好像勸父親;勸青年人好像勸弟兄;勸年老的婦人好像勸母親;存著純潔的心,勸青年女子好像勸姊妹。」(提前五1-2《新譯本》)。

今天,或許有些人急於成為別人的「親屬」,為的是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但《聖經》的教導是相反的,當你成為別人的親屬時,想的不是如何從中得到利益,而是能給予甚麼利益,對象甚至不止於在地上有血緣關係的親人,而是有需要的人。

 


[1] 賴建國,《出埃及記(卷下)》(香港:天道,2010),頁62。

[2] Patrick D. Miller, The Ten Commandments, Interpretation (Kentucky: John Knox Press, 2009), 168.

[3] 按照上下文,這裡所指的第一任妻子有可能指到女奴,不過無論如何,丈夫要照顧妻子是真的,即使他另娶他人。

[4] 洪同勉,《利未記(卷下)》,(香港:天道書樓,2006),頁731。

[5] 曾祥新,《民數記》(香港:天道書樓,2006),頁680-681;Gary M. Burge and Andrew E. Hill eds., The Baker Illustrated Bible Commentary (Michigan: Baker Publishing, 2012).

[6] 參曾祥新《民數記》,頁661。

[7] Eugene E. Carpenter and Philip W. Comfort, Holman Treasury of Key Bible Words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0), 32-33.

婚姻是制度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30/08/2016

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及禮俗等規範,並要求社群成員共同遵守。制度本身不是恆久不變的真理,而是會隨著歷史而轉變。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制度,莫過於婚姻制度。在父權社會下,「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舊社會是普遍存在的,但這通常只是上層社會人士的特權,一夫一妻制仍是社會上一般老百姓的主流。

1971年10月7日《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生效前,香港政府接受按中國法律與習俗而構成的舊式婚姻──即中國傳統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改革條例》生效後所有在香港締結的婚姻都必須按照《婚姻條例》的規定,由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並不容他人介入。「一夫一妻制」從此成為香港婚姻制度的定案。

近年歐美地區相繼通過同性婚姻,本港亦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討論。對於「一夫一妻制」在香港只有45年歷史,或許還未算得上是社會的傳統,然而筆者認為婚姻傳統應是更寬闊地指向數千年來一直肩負著人類繁衍重任的異性婚姻,而當中「一夫一妻制」是異性婚姻中最為理想的制度。

到底香港人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婚姻制度呢?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6年公佈的「香港人婚姻態度」研究,結果顯示只有12.5%公眾受訪者認為「應該更改婚姻法對『性別』的要求,必須將要求由『男和女』改為『不分男或女』」;以及只有2.9%認為「應該更改婚姻法對『人數』的要求,必須將要求由『二人』改為『不限人數』」,結果反映市民對修改婚姻法的性別及人數要求有很大保留,大部份市民仍然支持現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婚姻從來不止是兩個人的事,更是一個牽涉到社會整體的制度,旨在為下一代提供理想的養育環境,因此政府會為已婚人士提供額外的社會福利以作支援。如要改變現時受市民支持及行之有效的制度,就必須解釋改變的原因和必要性,及改變對社會帶來的利弊,並要提防類似美國通過同性婚姻時的情況,因透過法庭的判決,以司法機關取代正常的立法程序,令公眾失去參與討論的空間。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31/8/2016

困境中的仰望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8/08/2016

靈修人生系列

講員:蔣賴玉芳女士 │ 中國宣道神學院 靈修神學講師

在困境中,有些信徒往往覺得上主針對他們,但當信徒「看見」上主是一位怎樣的上主,在困境中與上主共融,體會到每一個人都是上主眼中所珍愛的,而我們的生命意義在於堅信上主是愛,信靠祂的愛,並進入與祂永遠修和,共融和相交之中,這樣便能從困境中找到出路。7月14日的晚上,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蔣賴玉芳女士,與40多位參加者分享如何透過泰澤的詩歌、經文默想和靜默與上主共融。

泰澤團體的標記——活出共融的比喻[1]

泰澤團體由羅哲弟兄於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創立。創立初期,羅哲弟兄的生活主要是祈禱,及收留戰爭的難民和孤兒。大戰後,團體漸漸增長,包括首七位更正教的弟兄(1949年),及其後首位天主教徒(1969年)的加入。現今由超過一百位來自世界各國,包括三十多個國家的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男修士所組成的跨基督宗派修道團體。

修士們矢志獨身,生活簡樸,共享精神和物質的財富。團體生活以祈禱及接待前來靜修的訪客為主,他們不接受任何饋贈或捐獻,而是以工作來維持團體的生計。他們藉著團體生活,活出「共融的比喻」,便是成為一個分裂基督徒和分離民族之間的具體修好與和平的標記。

