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協助孩子適應疫下新常態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學期伊始，莘莘學子每天趕返學的情況又再出現，在天真無邪的臉孔背後，卻暗藏了學童自殺的危機。根據數據顯示，學童自殺通常發生在每年的9月，以2021年為例，去年開學不足兩個月，便已有七宗學童自殺個案。[1] 今年，學童將在一個不一樣的9月開課，學童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

若以往每逢開學必定是學童自殺的高峯期，今年的情況不見得樂觀，學校、家長必須多加關注。首先，學童在感染數字不斷上升的時候開學，還要糾纏在打針與否。坊間又收到消息，政府將限制仍未打齊針的學童到公眾場所，外出必須有疫苗通行證等。消息一吹，父母又多一份憂心，無形中會把壓力落在子女身上，導致他們未能專注學業及被四方八面的負面消息籠罩。

其次，疫情嚴重，雖然人人有學返，不需要如以往在家網課，然而在學校上課就必定理想嗎？回到學校裡，學生必須在上課前過五關斬六將，到校後一輪的快測檢驗、體溫驗證，然後才可以上課室。經過一輪混戰，每個學生的活動範圍就只限於佔地大概一米乘一米的空間，以往小息時可以到操場與同學一起的交流、活動，都隨著疫情的嚴重而相對減少，甚至消失。學童整天大部份時間只能坐在課室的木板座椅及對著三面膠片上課，一直到放學，他們逐漸失去社交能力。小小的空間成為學童每天長時間逗留的地方，對學童的身心靈將造成永不磨滅的影響，不禁一問，在學校上課真的健康嗎？

學習是重要的，但孩子的眼界、視野、溝通技巧、情緒處理等也不可忽視，每天在井底之下、狹窄的環境下學習，就只能見到一小片天空。我們不要再讓疫情影響學生的心理質素。疫情折騰學生，我們無法改變；但人為的措施額外地加在這班學童身上，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實在應該給這班學童一個愉快的童年，讓他們開開心心地上學，並不需要這麼快走進成人的複雜世界。

觀乎芬蘭在抗疫期間的政策，儘管在疫情嚴重的日子，學校的感染人數卻十分低。他們在校內增加了檢測，但卻沒有限制學童在學校的活動及社交，由於檢測增加，在入校前學校已發現沒有病徵的案例，於是進一步減少在校內感染。[2]芬蘭政府的理念是要優先考慮學童的幸福感，認為學童在校內學習是否幸福才是最重要，而非單看學業及嚴謹的隔離措施，而且當地政府亦沒有要求學童一定要打針才可以進入學校或其他社區設施。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防疫措施必須要考慮為學童提供最佳的學習和環境需要，同時又可降低傳播的風險，[3] 例如可以分組上課、把全日制學童分成上、下午班上課以減少上課人數、彈性上、下課時間、在戶外上課，這些都可以有效減低感染的風險。

反觀在香港，有些學生自小一開始，便與素未謀面的同學一起上課，兩年多的校園生活如此過去，可悲的是他們可能從未見過同學的臉孔，每天只能眼對眼的相見，卻隱藏了一張張正在流露內心世界的臉孔，人與人之間欠缺了真實的交流，長時間的遮掩，這種蒙面教育令積極的情緒難以看透，但消極的情緒卻不斷的擴展。他們甚至會害怕有一天要除下口罩見人，不敢去面對別人，對日後的社交發展影響深遠。[4]

上帝做人十分奇妙，每個人都有一副獨特的臉孔，我們可以從人的臉上看到七情六慾。詩篇八十篇16節：「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箴言二十一章29節：「惡人臉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傳道書八章1節：「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從《聖經》可見，上帝創造我們獨特的臉孔就是要與人交流，讓人看見我們的怒容、羞恥、發光、暴氣。學童長期失去與同輩間臉與臉之間的溝通，也成了壓力的來源，願上帝的臉光照耀每一位學童，讓他們感受到幸福、快樂。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持續的疫情，孩子長時間在家，家長在家工作忙碌，加上香港普遍住所狹小、孩子難教、欠缺支援，家長在管教上容易有衝突及負面情緒，曾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輔導及社會工作的資深社工梁林天慧博士，在本社於2022年4月28日舉辦的「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打仔心理學の打定唔打？」網上講座中建議，家長要好好設計生活日程表，為學齡兒童作息作好安排，善用社區資源如課餘託管服務、社區溫習室／圖書館等，減少磨擦，如可以的話，為孩子／家人設安靜角，讓家人可以有空間安靜反思。

要有效管教，父母先認識自己情緒

梁博士建議，家長要多認識自己，包括情緒對孩子、對自己的影響，與孩子一起成長。夫婦日常要願意平靜放鬆自己，願聆聽、接受情緒有時波動、冷靜後行動卻能堅定一致，特别在管教孩子，賞罰方面，探討如何實際地達成共識、從孩子年少已開始支援、肯定配偶，齊心養育孩子，避免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鬧，要做到凡事都要心平氣和地解決。梁博士指，很多時父母打罵孩子並非因子女所犯的錯很嚴重，而是父母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子女若長期遭受父母的打罵，會影響他們的自尊心及自信心，不利他們的身心成長。至於社會是否要進一步立法禁止體罰宜進一步研究，因立法有好處也有弊處，建議先在家庭生活教育上大力推廣親子管教的方法。

父母同心，培養家庭氣氛

梁博士建議父母建立家庭開放氣氛、注重分享及感恩，常有慶祝活動，建立「有商有量」的家庭生活氣氛，家人間不論遇到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一起商議如何解決，父母自己也要實踐夫妻二人有商有量，在管教上要同心，切忌為了避免處理彼此的衝突，放棄管教之責，或將一切管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推給配偶。父母需加強對孩子的了解，聆聽他們的心聲，留意自己有沒有誤解他的情況，強化親子感情：多鼓勵、勸勉、身教，而在管教孩子後，盡快與他恢復對話，也解釋一下為何自己「咁緊張」。

