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睇騷有品 尊重藝人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18/11/2010

本月初,筆者和朋友到沙田大會堂欣賞一個以敲擊樂為主的音樂節目《Butterfly Effect》,表演者是五名來自不同國家的頂尖樂手所組成的樂隊,當中有一位是日本著名樂隊的結他手,吸引了眾多「粉絲」到場支持。原本,筆者也是興致勃勃地期待音樂會的開始,怎料結他手一出場,有些觀眾就舉起手機來拍攝短片,企圖把演出的樂曲錄影,幾位場務人員隨即走到觀眾席向不守規則的觀眾發出警告,如此擾攘一番,委實對鄰近的觀眾造成滋擾,也影響了大家的情緒。

或許香港的樂迷們習慣了演唱會「任影唔嬲」的文化,但在不同的表演場合,就應該遵守不同場合的規則。既然節目在開場之前已敬告各位「未經許可,切勿攝影、錄音或錄影」,那麼,作為觀眾就須尊重。

的確,多功能手機為我們帶來的方便,可以說是多不勝數,聽歌、拍攝相片、錄音、錄影、隨時透過互聯網上/下載資料,配合不同的apps軟件都十分方便,我們隨時都可以記錄和發布生活的點滴。許多人都不吝嗇將自己的個人資料放上網,更即時匯報身邊所發生的事情。不過,當我們擁有這些功能之後,是否就要濫用呢?連音樂會都要即時記錄及匯報,忘記了尊重演出者及其版權?

隨着新媒體的出現,現時的歌曲已因為大家隨意複製和外傳,令創作者的版權被嚴重侵犯,導致創作人及歌手的收入大減,而須要透過舉行許多現場演出維持收入。但如果大家在看現場演出時,還繼續舉着相機、手機去攝錄,甚至作即時匯報,讓人們不用購票也可以看到演出,某程度上是打擊了台上演出者應得的收益,以及將來繼續演出的機會。

相信我們都想聽好音樂,亦沒有人忍心令藝術工作者失去他們應得的收入;但每當大家肆意複製及攝錄,又上載互傳⋯⋯現實又豈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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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備,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從養生節目看串流平台的規管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11/2020

疫情持續,市民外出的時間盡量減少,旅行也就更別說了,很多人會留家與家人一起看串流平台的節目打發時間,除了劇集、電影以外,也會在串流平台裡找到不少有關生活品味、環保、社會文化、心理及健康等紀錄片或生活時尚節目,可供不想「煲劇」的網民選擇。然而,別以為具豐富資訊的紀錄片、生活時尚節目,就一定是健康,沒有任何不良「成份」,用戶在收看時,也要小心辨別有關的資訊是否可信。

 

同為養生節目 不一樣的角度

就以養生節目為例,近期串流平台Netflix有兩個節目介紹養生的方法,然而出來的效果卻截然不同。紀錄片《養生好不好》((Un)well)一輯六集,每集探討一種在美國流行或另類的養生方法,如:精油、譚崔式性愛(Tantric Sex)、母乳、致幻劑死藤水(Ayahuasca)及蜂螫療法(Bee Sting Therapy)等的效用、看看它們是否商業騙案、會否被濫用、對他人的影響等,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它們。

這節目跟港台《鏗鏘集》一類的節目相似,會以多角度追訪、反問,從產品的銷售手法、它對人情緒的影響及與人的關係、對需要有關產品者的影響、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節目會提出質疑,結果有時會指向人性的貪婪、罪性,有時亦會以開放式的結局,指出有些養生方法可能對部份人有效,但同時亦會提及有人以這些方法謀利,罔顧別人安全,使人濫用,或令有關的方法變為宗教,讓人對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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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節目《Gwyneth Paltrow:goop生活態度》(The Goop Lab with Gwyneth Paltrow),與《養生好不好》一樣,標示適合觀看節目的年齡同樣是16歲或以上,節目一樣是以探討養生方法為名,但就全以正面推崇有關的養生方法,容易使觀眾模仿。節目拍攝了goop這公司的職員使用一些養生方法的過程,亦會叫用過有關方法的人分享療效及用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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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節目並沒有反思那些養生方法是否恰當,純粹推介這些方法,實在有所偏頗,不夠全面。例如:介紹致幻劑迷幻菇作心靈治療,但用家卻道出自己哀傷的原因是源於未能開放自己與人溝通、心靈空虛;或介紹以斷食瘦身、以針刺面部構建膠原蛋白及於面部植入慢速溶解線,以拉高面皮令皮膚緊緻、令人看起來好像變得年輕,卻未有反思這會否對身體造成傷害或導致飲食失調;以震動器自慰達到女性性自主,展示女性私處,強調女性主義追求個人性自主,卻未有提及兩性相處及與伴侶溝通的重要。另外,運用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治療心理及身體的疾病,並倒空自己來接收靈界訊息等,並未有提及可能令不知名的靈進入身體,令自己與靈界扯上關係。

 

電影及電視節目規管

為電影和電視台的節目分級和規管,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年齡分級。在香港,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或上映的電影要先交予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由辦事處為影像評級,看看電影是屬於哪一級(I級、IIA級、IIB級或III級);而無論是否收費的本地或非本地的電視節目,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都會根據《廣播條例》作出規管,而電視節目內容則按其內容是否適合兒童觀看,在需要時會在節目中標示「家長指引」或只適合「成年觀眾」的字句。其實,香港的規管並不精細,觀乎亞洲不少地區的分類就更為精細,如台灣、新加坡及韓國。[1]

網上節目方面,目前仍不受《廣播條例》及相關法例所規管。該條例旨在規管電視節目服務。而網上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節目是透過互聯網傳送,屬於網上發放訊息的一種形式,為《廣播條例》所豁免,不受其規管,亦不受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的監管。很「有趣」的是,網上的訊息、影像規管,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這《條例》已實施了三十多年,本社也曾評論它未能與時並進。[2]

由於香港沒有針對串流平台播放節目的法例,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做法。蘋果iTunes的Apple TV+的分類會根據當地的分級、分類方式;[3] 而Netflix方面,有自己的年齡分級:所有年齡層、7+、13+、16+及18+。但即使該平台將影片標示為16+,適合16歲或以上人士收看,都不代表它一定適合香港文化下的16歲人士收看。作為家長要注意不同串流平台的分類方法,小心為子女選擇,並作出適當的設定。

各地文化存在差異,家長實在要多加留意子女收看的節目會傳遞甚麼訊息。筆者認為家長最好是陪伴子女收看節目,並應及時作出討論及分析。即使是資訊節目,就像文中提及的兩個養生節目,背後也反映了一些價值觀,那些追求的所謂美、健康、釋放的感覺,其實是頗為極端的方式。不要說未成年人士,就連成年人看了,也可能會蠢蠢欲動想去一試,家長實在要小心,避免子女接收不良資訊。

