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初探變性人婚姻 教會實務問答

14/08/2014
pdf下載

 

背景

終審法院對變性人結婚權利的司法覆核案(FACV4/2012)所作出的命令於2014年7月17日生效,當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結婚時,婚姻登記官會接納其重置的性別,合法舉行婚禮的教會和婚姻監禮人近月會陸續收到政府通知有關安排。(請參閱pdf中的附件) 換言之,變性人有機會申請於已為合法證婚場地的教會舉行證婚儀式。

為此,本小冊子嘗試提供一個思考框架,讓教會牧者、長執和信徒在面對此情況時能有些方向思考此議題,以此作出合乎教會需要和實際情況的回應。

延伸閱讀:明光社變性人專頁

 

甚麼是變性人?

變性人,在終審法院的判詞中,是指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所謂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包括性器官的拆除和重置某程度的異性性器官。

 

為何要變性

有些罹患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或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的病人 (前者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已改名為性別焦躁症),對自己的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有強烈的不一致感,最後選擇按性別認同,透過性別重置手術改變生理性別。

延伸閱讀:《變與不變——康貴華醫生

 

如何變性?

一般來說,於本港公立醫院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都必須經過醫生確認罹患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或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經約兩年評估、服用異性荷爾蒙和現實生活測試後,再進行不可逆轉、多次和複雜的變性手術,去除原生生殖器官和重置某程度的異性生殖器官。完成以上步驟後就可向政府申請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在法律上獲得新的認可性別。

延伸閱讀:《變性前‧變性後

 

如此,性別真的有實質改變嗎?

性別重置手術事實上只是摧殘了生理性徵,然後重建類似異性的性徵,讓那人感到自己身心一致。注射異性荷爾蒙亦幫助那人的某些性別表達(聲線、體型、外貌)有所改變。但從另一方面思考,性別的定義只在乎性徵和性別表達嗎?手術沒有改變到基因、腦部結構或自然的荷爾蒙分泌,也沒有能力製造「新性別」的生殖細胞(精子或卵子),甚至一個人的性別歷史也是不能改變的。所謂「變性」,似乎最能改變的只是法律上的性別身份。

延伸閱讀:《變性手術是「酷刑」,還是萬應靈丹呢?

 

基督教可怎樣看「變性」?

聖經幾乎沒有提及「變性」。概念最接近的經文是「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 神所憎惡的。」(申二十二5),此段經文卻未能直為「變性」下判斷。

如果以創造秩序的角度看,活在墮落和扭曲的世界中,人生中總會有悲劇和缺陷,並且不必然全由個人選擇,亦無力扭轉狀況。我們相信「世人都有罪,神卻有恩典」。教會群體所宣揚的福音,應可為身心性別不一致的人士,帶來盼望。透過信仰,人有機會不再因其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不和諧而產生情緒困擾。

可見,基督教基本上反對變性。

延伸閱讀:《變性人結婚案的神學反省

 

基督教可怎樣看「變性手術」?

認為自己有需要變性的人,如果要在香港進行手術,就必須經過醫生評估和測試。如果教會視變性為一種病,而手術被視為一種「治療方法」,變性手術就和一般手術一樣,屬於輔助性質,或是補救性質,如此便沒有道德爭議。理論上,他進行了手術,而教會又接納這情況,就應該同樣接納他以新的性別身份生活。

不過,如果教會視變性手術是破壞上帝對一個人性別的創造,教會面對兩個可能的思考方向:

  • 醫療倫理:一般來說,教會能接受的醫療手法,其目的包括了治療、預防疾病、修復創傷或回復健康;比較難接受的是一些所謂人工「改良」(整容、隆胸、抽脂、基因改造)。然而,用醫療作目的改變性別,跟其他手術(激光矯視、兔唇)是否一樣可被接納?

因此,教會須進一步探討相關的醫療倫理。

  • 罪中的恩典:雖然變成手術是破壞上帝的創造,但會否同時因為承認人有軟弱,所以做了不能逆轉的決定後,若他表示悔改,而重新接納他/她成為新造的人?不過,在這情況,教會即使接納,因著認為之前的創造秩序已打破,教會或者要作出以下選擇:這位肢體未來應該以原生性別,抑或是變性後的新性別在教會生活?

延伸閱讀:

  1. 變與不變──龍仕功:選擇從過去的枷鎖中釋放出來
  2. 四個不一樣的變性人故事
  3. 重拾男性身分的變性人── 華特.希爾的故事

如此,不論是贊成或反對,都各有道理。教會應與長執及信徒一起商討,並須透過禱告祈求聖靈親自指引,給予亮光。

然而,無論選擇接納還是不接納,教會也要處理以下一籃子的問題。

 

選擇接納:變性人加入教會與悔改?

實際上教會會問:已變性者要求受洗/浸加入教會,應先變回原生性別嗎?還是不用變回但也應用原生性別生活,以示悔改?還是感到之前做錯,但仍以變性後的性別生活,那又算是悔改嗎?

無論教會出於何種原因,當教會選擇接納後,她仍然要考慮變性肢體日後在教會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以下為一些簡單例子:
 

實際處境:以「男變女的變性人A」為例
  承認變性人A的新性別(女)
(以變性後的性別生活)
承認變性人A的原生性別(男)
(以變性前的性別生活)
證婚 成為異性婚姻 成為同性婚姻
洗手間 使用女廁 使用男廁
入營分房 與女士同一房間 與男士同一房間
以性別分組 入姊妹組 入弟兄組
 
牧養層面有甚麼考慮?

除了在實務及行政上的考慮,牧養層面上亦有不少情況需要思考。若有一位變性人來到教會參與團契,該由男導師還是女導師負責牧養?另外,若有團契導師表示立時難以接受這位變性人團友,因而不能牧養他/她,那牧者又該如何?甚或這位已變性的團友,在團契中因著自身的性別而遭到排擠,牧者又應怎麼辦?怎樣做才能不顧此失彼?另外,教牧長執亦應考慮是否要在教會公開變性肢體的身份,還是應保護他的身份。

由此可見,若教會能接納變性人,她們也將要面對很多可能發生的情況,而牧者無論在實務範疇或是牧養層面都需要深思熟慮及預備。

 

選擇不接納,但教會或律師因信仰緣故不為變性人證婚或借場,會有機會犯法嗎?

教會或律師因信仰緣故,根本不能接受變性行為,但教會是證婚場地,不為變性人證婚或借場,會有機會犯法嗎?
保安局在立法會上曾表示,性別歧視是指基於性別緣故而得到較另一性別較差的待遇。若有人因為宗教原因而拒絕證婚,而分別對男變女和女變男兩種性別的人有同樣處理的話,應不會構成性別歧視。

很多人或者會以為此舉會觸及《性別歧視條例》,但拒絕為他們證婚的原因不是性別,而是變性人做過變性手術,所以理論上不會因這條例遭起訴。

不過,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焦躁症被視作一種精神病,有機會受到《殘疾歧視條例》保障。因殘疾的定義包括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殘疾;所以,已完成變性手術改變了性別身份的人亦一樣受殘疾歧視條例保障。

然而,儘管政府表明《婚姻條例》並不強制教會必須為任何人舉行婚姻,然而政府的文件並沒有說明變性人不能循《性別歧視條例》及《殘疾歧視條例》向拒絕提供婚禮場地及證婚服務的教會提出民事訴訟。而且政府亦承認有關個案是否涉及《殘疾歧視條例》不能一概而論,而是「必需考慮每宗個案的事實」。另外,就宗教理由拒絕證婚是否有違《性別歧視條例》,政府所用的字眼是「應」不會構成歧視,這表示教會仍然有被民事控訴的可能。

延伸閱讀:

  1. 《2014 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跟進事項
  2. 第487章殘疾歧視條例

 

選擇不接納,教會又是證婚場地,有甚麼可行的具體方案?
  1. 教會放棄作為證婚場地。
  2. 繼續證婚,如發現其中一方為變性人,即拒絕證婚。如遭起訴,以宗教理由抗辯。
  3. 參考現時處理離婚與再婚情況的做法,可能只為他們做宗教禮儀,給他們祝福,但不會讓他們在禮堂行禮。然而,教會亦有可能因此而被起訴,因為她已因該人的性別或殘疾情況作出差別對待。

 

在證婚一事上,長老或執事,與教牧對此事的態度並不一致,怎麼辦?

