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以實際行動回應無形之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對於看得到的威脅、誘惑和陷阱,我們通常都會提高警覺,不過,正所謂騙徒手法層出不窮,我們更需額外留神的往往是一些在幕後操控的無形之手。在大數據的年代,我們在網上的足跡其實無所遁形,因此,許多為我們度身訂做的資訊、廣告、短片、甚至假新聞,其實每時每刻都透過手機和電腦,順其自然、漫不經心地傳給我們,甚至會令我們以為是自己發現的。此外,年青一代很容易受社會的大環境、傳媒、朋輩和一些片面的經驗所影響,而這些影響有時也是不自覺的,小心這些無形之手!

要抗衡無形之手,便需要有形的代價和實際的行動,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有時只不過是我們透過其他方式付了費,或者讓其他人藉我們賺了錢而不自知,不想任人魚肉,在使用社交媒體時便需額外小心。此外,新聞有價,記者編輯也要吃飯,實際地支持有心的傳媒,比單單用口讚賞更重要。

不過,另一方面,對下一代的影響許多時也是無形的,父母的言教身教,也在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子女的行為和價值觀,漫不經心地談談情、說說性,玩玩遊戲,有時比煞有介事地說道理影響更大,特別是一些大家容易感到尷尬但十分重要、不應逃避的話題,包括性教育,如月經、墮胎、偷窺及再婚等。甚至一些宗教與政治等嚴肅話題,父母愈早建立子女的抗逆能力,他們便愈能面對日後的挑戰。今期《燭光》希望能為各位家長和青少年工作者加加油、打打氣,讓我們努力成為保護青少年免受不良影響的無形之手。

相關文章

真相,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真相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有圖就有真相?還是不要輕易相信你看到的表面現象呢?

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首相你想點》(Yes Minister)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不幸的是弄虛作假,今日亦成為一些網上媒體、甚至主流傳媒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手法。

我們無法阻止別人存心欺騙,但要努力避免自己上當。傳媒和網上短片已經成為全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亦早已沒有疆界,當我們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缺乏了解,有時更難洞悉當中的錯繆。甚麼叫美?減肥纖體是否必須?有沒有想過養生節目可以與迷幻菇和靈界扯上關係?大家見過瘦削的大胃王嗎?見過講完大話、刪除批評留言之後竟然有更多人訂閱的網紅嗎?原來人最可怕的不是被騙,而是甘於受騙!

別以為不願面對真相的只是心靈空虛、沒有信仰的一群,弟兄姊妹看不清真相或甘願自欺欺人的其實大有人在。香港教會經歷了長期的穩定、擁有豐富資源,大家似乎已忘記荒年的存在;對基層人士在疫情下水深火熱的生活仍感陌生;對政治大環境下愈來愈嚴峻的挑戰亦沒有足夠警惕;此外,有關同性婚姻的社會運動表面上好像沒有動靜,立法會亦沒有再爭論相關法例修訂,大家便以為社會的關注已轉向其他議題,其實同運團體只是轉向一個市民大眾無法表達意見的戰場——法庭來處理,而且大有斬獲。

真相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真相,大家必須保持警醒。

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使用,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發放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今年8月,時任《紐約時報》行政總裁Mark Thompson便曾說過,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的《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今年7月宣佈停刊。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亦在7月底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去年10月暫停派發。

暗夜裡的一點燭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7/2020

香港不再一樣了!

由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到今年初的疫情,以至「國安法」橫空出世,以強硬的姿態震懾反對的聲音,一國兩制正經歷回歸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加上疫情未過、經濟不景、移民潮再現、教會流失加劇,令不少人心情鬱悶,憂心忡忡。不過,在天色昏暗,夜幕低垂之際,正是教會和機構應更努力發光的時候。

面對未知何時才會結束的疫情,明光社為了更直接服侍有困難的家庭,毅然與一些前線機構合作,申請了一些基金,為劏房戶和有即時經濟困難的基層家庭,提供改善家居環境和現金支援的服務,雖然只是一杯涼水,未能解決長期的、結構性的困難,但總比甚麼也不做好。

正如當政治的陰霾衝擊新聞及言論自由,甚至連玩遊戲也有不少禁忌的時候,我們仍希望能努力發聲,提醒大家注意,不過,在思考政教關係時,卻不能將問題簡單化,其實除了藍黃政見之外,不少分歧亦只是不同路線和手法的差異,毋須急不及待提升至真理的層次。在靜待黎明的時候,大家應更努力學習聆聽、包容和寬恕。另一方面,同運對婚姻和家庭的衝擊有增無減,希望大家在關注經濟和政治的同時,不要忘記容易被人忽略的家庭和倫理價值,以及品德教育。

不過,我們亦必須有心理準備,約翰福音一章5節提醒我們:「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我們的責任是努力發光,幾時黎明是上帝才知道的事,我們只是努力學習成為暗夜裡的一點燭光

聚焦有時、失焦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過去幾個月大家都聚焦於新冠肺炎的疫情,無論社會、教會、公司、學校、家庭及個人,都需要因應疫情的變化而不斷回應和改變,這是很自然的事,畢竟性命攸關。但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雖然不一定緊急,卻不能置之不理。

疫情未過,香港的政情又開始升溫,而當代政治其實是一場資訊戰,面對資訊戰最重要的是有高度的自覺,不會被別有用心的假消息,以及喜歡煽動別人情緒的政客迷惑。在疫情之下,不少大型活動皆受影響,只有馬會一枝獨秀,在政府默許之下堅持繼續賽馬,一些失業的賭徒更聚焦賭博,結果泥足深陷,甚至賠上性命,大家不能忽視。

面對疫情,若聚焦於困難,的確容易令人喘不過氣,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家庭,手停口停,再加上子女要在家學習,無論在空間和器材上都令家長百上加斤。不過,有危亦有機,這也是教會和機構可以介入和支援有需要人士的好機會。

生活上值得我們關注的事其實還有許多,趁著疫情令大家有更多時間留在家中,也是親子教育的好機會,小朋友也要學會轉移視線,不要只聚焦眼前的困難,也要放眼其他身邊的事,有時失焦也是一件好事,否則過份聚焦恐怕只會燒焦。

今期《燭光》好像失去焦點,但我們盼望大家能逐步走出疫情陰霾,放眼更多重要的事,一些習以為常的事其實也不是必然的,作為基督徒,今次疫情令大家對崇拜、以至聖餐都有了不同的體會,其實,奉獻課題亦值得我們不時反思,希望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逆旅再同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0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來勢洶洶,令大家愈來愈緊張,不過,最令人恐懼的其實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的盲目、自私和焦慮!本來病毒才是大家的共同敵人,但不少人卻對病人、疑似病人、甚至面對病人的前線工作人員抱敵視態度!另一方面,病毒雖然帶來重大的社會危機,令教會很多日常的聚會和工作都被迫暫停,但教會及機構在逆境的時候,其實應該加倍努力去服侍,而不是一切暫停。2003年沙士期間,教會和機構其實做了不少服侍,當時明光社聯同其他機構一連四個星期在報章出了一個全版的特刊,欄目是逆旅同舟,為的就是在困難的日子為大家打打氣。

想不到17年後,我們仍然要再一次抗疫,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我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我們的力量就微小,因此,在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和人手安排之後,我們仍然需要積極投入全城一起抗疫的工作。而抗疫不僅是指預防感染,更需要提高本身的抗逆能力,包括:不要在危困時過於擔憂和恐懼;不要讓恐懼蓋過自己的理性和對別人的關愛;更要在困難中發揮更多創意和想像,例如為免人群聚集而需要學習新的傳遞訊息技巧和與他人分享的方式;提高分辨能力以避免傳遞引起恐慌的假消息;與長期停課的子女一起學習如何面對逆境;教會和機構如何轉換不同的方式繼續教育、倡議和關心鄰舍的工作……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總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否則打倒我們的不是疫情,而是因循的心態。

