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隔離有人嗎?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1/11/2020
專欄: 
有情無國界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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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疫情下爸媽的難題與出路

傅丹梅、林天然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林天然(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4/11/2020

疫情經過10個多月仍沒有受控的跡象,很多人出現抗疫疲勞,基層家庭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本社在過去幾個月,走訪了近30個基層家庭,希望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一些實質的援助。[1] 在這些探訪中,發現不少基層家庭的環境,存在著一些不利孩子成長的因素。本文嘗試探討當中的問題,並訪問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兼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廖廣申醫生,提供一些專家建議及出路。

1. 家暴

在所探訪的家庭中,家暴的情況並不普遍,但仍有嚴重的個案。有一個三口之家,六十多歲的父親經常打罵七歲的兒子,例如在吃飯時,父親認為自己大聲說話,以及將口水噴到兒子的碗中也不是問題的,當他看不順眼兒子的行為時,更會隨時用粗口罵他,還試過因兒子過度活躍而對他大打出手,以致他住了十多日醫院。到後來,家人才發現原來兒子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明光社

廖醫生認為疫情未必能在短期內受控,市民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長期的抗疫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市民可以外出到公園散步,維持社交生活及保持興趣,容讓自己有適當的放鬆及安靜時間。作為家長,不但要照顧孩子的需要,更要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情緒,假如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身心俱疲,要盡早尋求幫助,如學校社工及專科服務,不要自己獨力承擔。家長如出現失眠、胃口或體重下降的情況,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脾氣變差、容易動怒、情緒焦慮、有絕望及放棄的心態,這表示家長自己已出現焦慮或抑鬱的警號,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要有效照顧及管教子女,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及身體。

2. 婚姻問題

相對於家暴,單親家庭的情況則較普遍,約佔整體探訪家庭的三分之一。而當中大多數是單親媽媽與孩子一起生活,還有一些情況是媽媽正在面臨被丈夫拋棄。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媽媽都很愛孩子,但由於要應付生活種種壓力,她們都顯得無助、力不從心。其中就有一戶,當我們去探訪時,發現其家中堆滿雜物又有跳蚤,連一個落腳處也沒有。如果說父母的愛乃一家的支柱,那麼破裂的婚姻加上缺乏父親的形象,又會帶給孩子甚麼影響?

廖醫生認為單親家長不要擔心別人的眼光,羞於尋求幫助或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事實上,社會上很多人的願意幫助他們。兒童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對他們的發展較有利,對於缺乏父親角色的家庭,孩子對於男性性別角色較為模糊及負面,欠缺模仿對象(model figure),媽媽可以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群體活動,接觸多些人,尤其是男性,讓他可以有正面的爸爸或男性形象,這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心智發展及價值觀培育都有幫助,例如可以讓孩子參加教會的團契或童軍。至於家中堆滿雜物的問題,可能是居所實在太擠迫,要放的物件太多,也要看看堆積的是甚麼東西,對於基層家庭,一些過期的罐頭對他們來說並非垃圾,乃是食物,如果雜物實在太多以至沒有活動空間,可以協助他們用斷捨離的方式檢視一下囤積的物品,能捨棄的捨棄、能送人的送人,剩下的物品可以買些膠箱或櫃,將它們整齊地放好,執拾過程亦可以帶來樂趣及滿足感。

3. 打機/網沉溺

家長可能忙於應付生活,亦可能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家庭的孩子抗疫期間都終日在家打機,家長亦知道過度打機對孩子有諸多壞處,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上網沉溺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引致他們出現學習、健康、心理、親子及態度問題已經超越毒品、酒精及賭博等問題,因為疫情令孩子離不開網上學習及做功課。廖醫生鼓勵家長盡早嚴肅處理子女的上網時間,自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除了必須的上課學習,嚴格控制上網時間為每日兩小時內,打機更要每15分鐘便暫停休息。對於已沉迷打機的子女,則要以戒癮的方式處理。家長切忌以沒收手機/電腦及切斷網絡/電源方式處理,因為這樣做容易激發子女反抗的情緒及行為;相反,應在大家情緒穩定及冷靜的時候處理。首先要尋找其他健康生活的代替品,如讓孩子發展其他興趣,獲得滿足感,循序漸進減少打機時間,逐漸改變子女的生活模式。

香港人快樂嗎?

2020年是令香港人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市民在努力抗疫之餘,亦在疫情下繼續工作、上課。社會氣氛不佳,大家的心情亦受影響。有調查在2020年9月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收集到超過1,800份有效問卷,發現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2020年的開心指數只有6.16分,與2019年的6.15分只有些微差距,調查機構指這反映受訪港人的開心指數持續低迷。[2] 另一項在2020年10月發表的調查則發現,在網上收集到逾500個市民的回應中,分別有40%及37%受訪者有較高風險出現焦慮及抑鬱。調查由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服務)程志剛在發佈調查時指,近期有七至八成的求助個案都與疫情相關,求助內容主要是疫情下的工作壓力、管教子女及憂慮感染風險。[3]


[1] 明光社屬「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認可執行單位之一,主要服務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合資格劏房住戶。有關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

[2] 〈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 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10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85966/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E3%80%80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3] 鄺曉斌:〈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 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香港01》,2020年10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36047/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 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由永遠的外國人說到族群衝突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1/2020

9月初,筆者在一所大學裡舉辦了一個關於亞裔文化心理學的研討會,亞裔美國人的刻板身份之一是「永遠的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這意味著,無論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居住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土生土長的公民,我們仍然被標籤為外國人。

我也有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的第一手經驗,早前,我和一名白人男子發生了輕微的磨擦,他以嘲諷的口吻說:「這個人不懂英語。」 我笑了,筆者執教鞭多年,我清楚知道大部份美國人的英文水平是怎麼樣,我猜想自己的英文寫作能力會比這名白人更好。而且, 嚴格來說,美式英文並不是最「正統」的,英式英語才是。

後來那名白人對我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裡,請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罷!」 過去,若我遇到此類情況,我會息事寧人,但現今天我不會再保持沉默,我告訴他:「你不能要求別人離開,這原本不是你的土地,這片土地屬於美洲原住民,白人從他們手上奪走了這片土地!」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但他的語調聽起來很像特朗普。2019年7月,特朗普總統表示,與議長佩洛西發生爭執的四名少數族裔女性國會議員應該「回到他們的祖國」,而不是「大聲且惡毒地告訴美國人如何管治政府」。 實際上,這四位國會議員中有三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移民。其言下之意是:這些非白人的女議員是「永遠的外國人」!諷刺的是,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將「滾回原處」之類的說話定性為「潛在的種族騷擾」(ethnic harassment),所以這是非法的,不過,這項法律並不適用於特朗普總統身上。

美國是移民國家,白人、黑人、西裔、亞裔……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只是抵步的時間有先有後,很不幸,近年來在最高領導層的支持下,白人至上主義有如山火般燎原。

以上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很多社會都有族群衝突,例如台灣便長期存在著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台灣本省人是指二戰結束之前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他們主要是河洛人與客家人,而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是指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從中國大陸搬遷至台灣的移民及其後代。