不同教會有不同的架構,但基本上我們認為執事與信徒宜尊重牧者的決定,特別是要求不願意為變性人證婚的牧者證婚時,執事會宜尊重牧者對信仰的堅持。

 

相關文章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去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時,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以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表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明光社

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實體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實體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取替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實體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取替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這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明光社

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而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實體教會?實體教會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下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示威現場的性騷擾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3/01/2020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1] 〈【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 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立場新聞》,2019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2] 〈平機會回應傳媒查詢〉,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ItemID=1606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3] 截至朱敏健受訪時(2019年10月12日),未有當事人就相關情況接觸平機會,參張嘉敏:〈【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 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香港01》,2019年10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5167/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如何幫助信徒了解不同意見的人……我有話說

受訪者:雷競業教授 | 撰文:吳慧華 | 雷競業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 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9/2019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明光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在情緒化社會中的靈命培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1] 清君:〈【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 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香港01》,2019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272412/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明報》,2016年12月2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61229/s00022/1482976279852/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伍潘怡蓉:〈從靈命培育看社會運動〉,《校園》,第58卷2期(2016年3、4月),頁46–50,網站:https://www.cgst.edu/00_publication/professor_publication/2016-0304_p46-50_AnnieNg.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4] 同上。

同性戀神學整合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07/2019
明光社

同性戀議題,很多時也會被簡化,例如有人會說同性戀是罪;同性戀是後天的;同性戀者可以被改變成異性戀者,可以結婚生子等等。這些論述這10多年來也沒有很大的改變。在慕迪聖經學院任教的袁幼軒博士,透過自己同性性傾向的經歷,重新將一些散亂的教條和牧養原則,嘗試整合成一套合理的神學觀念。

袁博士5月中來港辦講座,期間除了分享他和他一家信主的見證外,同時帶來了他的新書《聖潔性戀——性戀沒有灰色地帶》,[1] 以聖經和神學的概念,嘗試將一些平時大家常聽到有關同性戀的教導整合,過程中筆者有許多的發現,現舉隅如下:

  1. 同性戀、異性戀和聖潔性戀。
    袁博士形容,很多人認為同性戀不是上帝的心意,彷彿異性戀就一定是上帝的心意,但其實這是屬世的框架,這框架不是上帝的話語,只是無神論者,心理學家的創作,只是一個身份政治[2] 的標籤,我們不要迷信這個標籤,因為人不應被他的性傾向定義。他說身份政治會令你將生命一切轉向與這個身份融合,例如他投入同性戀運動的時候,食飯的餐廳,買車的經紀也要是同性戀者,其實這個想法並不自由,而且根本是一個局,讓你投入之後不能回頭。袁博士認為任何性傾向根本不是基督徒需要討論的,基督徒如果要有一個性戀(sexuality,包括外在性行為、內在性慾望及內在性潛能),就只能有「聖潔」「性戀」。因為基督徒應該要在性這件事和生命中其他的部份一樣,追求聖潔。
  1. 要認罪和知罪。
    這裡有兩個重點。一)袁博士指出,因為我們追求的是聖潔,所以我們的聖潔性戀(Holy Sexuality),就是將性放在婚姻之中。所以婚姻外一切的性都是罪,這與一個人是甚麼性戀也沒有關係,因為上帝喜悅的性就只有一種,其他的就是罪,不分大小。如果我們將異性戀變成目標,但異性戀其實好濶,包括一個男人與10多個女人有關係,或者一個男人欺騙太太有婚外情,或未婚者有婚前性行為,甚至生了小朋友,以上這些都是異性戀,但在上帝眼中這全都是罪。二)同性戀只是其中一種不聖潔的行為,但不是最嚴重的罪。耶穌不會為同性戀者釘十字架釘長一點時間。如果說同性戀可憎,箴言中驕傲也可憎。你可能會覺得同性戀在媒體中很不好看,但事實是上帝看我們每一樣的罪也一樣,都是令祂厭惡的。
  1. 單身和婚姻同樣美滿。
    袁博士認為,我們好像過份放大了婚姻,於是單身就是不好,特別對中國人來說。也許不少人都經歷過,中學時長輩不准他拍拖,但過了大學又叫他快結婚。他指出,我們對單身有一種不好的看法,以為單身是罪惡的一種。至於同性戀者,如果同性性關係是不好,同性戀者要跟隨耶穌就不能進入關係,換句話說就只能單身。如此我們有沒有一個良好的單身狀態讓他們成長,讓他們不至於好像二等公民?
    我們以為單身等於孤單。但袁博士坦言他知道很多人結婚後其實也會孤單,所以我們很難說單身等於孤單。很多人單身時很想結婚,但因選錯了人,最後婚姻變得更慘。我們實在應該再教孩子,婚姻不能帶來終極快樂,只有在主裡才能有終極快樂。
    袁博士指,我們要活出婚姻的美麗,但婚姻不是愛最高的理想,上帝才是愛,沒有東西比這更偉大;同樣,單身的基督徒,在上帝的家,在教會,也同樣可以去愛和被愛。單身信徒有很多屬靈的兒女,就像自己的兒女一樣,讓人能夠重生。只講婚姻的祝福和單身的困難,這不是從聖經而來的教導,是世俗社會將婚姻偶像化。同性戀群體以為不能結婚就沒有快樂,沒有人生目標。不幸地基督徒同樣將婚姻偶像化。所以當我們在處理同性戀議題時,我們要言行一致地處理單身。
  1. 以上帝為先。
    袁博士指,很多時對同性戀者的教導,很容易會偏向要求他成為異性戀者,但我們在慶祝異性戀時,可能是在慶祝罪,因為罪也可以在異性戀中出現,人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反而不是重點,重點是要變成「聖潔性戀」。在上帝中,我們有兩條道路,單身時我們忠心地活出性的不活躍,如果結婚,我們就要忠心地活出對伴侶的忠誠。這裡不是兩個選擇,而是上帝的心意。他指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選擇結婚對象和是否單身,但其實不然。沒有人是出生時就結婚,每個人出生時是也是單身的,但同性戀朋友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終身單身。
    至於夫妻,袁博士認為夫妻關係有性慾是好的,但這不是必須的。他問過很多結婚50至60年的夫妻,他們也不會將性視為婚姻最重要的,是故性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事,相反如果一段關係以性為先,最後往往會慘劇收場。所以,如果牧養同性戀者,重點是將他指向上帝,而不是令他對異性有性慾。性慾不能帶來婚姻,惟有他有聖潔生命,成為屬上帝的人,才能進入婚姻。
  1. 情慾是試探,不分同性戀異性戀。
    袁博士表示,很多人要求一個同性戀者變得完全不受同性性吸引,其實這不太實際,因為情慾就是試探,不同的人受的試探內容不一樣,我們只能因著聖靈幫助去拒絕試探。聖潔是從上帝而來的,與聖靈繫在一起。

 

如何牧養同性戀者?
如果有人向你出櫃,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可以怎樣做?袁博士提出了以下建議:

  1. 請先感謝他們對你的信任。
  2. 先對他們說他們並不孤單,因為他們會以為你不明白他們。
  3. 如果你認識主,經歷過罪中得勝就可以幫助他們。撒但喜歡將人分割出來,讓你覺得自己不能幫助他們。事實上他們不是需要專家,而是需要一個朋友。你可以直接說:「我不認識同性戀的情況,但我很愛你,所以我們可以一起行去耶穌那裡。」
  4. 提醒他們,他們的身份是在耶穌之中。同性戀群體將性傾向成為身份價值。袁博士指出,當他是同性戀者時,同性戀是很重要的身份價值。即使他去的商店、健身室,也是專為同性戀者而設,他的會計師,賣車的銷售員也是同性戀者。這是出於肉體,肉體不想我們明白屬於上帝的身份。所以要提醒同性戀者,如果他們有一個身份,他們的身份就是基督徒。
  5. 要實際,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在幫助同性戀者時,聖經可以讓你明白很多,但未必能直接幫助你解決問題,有時讀經祈禱,可能更會受到撒但的攻擊。
  6. 不要太注重同性戀者的外在行為。
  7. 深化屬靈群體的聯繋:當討論牧養群體時,我們常常會將同性戀者交給其他機構,但它們未必有牧者能提供協助。當他們的工作完成後,也沒有將同性戀者帶回教會中,於是問題繼續出現。我們要好好地讓支援同性戀的群體出現。

 

同性戀者分享時的四個不:
因著同性戀是一個身份,袁博士認為我們與他們相處時可以更改一些常用的說話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衝突。