 


[1] 〈電視分級制度〉,維基百科,2020年10月16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視分級制度(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9日);〈電影分級制度〉,維基百科,2020年9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影分級制度(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9日)。

[2] 〈未能與時並進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明光社,2018年9月24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未能與時並進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9日)。

[3] 〈如何在Apple TV Plus上使用家長控制 - 如何 - 2020〉,COMPUTERSM關於科技,2019年,網站:https://cn.computersm.com/how-use-parental-controls-apple-tv-plus(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9日)。

視像會議禮儀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3/2020

新冠肺炎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上會議工具突然大行其道,一次開會動輒半小時,近日因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去廁所穿內衣有人曾經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部份人會關閉鏡頭,但沒有想到將沖廁聲也傳到其他開會的朋友;也有人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及正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人言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大家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廁所內。其實除了衞生問題之外,更有考慮觀感的問題,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使人覺得分享者在工作時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不夠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伴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素顏就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原來突然變成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上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不必要的影響。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直接回應,有時必須要照顧不同的網絡速度,減少疊聲或者影像潛水的情況,甚至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因網速限制,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減少數據流量的使用。

5. 忽略保障私隱:雖然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但開揚聲器有時也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背景有時轉換成為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這個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參加者是誰,不應偷偷讓其他人加入的。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參與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映後放在別處。

網上禮儀,不外是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自然地放下了一些戒心,唯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是否親身與你在一起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13日。網站:http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7%B6%B2%E7%B5%A1%E7%A6%AE%E5%84%80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20年3月6日

一種慢慢被轉變的氣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7/2019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


[1] 「Be Water, My Friend」(成為水,我的朋友)是李小龍的名句,喻意像水一般靈活,能進能退。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4-7-2019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07/2019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6/06/2019

這陣子追著「反送中」的大小新聞、評論,社交媒體的感受分享、對與錯的分析和討論……筆者亦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中。

不少朋友、教會弟兄姊妹、同事都緊張局勢發展,大家在網絡、社交媒體中互傳及發放不同的訊息。感受、新聞、傳聞,要逐一細閱已費時;一遇見懷疑造假或偏頗的內容又要進一步在網上翻查相關的資料;之後又想把有用的訊息在群組及社交網頁發放,群組成員隨後回覆及再互相討論……以上一連串活動,再加上因為害怕錯過了重要訊息或遲了回應,整個人就會常處於緊張狀態,只要一想到會不會又有新的資訊,就會「碌」手機或翻閱電腦,有時甚至未能集中精神工作。

想起來,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應該是雨傘運動的時候。然而,事件持續了一段時間,筆者漸覺心力交瘁,沒有一刻可以靜下來,即使感到十分疲累仍然在翻閱社交媒體的Newsfeed(動態消息),亦未能專心做事,甚至影響到與家人的日常交流,那時筆者才猛然發覺自己可能已患上了FOMO。

如果驚覺自己患上了FOMO,可以如何處理呢?筆者會在工作時刻意把手機調校至飛行模式,如要使用電腦上網,亦會把社交媒體關掉,只容許自己在小休時看看,盡量不回覆。雖然心繫事件發展,工作時仍會想到外邊的時局,但只要沒有動手按進去看相關資訊,就會比較容易把專注力拉回來,工作效率亦隨之提升。

另外,「斷捨離」的做法亦可以應用在接收資訊方面,為了有效看資訊,可以只閱讀較有公信力的媒體的資訊。網上媒體常常會發放簡短的即時新聞,而我們可以稍作等候,待一些對事件有較深入的報道及評論發放了才閱讀,並作思考分析。

除了像筆者這種,為著緊張時局而掉進FOMO的人外,原來也有些人是怕追不上最流行的資訊,而令他和其他朋友「搭唔到咀」。他們怕被朋友指責所看的資訊不夠新,追朋友的近況不夠貼,因而常常追看網絡上和社交媒體的資訊,而陷入FOMO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在社交媒體並沒有「主流媒體」的運算法,社交媒體早已按用戶的關注和喜好,將他們分散開來,形成了碎片化、迴聲廊的資訊圈。用戶很容易看來看去都是同聲同氣,重重複複的資訊。大家可以主動跳出社交媒體,到不同的媒體選看最新消息。

如果想了解朋友或任何人的近況,可以主動約對方見面,見面時就算不知道他/她的近況也不要緊,乾脆在見面時請對方即時分享就可以。大家更可以專心享受見面的時間,關上手機,傾聽對方的說話,愉快地享受JOMO(「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吧。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6-6-2019

人工智能換臉 Deepfak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5/2019

2018年,網絡開始盛行Deepfake,這個合併詞由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和冒充(Fake)組成,它是指透過人工智能技術造成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以圖像及影片重疊至目標圖片或影片上。起初不少人認為這種電腦深度學習技術應該只存在於人工智能研究的範疇上,但於2017年,一位名為「Deepfakes」的網民將以色列女星姬嘉鐸(Gal Gadot)的樣貌換到色情片的女主角身上,[1] 並發佈在紅迪(Reddit)論壇上,引起了一陣哄動,更令部份人效法這種行為。

其實Deepfake並不是甚麼高深的技術,現在網上也有教學及資源協助製作想要的Deepfake。當中的流程包括三個步驟:一是從圖像提取數據;二是訓練電腦,用一段時間(以小時計)去告訴它何時做對,何時做錯,讓它從中學習;三是轉換,以圖片融合技術達成人物轉換的目的。[2]

而Deepfake能夠做到以下幾種效果:

  1. 分析A影片人物所說的話,提取數據並套入B影片人物的口中說出。如曾經有人製作了一條影片,將美國影星佐敦(Jordan Peele)所說的話,套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Obama)的口中說出來(圖一);[3]
  2. 提取人物A的動作(如舞蹈動作)數據,套入人物B(不懂跳舞的人)身上,製作出來的影像就是人物B在跳舞(圖二);[4]
  3. 分析一大堆人物A不同的照片,將分析出來的數據套入影片中的人物B,使人相信片段是人物A拍攝的。如網上就曾有人製作了一條影片,將1994年上演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中飾演黃蓉的朱茵換成今時今日的內地女演員楊冪(圖三)。[5]
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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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影片的效果都相當逼真,就以圖一的影片為例,比爾的話,在套入奧巴馬的影像後,其聲線、語氣、動態都和奧巴馬本人幾乎一樣,只是奧巴馬在公眾場合絕不會說一些粗鄙或鼓吹殺戮的言語,但在這段偽造的影片中,「他」就公開說出了這些話。