父親管教前學好三件事

對家庭及父職議題有豐富經驗、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分享到，親子教育最重要是與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有時要刻意製造與子或女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他又提醒作為爸爸的男士，在未學習管教方法前，先學好三件事：第一要開口表達愛和期望，讓子女知道他們是被愛的；第二要管理自己的情緒，因為只有在穩定及健康的情緒下管教才會有效；第三是要讓孩子喜歡親近你，正如《聖經》所說，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引導兒女的心轉向父親，一對心靈零距離的父子或父女，管教自然得心應手。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當晚講座。

收看講座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時至2022年7月，香港仍然推行「疫苗通行證」。根據政府的說法：「『疫苗通行證』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目的是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同時讓香港市民安全恢復正常日常生活……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進入或身處下列指明處所（附表3A），包括涉及處所運作的員工，需根據下列附表（附表1）接種疫苗，除非他是獲豁免人士（附表2）。如個別人士除了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發出的指示下，同時於《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下發出的指示下另有接種要求，將以該要求為準。」簡單來說，市民若想要出外用餐、逛商場、到圖書館閱讀等，均需要證明自己已按照政府的要求接種疫苗，除非因身體不適合或其他原因才能獲得豁免。[1] 疫苗通行證不是香港獨有的抗疫措施，直至2022年4月5日，新西蘭也有推行疫苗通行證。[2] 早前在丹麥，亦有類似的通行證。[3] 新西蘭及丹麥現今不再實行「疫苗通行證」措施，甚至丹麥政府暫停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這並非表示她們認為接種疫苗不重要，剛好相反，兩國相當重視疫苗接種，亦因著兩國的國民的疫苗接種率相當高，他們才有本錢放寬措施。[4]

一般來說，有能力購買到疫苗的政府都會大力推行疫苗接種，推出「疫苗通行證」是其中一種手段，以限制人們的日常活動來迫使當地市民接種疫苗。香港並非一開始便推出「疫苗通行證」來「強迫」市民打針。香港於2021年2月底開始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但截至同年6月1日，僅21%人口接種了第一針，全面接種疫苗的人則約16%。為了「谷針」，政府及企業積極推出獎勵措施，一時間，針假、獎金、各式各樣的抽獎紛紛出爐。[5] 豐富獎品讓本地接種疫苗人數明顯增加：從2021年2月26日至5月底，平均每天只有14,727人接種首劑疫苗；到了6月1日至6月17日，平均每天則有26,341人接種首劑疫苗。[6] 打針的人數雖然多了，但要達到免疫屏障，與當時要求的70%接種率，還有一大段距離。到了2022年2月，政府希望在3月初首劑疫苗的接種率能達到90%，[7] 於2月24日實施「疫苗通行證」，[8] 截至5月31日，在過去一星期，移動平均值為46,775劑次，接種兩針的市民達87.1%。[9]

隨著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的散播力愈來愈強，對於接種率的要求愈來愈高，而為了提高人民對抗新冠肺炎的保護力，無論是基於疫苗的效力隨著時日的流逝而漸漸減退，還是基於新變種的病毒株削弱疫苗的效用，各地政府都紛紛推行接種第三劑，甚至是第四劑加強劑的計劃。[10] 這全是因為疫苗某程度上可以保護人民生命，根據不同地方的數據，即使原先針對Alpha病毒株研發的疫苗，在Omicron橫行的時候，比起無接種疫苗者，已接種者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感染，但接種兩劑以上的疫苗能更有效地預防重症、住院和死亡風險。[11] 對政府來說，打疫苗並不只是為了接種者自己，也是為了他人，為了社會，打疫苗是一項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壓力，也能有助經濟復甦的措施。[12]

各地政府有「谷針」的理由，人民卻有「不買賬」的道理。「不買賬」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反對疫苗者誤信謠言，例如誤信mRNA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DNA，又或是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利用疫苗在人體植入微芯片。[13] 也有反對疫苗者對疫苗期望過高，認為作為疫苗，必須讓人百分之一百不受感染，只讓人不得重症的不算是疫苗。[14]

反對接種的理由中，難免有些理由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但撇除這些，並不是每一個反對疫苗者都是陰謀論者，更談不上罔顧自己或他人的安危，他們都會好好保護自己，有的只是希望被尊重，有權利去選擇要不要把疫苗注射到自己的身體當中，也希望民主社會能夠存在著不同的聲音。[15]

人民希望有選擇的權利，當政府計算疫苗接種對社會整體帶來好處的同時，市民亦同時會評估疫苗接種帶來的風險。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ät Erfurt）有研究指出：「疫苗接種意願的高低，本質上是風險與收益之間的權衡，它和疫苗的安全性、副作用大小、有效性，病毒本身的危險性有關，也和民眾對上述指標的主觀判斷有關。當一個人認為，接種疫苗所能降低的患病風險，並不足以抵消疫苗自身的副作用風險時，他對疫苗接種的態度就會傾向於拒絕。而當某地的疫情突然吃緊時，民眾的疫苗接種意願很可能會大幅升高。」[16]

有些人並非反對一切疫苗，只是對於「臨危受命」的新冠疫苗有所保留，有一位新加坡的太太堅持不讓孩子接種疫苗，主要原因是擔心新冠疫苗缺乏長期數據，她的孩子有可能因為接種疫苗而得到心肌炎，孩子即使康復，她仍不知道五至10年後他們會怎樣。她認為，傳統的疫苗往往要花數十年的臨床研究，才能打在身上，她無法衡量疫苗所帶給孩子的傷害是否低於新冠病毒。[17]