  1. 不要將同性戀與成癮人士、罪或病聯繫:既然我們說人整全地是個罪人,也就不要太突顯其中一個部份,也不要用太多的類比。當我們減少說同性戀是罪,也是同時減少了只是以性罪來定義人。
  2. 不要提性傾向是個選擇,或者是個生活型態:同性戀者以其性傾向的身份自居,但當他們要走向聖潔時,他們就自然要改變,但這需要時間,單單說他們可以選擇,或者說性傾向只是一個生活型態,他們可能一時間未必會接受。
  3. 不要說愛罪人,但恨惡罪:這個句子最不好的地方在於句式中有「……,但……」這個「但」字將之前說你愛的部份都抵消了。既然是愛,就直接用行動表示,不用說太多了。
  4. 不強硬回應:面對不同的提問,我們不用鐵板一塊的回應,因為他們那些問題,有時代表著背後有其他想法和前設,我們可先處理他們的前設,邀請他們多分享,因為我們的重點是講福音。有時我們多分享大家相似的地方,一起面對的掙扎,之後祈禱,在患難中讓人接近耶穌。

 

與同性戀者同行五個要點

  1. 祈禱:可以為同性戀者禁食祈禱。
  2. 聆聽:先聽他們的需要。
  3. 規劃:計劃與他們見面的時間,地點,方式。
  4. 要抱耐性和堅持的態度。
  5. 要坦誠和透明,活出我們所傳的福音。

(「Holy Sexuality 袁幼軒生命見證分享會 異性戀?同性戀?聖潔性戀!」由播道會恩福堂主辦,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協辦。)
 


[1] 袁幼軒〔C. Yuan〕:《聖潔性戀——性戀沒有灰色地帶》(Holy sexuality and the Gospel: sex, desire, and relationships shaped by God's grand story),(台北:道聲出版社,2019)。

[2] 社會中有不同人士,他們因其性別、種族或性傾向等,會形成不同的群體,身份政治是指一些群體透過宣示身份,例如同性戀者,來進行社會活動,為所屬群體爭取權利。

#ChurchToo之後......

生命倫理錦囊 第37期

陳永浩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9/03/2019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在3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1] 「#MeToo」運動源起於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Harvey Weinstein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Hashtag),用以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事件引發網上巨大回應,據facebook後來的統計,45%的美國用戶至少有一個朋友發佈了帶有該標籤的狀態。詳參〈#MeToo〉,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9年2月26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F%BC%83MeTo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More than 12M "Me Too" Facebook posts, comments, reactions in 24 hours,” CBS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cbsnews.com/news/metoo-more-than-12-million-facebook-posts-comments-reactions-24-hours/

[2] 〈香港女跨欄明星呂麗瑤自曝曾遭教練性侵〉,BBC中文網,2017年11月30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17707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3] 例如在2018年爆出博愛潮語浸信會的牧師涉嫌性侵事件,之後也有突破匯動青年主管涉嫌性騷擾女同工事件。此外,也有浸聯會及協進會總幹事捲入性騷擾訴訟及投訴的事件。詳參〈教會機構#MeToo事件簿:她們指控「突破匯動青年」員工性騷擾〉,端傳媒,2018年10月30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30-hongkong-metoo-church-breakthrough/(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收集逾50宗個案 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立場新聞》,2018年3月7日,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收集逾50宗個案-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4]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7年至2018年在其專頁發佈「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的網上問卷,他們在55份有效的問卷中,發現超過六成受訪者曾被性騷擾,餘下的三成多則是揭露朋友或教友的經歷。而性騷擾的方式包括「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33%)、「强逼進行性行為」(17%)。85%受訪者表示有關的性騷擾事件,都是男性騷擾女性,受訪者表示38%的加害者身份是牧者或傳道人。詳參曹曉彤:〈「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研究報告及獻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18年6月24日,網站: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2018/不再沉默研究報告及獻議_2nd.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5] 〈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電子版香港法例,1996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zh-Hant-HK(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6] 蔡志森:〈性騷擾的再思〉,《時代論壇》,第1644期(2019年3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的再思(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7] 〈推動改變 創造未來: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報〉,平等機會委員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AnnualReport/201718/C_EOC%20AR2017-18_1120_002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8] 〈性騷擾投訴五年新高〉,《明報》,2019年3月1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190311/s00002/1552241601773/性騷擾投訴5年新高(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9] 〈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 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明報》,2018年3月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80302/s00001/1519982449988/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0] 事實上,只要在網上搜尋一下「預防性騷擾守則」,即可找到各大機構訂立的相關守則,而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列舉出前文引述的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一些性騷擾的實例,避免構成性騷擾的「貼士」等。不過在這些守則中,通常佔最多的往往是處理性騷擾的流程圖和相關表格等。

[11] 〈突破#MeToo受害人控訴被調戲強吻 機構僅稱「不恰當男女界線問題」〉,《蘋果日報》,2018年11月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1106/5888158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2] 〈[盧龍光性醜聞]黎明:教會掩飾性醜聞是慣例〉,門徒媒體,2019年2月19日,網站:https://apostlesmedia.com/20190219/1268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3] 〈舉報性暴力,不應受「二度傷害」〉,關鍵評論,2015年11月25日,網站: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3145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4] 張勇傑:〈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明光社網站,2018年9月20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5] 李思敬:《五經行:妥拉中的生命智慧》(新北:校園書房,2018),頁123–126。

性騷擾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3/2019

繼#MeToo之後,近年因為一些觸目的事件,令性騷擾問題引起教會內外的關注,雖然性騷擾事件可說一件也嫌多,不過,性騷擾其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定義太籠統,實在有需要重新檢視,以免過猶不及。

根據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性騷擾的釋義如下:

「(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1. 如——
    1.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2.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1.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由於性騷擾的範圍實在太闊,由講幾句鹹濕笑話;不懷好意的眼神;到不受歡迎的身體觸碰(不一定是敏感部位);利用權力威逼利誘的性暗示;以至鍥而不捨的痴情追求,也有機會成為性騷擾。此外,由於性騷擾很著重投訴人的主觀感受,而涉事人的主觀意圖相對易被忽略,疑點利益往往歸於原告,被告人有時百辭莫辯。為免誤觸禁區,人與人之間一些本來是表達親切、關心或安慰的身體接觸容易因此被窒礙,其實未必是好事。

性罪行會因其嚴重性而有不同的分類,強姦與非禮的判刑亦不同,也許是時候,需要考慮一下為性騷擾作一些分類和分級,以免市民大眾將不同程度的騷擾問題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程度的問題,處理的方式和刑罰可以有很大差別。若性騷擾的定罪門檻太高,投訴人難以取回公道的話,容易助長了這類不恰當、甚至是卑劣的行為。但定罪門檻若太低,對被投訴的人亦不公平,因為說了一些對方感到被冒犯的說話,與用權力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若結論同樣都是性騷擾的指控成立,則公眾難以分辨其嚴重性。

例如可考慮將性騷擾分為言語上的騷擾;不合宜或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不受歡迎的性暗示或纏擾;濫用權力的性脅逼等,讓公眾一看便可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若裁定指控成立,亦應就事件的不同性質有不同程度的處分,如勸戒、口頭警告、嚴重警告、免職、甚或告上法庭等。而在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成立當然都不應怪罪投訴人,但亦不宜透過社交媒體和傳媒作公審,因為被投訴者的權利和聲譽亦應得到合理的保障。

另一方面,希望社會和教會正視性騷擾問題的同時,亦應加強教導,避免窒礙了一些本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身體接觸。無論男女都要謹慎,特別在與異性單獨相處時更要謹慎。若不喜歡他人某些說話或身體觸碰,亦應勇敢地表達出來,讓對方知所警惕,若對方明知故犯,當然要承擔後果,對雙方也公平一些。

曾經刊載於:

《時代論壇》1644期,1-3-2019

教會的雙重標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09/2018

教會有沒有雙重標準?有,而且很明顯地應該有,也常常有。

 

面對罪的問題,教會是有雙重標準的,因為信仰與法律對罪有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教會在處理教牧和弟兄姊妹有關罪的問題時,最容易引起爭拗和批評的,正正是有時大家將教會和社會對罪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混淆了。

 

以有關性的罪為例,通姦、嫖妓、婚前或同性性行為在香港社會不是刑事罪行,但在教內卻是必須嚴肅處理的罪。至於性騷擾則較為複雜,因為當中有部份涉及較主觀的感受,這些事雖然抵觸了社會上的歧視法例,但應如何處理,不同的人卻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和處理方法,教會也不一定會完全跟隨。但是否跟隨及如何處理亦必須有一個說法,讓所有教牧同工和會眾都知道合宜的界線在哪裡。

 

正因涉及性的問題比較複雜,再加上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愈來愈大,教會更應及早思量對策及教導會眾,以免在不幸出事之後,因為處理不當而令教會和弟兄姊妹蒙受更大的傷害。教會是一個對罪的行為不妥協,但是關心罪人的群體,不過,這種關心是建基於公義之上,不會令受害的人受委屈,也不會令犯罪的人逍遙法外。