這種技術的應用正在慢慢普及,但卻大多被用來製作惡搞影片或色情影像,結果Deepfake成為了一些立心不良的人,偽造影片的工具。雖然社交平台Reddit、推特(Twitter),色情網站Pornhub(直譯就是色情影片中心)已經禁止所有移花接木的Deepfake色情片段,但在網海內還有無數渠道可以將這類影片發放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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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員指出Deepfake技術的影響將會十分深遠,預計這門技術在五年內足以欺騙沒有受過訓練的大眾。研究員說的話並非危言聳聽,這門技術的確有本領令人難辨真假,特別是在大家沒耐性對真假查根究柢的年代。電腦科學家蘇帕索恩.蘇瓦耶納柯恩(Supasorn Suwajanakorn)就曾於一個公開講座展示四個奧巴馬的演說片段(圖四),與會者都無法分辨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奧巴馬,但原來四個奧巴馬都是偽造出來的。[6] 這代表在未來政治角力上,有人可能為了爭取選票或權力,而以這種技術來製造抹黑對手的片段。更諷刺的是當進入虛假影片充斥的年代,就算有真實的影片流出時,我們也會對它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科技正在發展,我們沒可能走回頭路,只能對未來的影像、片段保持警惕,不要輕信,尤其是要留意資料來源。愈奇怪、愈沒法追尋的消息或片段,就愈要抱懷疑的態度。如不想被人用Deepfake技術轉換成為虛假影片的主角,就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影像,不要讓陌生人輕易取得,因為愈多不同的影像(如不同的表情或從不同的角度拍攝的影像)成為影像生成的數據,製作出來的影像就會愈神似。以此來看,公眾人物很容易便會成為Deepfake的主角,他們亦要承擔更高的風險。

這門技術的確有其危險的一面,不過,如將它用於正途,如製作電影、回顧歷史事件,或緬懷名人、已逝世親人的影片等,不單可以減低拍攝危險場面的風險,也可以提高逼真程度。如能活化人物,更可以拉近我們與被緬懷者的距離。


[1] 孔祥威:〈【科技.未來】Deepfake假得迫真 深度造假模糊真相甚麼才可信?〉,《香港01》,2018年12月0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周報/268011/科技-未來-deepfake假得迫真-深度造假模糊真相什麼才可信(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4日)。

[2] Lonely.wm:〈深度解密換臉應用Deepfake〉,知乎,2018年2月27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4042498(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4日)。

[3] Good Morning America - abc, “Jordan Peele uses AI, President Obama in fake news PSA,” Youtube, last modified 18 April,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1KWpoX9Hk.

[4] Caroline Chan, “Everybody Dance Now,” YouTube, last modified August 22,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BTZh41Ris.

[5] 〈AI換臉朱茵變楊冪 網絡爆發爭議〉,《頭條日報》,2019年3月1日,網站: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chi/1445328/(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4日)。

[6] TED, “Fake videos of real people -- and how to spot them | Supasorn Suwajanakorn,” YouTube, last modifiied July 25,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2DDU4g0PRo.

挑戰者1號 (Ready Player One)——不能遺忘的真實世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5/2019

虛擬現實遊戲世界「綠洲」的年輕玩家韋德,與其他遊戲的獵蛋客一樣為尋找遊戲創始者哈勒代藏於「綠洲」的三條鑰匙、獲得彩蛋及「綠洲」的經營權,故以自己的虛擬角色身份去接受挑戰。他在「綠洲」認識了多位好友,一起闖關,並仔細了解到哈勒代的心事。他更打敗了敵對廠商創新線上企業,取得彩蛋和經營權。韋德不單與夥伴一起管理「綠洲」,更學習到現實生活的重要。

電影小組當晚,各位來賓都樂於分享對電影的感受、看法及對電影中有關80年代的彩蛋的回憶。當中,不少朋友都喜歡史匹堡的童心,這也可以從他過往的作品中看到。電影內容取自2011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後來被華納兄弟買下電影版權,改編成電影劇本。而電影中要闖關的遊戲被簡化了,使我們專注於三條鑰匙,它們也代表著哈勒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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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鑰匙是要在賽車比賽勝出才能獲得,當所有人都以為只有向前直衝才能勝出時,大家會否像主角般,停下來細思有沒有其他辦法?是否一定要遵守死板的遊戲規條,可否打破它們?另一方面,由於哈勒代自小把自己關在房裡玩電玩遊戲,而缺少了和他人相處的技巧與勇氣,以致他不敢踏出一步與所愛慕的人跳舞、表白。所以第二條鑰匙是他反省要勇敢的踏出一步。

而最後一條鑰匙,就是關於對遊戲世界的態度:不求勝出,只求好好玩遊戲。原本「遊戲」是讓我們放鬆、娛樂,也有用於學習,因為玩遊戲時,我們可以不怕犯錯並一再嘗試。但遊戲文化現在變得只以贏為本,遊戲被設計成要課金(即付錢)買武器就能快速過關,而不是讓人慢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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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我們討論得最多的,就是虛擬世界對我們的影響,因著現實世界的不理想、壓力,使超現實的虛擬世界變得吸引,叫我們留戀,亦因著它的影響力的提升,令我們沉浸在當中忽略了現實生活,亦使人與人之間的身體雖近,但心靈卻很遠。

科技發展會繼續倚重網絡,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世界亦會繼續走向完美影像,這為我們帶來便利,但我們會否沒有節制地投放更多時間在其中,影響了現實生活?這是每個人都要反省的問題,並要在現實與虛擬世界中作出選擇。

真相往往不能靠表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1/01/2019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歐盟通過影響全球的歐盟網路版權指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10/2018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1] Matt Reynolds, “What is Article 13? The EU's divisive new copyright plan explained,” WIR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what-is-article-13-article-11-european-d....

[2] 〈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哆啦A夢wiki,網站:http://zh.doraemon.wikia.com/wiki/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variant=zh-hk(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3] Paul Resnikoff, “84 European Music & Media Organizations Declare Their Support for Article 13,” DIGITAL MUSIC NEWS, last modified June 27, 2018,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8/06/27/european-music-media-organiz....

[4] 以下是一段過百萬點擊率的片段,評論歐盟的新法:Philip DeFranco, “Kendall Jenner Leak Controversy, Article 13 Approved, Shane Dawson Reveal, & Norm MacDonald Backlash,” YouTub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Oh2RCtog

[5] Benjamin Fearnow, “85 Percent of republicans say facebook, Twitter censor conservative political opinions,” Newsweek, June 28, 2018, https://www.newsweek.com/bias-facebook-twitter-silicon-valley-liberal-co....