泰澤的靈性面貌——體會上主是愛,單單是愛

泰澤團體認為聖經向世人所啟示的,是上主無窮的愛,上主所能做的是付出祂的愛,並且對世人發出深切的呼喚,以致每一個人都能知道自己是被上主所愛,並渴求以全心愛上主來回應祂的厚愛。愛和信心的故事,是上主邀請世人去相信祂的愛,完全信靠祂,並進入與祂永遠修和,共融和相交之中。在新約中,上主這一份愛成為了一個人,就是主耶穌基督。「基督來到世上,不是為創立一個新的宗教,而是為賜予眾人在上主內的共融。」

泰澤團體眼中的上主是仁慈的,祂愛世人,並尋找每一個人,甚至在世人愛祂以前,祂已經以無盡的溫柔和無限的憐憫俯視每個人。因此,若要回答基督是誰?他們會如此回答:「祢就是願意進入我們生命,永不止息地愛我們的那一位。祢了解我們的一切。我們願意對祢全然坦誠,不只是要把生命的一部份獻給祢,而是要把生命的全部獻給祢。」上主對每個人說:「在我眼中你是寶貴的,我珍愛著你。」

憂懼以及對苦難的恐懼,會使人失去喜樂,以及喪失基督徒新生命的氣息。泰澤團體仰望耶穌,他們相信在福音書裡,基督從不邀請人進入悲傷,祂只會呼召人在聖靈裡歡欣快樂。若人們能把一切交託上主,包括憂慮等。那麼,他們就會發現,他們是蒙祂所愛、安慰及醫治。

共融祈禱的意義──靜待與主相遇

上述有關泰澤的神學面貌,不是藉著理性的認知來達成的,而是藉著共融祈禱來經驗及體會。泰澤團體生活的中心是每天三次的共融祈禱。祈禱包括唱詩、經文默想、靜默、代禱、燭光及東方聖像畫。

泰澤詩歌的歌詞主要來自聖經,又或是偉人的說話;內容主要表達信仰的基本真諦。特點是簡短及重複,每一首詩歌都可以看成為一篇祈禱,從心靈發出呼喚去尋求上主、渴望上主。透過不斷重唱,讓詩歌內在的信仰真諦融合於自己之內。唱詩的時候可以按聖靈的感動,可唱頌,也可以安靜地默想歌詞的意思,感到被某一句歌詞觸動的時候,可以停在那裡,靜待與上主相遇。

經文默想:唱詩之後是經文默想的時間。聖經是向世人啟示上主無窮的愛,以及祂對世人熱烈的渴求,以致每一個人通過聖經都能知道自己被上主所愛,並渴求以全心全意來回應祂的厚愛。默想的經文通常是一段舊約,然後是一段福音書。

靜默:心靈靜放在上主的臨在中,把自己交託給上主。靜默是聆聽人內在的心聲,以及聆聽上主微聲的時刻,除此之外,也是省察過去、反省問題的時刻。

代禱:爲世人祈禱,把他們的喜悅和希望,哀傷和苦難,特別是那些被遺忘的人們,都一一交託在上主的手中。

在共融祈禱時,泰澤喜歡以燭光及東方聖像畫來佈置祈禱場地。燭光代表無論身處在個人生活或是整個人類的黑暗時期,基督的愛猶如永不熄滅的火焰。東方聖像畫如耶穌被釘十架的畫像讓人更能體會基督的救贖及大愛。

在困境中只能仰望耶穌

總括而言,人不能靠自己創造這份喜樂,因為這是聖靈所賜的禮物。上主關注我們的生命,憑著我們對祂的信靠,這份喜樂會不住更新我們的生命,並支持我們走生命的路。我們需要做的便是單純地接納上主給予每一個人的愛,謙卑信賴祂的愛,活出這份愛,並承擔因而可能遇到的危險。

 


[1] 共融的比喻是指到「上帝呼召教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整個世界的人知道,我們所有人都是來自一個根源,就是上帝本身。我們每個人都應活在這份愛之中,並能發出這份愛,讓彼此知道對方的重要,讓彼此在上帝之內互相建立,教會自身的合一共融成為世界邁向大同的比喻。」見范晉豪,〈教會合一共融的比喻〉,《文藝通訊》,第37卷第1期(2016年1月):頁3。

 

打擊港獨 還是打擊選舉?

