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美國基督教右派簡史

余創豪博士   |   美國亞歷桑拿州立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 | 現任美國思科系統心理測量師
20/07/2010

在今天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背負著非常負面的形象,在公眾眼中,他們被視為一群自以為是,封閉保守的人,想把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念和政治議程強加在所有人頭上。在學術界,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克萊德威爾科克斯(Clyde Wilcox),將基督教右派定義為一個「企圖推動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新教基督徒參與政治行動的社會運動。」然而,基督教右派並不是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本文筆者並不站在任何派系之一方,我只試圖給美國基督教右派一個簡短的歷史描述。在許多政治社會運動中,都是先有一套主義,後有教條式的行動,如以馬克斯主義為主導的共產革命,但美國基督教右派並非如一些人所想,先有一套固定的理念,然後照著藍圖行事,杜克大學講師賽斯道蘭(Seth Downland)說得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議程,是產生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

在山上的城市 

在某程度上,基督教右派代表了清教徒的傳統,清教徒認為自己與上帝立了一個聖約,神帶領他們來到美洲,目的是建立「一座在山上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讓全世界都可以看見神的榮耀,而實現這一目標手段是傳播福音,它基於一個的信念:個人的轉化最終能夠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一九七五年之前,保守派基督徒遠離政治行動,因為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參與政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贏了兩次世界大戰,打敗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美國順理成章地成為全世界的道德領袖,這符合了基督教的理想,因為美國變成了令人仰望的「山上城市」。在二十世紀五零年代,福音派十分滿意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的管治,因為美國領導盟友對抗無神論者的共產主義,再次成為「山上城市」。一九五四年,為了把美國從無神的蘇聯區別出來,「以神之名,一個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這句話加進了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故此,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心目中,美國確實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此外,當時的傳統家庭觀念也合乎基督教理想,婦女在家中撫養孩子,墮胎尚未合法,公立學校還閱讀聖經和背主禱文。

一九六零年代之風暴和一九七三年的轉折點

但是,一九六零年代的社會和政治動盪大大改變了美國:民權運動、抗衡文化、婦解運動、移民增加、反越南戰爭、性開放革命、毒品氾濫、搖滾樂大受歡迎、嬉皮士運動……福音派基督徒開始感覺到,美國正逐漸失去傳統的價值觀。
 
基督教保守派強烈反對民權運動,例如許多美南浸信會牧師表示反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超保守的鮑勃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錄取亞洲和其他少數民族學生,但它並沒有招收黑人,這項政策在一九七一年才改變。當然這也有例外,傑出的佈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拒絕在種族隔離的教堂講道,馬丁路德金時常因為公民抗命而入獄,葛培理支付他的保釋金。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初期,福音派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政教關係方案,福音派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非正式的。葛培理與幾個總統都有密切的關係,葛培理給予總統建議,他贊同林登詹森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的扶貧項目、大政府倡議、越南政策,但他也有嚴厲批評詹森的其他政策。李察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亦是葛培理的密友,葛培理稱讚尼克遜處理越南戰爭的方式,因此左翼批評葛培理是尼克遜的「御用先知」。後來,水門事件令葛培理尷尬不已,此後葛培理對政治便一直保持低調。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贊成婦女有權在懷孕首六個月墮胎,托馬斯道浸信教會牧師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說:當天「我越來越相信,我不得不採取新立場。」難怪政治學教授喬恩希爾茲(Jon Shields)說:「如果沒有墮胎問題,就幾乎沒有基督教右派。」但墮胎並不是唯一的議題,同一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決定再不把同性戀看為病態。後來墮胎和同性戀權利成為了基督教右派的中心議題,因為兩者被看作是對傳統性倫理和家庭價值觀的威脅。一九七九年,福爾韋爾成立了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它標榜「親家庭」、「反墮胎」,成為一九八零年代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其中一個最大的政治遊說團體。
 