有趣的是,在2016年出現了一個「台灣版的特朗普」,公民記者洪素珠自認是日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她於高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侮辱一位外省老人,她說對方是「中國難民」,洪素珠向他喊道:「你們回去好嗎」、「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其實,她有甚麼資格要求外省人「回家」呢?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是後來的移民,真正的臺灣人是達悟族、魯凱族……等原住民,在17世紀漢人移居到台灣之前,原住民在該島已經生活了約8,000年。所謂「高山族」、「山胞」,其實是被漢人驅趕到山上的土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洪素珠的行為受到朝野和藍綠兩個陣營齊聲譴責,蔡英文表示:「任何仇恨的言論,我們必須加以譴責;任何族群的偏見,我們要立刻停止散佈。」這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風範!台灣不但在抗疫上值得學習,在處理族群衝突和反歧視方面亦比美國優勝。

執筆之際,美國再一次發生種族衝突,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一次警方掃毒行動中,警察誤殺了一位名叫布蕾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黑人女子,但在她的公寓中根本沒有毒品。同年9月23日,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殺死泰勒的警察,此舉激發多個城市的民眾示威和暴動,路易斯維爾市有兩名警員被暴徒槍擊。特朗普回應十分典型,他說:「真正出色的肯塔基州檢察長丹尼爾.卡梅隆(Daniel Cameron)做得很棒,我認為他是明星……我將與州長談談,我們計劃在不久後與州長打個電話,我了解他已吩咐國民警衛軍候命,這是一件好事,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筆者反對以暴動和襲警的手段去抗議,但除了止暴制亂之外,特朗普有沒有考慮到為甚麼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群的怨恨是如此深刻呢?

(原文曾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0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珍惜獨有的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8/10/2020

與一家大小、親朋好友一起「烤肉」作為慶祝中秋,或許是台灣所獨有的。

曾經問及當地人:「為甚麼每年中秋也要烤肉?」他們大多也不太確定因由,但卻有一些共同的線索。就是許多年前在中秋節期間,電視播出一個烤肉醬的廣告,而這廣告實在太深入民心(或太洗腦)。從此,烤肉就成為每年台灣過中秋節的習慣。不明所以或不太確定的原由,竟也能成為年復年的習慣。

近似的情況,中秋節前兩天,被一個曾在香港居住數年的台灣朋友問到:「香港人過中秋節,為何喜歡點蠟燭?」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對應!真的,我是從來沒想過,為何蠟燭與中秋節會拉上關係?近30年來,在香港大概每年只有兩天能大伙兒結集相聚,在公開的環境下點燃蠟燭。一天是6月的某夜,另一天則是中秋節。6月的燭光,差不多全香港的人也知曉所為何事。反之,中秋夜的蠟燭,似乎是無從稽考。但肯定的是,這習慣已超過30年。因筆者在兒時,也是中秋節在公園內「煲蠟」的一份子。

中秋是華人所重視的節日之一。其源可追溯到《禮記》中的記載,是關乎拜月的行徑;到唐朝開始成為君王賞賜群臣的日子;後發展為民間的節日,這可能與慶祝秋季豐收有關。但與蠟燭全扯不上關係。在民間的月兔、嫦娥奔月等故事當中也找不到半點與「蠟燭」相關的痕跡。或許掛燈籠是有少許的關連,但似乎也不能造成在中秋節點燃(或玩)蠟燭這習慣的必然因素。

不為所以的行徑,不論是「烤肉」或「蠟燭」,每年因著「習慣」而重複著。這些「習慣」能持續下去,當中蘊含著「情感」。孩子在點燃蠟燭的過程中,感到一份刺激;家長(成人)們可能回憶著兒時歲月的美好;戀人們在燭光的氛圍下,更能陶醉在浪漫之中。「烤肉」或是「蠟燭」能成為習慣,也許就是被「情」所牽絆。能把親人、好友連繫、聚集在一起,享受著互為彼此、月下團圓的歡愉,就是成為「習慣」的重要因素。

若情感、追憶、思念驅使著我們每年重複習慣,那麼讓人「遺忘」,不讓人「記念」就是打破「習慣」的最佳方法。

原來中秋節的蠟燭跟6月的燭光一樣,也是香港獨有的。在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別的華人社區,每一年如此自發及一致地在這兩天的晚上,讓燭光在各處點燃著。今年香港中秋的蠟燭,大概因著「限聚令」而不復再;同樣,日後6月的燭光,也必會被種種新訂的法規所限制及取締。讓人「遺忘」事情,好把「習慣」打破。遺忘了中秋的蠟燭,大概也阻不了親友的相聚。若遺忘了黑與白、是與非、對與錯、公義與良知、真理與盼望,我們所保留下的工作、地位、財富或苟安又有甚麼意義及價值?

獨有的事情及習慣是更需要珍惜。多探究其中的含意,重述內裡的故事,把習慣的行徑跟自己連上關係,避免每年所重複的流於形式、因循。

在中秋節,最多人所祝願的,大概就是「人月兩團圓」。簡單的五個字,把人、月及團圓三樣東西放在一起。「團圓」的意思是較容易掌握及明白。以人與月作類比,我們較熟悉的,莫過於是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的描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是在聚散幻變的當下仍企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長久,不管相隔多遠都可以一起看明媚的月色。而這首詞的寫作背境為:「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用廣東話的理解就是:「中秋節,飲酒飲大咗,掛住兄弟(子由),作首歌記念吓。」

今年中秋,身在台灣,未嚐烤肉、蠟燭欠奉、沒有大醉,卻想念著那些素未謀面,但又惺惺相惜的兄弟、手足,或許他們一時未能與家人團圓,但仍祝禱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問題不在手機、在於戒癮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10/2020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7-10-2020

加國疫情第二波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30/09/2020

執筆之時加拿大全國新冠肺炎總感染人數突破153,000,筆者現居的安大略省近期每天平均400多宗新個案,9月28日更再創新高,新增700宗個案,是自4月下旬以來最險峻的情況。  
 

一個月前,亦即全省室内口罩令實施後而限聚令未放寬前,曾幾何時全省每日新個案數字均跌至雙位,不少人認爲有機跌穿每天50,甚至期望單位數出現,但原來只需一個月左右,便能把大半年的抗疫心血前功盡廢。  筆者雖非專業人士,但根據自身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分析因素如下:  

  

抗疫疲勞 

雖然「最安全亦是最危險的時候」 有些廢話,但這亦是第二波疫情爆發的首要因素,北美以「Covid Fatigue」來描述這狀態,等同於香港所謂的「抗疫疲勞」。
 

這裡不少人這大半年來都是在家工作、減少外出及社交聚會、不能堂食、睇戲、商場購物、出街要戴口罩、歸家勤洗手等等,故當8月時疫情稍現曙光,心想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再加上政府開始放鬆封市抗疫的限制,解禁後市民即頻繁外出(最明顯是馬路多車了、商場停車場泊滿車)、用膳、實體社交、參加大型聚會等,儘管現在加拿大大部份城市已實施了公眾場所室內口罩令,但用膳、私聚時難免卸下防禦,故此市民心態和抗疫政策放鬆便是第二波的首要因素。  