[6] Kate Conger and Sheera Frenkel, “Facebook employee group criticises its ‘intolerant’ liberal monoculture,” INDEPENDENT, August 29,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facebook-employee-libe....

[7] “Pepe the Frog,”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9,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pe_the_Frog.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10/10/2018

自拍、直播者的自我形象與感覺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3/07/2018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自己覺得相片拍得很好?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在2012年6月在牛津字典出現,[1] 更成為2013年牛津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就是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而被媒體、一般人大量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P圖」(以數碼程式修改照片)美肌、美顏一番,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好友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網絡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2015年美國一份有關兩性自戀的研究顯示,整體來說,男性比女性自戀,[3] 不過,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爭名奪利等方面,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通過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改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去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管理生存策略或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所希望的形象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在社交媒體的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網海中被人關注、讚賞、自覺比其他人的外表優勝,或起碼不會拍得自己醜,為了「生存」,不少人會以「P圖」去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的真實,也就再不能隱瞞,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現在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分享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的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裡,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打開心窗去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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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herine Connor Martin, “Words on the radar: June 2012,” Oxford Dictionaries, accessed June 13, 2018, https://blog.oxforddictionaries.com/2012/06/19/words-on-the-radar-june-2....

[2] “Word of the Year 2013,” English 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accessed June 13, 2018,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3.

[3] Emily Grijalva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 no.2 (March 2015): 261–310,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

[4] 沉默的馬大爺:〈女生愛發自拍照是因為自戀嗎?〉,《國家地理》,2016年4月7日,網站:https://www.natgeomedia.com/news/editorpick/37057(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3日)。

[5] 魯肖麟:〈社交網絡自拍中的印象管理與自我認知〉,《陝西教育》,2015年2期,網站:https://www.xueshu.com/shanxijiaoyu/201502/162738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3日)。

[6] 何樂高:〈【超多圖】P圖前後的絕望真相 網民:超越喬裝,完全是詐騙〉,《香港01》,2017年6月2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00009/超多圖- p圖前後的絕望真相-網民-超越喬裝-完全是詐騙(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3日)。

[7] Robert S. Weiss, “The Fund of Sociability: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are essential and their loss can be traumatic,” Society 6, no.9 (July 1969): 36–4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BF02819883.

教會可以發展Church-coin?

23/02/2018

相信到今時今日,大部份人都聽聞過Bitcoin(比特幣)。雖然「聽聞」過,不等於「了解」和「認識」,但起碼應該會知道bitcoin已在全世界掀起熱潮,其價格更不斷膨漲,至今所有bitcoin總值已突破1兆美元。[1] 全球黃金總值才大約8兆美元。

對此,香港教會往往一笑置之,某些教牧同工或會拿來作講道材料,一些堂會則乘機開設投資講座。總之,bitcoin等於“.com”,是另一個經濟泡沫的代名詞。

誠然,bitcoin肯定是泡沫。世界銀行行長和一些投資名人都說它是大型龐氏騙局。[2] 在外國,更有人用和bitcoin同樣的原理來創作了有價有市的Jesus Coin,來諷刺大眾對加密貨幣的狂熱,聲稱Jesus Coin的CEO是耶穌,可以用來贖罪。[3]

然而,bitcoin熱潮是泡沫,不等於bitcoin背後的技術和理念不重要。正如“.com”是泡沫,不等於它不會產生如google.com,facebook.com等徹底改變世界的東西。忽視“.com”,取笑“.com”,只能逞一時之快,到真正的變革來到時,我們就只能作信仰反思,開一些「區塊鏈時代下的牧養」、「加密貨幣與信仰」之類的講座。

以下我用church-coin來做例子,說明為何bitcoin之類的加密貨幣技術可以改變世界。

 

Church-coin

現在有一種技術叫「區塊鏈」(Blockchain)。略去當中的原理不談,從結果而言,它可以做到以下效果:

  1. 產出某種虛擬資源;
  2. 令資源的最大總量不變,無人可動;
  3. 令資源的認證極度穩健安全,無人可造出如假貨幣般的假資源;及
  4. 令資源的交換不受空間限制,安全穩健而且無需交易費用(即不用被「支付寶」抽佣)。

假若:現在我稱那種「資源」為Church-coin。Church-coin可儲存在任何電子設備中,每粒coin都有電子識認,記錄它屬於你;你只要記得密碼和戶口名,就隨時可以轉送或接收Church-coin。

假設,現在全球基督教教會同感一靈,又或天主教教宗下令,要在教會內推廣Church-coin。

於是教會高層透過一個名為「以太坊(Ethereum)」的中立機構,下了除上帝外誰都不能更動的「智能合約」規定:

  1. Church-coin的最大總量為一千萬個,分10年發行;
  2. 最初公開發售二百萬個,定價每個10美元,供教內人士購買;
  3. 其餘8百萬個分10年發行,每星期自動產出15,384.6個。15,000個Church-coin會平均分配給出席崇拜和教會活動的人。他們只要用電子設備打一打卡,就可接收Church-coin;及
  4. 在崇拜得到的Church-coin只能轉贈,不能交易,若兩個月內都沒有使用,則會回歸系統。會友可以將Church-coin轉贈給熱心事奉的弟兄、或在神學上有洞見的人,作為獎勵。

由於事奉和談論神學有機會可得到有價值的Church-coin(最初10美元,其後可能隨市場需要而暴升),故參與這類活動又名「挖礦」。

可能有人質疑Church-coin的價值。但教會早已同感一靈了,因此所有基督教機構,如基道、角聲、影音使團,以及基督徒開的餐廳、酒店等,都接受以Church-coin付款。試想,若筆者要在亞馬遜用信用卡買一套著名神學家巴特的Church Dogmatics全集要1200美元,單是信用卡的服務費可能就要幾十美元了,用Church-coin向基督教出版商購買,則節省不少。

後來,教會決定再下重藥推動Church-coin,宣佈教會只接受Church-coin作十一奉獻,一切教會的服務都只接受Church-coin!Church-coin立即有了剛性需求,只要教會一直存在,而人們又一直十一奉獻,Church-coin的價值都會有保證。

 

社群貨幣

筆者完全無意叫教會按上述藍圖推動Church-coin,只是用來闡述未來可能改變世界的東西;筆者暫時稱為「社群貨幣」。

社群貨幣是以某種特殊方式發行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一般加密貨幣如bitcoin都有「挖礦」機制。但「礦工」要做的,是砌一部強勁電腦,用來幫助整個bitcoin系統運算。將自己的電子設備拿出來,給整個bitcoin系統運用,交換得來的獎勵,就是bitcoin。這種「挖礦」模式稱為「工作證明」(Proof of work)。即以勞力(電力)來換取獎勵。