除了擔心新冠疫苗「太新」，事實上，疫苗嚴重的副作用（不是接種疫苗後短期出現的發燒發冷等症狀）也讓不少人對接種疫苗卻步，在台灣有反對疫苗者分享他的朋友打了兩劑疫苗，高燒不退，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醫生說他急性敗血病，然後他朋友便死去。他指出沒有媒體報道這件事，有很多受害者申請不到疫苗救濟，因為有關方面都說這跟疫苗無關。他表示在台灣，確診的死者即使本身有疾病，也可以算是因著新冠病毒而死，但在接種疫苗方面，卻不是這樣，想要證明死於接種疫苗，必須經過層層關卡，還要有科學證據、醫生證明、政府審核，他覺得這是非常不平等的。[18] 也有人因著親身經驗過疫苗的「副作用」而拒打第二針。當一個地方，如果人們認為政府資訊不夠公開，一切的「副作用」都說與疫苗無關，最終政府或藥廠亦毋須對「副作用」負責，難怪有人會拒打疫苗，甚至加入反對疫苗的遊行行列，因為他們聽得太多疫苗產生「副作用」的故事。[19]

各地有政府決定推廣，甚至立例要求市民接種疫苗，主要基於信任疫苗的效用，考慮到它為社會所帶來的整體效益。因此，即使在全球有不少地方出現示威，反對強迫疫苗接種，這些政府還是不會妥協。[20] 以它們的立場，強迫人民接種疫苗，不無道理。但不能否認，社會中的確會有人對疫苗心存懷疑，不相信疫苗的功效，又或是更相信疫苗存在令人擔憂的副作用。如上文所言，不是所有反對疫苗的人士都是無的放矢，不講道理，撇開基於政治立場，又或是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士，很多都只是單純的從自身或下一代的安全去考慮。政府為當地人民的生命負責，人民又何嘗不是為到自己的生命及所愛的下一代負責任呢？除非有人可以百分之一百保證，疫苗接種絕對沒有嚴重副作用，又或是新冠病毒只由未接種疫苗者傳播，否則，關於接種疫苗與否，還是需要尊重他人經過深思熟慮下的決定。

美國荷李活巨星尊尼狄普（Johnny Depp）控告前妻安柏赫特（Amber Heard）的誹謗官司仍在審訊，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誰是誰非並非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為什麼一個身高約1.8米、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尊尼狄普卻供稱自己面對30多歲女性的暴力行為時，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當妻子安柏向他擲酒瓶，碎片割傷他的手時，尊尼狄普只是用腳踢向櫃門泄憤，怎會如此？但當他在法庭上講及自己童年時，我才對他的原生家庭有更多了解。

媽媽虐打家人 爸爸啞忍

根據尊尼狄普在法庭上的供辭，他生長於一個暴力家庭，童年並不愉快，媽媽是一個非常暴力及殘酷的人，經常暴力對待爸爸和幾兄弟姊妹。面對媽媽的暴力，他們及爸爸都只會啞忍，不會還擊。他憶述童年時，媽媽會向他們幾個孩子拋擲垃圾桶、高跟鞋、電話等物品，亦會打他們的頭。面對媽媽的虐打，他和姊姊會躲藏起來，盡量避開及逃離火線；相反，爸爸面對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會選擇啞忍，站在原地不會離開。他記憶中，爸爸從未對媽媽動手，甚或連說一句媽媽的壞話也沒有。

若尊尼狄普的供辭屬實的話，在這樣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面對妻子的言語、心理及身體虐待時，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和爸爸一樣，絕不還手；唯一不同的是，他選擇離婚作為逃離火線的方法，就好像他童年時會選擇避開和媽媽衝突。他表示言語虐待、心理虐待，比起打他造成的傷害更大，因為身體的痛楚他會學懂接受及如何處理，他能忍受妻子的身體傷害，但無法接受她的言語暴力及羞辱，將他描繪成家暴狂，踐踏的他人格，因此要以訴訟討回公道。

成長過程 模仿父母言行

我們每個人的性格、做事方式及價值觀，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透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像把一個一個程式寫入電腦。因此，人的行為既受「電腦」界面上看得見的程式所影響，也被內裏一些看不見的程式驅使，我們稱之為潛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都是仿照童年在原生家庭裏不知不覺吸收到的；但亦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舉例，部分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痛恨暴力，不論任何情况下都不會使用暴力。然而，這些個案只佔少數，更多情况是仿效暴力，結果是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令家暴悲劇不斷重演。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過百萬港人確診，九千多人離世，不少市民都活在徬徨無助的處境之中，除了害怕自己和家人感染外，也擔心家中的物資是否充足，內心記掛著親人，卻不敢前往探望。假如出現病徵，又不知應否到急診室求診；若不幸確診，又害怕要送往竹篙灣等隔離設施，居家隔離又擔心傳染給家人。全港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彼此都活在困局中，每日的生活猶如跌入一次又一次的大型壓力測試裡。明光社在2022年3月2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誰能救我脫離這煩死的疫境呢？」網上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與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

當市民面對生活上各種轉變和衝擊，往往會出現焦慮、徬徨、憤怒、煩躁等情緒，廖醫生稱這是我們未能適應壓力的反應，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適當的運動和家人朋友的支援，在困境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不良情緒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不同的損害，廖醫生指出除了失眠、抑鬱等心理疾病外，長期壓力亦會影響身體不同系統機能的運作，降低我們的抵抗力，令我們較易受到感染，也會提高罹患哮喘和癌症的風險。廖醫生更指出信徒會出現靈性的健康問題，難以親近神和難以感受自己被愛。

他建議大家要避免過度重複收看某些資訊及新聞，尤其是來自社交平台、一些未經證實卻會帶來恐慌或負面情緒的訊息，如果我們遇到疑問可尋求家庭醫生或身邊醫護朋友的意見，避免讓氾濫的資訊削弱我們理性判斷的能力。

市民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終日留在家中，也增加了與家人衝突的機會。廖醫生建議我們在困境時更要心平氣和地與家人溝通，如果無法改變對方，也應該以包容的角度來處理，可減少使用命令式的說話，如「不要做……」，可改為用「我建議你……」、「不如你試下……」，這會令對方感到被尊重。