  

私聚難管

雖然數月前加拿大各省均立例暫停餐館堂食、規限聚會人數和非私人地方室內戴口罩,但熱中社交活動的人只要由公眾場所轉為自家或私人地方聚會便可繼續酒照飲、舞照跳。
 

如早前暑假下旬,筆者便有些喜愛戶外活動的朋友租了郊區湖邊小屋渡假數天,享受臨別的夏季,問題是並非只一兩個家庭參加,而是十數位家長連同小朋友一起去,在室外釣魚划艇還安全些,但在室內飲酒吹水便一定不會戴口罩、這無疑是高風險活動,但政府部門亦難以管制在私人地方活動人士有否戴口罩,只能使用限聚令執法。如前所述,在加拿大一些人煙稀少之處,執法部門力度十分薄弱。如以警力/地方面積計算,香港每平方公里有13.3名警務人員、中國是0.2名、美國是0.07名,但加拿大只有0.007名警員。 
 

當然,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是無人地帶,但即使以城市比較,多倫多的比例平方公里亦只有7.7名警員,比香港少約四成,這亦是不少人視這些新條例為無牙老虎的原因。 例於9月26日,於多倫多以北百多公里的一個湖灘小鎮,有數百人未經批准舉行大型汽車集會,當時大批人士霸佔路面,不少人沒戴口罩,及沒有遵守兩米社交距離,安省省警(OPP)亦要向鄰近城市(約克區及皮爾區)警隊借兵才能驅散人群。 

  

堂食重啟  

雖然安省堂食重啟個多月,但筆者膽小,現今也只有一次在外用膳(還要整間餐館無人才敢進內),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表示已難忍數月不能外出用膳,故當食肆堂食放寬後,「吃貨」們猛虎出閘般逐間食肆品嚐,但食肆堂食感染風險有多高?9月27日,多倫多市中心知名餐廳Yonge Street Warehouse有五名員工及兩名顧客證實染疫,根據《加拿大星島日報》,衛生局表示,約1,700個到訪顧客有感染風險,另外市內三間餐館和酒吧因違反《衛生防護促進法》(Health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Act)已被下令關閉,當局表示還有第四間正被調查中,而同日於首都渥太華亦有多間食肆因爆發疫情而需暫停營業。 故此筆者還是認為,如果想吃餐館食品,都是外賣安全些。 

  

拒戴口罩  

「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這是筆者5月在香港時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可見「西人」不願戴口罩的形象何其深入(其他地方的)民心。  近況是,根據溫哥華公共交通局所述,現時大部份乘客都會配戴口罩,只有約5%人士未有遵從。 
 

而當加拿大疫情爆發初期,即今年3、4月時,小弟正身在安大略省,當時還未實施室內強制口罩令,但街上已有大半人戴上口罩,不少超市和商店都自行「立例」,顧客必須戴口罩才能進內。儘管如此,仍不時有客人不戴口罩「衝關」等事件發生,網上已有不少視頻上載,在此不贅。
 

不過筆者想表達的是,「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筆者只能答「有人戴有人唔戴,但唔戴的是少數。」當然疫情初期是不戴多過戴,原因很多,例如買不到、價格炒上太空(高峰時一盒50個口罩要賣50加元,近期回落至16加元一盒)、覺得「樣衰」、「戴咗呼吸困難」、低估病毒傳播性、相信陰謀論、怕致癌、影響男性荷爾蒙(真的有這謠傳)等等。  
 

加拿大的室內口罩令是按省或市來立例,故並非所有地方同步實施。安大略省的城市大多數自7月下旬才開始強制室內必須配戴口罩或「面罩」(face covering),除非有醫生紙證明該人有合理原因不能遵守該條例。儘管如此,筆者有一些客人仍拒戴或少戴口罩(故不許他們進店內,只在室外/停車場交涉),其中一位更向筆者坦承他是「Anit-Masker」(反口罩者)。  
 

筆者曾問他現在實施了室內口罩令,那麼他是否有很多地方去不了?他便立刻面有得色地拿出他的「道具」給小弟觀賞,主要是一些可再用的尼龍口罩,但罩面印有反口罩標語或圖像,例如嘲諷戴口罩人士為羊群或喪屍、「口罩不能抗病毒」、「口罩令背後是洗腦陰謀」、「戴口罩有損健康」等,另一個「口罩」則只是一個網罩,但根據法例條文,網罩應該不符合「口罩」的定義,故如果他戴那個罩進入室內場所,擺明是「撩交嗌」。雖然云云客人都只有一名Anit-Masker,但更多「拒罩客」是戴了等同無戴,最常見是掛在面上但不遮蓋鼻或只戴在下巴。當然,這些人並非主流,要不然加拿大現在的疫情必更嚴重,但即使屬少數,其疏忽極有風險令自己感染及傳播他人。  

 

入境無檢測  

海外回加人士入境時雖然需要填交健康申報表及聲明願意自我隔離14天,但和香港不同,既沒有即時在機場進行快速病毒測試,亦不會配發追蹤手帶 ,所以不少「輸入個案」都未能在邊境攔截,即使帶病毒者誠實地自我隔離14天,亦很有機會已向其家人傳播了病毒。 

 

散毒高危群  

現時安大略省新增個案中,多數患者為20至30歲人士 ,主要原因是社交活動頻密。根據9月19日的《加拿大星島日報》,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流行病學專家Dr. Ashleigh Tuite直言,40歲以下人士對新冠病毒表現得毫不懼怕,也對防疫不太在意。  

 

疫情暴露政制文化問題

如比較不少西方國家,加拿大的疫情不算超級嚴重。根據網站Worldometer 9月27日的資料(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以人均感染率排名,加拿大位列全球85,數字為0.405%,略低於全球平均0.426%,其他港人較熟悉的地區分別是 :美國排名全球12、西班牙排20、法國排44、俄羅斯排48、英國排58,意大利排70、德國排97,澳洲排135,香港位列154,之後日本排156、南韓排164及、台灣排207等等,但如放任不理,全民只寄望疫苗來臨,恐怕屆時已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醫療負擔爆煲、政府亦會因疫情而對個人及企業實施長期經濟援助而出現財赤,最後羊毛出自羊身上,惟有加稅和印銀紙兩個解決方法,全都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所以這世界很多情況都是「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不少人都希望移民海外,但這個疫情亦暴露出不同政制、國族、社會和文化應對危機的能力,讓人看事物看得更全面。 

千夫所指的無名英雄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3/09/2020

引言

英國福音派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為道爭辯:獨排眾議的基督》(‘But I Say to You... ’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中,將耶穌基督描繪為一位特立獨行之士;唐代文學家韓愈發起改革文體的古文運動,但受到保守派的排擠,李漢如此描述當時韓愈怎樣受到孤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民國時期著名作家魯迅曾經在〈自嘲〉這首詩中這樣寫:「橫眉冷對千夫指。」意思是他不理會來自四方八面的攻擊,堅守關懷國運的立場。耶穌、韓愈、魯迅都名垂千古,我們當然希望自己好像耶穌、韓愈、魯迅一般,在逆流而上之後便能夠到達彼岸。然而,在現實之中,許多力挽狂瀾的英雄都是寂寂無名,甚至「臭名遠播」。