莫在偏見與情緒之中迷失方向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莫讓社交媒體主導自己的一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2/07/2019

早前馬來西亞有一名少女於網上社交媒體Instagram發帖文,詢問網民她應該選擇活下去還是死亡,竟然有近七成網民投「死亡」一票,而少女亦「順應」了民意,在數小時後跳樓自殺身亡。[1] 事件震驚了當地,筆者也深感惋惜,大好青年就這樣了結自己的生命。

片面式交流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日趨重要,因為他們與成年人的互信感正在消失,[2] 他們轉而投入在網絡世界與網友、朋友遠距離地溝通。彼此以簡單的分享、給讚等回應方式來溝通,留下的只是一些片面的印象。

筆者認為是「片面」,因為在社交媒體,用戶可以自由編輯發放的內容,組成不同的社群。而用戶的網友數目大都為數不少,大多數情況下會上載美好的生活、飲食照片,配以一兩句正面說話,簡單反映近況,很少會深刻描述自己內心,亦可能漏掉了真實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低潮,只報喜不報憂。又或讀者們都不多會於這類平台作深入的回應交流,只給個讚、大笑或嬲嬲樣子作回應,帖文如能寫一兩句文字作回應實在已算不錯。或者說,這類平台也不適合作詳盡傾談式的交流。

不容小覷網紅的威力

然而,如前文提到青少年與成年人的溝通漸減,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力日漸增加,甚至會塑造他們價值觀。不少網紅,為了賺多幾個讚,不惜以言行出位來博取網民點讚。[3] 由於兒童及青少年心智未成熟,如身旁沒有人指導他們何謂正確,他們可能會認同當中的行為,甚或模仿。

而價值觀方面,不少人會在社交媒體分享物質、美麗的、P圖後的(即用修圖程式「執相」後的)外表,我們所見的很多都是扭曲了的訊息。片面的美好,過於完美的樣子,令不少人會將自己現有的處境與網友所分享的片面美好作比較,對自己的生活、外表產生不滿或感到沮喪抑鬱。

而2018年香港曾有一項調查指出有18%受訪中小學生每日花七小時或以上瀏覽及使用社交媒體,同時有32%受訪學生每日花九小時或以上「在線」社交媒體,更有11%受訪學生表示「全日在線」。[4] 機不離手、常常「在線」的情況,除了佔據青少年的休息時間,令他們常感到疲累之外,他們亦因為長期困於網海內,世界和眼光變得狹窄。

回應及責任

試想想當你的世界就是互聯網,分享的渠道、資訊來源、交友、關係建立……都依賴社交媒體,那麼它的重要性就會不斷提高,你的存在感也要靠它建立。當你分享的東西沒有人點讚,沒有人回應,自我的存在感與價值也容易降低。這正好解釋了,為何網民的負面回應,可以對一個少女的心靈、生死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

所以大家要小心於網上回應別人的分享,網絡欺凌、刻意以言語傷害別人等行為,當然是十分要不得。但當見到你認識的人分享了有關尋死、生無可戀等帖文,可以主動私訊回應當事人,與對方溝通,不要批評並仔細聆聽,提供支持及陪伴。如你不懂如何回應,聯繫其家人或通報社交媒體安全中心也是一種方法,[5] 因為有關的工作人員可以較容易找到當事人在線時所在位置,並作出相應的跟進。

走出困局

是時候要主動走出這個困局,要令人們(不單是青少年!)知道:社交媒體不是一切、網絡不是一切!不應讓自己全時間沉浸在網海內,應與家人、友人有網外溝通,爭取更多時間以建立真實關係和獲得感情方面的支援。社交媒體用戶亦應自我提醒,在閱讀分享內容時,要知道分享美好一面是大家慣常的行為,不必以自己的生活、外表與他人比較,自我的價值也不應建立於他人的回應上。

筆者使用社交媒體的心態就是分享快樂、說說近況,也替他人美好的生活而高興,僅此而已。

(本文原載於第127期〔2019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IG投票定生死 69%粉絲投「死」 大馬少女跳樓自殺〉,《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19年5月1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351391/IG投票定生死%E3%80%8069-粉絲投「死」大馬少女跳樓自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2] 劉子維:〈分析:香港為何學生自殺事件不斷〉,BBC News 中文,2016年3月18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3/160318_ana_hong_kong_youth_suicide(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3] 馮翠山:〈網絡紅人為收視博出位 扭曲青少年價值觀 家長是時候擔心了〉,《香港01》,2018年1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46428/網絡紅人為收視博出位-扭曲青少年價值觀-家長是時候擔心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網紅牙膏夾餅戲弄露宿者 判囚15月禁用YouTube五年〉,《明報》,2019年6月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國際/article/20190604/s00005/1559639043245/網紅牙膏夾餅戲弄露宿者-判囚15月禁用youtube五年(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4] 鄺曉斌:〈調查:逾三成中小學生日花9小時社交媒體「在線」 近七成感疲累〉,《香港01》,2018年7月2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13694/調查-逾三成中小學生日花9小時社交媒體-在線-近七成感疲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5] Dan:〈如何回應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殺帖子 學會回應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殺帖子可以挽救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的生命〉,MyTherapy,2019年4月17日,網站:https://www.mytherapyapp.com/zh_TW/blog/social-media-suicidal-post(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沒有界線只會帶來煩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5/03/2019

人人皆嚮往自由,喜歡隨意做自己喜歡的事,不過,太過自由而沒有訂立合宜的界線,最終只會自尋煩惱,甚至自討苦吃,累人累己。

看到有趣或轟動的新聞,毋須猶疑,輕輕一按便可以和所有親友分享,既可令別人知道自己消息靈通,有時亦可以「是非當人情」,甚或喚醒大家即時回應,以免「執輸行頭」,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不過代價就是早晚會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或是被人愚弄的傻瓜。又例如家人之間若沒有界線意識,侵犯私隱固然會成為爭拗的源頭,而侵犯其他成員的身體界線更會釀成家變。情不自禁,未弄清大家的心意便突破了最後的身體界線固然有機會搞出人命;就算只輕輕一按傳送本身或他人的裸照一樣後患無窮。界線其實是提醒我們何謂危險的溫馨提示。

按得快不一定好世界,特別當我們根本不知道那些究竟是甚麼,無論是內容農場(Content Farm)的假新聞、表情符號(emoji)、或較為冷門的BL(Boys’ Love,男男同性戀故事),若大家沒有弄清楚背後的意思便傳送,隨時會引起誤會,甚至「一身蟻」。香港青少年抗逆力低,當不幸遇上這類煩惱便容易失去分寸,因此,參考外國的經驗,可能有助他們改善自身的抗逆力。

最後,對於不少專業人士、商界、教育界、家長及教會團體來說,不少人仍然有生不入官門的傳統思想,對法院和訴訟更是敬而遠之,不過,時移世易,有關界線亦因著愈來愈大的需要而不能不遷移了。今期《燭光》,簡而言之就是提醒大家在不同範疇,有時不能越界,有時卻需要破戒。

尊重子女比進名牌學府更重要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2/08/2016

有報導指今年書展有不少新書與教養子女有關,其中一本由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昔日的女歌手陳美齡所撰寫,備受傳媒關注的《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光看這個書名,便足以吸引不少望子成龍的父母對此書趨之若鶩。

不知道為人父母者看到這樣的書名時,重點是放在「50個教育法」,還是「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如果是第一句,筆者相信這些讀者可以從中得到啟迪,因為他們找對了重點,便是要教育子女。相反,如果重點是放在第二句,希望找到捷徑然後順利把子女送進世界級名校,那麼,這些讀者可能要想想這本書是否他們想要的。筆者並不是說父母不可以對子女有期望,只是當父母過份看重子女的學業成果,而忘記教導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這樣,子女或許有卓越的學業成就,但生命中亦有可能失去更重要的東西。

作者提到教育子女的所有責任在於父母,陪伴子女、讓他們嘗試、培養他們「自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甚麼是自我肯定?筆者認為,如果子女的夢想與父母的期望相同,得到父母的支持,可以完成夢想,這樣當然皆大歡喜,子女也可以從中得到肯定。不過,如果子女的夢想與父母的期望不同,甚至只可以依循父母的路線圖,在這種環境之下成長的小孩,試問有多少個可以肯定自己?