 

近期教會內外都在討論有關性騷擾、性罪行的處理。再加上一些在信仰上不贊同,但法律容許的行為(如賭博及觀看色情物品),究竟教會和信徒應如何面對?今期《燭光》嘗試和大家一一分析。

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9/2018

本年香港基督教界,不論教會或機構,小堂會或大宗派,都相繼爆出一些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性騷擾已是避無可避的議題,教會實在有需要盡快制定清晰的守則,以預防及處理有關事件。近月來不少基督教機構相繼舉辦各類型講座活動,幫助教牧更了解性騷擾課題,這是教會正視性騷擾課題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本文並不打算為任何犯事者說項,只是嘗試在社會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氛圍下,討論性騷擾條例中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並指出教會在處理性騷擾時會遇到的困難。

 

根據香港法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

1.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與性騷擾相關的條文亦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

簡而言之,性騷擾必兩個元素一是行為涉及性的行徑或要求,二是受害人對該行為感到不受歡迎。

受害人的感受是主觀的,而行為是否涉及性的行徑其實也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當社會嘗試用客觀的法例,來保障市民免受主觀的不受歡迎的行徑,總會出現含混的情況。儘管條例列明有關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仍需經過一個「客觀測試」,即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但這「客觀測試」只是反映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標準。情況就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何謂「淫褻」與「不雅」需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1] 但不同市民的道德禮教標準總會存在差異,成人雜誌被評定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應該大部份市民都同意,但對於村上春樹小說因包含性愛情節而應否被評為「不雅」,社會就存在著分歧。雖然不少人認為小說內容無傷大雅,但起碼負責審理的淫審處主審法官或委員就認為小說該屬「不雅物品」。[2] 因為法律難以為主觀感受定下客觀的標準。

如果性騷擾行為是身體接觸、掀裙、大談色情笑話、色迷迷地盯著別人敏感部位、冒犯地向別人提出性要求等等,這些行為都明顯涉及性的行徑,一般人都應該會預期對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教會中如出現以上行為必須嚴肅正視,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處境,按受害者的意願考慮是否報警,公平公正地作出跟進回應。

 

明光社

但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裡,與人接觸是人的天性本能,而性又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性並不單單指生理及性慾的層面,也涉及情感層面,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會與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向心儀對象展開追求、深情的說話、含情脈脈的眼神等,其實也是涉及性的行徑。被人追求可以是浪漫的事,但也可以是厭煩的事;深情說話與含情脈脈的眼神可以令人感到溫馨,也可以令人感到噁心。教會主內一家的文化,一直鼓勵弟兄姊妹合宜地彼此親近,因此教會常見彼此握手問安、手拖手肩並肩地唱詩、按手禱告等。筆者不敢排除有人會藉此身體接觸來獲取性方面的滿足,但我相信大部份會眾都沒有這種動機。但無論你的動機如何,這些行為都可以說是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為是否性騷擾,在乎對方的觀感,以及對方是否歡迎這些行為。不過這些感受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但一次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了。

本年6月台灣出現了一宗性騷擾指控,一位油站男職員向女性司機找錢時碰到對方的手,被對方投訴性騷擾,還被油站要求他離職。[3] 職員認為這是防止零錢跌在地上的保護動作,客人卻認為是職員故意作出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儘管一般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外人難以質疑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無論官方調查機構作出怎樣的判決,旁觀者認為事件是多麼的荒謬,如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對她來說這都是確確實實的「性騷擾」。

機構有責任制定預防性騷擾守則,但在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下,我們要明白守則只能針對客觀的行為,但行為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主觀解讀。有報道指美國網絡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推出防止辦公室性騷擾守則:禁止同事對望或看著一位同事超過五秒;又指如非有人主動提供,否則不可以向同事索取電話號碼;亦敦促同事不可以擁抱過長時間。[4] 但其實眼神接觸時間的長短與當事人的意圖或感受是不是真的有直接關係呢?有些國家有擁抱的文化,但在另一些文化下,不受歡迎的擁抱一秒都嫌長。一些太刻板的政策只會反映公司對員工的不信任,妨礙正常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對防治性騷擾其實起不到真正作用。因此,守則也只宜列出防止性騷擾的大原則。

明光社

筆者認為教會有責任提升弟兄姊妹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亦鼓勵教會制定清晰的防止性騷擾守則及處理投訴機制。本文指出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就是希望大家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更要放下既有的前設,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聆聽雙方的陳詞,以求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應。更重要的是教導弟兄姊妹多些尊重和敏銳地留意別人的感受。

 

[1]  見香港法例第390章《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2] 〈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 跟《龍虎豹》評級看齊〉,《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23591/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E3%80%80跟《龍虎豹》評級看齊(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3]〈找錢碰到手1秒鐘 她投訴加油站員工性騷擾逼離職〉,《聯合新聞網》,2018年6月26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8864/3219284(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4] 李納德:〈【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 不准主動「抄牌」〉,《香港01》,2018年6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99420/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不准主動-抄牌(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教牧後援會」的起承轉合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1/05/2018

自去年7月,在明光社機構活動消息一欄,不時看見春麗、程翠雲(Atty)及歐陽家和三個一起合辦研討會。這三個人,有時談及信二代,有時討論漫畫、腐女、食女、網上情慾等話題,每次均能吸引數十人參加討論。部份主題甚至因為場地限制,未能報名的人要求作網上直播,但也試過因為研討的問題敏感,而取消直播。究竟這些研討會在討論甚麼?在討論的過程中反映了甚麼現象?

 

明光社

「教牧後援會」在2017年7月10日成立,那天是三人第一次攜手合作,舉辦「收兵文化研討會」,全場座無虛席,共60人到場。春麗分享在現代青年男女關係中何謂「收兵」;本人從統計處的婚姻家庭數據,帶領與會者看收兵文化的產生;Atty就分享她輔導「兵」和「娘娘」的個案時,所用的輔導原則。

 

兩小時的研討會中,有15分鐘敬拜時間,之後三位講員規定每人最多分享15分鐘,預留約一小時提問時間,並努力準時在九時半完結聚會。大家都有意識地將要說的話濃縮,講員的分享時間短了,台下的發言時間多了,大家能更積極分享。

 

明光社

言談間,我們了解到牧者在理解青少年流行文化及網絡文化上,往往會滯後。部份牧者坦白承認雖然做青少年事工,但對青少年文化所知不多,很多時是因為「爆咗煲」才迫著處理問題。有時,牧者會知道現象以及當中的問題,但不知道如何處理,甚至自覺處理不到,無力感很強。當事件涉及教會中不同的人、不同的關係時,就更難拆解了。

 

明光社

「教牧後援會」就是在這種場景下產生。幾個月以來,我們由揀選題目開始下功夫,除了必定選擇青少年牧養的議題,有關議題還要符合以下一種情況:1. 冷門,很少人談及的;2. 因各種原因,大家知而避談的;3. 牧者平常不以為意,但其實已經構成問題的。不過,為確保人數不會只得「小貓三四隻」,在活動設計初期,我們會先在社交平台了解受眾的反應,要有足夠的「讚好」,才會正式舉辦。

 

牧者們辛苦到來,固然希望得到一個「答案」,但我們堅持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和教導。在討論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很多故事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例如表面上作為一個「娘娘」,利用自己的美色去吸引男孩子為她做事,就是有點問題;但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卻發現原來個案中的女主角,可能另有原因才導致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又例如,在討論信二代的成長時,我們不難發現教會和父母在對子女的教導和安排中,從小就漠視了孩子的想法,以為他們「跟著父母回教會崇拜」就是基督徒,但原來父母在崇拜的時候,孩子沒有崇拜,只是做功課、畫圖畫。久而久之,他們「返教會」只為了陪伴父母參加活動,最後甚至離開信仰。牧者在當中往往要面對,教會成為了信二代「反叛」的核心,導師成為了兩代間的磨心,問題甚難處理。

 

來的人帶著要「處理問題」的期望,走的時候,卻會帶著另一個反思,例如:自己在處理事情時的角色是甚麼?自己的能力是否足以介入?可以怎樣介入?當牧者認真認識和進入議題時,他們會更明白青少年肢體的處境,能有同理心與青少年同行。

 

明光社

幾次研討會過後,不難發現這講座系列的參加者鮮有重覆,我們就更肯定「教牧後援會」的需要,也更肯定他們是對議題略有了解才會來。以「教會有個腐女團契」研討會為例,就真的有位導師邀請了團契中的青少年肢體來聽和分享,既幫助導師解惑,明白「腐的真諦」外,同時也讓與會的青少年感受到導師的關心。在「考試季節.教會的考驗」研討會中,就有考生家長和團契導師一起商討支援DSE考生的方法,以及教會的角色。