筆者曾經在〈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一文中指出:「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即使你做得很對,大部份人都未必知道,甚至連你自己也不肯定是否做得對,充其量你只是一個無名英雄,甚至你會受到千夫所指。

 

船長吃力不討好

我曾以鐵達尼沉沒來作為例子,指出1912年英國遊船鐵達尼號撞到冰山而沉沒,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於是鐵達尼號冒險以高速前進。

熟悉筆者文章風格的讀者會猜到我會再做思想實驗,假設船長慎重地考慮冰山的威脅,他一個人頂住了船公司的壓力,堅持暫時停駛或者減速,最後鐵達尼平安地用較長的時間抵達紐約,跟著會發生甚麼事呢?可能船公司的董事會對船長說:「因為你反應過敏,小題大做,所以我們錯失了創造世界紀錄的大好良機 !」沒有報紙會用頭條刊登以下的新聞 :「鐵達尼號抵達紐約,全體乘客平安無恙。」沒有乘客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逃過一劫,相反,可能有些人會抱怨鐵達尼的航速太慢,令他們少了一至兩天在紐約遊覽的時間。

筆者和內子有一次類似的經歷,很多年前,我們參加了一次前往南極洲的遊輪旅程,起初由於風浪太大,故此遊輪無法靠近南極洲,當時群情洶湧,一大群乘客投訴貨不對辦,要求船長交代,有些年老的乘客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後一次看到南極的機會,他們絕對不會放棄!筆者和內子比較年青,我們心想: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所以我們沒有其他人那般情緒激動。那時候並不是施行民主制度、以投票決定行動的適當時機,那時候消費者權益和類似民粹主義的態度都應該擱置一邊,專家的意見才是最重要,船長頂住了群眾的壓力,堅持在風平浪靜之後才將船隻駛入南極洲海域。最後我們在南極洲逗留了一段短時間,不然的話,我相信投訴信會如雪片般飛向船公司,沒有人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避免了一場「完美的風暴」。

 

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

現在讓我們回顧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1979年5月25日,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191號航機從芝加哥飛往洛杉磯,起飛了短短31秒後,飛機突然墜落至地面,機上258名乘客和13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每次「完美風暴」都是由多個錯誤合成的。

首先,191號航機其中一個引擎與機翼分開,通常,即使一艘巨型民航機缺少了一個引擎,它是仍然可以飛行的。但是,當引擎掉下來時,它損壞了飛機的液壓系統。飛機師遵循了緊急手冊的指引去降低速度,但後來的調查顯示,該操作手冊的指示是錯誤的!當時飛機上多個電子系統失靈,本來機組人員可以開動後備系統,但是備用系統的開關距離機組人員太遠,飛機師必須鬆開安全帶,才可以走過去開啟備用系統。在緊急情況下,飛機師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這樣做。

這次空難的罪魁禍首當然是脫離機身的引擎,為甚麼引擎會掉下來呢?這是因為大約一個多月前,這架飛機被送往奧克拉荷馬州的維修廠進行引擎維修,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美國航空公司要求維修人員走捷徑,但是,這快速的工序最終破壞了引擎和機身之間的連接。

現在又是思想實驗的時間,假設飛機維修部的主管拒絕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讓維修人員走捷徑,堅持用正確但成本高昂的方法去修理飛機引擎,那麼在美國航空史上便從來不會發生引擎自機翼脫落的災難,但即使避過了這場空難,也不會有傳媒歌頌那位維修部的主管,更不會在頭版刊登:「1979年全年都沒有發生空難,沒有引擎爆炸或者脫落。」相反,美國航空公司的董事會可能非常不滿意維修部不願意嘗試節省成本的新方法,可能那名主管被炒魷魚;又或者航空公司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消費者怨聲載道。

假設編寫緊急手冊的工程師十分審慎,他要求模擬每一個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從而保證手冊上每個指引都絕對正確;又假設飛機設計師要求將後備系統的開關掣移近飛機師的座位,以及上述的維修部主管已經把守了第一關,但在沒有緊急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沒有人會讚賞緊急手冊編輯和飛機設計師,他們會認為這些多餘的做法是費時失事,人們甚至會懷疑手冊編輯和設計師是否想出風頭,是否吃飽飯之後沒事幹。

 

結語

以上都是假設的情況和人物,但我相信,在我們周圍的確有很多類似的無名英雄,弔詭的是,許多無名英雄可能受到千夫所指,例如那位堅持不在驚濤駭浪之下進入南極洲的船長,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對他萬分感激,他是力排眾議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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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百川,25-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7/09/2020
若以Google搜尋器尋找「M記」一字,竟也能得出世界知名連鎖餐廳的名字。在維基百科中有提及「M記」、「麥記」、「老麥」均是香港及澳門對這餐廳的簡稱。
 
我並不是M記的常客。除了因為食物的質素或營養價值欠佳外,更是因為其廁所(洗手間)的衛生程度。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餐廳廁所的整潔衛生,會成為我和家人是否會再次光顧該店的準則之一。不管餐廳的食物味道再好、環境部置是如何優雅、服務態度是怎樣親切、誠懇……但當你在進餐過程或之後,需要到洗手間方便或整理一下,卻發現當中竟是凌亂骯髒,臭氣撲鼻……一下子你所有的食慾也頓然消失,甚至乎有一種反胃欲吐的感覺。香港的M記,不論是店的面積較細的或是一些裝潢華麗的,其用餐地方基本上是整潔,但其廁所,不知何解,就是經常存有一種獨特的異味、地面總是濕滑和佈滿鞋印、廁格總是淤塞、骯髒。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是發自在我身處台灣麥當勞,剛離開洗手間回到坐位時的問題及感慨。同一的國際集團,台灣麥當勞的廁所是如此的整潔、乾淨,但成為M記之後,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嘗試以「麥當勞衛生」為題在網絡上作搜尋,香港與台灣竟是有著明顯的分別。
香港M記的衛生標準,在其網頁中有以下的記述:
「……餐廳貫徹執行一向的嚴格衞生與清潔標準,要求所有餐廳員工:
   每四小時清潔及消毒廚房器皿
   用消毒毛巾拭抺餐廳桌面及工作枱
   每小時洗手
    廚房員工配戴口罩
   遵守顏色手套守則以嚴格防止交叉污染……
   定期清潔及消毒奶昔及新地機器
  ……。」
 
台灣麥當勞季報(2020第八期)中有另一種演繹:
「根據統計,每位顧客在餐廳內用的時間,平均約40分鐘。故台灣麥當勞持續落實每30分鐘清潔一次『桌椅、桶、廁、地』……;防疫期間,每小時並再用消毒水……加強消毒,讓顧客都能安心品嚐美味餐點。」
有關廁所,他們有另段的描述:
「全台麥當勞所有座式廁所均安裝完酒精分配器,定期清掃,確保廁所……乾淨整齊無異味,並隨時檢查設備完整功能正常,讓顧客安心使用。」
 
