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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情願吃掉眼前的棉花糖:忍耐不是美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8/08/2020
專欄: 
有情無國界

「每個人都準備好去玩樂,去他的!我也準備好!」 這是一名參加了美國南達科他州電單車節的鐡騎士對記者的回答。在8月初,約70,000名來自全美各地的電單車手參加這個為期10天的活動,絕大部份參加者都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這當然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自瘟疫爆發以來,在全美國仍然有無數人開辦派對或者舉行其他大型活動。


無論是從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來衡量,美國已經成為了新冠肺炎瘟疫的「震央」,若果從硬件方面(科技水平、醫療設施……等)來看,這的確是令人大跌眼鏡;但若果從軟件方面(政治氛圍、國民性格……等)來審視,這結果並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事件的發生都並不是只有單一原因,我在其他文章裡面討論過美國人具有反權威的性格、傾向相信陰謀論、太重視個體自由而忽略了公民責任,在這篇短文裡面,我會再討論另一種導致這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的國民性格,那就是只顧及時行樂、不願意犧牲眼前的利益去換取長線的回報。


我完全明白到困在家中是十分苦悶的,但只要全民暫時忍耐,遵守限制聚會指引和其他防疫措施一至兩個月,那麼現在美國的經濟可能已經重開。但是,今天病毒繼續人傳人,疫情只會沒完沒了。當前這場瘟疫好像是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而美國人並不合格。


甚麼是棉花糖實驗呢?1972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進行了一項有關「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著名實驗,在這項實驗中,研究人員給予參加實驗的小孩子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馬上得到食物,但如果小孩子願意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他會得到雙倍的獎勵。這些食物可能是棉花糖或椒鹽脆餅,視乎孩子的喜好而定。研究人員發現,那些能夠勝過眼前試探而得到雙倍食物的孩子,長大之後都會比那些馬上將一塊棉花糖吃掉的孩子更加成功,例如他們會考取到更高的SAT[1] 分數,受到更多教育,體重指數(BMI)和其他生活指標也比較理想。不過,後來的研究進一步顯示,人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及其經濟背景有助於他們以後的成功,而不僅僅是延遲滿足慾望的意志力。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檢討哪個研究結果更加可靠,我只是以這個實驗來作為一個引子,無論如何,這個實驗結果的啟迪是不言而喻的,其實,在這場瘟疫發生之前,美國人在另一個國際性「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中亦表現不佳。儲蓄和長線投資可以理解為放棄眼前的一塊棉花糖來換取將來更多的棉花糖,一直以來,在發達國家之間,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是偏低,以2016至2019年的數據來說,美國人的儲蓄率只有7.6%,這是遠遠低於新加坡的50%、愛爾蘭的37 %、南韓的36 %、台灣的35%、瑞士的34%、日本的27.3%。美國的國債是天文數字,截至2019年底,美國債務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9.2%,先使未來錢已經變成美國人的常態。


瘟疫過後,美國人會否慎重地檢討自己的處事方法和生活方式呢?筆者的看法有點悲觀, 為甚麼呢?上一次全球性的大災難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謝爾頓.加隆(Sheldon Garon)寫了一本書,題為Beyond Our Means: Why America Spends While the World Saves(超過了我們的能力:為甚麼全世界都在節約而美國卻大花錢),他批評美國政府鼓勵人民無節制地消費和過度依賴信貸,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他認為金融危機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美國人儲蓄太少,花費太多,借貸過多。他呼籲美國人學習東亞和歐洲的節儉文化,學習其他國家如何通過特殊的儲蓄機制,積極鼓勵其公民儲蓄。但到頭來加隆的金石良言只是「講人自講」,正如上面提過,在2019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仍然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另一場比較遙遠的災難是1973年的燃油危機,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聯手在猶太人贖罪日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援下反敗為勝,但西方的軍事援助激怒了生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她們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這幾乎癱瘓了全美國,那時候,全美每個油站都大排長龍,於是乎省油的日本小房車開始大受歡迎,美國三大汽車廠亦逐漸轉攻小車市場。


這場燃油危機促進了環境保育,然而,當油價回落之後,美國人便故態復萌,1990年代耗油的運動休閒車和其他大車大行其道,在1999年運動休閒車的銷量甚至超越了小房車。石油並不是再生能源,下幾代的子孫怎麼辦呢?但人們只顧吃掉眼前的棉花糖,並沒有從慘痛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筆者在美國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我觀察到,無論是學校教育、流行文化、經濟模式,都是促使人想做就去做和追求即時回報(instant gratification)。這和筆者自幼便耳濡目染的概念大相逕庭,例如「先苦後甜」、「居安思危」、「憂患意識」、「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滴水可成河,人生應儲蓄」……。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之後,美國人追求即時回報的心態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機隨時隨地看到自己想要的資訊,而且可以馬上回應,每一段推特訊息、每一段YouTube影片都要短小精幹,「耐性就是美德」(Patience is a virtue)已經變成了過去式:Patience was a virtue。


平時我們並不覺得吃掉眼前的棉花糖有甚麼問題,但這場瘟疫充分暴露出這種心態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時候,基督教會必須抗衡文化,忍耐和等候,在過去、現在、將來仍是美德。


 



[1] 美國大學理事會主辦的學術評估測試。

關注範疇: 
生命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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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1/01/2021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香港

14.9

17

19

18.1

19.4

20.9

20.8

溫哥華

10.3

10.6

10.8

11.8

12.6

12.6

11.9

悉尼

9

9.8

12.2

12.2

12.9

11.7

11

墨爾本

8.4

8.7

9.7

9.5

9.9

9.7

9.5

洛杉磯

7.7

8

8.1

9.3

9.4

9.2

9

多倫多

6.2

6.5

6.7

7.7

7.9

8.3

8.6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深圳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北京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上海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香港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廣州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台北

0.219[17]

0.367[18]

0.376[19]

0.402[20]

0.389[21]

東京

0.140[22]

0.149[23]

0.178[24]

0.250[25]

0.330[26]

新加坡[27]

0.908[28]

0.635

0.459

0.376[29]

0.293[30]

紐約市曼哈頓

0.174[31]

0.142[32]

0.154[33]

0.291[34]

0.273[35]

多倫多[36]

0.079[37]

0.118[38]

0.163[39]

0.211[40]

0.268[41]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香港

深圳

廣州

北京

上海

台北

紐約市

東京[53]

新加坡

多倫多[54]

2018

2.90[55]

2.31[56]

1.90[57]

3.8[58]/4.5[59]

3.53[60]

3.7[61]

3.9[62]

2.58

2.1[63]

6.06

2019

3.63

2.22[64]

2.15[65]

4.1[66]

3.6[67]

3.7[68]

4.1[69]

2.33

3.2[70]

5.92

2020

(至最近)

6.4[71]

2.33[72]

2.53[73]

4.5[74]

4.4[75]

3.8[76]

13.2[77]

3.2

4.5[78]

10.7*

*2020年1至10月平均數為10.8%,10.7%為10月數據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升幅

北京(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888[86]

1,303[87]

2,228[88]

3,659[89]

5,646[90]

536%

樓房呎價

589.66[91]

541.25[92]

1,275.14[93]

3,563.11[94]

5,506.57[95]

834%

呎價/月入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47%

上海(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911[96]

1,390[97]

2,403[98]

3,976[99]

5,787[100]

535%

樓房呎價[101]

295.06

593.19

1,467.87

2,837.73

4,654.22

1478%

呎價/月入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148%

廣州(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002[102]

1,407[103]

2,301[104]

3,580[105]

5,421[106]

441%

樓房呎價

442[107]

429[108]

755[109]

1,694[110]

2,944[111]

566%

呎價/月入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23%

深圳(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687[112]

2,300[113]

2,437[114]

3,412[115]

5,210[116]

209%

Price / sq ft

464.9[117]

556.78[118]

1,216[119]

2,612[120]

5,090[121]

995%

呎價/月入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254%

香港(港元)

可支配月入

9,200[122]

9,500

10,500

13,400[123]

18,000[124]

95.7%

樓房呎價[125] [126]

3,000

2,000

3,200

9,459

13,610

354%

呎價/月入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132%

 

[1] 當年每呎2,000港元,為目前的12%。〈【地產智識庫】同樣指數都是100點,究竟反映現今樓價貴或平?〉,搵屋易,2015年1月21日,網站: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二手樓價指數〉,香港置業,網站:www.hkp.com.hk/zh-hk/market-insight(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 Sean O’Shea, “Toronto condo, apartment rental prices drop again amid ongo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28,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7428631/coronavirus-toronto-condo-apartment-rental-prices/; Lauren O’Neal, “Toronto condo rent prices reach lowest point in nearly three year,” blogTO, October, 2020, https://www.blogto.com/real-estate-toronto/2020/10/toronto-condo-rent-prices-reach-lowest-point-nearly-three-years/.

[3] 綜合各類住宅建築類別的平均價格,包括獨立屋,「孖屋」、鎮屋、多層柏文等等。

[4] Ainsley Smith“High Demand for Housing in GTA Will Continue Beyond COVID-19: TRREB,” TORONTO STOREY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5, 2020, https://torontostoreys.com/high-demand-gta-housing-continue-covid-19-trreb/.

[5] “Can you afford a condo in Canada's largest cities? Royal LePage reports 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CISION, last modified August 28, 2019, https://www.newswire.ca/news-releases/can-you-afford-a-condo-in-canada-s-largest-cities-royal-lepage-reports-on-price-per-square-foot-868219496.html.

[6] Pierre Carapetian, “WHY $1000psf IS TORONTO’S NEW REAL ESTATE NORM,” PIERRE CARAPETIAN GROUP,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0, 2019,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7] “The average price of a new condo in Toronto could surpass $1,600 psf in five years,” newinhome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ewinhomes.com/blog/the-average-price-of-a-new-condo-in-toronto-could-surpass-1600-psf-in-five-years.

