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上機械人——婚姻中的新小三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2.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3.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為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Ｚ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2026年1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會議廳內，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鐘」（Doomsday Clock）撥快4秒，這意味著距離象徵世界末日的午夜僅剩85秒。甚麼是末日鐘？1947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研發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們創立了末日鐘，其圖案後來成為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封面標識。當時美蘇冷戰剛剛拉開序幕，人類正投身於核武研發的軍備競賽，科學家因而以「時鐘」來象徵人類距離自我毀滅（午夜0時）還有多近。末日鐘最初設定的時間是晚上11時53分，距離午夜尚有7分鐘。

末日鐘的指針並非只會向前撥動。1991年冷戰結束，時任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H. W. Bush)與蘇聯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後，末日鐘曾被回撥至距離午夜17分鐘的位置，這也是其設立以來與世界末日最遙遠的時間。核武器具備極強的毀滅性，因此當核武危機解除時，末日鐘便能回撥至更安全的時間點。

遺憾的是，2026年核武風險繼續升溫。美、中、俄等擁核大國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不斷加劇，各類軍事演習、軍備現代化升級與核武部署行動，無不讓人擔憂，原子科學家不得不把末日鐘撥快。

末日鐘的設計初衷，本是針對威脅全人類生命的核武。不過，到了今天，儘管推動末日鐘分針奔向午夜的關鍵因素，還是取決於手握核武的大國首領身上，但隨著威脅人類的生存風險愈來愈多，每一個住在地球村的人，都不能完全撇除與末日鐘時間變化的關係。

自2007年起，氣候變遷、AI 等破壞性科技、生物威脅與虛假訊息傳播等問題，先後被科學家納入調整末日鐘的考量範疇，即使我們並非科學家，也不懂AI，但我們的生活及消費模式，以及如何處理虛假訊息的態度等，事實上都影響末日鐘的剩餘時間。這情況，就如舊約耶利米先知傳遞神審判的訊息時，先責備君王，然後是領袖官長，最終延伸至平民百姓。一國之君犯罪固然受到神的責罰，而國民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說：「這是首領的錯，他帶壞了我，與我無關。」

是誰敲響了末日鐘？誠然，是那些到處掠奪世界的霸主最先敲響末日鐘，推動末日鐘時間逼近午夜。但作為普通市民，如果一味貪圖個人享樂，肆無忌憚地浪費地球資源，又何嘗不是在加速末日鐘的倒數時間？

參考資料：

〈「末日鐘」撥快4秒　距世界末日僅85秒　大國侵略升溫、核戰風險、AI威脅等所致〉，《明報》，2026年1月28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260128/s00005/...

〈末日鐘極速撥快 4 秒！四大原因引致人類滅亡只剩 85 秒〉，《DCFever》，2026年2月1日。https://www.dcfever.com/news/readnews.php?id=40767

〈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末日鐘」又撥快4秒！科學家警告：核武、AI與強權競逐，讓世界末日更逼近〉，《風傳媒》，2026年1月28日。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60qpmjn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不同的藝人在幕前會被塑造成不同的「公眾人設」（public persona），這像在幕前面對公眾時戴著面具去演出、回應事件，而工作亦往往與這個人設相關。坊間的男、女神很多時會以完美體態，配上「清純」、「善良」、「專一」、又或是「性感」、「反叛」、「才華」等不同形象。

由於「人設」是可供人們幻想與消費，偶像的演出、歌曲作品很多時都要與人設相符，經理人或電視台可能會為男、女神安放一個「A0牌坊」，即Available（現在沒拍拖，可供追求）及拍拖經驗為「零」，代表極為「純潔」的人設。

近日有位以A0少女、純潔無瑕為「人設」的女星，錯誤地把自己與另一男星的親臉照上載於社交平台。她雖很快便把它移除，但仍被人擷取畫面並廣傳，結果上了娛樂新聞。當事人向媒體表示，相片是因為在派對上玩遊戲輸了才被拍下的，只是一場誤會。後來，一些網絡及社交平台再流出一些此女星在中學時期與男友的親密照，據報道稱是她的中學同學發放出來的，目的是想揭穿這位女藝人的「A0」神話，讓其人設崩塌。