兩地的明顯分別在於,香港所關心的是員工守則及偏向食物的衛生,而台灣則是看重顧客的需要及他們的感受。以自己(員工)作出發點,就是一種減少犯錯、避免違規的思維,做得再好也不過是一種「自保」的行徑。以他者(顧客)作優先考量,是一種重視別人的態度,是嘗試突破純粹按「工作表現/要求」的範疇,而是增添一份貼心,多了一些尊重。嘗試代入他人的立場來理解事情,在一個只求「賺到盡」的社會中,是較難做到。為他人多做一點,豈不就是增加營運成本,導致利潤下降?引用電影《食神》內的對白,大概也能反映出漠視顧客的營商心態:「史提芬周(向手下交帶啲嘢):『張枱有咁窄得咁窄,張櫈有咁逼得咁逼,咪等啲友仔坐得咁舒服,食完嗱嗱聲好走。飲管有咁粗得咁粗,冰有咁大嚿放咁大嚿,杯汽水咪雀一聲飲完買過第二杯囉。你係咪新嚟架?呢啲嘢要我教……』」若把廁所弄得太整潔、乾淨,豈不讓更多客人「樂在其中」「流連忘返」?
 
但另一方面,M記廁所總是髒這現象,顧客(我們)亦要負上部份責任。當然,並不是指責顧客刻意把廁所弄髒。原因是廁所比較容易骯髒是客觀的現實,即使使用者如何小心,也難免廁所被弄髒。我們要負的責任是「妥協」於現況,縱然這現況已極為惡劣。我們已不再問「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而是認定了「M記廁所總是髒!」我們所採取的是「妥協」的態度,放棄提出改善的要求,接受營商者不作改善的態度,寧願「蒙著眼」「捂著鼻」匆匆地進出廁所,立刻完事離開便算。
 
「啞忍、妥協」若成為我們面對不合理事情的基本態度,這不僅是關乎廁所的衛生問題或食肆的營運問題,更是牽涉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否得以改善,亦是影響著社會可否持續的進步或是倒退的關鍵。
 
因著「廁所」的整潔,我是會再次光顧台灣的麥當勞。深願香港的M記能有一天亦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09/2020

墨菲定律

在這場瘟疫中,美國是一個極之奇怪的異數,美國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的4%,但美國的確診案例和死亡數字卻佔了全球的25%,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很多文章去探討這個怪現象,有不少在美國以外的朋友對我說,他們自己的國家亦有類似美國的條件或者潛在因素,卻沒有出現美國那般的大爆發,那麼,到底筆者所說的因素是不是真正導致疫情失控的原因呢?

筆者認為,美國疫情失控的現象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這個詞語本來是形容很多惡劣的氣像情況聚集在一起,因而發生了一場氣象大災難,但現在人們亦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其他類型的災難。「完美風暴」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必須具備所有條件才會出現大災難,假設10個條件之中只出現了九個,那麼這個情況便算是不完美;當10個條件全部同時出現,整個狀況就是完美了!這應驗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都會出錯。」換句話說,所有10個條件都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每個條件自身並不是「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補償不理想的條件

筆者的朋友說得對,有些條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但當那些國家或者地區在其他方面做得好的時候,便可以補償到其他並不理想的條件,因而避免了完美風暴。舉例說,丹麥在恢復上課時並沒有強制人配戴口罩,但人人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大群人聚集,政府、老師、家長、學生都願意彼此合作。

香港屬於高危地方,因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政府並沒有高度管治效能,起初林鄭政府堅決拒絕封關,口罩供應嚴重缺乏,但香港人懂得自救,從海外渠道搜羅口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沒有實施封城措施和取消大型活動,但蔡英文政府雷厲風行地驅動全民配戴口罩,台灣的口罩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援助其他國家。

像美國一樣,許多德國人也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8月初,大批德國人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集會,抗議德國政府的抗疫措施,有人說整件事都是敵基督的陰謀。幸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一職之前曾經從事科研,她聽從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她已經慎重地處理這次危機,她在全國演講中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自私、無知、自大聚在一起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剛剛相反,幾乎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8月初,美國維珍尼亞州的一些城市出現確診激增後,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限制當地酒類銷售和聚會人數不能超過50人,並指年輕人染疫增加,問題出在「太多自私的人」。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自私的人,單單是自私的心態並不會造成疫情失控,人們仍然可以基於自私的動機去遵守抗疫措施,例如害怕自己和家人染病;另外一個因素是無知,那就是缺乏科學常識和批判性思維;但無知亦不是充分條件,人若願意承認自己在知識上不足,那麼就會聽取專家的抗疫指引,但自大的人卻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月中旬,一名男子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Tucson)一家雜貨店內拒絕戴口罩,他對其他人大喊:「這些人沒有學到功課,你們是一群戴著口罩的白痴,你們應該知道那(瘟疫)不是真實的!」自私、無知、自大和許多其他因素合在一起,才會出現完美風暴。

有些朋友對我說 :「若果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犯錯,這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了!你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講或者教幾堂主日學,也不會改變大局。」上面提過,丹麥重啟校園,同時又能夠控制疫情,這是歸功於不同持份者通誠合作,但丹麥教育部長羅森卡(Pernille Rosenkrantz-Theil)說:「你不可能突然之間創造出良好的合作關係。」美國不是丹麥,美國的山頭主義和黨派紛爭已經是蒂固根深,驟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一條不見盡頭的隧道。

鐵達尼災難的啟示

無論如何,筆者仍然保留著一點樂觀,為甚麼呢?因為只要有一部份人做對一些事情,那麼缺一不可的完美風暴就可以避免,在下面筆者將會以鐵達尼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曾經有些人將鐵達尼災難比喻為現在的瘟疫,7月初,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防疫第一線的醫生警告,德州宛如鐵達尼號,即將撞上病毒冰山;崔維斯郡醫療協會(Trav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主席艾比哈立德(John Abikhaled)說:「船員試圖放慢船速並改變方向,卻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這個類比十分悲觀,但鐵達尼災難的啟示中也有積極的一面。

1912年4月15日,由英國南開普敦駛向美國紐約的巨型郵輪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而沉沒,船上有2,200多名乘客,但最後只有705人獲救,1,500人葬身大海。鐵達尼海難正是一場完美風暴!