如何讓孩子肯定自己?作者會把兒子放在首位,為了培養兒子提問的興趣和能力,即使在做菜期間,只要兒子問她問題,她都會讚賞、鼓勵他們,並即時把爐火關掉,停下來解答,培養兒子提問的興趣和追求知識的心。作者示範了培養兒子提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同時,給予他們尊重及被愛的感覺。當孩子生活在一個有愛及被尊重的環境,不事事受人質疑、否定、批評,他們自己容易產生自信。書中所說的尊重不代表放縱或放任,這樣只會把孩子寵得無法無天,這裡談的是教養孩子的同時,也不忘多給他們一份尊重。

尊重——讓子女放膽高飛;尊重——讓子女願意與父母分享自己的夢想;尊重——亦讓父母明白自己賜予子女生命,卻不是他們生命的主宰。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12/8/2016

過份依賴網絡 影響社交生活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18/01/2011

當你每天上班坐車、乘港鐵時,未知有否留意身邊的乘客十居其八、九都是拿著智能手機,全神貫注地點點畫畫呢?甚至有不少家長會以智能手機「湊仔」,安撫小孩子的情緒,使他們從小就習慣了使用遊戲apps(應用程式)。1

的確,透過智能手機及電腦,我們能緊貼網絡,隨時隨地可以玩遊戲、購物,並知道交友網站裡「朋友」的最新消息,能分秒接觸無窮無盡的資訊;但過度使用者,不單傷及視力和肌腱,甚至會上網成癮,還容易患上焦慮症,影響社交及生活。2

根據調查,原來香港每兩人就有一個是facebook用戶,其密度在全球數一數二,但只有兩成網民正確管理社交網個人私隱。3 相反,不少朋友都會喜歡將自己個人私隱資料放於交友網絡中分享,更會隨意在交友網上按「讚好」、「同意」或「Tag」(標籤),而不知道此舉會將電郵地址、照片、興趣愛好等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者。

在香港這資訊密集的地方,要完全逃避接觸資訊的可能性極低,亦無此必要;但必須注意自己是否太過依賴網絡,對之日思夜想,完全不能安靜下來,或提不起勁做其他事情,甚至令生活失序,如有此情況,便須要尋求協助。

1 2010/12/22,《香港經濟日報》,社會要聞A21,〈4成家長 智能手機安撫子女〉。
2 2010/11/09,《中國窗》,〈用多電腦易患焦慮及抑鬱症 辦公族要避免網絡成癮〉,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11/09/content_2629955.htm
3 2010/11/08,《明報》,港聞A17,〈調查﹕八成fb用戶懶理私隱「讚好」「同意」個人資料或傳他人〉。

從基督教人觀看家庭教育

—2009年「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

鄭順佳 | 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
15/10/2009

 摘要
本文以香港的現況為場景,從關係性展釋一個五個維度的基督教人觀,即人與上帝的關係性、人身體與靈魂的關係性、人與他人的關係性、人與自己的關係性、人與社會的關係性,並每項關係性的能動性。文章繼以關係性的倒置展示當今人性的扭曲,並在香港家庭教育着墨,尤重教育理念背後和父母與子女的相處。然後本文從五維度的基督教人觀推出連串的家庭價值教育,以及所需涵蓋的課題。

引言
本文從家長角度出發,關注家庭教育中的價值建立,目標在培育或建立整全的人。當今家庭有不同形態,本文不打算為家庭提供定義,卻假設家庭包括兩代,一般而言是父母與子女。一般來說,家庭教育的焦點,在於運用知識和技能,培育和策劃對孩子誕生、養育、照顧,為孩子提供合適的成長過程。孩子的成長當然包括孩子的氣質、生理和心理,以及多項外在因素。涉及的範圍可不少,這些並非本文所能觸及。本文以基督教思想為討論前設,相信從而引伸的價值觀,對一般的家庭具適切性。當然因着每個家庭各有特色,得按個別的獨特性加以調較。
 
因關注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會詳論不同的家庭結構,例如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離異家庭、寄養家庭、領養家庭、殘障和病患成員的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結構有不同需要,此非本文所能及。甚至傳統的雙親家庭也有不同的施教模式(Parenting Style),亦非本文所能兼顧。
 
本文以香港的現況為場景,首先闡釋一個基督教的人觀,繼而展示當今人性的扭曲,並在香港家庭教育方面着墨。然後從基督教人觀推出連串的家庭價值教育,以及所需涵蓋的課題。
 
筆者雖為教育工作者,卻非專研教育理論和實踐。因此此文只屬拋磚引玉,錯漏百出在所難免。唯望各有識之士不吝賜教,一同為香港家庭建構未來。

一個基督教的人觀
本節從基督教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對人作為位格者(Person)的理解。這理解視人為五個維度(Dimensions)的存有。
 
首先,人是被造的存有(Creaturely Being)。[1]意即人是被造物,與創造主處於創造與被造的關係。這關係包括創造主對人作恩典和慈愛的召喚,期待人以信、望、愛來回應祂。因着人是上主的被造物,是上主按着其形像被造的,是上帝所珍惜和愛顧的,因此人有尊嚴,因而構成人權的基礎。人作為被造物,其意義世界全繫於創造他的主。人內心的渴求,唯有上主才能滿足,唯有從祂那裏才能得着平安。人作為被造物的含義,同時亦包括向上主的問責交待。
 
中國人所說:「俯仰天地、問心無愧」背後所反映的,正是這問責和交待的意識。人既是上主問責的對象,因此絕不能任意妄為。換句話說,人具有連於創造主或超越者的能動性 (Dynamic Towards the Creator/ the Transcendent),亦即人是有宗教感的存有。
 
其次,人是身體與心靈具理序性的合一(Soul-body in Ordered Unity)的存有。[2]人是具意識的位格者(Conscious Person),而意識有賴神經生物活動(Neurobiological Activity)。神經生物學是研究神經系統的細胞和組織這些細胞成為功能性電路,藉以處理資訊和傳達行為的媒介。因此人的心靈活動,有賴人的神經生物活動。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具物質的特性,也受制於生理定律。人作為心靈的存有,具情緒的反應,也受制於心理定律。影響人的心理健康,包括滿足感、意義感、盼望、自我價值等因素。人作為性的存有,身體與心靈帶着性的特色,例如身體的性徵和作為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性形象。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具空間感,受四周的環境影響,亦左右心靈。環境的污染,故然對人的健康構成傷害,擠迫的環境,亦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壓迫感。人作為心靈的存有,具時間性,有過去、現在、將來的意識。人的身體與心靈,恆常在互動中。在一般情況,這互動應以心靈掌管身體。
 
簡言之,人具有身心合一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Soul-body Unity)。身體和心靈各有定律,卻又相互交錯,構成心靈和身體的合一體(Psycho-somatic Unity)。
 
第三,人是關係性的存有(Relational Being)。[3]個人主義的人觀,把人打了折扣。人並非首先是個人(Individual),然後才建立關係。反之,人是共人性(Co-humanity)的存有。布伯(Martin Buber)的「我與你」(I-Thou)或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我與他者(I-other),都強調人不是個獨的自我。人之為人的實現,在乎往還的相交(Reciprocity of Fellowship),愛的感通(Communion in Love),以及人作為彼此守護的合一體(Mutual Keeper – Unity in Well-being)。因此人是與他人同在(With Others)與成全他人(For Others)的存有。
 