最後，廖醫生提醒我們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簡單如做掌上壓、仰臥起坐（sit-up）等運動，對穩定我們的情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他亦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不妨培養新的興趣，學習新的技能，也要保持社交生活，維持節制及有規律的飲食和睡眠習慣，並且要遠離不良習慣。

現在疫情看來漸漸緩和下來，但市民生活上仍要面對各種壓力，廖醫生的建議實在很值得參考，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講座。

收看講座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

傳道書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過去兩年多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卻真是件新事，以旅遊和吃喝玩樂為核心價值的港人，忽然間不能旅行、不能晚宴，有錢也沒地方去揮霍。當然，有很多香港人更不幸，失去了工作，甚至因社會和家庭的困境而出現精神問題。這兩年算是香港（和世界）史上的新事吧？

悲喜交集的生命旋律

不過，傳道書並非說日光之下沒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物。從另一角度看：「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傳三4）生命的旋律原是有喜有悲，如果香港能夠長年累月都是太平盛世（跳舞有時），傳道者反而覺得那就真的是新事了。每一代人都有那一代人哀慟的原因，對那一代人可能是刻骨銘心的經驗，但從歷史的長河看來，卻不過是舊事的新版本。

談到香港前途的危機，大概「六七暴動」才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也許從主觀的角度看，這種比較是意義不大的，今天活著的香港人，絕大部份對1967年的事情都沒有甚麼記憶，或是根本不關心那段歷史。同樣地，也許50年後的香港人也不會理會2020年新冠肺炎的故事。也許這種失憶的習慣，正是叫人們面對逆變而驚惶失措的原因。

學會哀慟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從歷史的長河去看今天的世界，從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日光之下的生活，從而得到智慧和靈力去面對改變。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學會哀慟：「往喪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傳七2《和修版》）傳道者不是反對宴樂，其實他在書中鼓勵人珍惜今天能吃喝玩樂的機會。傳道者關心的是我們因宴樂而失去了對世事的警醒，以為宴樂的日子是理所當然，以致當苦難來到時，我們既驚恐又苦澀，怨天尤人。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有哀慟的情懷，也是說我們要經常留意世間的疾苦，特別是在人生暢順的日子。人有一個傾向，就是不想聽不想碰不幸的人和事，甚至連哀怨的電影也不會看，只聽勵志的講道；傳道者認為這種傾向會妨礙靈命成長，因為健康的靈命要建基在對人生現實的坦誠。死亡是現實，政治變動和病菌也是現實，新冠肺炎再次提醒我們：我們不過是人！

哀慟始於看見歷史長河中的苦難和不公義，但不停在冷眼旁觀或憤世嫉俗，卻願意進入到世人的苦難，致力尋問減少苦難之道。傳道者所說的虛空，卻不是否定世界的意義，而是指世事沒有定律（除了變化無定的定律），所以人無法掌握，因此我們就要學習在無常之中創造美善，在道德秩序常常失控之時作智慧人。哀慟的目的不是叫我們整天愁眉苦面，而是讓我們能留意到在逆境和順境中的祝福，能有一份更堅穩的滿足。

在無常中體察上主的保守

「難道一個人有吃有喝，且在勞碌中享福，不是福氣嗎？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上帝喜愛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傳二24-26《和修版》）傳道者沒有否定世界的美善，他鼓勵信徒要在常變的世界中珍惜今天。傳道者曾累積巨大財寶，極盡吃喝玩樂（傳二4-11），他發覺這些都不足以保證生命能有滿足，反而當他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他學會一頓清茶淡飯也能帶來滿足，有機會去勞碌工作供養家庭，也是出於上主的保守。

換到今天香港的場景，眾多行業的人（如飲食、旅遊、體育、娛樂場所）都經歷失業或收入大減時，假如我們能保持一份穩定收入，已經能給我們一份滿足；這不是出於幸災樂禍的態度，而是感受到我們原與那些失業的人沒有分別，我們有幸在一些可以繼續運作的行業，心內自然有一份感恩，也自然地思考有沒有可能幫助比我們不幸的人。

保羅在腓立比書有類似的教導：「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腓四4-5《和修版》）這份喜樂是源於「靠主」，當我們面對別人的不幸，可能會擔憂下一個會否是自己，因而無法感恩。但假如我們內心體會到今天的平安不是出於幸運，而是出於上主的看顧，那麼我們就有空間去幫助別人，或成為別人的同行者。

常存盼望

保羅在羅馬書中敘述了一個比傳道書更高的意境：「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3-5《和修版》）保羅能夠在患難中歡喜，不是因為聖靈給予力量化解了一切困難，而是聖靈給予力量能站穩在苦難之中。這份忍耐不是咬緊牙關的強忍，而是靠著上主以平安的心維持每天的生活。當我們能經歷上主這份扶助，靈裡的歷練更豐富，靈命就更成熟（或稱老練）。這份成熟的靈力叫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以盼望回應，這盼望不是被動的等待困難消失，而是因為確信在主內所作的愛心行動都不會是徒然的，邪惡的事情終會被良善克服，所以在困境中更加積極地去關懷四周的人。當我們能以這種盼望去面對困境時，會發覺上主的愛一直是我們力量的源頭；有了這取之不竭的生命力源頭，我們在任何處境中也可找到生存的方向，過著有意義的每一天。

假如我們以廣闊一點的胸懷看大流行，學習珍惜上主賜給我們的大小祝福，以盼望回報每天的擔子，我們會發現疫情不是一個夢魘，而是一個屬靈操練的功課，也許這功課是吃力的，卻可以是體會上主的同行的良機。願主保守我們都順利通過這功課！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這兩年，香港家庭移民的情况非常普遍，身邊總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移民，離婚的父母亦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去外國生活，有些是因為再婚，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覺得移民門檻低。當離婚父母其中一方選擇移民，應否帶同子女一起離開？