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亦在船上,他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再加上船長對鐵達尼的安全性充滿信心,最後他不理會警告,下令鐵達尼高速前進。

在事發當晚,有兩名船員在瞭望塔當值,但他們在瞭望塔上面找不到望遠鏡,而當時亦沒有後備望遠鏡,於是乎兩人只能夠靠肉眼偵察,但發現冰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鐵達尼的設計師認為這艘船是不會沉的,他們只在船上放了20條救生艇,全部救生艇只能容納1,178人,但是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加起來約有2,200人。

鐵達尼號由撞到冰山至沉沒所經過的時間是兩小時四十分鐘,當時最接近鐵達尼號的另一船是加利福尼亞號,兩者相距只有10至20哩,鐵達尼號以無線電發出求救訊號,但加利福尼亞號在晚間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鐵達尼連續向夜空發射多枚火箭放出信號,然而,加利福利亞號的船長卻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

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開始思想實驗,在事發當晚加利福尼亞號也知道海上有冰山,所以船長決定停航,假若鐵達尼號的船長亦決定停航或者慢駛,那麼整個悲劇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鐵達尼號繼續全速前進,假若在瞭望塔上的船員有後備望遠鏡,從而及早偵察到前面的冰山,那麼鐵達尼號有可能逃過一劫。

即使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如果當初工程師在船上安裝足夠的救生艇,那麼在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

即使船上沒有足夠的救生艇,但至少可以搭載約1,200人,但最後只有約705人獲救,原因之一是船員的訓練不足,許多救生艇沒有載滿人便放下海。後來有些船員吹起哨子,要求那些仍然有位置的救生艇返回來接人,但最後只有兩艘救生艇折返。如果當時全部救生艇都先載滿人才離開,或者半滿的救生艇願意回來接載更多人,那麼死亡數字將會大減。

退一步說,即使鐵達尼的救生艇沒有充分使用,假設加利福尼亞號在晚上沒有關閉無線電通訊設備,那麼這艘船便會接收到鐵達尼的求救信號,加利福尼亞號可以救起全部或者大部份鐵達尼的船員及乘客。

縱使加利福尼亞號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若果他的船長見到火箭訊號後便伸出救援之手,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生還。其實,當時一名在加利福尼亞號的船員說:「一艘船不會無緣無故發射那麼多支火箭,可能他們出了事故。」如果船長能夠聆聽意見,重新開啟無線電通訊去跟鐵達尼號聯絡,那麼歷史就會改寫。

勿以善小而不為

說到這裡,我相信讀者已經很清楚我想表達甚麼,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或者至少將傷害減低。反過來說,若果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十全十美的風暴!

三國鼎立的時候,劉備去世前在給予其兒子劉禪的遺詔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非常適切這個時代的金玉良言!基督教讚聖詩〈傳遞它:只需要一點火花〉(“Pass it on: It only takes a spark”)也以類似的方式去鼓舞人心:「只需要一點火花,就可以使火發光。」我清楚地知道,單靠撰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說、教幾堂主日學,是不會改變大局的,但我和你都無需要改變整個大局中的所有條件,也許,我和你只需要做一些很小的善事,和避免去做一些很小的惡事,這場完美的風暴便逐漸失去必要的條件。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19-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移民外國英文好?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6/08/2020

小弟經常香港加拿大兩地走,留意到近年多了不少已回流香港的加拿大移民選擇「再回流」,身邊亦有不少朋友問我怎樣移民。其實數十年來,移民這話題在香港方興未艾,以前聽得較多的一個原因,便是希望下一代能有更佳學習環境、學好英文,但透過移民學好英文到底有多真實?又或效益多高呢?

小弟80年代末移民楓葉國多倫多,當時中一未讀完便離港,到了加拿大插班讀「七年級」(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制度:一至八年級為小學,九至十二級為中學)。不少人都以為年少移民,只需數年英文定必「嘞嘞聲」,講得十分流利,查實並非必然。當事人本身的性格和英語底子(或外語)固然是語文能力提升的關鍵,但根據我的個人經驗,環境 (即居住、上學上班的地區)亦是極其重要一項。

當年小弟落腳區正是8、90年代香港移民首選——多倫多的士嘉堡。此區最廣為人知的是,華人新移民即使不懂英語,仍能毫無障礙地生活。不少商店或私人機構,如銀行、郵局、超市,總有一兩個華人職員在左近。而且楓葉國主打多元文化政策,在新移民集中的地區,不少社區中心或政府部門都會聘用或調配該區較多的少數族裔擔任接待或工作崗位。好處是新移民投入日常生活無難度,但亦因此不少華人旅加多年,英文仍毫無寸進,最後都只能在華人圈子生活、工作、透過華文媒體接收資訊,或「回流」中港台。這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只是華人首選落腳區由士嘉堡北上數公里,轉為萬錦市。

這種「英文無寸進」的循環雖在中年移民圈中較常見,但小弟在北美求學期間,亦見識不少年輕人——包括小弟——這些移民前在老家「少壯不努力」的學生,到了外國又經常與華人子弟為伴,再加上日常娛樂主要是中文歌、港劇和港產片,結果便是來加多年,英文龜速進步。

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插班第一天入課室,全班二十多人,過半是華人,當中大多數是香港移民,其次是台灣來的,然後是俗稱「竹升」的第二代華僑(當年中國大陸移民佔華僑社群很低比例),只有四、五個白人,在班中他們才是少數族群。升上中學後情況不變,午飯時在學校飯堂只會聽到廣東話,大家閒聊的話題十九不離香港和台灣的流行文化。

此外,這邊的學校為了提升新移民學生的英語水平,大多會設置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簡稱ESL的英文輔導班。不過根據小弟個人經驗,ESL通常會變成華人同學會。班中鍛鍊英文的機會只有每堂和老師的幾段練習及對話,反倒是把英文麻麻的移民學生聚在一起。雖然如果班中有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學生仍有機會能鍛鍊英文,但根據「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定律,小弟自然是「群返」一眾港人子弟,齊齊睇《風雲》、聽草蜢李克勤、打「紅白機」過日子。返教會?當然亦是華人教會。

反過來,小弟在加拿大認識數名Uncle和Auntie,他們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約三十多歲移民。據知他們學歷不高,當中兩三人更只有小學程度,因條件所限(學歷和經濟),他們惟有選擇加拿大一些移民門檻較寬鬆的城市為申請目的地(可以「加分」),那些地區大多是人口密度較低,需要勞動力但勞動人口不足的市鎮,又或是一些公司在當地長期招聘不到員工,最後進行海外招聘而被錄用,因而赴加定居。由於那些地區華人少,同事大多為非華裔,所以即使人到中年,但因經常使用「英語」這工具,來加兩三年語文能力已突飛猛進。當然,通常都是會話能力進步,書寫方面可能仍然有待改進。

至於小弟的英文,自問到了今日仍未達本地人般流利的水平,但慶幸在中學畢業後,在一個政府部門找到暑期工,身邊的同事九成並非華裔,記憶中那個夏天講的英文總和比之前四五年上學講的更多。往後數個夏天亦復如是,尋找多些磨練英語的機會,會話應對方面算有些長進。

故此小弟的見解是,對八歲以上的人士來說,移民或留學後如終日仍以自己人為伴的話,英文進步的機會頗渺茫(除非底子良好),反倒只要有一兩年密集地使用英語,即使英語根基再弱,亦定必改善不少。所以不可寄望移民後英文一定好起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使用的機會,去非華裔人士較多的地方打工,其效益可能比報讀英文班高數倍。  