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對人的塑造,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人與人的交往,渴求彼此了解,相契共鳴。人是與他人一起存活的存有,彼此塑造,且在成全別人中成全自己。總言之,人具建立關係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Relating)。
 
第四,人是主體性的存有(Subjective being)。[4]人作為位格者(Person),是特殊(Particular)和獨特(Unique)的,是無可替代的(Irreplaceable)。這特殊性,表現於人有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意願(或選擇)。人具主體性,有自我意識、自我認識、自我抉擇、自我省察、自我評價、自我問責或責任感的特色。自我抉擇所指的,是人抉擇自己作怎麼樣的人(To Choose Whom I am to be),亦即儒家提醒人「先立其大者」的自我命定(Self-Determination)。
 
人的獨特性,包括人的時間性產生的歷史感,尤見於每個人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人的記憶,使人的生命故事成為可能,也構成人的自我身份。當人介紹自己,總離不開講述過去的經歷。人的自我意識,構成人當下的「在」。人的想像和創意,構成人對自己未來的憧憬。
 
人作為主體性的自我,在理性上求真、道德上求善、藝術上求美。求真顯於好奇心和驚訝的意識(Sense of Wonder),尋求知識;求善顯於為善去惡、問心無愧;求美顯於人的愛美天性和愛慕藝術。當然此三者彼此互動,就是一時之間無法反駁歪理,但在內心感到不妥,有違道德意識,更促使人深入理性的探求,激發求真之心。在尋求真、善、美動力的背後,是一鼓勵自我超越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Self-Transcendence),超越現在的自我。
 
人又是社會的存有(SocialBeing)。[5]人的社會性(Sociality),包括語言、文化、民族、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傳媒、醫療、交通和科技等領域。這些領域,有助人與人溝通和了解、辨識和批判、欣賞和許譽,培養對社會的權利和義務、公平和公義、憐憫和關懷、法治和紀律、社群福祉(Well-Being)的意識,建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地位和位置,促使人為社會貢獻自己、造福人群、締造文明、保育文化。人之為人,有歸屬、認受和貢獻社會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Belongingness, Recognitionand Contribution)。
 

人的扭曲
 
人的扭曲,可見於人在以上五個維度的倒置。[6]人作為被造的存有,卻否定與上主的關係性,任意而行,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加爾文形容人是扭曲自己的存有。人拒絕把自己立於慈愛上主的連繫,於是人迷失於宇宙之浩瀚、大地之蒼茫。人的尊嚴失去超越的參照點,於是人無法為人權提供基礎,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甚至生存成為荒誕。人拒絕向上主交帳,於是內心的黑暗漸漸成為主導,發號司令。人不甘在上主那裡得着滿足,於是內心無法得着安頓,只好追逐世上有限的事物,以取代造物之主。人拒絕向造物主的問責交待,於是產生:「我喜歡怎樣便怎樣,無人有權管我!」的思維模式。
 
人作為身心具理序合一的存有,若然人拒絕聆聽身體發出的訊息,漠視身體的症狀,長期因工作過度疲勞,可令人心力交瘁以至耗盡(Burn Out)。若然人拒絕聆聽內心的感受,不加以處理,可令人心力交瘁,又或產生麻木、抑鬱等心理病。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與他人共在,為他人而活,在成全他人中成全自己。可是香港卻充斥着「轉數快、賺錢狼、批評狠」的文化氣息,流行着人身攻擊和嘲諷權貴的風氣,無奈感強,競爭不斷,怨忿甚深,缺乏信任、尊重和情意。防人意識甚強。人的關係性往往被壓抑和扭曲,以冷漠和表面交往,活在孤單寂寞中,視對方為威脅。合作只因利害之使然。縱然在身體上與他人共在,居於同一屋簷下,或處於同一辦公室,心靈卻相距甚遠。忙碌成為致命傷,人與人吝嗇溝通,也不敢開放自己,生命在膚淺關係中漸漸枯萎。
 
人作為特殊的、獨特的、不可取代的主體性存有,本應擁有自己(Possesses the Self)、認識自己(Knows the Self)、命定自己(Determines the Self),可是卻因種種原因,失去自己、欺騙自己和放棄自己。人漸漸與自己失去聯繫,不在自己或不再「在」自己(Not Being Oneself),向外投向,沉溺在黃、賭、毒或網等世界。資訊爆炸,難辨真偽,人漸漸失去求真意識。反道德、反傳統、反高尚、求出位的意識非常流行,人逐漸失去求善的意識。對外在美的追求和要求,使人漸失去對內在美的透視力。自主的選擇成為最高的主導,有說援交的「高尚」,在於擁有自主的選擇權。事實上,人自我超越的能動性,漸漸被跟從群眾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被動性取代。
 
人作為社會的存有,具歸屬、認受和貢獻社會的能動性。社群和社群本應彼此接納,卻反過來互相排斥,往往在反排斥的口號中排斥異己,以反霸權來建立一己的霸權,以醜化異己來對待異見。鼓吹多元的呼聲,不時成為打壓異己的平台,把反對者定性為反多元。追求公義和反歧視本合乎人的本性,卻成為「性工作也是工作」、「性權是人權」等論調的護航。金錢至上的意識形態,成功形象的吹噓追捧,名牌效應鋪天蓋地,在市場資本主義的供求定律下,甚麼也可以出售,包括戀愛的感覺。
 
香港家庭教育的危機
 
香港家庭教育的危機有多方面,本節的討論以父母對子女學業和與子女關係為焦點。父母如何處理子女的教育,在不知不覺間把一套價值觀傳遞給子女。按筆者的觀察前者包括名校主導、競爭主導、出路主導、考試主導、投資主導和議價主導。後者包括相處困難、乖的文化、放任文化和過分保護。
 
名校效應是指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讀名校,不問孩子是否適合。既不清楚孩子是那種學習方式,也不知道該等學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亦沒有考究孩子是否合乎該等學校的水準。孩子變成配角,學校才是主角。子女入讀名校,甚至成為有些家長炫耀的事情。
 
競爭主導所指的,是以比較決定高下優劣:甚至子女家中的地位,往往也取決於成績。父母要求學校更具競爭力。常聞有競爭才有進步,此說未必正確,視乎良性抑惡性競爭。可是孩子的學習動力,未必來自競爭,多來自好奇、興趣、求知欲等求真的能動性。競爭強調殘酷的森林定律,意味着一個人的價值在乎在互相撕殺中能否勝出。中國有俗語說:「人比人、比死人」。在競爭中,人傾向不把對方視為一個人,而是一個競爭對手,一個物化了的東西,需要在競爭把對方比下去。如此心態,深深影響友誼的建立。再者,若子女需要勝出才能贏得父母的歡心,即意味子女的價值,繫於他們的表現,而非他們在父母眼中是獨特的,無可替代的。
 
出路主導關心子女選擇科系,考慮只在乎將來的出路,是否賺錢的行業,卻不在意子女的興趣、性向、喜好、能力和理想。唸書變得功能化,因材施教的理念彷彿消失了。無論子女的長處和才幹是甚麼,最重要的是將來能「安居樂業」。於是不少人畢業後,幹着自己沒有興趣的行業,制造不少鬱結。教育本應培養和發揮自己的專長才幹,在信仰而言是發展上帝的恩賜,而不是扭曲上天的賜予,奉迎目前時尚的職業。
 
考試主導之所指,相信心照不宣。當教育着重考試策略,以成績為尚,學習模式往往以覆制標準答案為主,而非如何把握知識、分析問題和思考判斷;於是教育制度制造了一批「高分低能」的學生,懂得捉題目和背答案。可是對資訊的處理,事情的分辨,問題的見解、難題的解決,以至建立一套自己的學習方法,卻強差人意。若然家庭教育只在考試主導下進行,實在可悲。
 
投資主導或議價主導所關注的,是如此投資在子女身上是否值得?回報是否合乎經濟效益?這思考方式尤適用於課外活動,課外活動為的是增加議價能力,為日後升學鋪路,也為將來有「一技防身」。於是子女的課餘時間都過份「充實」。鮮有空間讓孩子發展興趣,甚至沒有空間探索自己的興趣。更遑論有閒暇,發發白日夢了!休閒被視為不能容忍的事,無所事事被認定為懶惰。做甚麼都經過效益計算!
 