在神學思想指導方面,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基督教神學家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強烈主張基督徒需要進軍世俗文化,他認為世俗人文主義在美國的法律和政府中已經嵌入了反基督教的哲學,因此基督徒必須反擊。福爾韋爾的做法,部分靈感是來自薛華。

卡特、列根、布殊

在一九七六年總統競選中,福音派支持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卡特是浸信會基督徒,他承諾會恢復美國政治的道德標準。此外,卡特許諾,如果他當選,他將召開一個會議,研究聯邦政府如何能夠支持美國的家庭價值。入主白宮後,卡特信守自己的諾言,舉行了這樣的會議,但會議組織者拒絕定義家庭為異性戀、雙親家庭。亞拉巴馬州州長宣布他不派任何代表出席,因為這次會議違反了基督教的價值觀。
 
不消說,基督教右派對卡特感到失望,一九七九年他們轉而支持另一基督徒候選人--朗奴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列根在總統競選期間向保守派作出許多承諾,雖然他告訴人們自己反對墮胎和支持在公立學校祈禱,但他在政策上卻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相反,列根提名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奧康納投票支持墮胎的權利。其實列根採取了相當大的努力,去聯合藍領工人和溫和的共和黨人,他不想表現得與基督教右派太緊密而破壞平衡。一九九九年基督教右派作家卡爾托馬遜(Cal Thompson)重新審查這段歷史,他聲稱「二十年的戰鬥沒有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基督教廣播網(CBN)創辦人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牧師是另一個對列根失望的右派領導人,他認為與其支持另一個基督徒候選人,不如自己在一九八八年參加競選總統。這場運動導致了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創立,這運動是共和黨在一九九四年的選舉中接管眾議院,和喬治布殊(George Walker Bush)於二千年總統大選中勝出的關鍵因素。
 
在二零零四年的總統競選中,喬治布殊雖然因為伊拉克戰爭而不受歡迎,但他高調支持基督教右派的價值觀,因而令百分之七十八福音派基督徒投他一票。布殊跟卡特和列根不同,他試圖努力推動基督教右派的議程,在他的任期內,他經常徵詢福音派領袖的意見。

結論

在布殊時代,基督教右派已經成為貶義標籤,批評基督教右派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右派的理念被稱為「美國神權政治」、「美國法西斯」。雖然有些意見是正確的,有些則是誇大了,以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寫的【美國法西斯】為例,他認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是「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的領袖)和羅伯遜等人有一個破壞個人良知的大陰謀,但是這類全國性陰謀需要一個法西斯式的極權組織去執行。事實上,美國福音派是非常多元化的,當福爾韋爾成立道德多數派時,許多像馬克諾爾(Mark Noll)、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彌敦哈奇(Nathan Hatch)等學者都警告說,家庭價值的議程不可等同基督教的福音。佈道家葛培理汲取了自己的教訓,他也警告基督教右派領導人「在行使政治影響力時,要時刻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右翼不等同於福音派,基督教右翼是福音派的一個子集,福音派也有左翼和中間派。
 
「美國神權」的說法是針對基督教右派的反民主性質,但它也可能被誇大。在【基督教右派的民主優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一書中,喬恩希爾茲(Jon Shields)發現,媒體對基督教右派的描繪相當偏頗,誠然,偶爾福爾韋爾和羅伯遜公開發表一些令人難以容忍的言論,但這並非全貌。希爾茲採訪了三十個基督教右派組織,研究他們的檔案,並參加他們的培訓課程,他發現這些右派領導人教導成員禮貌地跟人對話,而且沒有以聖經作為唯一的論証依歸。

美國基督徒與政治關係之歷史的確有爭議性,我不能說他們已經嘗試過一切方法,但正如你看到,他們已嘗試了許多:強調個人得救,保持教會和國家分離的「清教徒模式」,保持與總統的友誼和給他們意見的「葛培理模式」,支持基督徒候選人,影響立法的「福爾韋爾模式」,把自己人放到關鍵崗位,甚至競選總統的「羅伯遜模式」,此外還有其他未在本文提及的模式,例如【旅居者】(Sojourners)創始人吉姆瓦利斯(Jim Wallis)推動社會正義,而不是側重於家庭價值觀。在未來還會有新模式嗎?大有可能。無論如何,艾森豪威爾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美國社會是多元化的事實,一種適切時代的新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相關文章