 

近年,坊間不少論壇、工作坊,將青少年作為討論、研討的對象,用第三者的角度將之研究一番,或者將之放在教會流失青少年與如何復興青少年的框架中討論,往往將青少年問題化。而我們嘗試用「教牧後援會」的方法去問:我們的角色是甚麼?我們可以做甚麼呢?但願這個系列的研討會,能讓更多牧者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我們未來一同商討更多適切的牧養方法,繼續同行、成長。

電競牧養教牧研討會 Part II花絮(三)

電競牧養:一個講道理的建制派的質疑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2/03/2018

電競牧養的概念一出,除了引來遊戲本身會帶來所謂沉溺的質疑外,實際上亦有牧養上具體限制。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作為一個講道理的建制派,指出電競遊戲的本質未必完全正面,不少科學研究發現遊戲會對人的身體有負面影響,不過他認為教會不一定因為事情可能有負面效果,就全盤否定其作為牧養工具的可能性,相反在資源許可又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情況下,電競可以與其他不同的事工一樣,成為牧養的工具,不必被拒於千里之外。

王礽福用莊子《盜亦有道》的故事指出兩點:1. 電競本質不是一件好東西;2. 不是好東西也可以有牧養的切入點,但是要找出來。他舉打麻雀作為例子:「教會可以搞『省港澳基督徒麻雀大賽』,為主贏盡省港澳,還可以做金齡牧養之對對糊混一色,若你從這個角度看,什麼都可以成為牧養的工具……」

電競為何本質上不是好東西呢?王礽福指根據研究,7至14歲的男生如果玩太多電玩會影響大腦,以致他們日常生活做事的動力會下降。他說:「今日的男生,特別是小學男生欠缺有經驗的遊戲,即動手動腳的遊戲,令他們智力落後……玩電子遊戲的青少年少了30%時間閱讀,少了34%時間做功課,學習問題增加,影響注意力和容易衝動。」故此,玩電子遊戲的青年有時會覺得很難改變,因他們習慣了遊戲的聲光效果,若請他們做其他活動,沒有這些刺激,可能會覺得很無聊,但玩遊戲又不會令他們特別開心,這情況不易處理。

不過,王礽福承認以電競作為媒體,鼓勵已經有玩的朋友一起玩,是有可能的,不過要找牧養切入點有很多困難,例如:1. 期望:牧養吸引新朋友回來,但教會的活動只是崇拜,而傳統教會的崇拜並沒有如電競遊戲的聲光效果,最後會否很容易大量流失?如果他們回來參加活動,是否要有期望管理? 2. 比賽:如果搞電競比賽,我們是否鼓勵他們練習?如此每天練多長時間才合宜?贏了又如何?牧養的位置在哪裡?有沒有年齡的限制?會否連高小都有比賽? 3. 牧養:事工/牧養佈道的規模做多大?

王礽福認為,如果要做,應該要有以下框架:1. 集中做已打機的朋友,年齡建議最少高中;2. 考慮好相關的配套,牧養策略,承接策略等;3. 事工不求大,反而應該要求「長尾」的效果。他最後提醒牧者,用電競本身有自己的問題,不能只用「適可而止」做口號,之後就展開事工,因為所謂的「適可而止」本身就是一個屬靈操練。他形容用電競來牧養就像用藥。他說:「例如你頭痛,可能食止痛藥,但可能引致胃痛,於是你要食兩粒藥。電競(來做牧養),你處理到一個問題,但有另外的副作用,於是你有可能本來食一隻藥,但係最後你食很多藥。」

 

當代戀愛多面睇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14/02/2018

「我是說,你們應當順著聖靈行事,這樣就一定不會去滿足肉體的私慾了。因為肉體的私慾和聖靈敵對,聖靈也和肉體敵對;這兩樣互相敵對,使你們不能作自己願意作的。」《聖經新譯本》〈加5:16-17〉

有說,青少年的戀愛和性觀念開放,更甚者認為﹕比上一代開放……。但「開放」的具體意思是甚麼?是甚麼因素造成這一代的青少年的性、愛、婚姻等觀念?有多少可以處理,又有多少已經不能逆轉?伯特利神學院青少年培訓師碩士課程統籌錢鋒博士表示,看到今日的社會,再用一套不合時宜的舊思想和牧養方式,已不能扭轉非正向的情況,最終受傷的仍是青少年。

 

性開放

在伯特利神學院與錢鋒博士見面,那天剛好寒流來襲,但冰冷的天氣未有凝結他的思維。談及現今青少年面對的危境,他開門見山第一句:「性開放!」他續說:「婚前性行為在青少年之間係好普遍,隨之帶來的後果,例如墮胎、性病等等亦相對多咗。」

他說,性開放除了令所謂的性行為上升之外,青少年人對性的看法亦有明顯的改變,至少以前不會在大庭廣眾談性,如:婚外的性,以及墮胎或性病有關的事,覺得這本是難以啟齒的羞恥事。但在今天,性已經變成一種隨意的活動,沒有主動或被動之分別,女孩子可以採取主動,甚至當「生意」般去「做」。他說:「將『性』商品化,性服務可以像援助交際般變成商品,加上有即時通訊和社交網絡等工具,他們很容易接觸到,加上媒體又渲染,在沒有機會得到照顧和及時的性教育之時,他們當然會照做。」

 

遲婚

「婚前性行為成為普遍現象,遲婚亦是。」他說:「這是城巿化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代的要求多了,上一代好後生就出嚟做嘢,當然會早結婚;但今日做後生仔唔容易,當佢地讀完書後,要結婚都需有入場券,就算對方唔要求你有經濟基礎,但可能自己都有目標要求。所以,結婚前期的準備放長途,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現象。」

當然,若如有關性開放的論述,加上消費主義,人的性關係易來易去,得失關係的進出變得習以為常,用錢峰的話,就是「無咗緊密關係的喜悅。」也就是說因為失戀到麻木了,自然想遲婚,遲到某一天,因為家人的要求、社會的壓力,最終隨便找一個來結婚。這種狀態的婚姻,當然又引致另一個議題:離婚的數字不斷上升。

 

離婚

錢峰認為,離婚上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社會相對比以前接受離婚;再者,很多人戀愛、拍拖態度都備受商品化與個人主義影響,加上對自己婚姻追求的迷惑,故此,到了適婚年齡,在不同的壓力之下,就隨手找一個人結婚來完成人生大事。他說:「你要自我了解,首先是知道自己的需要,仿如有目的去超級市場購物,揀完要買的產品就離開。但如果你唔知自己要甚麼,去到超級巿場就好易有『樣樣都合適』的錯覺。」

錢峰坦言,現今有部分青少年可能每月擁有幾個性伴侶,大家在關係中的抗逆力較之前漸減:「在拍拖的時候,或有『因為我消費,故我係老闆』的抗拒磨合心情;而且家中提供豐裕生活,他們從小到大衣食沒缺乏或驕生慣養,未必懂得包容接納,於是十分容易在原地兜圈子,情緒主導,一『鍾意』就即行動,關係建立是快而表面,沒有想像般那樣穩固。」

 

家庭價值

除了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錢峰認為家庭價值亦影響子女處理關係的能力。所謂關係的發展,除了指父母婚姻關係是否能成為模範,更重要的是他們怎樣教導孩子。他說:「今日的父母究竟是重視子女的成長,還是(考試)成績?特別是中產的家庭,父母只著重成績,於是乎,人際關係這些無得考試同量度的部分,就完全沒教導,教出來的孩子在人際關係上容易出現問題。」

錢峰舉例說,他的女兒讀小一時喜歡上一位靚仔同學,他就向孩子強調不要單看外表來認識一個人。他說:「社會太早熟,亦要求孩子早熟,他們從小小的年紀已經懂得這些事情,所以家長要及時作回應。」

 

教會要有計劃

面對青少年的成長,錢峰認為教會要有一個計劃,例如教會要思考未來五年、十年的需要,政策要隨著時間,人和目標調整。他說:「教會要有裝備,了解教會發展,要培訓青少年同工去處理基本的問題。」事實上,教會可能會有不同的禁忌,例如親密關係的處理、性關係的處理等等,若果青少年導師沒有被好好培訓,面對發生的事情就可能產生尷尬的情況;又或者處理不恰當、不專業,容易造成二次創傷。

而教牧亦應該細心計劃整個婚前輔導,他說:「短短幾堂婚前輔導是唔足夠,兩人之間在未來需處理的問題實在多,婚前要傾好,例如對各種責任的承擔,兩人要有共識等;還有就是要有足夠的美好拍拖回憶,來作為他們面對逆境時取用的正面資源。」