我遇過一個個案，單親媽媽與居於外國的男朋友，因著疫情分隔兩地超過一年，她擔心再不往彼邦結婚，這段感情會畫上句號。最後，這個媽媽雖然不捨，也無奈地留下孩子，並交由爸爸及嫲嫲照顧。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媽媽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幸福拋下小朋友，這確是很多單親媽媽的狀况，但誰敢確定孩子留港跟爸爸生活不是更好？由於這名媽媽移民是因為要再婚，未來的繼父是否比親生爸爸更愛惜孩子，仍是未知之數。

移民是「為你好」？先與孩子溝通

即使父或母可以帶同子女移民，但對孩子真的是最好嗎？很多家長會認為子女可以去外國生活及接受教育，前途及視野必然更好，一如電影《小孩不笨》裡的媽媽所說︰「一切都是為你好」（It is all for your own good），但是，父母有否詢問孩子自己的想法呢？他們是否也想離開這個地方？如果子女年幼，仍在襁褓或幼稚園階段，父母雙方經協商後決定把幼兒帶在身邊一起前往，這個安排無可厚非，但如果子女已讀小學甚至中學，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階段的兒童很重視朋輩關係，父母離婚已令他們感到被父母其中一方遺棄，還要離開同學、朋友，會進一步令他們失去人際關係的支援，面對不可預計的未來，他們會因為欠缺安全感而焦慮，產生抗拒離開熟悉學校、同學及生活環境的想法。因此，父母在安排移民前，最好先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想法，讓子女感受到他是被重視的生命個體，而不是父或母可以隨意搬遷的附屬品。假如子女不想離開香港，一切決定應以子女的最佳福祉作考慮，而不是父或母的意願。

科技保持聯繫 親情不因地域疏遠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聯繫。移民離開的父或母可透過視像方式與子女定期保持聯繫，偶然寄一些禮物給子女，讓他們知道雖然你們沒有住在一起，不能經常見面，但你仍然愛他們，這份親子情不會因地域的距離受到影響。未來假如疫情有所改善，孩子放暑假時，也可以嘗試去父母移居的地方，短暫居住，看看將來是否適合往那裡讀書或發展，這樣豈不是更好。

大家還記得11年前的「盲搶鹽」事件嗎？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巨大地震，災難不但奪去三萬多人的生命，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事故不獨影響福島居民，也引起東南亞人對核輻射產生恐慌。[1] 恐慌時，往往會伴隨著流言或謠言，[2] 當時中國多個城市、香港及澳門便流傳著鹽中的碘能減低輻射，於是到了3月中旬，上述各地便出現搶購食鹽的情況，鹽的價格更一度急升。[3]

事隔多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同時，也同樣為世界帶來不同形式的流言或謠言。有些是先前已有，再度流傳，例如2003年沙士爆發時，內地及台灣流傳熏白醋、喝板藍根和金銀花能醫治沙士。[4] 2019年新冠肺炎愈演愈烈，白醋和板藍根仍然是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治病之選，這令不少專家需要出來闢謠。[5] 白醋與板藍根在內地似乎有特殊的魅力，在「醫治」新冠肺炎方面，印度卻有她的獨特秘方，在農村地區，許多人確信古老的習俗，便是用牛糞和牛尿液作為消毒劑，甚至連來自印度人民黨的議員，亦有在社交媒體中建議：「如果你早上空腹喝50毫升牛尿，然後每天吃五到10次薑黃，冠狀病毒就會消失。」當然，印度醫生也連忙出來闢謠，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證實以任何形式使用這些東西（牛糞和牛尿）的好處。相反，塗抹（牛糞）或食用（牛尿）這些產品存在風險，其他疾病可以從動物傳播給人類。」[6]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的白醋防疫沒有科學根據，而印度的另類療法更是相當荒謬，因而推論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這類難以置信的謠言便大錯特錯，事實上，有不少我們以為非常先進的國家，她們亦流傳著同樣令人側目的謠言。在澳洲，不少人上街遊行反對5G網絡；[7] 在世界各地，如澳洲、北美洲、新西蘭及英國等，手機訊號發射站遭到破壞。[8] 單在英國，有超過70座手機訊號發射站遭人攻擊，有約50個遭到破壞，即使當中大多數都不是5G網絡級別。[9] 這些人針對5G網絡，因為他們相信5G網絡與新冠肺炎相關，有的相信5G網絡產生的輻射會抑制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面對冠狀病毒時，變得更加脆弱。[10] 有人甚至深信5G網絡以某種方式傳播冠狀病毒。[11] 有關5G網絡與新冠肺炎病毒相關的言論在互聯網快速地、透過不同語言，散播到世界角落。[12] 相信這些謠言的人包括美國著名歌手及演員，[13] 甚至是一些英國及歐洲的電訊工作者。[14]

除了把新冠肺炎病毒與5G網絡掛鈎，早前一些令人費解卻在美國流行的想法，還有以下幾項：一、新冠肺炎的殺傷力與季節性流感差不多；二、戴口罩是多餘的，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甚至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市政府實施戴口罩的規定，有人甚至相信戴口罩會讓人缺氧，引發高碳酸血症，嚴重的會引致死亡；三、富有的精英利用病毒，透過疫苗來賺錢；四、病例的增加是因為更多人接受測試的結果；五、如果病毒在人群中傳播，人們將因著群體免疫得到保護；六、Bill Gates有一個秘密計劃，他想透過疫苗在人體中植入可追蹤的微型晶片。[15]

關於疫情期間的流言或謠言還有不少，不過，與其知道當中的內容，不如略為探究到底是甚麼原因，人們總會相信流言或謠言，好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別人的覆轍。