從業餘農夫到業餘販子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3/03/2022

自幼就喜歡種植,無論是花是瓜是菜,甚麼都嘗試去種,喜歡種植因為喜歡經歷神蹟。每撒下一粒種子就是撒下一個期望,期望會有成果。可是,由種子到幼苗到收割,都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要有成果就像期盼有神蹟出現一樣。

兒時家裡沒有田也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幾呎長的花架連接在大廈牆身,跟著媽媽用花盆種馬鈴薯、桔仔和各種不懂其名字的花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長得挺好的馬鈴薯葉突然枯死了,媽媽就連忙倒空花盆,抓抓下就抓出一個薯仔來,那種驚喜又豈是城市人所能理解?原來植物也如人一般需要經過先死後生,才可轉化生命。一粒種子若不死了,就不能成苗;更不能結出果子來。

原本退休是打算多出外旅遊,所以沒有計劃在新屋後園開田種植,但COVID-19的突然到訪,被家居令限制下,只好開拓一塊小田過一下種植癮。當人人都困在屋,人人都去開田、美化前園、攪攪大大小小的園藝工程時,幾乎把開墾花園所需各樣的材料掃空,Lowe’s和Home Depot的貨架比超市的還空呢!

多年前吃瓜的時候因為愛惜其種子所以把它保存下來,猜不到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於把手上所有不知甚麼瓜的種子撒下去,心想將來種出甚麼瓜就吃甚麼瓜。發芽後,憑經驗估計它是冬瓜苗,因幼苗實在太多,於是就四處求人收留它們;希望找到愛惜它們的主人。最後剩了幾株苗,因為愛惜這些瓜苗,本來不是最愛種冬瓜,但亦決定把它們種在小田上。結果出人意表,該年夏天豐收冬瓜!

由於吃完冬瓜所剩下的種子實在太多,因為愛惜它們而捨不得棄掉,跟大女兒聊聊;靈機一動,決定放在網上賣,希望與有心人分享。無心插柳,冬瓜種子竟然大受歡迎,被種子網站睇中選來在Google賣廣告,只要以冬瓜兩字搜尋,就自動推介了我家的種子。冬瓜種子炙手可熱,不用減價仍有人搶著要;我們更一度成為best seller。因為開設種子店戶口時定錯郵寄國家選項,連南美國家也有人詢問如何可以落單購買冬瓜種子呢。最後還未到賣種子的高峰期,冬瓜種子和手上所有以前存落的各類種子都已全部售罄。當一粒種子有了自己的價格後,人們若想擁有它就得要付出真金白銀;這樣一個交易過程,讓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種子變得矜貴起來,使人更愛惜它;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愛惜種子的好方法。

幾年前與一位朋友聊天,無意中提到糧食短缺和基因改造的問題,估計一兩代之後的人所食的果實植物全部都是沒有種子的(seedless),也沒機會吃到基因沒有被改造過的食物的原始味道。我們現在吃的橙、西柚、檸檬、提子、西瓜……沒有核的植物多不勝數。當時,還無意中創作了一句「偉大」的名言:將來擁有種子的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朋友聽了後,神情謹慎嚴肅,口中還像諗咒語似的說著那句「名言」。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下意識地會保留一些種子,當時也沒有種子可以使人發達的意識,只想為下一代保留一些接近原本植物被創造時樣式的種子(食物),他們將來可以拿來種,嘗嘗口福,吃到別人吃不到的原味食物。

