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因應香港將要回歸中國，一群關心香港的教牧同工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轉眼已經40年，最近《時代論壇》邀請不同年代的教牧作出回顧，《信念書》發表的時候，我是一個剛投身教育事業的中學老師，深深感受那個時代香港人既興奮亦不安的情緒，也和許多在當時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的弟兄姊妹一樣，希望能夠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成為歷史的見證人，盡上自己的本份。
40年原來可以過得那麼快，正如詩篇九十篇4節所說，在神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而時代的變化許多時都並非我們能夠準確預測，更莫說要發揮甚麼巨大的影響力，要評價《信念書》，最重要的不是它有沒有改變了以後香港教會、甚至香港社會的發展，而是在它背後的教會和牧者，有沒有盡上了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本份，因為歷史的發展並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自己對時代的回應，教會如是，個別信徒亦如是，個人認為發起《信念書》的一群教牧同工，已經盡了他們的本份，按著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呼籲眾教會和弟兄姊妹起來關心香港教會和社會在九七年前後面對的挑戰。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
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
近來不少基督教機構都面對很大的經濟壓力，出現財政赤字的問題，以明光社為例，去年的赤字超過140萬元。主要的原因除了香港整體的經濟表現未如理想、未來的經濟前景亦不樂觀之外，再加上這幾年受退休潮和移民潮的夾擊，不少機構的支持者都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過去有心有力的支持者在退休和移民之後，減少甚至停止奉獻已無可避免，而不少年青的信徒對奉獻可說無心無力，加上他們對一些在上世紀已經成立的機構亦欠缺認識，更談不上有甚麼強烈的認同感，再加上不少堂會的年青信徒大幅減少，亦逐步影響堂會對機構的支持。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