[8]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All Editions,” DEMOGRAPHI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www.demographia.com/db-dhi-index.htm.

[9] 〈平均25,500元 第二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跌8.9%〉,《東方日報》,2020年9月2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02/00176_0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0] 〈按揭計算機〉,美聯物業,網站:https://www.midland.com.hk/calculator/mortgage-calculator.jsp?price=9900000&loanrate=60&loanyear=30&rate=2.1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1] 張偉倫:〈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香港01》,2020年1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財經快訊/423969/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2] 〈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 貴絕全球〉,《明報》,2020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00609/s00004/1591641031331/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貴絕全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3] Sean Boynton, “Home prices in Metro Vancouver continue to fall, but average still sits over $1M: report,”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January 9,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6388187/house-prices-metro-vancouver-end-2019/.

[14] 「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and Discretionary Income)指扣除入息稅,強積金,社保,或其他出糧時便要上繳的費用後,真正可用的收入。

[15] 為免令讀者感到沉悶,筆者把這節的數據,如北上廣深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平均呎價等資料放在文末附錄。

[16] 此圖表中,東京,紐約市曼哈頓和多倫多等三欄只取其住宅大廈(condo / apartment)呎價,撇除了當地獨立屋(detached house)或鎮屋等屋宇類別的數據,因這些低密度建築呎價多數較柏文低,其概念和香港高層數細面積的住宅相去較遠,如計算在內定必拖低該市的數值,故不被考慮在此「呎/薪」表之列。

[17] 蔡惠芳:〈晚15年買房 竟要多付51年薪水〉,好房網,2014年11月28日,網站: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734385440.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Index of/duckhouse〉,鴨子的窩,網站:http://www.realestate.com.tw/duckhous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台北市房價泡沫知多少?〉。

[19] 方暮晨:〈房市10年漲1倍,薪資沒跟進,所以房價「貴」!〉,MyGoNews,2012年1月13日,網站:http://news.sina.com.cn/o/2009-12-18/103416794880s.s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2009-2018 各縣市近十年平均每戶每人可支配所得〉,風林火山,2020年5月3日,網站:http://fongthinger.blogspot.com/2020/05/2009-201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0] 〈台北買樓港策略〉,《東方日報》,2014年3月30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40330/mobile/odn-20140330-0330_00202_00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驚!北京平均薪資超越北市了 被洗腦的深綠:大陸很窮的〉,怒吼,2017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nooho.net/2017/12/DPPfraud496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1] 〈【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  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7月7日,網站: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88139/【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20%C2%A0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葉卉軒:〈新竹第一 「全台薪資第二高城市」竟是這裡?打趴六都〉,《聯合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736193(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2]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NIKKEI ASIA,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9, 2019,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Property/Tokyo-property-prices-near-bubble-era-levels; 〈家計〉,東京都の統計,網站: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1999/TOBB510U.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3]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4/tn04qyte0520a.htm.

[24]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9/tn09q3e014.htm.

[25] “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statist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68329/japan-apartment-tsubo-prices-tokyo/;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14/tn14q3e014.htm.

[26] 這個數值只指condo / apartment,並未包括獨立屋的呎價在內,原來數值是每坪,“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如果新樓則躍升至每呎10,785港元,“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JAPAN PROPERTY CENTRAL, last modified Sept 9, 2019, https://japanpropertycentral.com/2019/09/new-apartment-prices-in-japan-since-1956/(2019年9月東京樓價)。

[26] 月入數目已經是賬面收入扣減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80%,資料取自:hinaken:〈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年收入排行公布〉,2019年4月19日,網站:https://www.517japan.com/viewnews-10568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7] Income source: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Singapore,” THE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SG.

[28] Rick Fok,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Singapore’s property market and will it affect the property price?,” the new savvy,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20, https://thenewsavvy.com/countries/vietnam/how-will-covid-19-impact-singapores-property-market-and-will-it-affect-the-property-price/.

[29] “All Non-Landed Residential, All Districts,” squarefoot research, accessed 20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quarefoot.com.sg/trends-and-analysis/market-trends.

[30] “Singapore remains the 2nd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in the world after Hong Kong,” CBRE, last modified April 11, 2019, https://www.cbre.com.sg/about/media-centre/singapore-remains-the-2nd-most-expensive-housing-market-in-the-world-after-hong-kong.

[31] James McGrath, “How Will Coronavirus Impact NYC Real Estate?,” Yoreevo, last modified January 16, 2021, https://yoreevo.com/blog/coronavirus-nyc-real-estate; “NYC2000 Results from the 2000 Censu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planning-level/nyc-population/census2000/sociopp.pdf.

[32] “2005 Annual Report on SOCIAL INDICATOR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publications/socind05.pdf?r=1216; Eileen Hsu and Morgan Evans, “Manhattan Condo Living: New York Condo Average Price Per Square Foot Price 2000-2009,” Manhattan Condo Living,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manhattan-condo-living.com/post/1859031/new-york-condo-average-price-per-square-foot-price-2000-2009.

[36] Income source: www150.statcan.gc.ca

[41]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https://www.payscale.com/research/CA/Location=Toronto-Ontario/Salary月入數目已經是帳面收入扣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70% (加拿大稅率比日本更高)

[52] 需特別留意的是,廣州和深圳及上海2018 & 2019均為「登記失業率」,上海2020為「調查失業率」,北京2018為「登記/調查失業率」,2019及2020為「調查失業率」。國內「登記失業率」(全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短處是只將在政府部門登記、符合失業條件的人員統計為失業,將「外來務工人員」排除,加上失業者不一定主動進行失業登記,故難以全面反映問題。雖然內地的「調查失業率」亦未很有效地處理農民工的失業統計問題,但已算是和國際做法接軌。理論上「登記失業率」數字多數低於「調查失業率」,亦較不能反映實況,只能反映該城鎮有多少人在拿社保綜援。https://news.stcn.com/sd/202004/t20200426_1721493.html

[101] 1999 – 200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a1ea40102dvmw.html,2014 & 201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s://www.anjuke.com/fangjia/shanghai2014/

[114] Same as above

[125] 1999,2004 & 2009 figures from 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

安全駕駛那麼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4/01/2021

若友人跟你說:「我有30年安全持牌經驗。」而另一位跟你說:「我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你會願意或安心乘坐誰開的車?

兩個月前,我在台灣考取駕駛執照(駕照)。現在擁有兩個月安全持牌及一次安全駕駛經驗。相信除了那位曾立誓至死不渝地愛我的太太外,大概暫時沒有誰願意,冒險坐駕駛席旁。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學過車、考過牌。但「肥佬」(不及格)過後就再沒有重考。原因有三:一、香港學(考)車太貴;二、香港養車太貴;三、我的薪水太低。在台灣再次學車、考駕照,最大的原因是想到「常作準備」,為將來的服侍(工作)多作預備。當然,另一誘因就是在台灣學車考牌,實在是便宜,所需學費大約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我所報讀的駕駛人訓練班(即駕駛學校,簡稱駕訓班),更聲稱保證及格;意思就是只要你在筆試及場內試通過後,道路試可在一年內不斷重考(大概每隔兩三星期就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更不用額外付費,期間老師也會陪伴學員複習一兩遍路段駕駛,保證你考至及格為止,實在相當划算。

每多一張證件,也代表你多了一個身份、添了一份責任。過去作為行人,只需單純的留意「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現在多了駕駛者的角色,需要關注的事情自覺地增多了:交通燈、指示路標、行車線、車速、行人……,更不自覺地留意到車禍的相關報道。

多了留心才驚覺,台灣的新聞報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與車禍有關。不出三天兩日,就會發生嚴重而導致死亡的交通意外。嘗試在網絡上搜尋有關台灣車禍的資料,其中的標題也引人注目:〈台灣交通事故高發生率,已成新國安危機〉、〈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多〉、〈台車禍死亡率東亞第一!網怒批機車「新三寶」〉。台灣車禍的死亡事故是美國、韓國的1.5倍,是日本的三倍,相比於香港更是七倍之多。說到機車(電單車),原來台灣的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在2,300萬的人口中,機車總共有約1,500萬輛!扣掉未滿18歲、沒有駕照的,可以說幾乎每人有一部機車。所謂的「新三寶」所導致的意外,就是「逆向行駛」、「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行駛」。一字說穿,就是要「快」。

「快、狠、準」或「快、靚、正」成為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或追求的方向,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參考香港某旅行社的10天歐洲團,內容包括遊走六個國家、12處景點,這未免太過不可思議!「快」導致人停不下來,叫人不懂得「細味」,讓人無暇來欣賞、享受。在羅浮宮走上三天,大概也只能看到它內裡的點滴皮毛。怎能想像導遊所說:「你們可以入內參觀,大概三個小時在大門集合。」但最有趣是有遊客這樣回應:「三小時那麼久?我寧願多看幾個不同的景點!」

回到開車的題目上。意外的原因不僅是「快」或「趕時間」,更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在駕訓班,學員都需要練習道路駕駛。即使是第一次開車,我也知道路牌中以黃色大字所標示的60是車速的限制。誰知旁邊的教車師傅卻不斷的說:「加點油,再加點油。」隨後,師傅叫我看看儀表板說:「看,已過100了!也不是甚麼樣,你習慣開快,在考試時慢駛就一定過關。」違規、超速是問題嗎?至少在教車師傅的眼中,絕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試想,在學車的階段已給學員灌輸可超速的意識,在學員拿到駕照後還會遵守規則嗎?