最近與大女兒聊天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會成立種子庫(seed bank),保留每一類植物的種子,他們應該是最早最愛惜種子和最富有的人。執筆時翻閱資料才發現現時全球約共有1,000個種子庫,美國有20個,[1] 而全球最大的種子庫是位於挪威的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2] 另外,還有英國的千年種子庫(Millennium Seed Bank),除儲存瀕臨絕種的植物種子外,更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植物種子類別儲存庫。[3] 此外,很多機構和自願組織也樂意接收人們耕作收成後所剩下的種子,我們又可以找到多一個愛惜種子的方法了。

之前曾聽人說過:無核很方便,容易食。這也許是商人們的廣告,洗腦成功?我們家有一句名言:「乜芒果有核嘅咩?」因為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負責舔核,孩子總是負責吃肉。可能不久以後,連芒果也完全是seedless的(現時已有些芒果的核非常細小,它的種子不是一個活的胚胎,所以並不會發芽),[4] 不知屆時人們會否懷念舔芒果核的樂趣?其實無核植物的種類實在太多,多到令人有點心寒。

畢竟天災再加上人禍,當下的烏俄之戰(有報道指兩國的大麥小麥出口佔全球約三分之一、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8成) 、[5] 世紀疫情(不論前線農夫或運輸工人因太多人感染令開工的人數不足)、輕農重商、重科技的國家政策等等……讓我們更關注糧食供應問題。看來我們都要盡一己之力,不但要愛惜食物,也要成為開拓糧食源頭的一份子。

在疫情這兩三年裡後園已開拓了一塊又一塊田,實行大量種植,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兩餐瓜菜是來自自家土產的,每星期只需要買兩三磅菜補充下就夠了。吃慣自己種的又甜又嫩的有機瓜菜,反而吃不慣外邊買來的呢。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於疫情和逆情下,很多都紛紛大有大種,小有小種。有的朋友自己在新界開農莊,把爛地開發成一行一行的10呎乘2呎的田租出去。有的朋友與朋友合夥租一行田來耕種,每人輪流打理植物。有的朋友實行做家居農夫,創意地在狹窄的家裡找到一小片空間發芽菜、種荳苗、種蘿蔔葉、車厘茄等等。有的為散心、為增添正能量。有的為一旦被禁足時可以「有啖菜食吓」。無論為了甚麼,可以間接為糧食源出一分力。

從未想過,星鏈(Starlink)高速網絡科技競賽的年代,人類要關心的並不是是否趕上新科技免得自己落後;而是要關心糧食源及其原始質量,免得自己受災。但願你我都能愛惜造物主厚賜給我們的食物和在它裡面蘊藏的無限生機。

德州「心跳法案」掀起的政治風波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5/11/2021

墮胎是一項醫療程序,也是一個倫理議題,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胎兒的生存權利,也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婦女的權益。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法例,容許婦女在甚麼情況下合法地墮胎,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議題,當中也牽涉政治考慮。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歷史性的判決,裁定德州的法例限制婦女墮胎屬違憲,並指出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私隱權範圍,婦女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因此各州份對於墮胎週數的限制各有不同,通常是在懷孕22至24週後限制或禁止墮胎。[1]

「羅伊訴韋德案」成為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里程碑,但美國國內對墮胎的爭論卻從未結束,支持婦女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與擁護胎兒生存權(pro-life)的兩派人士,仍致力游說各州政府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下制定州內的墮胎法例。

Pro-choice一方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寬鬆的墮胎政策,希望消除婦女接受墮胎的障礙。有關人士認為胎兒只是母體的一部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人,因此女性有權為自己的身體作決定。他們認為墮胎能有效減少少女懷孕,稱這是對弱勢群體的女性提供完成學業的保障。而降低合法墮胎的各種限制也會減少女性尋求非法墮胎的情況,由於合法墮胎服務較為安全,這對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帶來保障。