至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首推相處稀少,缺乏互動和溝通。可接觸性(Availability)甚低,父母沒有時間空間給子女,原因包括工作時間過長,以及工作壓力過大。缺乏相處令雙方懼怕相處、不懂相處、不懂談心和不懂親暱。於是影響子女日後與他人的相處。於是子女孤單感強,遂在網上向全人類傾訴,在公共空間的陌生人中尋找親暱感。

乖的文化是家庭教育的致命傷。乖的文化並不培養孩子思考、分析、判斷、異議和解難的能力。父母是害怕孩子不需要自己,失去他們?還是不願見到孩子長大?抑或害怕孩子不再聽命於自己,挑戰自己?還是害怕自己的自尊心受損?乖的文化是一種依附的文化,並不着意使子女成為獨立的人。事事需諮詢父母,由父母作主!乖的文化不單建立倚賴的意識,更建立免責的意識。
 
乖的文化的另一端是放任文化。由於現在流行反傳統的管教方式,體罰須負上法律責任,又強調親子關係,在打駡中長大的父母往往無所適從,於是事事由子女決定,由子女的喜好作主,聽命於子女,卻沒有教導子女行事為人的原則,處人處事的價值。子女成為家庭轉動的軸心,父母為子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是制造了一批難以合作的小霸王。嚴厲和放任,往往弔詭地在同一家庭出現!
 
過去父母的父母為口奔馳,子女眾多,無暇照顧子女。於是這一代的父母彷彿彌補他們所缺乏的父愛和母愛,加上現在生活環境改善,子女少,容易對子女過分保護和關懷,事事為子女安排和出頭,唯恐子女出錯、失敗、失望或不快,於是不鼓勵冒險,窒礙子女獨立成長,也剝奪子女嘗試、掙扎或犯錯的機會。過分保護和乖的文化往往同枝連氣,令孩子日後產生不少處人處事的困難。子女出來社會工作,很容易逃避和崩潰,因為無法應付複雜的人事問題。
   
家庭的價值教育
 
父母與子女的相處,處處顯出父母的價值觀,也不經意把這些價值觀傳給子女。例如跑進地鐵「霸位」,傳達了做人不可「執輸」,切勿吃虧,每個人都是競爭對手,必須「跑贏」其他人,勝過別人,做人必須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心態。坐地鐵讓位,傳達了尊重和關懷,體恤有需要的人,對人的需要敏銳,互助互愛等價值。
 
從第二節提出的基督教人觀,可對價值教育作以下的引伸。就人的被造性而言,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因此具尊嚴,是目的本身(End-in-itself)而非達至目的的途徑(Means-to-an-end);是故人有不可褫奪的一面,亦即基本人權所提到的。上帝賦予人意義、目的、召命,去完成上帝的托付,活出生命的意義。再者,每個人在上帝眼中人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也是上帝所珍惜和愛護的。意即人是寳貴的。
 
從人是身心理序的合一體,可推出人的身體是尊貴的,是構成人之為人的基要組件,需要尊重、保養和照顧,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的起居飲食文化,抗衡對身體具傷害性的活動或惡習,例如吸毒。人具物質性,與環境結連,故須培養環境保護的意識。同理,人的心靈是寳貴的,需要多多珍惜和維護,聆聽和正視內心的需要和感受,關注心理健康。身體與心靈的合一,在性方面尤其突顯。身體與心靈衝突的性行動,會對人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例如援交。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人與人相處,有待建立基本的價值,包括尊重、肯定、接納、欣賞、可接觸性、交待、關愛和仁慈等。[7]被尊重有助建立自愛和自尊,叫人感到有價值。被肯定,尤其個人感受被肯定,確立其真實性(Authenticity)。被接納,如冰心的:「不為甚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叫人不用成績、表現、成功等來賺取父母的接納。被接納有助建立安全感,使人豁達和平易近人。被欣賞叫人感到有意義(Significance)。可接觸性(Availability)即騰出時間與子女相處,而不是埋首於電視、上網、電腦遊戲或家務等,共處一室卻沒有相處。可接觸性讓子女感到自己是重要的(Sense of Importance),而非電視節目比自己更優先。交待假設事前賦予責任,能培養子女的責任感和自制力。關愛叫子女感到他們是可愛的(Lovable),故不用到別處尋求愛的感覺。仁慈使人體諒他人,對人以至對已更有恩典,更知足和有人情味,以及為他人設想。
 
人作為主體性存有,需要建立擁有自己(To Own Oneself)的基本價值,意即「這是我作的」而非「這是別人叫我作的」,把行為歸因於外在的因素,例如環境、群眾壓力、別人指使等。人的創意、好奇心和想像力,都是寳貴的資源,需要得到肯定、發揮和滿足的機會。當然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不可或缺的價值,以及對直覺的信任,從而建立個人的誠信(Integrity)。
 
人作為社會性的存有,需要培育文化意識,香港社會文化意識薄弱,缺乏文化的欣賞和批判能力,更遑論對文化的承擔感和使命感了。當然也得培養公義和憐憫的價值,互相幫助和提醒的睦鄰關係,關心孤寡老弱,身體殘障、精神病患者。對社會的責任感,關注社會政策,為社會整體謀求福祉(Well-being),盡一己的公民責任。簡言之,回饋和貢獻社會的意識,是當今家庭教育之所需。
 
以上提到的家庭價值教育,須父母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做人處事中活現這些價值,才能把它們傳遞給子女。
 
家庭的教育教甚麼?
 
人作為被造的存有,家庭的宗教教育讓子女感到在家中可自由暢快的運用信仰的語言,從信仰的角度看事物,以及擁抱信仰內含的價值。例如謝飯可學習感恩,為上主的賜予和供應感恩,為生產者、運送者、售賣者的勞力感恩,以及記念缺糧的人。敬拜、讚美、感恩、讀經和禱告等為基本原素。
 
人作為身心具理序合一的存有,須學習照顧自己的身體,包括生存之道、健康食品、衞生習慣、家務處理、運動作息和疾病治療。在心靈方面,需學習聆聽和表達感受,自我保護,培養興趣或健康的嗜好,運用時間和金錢的智慧等。
 
人作為身心的存有,其身體既與物質界連繫,人的存活也有賴物質世界的狀況。因此環境保護在目前迫在眉睫,包括物料的循環再用、環境污染、再生能源和溫室效應等。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人際關係的建立,實屬不可或缺。父母與孩子玩耍,構成最基本的人際關係。關係的建立包括多方面,例如交友、維繫友誼、誠懇坦白、交流心聲、聆聲和回應、尊重私隱、信守承諾、保守秘密和衝突處理等。
 
人作為主體性的存有,有求真、求善、求美的能動性。這些都有助建立自我形像、自我紀律、自我尊重、自我保護和自知之明。人既具時間性,須確立自我的歷史感,誠實和積極面對自己的過去,為往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賦予適切和更新的詮釋。
 
求真包括搜集資料、分析、綜合和推論等能力,以對前設、概念工具、理論批判和思考方法等反省。求真不單為「知」,從資料到知識,從知識到智慧,從智慧到意義,從意義到生命內涵,都包括在求真之內。
 