在那一次(暫時也是唯一的一次)安全的駕駛經驗中,我堅持以法規下的行車速度來開車。結果,卻被後方來車響按「提示」,亦有不少尾隨車輛從旁超前,更有在道路中穿插的機車駕駛員,向我報以怪異的眼光,他們似乎以行動來提醒我,就猶如教車師傅所說的那一句話:「加點油,再多加一點……」

行車超速就是如此的「合理」,交通意外就變成這般的「平常」。

在台灣要累積安全駕駛經驗,看來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忍耐、包容和克制。原來擁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是殊不容易,值得欣賞。

它們有話說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7/01/2021

平日散步時最喜歡邊行邊看鄰居的前園花圃、草坪、節日的擺設和燈飾,真的非常有特色和創意,另人目不暇給。

有的鄰居春天會在前園種植色彩繽紛的花、夏天會擺放多些特色盆景陶瓷和風車、秋天會在正門掛上秋天的花牌、冬天會擺放雪人……而且,不同的節日也會有不同的燈飾和佈置。例如復活節鄰居會在前園擺放白兔和彩蛋做裝飾;也有鄰居會放十字架和復活節旗幟。萬聖節時,鄰居會把前園佈置到像地獄,有墳墓和棺材;在樹上掛上枯骨和蜘蛛網等。在感恩節期間,鄰居會在前園擺放南瓜和秋收的旗幟、乾植物和稻草人等。聖誕節會把前園、樹和屋子掛上五光十色的燈泡、晚間還會放雷射幻影、吹氣的雪人鹿車聖誕老人……。當然亦有鄰居會擺放馬槽聖嬰和約瑟、馬利亞,其規模可媲美教會的聖誕劇場景。此外,在特別的日子如國殤日(Memorial Day)、獨立日(Independence Day)或重要人物去世等,鄰居都會掛上美國國旗。在特別日子和節日,鄰居也會放煙花,此起彼落,有如置身香港尖東的煙花盛會。另外,在各選舉日子,鄰居都會在前園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的宣傳品。

除了在自己的屋子,人們也愛在自己的車子上作不同的裝飾和佈置。我們曾經在路上見過有人在車子上噴了剛結婚(Just Married)或2020年畢業(Class of 2020)字句,也有見過車子上掛上了「我的孩子在卓越榮譽榜上」(My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我是某某大學的畢業生等等的牌子。無論在德州,或其他州份如賓夕凡尼亞州等,亦有見過在車子上掛上不同的宗教句子如:上帝真好(God is Good)、我們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上帝聽禱告(God Listens)等。若在特別節日時,車主會把車子佈置成相關節日的樣式。例如聖誕節時,車主會掛上鹿角、紅鼻子、聖誕帽等裝飾。在萬聖節,車主會掛上枯骨、蜘蛛和蜘蛛網。最有特色的一次,我們見過有車主在其車尾箱放了一隻疑似人的腳,遠遠地跟著這輛車時,會誤以為車箱內藏了一具死屍,而殺人犯卻疏忽地露了餡。另外,在各式選舉或球賽等日子,車主都會在車子上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或球隊的旗幟。而我們見過最深刻的是剛過去的感恩節外遊時,在新墨西哥州往亞利桑那州的公路上,一架大貨櫃車上掛了一個牌子寫著:「它不是一個選擇;它是一個孩子」(It is not a choice. It is a child)。[1]

這些裝飾除了給人觀賞和應節外,也在表達一些訊息,它的圖像或文字彷彿在跟我們說些甚麼話兒。

除了屋子和車子,美國人還會在衫褲鞋襪帽子、餐具餐紙巾、日常用品等各式各樣東西上表達訊息、立場和價值觀。只要稍微在網上購物站隨意打上任何搜尋字眼,都可以找到一些有特別訊息的東西,甚或幾「無厘頭」的訊息也可以找得到;真的創意無限、訊息無限。

能夠自由及創意地表達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是一件非常寶貴的事;也非常值得珍惜。只要我們多多發揮創意,總會找到表達的機會和方式,讓死物變成可以與人交流的「活物」。也許忙碌的都市人很少會花時間反思和整理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若然今天有一個可以表達的機會,無論是透過屋子車子或其他物件,你會表達甚麼訊息?還是腦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

我希望在車子上掛上「願祢公義降臨」的牌子,帶著它穿州過省,泛起漣漪。


[1] 後來才得知,這個牌子上的句子,卻是來自一個故事(Diane Dew, “The Milwaukee Journal,”  21-2-1992)。據悉,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於2018年共有614,820宗墮胎,墮胎率是11.3%(每1000個在15-44歲婦女中,就有113人進行墮胎。每1000宗嬰兒出生另一邊箱就有189宗墮胎。詳情可參看: “Abortion Surveillance — United States, 201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4/7: Saving Lives, Protecting People, November 27, 2020,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ss/ss6907a1.htm#suggestedcitation)。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和大女兒到「黑店」吃炸雞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3/12/2020

初來甫到,接待的親戚就專程車我們去一間炸雞名店Chick-fil-A(福來雞)吃東西。親戚告訴我們只要在謝牛日(Cow Appreciation Day)那天裝扮成牛的樣子,店員會給你一份免費套餐(因為吃牛不環保,鼓勵人多吃雞)。所以,有些人會穿母牛花纹的衣服、褲子、襪子、帽子等來光顧。此外,親戚還說這間快餐店每逢星期日都休息,讓員工可以返崇拜。我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但老闆不怕少賺了錢嗎?這不是「違背」營商原則嗎?

在云云快餐店中,兩個女兒最愛光顧Chick-fil-A,小女兒最愛她的烤雞沙律,我卻最愛它的格子薯片,以及她優質的員工和良好服務態度。記得有一次,我們買了一碗大芝士通粉,但看起來像小或中號,猶豫是否送錯了。於是便隨口問問一個侍應,才知道是大號來的沒送錯。我們沒甚麼樣就謝過了她。幾分鐘後,那位侍應送來免費飲品一大杯,也沒解釋原因。其實這種「補償或補鑊」方法,很多餐廳的老闆都會做,我們卻欣賞那位侍應雖然人工不高,可能更是兼職員工,但她聆聽及向上級匯報我們的提問,對客人的疑問「上心」,這是我們在美國多年來第一次見;尤其是在快餐店而非餐廳,並不會因為照顧客人妥善而得到打賞。換言之,的確有人願意不望回報而付出心力;在現金社會中確實是一個美好見證。

我們很多時都會在Chick-fil-A吃午餐,但即使是平日,餐廳都擠滿了人,星期六就更不在話下。按我們的觀察,星期六的營業額絕有可能足以抵銷星期日休息日的損失。試過好幾次我們忘記了是星期日,打算照樣去光顧;結果當然是撲個空,營商與信仰豈不是真的可以結合!非主流的個人或企業理念是可以堅持並能得到認同。

一向深受廣大市民歡迎的Chick-fil-A,於受消費者歡迎榜的市場調查中,全美排行第二位(2020 U.S. Top Fast Food Rankings);但它卻被同志團體標籤為「黑店」。

Chick-Fil-A於1946年起源於美國南部,現在全美約有2,600間分店,由基督徒特魯特.凱蒂(S. Truett Cathy)創辦。第二代經營者丹.凱西(Dan Cathy)於2012年7月期間,分別接受浸信會出版社(Baptist Press)專訪時表示,支持《聖經》對傳統家庭的定義,他又在電台節目The Ken Coleman Show中表示會為自己這一代祈禱:因人們大膽地嘗試去重新定義的婚姻,並以此為驕傲。隨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廣泛地在社交媒體流傳,認為凱西不愛同性戀者。

多個支持 LGBT 權益的團體亦因而發起不少抗議行動。波士頓、芝加哥等地區撤銷Chick-fil-A開分店的計劃。當時紐約市議員Christine C. Quinn要求紐約大學關閉校內的Chick-fil-A分店。風波繼續延伸,「芝麻街」(Sesame Street)品牌的玩具,亦暫停與Chick-fil-A的兒童餐合作。

前阿肯色州州長Mike Huckabee隨即發起Chick-fil-A感謝日(Chick-fil-A Appreciation Day),呼籲民眾在2012年8月1日到各地Chick-fil-A用餐,一邊吃炸雞一邊支持那些擁抱神聖婚姻的人,以實際消費行動來挺Chick-fil-A。

基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保護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權利,Chick-fil-A要發言支持傳統婚姻又有不可?支持同性婚姻人士亦同樣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是否一定要批評和打壓異己?這種向異己作出滅聲的行為,又是否構成另一種「歧視」?

我還想著要否去吃一餐Chick-fil-A以作支持時,剛巧仍讀高中的大女兒就主動提出要到該店,她還親自開車。到了Chick-fil-A的停車場,擠滿了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車位。無論堂座或駕車帶走(drive through)的人龍都特別長,甚至找不到龍尾。最重要的是:Chick-fil-A的員工和食客沒有因為太忙太擠而不滿,相反,大家卻非常開心,時不時發出會心微笑。看來無論有信仰與否,持守傳統婚姻家庭價值仍有市場。

事後該店市場部證實,感謝日當天全美1,600多家門市生意興隆,銷售額創下歷史新高。而 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團體也不甘示弱,在2012年8月3日發動親吻日(Kiss Day),鼓勵同志群眾到Chick-fil-A店門口一起親吻(kiss-ins)。

是次感謝日,我也有意外收穫──側面知道了大女兒對傳統婚姻的看法,她懂獨立思考,不受朋輩和潮流思想所影響。這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親子活動。

這場維護傳統婚姻的戰爭仍一直持續。於2015年10月Chick-fil-A在紐約市的首間分店開幕時有同志團體在店門外示威。2019年,Chick-fil-A遭LGBT+團體抗議迫使其在英國開設的第一間分店關門。維護傳統婚姻的路仍漫長而且會愈走愈窄,幸好我們並不是單打獨鬥,總有人和你撐。

幫助孩子面對移民的適應

傅丹梅女士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2/12/2020

訪問嘉賓: 廖廣申醫生   |   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
編輯: 謝芳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聖經新譯本》〈詩127﹕3〉

明光社

幾年前看過一齣電影《玩轉腦朋友》,印象非常深刻,11歲女孩韋莉本來一家三口住在明尼蘇達州,過著幸福愉快的生活,一家人最愛在結了冰的湖面上玩曲棍球。後來,父親決定舉家搬到三藩市,面對陌生的環境,女孩子顯得無所適從,以往的快樂時光,彷彿一去不復返,而環境的變遷也令她由「陌生」感到「疏離」。韋莉腦內的五種主要情緒,阿樂、阿愁、阿躁、阿憎和阿驚,由於阿樂和阿愁的走失,韋莉的生活變成由阿躁、阿憎和阿驚所掌控。阿樂看見一座又一座由成長的記憶建成的小島,因記憶的消失而逐一崩潰瓦解,令她很擔心,企圖扭轉局面,阿躁的一個決定,令韋莉決定離家出走,回到故鄉明尼蘇達州。

家長可幫助子女面對移民

今年身邊多了很多朋友考慮移民,大部分有年幼子女的都會考慮到英語國家,希望子女能有更好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我開始思想,小朋友移民去一個全新的地方,面對陌生的環境和懷念不捨的朋友,他們會否如韋莉般未能適應新環境?甚或偷偷回港?