筆者不認識這位女星，真相只有當事人、她的家人及舊同學才知道。然而，站在觀眾的角度，藝人的真實生活與公眾人設不一致，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娛樂圈的本質是提供娛樂，與其關注藝人過去的歷史與私生活，不如實際地欣賞他們的歌唱才華與演技，其他則不必有太多的幻想或強求，亦無需深究。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對社交平台的使用，請務必小心謹慎。首先不要把親密照上載並公開，讓任何人都能瀏覽下載。試想，今天被人截圖，雖然看似暫時沒事，但不代表多年後當你的身份改變時，相片若被翻出來，到時不會影響你。最後，在AI世代，我們也實在難以分辨公開的照片是否被偽造或生成出來。

網絡世界實在複雜，要自保，最終亦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拍、不上載。對於習慣在網上分享的網民，大家能做到嗎？

何謂一個好的廣告？根據Google AI：「一個『好的廣告』不再只是精美的視覺呈現，更需具備精準度、連結感與實質轉換能力……在對的時間，以受眾懂的語言，將有價值的訊息傳遞給對的人，並成功引發後續行動」。的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很多有價值的節目都容易被輕易忽略，更遑論廣告。除非廣告非常有創意、非常獨特，並且能夠引發共鳴，才足以吸引目光，讓人願意駐足欣賞，而非急於轉台或「飛走」。

每逢聖誕節，總會出現大量與聖誕節相關的廣告。2025年，荷蘭麥當勞利用AI製作了一個聖誕廣告，主題為聖誕節是「一年最糟糕的時刻」。不知道對荷蘭人來說，聖誕節是否最糟糕的時刻，但對荷蘭的麥當勞來說，今年的聖誕節無疑是「最糟糕的時刻」。皆因廣告播出後，劣評如潮。有報導指出，網民批評其「畫面生硬、缺乏靈魂」。

事實上，即使製作團隊付出百倍努力，給予AI更細緻的指令，竭力提升廣告內容，增添其人情味。那些討厭AI廣告的觀眾，還是會不「收貨」。可口可樂去年的聖誕節廣告同樣收到如潮的劣評，已反映出人們對AI製作的真實態度。很多網民認為「數位時代太過盛行，卻缺乏人性溫度」，更有不少網民直指企業出於貪婪，想要賺更多的利潤，省掉人力支出，而不想聘請演員、導師、美術師等專業人才。有網民直言：「我討厭人工智慧。為什麼人類如此執著於讓自己變得過時？」顯然，在批評AI「畫面生硬、缺乏靈魂」的背後，是對於人類受到AI威脅，不久的將來大有可能被AI淘汰的覺醒。因此，即使那些某程度欣賞AI作品的網民，也表示：「我們並不需要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因為我們自己就能做得更好。」

人類確實可以做得更好。與AI廣告相比，一隻由法國動畫師創作的「狼」，獲得網民爭相追捧。這隻孤獨的狼，原本是森林中小動物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卻在他努力改變自己，成功成為素食者後，贏得小動物的信任及歡迎。這個聖誕小故事沒有耶穌，也沒有聖誕老人，卻充滿了愛及溫情。動畫固然是用心製作，故事情節滿滿，但真正打動網民，使人由衷感謝製作者的，或許正如一位網民所言：「它證明了在現今人工智能盛行的世界，藝術和對工藝的熱情仍然佔有一席之地」。

可以說，在AI當道的世代，人類與AI的戰爭無法避免，如果人類不努力爭取，默言無聲，只是一味讚嘆AI的能力，那麼，縱然才華再高的創作者，也難以生存，或僅能以足以糊口的價錢賤賣自己的心血。

何謂一個好的廣告？它應當能夠引發觀眾共鳴，讓觀眾感受到自身的價值觀被看見與尊重，而非反過來，廣告商只顧及自己的盈利，單方面把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觀眾。

參考資料：

TVBS新聞網：〈荷蘭麥當勞AI生成聖誕廣告捱轟下架　法國廣告因用這製作法獲大讚〉，《香港01》。2025年12月17日。

Congenai, “McDonald's has released an AI-generated Christmas ad,” YouTube, December 9, 2025. 

Today, “Coca-Cola's AI-generated TV holiday ad falls flat with consumers,” YouTube, 18 November, 2024.

Romance Agency, “Intermarché - Unloved,” YouTube, December 8,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