但筆者上面描述的Church-coin則不是這樣。要挖到礦,你需要做一些教內弟兄姊妹欣賞你做的事,從而從他們手上獲贈Church-coin。「挖礦」是靠獲人「欣賞」,發明這種機制的人,稱之為「社群表揚證明」(Proof of social appreciation)。換言之,靠「社群表揚證明」挖礦的社群貨幣與某一社群共同持守的價值深深結連。在Church-coin的例子裏,不斷參與教會事務又獲教友賞識的人可獲得大量社群貨幣。而這貨幣又可以對換其他服務和商品。簡言之,社群貨幣將某一社群認可的行為或價值變現了(monetize)。

新時代的技術將發行安全「通貨」的門檻降到無限低,從而不只有大銀行和國家可製作出安全「通貨」,法例也無從規管這種發行行為。要令「通貨」變成「貨幣」,就只剩下賦予「通貨」某種「價值」,以及讓這「通貨」為人接受而已。

進一步而言,社群貨幣與一般加密貨幣bitcoin的最大分別在於:bitcoin的挖礦只有勞動價值;而社群貨幣Church-coin的挖礦行為本身就有某種需求,只不過該行為先前沒有被變現而已。[4]一般交易是滿足需求前付款,社群貨幣的挖礦則是滿足需求後付款。

最終,一社群貨幣能否成功流通,就取決於一社群是否願意將某一獲表揚的行為變現:接受該行為可換取服務和商品。忽略神學和道德問題,假如天主教真如上述去做,其實成功的機會不低,因為天主教人口偏佈全球,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它確實有這樣的實力。

 

社群貨幣流行下的新社會

上述社群貨幣的範式,可應用到其他社群,比如說網上的創作人,及喜愛那些作品的人。社群貨幣應用到創作社群,成功率可能比Church-coin更高,因為享受作品本身(看漫畫、看小說…)就應該付錢的,現在很多人也接受這現實。

有興趣的人,可搜尋Likecoin,你會知道那是一個已經落實執行,正努力爭取各界支持的計劃。他們就是首先提出「社群表揚證明」的人。而且,他們還著手以科技解決纏繞網絡創作界日久的版權問題。據說,Likecoin可追蹤一件作品是二創還是原創。打賞者只要按一個制,Likecoin就會送到每個對作品有貢獻的人的電子錢包。

不少人取笑這計劃和想法,質疑這計劃的可行性。但假如你認識中國內地的「打賞」和「付費牆」,不難明白這種以小額支付為主的表揚經濟有多大的潛力。國內還要靠「支付寶」一類的中介達成表揚,但Likecoin可免卻中介費,其潛力不可謂不大。當一種社群貨幣成功後,其他社群貨幣也會跟著出世,屆時又是一次社會革新。

筆者視社群貨幣的出現為碎片化社會的最終階段:不同社群以自己的價值觀和愛好定義貨幣,以及為貨幣定價,只要一社群夠大,它甚至可以和其他社群完全分離。這些社群沒有物質形式,卻有經濟實體,而且有極頻繁的交流。在這社會變革中,教會應做甚麼?我們現在就要想。

教會固然不應製作Church-coin,但假如Likecoin真,教會被捲入其中卻是必然的。事實上,教會中也有很多創作人和寫文章的人。從文化層面來看,教會或許要更主動地參與到這場社會變革中。因為社群貨幣的興起不單是一場經濟的革新,更是社會對「好」、對「善」的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教會能缺席嗎?能不在其中,論述基督對善的觀點嗎?

影響力強大的#MeToo運動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2/2017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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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15-12-2017

恐怖遊戲「藍鯨」與網絡欺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0/07/2017

前陣子,在俄羅斯引起了部份網民跟從及掀起自殺風潮的遊戲「藍鯨」(Blue Whale),於5月時在香港亦引起一陣關注。

據網上的資料顯示,當時還未20歲的俄羅斯青少年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kin)在網上組織多個名叫「藍鯨」的社交網絡群組,並誘導16位青少年自殺。他稱發起「藍鯨」遊戲的動機是想教唆那些「沒有存在價值」的青少年自殺,要他們進行50個不斷傷害自己的任務,直至自殺死亡,藉以把他們從社會中清除。雖然菲利普於2016年10月已被捕,但網上的資訊仍然繼續流傳至其他國家,有人借「藍鯨」之名進行詐騙活動,以所收集的裸照等威脅受害者,並勒索錢財。

這種遊戲亦是一種網絡欺凌,參與者所提供的私隱,如裸照、證件照片等資料,會被用來要脅他們不可退出,繼而摧毁他們的精神意志及信念、否定他們的信心、誘導他們傷害自己的身體及心靈、增加他們負面或抑鬱的情緒,而最終走向自殺。

面對網絡的欺凌,防範勝於事後的補救。家長應多教導子女不要把涉及私隱的資訊傳給網友,並多關心子女的情緒及網上交友的情況。在日常的生活多與子女交流,保持緊密的關係,以免子女因為過於寂寞,而於網上結交及誤信陌生人。最後,亦希望家長多留意子女,如他們受到網絡欺凌,情緒有異,都可以及時察覺及跟進。

 

水和電般重要的互聯網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1/06/2017

看到有學者指上網就像是水和電:[1]部份大城市開始提供免費Wi-Fi服務或在街道上能享受極高速的上網體驗,甚至有說歐洲國家已視上網為必須品,為每名國民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及瑞士。

筆者頗認同現今上網的機會是十分重要,因為透過上網,我們可以得到重要資訊(如新聞資訊、政府的務服安排)、教育機會(如網上免費教育網站或教學短片)、表達言論並與社會交流聯繫的機會。未能接觸互聯網,有可能如該報道所說:“將造成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出現了知識差距。"[2]起碼,要得到同一樣的資訊,上網搜尋的成本遠遠低於親身前往索取或付費學習(當然,質素與面對面教學會有分別啦!)