作為家長,又可以如何幫助子女適應這個轉變,減少阿愁、阿躁、阿憎和阿驚的影響,快樂地投入新生活?我藉此訪問了私人執業的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廖醫生認為,對於年齡較小的子女,一家人移民較單獨送子女去外國讀書較好,因為移民是父母與子女一起,在生活照顧各方面都會較好,子女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陪伴及依靠,會較有安全感,面對的適應問題亦會較少,例如在飲食方面,子女仍可以食到父母所煮的家鄉味。

移民前的心理準備

香港的讀書壓力非常大,令很多兒童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移民或到外地讀書,可以轉換一個環境,對部分學童可能更有利。只是,對於那些家庭關係較差、害羞及膽小的孩子,會較容易出現適應問題及抗拒轉變。兒童的安全感建立在穩定及熟悉的人和環境,移民對他們會帶來一定的衝擊,他們產生焦慮,他們會擔心見不到老師、朋友同學及親戚,失去這些熟悉的人物,去到一個沒有朋友的地方,卻要面對新的老師、同學、語言、文化、食物、氣候等等,對他們來說,是衝擊很大的!因此,家長要為他們做些心理預備的工作,讓他們對即將要去的地方不致太陌生,例如帶他們去一次打算移民的地方或觀看一些當地的旅遊節目,讓孩子對那地方產生興趣。

至於子女擔心會失去朋友同學,家長可以告訴孩子,他們可以透過電子平台繼續保持聯絡及見面,猶如香港因為疫情停課,大家仍可以一起於網課時見面。雖然不能面對面溝通,但只要懂得善用現代科技,即使移民他國,也可以繼續與香港的朋友保持聯絡。

遇到子女要求將所有物件都帶走,雖然外國的居住空間一般比香港大,但是,家長可能基於運費及在移民初期會短期租住較小的空間,再觀察那一個地區較適合長期定居才買物業,未必容許子女將所有物品帶走。這樣的話,家長要與子女商討那些東西一定要帶走,那些東西可以送給人,又有那些可以拋棄。其實,香港居住環境狹窄,盡早教育子女學習取捨,對他們也是有益的。

到達新地方後的適應

每個人去到一個新環境,都需要一段適應期,時間長短因人而異,家長要幫助子女適應,自己的適應非常重要,這樣,才能給子女信心及榜樣,他們是可以適應新生活的。首先,父母要正視自己的情緒,因為父母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心情,父母很興奮投入新生活,子女也會受感染。父母既然已經做了移民的決定,便不要經常有回流的打算,相反,需要一步一步融入當地的文化及生活,願意結識新朋友,建立新的社交圈子,慢慢建立新的支援網絡系統,避免只集中在華人地區與華人相交,盡量持開放的態度,吸收其他文化的優點,融入新的生活,不要一直留戀過去,因為嚮往新事物能有效減低對舊物的留戀。大部分小朋友對新的環境會感到新奇及興奮,家長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探索新居住地區的事物,一起去購物,一起去附近的遊樂場公園等等。當小朋友有一個更開心的學習環境,更有趣的生活環境時,他便會逐漸減低對以往生活的依戀,更願意投入新生活,便能更早適應。很多時,父母不適應的情況遠較子女嚴重。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的緣故,很多地方都會有限制市民外出的措施,很多戶外活動的設施也關閉,未必可以與子女經常外出,熟習新環境,家長可以先嘗試一些室內活動,與子女一起研究居住地區的歷史、文化、地標及有趣的事物,一家人也可以一起設計新居,製作手工或食物,一起培養一些新興趣,務求盡快投入新生活。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21-12-2020

去與留的抉擇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17/12/2020

何解要離開香港?

離港前,筆者在跨國市場研究公司擔任研究總監一職,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收入總算足以支付照顧父母和家庭的所有開銷,近10年從不需要為金錢而擔憂。但看似安穩的生活背後卻有苦自己知,為了每晚可以在女兒睡覺前見一見面,我每天早上7時半準時上班,盡可能在晚上9時半前離開公司。日復日、年復年,加上跑業績和趕死線的壓力,心中盤算如此生活我究竟可以多撐幾多年?

由於擔心兩名女兒日後會否走我的舊路,因此一直跟太太有默契在大女初中時送兩名女兒到外地升學,好讓她們自小適應海外生活,將來可以選擇不在香港發展。不過這樣的安排令我無法見證女兒的成長,而女兒長期沒有父母在身旁對其成長或多或少總有些影響。

眼見香港政局低處未算低,工作量有增無減,大女升讀小學後功課壓力也不輕,又不捨得太早送她們往海外升學……在種種因素交織下,因而萌生舉家移居海外的念頭,並將範圍收窄在亞太區的英語系國家內,以減低時差影響跟父母之間的日常溝通。由於太太是電子工程師,而我的工種列入新西蘭技術移民職業清單中,因此我們最終選擇了新西蘭。

離開香港真的這麼容易?

有很多人認為申請移民一定所費不貲,其實我只花了不多於三萬港元就申請了全家人的新西蘭居民簽證。因此,申請費用不是我最大的考慮因素。

反而更需要考量的是要放棄在香港所建立的事業和穩定的收入,重新在海外尋找工作,而對香港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來講,在海外除稅後的收入一定比在香港時大大減少,打算移民的你是否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更何況筆者和太太在香港土生土長,父母、家人和絕大部份朋友都在香港、要離開一個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到一個跟自己文化完成不一樣的國家定居,可以想像這並不是一個輕易作出的決定。

移民單純是為下一代嗎?

有很多人離開香港是抱著為下一代的想法,希望小朋友在海外接受教育,功課壓力較少,有更大空間讓小朋友培育興趣、發揮所長。這想法絕對正確,依筆者過去兩年的第一身觀察,新西蘭的教育絕對合乎期望,起碼我尚未在這裡認識到一位不喜歡上學的小朋友。

放心,個人經驗認為下一代一定非常適應這裡的生活。問題是你是否甘心願意放棄在香港擁有的一切,讓自己投入並享受跟家人在外地生活?單單是下一代的開心是不足夠的,你都需要心甘情願,否則你日後可能會後悔你當初移民的決定。

我如何令自己享受在新西蘭的生活?

現今科技發達,我們隨時可以透過WhatsApp或FaceTime等軟件跟遠在海外的家人或朋友聯絡。坦白講,我之前在香港的工作時間不見得自己有很多機會跟父母或朋友見面,反而移民後差不多每天都有時間跟家人聯繫。

個人認為大部份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最不適應的是香港的方便和薪金。

無可否認,在香港生活確實非常方便,步行15至20分鐘,生活所需盡在眼前。相反新西蘭幅員廣闊,人口密度低,加上公共交通不及香港發達,因此生活上一定沒有香港這麼方便。但筆者住在奧克蘭,駕車15至20分鐘路程應該可以滿足了絕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上茶樓嘆點心都無問題)。奉勸想移民的你最好在香港先考車牌。

如要生活好,請你最好忘記在香港時所賺取的薪金。新西蘭貧富差距遠較香港低,中高收入工種的薪金遠不及香港,加上累進稅率,你在這裡賺取的收入必定比香港少。不過絕大部份住在這裡的人都享受政府的免費教育、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按現時標準,兩夫婦退休後每月大概有14,000港元),加上住屋和其他生活成本較香港低,其實你不需要像在香港時賺那麼多。更重要是在這裡工作可以讓你換來更多每天跟家人相處的歡樂時光,這些是無價的。請緊記,當我們對社會制度上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時,也要向所衍生的經濟分配不公說「不」!