求善包括辨別是非、對錯、好壞和善惡的道德能力。香港面臨道德的危機,在公共空間有等人動輒把別人冠以「道德塔利班」、「站在道德高地」、「泛道德主義者」等稱號,或視道德為桎梏人性的霸權,或否定在公共空間的道德聲音。如此發展的確令人擔憂,使人作為道德主體無法挺立起來。因此道德教育實在不可或缺,包括拆解好些似是而非的論點,叫子女能明辨是非。
 
求美包括以藝術鑑別美與醜、透視人性、剖析現實和孕育理想。香港人的戾氣甚重、怨氣頗深,需要藝術的薰陶。批判是需要的,可是徒有批判和攻擊,可令人性扭曲!香港對藝術教育尤其缺乏,有待提升對文學、音樂、繪畫、舞蹈、雕刻、話劇和電影等欣賞能力;培養對人性、人生和社會的透視。現代家庭傾向以經濟價值統攝一切,例如學琴將來可教琴。這種思維錯失了藝術對人陶冶性情、淨化思想和提升心靈的作用。
 
人作為社會性的存有,需要關心時事,認識社會事務,對社會建制有基本認識,知道社會現實,包括社會的運作、文化和價值觀,才能助已助人,以及參與和貢獻社會。
 
結語
 
本文從一個五個維度的基督教人觀,看人性的結構和扭曲,並注目於香港現今家庭教育的問題。經斷症後,繼而從五維人觀推出家庭價值教育的內涵,並所當關注的課題。如此的家庭教育,對父母的要求甚高,相信並非單一家庭能承擔。還需多個家庭建立群體,彼此幫助和守望,共享資源,一同努力。
 
家庭的關顧和培育,是每個孩子本應享有的權利。面對香港家庭的困境,以上提出的方案,還需多方面配合才能落實。但願此文能引發更多的關注和討論,一同守護香港的家庭,叫孩子享受家庭生活,他日也能建立穩固和愛的家庭。
 


[1]參Karl Barth, “Man as the Creature of God,” section 44 in Church Dogmatics III/2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55–202; Paul K. Jewett with Marguerite Shuster, Who We Are: Our dignity as Human, A Neo-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79–183; Ray S. Anderson, “Humanity as Determined by the Word of God,” chap. in On Being Human: Essays in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33–43; Michael Welker, Is the Autonomous Person of European Modernity a sustainable Model of Human Personhood?” in The Human Person in Science and Theology, ed. by Niels Henrik Gregersen, Willem B. Drees, and Ulf Görman (Edinburgh:n T & T clark, 2000), 95–114; J. van Genderen and W. H. Velema, 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 tr. by Gerrit Bilkes and Ed M. van der Maas (Phillipsburg: P&R, 2008), 357–368: ; Philip A. Rolnick, “The Human Person,” chap. in Person, Grace, and Go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208–256.
[2]參Barth, “Man in Soul and Body,” section 46 in Church Dogmatics III/2, 325–436; Jewett with Shuster, Who We Are, 26–44; Anderson, “Humanity as Creatureliness,” chap. in On Being Human, 20–32; D. Gareth Jones, “The Emergence of Persons,” in from Cells to Souls – and Beyond, ed. by Malcolm Jeeves (Grand Rapids: Eeerdmans, 2004), 11–33; John Cooper. Body, Sol, and Life Everlasting: Bibl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onism-Dualism Debat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van Genderen and Velema, 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 346–357; Gordon J. Spykman, Reformational The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Doing Dogma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233–245.
[3]參Martin Buber, I and Thou. A new translation with a Prologue “I and You” and Notes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70); John Macmurray,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chap. In The Self as Agen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7), 104–126;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Anderson, “Humanity as Determined by the Other,” chap. in On Being Human, 44–54; John D Zizioulas, “Personhood and Being,” chap. in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Crestwood: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5), 27–65; John Macmurray, “The Field of the Personal,” “Mother and Child,”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Other,” “The Rhythm of Withdrawal and Return,” Persons in Relation (New Jersey and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61), 15–43, 44–63, 64–85, 86–105; Rolnick, “Gift: Summoned, Interrogated, Enjoyed,” chap. in Person, Grace, and God, 144–185; Barth, “Man in His Determination as the Covenant-Partner of God,” section 45 in Church Dogmatics III/2, 203–324.
[4]參Jewett with Shuster, Who We Are, 59–84; Macmurray, “Agent and Subject,” and “Implications of Action,” chaps. In The Self as Agent, 84–103,127–145; Anderson, “Humanity as Self-Determined,” chap. in On Being Human, 55–65; John F. Crosby, The Selfhood of the Human Pers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5]參Jewett with Shuster, Who We Are, 351–465; van Genderen and Velema, 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 368–374; Spykman, Reformational Theology, 245–249.
[6]參Anderson, “Being Human – in Contradiction and in Hope,” chap. in On Being Human, 88–103; van Genderen and Velema, “Sin,” chap. in 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 385–436; Ted Peters, Sin: Radical Evil in Soul and Socie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Cornelius Plantinga,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aviary of Si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Karl Menninger, Whatever Became of Sin?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5).
[7]參Josh McDowell, How to be a Hero to Your Kid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3).

在新教育制度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

—2009年「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

黃寶財 |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 教授、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主席|整理:余偉阡、吳慧華、陳永浩
15/10/2009

 摘要
 
現時香港正推行新的「三三四」學制,該學制改變了現行的大學及中學制度,對本港的教育以至家庭建構帶來深遠的影響。本文作者以其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的多個身份,解釋「三三四」新學制對各個層面帶來的轉變和影響。透過分析新的學制、家庭及支援家庭的友善政策的相互關係,檢視各持份者如何能在新教育制度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
 
引言
 
今次大會給筆者的題目非常豐富,既要提到新教育制度,也要提及怎樣對家庭支援,更要處理如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先從新學制這一方面說起,究竟何謂新學制?「三三四」新學制中的兩個「三」是指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同學就讀三年初中後直接升上高中,基本上沒有同學會被學校淘汰,而學生讀完了六年中學後便可考中學文憑試。政府聲稱新學制會減低考試壓力。雖然與舊制相比,考試少了一次,但壓力真的會減低嗎?台灣,內地及韓國等地方可以說是提供答案的好例子,在這些地方,學生能否進入大學,都取決於一次高考。面對一次「定生死」的考試,學生可以不緊張嗎?答案顯而易見。
 
香港的新學制
 
無可否認,這幾年,香港的教育制度有所改革,讓學生多了一些「其他出路」,例如進修副學士,高級文憑等課程。學生若高考英文不及格,仍可報讀副學士課程,完成兩年的課程後,仍有機會入讀大學修讀學位。不過,也有人完成副學士課程後,由於成績未如理想,無法升讀大學。面對此情況,增加大學學位也是無補於事。因為這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學位不足,而是學生水平不達標。在外國,修畢副學士的同學,畢業後投身工作是很普遍的現象,而香港,似乎也會朝這方向發展。可以說,多元發展正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另外,在新的課程,通識教育成為必修科。通識教育的設立,是希望每一個中學畢業生,除了中文、英文和數學要有一定的基礎外,也能夠接觸不同的知識層面,尤其是對社會、人文、生活、政治、中國及香港情況等,都有一個比較普遍的認識。不單如此,通識教育亦希望透過專題探究或研討,使學生從中學習將知識融會貫通,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新學制能否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新學制要求學生的選修科目,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即是說,以後文科學生不會只讀歷史、經濟和地理等科目,而理科生就只讀物理、生物、化學等科目的情況。在升大學的時候,中、英、數及通識及格是核心要求,大部份的大學課程不會要求學生讀過指定科目。(除了某些學科,如工程科可能會指定同學進修物理或數學科延伸部份,而醫科則可能會指明要修讀過化學等。人文科目方面,基本上沒有特別規定。)從這個角度看來,新課程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只要成績好,不在乎學生在中學選修過什麼科目。
 
