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重新開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9/09/2013

開學了!對學生來說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無論上學年在學業成績、品行和課外活動各方面的表現如何,新的學年所有分數可以重新計算,就算過去曾經「捧蛋」,亦不會拖累未來一學年的成績,仍然有機會重新做人,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當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這種每年「重生」的機會沒有了,特別在現今的社會氣氛,任何人一旦參與公共事務或成為新聞人物,就會給別人「起底」,就算幾十年前的陳年往事亦不會放過,更會以今日的標準去量度十年、甚至幾十年前的事,而且往往會禍及家人。這種肆意侵犯他人私隱和令曾犯事者永不超生的文化,已愈來愈可怕。

當然,社會不是學校,一旦犯錯,便要承擔責任,不能簡單期望明年又是一條好漢。不過,動輒要見血、甚至人頭落地的文化,卻又令人心寒。林老師以粗口罵警的事件,雖然當事人已就事件向學生和家長致歉,並於九月請假,校方亦已經作出處分,但有團體仍繼續在開學日前往學校抗議,為校方和學生帶來不必要的滋擾。其實,當一個人所受的處分與他所犯的錯不成比例地高,便會帶來反效果,令犯錯的人變成受害人。對政府官員和政客也一樣,當一個官員或議員犯錯,大家若動輒要對方下台;或者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一些過去的事,除了會令犯錯者死不認錯之外,亦會令一些旁觀者轉而同情當事人,也令輿論的焦點偏離了原來的問題。

有誰敢保證自己一定不會犯錯?特別對於一些很久以前曾經犯錯(或做了一些未必合符今日標準的事),但不涉及刑事,而多年來已經有明顯改變的人,大家何不放下自己手上的石頭,以較寬大的心胸去對待知錯能改的人。雖然我們對公眾人物會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但總不需要動輒破口大罵,甚或要求人頭落地。對一些願意承認過失並努力改過的人,大家為何不給他們一個機會重新開始?

開學日是學生可以重新開始的日子,其實作為成年人,有時何嘗不需要有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呢!
 

曾經刊載於: 

《基督教週報》第2559期 8/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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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恐懼情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近日不少人在談社會局勢,不時都有很多情緒化的反應,當中尤以恐懼為甚,驚被捉,怕被害,收到恐嚇短訊,人心惶惶。很多人念茲在茲的說不少人叫自己離開,不要留戀;又有些人擔心自己去到外國生活會被歧視和欺凌,不會很快樂,進退之間也充滿著擔憂和恐懼。究竟我們可怎樣自處?牧者可以怎樣與肢體同行?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表示,要了解恐懼,找到來源,辨別它和實際情況的分別,再好好計劃如何面對恐懼來襲,這樣自然能處理恐懼。

明光社

恐懼,對一般人來說,是一種感覺,就是驚,不過在心理學中,驚至少分兩種:明確、不明確。張燕鈴表示,所謂明確,就是具體、清楚的,例如驚狗、畏高、怕失去自由,這些事物都是具體的。驚狗這恐懼亦很明確,恐懼的事物是人可以接觸到,驚狗的人甚至驚到一個地步,連可能有狗的地方都不敢去。張燕鈴說:「佢可能就會諗,去元朗可能好多狗喎,咁樣佢會對入元朗卻步,但如果諗到解決方法,例如行開或者用枝嘢對著牠,咁就無影響入元朗的決定,某程度上這恐懼又不是很明顯,唔會因為恐懼而改變決定。」

另一類是不明確的恐懼,例如在一種環境中,覺得無力、無助,因為覺得事件有很多不確定性, 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令結果存在很多變數。這類恐懼有兩個特點:一、往往會容易令人很單一地看事物,或者只選擇會令人驚的部份來看,從而令自己更驚;二、驚的人會找很多他認為相似的事例去強化自己的驚,令恐懼加深累積。

遇到這類情況,張燕認為有兩件事可做。第一件事:要分辨他驚的事是甚麼,以及了解它與個人自身經驗的距離。筆者在此舉個例子,如有人看見新聞報道,近日有曾在遊行示威中出現的人士不斷遭拘捕,於是他很擔心自己也會被捕,他驚的原因是自己也曾出現在現場,此時如果你能與他細心分析被捕人士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在程度方面有何分別,這種分別可以令人將恐懼拉開一個距離,甚至可以令他分辨到不同程度的參與和結果的分別,他的恐懼感就會自然減輕。

當然,即使他的恐懼其實與實際情況有很大落差,甚至可能與他相比,排在前面比他更驚的人應該更多,但他仍然會驚,因為恐懼有另一個特點是問題會不斷重複,當他繼續不斷看有關資訊時,會引發他的情緒。這時張燕認為可以做第二件事:作最壞的打算,在已有資源中好好計劃可以做的事,掌握自己生活的節奏。

她說:「香港社會氣氛或政治氣候咁差,呢樣嘢我可能改變唔到,但有啲嘢可以用我的資源做到,人對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控制感)大一點時,就唔係被動的回應環境,我會覺得我有得揀,亦唔需要咁驚,因為唔係打到埋嚟就要硬食,其實我有啲嘢可以做。」是故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