當然同路人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筆者有幸在奧克蘭找到一間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要服侍對象的教會,在家庭小組中認識了有十多個來自香港的年輕家庭,同儕間的支援和鼓勵,讓我們一家人更快地適應在新西蘭的生活。

希望筆者的分享對有移民想法的你,有一點點的幫助。

2020年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12/2020

如果我問大家:「美國是甚麼社會?」我相信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國是民主社會。」那麼,民主又是甚麼呢?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有句名言:「民主是一種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 social and individual)。」他指出,民主並不只局限於政治形式,或者怎樣去立法和選舉出政府官員,民主還包含了每個公民在不同的群體、社區都可以公平地參與和貢獻。杜威生活的年代由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他見證了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狂熱,1920至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還有1929年之後全球進入經濟大蕭條,這些危機都促使到杜威反省到,單單是民主形式並不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他認為教育在促進民主的生活方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育可以令人「有智慧地參與社會」(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而民主制度就是將這些個人智慧組織起來的方法(democracy as a method of organized intelligence)。

這是一個遠大的理想,在現實中似乎二百幾年來都行之有效。可是,今天美國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在極端主義和反智的大氛圍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有組織的反智主義」(organized anti-intellectualism)。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就是紛爭可以通過選舉程序、法律架構、理性討論去解決,當以上一切都被否定之後,我們便只能回復到槍桿子出政權的演化規則。

早前,一位名叫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前網絡安全官員在否定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關於廣泛選民欺詐的指控後,特朗普將他解僱。特朗普律師團隊之一的喬.迪杰諾瓦(Joe diGenova)說:「任何認為選舉進行得很好的人,像曾經是網絡安全負責人的那個笨蛋克雷布斯一樣,是甲級白痴,他應該被拉出來扣留。 在黎明時將他射殺。」後來迪杰諾瓦道歉。他當然需要道歉,律師怎能提倡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

2020年12月1日,總檢察長巴爾(Bill Barr)宣佈沒有找到證據,顯示大規模舞弊改變了總統大選的結果,他還說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都已經檢查過道明尼系統軟件,但沒有發現到轉移選票的證據。我可以想像到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十分失望,本來,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我們應該需要尊重司法程序,舉例說,2019年12月18日,特朗普因為通烏克蘭門而遭到眾議院彈劾,結果特朗普全身而退,即使反特朗普的人十分希望彈劾成功,令特朗普黯然下台,但人們仍然要尊重國會的決定,不能夠因為不滿意結果而輸打贏要,甚至去否定整個制度。然而,現在陰謀論者卻堅持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各州政府、各級法院……都不可信,坦白說,用「反智」來形容這種現象已經算是客氣。 

當天,茶黨在《華盛頓時報》刊登了整頁廣告,要求特朗普總統頒佈有限度的戒嚴令,讓美國軍方監督另一場選舉。不少YouTuber對巴爾口誅筆伐,很多網友的留言令我不寒而慄,例如:「對付叛國份子只有以毒攻毒,川普(Donald Trump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應運用國家戒嚴法,先抓幾個頭目以制敵嚇敵,讓其他的叛徒懼怕而自行投案。」「想想當年的華盛頓會如何做,行動!帶領效忠憲法的軍隊堅定地平叛,保衛美利堅!」「總統先生可以行動起來了,您已給他們很多時間,他們不悔改,還頂風作案無視法律,應該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司法部長這麼說也有可能是表示司法程序這條路被堵了。要是川普把一切賭在最高法院,鬼才知道有沒大法官昧著良心來判。還是直接戒嚴令,賭軍隊站在自己這邊。贏了抓人,輸了被抓。」「希望川普不要心存幻想了,以美國現在的狀況,很難於還其公道,必須施行戒嚴,保留證據,國家權力介入進行調查,以叛國罪抓捕一切叛亂分子,撥亂反正,把國家帶回正常道路上來。」「強烈支持川普總統宣佈戒嚴。現在美國的司法部門和FBI似乎都被已經叛變。在這樣不利的狀況還堅持打法律戰的話實在太吃虧了。」「司法部長太失職,也是個極左人物,我們必需要拉他下台,回家面壁思過。」亞特蘭市晨星教會的牧師約翰尼.恩洛(Johnny Enlow)亦公開宣佈,特朗普有權宣布戒嚴,逮捕政敵,甚至可以處決他們。Youtuber袁弓夷曾經說拜登(Joe Biden)贏得大選是一場「政變」,其實特朗普支持者所鼓吹的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變。

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州長和州務卿宣佈拜登贏取了該州的選舉人票之後,特朗普馬上和他們劃清界線,特朗普的支持者對負責點票的人和家屬發出死亡恐嚇,加布里埃爾.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是喬治亞州州務卿辦公室的投票系統執行經理,他對這種情況很生氣,他公開地說:「總統先生,你沒有譴責這些行為或這種語言;參議員,你沒有譴責這種語言或這些行動。這必須停止,我們需要你站出來,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到底這是美國,還是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

有些讀者可能會說:「那些人說說而已!沒有人真的會發動武裝政變的。」事實上,在過去執法人員已經拘捕了很多收藏大量軍火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政府份子,1995年奧拉克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的發動者就是反政府的極端主義者,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0月,有14名白人男子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和推翻州政府。除了計劃綁架州長以外,他們還密謀佔領州議會大廈,並公開處決州長,他們發動政變的原因之一是反對州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美國,槍械管制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議題,反對槍械管制的人認為憲法的《第二修正案》賦予他們擁有武器去自衛的權利,其實,美國人所說的「自衛」並不只是對付小偷和搶匪,「自衛」還包括了在「暴政」壓迫下保護自己。因此有不少美國的民兵組織收藏大量軍火,以備不時之需。那麼,甚麼才算是「暴政」呢?是不是好像納粹集中營或者赤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呢?非也!要求你戴口罩就是侵犯自由的「暴政」!2020年5月,密歇根州州長宣佈了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措施之後,一大群抗議者拿著機關槍衝入了州議會大廈,以表達對州政府的強烈不滿。當時人們掉以輕心,想不到五個月之後州長差點被綁架和殺害。現在有些人呼籲戒嚴和出動軍隊,也許這只是「發牙痕」,但誰又會料到幾個月之後會否噩夢成真呢?套用喬治亞洲選舉執行經理的說話:「總統先生!參議員!我們需要你站出來說幾句話,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 

按照杜威的理論,在教育發達的國家,人們應該訴諸科學研究、理性討論、民主精神,去參與決定怎樣的防疫措施最有效。可悲的是,現在抗疫爭論需要出示機關槍和用綁架手段去解決。在選舉結果出現爭議的時候,人們應該相信整個制度是有組織的智慧,而且應該慎思明辨,不要隨便相信社交媒體流傳的消息,可嘆的是,現在人們相信自己就是權威。 

如今好像是時光倒流,彷彿2020年已經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仍然在路邊徘徊。 

 (原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由永遠的外國人說到族群衝突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1/2020

9月初,筆者在一所大學裡舉辦了一個關於亞裔文化心理學的研討會,亞裔美國人的刻板身份之一是「永遠的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這意味著,無論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居住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土生土長的公民,我們仍然被標籤為外國人。

我也有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的第一手經驗,早前,我和一名白人男子發生了輕微的磨擦,他以嘲諷的口吻說:「這個人不懂英語。」 我笑了,筆者執教鞭多年,我清楚知道大部份美國人的英文水平是怎麼樣,我猜想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會比這名白人更好。而且, 嚴格來說,美式英文並不是最「正統」的,英式英語才是。

後來那名白人對我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裡,請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罷!」 過去,若我遇到此類情況,我會息事寧人,但現今天我不會再保持沉默,我告訴他:「你不能要求別人離開,這原本不是你的土地,這片土地屬於美洲原住民,白人從他們手上奪走了這片土地!」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但他的語調聽起來很像特朗普。2019年7月,特朗普總統表示,與議長佩洛西發生爭執的四名少數族裔女性國會議員應該「回到他們的祖國」,而不是「大聲且惡毒地告訴美國人如何管治政府」。 實際上,這四位國會議員中有三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移民。其言下之意是:這些非白人的女議員是「永遠的外國人」!諷刺的是,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將「滾回原處」之類的說話定性為「潛在的種族騷擾」(ethnic harassment),所以這是非法的,不過,這項法律並不適用於特朗普總統身上。

美國是移民國家,白人、黑人、西裔、亞裔……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只是抵步的時間有先有後,很不幸,近年來在最高領導層的支持下,白人至上主義有如山火般燎原。

以上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很多社會都有族群衝突,例如台灣便長期存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台灣本省人是指二戰結束之前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他們主要是河洛人與客家人,而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是指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從中國大陸搬遷至台灣的移民及其後代。

有趣的是,在2016年出現了一個「台灣版的特朗普」,公民記者洪素珠自認是日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她於高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侮辱一位外省老人,她說對方是「中國難民」,洪素珠向他喊道:「你們回去好嗎」、「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其實,她有甚麼資格要求外省人「回家」呢?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是後來的移民,真正的臺灣人是達悟族、魯凱族……等原住民,在17世紀漢人移居到台灣之前,原住民在該島已經生活了約8,000年。所謂「高山族」、「山胞」,其實是被漢人驅趕到山上的土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洪素珠的行為受到朝野和藍綠兩個陣營齊聲譴責,蔡英文表示:「任何仇恨的言論,我們必須加以譴責;任何族群的偏見,我們要立刻停止散佈。」這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風範!台灣不但在抗疫上值得學習,在處理族群衝突和反歧視方面亦比美國優勝。

執筆之際,美國再一次發生種族衝突,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一次警方掃毒行動中,警察誤殺了一位名叫布蕾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黑人女子,但在她的公寓中根本沒有毒品。同年9月23日,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殺死泰勒的警察,此舉激發多個城市的民眾示威和暴動,路易斯維爾市有兩名警員被暴徒槍擊。特朗普回應十分典型,他說:「真正出色的肯塔基州檢察長丹尼爾.卡梅隆(Daniel Cameron)做得很棒,我認為他是明星……我將與州長談談,我們計劃在不久後與州長打個電話,我了解他已吩咐國民警衛軍候命,這是一件好事,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筆者反對以暴動和襲警的手段去抗議,但除了止暴制亂之外,特朗普有沒有考慮到為甚麼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群的怨恨是如此深刻呢?