張思晉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18/08/2016

今屆選管會要求所有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都必須簽署一份有關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其中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簽署確認書後卻被裁定為提名無效,因選舉主任信納他「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1]

事件的爭議點在於,梁天琦符合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四章「提名候選人程序」,[2]所列的提名資格,並簽署了確認書,但最終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理由是「不能信納梁先生真正改變了他過去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及「信納梁先生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3]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新聞公告,選舉主任是按規例[4]第16條決定決梁天琦提名無效,但細看其中條文,梁天琦已簽署所有相關文件,並沒違反規例所述內容,而規例指選舉主任「信納根據《立法會條例》,候選人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5]從英文版本的條文「信納」只表示是參選人需滿足所有條件,而在所有與參選人資格相關的條文、聲明及確認書中皆沒有表示選舉主任需要或可以就參選人所提交的資料內容作主觀的判斷。故此,所有對參選人資格的要求皆屬於客觀的要求,包括參選人的年齡、身份以及是否交齊所需的文件等,試問選舉主任又何須憑主觀意見來作決定呢?

更重要一點是,選舉事務處可以裁定梁天琦、陳浩天等明確主張港獨的參選人提名無效,那又何以能夠認為其他沒有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又何以有些曾明確支持港獨的人士能獲得有效提名?做法不能貫徹始終,只會大大地削弱選管會的公信力。特區政府及選管會如不能就今次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處理及令人信服的解釋,無疑將影響香港多年來公平和公正選舉的聲譽,亦令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再次降低。

有關爭議雖然最後亦會透過司法覆核及選舉呈請,交由法庭處理,但勢必糾纏多年。誠然,不少人認為港獨主張抵觸《基本法》條文,亦不支持港獨,但法理和政治問題不應該由選舉主任處理,選舉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維持選舉的公平和公正。選舉和議席的輸贏尚在其次,體制和信心的輸贏卻事關重大。將打擊港獨,變成打擊大家對選舉的信心,無異飲鴆止渴。

 

 


[1] 〈決定候選人梁天琦的提名為無效理由》,第18點,梁天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eungtinkei/photos/?tab=album&album_id=177170942695750  

[2] 〈提名候選人程序〉,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四章,http://www.eac.gov.hk/pdf/legco/2016lc_guide/ch/chapter_4.pdf

[3] 〈決定候選人梁天琦的提名為無效理由》,第17及18點,梁天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eungtinkei/photos/?tab=album&album_id=177170942695750

[4]〈選舉主任須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82ACDF0CBBFDD7AD48257A2B0026BEA7?OpenDocument

[5]規例第10條英文版本原句 “The Returning Officer may require a candidate to furnish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Officer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be satisfied”,故此「信納」二字不包涵選舉主任主觀判斷的「相信」或「信任」的涵意。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13/8/2016

對話式社會行動

10/08/2016
對話式社會行動

沒發聲、不參與,社會不會自動變得理想。有人認為,用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協商方式不再能改變社會,轉而透過施行暴力來吸引大眾傳媒的目光,期望推翻現有制度。可是,人類文明中絕大多數的暴力都換來更大暴力。面對來自群眾或政權的暴力,人命就難於倖存。於是,當社會更珍惜(別人的)生命時,就得提倡非暴力的社會參與。

非暴力的社會行動,意味著每個人都放棄以暴力威迫、軍事鎮壓等形式操控別人。不單是尊重性命,更加強調理性對話和協商。想法迥異的群眾,透過真誠對話得到互相理解、反思、包容、妥協並尋求達至一些社會制度的共識。

從想法層面推動達至制訂社會政策,需要凝聚意見,讓社會大多數人都聽得明、想得透,而非進行社會分化或發洩式的謾罵。對話是針對事,不是針對個人。對話是凝聚立場相近的群眾,又是向沒有清楚認識或深入了解議題的公眾、立場不定的中間派人士解說並遊說,再向不同意見的人遊說,揭示對方的謬誤或矛盾論述。群眾間的對話,可以透過大規模的群眾活動,使問責的政權回應訴求,也可以是一些溫和的簽名行動、遊行。進一步靜坐、集會、絕食等,目標也是展開權力對等地反覆對話。

通識Lite

公民社會[1]的角色與重要性

政府制定政策,理應福為民開,不過有時政府根本不明民間疾苦,政策下來,非但不能解決問題,更會產生更多不必要的問題。是故公民社會作為巿民和政府的橋樑的角色,十分重要。

公民社會大多數以志願機構或者壓力團體的形式自居,多元的民間組織各有關注的議題,當關注範疇出現社會問題時,就會透過發起不同的運動表達意見。由於這些機構和團體接觸社區的層面較多,更認識、了解社區裡發生的事情,是故較「落地」,按巿民的真實需要,提出切中要害的意見。                                                     