這對於學生是否有益?答案應該是正面的。因為有些學生面對傳統的科目,譬如說物理一科,不曉得為何要修讀,讀後有何好處。新學制則有一些可以學以致用的應用學習科目,例如酒店營運、汽車科技。事實上,新制度思維的轉變是頗為偉大的:重點由老師的教學變成學生的學習。以前的知識分門別類,強調填鴨式的學習;新課程強調融會貫通,開放式的問題。
 
新學制通識科目惹來香港傳媒的爭論,有些人表示高興,從此再也不必死背書;但很多老師和同學又怕摸不清考核的要求:老師沒有信心教得好,同學也無信心學得好,考得好。一邊廂,有不少家長及老師為此感到困擾。另一邊廂,考評局表示老師、同學和家長毋須害怕新課程,因為課程的評審過程公平公正,而且準確。事實上,從考試的角度來看,同學對新課程的確不必太擔心,因為好的學生即使再差,也有個底;反之差的學生,即使再好,也只可達到某一限度。考試並不是要量度出一個絕對值,而是要反映學生一般的水平,即使學生一次「失手」,也不會全部科目都失水準。
 
雖然從教育改革的文件來看,新設的課程是周全的,但這是否表示新課程沒有問題?例如:新課程包括四個學習階段:初小、高中、初中、高中;八個學習領域:中、英、數、科學、科技、人文、藝術及體育;以及四個關鍵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與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再加上九個共通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研習能力。想深一層,教育界中,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掌握好這九個共通能力?
 
看來,設計新課程的人可能想得太偉大了,未免對一個中學畢業生要求太高。畢竟,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會或思想,很多時候,都是在完成中學階段時才開始成熟。在中學期間便要求他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協作能力等,似乎有點勉強。更過分的是,新課程還要求他們要有國際視野、兩文三語、其他學習經歷,能夠應用學習,融會貫通等,有很多教師為此感到煩惱,有些甚至提早退休。

新學制的吊詭性
 
站在家庭的角度來看,新學制是很吊詭的:一方面,新的教育制度努力地培養擁有九個共通能力,通達四個關鍵項目,學貫八大領域的人才,希望他們能夠領導香港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家長卻眼看自己的子女玩遊戲機,與自己吵架、強辯,這是否很吊詭?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是不協調的。當教育局的官員,或校長向家長介紹教育改革,介紹自己的學校要怎樣做時,很多時都會說得很偉大,若不如此誇大,家長便不會選取自己的學校。但現實裡,家長及老師要面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偉大的課程,而是請學生稍為認真讀書,這其實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有多少人明白現今的青少年呢?
 
現今社會經常批評青少年不像樣,其實他們的情況是頗值得人同情的。很多事都是成年人造成,因為社會進步,父母對兒女的要求自然高了,現今有很多學生比上一代更為聰明,但有些父母、教師仍不滿足,希望子女再聰明一點。面對如此高的期望,很多青少年都接受不了。成年人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便批評他們,經常罵他們「唔生性」,而事實上,上一代的父母也是如此罵過子女。
 
父母永遠認為子女可以再好一點。很多時候便是這種想法,令家長責罵孩子。被責怪的孩子不快樂,更加不願接受。對父母而言,更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這惡性循環引發很多衝突、摩擦,從而影響父母心情。假若父母工作壓力很大,便會引發更多問題(見圖一)。
 
圖一:新的父母——我們愛得很「苦」
父母是關心兒女的,只是很多時,很多父母愛得很痛苦,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情況不只是一般的家庭現象,也會在基督徒家庭發生。幾位父母相聚,只要他們的子女就讀中三或中四,十個家長有九個半都在訴苦。不過,當孩子升讀高中後,父母的快樂指數便會回升,因為父母們已經放棄。
 
事實上,現今的父母非常辛苦。傳媒提倡多些錢、多些玩具、多些娛樂、多些教育;老師主張多些活動、多些功課、多些訓練;家庭教育提出多些溝通、多些讚美、多些幫助青少年;社會又指出要多些責任、多些自由、多些紀律、多些約束;父母耍多些責罰之餘亦要多些准許、多些空間、多些時間。如果父母都做這些事情,相信他們所種的「盆栽」必定枯萎。所以,家長還是不要做這麼多事情,要做,就做一些有價值的:如何支援家庭友善政策。這可從三方面來討論。
 
家校合作
 
第一是家校合作:當小朋友成長時,成年人往往都不是做自己份內的事情。家長會兼任老師,例如家長經常會在火車上教小朋友做功課,不教價值觀,不教道德品格,不培養他們的生活習慣。學校方面,學校應該教導學生群體生活,待人處事,對不同學科的熱誠等。但最終,老師究竟花了大部份時間在哪方面?培養學生品格。現今的學生不用負責任,每每有錯,都是老師的責任,成年人很少給孩子承擔責任的機會。家長應該多些安排子女做家務,讓孩子尋回自己的責任,使他們有鮮明的角色。父母不訓練,孩子回到家裡便如在酒店般,隨處掉衣服,不收拾東西。
 
所以首先,社會上每一個群體都必須做一些事,特別是家庭、學校及孩子本身,都要營造一個氣氛,讓家庭生活變得更美好。這是政府無法完成的,政府可以資助家教會的活動,支援社工一些計劃,但最終,各方面都要多出一分力。家校必須合作。這樣,對小孩子才會有好處,小孩子生活有方向,他們的態度才會改善,這樣更有利於他們成長。
 
家庭教育
 
第二是家庭教育:很多人只會責罵小孩。可是,正如一句金石良言所述:「沒有不好的莊稼,只有不懂莊稼的農夫。」很多時,問題的源頭其實在父母。同時,「生命導師」的概念也很重要:究竟有甚麼人在影響兒女?在學校或在家庭,有什麼人可以幫助他看到「原來應該這樣生活的」。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知識上的教育,而是需要一些行為上的榜樣,給他去仿效和學習。
 
有時父母的話還不如孩子所認同者的話中聽。所以在策略上,可以為小孩子找一些師兄、師姐,又或一些導師。也可仿傚外國的做法,家庭與家庭之間組成家庭網絡,大家彼此建立。事實上,大家不要預設政府在這方面能做甚麼,只有當政府在商討政策時,希望能制定一些框架,釐定一些價值。所以,對家庭來說,當孩子成長時,父母也應該成長,兩者都有責任去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家庭。
 
家庭網絡
 
第三是家庭網絡:當孩子出問題時,家長往往把矛頭指向學校,責怪老師教得不好;而老師則把責任歸咎於家長,責備他們在學生回到家後,沒有好好管教他們溫習,只讓孩子玩遊戲機。家長這時又會反駁老師:孩子每天逗留在學校那麼多時間,老師教得不好,父母又如何是好?這是個不會停止的爭論:家長認為這是學校的問題,學校則推說這是政府的問題,資源不足,沒法推行小班教學,教育制度又失敗。至於政府,則推卸為社會的錯,社會應該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結果就是,當大家商討時,只看到非常多的問題,以及孩子的種種不是,問題的核心卻沒有去討論。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每個小朋友都有好奇心,都想有好的表現。但問題是,有時候孩子的父母不去支持他,有時候孩子找不到自己的目標。小朋友都需要一些「有心人」去告訴他應該如何往前走。雖然老師也想做得更好,但往往因基制上的問題而無法發揮。只要各方面努力合作,事情總會變好;若然只是互相批評,只看到他人的問題,便不會思想自己有何可改善之處。相反,多思想自己如何可做得更好的時候,就會做得好一些。
 
在實際推行方面,家教會可以考慮建立家庭支援網絡,邀請有經驗的講者到學校分享心得,探討新的教學方式在現今社會如何可幫助小朋友,又如何能幫助家長。這些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參與者可以分享知識、技巧、態度,加深對小孩的認識和學習;大家也可以互相幫忙和支持;最重要一點,就是可以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
 