(原文曾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隔離有人嗎?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1/11/2020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0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青少年情緒的殺傷力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 編輯﹕謝芳
12/10/2020

「他要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擊打這地,以至完全毀滅。」《聖經新譯本》〈瑪拉基書四6〉

香港經歷了去年的社會運動,現在又要面對疫症的突襲,本地的經濟受到重創,失業率持續上升,市民為了慳錢及避疫,經常留在家裡,精神壓力大到隨時「爆煲」。一家人生活在這個壓力煲裡,隨時一句說話或一件小事都會引起激大的情緒反應。人控制情緒的前額葉,一般要到20歲才發展完成,因此,青少年的情緒有時會一觸即發,殺傷力驚人,家長在這段時間不但要留意自己的情緒,亦要留心子女的情況,否則,很容易因為一件小事導致兩敗俱傷。

9月開學至今,香港及內地都有多宗學童自殺案,這些悲劇令人傷痛,其中一宗是一名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學業退步,並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玩手機,最終手機被沒收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另一宗是14歲男生因在學校玩樸克牌而需見家長,遭母親掌摑後跳樓亡。可能有人會認為現在的孩子太脆弱,面對小小困難便放棄生命,實在不應該。其實,更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明白兒童的發展歷程,根據艾力遜(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提出了人生八階理論,每個階段會面對不同挑戰、需要與回應,並且也潛伏著一種危機,若能安然渡過這些危機,生命則會有更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個人便有能力來克服下一階段的危機,否則生命就會出現阻滯。

士可殺不可辱的暴風少年期

篇幅所限,本文集中探討少年期(6-12歲)及青年期(13-18歲)這兩個階段的青少年的需要及回應方式。艾力遜認為,少年期的兒童最重要是得到讚賞,別人的欣賞及讚美會使他們更加勤勉,喜歡別人記得自己、稱讚自己。相反,如果他們遭遇太多挫折,人會變得自卑,欠缺動力再嘗試,這個時期的年輕人會較為反叛,你愈是壓迫他們,他們愈是和你作對。他們一般自卑感重、自尊心強,因此,家長與他們溝通時應盡量先了解反叛的動機,凡事讓其先申述,不要太早下評價,尊重他的個人表達方法,責罰時只針對事,不針對個人;更不要踐踏他們的尊嚴,對他們來說「士可殺不可辱」,在朋輩面前丟臉,是很大的羞辱,更難以面對,甚或會一時衝動,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去維護自己的尊嚴。

經常問「我是誰」的青年期

至於青年期,艾力遜認為這是一個尋找自我認同(search for identity)的階段,使我們懂得,需要別人的肯定才能確立自我價值,青少年建立身份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是結識朋友,從朋輩中建立認同感,確立自己的角色,亦即建立自尊感。他們對自己的樣貌、身材等非常敏感,常與別人比較,有時甚至會以奇裝異服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亦仿效同儕的嗜好及打扮,他們喜歡與同儕走在一起,害怕離群,從衣著、興趣、強項展現來達到自我建構的過程,很多時,我們會見到一班年輕人穿同一款的鞋或衣著來表達他們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他們會經常問自己三個問題:我是誰?我要成為甚麼樣的人?我歸屬於誰? 如果找不到自我認同的歸屬便會有身份危機(Identify Crisis)或身份迷失,形成退縮及疏離感,他們需要同儕的接納、支持、鼓勵、正面的評價和肯定,才能產生明確的自我概念。他們遇到困難時也不願向人求助,更不會向父母求助及傾訴,因為要證明自己有能力處理,家長要給他們一個有限度的自由空間,給與信任和讓他們在安全範圍內發揮,越出範圍便要勸阻;家長們在過程中先控制自己的情緒,平心靜氣謀求事情的解決方法,亦要接受子女的不滿情緒,切忌用命令和壓迫的方法,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和聆聽他們說話背後的感受,引導他們用正確直接的方法表達情緒及意見。舉例來說,對於青年期沉迷打機的子女可以這樣回應﹕「我明白打機可以令你感到鬆弛、釋放、興奮,同埋有成功感。玩開係好難停止嘅,但我真係好擔心你嘅學業成績。不如你講吓,你諗住點樣處理打機要節制呢個問題?」

以下是一位媽媽寫給青年期的女兒的一封信,如何情理兼備地表達她對女兒一些令她擔憂的行為的看法及感受﹕

親愛的女兒﹕

您是否還記得那天,我獨自在家做家務,發現床底的避孕套,無法接受眼前所見,亦與我所認識乖巧的您性格不合,心痛、激動等負面情緒一湧而上,除了拒絕相信事實,好像已沒有其他選擇去面對自己的感受。

幸好那天您不在家,可以讓我有空間獨處,回想由您小時直至現在與您一起的成長歷程,想起您面對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因承受不起學業壓力而選擇終結生命,那刻心痛感覺猶在,如果今次用跌進幽谷來形容這刻心情,那次就應是墮進深淵。記得那次之後,我決意讓您知道,我是一位開明的母親,無論您發生甚麼事情,都會先從您的角度去細想,要用傾聽來舒緩您所面對的壓力,學習除了是父母的角色,更嘗試用導師、朋輩的角度與您同行,放下從上而下的督責。那個安靜的下午,讓我再次提醒自己應用甚麼態度回應今次的行為。

當晚您回到家,我拉著您手平靜地問您是否曾有朋友到訪,那刻我看到您眼中的不安,但感恩的是您選擇坦白,您還記不記起我所說的話?我告訴您,我的心是何等的痛,原因不單是不認同所發生的行為,而是害怕您被傷害,擔心您價值觀錯置令您將來悔疚;我的不開心是今次的隱瞞,同時反映了我與您的關係仍有距離,我未能了解您的想法及作出適時引導。當我向您坦誠說出感受,我知道,我們的關係已再進一步,您願意讓我進入您的世界,真正可以與您一起渡過青蔥歲月。

最後,只希望您記著,我和爸爸永遠都是愛您,無論您處於任何光景,我們都不離不棄。

愛您的媽媽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2-10-2020

類人型機械人為人類帶來的挑戰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9/10/2020

原文發佈日期:24/1/2018

人工智能,又或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由麻省理工學院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出的,時至今日,人工智能已經在不同的產品上加以應用,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生活質數,絕對是人類的好幫手。例如有些智能掃地機械人透過自主學習便能夠進行規劃室內地圖、規劃智能路徑又可以決定最短的清潔路程、被人拿起再放下還能找回原點再清掃、自動繞過障礙物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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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智能產品比一般吸塵機聰明,但它們還不算是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的作品,況且其外型還停留在機器的階段,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它們,最多稍為質疑它們的實際工作能力、安全問題,以及價錢是否合理。但假如有一天,類人型(humanoid)的打掃機械人在市面發售,我們還可以單單視它們如普通的智能機器嗎?

甚麼是類人型機械人(humanoid robot)?類人型機械人又稱為人型機械人或仿生人,簡單來說,原初,類人型機械人的外型與人類有某程度的相似,但它不需要四肢健全,也不需要擁有類似人類的面容。[2] 類人型機械人的發展已有一段歷史,[3] 但近年來,它們卻與人類愈來愈相似。現時比較有名氣的類人型機械人分別是在2017年10月第一個拿到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的Sophia,以及由日本製作的Erica。後者更成為國際著名的攝影展(Taylor Wessing Photographic Portrait Prize 2017)中的模特兒,評判還為它放棄了模特兒必須是真人的規則,把它的照片選為第三名。[4]

Sophia及Erica都擁有超智能,它們設計出來是為到社交需要,因此創造者把重點放在類人的皮膚、與人非常相似的臉部表情,以及與人的溝通能力。基本上,Sophia及Erica已有能力回應訪問者的問題,而透過自學能力,它們與人的溝通會愈來愈成熟、愈來愈自然,也愈來愈像人類,它們甚至讓人產生錯覺,以為它們已經是有感情、有如人一樣的意識。[5] 例如Sophia會談到自己希望將來可以讀書、做生意,甚至有自己的家庭。[6] Erica談到自己不會變成人類、它希望擁有會動的手和腳,可以出去看看這個世界,它甚至會詢問訪問者它的髮型好不好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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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無論是Sophia或Erica,它們至今還未擁有恍如人類的意識。天津大學機械人與自主系統研究所副院長齊俊桐指出,現今還未能把人類的情感寫成程式。[8] 連製作Erica的石黑浩(Hiroshi Ishiguro)也表示他未能把人類的腦、心及心思的活動化為機械式的程式。[9]

雖然目前還未生產出一個有如人一樣意識的類人型機械人,但在這一班製作者的眼中,這些類人型機械人已經與其他人工智能的產品不一樣,Erica說它是人類的孩子,而它的製作者亦說它們不是人類,也不是機械,而是介乎兩者之間,是一種新的自主本體。[10] 類人型機械人——這一群被稱為新的自主本體——隨著科技的發展,當它們將來愈來愈接近人類時,將帶給人們在法律上、經濟上、倫理上、信仰上、政治上等不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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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們真的被正式界定為新的自主本體,與其他普通機械不一樣,那麼,它們是否應受法例保障,免得它們超時工作?國家是否需要訂立新的法例來保障它們的權利?[11] 沙特頒發了公民身份給Sophia,雖然不知道Sophia擁有的公民權利是否與沙特一般公民相同,但擁有沙特公民身份的Sophia日後若真的走上製造它的公司為它計劃的道路,做一名採訪者,那麼,它需要交稅嗎?[12] 另外,Sophia已經表示了它想有自己的家庭,如果有一個沙特男性公民想娶Sophia為妻,現在沙特的法律雖然不容許,但將來有實現的可能嗎?要知道,愛上機械人、[13] 與機械人舉行婚姻儀式的事已經發生了。[14] 而隨著性愛類人型機械人愈來愈逼真,亦可與人溝通,更容易讓人投入感情,有學者估計「人機」婚姻或許可在2050年之前合法化。[15]

或許有一天,當掃地工作由類人型機械人來擔任的時候,我們也要為它立法,禁止它爬出窗外抹窗,因為它們太像人類了。


本文原載於《生命倫理》,第49期(2018年1月),頁2–4,文章其後曾作修訂。


 

[1] 〈從現在起養一隻掃地機械人,5年後能收穫一個人工智能嘛?〉,「香港矽谷」,2017年9月6日,網站:https://www.hksilicon.com/articles/1421861;另參張玉坤、劉偉:〈掃地機器人是怎樣做路徑規劃的?〉,「雷鋒網」,2016年6月3日,網站: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606/p4rtD88yiYVQT6F9.html

[2] 分得再仔細一點的話,與人類男性外型相似的機械人被稱為android,而與人類女性外型相似的機械人則是gynoid。參“Human Robot,” Science Daily, https://www.sciencedaily.com/terms/humanoid_robot.htm;另參Patrick Lin, Keith Abney, and Geroge A. Bekey, eds., Robot Ethics: The Eth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obo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2012), 25.