最後,錢峰表示明白部分教會現存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當中不少女信徒會與未信主的男士拍拖,他承認這是人性的掙扎,教會宜多提供支援給她們。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4/2/2018

性別承認的幾個主要爭議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1/2018

性別承認諮詢經歷一次延期後在12月30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在第一階段諮詢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

 

(明光社此前工作提要:因應《諮詢文件》本身的不足,我們著力探討了兩性制度在社會的功能,可參閱《燭光網路》116期,2017年9月出版。)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明光社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主張,如有人因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而精神極度困擾;合理的做法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問題,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性別不安症的人亦然,切除他們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由此,他們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舒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亦有人抱以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有時他們會同時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絕育。(見問題三)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什麼、參考甚麼地方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方式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保險公司應當女跨男為男性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視乎最終立法內容,條例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手段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定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手段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的大部份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具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會開了極壞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立法有凌駕性,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變性手術者更改身份證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至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分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判定依據。

 

與上述相反,有部分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部分人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了變性手術,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身體性徵和外觀。故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部分地承認這些接受了手術者的新性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是可理解的;要全面承認則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則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生理事實不能改變。故反對任何形式的承認。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明光社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權;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方式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唯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分承認已完成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早前,我們已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在這段期間,明光社則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第三性」建議以及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我們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其與政策和公共制度的關係,可參閱文章: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因應同運團體主張以承認為變性手術為前設違反「人權」,我們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系譜根源,並指出這是訴諸了不當權威,可參閱文章: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就變性本身的倫理和信仰問題,教會仍待更具深度的反思。我們認為討論的正途是從反思身體開始,可參閱文章:

 

對於變性的倫理思考

 

另外,我們留意到部份女權主義者批評變性主義,已成為一不小的氣候;故開始閱讀及研究她們的思想和論述,稍後亦會放上網頁。

 

 

電競牧養研討會 Part II花絮(二)

——明光社董事雷競業講電競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01/2018

面對電競,未必很多牧者有信心、有異象和有設立事工的想法,明光社董事雷競業博士認為,更多牧者怕的,是電競會打垮教會青年人。不過,他認為不用太擔心,教會只要培養好青少年肢體的「共人性」(Co-humanity),讓他們成為世界的主人,並與人互聯,而非成為電競的奴隸。他說:「我們不需要怕人玩,也不用鼓勵他們玩,即使玩亦不用禁止。」

 

雷博士表示,電競不是全新的東西。他說:「教會以前都冇諗過用電台傳福音,但係依家好多人都用緊。其實依家我哋用一頁一頁的書,相比起耶穌時代來講,都係先進科技。所以教會自古以來都會用先進科技。又例如iPhone,可以播音樂,聽電話,流動上網,個別來說,都唔係新功能,只係iPhone將佢地砌埋一齊。電競都好類似,其實電競英文係eSports,佢集合左視聽效果、團體運動和競爭元素,並可以在任何地方玩。」

 

他更表示,電競是一種商業運動的遊戲競賽,要有科技,同時要有好的營商模式的配合才能成功,這是科技界很多個商業模式的其中一個。他說:「電競遊戲的門檻是低的,只要有簡單的電腦,甚至手機就能進行比賽。電競亦有很多大型聯賽吸引的元素,會引起一個明星效應,成為粉絲團,所以能成為與眾不同的商業營運。」

 

商業運作,當然很想你投入參與,但投入不等於一打機就變沉溺病症,雷博士認為電競只是一個理由令他抽離現實,即使他因此沉溺,也只是病徵,不是病源。他說:「如果人本身有健康的心靈,他不會因為電競而變成宅男。不過,現代社會社群功能化,我們的社會人與人很功能,例如學校就會很注重成績,而不是關係,於是遊戲成為一個吸引他留在家中的工具。」

 

遊戲本身有很多特別的地方,例如即時可見的勝敗,聲光的效果,會令人覺得現實生活不夠刺激,所以他們打電競時很專注,但面對真實生活可能會覺得很沉悶,沒有成功感,連抽象思維也會有困難。雷博士認為,面對電競的挑戰,牧養要強調培育一個健康人性(human person),包括靈性,所以教會不宜只注重律法,教會的牧養不要叫人害怕世界。他說:「唔好將個世界描述得好可怕,又講世界好邪惡,所以年輕人要手潔心清。我地對下一代應該係畀佢地自信去面對世界,我們唔係起防火牆。佢地要建立到一個好的人際關係,能被大家聆聽得到。人生價值唔係在乎勝負。」

電競牧養研討會 Part II花絮 (一)

——莫樹堅牧師的城巿宣教事工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01/2018

牧養江湖中人,人稱「黑社會牧師」的莫樹堅牧師,平時接觸最多的電子遊戲也只是俄羅斯方塊,但當有人認為用電競可牧養時,他即時很有條理地幫助大家分析事工的走向及實行方法:「你最後想做的是否訓練門徒?是甚麼門徒?怎樣實行?是打完八強、四強,再傳福音?建立教會?這是一個怎樣的方向?如果你是平信徒,你有沒有呼召?如果你是傳道人,你亦有呼召嗎?你準備帶領他們去哪裡?有清晰方向嗎?如果沒有方向,就要必須先想。即使未必一次過有整個圖像,但要有一個方向。」

 

他以一向以來做江湖中人的事工為例,指出團體中有宣教宣言,將想做的事寫清楚:「例如『為耶穌得盡江湖人』,於是就努力找他們出來,呼召他們成為門徒。那麼,如果電競是一個事工,我們要做甚麼呢?耶穌叫我們將福音傳給萬民,也不只是給一間教會,一個機構,不同的機構做不同的部份,一間堂會不應做所有的事工。接觸青少年也不一定是使用電競,只是我們要問電競中要做甚麼,甚麼是正確的優先次序,自己角色是甚麼。」

 

有了呼召和感動之後,要了解社區的需要及我們的資源,包括不同恩賜的專才、資金的來源、神學的配套和裝備等等,而且整件事必須用創意去做轉化。他說:「電競的平台是否可以擔當牧養和辦教會的角色?我們應怎樣做?事實上二千年的歷史經驗都未見過電競做牧養,亦未見過教會的成立,當中有沉溺、暴力、色情的元素,我們如何用遊戲這種玩樂方式去傳一個嚴肅、受苦的福音?耶穌是有創意的,他為著福音的目標去做,按當時環境做,按當時獨特的需要做。你喜歡打機?我們就『食住呢度上』。」

 

莫牧師再以「得勝堂」的經歷作為例子,他說:「用創意回應,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例如黑社會有飲宴文化的、有公事的、有聯繫的、亦有私人的,這是他們的社交文化,我進入他們的文化,每年都做春茗,其實就是他們的花炮會,他們都知道我學他們,我自己又感興趣。當然,初期會有困難,例如我們搞春茗,40圍枱要12萬,但搞佈道會12,000元就可以了,去醫院探訪買數十元生果亦可以……重點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環境與興趣,要有創意地去實行。」

 

要用創新的方法宣教不難,只要給予機會慢慢摸索,有勇氣和堅持,總會走出一條路,尤其牧者本身精於打機,或已知有肢體或該社區已有一班人打機,就可以試試籌辦事工。如見到也不做,是可惜的。他說:「最大困難來自教會的傳統的反對。但如果上帝真的呼召你去做,就要堅持下去,大部份的困難都是來自人,要堅持下去,不用動怒,因為動怒亦沒用。神恩待你,才給你先有異象,不是激氣上的堅持。」

 

最後,他提醒所有做福音事工的,不論是堂會或機構,要爭取合一,不要競爭;分工領導,切忌想一統江湖。他說:「上帝給不同的恩賜予人,就讓他們發揮。不同的機構、教會可能有不同的資源,於是可以建立擁有不同專才的團隊。如電競事工,要有專才、有錢才和有神學配套,大家配搭起來才能成事。」

由性別承認看社會政策與信仰的磨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12/2017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W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電競牧養研討會後記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12/2017

明光社上月與Jesus Online合辦、G-power協辦《電競牧養研討會》,吸引近150人出席,在活動開始前我們成功邀請80多位參加者在網上完成一份問卷。我們相信這80位參加者,相對其他牧者和關心青少年的導師,應該是對電競、遊戲這議題比較有認知,得出的結果如下:

 

1. 青少年導師、牧者也有玩電競的。在受訪者中,53%的人最近一個月有玩電競遊戲,當中,超過四成受訪者玩的是防塔類(即類似現時坊間不斷吹捧的《英雄聯盟》)遊戲,其次是運動類和射擊類的遊戲,分別為26.9%和17.3%。

 