美國人情願吃掉眼前的棉花糖:忍耐不是美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8/08/2020

「每個人都準備好去玩樂,去他的!我也準備好!」 這是一名參加了美國南達科他州電單車節的鐡騎士對記者的回答。在8月初,約70,000名來自全美各地的電單車手參加這個為期10天的活動,絕大部份參加者都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這當然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自瘟疫爆發以來,在全美國仍然有無數人開辦派對或者舉行其他大型活動。

無論是從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來衡量,美國已經成為了新冠肺炎瘟疫的「震央」,若果從硬件方面(科技水平、醫療設施……等)來看,這的確是令人大跌眼鏡;但若果從軟件方面(政治氛圍、國民性格……等)來審視,這結果並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事件的發生都並不是只有單一原因,我在其他文章裡面討論過美國人具有反權威的性格、傾向相信陰謀論、太重視個體自由而忽略了公民責任,在這篇短文裡面,我會再討論另一種導致這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的國民性格,那就是只顧及時行樂、不願意犧牲眼前的利益去換取長線的回報。

我完全明白到困在家中是十分苦悶的,但只要全民暫時忍耐,遵守限制聚會指引和其他防疫措施一至兩個月,那麼現在美國的經濟可能已經重開。但是,今天病毒繼續人傳人,疫情只會沒完沒了。當前這場瘟疫好像是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而美國人並不合格。

甚麼是棉花糖實驗呢?1972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進行了一項有關「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著名實驗,在這項實驗中,研究人員給予參加實驗的小孩子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馬上得到食物,但如果小孩子願意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他會得到雙倍的獎勵。這些食物可能是棉花糖或椒鹽脆餅,視乎孩子的喜好而定。研究人員發現,那些能夠勝過眼前試探而得到雙倍食物的孩子,長大之後都會比那些馬上將一塊棉花糖吃掉的孩子更加成功,例如他們會考取到更高的SAT[1] 分數,受到更多教育,體重指數(BMI)和其他生活指標也比較理想。不過,後來的研究進一步顯示,人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及其經濟背景有助於他們以後的成功,而不僅僅是延遲滿足慾望的意志力。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檢討哪個研究結果更加可靠,我只是以這個實驗來作為一個引子,無論如何,這個實驗結果的啟迪是不言而喻的,其實,在這場瘟疫發生之前,美國人在另一個國際性「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中亦表現不佳。儲蓄和長線投資可以理解為放棄眼前的一塊棉花糖來換取將來更多的棉花糖,一直以來,在發達國家之間,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是偏低,以2016至2019年的數據來說,美國人的儲蓄率只有7.6%,這是遠遠低於新加坡的50%、愛爾蘭的37 %、南韓的36 %、台灣的35%、瑞士的34%、日本的27.3%。美國的國債是天文數字,截至2019年底,美國債務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9.2%,先使未來錢已經變成美國人的常態。

瘟疫過後,美國人會否慎重地檢討自己的處事方法和生活方式呢?筆者的看法有點悲觀, 為甚麼呢?上一次全球性的大災難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謝爾頓.加隆(Sheldon Garon)寫了一本書,題為Beyond Our Means: Why America Spends While the World Saves(超過了我們的能力:為甚麼全世界都在節約而美國卻大花錢),他批評美國政府鼓勵人民無節制地消費和過度依賴信貸,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他認為金融危機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美國人儲蓄太少,花費太多,借貸過多。他呼籲美國人學習東亞和歐洲的節儉文化,學習其他國家如何通過特殊的儲蓄機制,積極鼓勵其公民儲蓄。但到頭來加隆的金石良言只是「講人自講」,正如上面提過,在2019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仍然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另一場比較遙遠的災難是1973年的燃油危機,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聯手在猶太人贖罪日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援下反敗為勝,但西方的軍事援助激怒了生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她們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這幾乎癱瘓了全美國,那時候,全美每個油站都大排長龍,於是乎省油的日本小房車開始大受歡迎,美國三大汽車廠亦逐漸轉攻小車市場。

這場燃油危機促進了環境保育,然而,當油價回落之後,美國人便故態復萌,1990年代耗油的運動休閒車和其他大車大行其道,在1999年運動休閒車的銷量甚至超越了小房車。石油並不是再生能源,下幾代的子孫怎麼辦呢?但人們只顧吃掉眼前的棉花糖,並沒有從慘痛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筆者在美國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我觀察到,無論是學校教育、流行文化、經濟模式,都是促使人想做就去做和追求即時回報(instant gratification)。這和筆者自幼便耳濡目染的概念大相逕庭,例如「先苦後甜」、「居安思危」、「憂患意識」、「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滴水可成河,人生應儲蓄」……。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之後,美國人追求即時回報的心態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機隨時隨地看到自己想要的資訊,而且可以馬上回應,每一段推特訊息、每一段YouTube影片都要短小精幹,「耐性就是美德」(Patience is a virtue)已經變成了過去式:Patience was a virtue。

平時我們並不覺得吃掉眼前的棉花糖有甚麼問題,但這場瘟疫充分暴露出這種心態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時候,基督教會必須抗衡文化,忍耐和等候,在過去、現在、將來仍是美德。

 


[1] 美國大學理事會主辦的學術評估測試。

疫情中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  編輯﹕謝芳
10/08/2020

「但是一切管教,在當時似乎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些經過這種操練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來,就是義。」

《聖經新譯本》希伯來書1211

 

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的日子裡,教育局宣布「就算按原先擬定日期展開新學年,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都會暫停,直至另行通告。」[1]這些消息,代表著孩子在短時間內不能重回學校上課,留家學習和生活的漫漫日子似乎已成了常態,活潑好動的小人兒困頓在小小的空間,對家長們來說,每分每秒都是「充滿挑戰」。然而,父母如果能夠正面對待這段必經的時間,每步與孩子一起渡過,必能建立他們的健康、時間管理及自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令家庭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一起建立健康體魄

面對城裡出現的第三波疫情,雖然小孩子留家抗疫是最理想的,可減低外出感染到病毒的機會,但卻有其他的情況出現。根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最近發表的研究指出,在疫情期間,兒童比平時日均多吃了一餐,而且增多了糖分飲料和垃圾食物的攝取量;而且還會每天多睡了半小時、多花5小時時間使用電子產品,但是運動量卻每周減少3小時,令專家擔心小朋友在疫情過後,肥胖率會提升。[2]

 

如想改善上述情況,家長們在孩子的飲食,生活作息及時間管理上都要多加留意。我們知道,許多油炸烘焙零食都含有反式脂肪,如:蛋糕、餅乾、炸薯條、西多士等,長期吃會影響血管健康,所以應減少吃零食,並以健康食物代替。

 

同時,恆常與孩子一起在家動起來,既可以放一放「電」,亦可以借運動保持身型,很不錯!衛生署有網上資源「幼營喜動校園」介紹親子體能遊戲,[3]讓家長學習與幼兒及小童一起在家玩,能訓練幼兒的肢體肌肉力量、手眼協調能力、平衡力及伸展能力,也可將家中物品活用成為遊戲物資,對孩子來說是不錯的體驗,遊戲不必買玩具,快樂是一家人一起玩就能擁有。