不過,我們亦必須小心應用這種必須品,就如接收新聞資訊時,要分辨消息來源,辨別真偽,免得信錯資料,更甚的是將內容農場胡亂炒作得來的失實資訊繼續分享發放。這就等於把污染了的水喝下,又繼續傳遞給網友。

透過互聯網,我們可以結交朋、增加互相交流及分享的機會,但大家亦應小心結交網友,以免本想與性感女性「過電」,卻最終可能慘被「電死」。近日有報道指社交網站出現不少來自不同國籍的性感女性發出交友邀請,[3]但其實為假戶口,如網友將之加為朋友,進一步發展後,便可能成為黑客入侵其電腦的途徑或演變成裸聊勒索等情況。

互聯網實為中性的工具,我們可以藉此增加學習交流、發展營商等機會,但亦有人以此作不當的行為,我們不應仿傚,但亦應了解及提防。

 


[1] 謝媛彰,陳智深,李藹明,楊紫微,〈全城免費WiFi是權利還是陷阱? 學者:上網之必須有如水和電〉,香港01,2017年5月30日,https://www.hk01.com/國際/94535/全城免費WiFi是權利還是陷阱-學者-上網之必須有如水和電

[2] 同上

[3] 〈FB屢現性感女交友邀請 憂傳病毒及勒索 專家籲即時刪除〉,am730,2017年5月31日,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fb屢現性感女交友邀請-憂傳病毒及勒索-專家籲即時刪除-8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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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1日

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8/04/2017

網絡直播自從去年在facebook開始出現,各大小平台也加入直播功能,此功能才出現一年,便有人直播自己殺人、強姦、侵犯別人的過程,[1]又有人將之用作工具,用色情引誘人,之後進入一對一的私人即時祼聊頻道中。[2]以前,我們根本不能想像除了電視台還有誰可以將現場影像即時透過大氣電波或網絡發放;今日,我隨時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溜狗,彈結他,做功課,吃飯的即時視頻。直播令人與人的時空距離拉近,但問題是,我們應怎樣使用這工具?

 

網絡資訊本來就應該自由流通,記得facebook 開始時,也有人分享自己犯罪的事,及後被警方檢控,當時還一笑置之,畢竟別人分享的事,是已經發生了的事。但在直播下,所有事情有種「還可以逆轉」的感覺,於是我們不再是「旁觀」他人,因為我也在看直播,成為其中。

 

當然,除了直播殺人等犯法行為,也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直播,例如直播自己正欣賞的演唱會,或者直播電視正直播的足球賽場,有些人會直播自己偷拍和別人交談的內容,[3] 這些其實都是侵權行為。這些偷拍雖然不是所謂的殺人放火,但實際上也是有不同的道德問題,包括拍攝是否得當事人同意,內容是否別人的創作等,這裡牽涉的私隱、版權、欺凌等問題,往往不是幾個網絡監察員就可以處理,即使是檢舉,那些已經發放的訊息,基本上也禁不了,非常容易就在網上留痕,而且沒有任何的被遺忘權。

 

傳統傳媒的操作,有多個鏡頭、多角度、也有幾秒的延遲可作為把關,網上直播失去一切關卡,大家以為求真,但同時卻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記得今年特首選舉,不少傳媒做直播,選舉主任為求公正將選票投影到大投影幕上,當中有選民在選票上寫了粗言穢語,全港巿民透過直播也看這張問題選票。這種隨時可能出現粗口或兒童不宜內容的直播,是否符合公眾的期望?在監管不監管之間,社會可否自律設立基本底線,以免最後要用法律去解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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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網絡評論的殺傷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4/2017

台灣網絡紅人谷阿莫,自2015年起於網上以「X分鐘看完電影 / 電視劇集」的系列短片出現後一直大受歡迎。因為他將兩、三個小時的電影,甚至幾十小時的劇集濃縮,剪輯成短短幾分鐘的片段,加上他獨特的評論風格,時而風趣、時而尖酸刻薄,娛樂性甚強,並上載於YouTube中讓網民可以免費觀看,在短時間中知道該電影/劇集的內容,省卻不少時間。網絡上有很多人會觀看,並以他的評論作參考,再考慮是否值得觀看或購買影碟。

 

而谷阿莫的短片,一直都存著有關版權的爭議,因為他的評論會把整部電影的片段濃縮,並完全劇透(透露劇情)。這幾天,有報導指他被片商控告,因多部影片經他重新剪輯及評論後,被形容得相當無聊,十分影響票房。更有報道指電影《腦漿炸裂少女》因為他的加工解說,直接取消院線上映計畫,事後連販售DVD版權、播映權等都受到嚴重影響。

 

然而,他被告侵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從網路非法取得電影,再製作他的評論片段。他解釋他的短片符合「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在「評論」、「研究」、「解說」、「教學」及「新聞報道」的情況下,便可以在沒有取得著作人授權同意的情況下,優先使用在網絡上找到已公開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自由下載的內容,而且他只是使用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內容,絕對不會對原著造成任何利益的傷害。他亦辯稱沒有利用這些短片來賺錢,因此他覺得自己的影片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相信發表有關電影的評論、研究、解說等的文章或片段,理應是可以合法使用相關片段;不過,如果透過非法下載的途徑取得,就另當別論。此外,電影公司作宣傳時往往會賣個關子,不會播放最精彩的片段,以吸引觀眾入場或購買,若評論員私下將最精彩的片斷放上網,的確有可能對電視公司的收入做成影響。而且,他雖然說沒有用短片來賺錢,但估計他兩年多以來透過YouTube播放率所收取的廣告費用,應該都不會少。所以,最終還是要看搜證及法院的最後裁決。

 

對於香港,現行法例下的版權豁免範圍,在適當的情況下包括了以下的目的:

(a) 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

(b) 評論時事

(c) 引用

(d) 聯線服務提供者暫時複製版權作品

(e) 聲音紀錄的媒體轉換

(f) 教學

所以,作為香港的網民,如以電影公司公開的資料,創作類似谷阿莫的短片評論作品,理應不會被控告。

 

筆者曾經亦很喜歡看谷阿莫的電影評論片段,亦頗欣賞他一些的評論及看法。直至有一次,筆者偶然看到他對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三項提名和多倫多影展人民選擇獎的電影《抖室》的YouTube 短片:〈五分鐘看完88屆奧斯卡得獎電影《房間》〉,發現他的剪輯只是看劇情的表面,完全沒有說出電影的重點和精粹,對電影的評論亦是很一般,如果網民盡信他所說的內容,必然會認為不值得花時間去欣賞該電影了。(因為已花了五分鐘看完了,亦知道了橋段嘛!)