避免人云亦云是千年不變的道理，可惜本來便有不少人會人云亦云，[16] 加上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人們更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陷阱，面對網絡上大量流傳的訊息，實在難以分辨訊息的真假，有研究顯示，當訊息重複出現次數愈多，人們會愈覺得它們比新訊息更真實，這便是所謂的「真相錯覺效應」（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17] 更何況，有些古怪的說法得到名人、權威人士，甚至宗教人士支持，就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亦解釋了為何較能看清真相的人，當他們想要推翻他人錯謬的想法或信念時，其任務會是十分困難的。

除了人云亦云之外，恐懼或憂慮也會讓人失去判斷力。2020年初，當時人們對於新冠肺炎還是非常陌生，不太了解它是何物並因而感到害怕，[18] 至於5G網絡，早已有人對它心存恐懼。不過，有些人即使知道病毒是真實存在，但由於擔心工作和要支付賬單，不想停工而寧願「相信」新冠肺炎與流感差不多，又或是「相信」群體免疫是真的可行。[19] 《真確》一書的幾位作者說的好：「『恐懼』和『危險』是兩回事。可怕的事物是令人感覺危險。危險的事物是真正帶來危害。如果我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可怕而非危險的事物上（也就是太過關注恐懼），等於是往錯誤方向白耗精力。」[20] 不管人們因為害怕5G網絡，推倒多座手機訊號發射站，對於疫情都是無補於事。反而，他們寧願相信毋須配戴口罩才是真正危險之事。

有些人不是真的相信謠言，他們支持謠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政府失去信任，又或是對政府感到不滿。有人認為新冠肺炎與流感分別不大，其實他們並不是否定冠狀病毒的殺傷力，只是對國家的回應感到沮喪及憤怒，當美國的從政者懇求市民留在家中，自己卻被揭發參加不同活動，市民自然不願意配合政府的呼籲及政策。[21] 其實不只美國，世界不同角落的人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歐洲也有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示威活動，他們聲稱「病毒根本不存在」，「病毒」只是政府強制他們接種疫苗而衍生出來的東西。[22] Jonathan Kennedy作為一名全球公共衛生專家，他調查有關對政府的信任與對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之間的關聯，他分析了14個歐洲國家有關投票方面的數據及進行公眾對疫苗信心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若通過選舉形式得到人民較高的支持時，該國家的人民就愈多傾向不信任疫苗。[23]

香港在疫情期間，也流傳過不少流言或謠言，如內地廠房因疫情問題無法開工，影響未來供港物資供應。大家有否參與過囤積白米或廁紙等活動？[24] 即使你不相信謠言，只購買自己所需的部份，卻也會受到影響，在惡性循環之下，或許你也會覺得「需要」「買多一點」。在香港，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用牛糞去預防新冠肺炎，但我們的智慧，又是否足以讓我們保持清醒，還是我們會被人云亦云、恐懼或擔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所蒙蔽？是的，大家都知道核查（fact check）的重要，但除了核查事實，更重要的是留意自己的心態及情緒，這樣才不會被謠言欺哄或蒙蔽。

認識一個13歲中一男生，他來自單親家庭，他說夢想有一天可以遇到村上春樹筆下的品川猴，好讓品川猴偷走他的名字和一些不開心的記憶，這樣，他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家庭裏。他現在夾在父母的爭拗中很痛苦，媽媽不斷說爸爸的壞話，又埋怨爸爸給的贍養費不夠用，而事實上，是媽媽把贍養費用於賭博上。他經常因媽媽輸錢而沒錢買飯吃，卻不敢告訴爸爸，擔心爸爸會控告媽媽虐兒，令媽媽坐牢，雖然他覺得媽媽不好，但也不想失去她。

離婚鬧不和 孩子遭精神虐待

很多個案顯示，父母在處理離婚的前後，都會持續為了財產分配、撫養權、探視安排及贍養費等問題爭吵，甚至將問題指向孩子或將憤怒發泄在子女身上。很多跟子女同住的父或母透過控制、恐嚇、抹黑等方式，令子女不能與另一方父親或母親聯絡。其實，用這些親子離間的方式，讓子女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產生敵對關係，是對子女精神虐待，子女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會影響他們的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首三季虐兒案件已有871宗，較去年同期增近66%，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宗是發生在離婚家庭中，但警方留意到虐兒案宗數上升，很多時是因為父母之間起衝突，繼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在處理離婚輔導的經驗中，我發現，兩夫婦由相愛到相爭，到最後相分收場，究其原因，很多時都因為彼此也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總覺得一切都是對方的錯，卻未能看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變質的過程中，亦要負部分的責任。

然而，當夫婦能承認自己的不足或做得不好的地方，憤怒的情緒便有所緩和，事情也較易有轉機，再加上輔導員會鼓勵大家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角度看問題，雙方便較能冷靜及客觀地看同一件事，也願意待對方寬容一點，不會事事跟對方計較，肯放下固執，並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

以孩子最佳利益做決定

我接觸過一個個案，太太原先為着前夫遲來一小時接兒子外出玩耍而憤怒，並打算扣減他的探視時間，但後來看見兩父子玩得很開心，亦不忍心令兒子傷心，最終讓二人有足4小時的會面，沒有扣減時間。男方見前妻寬鬆對待他的遲到，對她的觀感也改善不少。所以，後來前妻要求增加贍養費給兒子補習時，男方也爽快答應。由於二人都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作考慮，小朋友也變得開朗了。

為人父母的你，與其要孩子癡癡地等待品川猴的出現，倒不如由今天起，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停止傷害子女，讓孩子可重回生活的正軌。我相信，隨時間過去，小朋友會慢慢淡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不再受那些經歷所影響，能夠健康地成長。

這兩年間，香港社會轉變得非常大。見過有夫妻因為政見不同，其中一方覺得為了子女前途着想，避免他們受另一方政見「荼毒」，竟悄悄帶子女遠走他方，直至到達彼邦後，才委託律師申請離婚，要求贍養費及分一半財產。此舉令到在港的一方非常震怒，覺得不公平，孩子無故被帶走了，還要分一半財產，心中的憤怒及怨氣必然很大，可以預期，這宗離婚官司將會漫長及艱巨；孩子更是無辜，失去了完整的家庭，更可能成為獲撫養權一方爭取權益的籌碼。