Pro-life一方則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嚴格的墮胎政策。他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及可貴,認為墮胎剝削胎兒的生命權。儘管胎兒無法在離開母體後獨立存活,但仍然是有生命的,雖然未出世,已是潛在的人,其生存權亦應該受到保障。而不少婦女在接受墮胎後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除了爭取收緊合法墮胎的胎兒週數限制外,也希望訂立進行墮胎程序前的冷靜期、強制輔導制度及超聲波檢查等,提供足夠空間讓婦女冷靜地作決定。

過去不少美國州份都嘗試過訂立「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程序,這大大收緊了「羅伊訴韋德案」中容許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墮胎自主權的限制,因此這些州份的「心跳法案」往往被聯邦法院裁定為違憲而無法通過。

不過,2021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此法案並沒有直接下令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手術,但除了緊急醫療因素可獲豁免外,任何美國公民可向任何協助、或有意圖對懷孕六週以上者實施墮胎的婦科診所提出「民事訴訟」,因此協助手術的醫生、支付手術費用者、診所工作人員、甚至連運載孕婦到診所接受墮胎的司機都可能遭到起訴,藉此來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程序。

此法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有民眾將法案告上美國最高法院,但法院以5:4的比數,拒絕審議,令法案如期在今年9月1日在德州生效。[2] 美國司法部亦為此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3] 不過,美國司法部仍在尋求最高法院頒令擱置德州「心跳法案」的執行,並已將文件呈交最高法院。[4]

美國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隸屬共和黨的他委任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讓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數佔全體三分之二,這將對pro-life一方有利。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決議或會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並左右全美各州有關墮胎法例的執行。

墮胎是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充滿爭議的課題,pro-life與pro-choice兩方各有大量的支持者,因此德州的「心跳法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申出全國性的爭論。我們繼續觀察事態的發展,留意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看看會否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風波。

相對於美國,香港在墮胎一事上的爭論不大。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懷孕對孕婦的生命、生理或心理健康構成的危險較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將會因為身體或心理的問題導致嚴重殘疾,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孕婦可在政府指定的醫院或診所進行合法墮胎。但如果孕婦懷孕超過24週,除非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一律禁止進行墮胎程序。

雖然香港法例規定懷孕對孕婦構成危險才能合法墮胎,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將懷孕對孕婦的心理影響放大。說得直白一點,只要孕婦在懷孕24週內打算墮胎,都不難找到合法墮胎的理由。

墮胎與否關乎腹中胎兒的生命,需要謹慎思考才能作決定。香港是否也可設立冷靜期,提供空間讓孕婦就墮胎一事,再仔細思考利弊,以免在衝動的情況下作出令自己後悔一生的決定呢?


[1] 詳情可參考:張勇傑:〈墮胎的抉擇〉,《燭光》,第128期(2019年9月),頁12–13,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墮胎的抉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1日)。

[2]〈美國德州墮胎權爭議 最高法院向右轉出手推翻〉,聯合新聞網,2021年9月4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206813/572207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1日)。

[3]〈美司法部爭取暫擱德州心跳法 上訴法院駁回〉,聯合新聞網,2021年10月15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6813/58194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1日)。

[4]〈拜登政府尋求最高法院頒令阻止德州心跳法繼續生效〉,香港電台,2021年10月19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15824-20211019.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1日)。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美國精英文化尊重「無用之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07/2021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2020年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12/2020

如果我問大家:「美國是甚麼社會?」我相信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國是民主社會。」那麼,民主又是甚麼呢?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有句名言:「民主是一種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 social and individual)。」他指出,民主並不只局限於政治形式,或者怎樣去立法和選舉出政府官員,民主還包含了每個公民在不同的群體、社區都可以公平地參與和貢獻。杜威生活的年代由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他見證了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狂熱,1920至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還有1929年之後全球進入經濟大蕭條,這些危機都促使到杜威反省到,單單是民主形式並不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他認為教育在促進民主的生活方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育可以令人「有智慧地參與社會」(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而民主制度就是將這些個人智慧組織起來的方法(democracy as a method of organized intelligence)。