 

因著網絡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我們不能再說這是虛擬世界的內容,因為確實真的影響了真實世界,甚至殺錯良民,很多人相信了,決定就會被影響。YouTubers所說的畢竟也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為了搞笑、賺多幾個點擊,他們所說的會不會是偏激了的看法或非事實的全部? 為了創作多一條短片,他們可會只是草草剪輯片段再加上一些搞笑內容就了事? 我們作為接收者,也可以從多方面去了解事件,否則,我們小則錯失了一部好電影,大則可能作出錯誤決定,後悔莫及。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與青少年在手機文化中同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4/2017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手機與我們可以說「密不可分」、「形影不離」!隨著智能手機的功能及應用愈來愈廣泛,由與人溝通、處理工作事務,至上社交網站、即時通訊、網購、找資料、找地點、煲劇、看新聞、聽音樂、玩遊戲…甚至起床或提示吃藥的鬧鐘,都設定在手機應用程式內。人們已視手機為私人助理、解悶良伴,以及接觸世界的主要溝通工具。從小生長在網絡時代的青少年,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成為「手機一族」,甚至出現令人擔憂的使用過度或失控情況。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利用手機等科技於學習

 

「在學校,我們會利用教學管理系統、流動電腦裝置及即時通訊等工具來教學、收發及管理功課,亦會使用網絡與學生討論功課。」崇真書院任教的胡文安主任認為,善用科技可以使學生管理自己的功課及溫習更有條理,亦容易讓老師和學生自己有系統地跟進學習成績及進度。

 

作為老師及家長的他,又是如何看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情況?他說,在學習過程無可避免會用到手機,但是有限度的:「只是記錄功課、改正,並寄出給老師,就算討論功課也不會花太多時間。」作為家長,他認為可先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並與子女定好使用手機的規則:「做功課時如要使用手機,是容許的;但使用完即要繼續專注於功課中,完成所有功課後,才能『玩手機』和有時間的節制。」

 

家長的責任十分重要

胡老師說,曾遇過不少家長問如何令子女不再沉迷「玩手機」。「家長的責任十分重要,如家長與子女的關係在小學階段十分重要,家長應多花時間陪伴子女,並要限制他們『玩手機』的時間,不要讓『玩手機』成為子女的習慣。」他亦認為不要以手機成為小孩子的「保母」:「每當小孩子哭,不少家長就以手機安撫他們,這種做法一定會縱容小孩子養成玩手機的習慣。當他們到中學,若養成牢固的習慣,就難以改變,也會抗拒全然聽從父母的教導。」的確,管教孩子的權責在父母手中,家長才是青少年的榜樣,如果父母日常都沉迷於玩手機,子女一切都看在眼裡時,必然會有樣學樣。

 

 

青少年﹕手機有影響作息與成績

分別就讀同校的女學生Bernice和Fish,兩人都承認手機影響了自己的作息及成績,曾想自控,減少用手機的時間,無奈卻難以控制。就讀中三的Bernice說:「當收到訊息時,手機一旦被拿在手,就不想放下…會一直看一直看。雖然明白沉迷手機會減少溫習的時間,但它的吸引力彷彿如一個呼喚,使人不自覺地用不停,一看到有訊息就會立即拿起來看。」「有沒有改善方法?」她想了想,道:「當我畫畫、寫字或練習樂器時,會刻意把電話螢光幕向下放置,那就不會再看見訊息。」她說這方法可讓自己安靜下來。

 

而中五學生Fish亦表示,在上學的日子,放學後偶而會在whatsapp和朋友傾談或上網玩玩遊戲等,但當要溫習及做功課時,她可以不看手機,讓自己安靜地做功課。

 

手機與家庭關係

問到有關手機有否影響家庭關係時,Bernice及Fish都表示有點影響,「有時大家都埋首於手機中,未必會交談。」Fish表示當回到家時,有時會見家人在「煲劇」,自己不便打擾便會回房間做功課,大家都習慣沒有甚麼交流。而Bernice亦指自己的父母回到家有時也會埋首手機,去處理工作或了解市場情況,但大家在吃飯或家庭聚會時都會放下手機,十分珍惜溝通相聚的時間。

 

胡老師坦言自己在社交媒體中,加入成為子女的「Friend(朋友)」,藉以看看子女在網上的分享,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同時也可鼓勵孩子建立自己的興趣,那麼,孩子就不容易單單埋首手機。「可能很多青少年未必喜歡加家長做『Friend』,但父母日常的關心時間不能減少。」

 

手機文化對青少年影響調查報告

筆者參與了一個由多間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的「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成為聯席的成員,並於本年四月二日向公眾發佈「手機文化對青少年影響調查報告」,內容反映了近一千位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情況。當我們仔細分析報告,就會發現和上述學生及老師所分享的情況十分相似。

 

學生使用手機時間長,部份稱控制不了

從報告發現,有接近三成二的受訪青少年每天使用智能手機約三至四小時,亦有接近四份一的受訪者每天使用手機時間約五至六小時或更多;另外,有超過四成的受訪青少年只能間中控制、有時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亦有分別三成及兩成半的學生認為使用手機會影響他們的作息時間及成績。

 

父母同樣愛玩手機,減少了對子女的關心

另外,該調查亦顯示有超過三成的青少年認為父母因為使用手機而減少了關心自己。根據這份問卷,有超過七成學生在問卷中向父母表達了自己的心聲,當中有不少是希望父母可以放下手機,多和子女溝通;也有表示願意與父母一起玩手機遊戲;亦有學生表示不想父母誤會自己用智能手機是「玩手機」,而是用於學習、閱讀或與同學溝通。

 

青少年接收新聞資訊與保護私隱

問卷調查的內容亦有觸及到青少年接收新聞資訊的方式及保護自己的私隱,結果發現青少年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不會主動進入新聞網站或網絡媒體去閱讀新聞,並發現他們未必能辨別到甚麼是新聞網站或網媒,可能會錯誤將一些非新聞的內容當作事實來繼續發放。而保護自己方面,受訪者中有超過三成六的青少年於被訪時的三個月內,曾一次或多次與陌生人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中「傾談」,亦有接近半成的青少年曾三次或以上與陌生人出街玩,情況令人擔心。

 

一點建議

在問卷中,也發現青少年表達自己愈來愈受手機影響及牽制時,他們大可以尋找協助或同行者,互相提點及定下目標,逐步減少使用的時間;與友人一起建立均衡的興趣或計劃外出活動,令自己不會常常因過分空閒或者獨自一人,而又沉醉在手機世界。

 

而從青少年的角度看,父母會因使用手機而忽略對子女的關心,實在值得大家關注。事實上,青少年每日使用手機的時間不少,能夠騰出空間與父母溝通已十分有限,如父母自己都機不離手,親子時間更見稀少。因此,我們建議父母以身作則,放下手機,珍惜子女相處的時間,多與子女傾談,製造互相溝通的時刻。

 

最後,我們亦建議應增強保護私隱及傳媒素養的教育,以一些已發生的事件作為討論的開始,使青少年了解如何保護自己,不應於網上與陌生人交談及外出,以免遭到危險。並且讓他們學習接收網上資訊,主動了解時事,同時亦要小心,不應任意發佈可能傷害到別人或非事實的資訊。

(特別鳴謝崇真書院的老師及學生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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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說道,明報,2017年4月19日
 