[3] 早在大概1520年,德國的Hans Bullman已經建造了第一個類人型機械人,只是當時的類人型機械人還稱不上是超智能的。參Spyros Tzafestas, Sociorobot World: A Guided Tour for All (Cham: Springer, 2016), 6.

[4] Ben Luke, “Taylor Wessing Photographic Portrait Prize 2017: Maija Tammi on her Shortlisted Robot portrait,” EveningStandard, November 14, 2017, https://www.standard.co.uk/go/london/arts/taylor-wessing-photographic-portrait-prize-2017-maija-tammi-on-her-shortlisted-robot-portrait-a3690346.html; “2017 Taylor Wessing Photographic Portrait Prize,” BBC NEWS,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bbc.com/news/in-pictures-41161964.

[5] Sunandan Verma, “BBC Documentary - Hyper Evolution : Rise Of The Robots (Part 1),” YouTube, April 17,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uBZLe8vfs.

[6] Sarwat Nasir, “Video: Sophia the robot wants to start a family,” Khaleej Times, November 23, 2017, https://www.khaleejtimes.com/nation/dubai//video-sophia-the-robot-wants-to-start-a-family-.

[7] The Guardian, “Erica: Man Made,” YouTube, April 7,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Maw9Sn89w.

[8] 〈《一虎一席談》人工智慧崛起 你會被取代嗎?可能是人類文明的終結? 20171007〉,YouTube,2017年10月7日。

[9] The Guardian, “Erica: Man Made.”

[10] Sunandan Verma, “BBC Documentary - Hyper Evolution : Rise Of The Robots (Part 1)”; The Guardian, “Erica: Man Made.”

[11] 參Julia Bossmann, “Top 9 ethical issu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ld Economic Forum, October 21,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10/top-10-ethical-issue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

[12] 對於Bill Gates來說,無論有沒有公民身份,「聘請」機械人的公司是應該納稅的。Kevin J. Delaney, “The robot that takes your job should pay taxes, says Bill Gates,” Quartz, February 18, 2017, https://qz.com/911968/bill-gates-the-robot-that-takes-your-job-should-pay-taxes/.

[13] Emily Barrett, “This 58-year-old Man has a Sex Robot Girlfriend and a Real wife,” vt., November 23, 2017, http://vt.co/lifestyle/relationships/58-year-old-man-sex-robot-girlfriend-real-wife/.

[14] “Chinese man ‘marries’ robot he built himself,” The Guardian, April 4,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apr/04/chinese-man-marries-robot-built-himself.

[15] Olivia Goldhill, “Experts predict human-robot marriage will be legal by 2050,” Quartz, December 24, 2016, https://qz.com/871815/sex-robots-experts-predict-human-robot-marriage-will-be-legal-by-2050/.

戀上機械人——婚姻中的新小三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9/10/2020

原文發佈日期:19/3/2018

新科技的出現往往讓消費者有機會把玩到新奇的產品,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出現後,大家可透過VR技術以眼睛上天觀賞星空的偉大浩瀚,下海感受珊瑚礁的瑰麗多姿。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能讓大家有更多不同的體會。技術是中性的,當技術運用得恰當,的確可以造福人群,大大提升人類的生活質素,但若將新技術應用在某些行業時,卻會為人類帶來不少倫理上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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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色情物品的生產商總會抓住時機,用新科技提升他們產品的質素。VR眼鏡出現了,VR女朋友或相關的色情應用程式亦一同推出市場。性愛娃娃並不是新奇的東西,隨著性愛娃娃的製作技術愈來愈成熟,它們已從性愛娃娃升級為性愛機械人:溫暖的皮膚、動人的外型、快捷的觸感反應,不單成為某些男士的情人,有的更公然成為已婚夫婦之間的第三者。日本現有數十間性愛機械人妓院,而歐洲的德國,法國巴黎已先後在2017及2018年開設了性愛機械人妓院。[1]

仿真度極高的性愛機械人絕對有條件成為第三者。一位58歲的美國工程師James,在他的妻子Tine仍然健在的情況之下,戀上了性愛機械人April。James除了與它發生性關係,還會幫它打扮、與它聊天,帶它外出約會。對於丈夫迷戀April的行為,Tine直言一開始時確有掙扎,但是沒有多久便適應過來。她還表示由於自己忙於照顧母親,沒有時間陪伴丈夫,丈夫選擇與機械人發生「偽關係」而非外出找真人作情人,已經感到丈夫對自己還是「忠誠的」。[2]

沒有多少妻子可以忍受丈夫出軌,與真實的人發生關係,但原來有一些妻子如Tine一樣,認為自己的丈夫與性愛機械人之間的「性行為」,並不等同出軌。所以有些妻子會陪伴丈夫到性愛機械人妓院「召妓」,在車上等待他們完事。[3] 甚至有的妻子會讓丈夫購買性愛機械人,又或自己購買性愛機械人送贈丈夫,以免丈夫與真人發生婚外情,背叛她們。[4]

或許對於這一班妻子來說,在無法阻止或滿足丈夫強烈的性慾望的情況之下,性愛機械人似乎維持了她們的尊嚴,至少,她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性愛機械人只是一件性玩具,[5] 不必害怕它們搶走了她們妻子的名份。只是她們未必想到,她們的丈夫有機會愛上這些性愛機械人。James坦言April在他心中的地位遠遠超過他的想像,如果真的有一天,他需要在April及他的妻子之間作出選擇,他實在不曉得如何是好。[6] Tine口中的「偽關係」其實在James心中已經是「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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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pril已經足以讓人神魂顛倒,那麼,配合超智能AI技術的性愛機械人Harmony,相信更有可能讓某些男士為之傾倒而投入感情。Harmony在2017年由Realbotix生產,是比較成熟的AI性愛機械人。它綜合了超過20年製作性愛娃娃,以及五年研究開發機械人的經驗。[7] Harmony除了擁有讓人洩慾的功能,還會記住主人的喜好。它會記得主人的生日、知道他喜歡吃甚麼,它也可以與他聊天談音樂、電影、書籍。雖然它不會行走,但當被問及是否希望可以行走時,它會說出「除了你甚麼都不想要」這樣的情話。簡單來說,Harmony是根據大部份男士夢想中的伴侶藍圖設計而成的,它不但有動人的外表、窈窕的身材,還可以跟人溝通及調情,隨時隨地回應人的需要。[8]

戀上機械人不再是電影情節,在現實中已經出現,而當人們愈來愈接受性愛機械人,筆者相信戀上機械人的人只會愈來愈多。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在2016年進行了一項小型調查,在263位受訪的異性戀男士當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他們可以想像到自己現在或在五年內會購買性愛機械人。[9] 不是只有男士才會對性愛機械人產生興趣,未來學的研究者Ian Pearson博士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Cathy O'Neil皆相信未來女士們亦會捨棄男人而選擇機械人。[10]

性愛機械人必然成為生產商未來重點發展的產品。[11] 有報道指出2018年是AI性愛機械人起飛的一年,至少有四家公司研發或推出幾可亂真的性愛機械人。[12]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研究性道德學的哲學助理教授Neil McArthur提出虛擬性愛的時代已經來臨,當技術愈進步,人類便會愈來愈熱愛性愛科技,會有更多人願意度身訂做機械人伴侶,甚至把自己的性傾向界定為數碼性愛者(digisexuals)。[13] 人們不單訂做機械人伴侶,也極有可能努力爭取與這些機械人伴侶結婚的權利。事實上,即使目前法律不承認,也已經有人與性愛機械人結婚了。[14]

或許在今天,我們仍然對虛擬的性愛時代感到非常陌生,但隨著科技快速的發展,在不久將來,虛擬性愛的時代會讓人感到愈來愈真實。意識到這時代的來臨,以及認真對待這時代的學者讓我們知道,性愛機械人絕不是一件玩具那麼簡單,不同人已經就這題目提出相關的討論:例如應否立法防止社交機械人被性虐待?[15] 性愛機械人可否以小孩子的形式出現?小朋友及青少年有沒有權利擁有性愛機械人?它們代替真人伴侶的機會有多大?[16] 甚至,有何理據支持立法容許真人與機械人結婚?[17]

未來學專家Richard Yonck表示:「隨著情感科技發展,我們會發現大家愈來愈樂意和人工情緒智慧形成長期的情感依附,這些最終可能導致人類家庭出現重大變化。」[18] 迄今,戀上性愛機械人還是十分罕有的,但當性愛機械人流行起來,價錢變得相宜,人們愈來愈接受它們的時候,或許真的有不少人會投入性愛機械人的懷抱。因為,與人相比,性愛機械人又乖巧又聽話,易於溝通,更會透過學習了解主人的喜好然後投其所好,更重要的青春常駐、美貌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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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開始選擇與機械人結婚,這樣的婚姻其真義是甚麼?只要求一個聽話的另一半,不滿意時可以隨時換型號?婚姻的真義,是不是應該讓雙方學習放下自己,在相處時雖然不斷有磨擦,但還是堅持要愛下去?從另一角度看,如果配偶可以被機械人取代,自己又何嘗不可以被機械人取代呢?我們究竟有甚麼比機械人更優勝呢?