2. 關於對電競的觀感,55%被訪者傾向不認同電競對青少年成長利多弊,六成被訪者更表達擔心青少年玩電競會沉溺,但同時只有16.9%的被訪者十分贊同青少年玩電競完全健康。

 

3. 當我們問及被訪者的教會領導會否贊成舉辦電競事工時,贊成和十分贊成的分別佔32.5%和10.8%,不贊成和十分不贊成的佔37.3%和19.3%。可見不贊成的仍然佔大多數,但當我們問是否應該在電競遊戲中傳福音是,認同和非常認同的佔39.8%和32.5%。可見他們即使願意,也因著不同的原因,受到限制。

 

4. 就遊戲的元素,58%被訪者接受青少年玩有血腥暴力元素的遊戲,65%被訪者接受有鬼神、魔幻元素的遊戲,但87%被訪者表示不能接受有色情成份的遊戲。就遊戲不同程度的內容,應該設置評級機制,讓成人決定遊戲是否適會孩子玩,八成的被訪者表示支持。

 

n10692_img.jpg

 

可見關心青少年事工的導師和牧者對遊戲有頗有認知,甚至不少已親身了解、參與,亦明白遊戲中牧養,甚至做福音工作的重要。不過,教會傳統將遊戲負面的標籤,或者遊戲等於容易沉溺的心態,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改變。這牽涉很多原因,當中可能的包括:

 

1. 上一代牧者根本甚少接觸電玩,以為電玩仍然停留在「遊戲機中心」會學壞的階段。又或者認為在家打機等於荒廢學業,用回以前沉迷看電視的邏輯去處理,最後自然會將電玩、遊戲歸到沉迷,上癮,失控那個類別。不過,社會亦有不少研究指出,適量的遊戲對青少年的成長是健康的,因為畢竟遊戲是娛樂的一種,過程亦有減壓的一面。

 

2. 有些牧者擔心打機沉溺到一個不能自拔的點,像內地一些個案般,連環打機十多小時之後休克致死。這種狀態當然是可能的,但出現這種情況明顯就是失控。遊戲商在設計遊戲時往往會計算合理的遊戲時間,例如一局的長度為多少,每天大約建議玩多久等等。牧者/家長/老師若了解遊戲的玩法,自然知道但凡遊戲都有可以停下來的時候,如此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所謂「沉迷」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協助青少年健康打機,過「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的生活。

 

3. 部份牧者甚至認為,遊戲中世界觀的設定往往有不少有違信仰的地方,變相是一種本質的惡,當天有同工就分享,有肢體認為玩神魔的遊戲與交鬼無異,玩建築和設計城巿的遊戲就是鼓吹自己建巴別塔。我們接觸不同的文本,不論是小說,漫畫,電視劇等,其實往往都有其故事世界的設定。當我們與不同的故事接觸時,就會認識,也有機會投入在這些故事當中,正如我們享受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樣,但不代表他們就全然接受遊戲中的某套價值觀,甚至我們理應透過遊戲的經歷的過程中,讓他們感受當中的分別,以及用信仰的角度去反思遊戲的一些設定。信仰經過與流行文化的碰撞,就更加立體和落地。

 

從問卷中我們發現,牧者其實對遊戲的世界觀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絕不接受色情,這相信亦是社會中不少關注青少年工作的朋友的一些底線,不過現在香港對網上遊戲的管制,近乎形同虛設,大部份監管色情和暴力資訊的法例,去到網上就難以執行,牧者中也有絕大部份認同應該加入清晰評級系統,方便巿民,特別是關心青少年成長的父母參考。如此才能更有效避免青少年接觸不良資訊。

性別承認諮詢的幾個側面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10/2017

性別承認諮詢接近尾聲,政府就終審法院有關W案的裁決之後,跟進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性別承認的法例,例如參考英國的性別承認條例,處理香港類似的需要。文件二百多頁,列出不同國家地區的處理方法,以及需要討論和考慮的各個點,邀請各界表達意見。

如純粹從傳統基督教的角度來考量,男女兩性是上帝創造的原意,在醫學未發達之前,也沒有所謂「更改」的可能。但到今天,就算醫學進步了,有了變性手術,實際上也改不了男女最本源的染色體,只能改變外觀,看起來像另一個性別。說得白一點,其實就是整容手術,讓自己看起來變成另一個性別。而這手術最大的後遺症,就是永遠失去生育能力。可見單純從信仰角度看,有人會積極反對變性手術,甚至要求禁止,也反對立甚麼性別承認法,因為只有男女兩性,簡單清楚,亦是社會的基礎組成部份,不能撼動。

上述立場簡單清楚易明,政治正確,但我們認為這未必是最適合香港現況的選擇。我們在過去幾個月訪問了一些變性和跨性別的朋友,我們看到他們的掙扎,也學著明白他們的難處。我們知道想做變性手術的,當中不少患有性別焦躁症,不能自已的想成為另一個性別的人,會不惜一切,用盡可行的方法去做。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他們在生活上面對的困難亦不能忽視。我們認為在現行制度中,可以考慮在不傷害男女兩性的框架下體諒他們一些實際需要。例如我們建議在他們正式進行手術前的兩年真實生活體驗期間,可以發出一份有限制的臨時身份證明文件,方便他們在一些需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的場合,可補現時只有醫生紙作證明的不足。此外,我們也認為雖然現在已經有變性手術的存在,作為一種醫療方法,但必須嚴謹地判斷和小心地執行,盡量用非手術的方式幫助他們,減少不必要的永久性傷害。

驟眼看來,似乎立場相反了,一個反對變性手術,不給予任何變性人士身份的承認,另一個嚴謹地容許變性手術出現,又給予他們臨時身份證明文件,但實際上大家同樣認為男女兩性基本組成不能撼動,同時亦反對任何不經醫生、自我聲稱就能更改身份證性別的模式;也一同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條例。

兩者立場在變性手術和變性身份上有所不同,是甚麼原因呢?

我們承認,信徒住在世上,是一群少數,我們亦早就離開中世紀,只是多元聲音的其中一元。我們尊重、聆聽不同的聲音和意見,並知道最後大家是一起跟著相同的規則共存的,所以與其高舉自身的需要,大搞身份政治,我們更多的是共善的想像。所以,我們雖然反賭波,但明白賭博在這個社會亦難以禁絕,只能有規範地進行,以減少其傷害;我們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但對同性戀者不同的需要,在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給予支援,應該要有第三條路給他們處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們要是面對伴侶之間的暴力問題,應該有法例幫助他們。

有人認為明光社的倫理觀既不全是義務論,也不全然是目的論,是一個四不像,古怪的東西。這說法並非全無道理。因為面對不同的爭議,我們每次總是要努力平衡各方的意見,要有更大的想像,期望可以協助社會走向共善。既要擇善固執,亦要彈性處理,如此才能面向社會,而不是築起教會的四面圍牆,自我封閉。

教會不贊成的一些行為,在社會政策上未必需要全然禁絕。而做了一些我們不贊同其決定的人,更不應全然拒絕。我們不贊成的只是一些行為,但仍然要關心作出此決定的人。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9-10-2017

探討變性的手術前設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10/2017

三年前立法會正討論《婚姻修訂條例》時,好些LGBT政客希望遊說政府在無須做手術的前設下,可以向政府申請變性。他們提出「酷刑論」,形容要完成變性手術才能取得身份證是違反《禁止酷刑公約》。當時主理變性手術的醫生袁維昌回應,以手術來治療不安及焦慮,對他們來說是解脫,怎能說成酷刑呢?不知道袁醫生曾否有半點擔心,香港既然簽署了國際公約,又有相應的法例在本地實施,若由公帑全數資助的手術算是酷刑,恐怕執行公職的他要受《刑事罪行(酷刑)條例》所檢控。

 

是自求解脫還是被迫接受酷刑

是矛盾嗎?詢問不同的變性群體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就一般有變性訴求的人來說,手術是解脫。變性者(Transsexual)渴望身體整形,主動要求改變身心性別認同不一致的狀況,自願由男變成女,想法符合男女二元。人不能脫離身體,對於變性者來說,手術是突破生理限制的重要關口。

同樣是跨性別群體,但稱呼為Transgender、流性人(gender fluid)或性別酷兒(Queer)的人士,會認同手術是酷刑。 1 他們擁抱性別自主的訴求,與性別二元剛好相反,深信性別是流動的、非男女二分的,可以時男時女、亦男亦女、不男不女,變性甚至根本不是病。若果手術成為決定性別的前提,就令到性別不夠自主了。

支持「酷刑論」的LGBT政客所擁護的並非沉默低調的變性群體,而是積極出櫃的跨性別運動團體。手術前設是酷刑的理據大概如此:聯合國人權專家門德斯(Juan E. Méndez)依據歐洲幾個法院的裁決,就要求全世界國家跟隨這些不可有手術前設的標準。這個說法有何根據?