孩子是生命 不是工具

很多離婚個案，父母都會千方百計爭奪孩子的撫養權。有些是真的愛孩子，為他們的最佳利益着想，希望可以照顧孩子、陪伴他們成長；但亦有些帶着不純正的動機，將孩子當作籌碼，向配偶苛索金錢，以及有利於爭取在原居所居住。這是由於一般獲孩子撫養權的一方可以繼續住在本來的公屋，另一方則須遷出。法庭主要考慮孩子的最佳利益，對孩子來說，家庭的轉變已對他們造成很大衝擊，在可行的情况下，法庭會盡量讓他們繼續居住在熟悉的環境，繼續有朋友、學校及社區的支援，這些人際網絡、社區資源，都是孩子面對逆境時的重要保護資源。

孩子是愛的見證 不是怨的延續

父母因為種種原因，導致婚姻破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與其不斷彼此折磨，選擇放手，無疑是放過自己也放過對方的方法。但可以再見亦是朋友嗎？能相遇相愛，即使最後分開，也是一份緣，倒不如讓孩子成為這份緣的見證，而非怨恨的延續。

有些家長爭取孩子撫養權是基於利益考慮，但當看到同住孩子的樣貌、某些行為習慣或價值觀很像前夫或前妻，便會很生氣。其實，這些都不是孩子的錯，孩子遺傳父母的基因，樣貌與父母有幾分相似實在自然不過，至於行為舉止及價值觀相似，亦非孩子刻意模仿，而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結果，父母切忌將對前夫或前妻的不滿投射在孩子身上，這樣對孩子非常不公平。離婚後就不要讓怨恨延續，可以把消失的愛情轉為友情及親情，學習新的相處模式。

隨着時間過去，孩子慢慢成長，他會感受到父母是真正愛他抑或是將他當作工具，只有真心才能換來孩子的真愛，你想孩子將來怎樣對待你，你今天應懂得怎樣對待孩子。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

1.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2.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國家，同樣是以兒童的福祉為理據（例如匈牙利、波蘭等）。那麼，到底是容許的好？還是禁止的好？專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有利於兒童福祉的決定嗎？

3. 「沒有差異」已成定論？

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在同性伴侶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與一般家庭無顯著差異。但有學者重新審視過這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都分別有樣本數量不足、取樣方式有偏差、在研究或論證過程上有謬誤等等的狀況，以致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成疑。[3] 一位學者Douglas Allen重新評估其中一份支持同性撫養無差異的研究：“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4] Allen的團隊發現以原作者的分析方法，即使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之間有實際差異，都只會得出「無差異」的結果。當Allen重新計算其數據後，更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5]

在2018年，一位大學教授Walter Schumm出版了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一書，當中對現存的三百多個與同性撫養有關的研究——不論結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作出評估。一方面他指出了反對同性撫養的研究當中的限制和錯誤，另一方面亦在認為同性家庭與一般家庭無差異的文獻中發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甚至在它們的數據中找到可證明有差異的證據。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有的證據其實並不足以支持同性撫養「沒有差異」的論說。[6] 事實上，同樣有不少的研究顯示，同性家長及異性家長的撫養出來的孩童，確實在成長、發展上有實際差異，同性家庭中的孩子甚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都受到負面影響。[7]

研究的工作不免會有限制或疏忽，但學者們若能以其專業互相提醒，嚴謹地改進有錯謬的研究方法，亦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有力的洞見。只不過，當現今的研究仍有如此多地方需要改進的同時，為何仍有主流的聲音紛紛將「沒有差異」視為鐵則呢？Schumm指出這些研究被引用，是因為它們「政治正確」，[8] 而他撰寫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一書的初衷，正是「不希望政治扭曲了科學證據」。[9]

4. 「政治正確」還是謹慎驗證？

奈何在「政治正確」的驅使底下，有一些聲音卻似乎正受到主流排擠。Schumm在其著作中並沒有以其研究為理據對婚制作任何的評論，更明言他不希望他的研究成為同性領養被禁止的鐵證，他由此至終想強調的是科學的精神，但他仍因不接納「沒有差異」的結論，而被同行詆毀及排擠。[10]

除了Shumm，美國兒科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下稱ACP）亦因「政治不正確」而受到排擠。ACP是一間無宗教信仰、無政治背景的機構，有六百多位醫生或醫科專家為會員，主力以科學及醫學知識宣傳促進兒童健康及福祉的資訊，或倡議相關政策，[11] 他們亦基於科學的理據提出與同運分子不同的意見，因而受到抨擊及排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搜索，我們只會看到ACP一些被認為是反同的言論，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對它的抨擊，在維基百科上它的定位甚至被描述為︰「該組織的主要關注為倡議反對墮胎及同性戀者收養兒童。」[12] 這其實與ACP所聲明的並不相符。[13] ACP關注的議題，還有醫學實踐、疫苗、安樂死、毒品的影響等等，[14] 遠不止於同志相關的議題，為何他們會被視為只關注反同的組織呢？[15] 它的主張或許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今天人們批評、排擠它的理據，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驗證，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若我們是以兒童的最大權益為原則，我們就必須謹慎思考，絕不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輕率地採納迎合主流的結論；既要追求謹慎，就應多方求證，在各方的理據中權衡輕重、利弊，既知道統計研究上會有限制，就需要學習分辨，平衡地審視正、反不同的資訊和意見，並要容讓不同的聲音存在，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聽見及集思廣益。而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彼此共同努力的地方。

5. 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帶來不同的影響

那麼，在同性領養權這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去考量兒童的利益？在這裡引述一份文章，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這篇文章於2002年，由Kristin Anderson Moore等的數位學者及研究員撰寫，[16] 它研究家庭結構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並倡議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改革政策。因為當年在美國全國調查的問卷上，尚未有同性家長的選項，所以它的議論並非針對同性撫養，也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相關議題而寫的。