這是一個遠大的理想,在現實中似乎二百幾年來都行之有效。可是,今天美國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在極端主義和反智的大氛圍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有組織的反智主義」(organized anti-intellectualism)。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就是紛爭可以通過選舉程序、法律架構、理性討論去解決,當以上一切都被否定之後,我們便只能回復到槍桿子出政權的演化規則。

早前,一位名叫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前網絡安全官員在否定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關於廣泛選民欺詐的指控後,特朗普將他解僱。特朗普律師團隊之一的喬.迪杰諾瓦(Joe diGenova)說:「任何認為選舉進行得很好的人,像曾經是網絡安全負責人的那個笨蛋克雷布斯一樣,是甲級白痴,他應該被拉出來扣留。 在黎明時將他射殺。」後來迪杰諾瓦道歉。他當然需要道歉,律師怎能提倡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

2020年12月1日,總檢察長巴爾(Bill Barr)宣佈沒有找到證據,顯示大規模舞弊改變了總統大選的結果,他還說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都已經檢查過道明尼系統軟件,但沒有發現到轉移選票的證據。我可以想像到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十分失望,本來,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我們應該需要尊重司法程序,舉例說,2019年12月18日,特朗普因為通烏克蘭門而遭到眾議院彈劾,結果特朗普全身而退,即使反特朗普的人十分希望彈劾成功,令特朗普黯然下台,但人們仍然要尊重國會的決定,不能夠因為不滿意結果而輸打贏要,甚至去否定整個制度。然而,現在陰謀論者卻堅持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各州政府、各級法院……都不可信,坦白說,用「反智」來形容這種現象已經算是客氣。 

當天,茶黨在《華盛頓時報》刊登了整頁廣告,要求特朗普總統頒佈有限度的戒嚴令,讓美國軍方監督另一場選舉。不少YouTuber對巴爾口誅筆伐,很多網友的留言令我不寒而慄,例如:「對付叛國份子只有以毒攻毒,川普(Donald Trump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應運用國家戒嚴法,先抓幾個頭目以制敵嚇敵,讓其他的叛徒懼怕而自行投案。」「想想當年的華盛頓會如何做,行動!帶領效忠憲法的軍隊堅定地平叛,保衛美利堅!」「總統先生可以行動起來了,您已給他們很多時間,他們不悔改,還頂風作案無視法律,應該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司法部長這麼說也有可能是表示司法程序這條路被堵了。要是川普把一切賭在最高法院,鬼才知道有沒大法官昧著良心來判。還是直接戒嚴令,賭軍隊站在自己這邊。贏了抓人,輸了被抓。」「希望川普不要心存幻想了,以美國現在的狀況,很難於還其公道,必須施行戒嚴,保留證據,國家權力介入進行調查,以叛國罪抓捕一切叛亂分子,撥亂反正,把國家帶回正常道路上來。」「強烈支持川普總統宣佈戒嚴。現在美國的司法部門和FBI似乎都被已經叛變。在這樣不利的狀況還堅持打法律戰的話實在太吃虧了。」「司法部長太失職,也是個極左人物,我們必需要拉他下台,回家面壁思過。」亞特蘭市晨星教會的牧師約翰尼.恩洛(Johnny Enlow)亦公開宣佈,特朗普有權宣布戒嚴,逮捕政敵,甚至可以處決他們。Youtuber袁弓夷曾經說拜登(Joe Biden)贏得大選是一場「政變」,其實特朗普支持者所鼓吹的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變。

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州長和州務卿宣佈拜登贏取了該州的選舉人票之後,特朗普馬上和他們劃清界線,特朗普的支持者對負責點票的人和家屬發出死亡恐嚇,加布里埃爾.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是喬治亞州州務卿辦公室的投票系統執行經理,他對這種情況很生氣,他公開地說:「總統先生,你沒有譴責這些行為或這種語言;參議員,你沒有譴責這種語言或這些行動。這必須停止,我們需要你站出來,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到底這是美國,還是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