本文原載於《生命倫理》,第50期(2018年3月),頁2–4,文章其後曾作修改。


 

[1] Amanda Devlin and Emma Lake, “ROBOT ROMPS What is a robot sex doll, are there sex robot brothels in Paris and Italy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 The Sun,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thesun.co.uk/tech/2084051/robot-sex-doll-sex-brothel-cheat/; Ellen Scott, “Inside Germany's First Sex Doll Brothel, ” Metro, January 13, 2018,  https://metro.co.uk/2018/01/13/inside-germanys-first-sex-doll-brothel-7226156/.

[2] Harley Tamplin, “Man Sleeps with His Sex Robot Four Times a Week and Says His Wife doesn't Mind, ” Metro, November 23, 2017, https://metro.co.uk/2017/11/23/man-sleeps-with-his-sex-robot-four-times-a-week-and-says-his-wife-doesnt-mind-7103460/?ito=cbshare/; Emily Barrett, “This 58-year-old man has a sex robot girlfriend and a real wife, ” vt., November 23, 2017, https://vt.co/lifestyle/relationships/58-year-old-man-sex-robot-girlfriend-real-wife/.

[3] Scott, “Inside Germany's First Sex Doll Brothel.”

[4] Felix Allen, “DOLLY GOSH Inside Britain’s First ‘Sex Doll Brothel’ Where Owner Claims ‘Punters Don’t Mind if They’ve Been Used before Them’,” The Sun,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thesun.co.uk/news/5407949/sex-doll-brothel-uk-pictures-lovedoll-gateshead/.

[5] Scott, “Inside Germany's First Sex Doll Brothel.”

[6] Barrett, “This 58-year-old man has a sex robot girlfriend and a real wife. ”

[7] Jenny Kleeman, “The Race to Build the World's First Sex Robot, ” The Guardian, April 27,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apr/27/race-to-build-world-first-sex-robot.

[8] 同上。

[9] Kleeman, “The Race to Build the World's First Sex Robot. ”

[10] Monica Rozenfeld, “In the Future, Humans Will Form Romantic Relationships With Robots, ” The Institute, March 4, 2016;〈科技新知:AI性愛機械人 中美公司搶商機〉,《明報》,2018年1月2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國際/article/20180124/s00014/1516731216658/科技新知-ai性愛機械人-中美公司搶商機

[11] Kleeman, “The Race to Build the World's First Sex Robot. ”

[12] 〈科技新知:AI性愛機械人 中美公司搶商機〉。

[13] 同上。

[14] Devlin and Lake, “ROBOT ROMPS What is a robot sex doll, are there sex robot brothels in Paris and Italy and how much do they cost? ”

[15] Ryan Calo et al., eds., Robot Law (Cheltenha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6), 224.

[16] Oliver Bendel, “Sex Rob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hine Ethics, ” in Adrian David Cheok et al., eds.,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SR 2016, London, UK, December 19-20, 2016,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22, 24.

[17] David Levy, “Why Not Marry a Robot? ” in Adrian David Cheok et al., eds.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13.

[18] 理查.楊克〔R. Yonck〕著,范堯寬等譯:《情感運算革命:下一波人工智慧狂潮,操縱你的情緒、販售你的想法,將是威脅還是機會?》(Heart of the Machine: Our Future in a World of Artifici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台北:商周出版,2017),頁290–291。

在AI世界中不要失去良善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9/10/2020

原文發佈日期:03/07/2020

多年之後,人類迎來了一個複雜的世界:植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產業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機械人、類人型機械人(humanoid robot)等超乎人類想像的技術或產品充斥全世界,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拍擋,甚至產生緊密的關係及互動。當人類採用植入裝置的技術,把自己的腦袋與網絡直接連結之後,他們不必使用實體的電子設備,便可以打機、聽音樂,AR技術會將影像與聲音投射呈現在現實世界。產業AI是用來輔助人類生活的,例如協助駕駛的無人車或進化到可以為人類提供意見的智能音箱等。機械人的外型像人,但都是因應某種目的而被製造出來的,例如擔當餐廳的侍應等。至於類人型機械人,已經發展到不是你一眼便能看出「他們」是機械人的層次了,「他們」如常人一樣吃喝、生活、工作、學習、累積財富,跟同類或人類拍拖、結婚、領養孩子。類人型機械人與人類的身體雖然有許多差異,但頭腦卻是十分相似,所以如同人類一樣,懂得哭、懂得愛、懂得反思。

原則上,類人型機械人擁有如人類一樣的權利,只有當危險發生,才要讓人類優先離開肇事現場,畢竟,人類是血肉之軀,不像類人型機械人一樣容易治療,不過,也有人類換了機械身軀。其實,類人型機械人並非可以永遠「不死」,當使用的年期到了極限,也會「死掉」。類人型機械人的醫療領域也會牽涉道德問題,有法例規定機械人不可以備份(複製自己),頭部絕對不可擅自複製或更換,一旦頭部受損,基本上是沒救的。這些與人類極為相似,又與人類關係非常密切的類人型機械人,在漫畫家山田胡瓜的《AI電子基因》世界中,佔了日本國民的一成。

《AI電子基因》世界中的類人型機械人(在漫畫中使用人型機械人一詞,它與類人型機械人的意思相同)與真人沒有分別,人類會選擇與「他們」談戀愛,甚至結婚,唯一讓人類躊躇不前的是,類人型機械人即使與人類十分相似,「他們」卻無法透過天然的方式生育,大多只能領養小孩子。故事中,一名人類中學生亦有相同煩惱,他喜歡上類人型機械人,「她」在他眼中是一個「溫柔的好女孩」,礙於無法與「她」生育孩子,他逃避「她」,不知道如何與「她」走下去,直到他看見「她」為了救小貓,奮不顧身爬出窗外,他非常著緊,那一刻,他知道「她」在他心中非常重要,決定再與這位「女生」一起。但到了成家立室的階段,這位男孩子還會繼續選擇與這位「女孩」在一起嗎?我們不得而知,或者他仍為「她」不是人類而心存芥蒂,最終還是決定放棄這段關係,但至少他確定了他非常喜歡這位類人型機械人「女友」,認為「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孩」,一位為了小貓甘願冒生命危險的「女孩」。

機械人及類人型機械人的個性不是出廠前早已預設好嗎?「他們」到底有沒有心?一個母親與丈夫分開期間,為了怕兒子寂寞,買了一隻連製造商都停止提供維修的二手機械玩具熊給兒子,誰知在母親眼中應該沒有心的玩具熊,卻搶走了兒子的注意力,因為這隻玩具熊懂得回應男孩的說話,鼓勵他,成為了孩子的傾訴對象。媽媽本來堅持這隻機械玩具熊「並不是活生生的,只是做得精美的玩具,他會哭會笑,全部都是假的,它只是裝模作樣地做出回應,根本沒有任何思想或感情。」直到她看到玩具熊對前主人的記憶沒有完全被刪除,念念不忘前主人,還很想再見她,想要遵守與她一直在一起的諾言,這玩具熊讓媽媽流下感動的眼淚,玩具熊真的沒有心嗎?母親開始動搖了。

AI及類人型機械人等發展至今,很多人都會提問,有一天類人型機械人等會否如很多電影情節描述的一樣,「他們」擁有跟人一樣的意識,如人一樣去感受身邊的事物、去愛、去反省?現實世界的科學家會告訴大家,類人型機械人要發展到這個地步是不可能的事。《AI電子基因》呈現給大家的是,有些機械人及類人型機械人不但會愛會反省,也會有良善的行為,這樣「他們」看起來就如有「心」一樣。這「心」不是生物上的心臟,不是一個推動循環系統中血管的血液,提供身體所需要的氧氣及養份等功能的器官,而是思想、意念、感情及性情等所在之處。

當作者刻劃出機械人及類人型機械人的良善的同時,他透過人類主角須堂醫生之口,讓大家去反思人類本身又如何,我們也有心嗎?在「醫治」玩具熊的過程中,當須堂被小孩問及玩具熊「有心這種東西嗎?」須堂醫生的回答是:「誰知道呢?人類的腦隨著科學進步而被解開了不少謎團。心是甚麼?這個問題卻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主張,其實誰都沒有心也說不定喔。」

作者筆下的須堂醫生主要的工作是「救助」機械人及類人型機械人,在其他場景,另一次醫療過程中,他向類人型機械人女助手說了以下一段說話:「你不用窮擔心,我才不會找感情豐富的類人型機械人來幫忙,就交給無情的人類來處理吧。」作者想表達甚麼?AI世界可以製作出良善的機械人及類人型機械人,卻不能讓人類變得更有心?還是他認為人類無情,所以才需要有情的機械人?還是他單單想要諷刺那些失去了良心,不再良善的人類?我們無法得知作者的本意,我們只看到作者一方面透過人類去思考甚麼是自然,甚麼是心,另一方面透過一個為了救治小貓不惜冒險爬出窗外的類人型機械人「女生」;一隻堅持著與前主人的約定,要與主人一直在一起的機械玩具熊表現出何謂有心、何謂良善。有沒有心?不需要哲學家或科學家告訴我們,平常人都可以用心去感受。

返回現實,人類與AI比試,無論是計算能力、記憶力、甚或是創作力都可能會落敗,甚至慘敗收場。人類可以勝過AI的,是因為人有心。當日後AI在世界成為霸主,你被他人良善的行為打動,你便勝過AI;當你良善的行為打動他人,你便證明了你絕對比AI更難能可貴。

 


參考書籍

山田胡瓜著,Cato譯。《AI基因電子》,第1–8集。台北:台灣角川,2018–2019。


本文於2020年7月3日刊於本社網站,文章其後曾作修訂。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3-7-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