在這篇文章中，Moore等人透過文獻回顧，總結出不同的家庭結構確實會影響兒童，兒童與親生父母同住，並且在低衝突的婚姻關係的環境底下生活，這對兒童的成長是最好的。Moore等人亦提到，即使是有雙親，但其中一方是繼父或繼母的情況下，兒童的「幸福指數」（levels of well-being）仍然是相對較低的。[17] Moore的文章並沒有否定任何人士照顧兒童的能力及愛心，它帶出的是一個家庭的結構或模式對兒童的成長的確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同性的伴侶是無法同時成為同一個兒童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最起碼必然有一方並非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或者雙方都不是親生的。那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同性婚姻這種不同的家庭模式真的會帶來差異呢？

當然，Moore等人的研究也不會毫無瑕疵，亦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但希望藉此大家能有多一個的思考方向。與其盲目相信「沒有差異」這信條式的偽裝，[18] 倒不如踏實地去檢視當中會產生的差異是甚麼？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是甚麼？這才能真正找到對兒童最好的方案。

6. 結語

有些人或者會以兒童的福祉為由，認為通過同性領養能讓一些有需要的孩童找到新家庭。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家庭或婚姻是出現問題，以致某些兒童必須與他們的原生家庭分開，才能確保他們得到最大的保護。不過，容許同性伴侶獲得領養權卻不是唯一的辦法，許多國家早在通過同性領養前，已經有讓已婚的異性夫婦領養或寄養等的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再者，面對社會上的兒童或家庭的問題，我們要積極尋求的是治本而非治標之法。[19] 既然如此，當現存的研究仍然存在問題，而同性撫養對兒童的影響仍然存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真的要貿然同意呢？

要考慮兒童最大的利益，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必然完善的方案，但正因沒有必然的答案，我們就更需要匯集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再從中找出一個令兒童損害最少、受惠最多的方案。這些聲音不是為成人，而是為兒童而聽的，假若只順從成年人世界的主流喜好，而排擠另一方的論述，就會令我們錯過重要的信息，而承擔後果的卻是兒童。如果未經過嚴謹的考量，只為追求「政治正確」、跟隨主流，就將一眾兒童的福祉奉上作為賭注，你能接受嗎？

參考資料

〈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

〈應該如何解讀同性撫養的研究？〉。性文化資料庫，2016年11月25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6/11/25/%e6%87%89%e8%a9%b2%e5%a6%82%e4%bd%95%e8%a7%a3%e8%ae%80%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9a%84%e7%a0%94%e7%a9%b6%ef%bc%9f/。

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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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9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crc.doc（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學生因沉迷打機而影響學業和健康，重則有學生會做出傷害自己、企圖輕生的事。[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疫情雖然持續，但有教會就在疫情略為緩和時，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曾參加由香港基督少年軍[2] 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非信徒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學習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助疏導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3]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筆者從教關的網站得知，教關於2021年3月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4] 在當中有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的青少年事工發展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推出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2021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筆者在網上搜尋，發現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G-Power）[5]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6]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由G-Power主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合辦的「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亦在2021年的暑假舉行，活動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才藝訓練及比賽的籌委會核心成員在接受基督教刊物的訪問時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7]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他們成長的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症橫行的世代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018年五歲女童被虐殺事件轟動全港，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明光社於今年6月25日舉辦了「保護兒童　加強各界的意識」的網上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律師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姑娘任分享嘉賓，探討相關法例及了解前線社工所面對的挑戰。

強制舉報機制需要配套資源

張達明律師指現行法例因技術原因，有些虐兒案件只能以刑罰較輕的《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控告施虐者，如施虐者可能多於一位，當中還有旁觀者，他們可能是與受虐者同住的父母，在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誰是真正的施虐者及他們是否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受虐者死亡，亦只能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提控。張律師指他基本上支持引入「沒有保護兒童罪」以堵塞法律漏洞，因為它只針對施虐者及袖手旁觀的家庭成員。惟他認為加重刑罰對虐兒父母的阻嚇性不大，反而家庭教育才可改善虐兒情況。

對於強制舉報機制，要求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人士如發現懷疑虐兒事件就必須舉報，張律師認為在實際執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設，就是需要足夠資源配套去跟進，包括有足夠的專業人士去分辨是否需要介入個案，如沒有足夠資源作跟進，恐怕只會弄巧反拙，亦有可能會出現大家為求自保而大量舉報的情況。此外，張律師認為政府可考慮成立兒童事務專員，設立有關的法定架構，就兒童權益，作統籌的工作。

社工的難處

蘇艷芳姑娘分享到，學校社工透過觀察，如學生身體上有傷痕、情緒低落、與人相處的表現，發現虐兒個案，並指很多時是老師發現學生有異樣然後告訴社工。一旦有個案要跟進，學校社工需要按指引去處理，並與不同部門或人士合作。

蘇姑娘表示與學校合作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學校擔心家長的負面反應並投訴，或校方有時只希望作簡單處理。她指有時老師致電家長查詢，只要求家長不要再虐打兒童，但忽略了事件的經過，這會令他們錯失了機會去了解事件，有時甚至可能因老師通知了施虐者，令他或會遷怒於兒童；蘇姑娘指聯絡家長的策略是需要多作部署的。另外，當事件涉及同校學生之間的欺凌，校方都會擔心影響校譽。蘇姑娘也分享到與父母協作時的情況，如果子女被其他人虐待，有的父母想低調處理，有的則不然，彼此看法都不同。如父母其中一方是施虐者，社工跟非施虐者討論事件時，有的家長會不想張揚，社工便要花時間去作解釋。

蘇姑娘認為在職培訓對前線社工來說是很重要的，包括經驗分享、分辨個案等，這些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合。她認為家長及公眾教育是很重要的，例如同學之間見到對方身體上有傷痕，懂得尋求社工及老師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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