有些讀者可能會說:「那些人說說而已!沒有人真的會發動武裝政變的。」事實上,在過去執法人員已經拘捕了很多收藏大量軍火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政府份子,1995年奧拉克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的發動者就是反政府的極端主義者,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0月,有14名白人男子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和推翻州政府。除了計劃綁架州長以外,他們還密謀佔領州議會大廈,並公開處決州長,他們發動政變的原因之一是反對州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美國,槍械管制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議題,反對槍械管制的人認為憲法的《第二修正案》賦予他們擁有武器去自衛的權利,其實,美國人所說的「自衛」並不只是對付小偷和搶匪,「自衛」還包括了在「暴政」壓迫下保護自己。因此有不少美國的民兵組織收藏大量軍火,以備不時之需。那麼,甚麼才算是「暴政」呢?是不是好像納粹集中營或者赤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呢?非也!要求你戴口罩就是侵犯自由的「暴政」!2020年5月,密歇根州州長宣佈了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措施之後,一大群抗議者拿著機關槍衝入了州議會大廈,以表達對州政府的強烈不滿。當時人們掉以輕心,想不到五個月之後州長差點被綁架和殺害。現在有些人呼籲戒嚴和出動軍隊,也許這只是「發牙痕」,但誰又會料到幾個月之後會否噩夢成真呢?套用喬治亞洲選舉執行經理的說話:「總統先生!參議員!我們需要你站出來說幾句話,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 

按照杜威的理論,在教育發達的國家,人們應該訴諸科學研究、理性討論、民主精神,去參與決定怎樣的防疫措施最有效。可悲的是,現在抗疫爭論需要出示機關槍和用綁架手段去解決。在選舉結果出現爭議的時候,人們應該相信整個制度是有組織的智慧,而且應該慎思明辨,不要隨便相信社交媒體流傳的消息,可嘆的是,現在人們相信自己就是權威。 

如今好像是時光倒流,彷彿2020年已經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仍然在路邊徘徊。 

 (原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0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留與墮的抉擇 反思生命的價值

黃煒 | 香港城市大學實習學生
16/09/2020

由明光社主辦,小小生命及喜樂生命協辦的「留與墮的抉擇」活動於8月6日透過網上平台舉行,藉真實個案改篇的《愛.生命》微電影系列〈責任〉探討生命意義。當晚有幸邀請到小小生命發起人杜慧妍小姐任分享嘉賓,活動有57位朋友參與。

微電影中,女主角在參加葬禮時遇上一位小女孩,回憶起曾未婚懷孕及選擇墮胎的經歷。年少時她曾堅持不發生婚前性行為,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妥協。因男友漠不關心和在恐懼驅使下,她扼殺了腹中胎兒的生命。

其實生命不是一個包袱,而是一份恩賜。杜慧妍分享到自己年青時在感情中迷失和墮胎的經歷。她在缺乏愛的環境中長大,母親誕下她之前也曾多次墮胎,長大後,她在戀愛中尋找被愛的感覺。她以為只要成年就可以發生性行為,只要做好安全措施便可以,即使不幸懷孕亦可以去墮胎。結果,她先後兩次墮胎。經歷了身心靈的創傷,才開始思考甚麼是生命,為甚麼生命的重量如此輕?

明光社

後來,杜慧妍的身體出現了婦科毛病,並進了醫院,一位醫生在看完她的病歷後當眾說:「你隨便跟人睡,又墮了兩次胎,一輩子也不會好。」醫生的態度令她對人徹底失望,因而轉向尋求上帝。在信仰中,她經歷到無條件的愛,感到上帝的接納和不離不棄,並意識到自己當日放棄的小生命是如此寶貴。當懷孕婦女選擇墮胎她們腹中的小生命會被當成醫療廢物扔掉,不被任何人紀念。她從心底悔改,領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幫助這些小小生命。