 

手術前設是酷刑的根據

在門德斯2013年提交給聯合國的A報告裡,提到奧地利法院2009年裁定改變法律性別的手術前設違法,2011年德國法院裁定手術前設違反身體完整權(源於《歐洲人權公約》);2012年瑞典法院裁定強迫絕育的要求不能被視作自願。雖然A報告同時提到當時歐洲有29個國家仍保留變性手術要求;歐洲人權法院至今仍未有「手術前設違法」的判案;以及美國20個州份保留手術前設要求,但最終通通被漠視,只憑少數國家的案例,門德斯便簡單地下了一個「禁止手術前設」的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各組織引用了A報告和判案發表聲明,呼籲取消手術前設。2015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要求高級專員辦事處提交B報告,B報告訴諸了該聲明和A報告的權威。去年門德斯再在新的C報告發表「手術前設是酷刑」的說法,所引用的權威則是B報告。

換言之,C報告源自B報告、A報告和世界組織聯合聲明等,其最終根據就是人權專家門德斯對幾個歐洲國家判案的選取和演繹。(為方便讀者閱讀而使用簡稱,A報告實為A/HRC/22/53;B報告實為A/HRC/29/23;C報告實為A/HRC/31/57。)

 

苦了真正需要變性的人

香港司法獨立,固然沒有義務一定要跟隨歐洲國家的法院或《歐洲人權公約》行事,況且仍有許多歐美國家仍保留手術前設,而亞洲地區如日本、內地對於改變性別資料有更多其他規定,相信香港人要仔細想清楚如何為自己的社會,訂立規範變性的措施。

筆者認為設立性別承認措施的重點在於平衡權利,維護固有的兩性制度,即使少數性別焦躁症患者有特別的權利以心理性別作為性別區分的準則(如在真實生活體驗期間),仍必須確保其社會功能在保障隱私、辨認身份、保持公平、預測政策和社教化幾方面都得以穩健發揮。

變性的整形手術費用不菲,保守估計約要二十至三十萬。倘若手術前設被視作酷刑,政府亦沒有理由將手術定為公帑資助的項目。不少真正渴望身體改變的人,要面臨失去以公帑支付整個變性手術的可能。雖然取消手術前設的酷刑論,能夠滿足到性別自主的跨性別政治訴求,卻可能苦待了渴望以手術解脫的變性者。

註:
1) 這裡用「跨性別」一詞統稱所有對自己生理性別感到不滿的人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4-10-2017

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人士面對其性別身份的掙扎,會感到備受折磨,社會卻未有適切的制度去為他們提供協助與關懷。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希望能探索一套合適香港現行法例的制度,以照顧有關人士的需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下稱文件)花了不少篇幅介紹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即設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並成立審裁小組,處理並審核性別焦躁症患者更改性別的申請。

不過,文件同時指出《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成立後,仍然有不少問題未能解決,法令的修改更隱隱然容易被一眾鼓吹所謂性別平權的社會運動人士利用,成為他們政治運動的工具和表演舞台,究竟怎樣的方法才能確保性別焦躁症患者得到合理的照顧而同時不被政治團體利用呢?

我們不難看到,所謂的性別承認制度,主要有兩條路徑:立法或行政指令。本文會先分析兩條路徑的發展,再檢視香港的情況,並評估哪一個方式,或者有沒有其他方式,更適合香港。

方式一:立法

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自2005年4月開始實施,為承認變性人士「後天取得的性別」而進行的制度。整個制度由審裁小組主導,當中包括法律界及醫學界人士,他們會先審視所有要求轉變性別的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若決定發出承認證書,當中審裁小組要信納申請人:[1]

  • 患有或一直患有性別不安(即性別焦躁)
  • 在申請前兩年一直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
  • 有意繼續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直到離世

得到「後天取得的性別」的「承認」後,這些人士可以在各方面以新性別示人。不過,有關的條例實施後,仍然有很多問題沒有和未能解決,當中包括:

1. 變性人士在各類「日常」證件上的性別和性別更改過程中,遇上許多困難,當中更包括一些政府文件,例如駕駛執照、護照、醫療記錄等,某些機構會因著各種原因不開方便之門,有解釋稱這些都是因為相關機構沒有可依循的適當指示以處理有關申請。

2.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和跨性別運動的社運團體認為社會不應將他們定性為性別焦躁的病人,反之應該將整件事去病化,所以爭取要在審裁小組中刪除醫生作為成員的規定。

3.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認為自己非男非女,但此法例強迫將某種性別身份(即男或女)加在他們身上,令他們感到非常不當,遂批評這種二元、過分簡化的性別模式對他們產生不公平現象。

4. 部份人認為將變性年齡劃界在18歲,是太遲了,如早一點可以做相關手術,會令他們在成長中受到的傷害更少,遂要求將有關法令中的18歲下降到16甚至更低的年齡。

根據文件的資料,有關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曾修改過,但仍然不能滿足這些社運份子的要求。2016年1月,英國議會轄下的婦女和平等委員會(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就開會,建議將整個審查制度改為「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並將性別承認申請開放予16至17歲的青少年,只要他們獲得適當支持便可以作出自我聲明以改變法定性別,又建議在「男」、「女」以外增加一個名為「X」的性別記錄在護照上,方便他們作出選擇。

方式二:行政指令

如要根據英國的方法成立法例,並要設立和維持一個性別承認審裁小組,要有法律和醫學等專家,將非常昂貴。其實香港現時的情況只需理順行政安排,也可以達至類似立法的效果,加上香港人的性別都是以身份證所標註的為基本,只要有合理的規則處理更改身份證性別的程序,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自然可繼續按身份證的性別而辦事。

至於部份特殊的情況,例如丁權、性別指明罪行、財產及繼承事宜,可以按不同的情況用不同方式的處理,此舉更能針對性地為不同的跨性別人士提供合適的幫助,同時又可以平衡不同社會持分者的利益。

當然,用行政指令的缺點和用法例的缺點,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1. 在處理行政指令時,因為指令是行政部門所定立,可以因為受到社會壓力而自行更改,基本上市民和立法會只能監察,沒有批准的權。

2. 行政指令未必有統一性。按英國的經驗,即使定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最後各政府部門和機構也會因各種原因產生不同誤會,對「後天取得性別」的人產生不同的留難。行政指令如果實行得不好,也容易產生混亂的情況。

3. 行政指令較法律鬆散,容易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就像早前W案的例子,最後可能還是回到起點,即立法才能從根本處理問題。

多軌進路

根據文件提供的資料,行政指令似乎過於簡單,未必能滿足所有法律程序和保障;但立法如果有審裁小組,又會被指過時,將備受跨性別社會運動的人士批評;但如果立法而又不設審裁小組,甚至可以用自我聲明模式去申請更改性別,又定必引起社會大眾擔憂整個制度容易被誤用、甚至濫用,產生「人人可變性」的狀況。

文件遂提出雙軌制的方案,簡單來說就是在不同情況下,給予跨性別人士不同程度的性別承認。當中如果能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便取得換身份證的資格;但如果只完成部份性別重置手術,可能就只給予部份的承認,例如發出性別改變的證明,但不在身份證上予以確認等。過程同時希望跨性別人士得到不同的協助後,重新確立自己的性別,如此就不用再更改性別了。

至於審裁小組的設立與否,其實可以完全獨立於使用行政指令和立法的討論中。因為無論是否成立審裁小組,跨性別或變性等不同的情況同樣應該由醫生、精神科醫生、輔導員等不同界別的人去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關懷和治療。在討論過程中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助他們過健康的生活,而非單單如何達至他們想要變性這目的。

應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社會現時對變性人的幫助和支援的確不足,但如果要用立法的方法處理,相信社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討論,加上立法會的審議,似乎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問題,並且容易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爭議;如果單使用行政指令,又未必能解決全部問題。

社會各界應先討論協助變性人融入社會生活的具體措施,如果部份措施可以用行政方式處理,可以先用行政方法解決,例如申請暫時更改性別的身份證或證明文件,解決實際生活的需要,減少他們在變性過程中容易引起的誤會和衝突;如當中有個別法例需要簡單修改,就以修法的方法處理,以減少繁複的討論。

若要訂立繁複的性別承認法,除了社會上難以達成共識外,亦容易與其他法例有互相抵觸的情況,最後甚至會成為性別政治的戰場,如此既不能照顧真正有需要的跨性別和變性人士的需要,更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論和矛盾,從務實角度來看,現階段可免則免。

 


[1]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