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因應香港將要回歸中國，一群關心香港的教牧同工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轉眼已經40年，最近《時代論壇》邀請不同年代的教牧作出回顧，《信念書》發表的時候，我是一個剛投身教育事業的中學老師，深深感受那個時代香港人既興奮亦不安的情緒，也和許多在當時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的弟兄姊妹一樣，希望能夠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成為歷史的見證人，盡上自己的本份。  
   
40年原來可以過得那麼快，正如詩篇九十篇4節所說，在神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而時代的變化許多時都並非我們能夠準確預測，更莫說要發揮甚麼巨大的影響力，要評價《信念書》，最重要的不是它有沒有改變了以後香港教會、甚至香港社會的發展，而是在它背後的教會和牧者，有沒有盡上了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本份，因為歷史的發展並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自己對時代的回應，教會如是，個別信徒亦如是，個人認為發起《信念書》的一群教牧同工，已經盡了他們的本份，按著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呼籲眾教會和弟兄姊妹起來關心香港教會和社會在九七年前後面對的挑戰。  
   
《信念書》肯定香港的基督徒在歷史轉變的時刻，對香港和中國同樣要有責任和承擔，它對於過去幾年的社會、甚至教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因為無論一面倒傾斜於一國或兩制，都只會引起強烈的反彈和撕裂，令整個社會失去平衡，我們身為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我們是同時需要關心自己的國家和所身處的城市，我們最重要的不是要挑起雙方的矛盾和紛爭，而是要令雙方學習了解對方、聆聽對方、尊重對方。  
   
雖然要香港信徒以「不求自己的益處」的態度去愛中國並不容易，但起碼應該做到「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香港和中國畢竟是骨肉相連，唇亡齒寒。教會一方面要捍衛香港人重視的人權和自由，另一方面也不應因著中港之間一些的矛盾和差異，而以敵對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國家。雖然在中港矛盾之間，香港教會有責任更多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去發聲，但不代表要毫無保留站在只重視香港而忽視中國的那一方，而且群眾不一定永遠是對的，反對政府的群眾不一定對，當然，支持的也是。  
   
《信念書》雖然沒有成為一個一呼百應的運動，也沒有引起香港教會大復興，更令人傷感的是《信念書》發表之後，因著九七問題而移民海外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十分之多，令教會青黃不接，情況和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相似，同時愛國愛港似乎並未能夠成為大多數信徒真正的信念，令人惋惜。其實作為一個基督徒，無論在任何時代，有沒有一份回應時代的信念書，我們都需要有最簡單和必須堅持的信念。  
  
首先，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任何政府、團體、或者政黨和個人對我們來說都不能夠凌駕上帝的地位，盲目支持任何政府或群眾都是愚不可及的行為，而不幸地這是過去幾年我們經常看到的現象，因此，作為信徒必須堅守順從神不順從人，愛天國多於愛名利權勢和關係的信念，當政府或者群眾作出了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行為，教會群體應該有勇氣站出來表達不同的意見，教會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不能視若無睹，而是要「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一般去表達，表達完之後的結果是上帝的事，不是我們完全能夠控制的，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惟有教會敢於正常地說應該說的話，市民才能感受到世界並非黑白不分，才能感受到因為有信仰，便能有信念好好活下去。  
  
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在社會不穩、人心不安的時候，大家都對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的時候，教會最重要的是讓人看到希望和平安，比起甚麼高言大智更重要，教會無法告訴大家未來香港、中國、以至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應如何發展，也不是任何社會政策的權威顧問，教會能夠斬釘截鐵告訴大家的就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教會宣告甚麼信念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困境、甚至苦難中與市民大眾同行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教會、教牧、以至信徒不應因為樂觀或悲觀而選擇留下或離開，而是因為相信神掌管明天，所以我們願意將自己無條件地交在上帝的手中，每天努力學習「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的神同行」，香港市民最需要的不是教會和信徒發表甚麼偉大的信念宣言，而是教會和信徒願意和大家同甘共苦，不離不棄地走向不可知的未來，就像在疫情之中，惟有在受感染的風險中仍然繼續關心和服侍鄰舍，而不是只顧關門自保、停止了一切活動，甚至逃之夭夭的教會和牧者，才能真正成為活在人群中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