明光社

現在的杜慧妍學會如何去愛,亦明白性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應留在婚姻之中。而個胎兒都是獨一無二美麗的,都應受到保護。以墮胎作為解決意外懷孕的方法,並不會婦女的卸下包袱,更會她們的人蒙上陰影。她成立了小小生命,致力幫助危機懷孕的女性及其伴侶和家人,期望透過倡導、教育和服務,帶來生命和社會轉化。

明光社認同此理念,希望年輕人能學會保護自己、尊重生命。本社過往一直為不同學校舉辦性教育講座及工作坊,提倡有價值信念的性教育,歡迎有興趣的老師致電2768 4204與本社職員聯絡。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有話如何說——閉門會議小規則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11/2019

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常常會出現閉門會議。有時,為求快速和容易理解,我們會期望有參與會議的人士出來整理和說明一下會議的內容,但有時會議性質不同,與會各方可能因著不同情況說不同的話,有些話又不想在公開場合表達,或者因著各種原因,於是不少會議也有不同的對外發佈傳統,這些傳統最重要的目標,是盡量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令外界知道會面的進展,同時又將對參與會議者構成的影響,減至最小。

在各種表述當中,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最簡單就是出一份聯合聲明,向外發佈會議情況和成果,這種做法就是所謂「夾好晒」(彼此已協定好),出來的東西都是雙方均同意的,而很多時新聞的焦點往往會落在原本有討論但最終不在聯合聲明中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有爭議但沒有共識的東西。不過,若然大部份內容都能寫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取得相當共識,仍有爭議的自然會避而不談,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矛盾。

如整個會面均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可能就會用「各自表述、互不引述」的方式處理。換言之,與會各方只會說自己的意見,而不會引述其他參與會議人士的意見和回應,若然別人追問,他們的回答必然是:「你要請他回應,我不能代他回答。」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人只對自己的說話負責,避免錯誤引述或透露了對方不想公開表達的說話,所有的提問對方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應。不過這種做法的壞處是,對於需要具體知道會面情況的人,往往要四出打聽不同與會者或團體的說法,之後才能砌出一幅比較整全的圖畫。這往往是專業記者的工作,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巿民看到的應該是經記者整合了的版本。

可以想像,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只要有人選擇不做任何回應,旁觀者也無法整體地了解會面情況,最多只是一面,或多面之詞而已,又因為互不引述,所以有時只能得知各人意見,但會議中是否有「火花」,當中各種觀點如何碰撞,外界不得而知。同時又因為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結論,旁觀者難以估計事件的走向或者發展,最後淪為各說各話,有關報道讀起來就像八卦新聞一樣。

另有一種稱為Chatham House Rule(漆咸樓原則),這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為提高會議透明度,但又保障各人私隱的一個做法,當中的規則是:「如果一個會議,或會議的一部份,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進行的話,則與會者可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訊息,但不得透露演講者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與所屬機構。」

明光社

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罕有地強調部份閉門會議以此規則進行。這個做法的特點是,政府和與會者均可以引述有關人士的說話。我們不難發現行政長官在不少發言中也表示「近日聽到一些聲音……」之後引述該人士的說法。同時我們亦會在媒體中發現不少用「消息人士」作為新聞來源的稿件。這種做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就是各人均可引述其他人士的意見;不過這種做法的缺點是,這些所謂的消息人士的說法,最後當事人可以不承認說過有關的話,要追尋來源也不容易。

在未有共識之前,不同持份者往往希望透過閉門會議,或收風,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原本在民主社會甚為正常,但當社會失去正常的信任,這些會面之後所吹出來的風,在未得到同意下被具名具姓的公開,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只會傷害社會各方的彼此信任。這時每個消息發放者都需要問,就是如何權衡公眾利益、知情權和社會契約中的信任。同時,每個持份者也要想想,在這個愈來愈難保密的世界,若然沒有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信心,就應細心考慮是否出席會議和是否發言。

在這個世代,每句說話均有影響力、均代表一份責任,慎言是美德。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如何幫助信徒了解不同意見的人……我有話說

吳慧華 | 受訪者:雷競業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 撰文: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9/2019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明光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