我們為何要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經常以為沒有人參與家庭教育。但實情是,媒體裡有很多廣告,每日都不斷轟炸觀眾,叫人看不清教育真正的意義,分不清對或錯。例如:大家看到排山倒海的補習廣告,就認為補習是好,跟著便一窩蜂的湧去補習。孩子及家長見「人又補,我又補」,便不會問:為何一定要去補習呢?其實,現時有很多流行的價值觀,如果只靠父母去抗衡的話,又怎能抗衡這些做足市場調查、分析、經濟效率及心理研究的媒體呢?現在究竟誰在做家庭教育呢?是商業媒體與流行文化?還是父母?如果父母沒有一個抗衡力,就會難以抵禦這些文化和價值觀了。
 
:橄欖樹的比喻
 
有一些遊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一些老人家,幾十歲還在掘地,就問他們在做甚麼。老人家回答說他們在種橄欖樹。橄欖樹?遊客問老人家是否不知道橄欖樹要種很多年才開花,再過數年才能結果,他們應該很難吃到果子。老人家告訴遊客他們知道,但當年就因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種了橄欖樹,今天他們才可以乘涼,才有橄欖油,也有橄欖吃。所以今天他們做的也是為了下一代,留下一些東西給他們。
現今成年人留給孩子的,不只是一點好處,還有價值觀、生活的一些技能、態度和環境。成年人要謹記,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預支小朋友在未來世界可用的一些資源,所以成年人要做好一點,留下些好東西給下一代。
 

編按:有關外地考試壓力的討論,讀者可參考:Lee, M. and Larson, R. (2000) The Korean “Examination Hell”: Long Hours of Studying, Distr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29 n2, 249-271, Apr 2000.

為內憂外患的家庭尋出路

採訪及整理:郭卓靈 | 明光社 項目主任 (傳媒監察及行動)
09/05/2008

「有很多人未及處理好以往的心理創傷,帶著這些創傷在家庭中生活,於是也就未能妥善處理好自己和教導子女,最終也未能建立好子女們的自我及自信。」具社區 服務、處理家庭問題及輔導工作廿多年經驗的明愛向晴軒督導主任郭志英姑娘(見下圖),認為家庭的愛、互動關係及相互尊重等因素,都影響著整個家庭的凝聚力 及抗逆力。

近年來,離婚率、家庭暴力等數字上升,郭姑娘認為許多的家庭問題都不是單一原因形成,而是有外在及內在因素互相影響著家庭,而且這些因素會隨時間轉變。而要改善家庭問題亦要從個人成長到家庭互動,再到關注社會政策等三個程度著手。
 
郭姑娘回憶由她開始當社工至今,香港家庭所面對的問題也幾經轉變。家庭暴力、自殺、婚外情等問題於八十年代都已經存在,但並不普遍;但到九十年代,當香港經濟逐漸發達,營商環境大幅改變,失業、低收入、沉溺投資、病態賭博、中港婚姻及老夫少妻等問題開始浮現。至九七年,香港經濟開始滑落,負資產又令不少家庭破產或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
 
「近年工作時間過長問題,令家庭生活變得不健康!」她感嘆。「我們近幾年工作時間變得越來越長。而工時過長直接衝擊著家庭的凝聚力,亦令子女易被忽略。」郭姑娘指,工時偏長,大部份港人與同事相處、互相交流的時間,比家人還要長,容易日久生情,也成為今日婚外情問題的其中一個因素。
 
對於子女,父母長時間的不在家,誘使他們更盼望自行外出結識朋友或沉迷互聯網。加上部份傳媒對性資訊的扭曲或誇張,令子女對性觀念變得隨便,容易教他們以「性」來填補內心所缺乏的「親密」感覺,這又促使未婚懷孕等的問題上升。
 
「年青人需要信念價值及生命導師!當家庭甚少有時間為孩子灌輸正確價值觀來『打底』,他們在倫理多元文化底下會變得模糊……電玩及劇集中的色情、暴力及三角關係等元素亦會令年青人視之平常,影響著日後對感情、婚姻及家庭的觀念。」郭姑娘分析道。
 
改善家庭 從何做起?
 
1.      先處理好自己
 
對於如何改善家庭問題,長於輔導工作的郭姑娘,建議以改善個人性格,從「自己」做起。好好處理自己的創傷,改善和自己的關係,令自己有能力好好控制自己的態度和情緒,並處理好上一代未完的事情。
 
2.      學習時間管理
 
而夫婦關係方面,郭姑娘建議要學習時間管理,盡量抽時間互相作真誠溝通。就算身處不同地方工作,也要好好利用科技作為溝通工具。在知識及價值觀上互相交流,共同討論不同的事情,坦誠講出看法及感受。
 
3.      共同管理資源
 
對於一些有財政問題的家庭,更要學習共同處理資源及財務問題,在財政上有交流,並學習儲蓄。郭姑娘認為學習共同面對家庭困難及問題很重要,因為有很多家庭問題,是兩夫婦未能分享困難,而到很後期,迫不得已才「爆出來」,那時問題已很嚴重。她覺得家庭要學習將困難化為兩人的學習機會,並保持操練,並使經歷成為經驗,使整個家庭能在逆境中自強及成長。
 
4.      爭取心靈交流
 
對於教育下一代,郭姑娘認為父母是子女成長的核心,雖然改變不了生理上(先天)的因素,但後天的教育,家庭制度及學習方式等方面對子女都會做成影響。父母除了要做好自己之外,多爭取相聚及交談時間,並著重交談內容。除了問及日常功課,更應多講從心出發的對話,如說出願望或對時事的感受,從而能夠互相了解。而且,對子女更應多稱讚,在他們需要時伸出安慰及支持之手,使他們在成長中對自己及家庭有信心及建立正面價值。
 

 「一些個案從個人的自信自重建立做起,在家庭中能有力量說出感受,作出溝通,改善家庭關係;以至到有能力走到社會,去關注社會事務,為他人的家庭及社會出一分力。」郭志英姑娘最後不忘提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
 
願我們在仍有能力去幫助他人的時候,都能盡力關心香港的家庭政策,並幫助身邊有需要幫助的鄰舍,使他們有日亦能關顧其他家庭,共同鞏固香港的家庭價值。

 

項目 年份 數字/百份比 資料來源
家庭暴力個案 07/08年度 10,779宗 社會福利署[1]
跨境婚姻數目 過去20年 約480,000宗
(佔本地婚姻總數達五成七)
統計處[2]
中港夫婦離婚率 2005年 達五成
(比內地一般夫婦為高)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3]
單親人士數目 1996年
2006年
42,309人
72,326人
(10年間上升71%,平均每年增長率為5.3%)
統計處[4]
已離婚或分居單親媽媽數目 1996年
2006年
19,282人
45,400人
(10年間上升135.4%,增加超過1倍)
統計處[5]

 

 
 
 
延伸閱讀:
 
1.   書名:《家庭如何塑造人》(The New Peoplemaking)
      作者:維琴妮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出版:張老師文化
 
附註:
作者一生致力於探索人與人之間以及人類本質上的各種問題,在家族治療方面的理念與方法備受專業人士尊崇與重視。本書為作者重要的著作之一。分析和反思家庭的溝通形態、家庭規則、關係及生命週期等。

 
[1]2008/04/02,明報,11:20即時新聞,<社署增庇護宿位應付家暴>。
[2]2007/11/29,星島日報,A12港聞,<港女學歷高內地丈夫自卑中港夫婦離婚率高達50%>。
[3]2007/11/29,星島日報,A12港聞,<港女學歷高內地丈夫自卑中港夫婦離婚率高達50%>。
[4]2008/02/29,明報,A12港聞,<單親母10 年升近倍>。
[5]2008/02/29,明報,A12港聞,<單親母10 年升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