不過近年有另一種以倡議為主導的團體,有自己特定的立場和議題設置,他們所研究的議題未必「落地」,更不一定為民表達意見,更多是一種政治立場,或是對社會理想願景的表達。

兩類組織所表達的意見或有不同,甚至表達意見的方式也不相同,但在公民社會中,我們同時需要這兩種組織,前者給我們具體的社會民生面向,後者給社會帶來更好的願景方向。

通識小秘訣

在討論議題時,千萬不要被不同群體的抗爭手法混淆視聽,例如部份本土派表達議題時,往往會有相對激烈的行動,但行動的激烈程度,與他們所表達的議題的激烈程度,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我們切忌以為「激進行動」就等於「激進議題」,有時我們很容易被所看到的影像,影響我們對一個議題的觀感。切記要將之分拆。

 


[1]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政府與私營企業以外的集體領域,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強調與國家的區隔,不掌握實體權力,不進入政府及國家。但關心社會事務,政府政策,表達意見甚至參與制定,對政府起制約及監督的作用。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8期

 

 

投票需要的考量

張思晉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21/07/2016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1/7/2016

選舉愈近,理想愈遠?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07/2016

很快又到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之後,又會開展明年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本來選舉一般應該都會帶來希望及改變,在民主社會,人民靠的就是手上一票來跟政府和政黨討價還價,但在香港當前的環境,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兩票,又有多大的期望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一個妥協下的基因改造怪胎,一群不願受社會主義威權政府管治,習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卻缺乏自治經驗的政治初哥,展開與中央及其代表之間十多年若即若離,糾纏不清的政治實驗。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管治的一個特區,放眼所見,除非武裝革命,否則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中國與香港之間有一條既是臍帶,也是鎖鏈縛在一起,無論雙方是否喜歡,大家就像連了體一般,任何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都無可避免受牽連,甚至被滋擾。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政黨都希望中央能夠就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定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但由於中港雙方缺乏互信,港人亦無法就不同方案取得共識,於是普選仍是這麼近、那麼遠。每次選舉臨近,彷彿又在提醒大家,要改善現況,就要把握機遇。

今期《燭光網絡》嘗試在立法會選舉前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把把脈,如何根治暫時恐怕並無良方,但能否減輕病情,則視乎大家對香港這個家究竟有多關心,就像在所羅門王面前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一樣,究竟大家是為了孩子而作出犧牲,還是寧願一拍兩散,讓孩子死就死呢?大家願意逆流而上邁向理想,還是把理想愈推愈遠,往往在一念之間。

議會「現形記」

張思晉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11/07/2016

「小圈子選舉689特首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公民抗命」等名詞都指向香港政制不完善、不民主的一面。據《基本法》指出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第45條)及立法會議員(第68條),最終的目標皆透過普選產生。但現行選舉制度未能有效反映民意,部份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以各式各樣的抗爭行為表達對制度的不滿。本文嘗試列舉近幾年與議會相關的「文化」,讓讀者認識議會的現況。

議會「拉布戰」[1]
  1. 2009年12月18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首次審議高鐵669億元巨額撥款申請,社民連、公民黨等泛民議員展開拉布戰,成功令討論延長,政府不能如期在2009年開始高鐵工程,而撥款申請最終延至2010年1月16日才獲得通過。
     
  2. 2012年5月16日就《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2]討論議員出缺安排,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等發動拉布戰超過33小時,後被立法會主席終止。最後草案延至2012年6月1日,1,306項修訂全部被否決。
     
  3. 2013年開始,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皆有議員提出數以千計的修訂案以拖延表決,2014年延誤了三個星期。2015年秘書處收到3,904項修訂,一破過往紀錄。主席曾鈺成裁定當中逾3,000項修訂無效,令修訂總數大幅刪減至618項,但最終還是經歷了六週的拉布戰才獲通過。2016年主席繼續大幅削減修訂項目並定下表決日期,有關議員利用點算法定人數導致流會,以表不滿,但草案最終仍獲通過。
     
  4. 2015年12月,泛民議員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發動拉布,提出點算人數逾百次,會議多次因人數不足而「流會」,到3月仍無法就草案進行審議,最後政府擱置有關草案。

​無疑拉布的確可以會令一些有爭議的議案延遲通過,甚至被擱置,但同時卻令大量議案及撥款被拖延,令造價大幅上升。情況猶如金庸武俠小說的七傷拳,殺傷力愈大,要承受的內傷愈深,最後與對手同歸於盡。

除了拉布的常態,更有不少「語錄」從議會而:

返黎就郁──

2012年辯論「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秘書長說了兩次「返嚟就郁」,相信是與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結束辯論有關。一些傳媒稱此為「剪布」,更有議員質疑曾鈺成及黃宜弘合謀剪布,蘊釀提出不信任動議,李卓人表示曾誠信盡失,黃毓民更形容他是「貞婦晚年失節」。

不批准世界末日論──

網絡流傳古瑪雅人預言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末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12月20日立法會會議結束前,宣佈「本會尚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明年必須續會,所以我不能批准明日為世界末日。我現在宣佈休會,本會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隨即獲議員掌聲,其後更得網民讚賞其幽默感。

「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

2014年6月一次立法會會議中,蔣麗芸因不忿泛民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作出投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我建議你考慮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回應,此句在日後蔣麗芸每有爭議性言行時,網民皆會翻出使用。

替「豬肉佬」改名──

2015年5月,王國興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時,提到肉類從業員行業青黃不接,建議將工種易名為較「專業」的「肉類分割技術員」,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此言一出,大量網民發揮創意,表示魚檔從業員可以改名做「魚類銷售顧問」、地盤工人則可易名為「土木工程技術員」。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在2012年《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審議會議時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發言批評拉布,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被網民多番引用,甚至製成Rap歌上載YouTube。

等埋發叔──[3]

在審議《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決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突然離場,希望藉人數不足而拖延表決,但因建制派內部溝通不足導致仍有議員留在會議廳,令立法會仍有足夠法定人數使投票程序繼續,結果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否決政改方法。建制派議員及後解釋因劉皇發未趕及回來投票,希望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把投票的時間拖延至「等埋發叔」。「等埋發叔」一詞亦成為了遲到藉口的「萬能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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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與「不剪」的理據

不剪布的理由:曾鈺成在《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審議中批准千多項修正案時曾解釋,雖然《議事規則》第57條(4)(d)款,訂明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但他認為這牽涉到褫奪選舉權,所以認為修正案並非「瑣屑無聊、無意義」。

剪布的理由:2012年「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時,曾鈺成引用了《議事規則》第92條的條文,指「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但亦有議員質疑這不等於主席可以利用此條文來擴大權力,雙方繼續各自表述。

有不少反對拉布的議員或官員,亦透過創作回應議會經常出現的拉布情況:

受拉布影響而撤回《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有感而發創作了《拉布「錦」言》,以表達因版權修訂條例拉布三個多月的心聲。2016年4月,立法會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王國興以網絡人氣歌曲《SAS之歌》進行二次創作,改編成為《嘥拉布嘥》以諷刺拉布浪費公帑。

《拉布「錦」言》節錄

坐坐坐成日齋坐   個鐘響   未停過

點算人數   我卒之習慣左

叮噹   叮噹   叮噹   叮噹

《嘥拉布嘥》節錄

嘥拉布嘥  嘥嘥嘥

拉布嘥拉布   拉布拉布嘥

 


[1] 不包括1993年3月審議《區議會條例草案》時民主派使用的拉布手段以及1999年12月建制派以拉布手段支持「殺局審議」(即解散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等 ;

[2] 〈立法會主席就結束《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合併辯論的裁決〉,2012年5月22日,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re_rul/pre0522-ref-c.pdf

[3] 〈政改表決:建制派缺席投票 政改方案遭否決〉,《東方日報》,2015年6月18日,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0618/bkn-20150618123414600-0618_0082...

將政綱化成一面照妖鏡

張思晉、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07/2016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表一:各大政黨就法定最低工資取態。

黨 團體

直選議席 /

超級區議會

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

新水平

35元

檢討應考慮
基本生活水平
人民力量 3 Y Y Y
工聯會 4 Y Y Y
工黨 3 Y Y Y
公民黨 5 Y 33 Y
民主黨 6 Y 33 Y
民協 1 Y Y Y
社民連 1 Y Y Y
街工 1 Y Y Y
共計 24     Y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1] 例如在民協的網頁中可清楚看到馮檢基的政綱: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堅決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爭取落實於2016年第五屆區議會全面取消委任議席;爭取在2017和2020年或之前達至真正普及和平等的雙普選,即包括低門檻和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參《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http://www.adpl.org.hk?page_id=637

[2] 張思晉,〈議會「現形記」〉,《燭光網絡109期》,頁4。

[3]〈立法會多個政黨支持調升最低工資 促委員會建最低工資35元〉,《香港職工會聯盟》http://www.hkctu.org.hk/cms/article.jsp?article_id=840&cat_id=8

[4] 〈范國威「轉軚」 擬選超區議席 當年反政改退民主黨 今稱為開拓本土票源〉,《明報》,201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