與時並進 網絡宣教

楊潔華 | 明光社督導主任
16/11/2016

獲同行基金資助,明光社於9月舉辦一連六堂「2016網絡世代的牧養及裝備」新媒體事工課程已圓滿結束,平均每堂有30名參加者。課程導師歐建樑先生(春麗)以活潑、互動的教學指導參加者,課室總是充滿笑聲和討論聲。內容除了學習動畫及短片製作、運用相應工具進行網絡媒體宣教等技巧,當中更有聖經教導的反思,藉此裝備年青信徒領袖及牧者。參加者又會分組製作動畫及短片以回應社會議題、生活上的信仰掙扎及見證,並於所提供的平台分享。

在課程開首,春麗以「試試在Google 打耶穌一詞,你猜會得出甚麼結果?」這問題開始。原來除了維基百科及百度,排在最前的搜尋結果竟是耶和華見證人官方網站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香港網站。試想年青人如想認識耶穌,卻只能搜尋到以上資料,傳統教會需要反思網絡宣教的重要性及應否投放更多資源於網絡事工。

在新媒體的世界內,因免費及點對點的特性,加上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化,令網媒變成主流。大部份人每天起床第一件要做的事,往往是查看社交媒體的資訊及訊息,春麗提醒大家要習慣用新媒體生活,在新媒體進行牧養時要真誠,令上線及下線的生活一致,這樣才可以生命吸引人。短片製作是本課程其中一個重點,可透過「拍片」,包括:微電影、紀錄片、動新聞、MV、見證及宣傳片等,吸引教會年輕人更熱衷於認識上帝的道。

課程完結,參加者除了掌握基本的動畫及短片製作技巧,更重要的是打開了網絡宣教的想法,並嘗試以新媒體的觸覺建構故事,透過鏡頭及社交網絡傳開去。在課程後段,參加者都願意分享其作品,透過參與者互動討論而獲益良多,不少參加者更指嘗試跳出習慣的思考框架,發揮創意,希望能令欣賞者有所共鳴。

課堂所提出的問題值得大家反思,網絡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福音戰場的爭奪從未停止。只是我們要記得,媒體是工具,上帝才是核心,便不會本末倒置。傳福音的途徑可以有千萬種,與時並進是必須的。

「論盡社交媒體的型、銷與文化」研討會內容摘要

郭卓靈 |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成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8/07/2016

我們普遍都會透過社交媒體,如WhatsApp、facebook接觸資訊或與朋友溝通,而社交媒體的發展極為迅速、影響力驚人,在我們生活中,或已成為習慣或宣傳的好幫手。但在使用它時,我們又或許未有認識到它的威力、趨勢,亦並未深切留意其引申出來關於私隱、保安等問題。

為此,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與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於7月9日下午,於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銅鑼灣服務中心一同合辦了「論盡社交媒體的型、銷與文化」研討會,向老師及對議題有興趣的人士講解。

第一部份:「策略數碼及社交媒體營銷」

分享嘉賓: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具豐富市場及教育經驗的凌羽一老師為我們分析:香港的市場,由起初六、七十年代,以廣告公司的創意來影響市場趨勢,慢慢地變化;八十年代以企業策略控制市場;九十年代被零售商的資訊主導:到二千年的數碼世代,消費者分享產品經驗,影響其聲譽,我們都會被外間的媒體資訊所影響。

凌羽一老師認為,到了現在廿一世紀,用媒體的人,也是媒體資訊的生產者,社交媒體大了,但受著群眾的影響。資訊散開的力量快、但不集中,不同年代的朋友,所喜歡的平台也不同。由於網上資訊流通快,訊息多以圖,配以一些字來做宣傳或分享,太多字反而不受歡迎。人們組成了很多網絡社區(community),在當中有很多資訊、經驗、文化的分享。

商家亦不太能夠控制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只能以引導方式,敏銳於青少年的喜好,配合宣傳及推廣。因此,訊息不能硬推,只能引導、於社交平台凝聚人們,拉他們進來,與他們交流。

  • 分享個案:黎明與咖啡

凌羽一老師提到這個個案:因黎天王一向的名聲,及於網上他所發的資訊回應正面評分(被LIKE指數)很高,負面回應非常少,所以該廣告商根據了數據分析,作出了邀請他作宣傳的決定,結果反應非常好。

另外,老師建議多與青少年溝通,他們所接收的訊息很多,應多了解、引導他們,讓他們的智慧有所提昇。

第二部份:「這非小事 -大數據、社媒及即時搜尋文化與私隱」

分享嘉賓: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一向熱心與青少年攜手關注網絡管治議題的鍾宏安先生(Edmon),認為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網上的私隱問題,對我們將來的影響會很深,所以在法例上,大家應該細心關注,不要以為與我們距離很遠。於公開的網絡平台中,任何人更可於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獲取資訊。

Edmon提醒,當我們在谷歌(Google)搜尋資料,不要以為我們能看到的東西很廣闊!因為搜尋引擎都會記錄,會將我們點擊的、瀏覽的範圍收窄,原因是想讓我們快點找到資料,但卻會令我們能看到的東西範圍收窄。它甚至會記錄了我們的私隱,把我們的資料賣出去。他認為,於網絡上,要做到能匿名、保障私隱及網絡保安三大功能,用戶才能說是安全。

他還提到兒童色情、被遺忘權及版權等議題,當中的灰色地帶及各方的考慮點都很多,實在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及改善現況,以衡量言論自由及網民的各種權益,也要在監察和保護中找到平衡,相信不會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問題。

  • 時代不同 挑戰也不同

Edmon指出,以往資訊的量、發佈和接收速度及方式,和現在都很不同,人們現在趨向使用簡短的字去包含更多、更廣的意思,從美國奧巴馬總統所運用的網絡宣傳方式,便可略知一二。人們以往會認為一個人在社會就像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群眾是平凡愚昧的,而且大家都是一樣;但在現今社會,人們會認為自己是網絡的其中一個點節,群眾是有智慧的,有待發掘,而且大家都是不同、獨特的。亦因此,大家都會面對不同的需要及挑戰。

新一代是數碼的原居民,經歷及面對過當中的問題,對這議題認識深了,學生們也願意去討論。Edmon建議我們要一起去面對、去改變網絡所引起的問題,共同想想可以為互聯網做些甚麼。

總結

現時我們仍留在使用社交網絡和應用程式的階段,當中的變化十分快,如何好好運用、發表言論及溝通,我們仍需要努力調整,讓自己及所代表的單位所發出的訊息可以變得合時及易於傳遞。

而對於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面對服務提供者其背後如何使用我們的資料,卻是毫不知情,對方亦不會透露。對此,我們應該積極了解,除了在使用前小心留意其細節,盡量在手機私隱設定上做好保護外,我們亦應常常留意法例上對市民的保護,在適當時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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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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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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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發言人鄧惠雄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凌羽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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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鍾宏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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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各成員與鍾宏安先生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