 

另外,每年八月初康文署都會舉行「全民運動日」,今年於網上舉行,有不同的示範短片和健體運動,亦合適一家大細一起跳跳玩玩。

 

共同訂立時間表

有關時間管理方面,原來有教育機構在今年6月,曾對四百多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進行過訪問,結果有八成家長表示「無時間管教」,亦有家長削減或完全取消孩子參與的興趣班。[4]雖然明白孩子要終日留在家中會感到沉悶、無聊、空虛,甚至易激怒,但家長又不知道可以如何安排他們的時間,真是兩難的局面。

 

有心理學家指出,家長可以與孩子一起訂立學習時間表,雖不用上學或外出上興趣班,但也讓他們過回有規律的生活。[5]雖不致每個家長與孩子的關係都是「困獸鬥」,但如能按孩子的喜好、能力,為他們訂下每天的時間表,大家有了一個「目標和共識」,一起按著做,也比較容易。

 

培養自理能力

除了功課,也建議讓孩子從生活中學習,例如跟父母一起做家務,如收衫、摺衫、準備食物、煮食等,逐步逐步教,耐心地讓他們嘗試,從而讓孩子感到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亦可在當中學到自理的能力,而不是在家中被服侍的一位。其實,在家協助日常的運作,如清潔、煮食等,亦是學過有規律生活的一種方法。

 

筆者有不少友人在這疫情間多了時間下廚,與孩子一起弄弄簡單的食物,如焗蛋糕、煎班戟。早點讓孩子試試下廚,當一下小助手,不但可以認識不同的食材,讓他們試更多食物、珍惜食物、不偏吃,亦可從為家人獻上愛心料理中,獲得滿足感,鼓勵他們繼續嘗試製作更多不同的菜式。不過,家長在當中切記不要常常挑「說三道四」,說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反而應該鼓勵他們做事要有始有終,從旁提醒要小心的地方,先由簡單的任務開始做起,這容易建立起孩子們的自信心。

 

除了打機以外的玩樂

明白沒事做就想打機的心理,為免孩子沉迷,讓電子產品成為「奶咀」,其實可以一起做做小手工,利用家有的物料發揮創意也好;買模型回來砌也好,一家人一起創造好一件作品出來,都可令孩子感到滿足。

 

日子總會地過去,無長時間或短期內,疫情總會有平伏或過去的一天。在此時此刻,一家人平安留家在一起,無論是做做運動、烹調美食或製作手工,如能拍下過程或製成品,一點一滴,也會成為日後回味無窮的美好回憶。

 


[1] 〈【開學安排】教育局公布全港學校按原定日期開學 暫不提供面授課堂轉用網上教學〉,《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83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13668/(最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2] 王淑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長時間留家兒童多吃多睡 5大建議遏止過胖〉,香港012020716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49885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6%9C%9F%E9%96%93%E9%95%B7%E6%99%82%E9%96%93%E7%95%99%E5%AE%B6%E5%85%92%E7%AB%A5%E5%A4%9A%E5%90%83%E5%A4%9A%E7%9D%A1-5%E5%A4%A7%E5%BB%BA%E8%AD%B0%E9%81%8F%E6%AD%A2%E9%81%8E%E8%83%96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3] 〈 親子體能遊戲〉,幼營喜動校園,網站: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10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4] 黃穎津:〈新冠肺炎|疫情下學童在家時間增 8成家長:無時間管教〉,香港0120207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0012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4%B8%8B%E5%AD%B8%E7%AB%A5%E5%9C%A8%E5%AE%B6%E6%99%82%E9%96%93%E5%A2%9E-8%E6%88%90%E5%AE%B6%E9%95%B7-%E7%84%A1%E6%99%82%E9%96%93%E7%AE%A1%E6%95%99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5] 〈【停課不停學】疫情下「困獸鬥」與子女增磨擦 心理學家教3招改善親子關係〉,《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511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9967/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0-8-2020

聚焦有時、失焦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過去幾個月大家都聚焦於新冠肺炎的疫情,無論社會、教會、公司、學校、家庭及個人,都需要因應疫情的變化而不斷回應和改變,這是很自然的事,畢竟性命攸關。但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雖然不一定緊急,卻不能置之不理。

疫情未過,香港的政情又開始升溫,而當代政治其實是一場資訊戰,面對資訊戰最重要的是有高度的自覺,不會被別有用心的假消息,以及喜歡煽動別人情緒的政客迷惑。在疫情之下,不少大型活動皆受影響,只有馬會一枝獨秀,在政府默許之下堅持繼續賽馬,一些失業的賭徒更聚焦賭博,結果泥足深陷,甚至賠上性命,大家不能忽視。

面對疫情,若聚焦於困難,的確容易令人喘不過氣,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家庭,手停口停,再加上子女要在家學習,無論在空間和器材上都令家長百上加斤。不過,有危亦有機,這也是教會和機構可以介入和支援有需要人士的好機會。

生活上值得我們關注的事其實還有許多,趁著疫情令大家有更多時間留在家中,也是親子教育的好機會,小朋友也要學會轉移視線,不要只聚焦眼前的困難,也要放眼其他身邊的事,有時失焦也是一件好事,否則過份聚焦恐怕只會燒焦。

今期《燭光》好像失去焦點,但我們盼望大家能逐步走出疫情陰霾,放眼更多重要的事,一些習以為常的事其實也不是必然的,作為基督徒,今次疫情令大家對崇拜、以至聖餐都有了不同的體會,其實,奉獻課題亦值得我們不時反思,希望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逆旅再同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0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來勢洶洶,令大家愈來愈緊張,不過,最令人恐懼的其實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的盲目、自私和焦慮!本來病毒才是大家的共同敵人,但不少人卻對病人、疑似病人、甚至面對病人的前線工作人員抱敵視態度!另一方面,病毒雖然帶來重大的社會危機,令教會很多日常的聚會和工作都被迫暫停,但教會及機構在逆境的時候,其實應該加倍努力去服侍,而不是一切暫停。2003年沙士期間,教會和機構其實做了不少服侍,當時明光社聯同其他機構一連四個星期在報章出了一個全版的特刊,欄目是逆旅同舟,為的就是在困難的日子為大家打打氣。

想不到17年後,我們仍然要再一次抗疫,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我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我們的力量就微小,因此,在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和人手安排之後,我們仍然需要積極投入全城一起抗疫的工作。而抗疫不僅是指預防感染,更需要提高本身的抗逆能力,包括:不要在危困時過於擔憂和恐懼;不要讓恐懼蓋過自己的理性和對別人的關愛;更要在困難中發揮更多創意和想像,例如為免人群聚集而需要學習新的傳遞訊息技巧和與他人分享的方式;提高分辨能力以避免傳遞引起恐慌的假消息;與長期停課的子女一起學習如何面對逆境;教會和機構如何轉換不同的方式繼續教育、倡議和關心鄰舍的工作……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總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否則打倒我們的不是疫情,而是因循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