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生之迷惑

楊慶球   |   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20/09/2010

「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約伯記3:3)
 
人生真的是這麼無奈嗎? 約伯經歷了人生莫大的痛苦,要咒詛自己的生辰,「願黑暗和死蔭索取那日,願密雲停在其上……」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一生,其實很多東西是十分無奈。我們的生是一團迷惑,生命從那裡來?為何要生我為廣東人? 我們的膚色、家庭環境、父母都不是我們選擇,而這些影響我們一生重要的條件卻不是我們可以拒絕。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用被拋進(Thrownness)來形容人生的開始:生命是一個謎,人的一生是被拋進來的,是誰做主導,他沒有說,但卻說盡了人的無奈。人的自由很少,生命開始已被決定,而死亡又是不能逃避。人生好像一場無奈的鬧劇,被人粉墨登場,推出了舞臺,自己還未知道要扮演甚麼角色。
 
十多年前香港話劇團上演過一齣翻譯劇「等待果陀」。劇中主要是兩人對話,十分無聊,盡是沒有意義的閒談。他們在一棵枯樹旁等候果陀的出現,始終不見人影,常常有使者說果陀快到,結果仍是白等。對話者無聊,坐立行止,穿衣脫衣,指東話西。「果陀」可能指上帝,人類在歷史上等候一個給予人生答案的神,可惜等候不到,或壓根兒沒有上帝,以致人生成了一片蒼白無意義的事實。西方文化由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到啟蒙時代以後以人為中心,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甚至不要去問人為何要來到世上。當人故意忘記自己的有限,面對將來,彷彿充滿無限盼望。十八、十九世紀一片樂觀看法:認為人只須憑著人類的智慧、理性便可以創造美好的未來。教育的普及、道德的自主、科學新發明都叫人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可惜經過兩次大戰,人類再次被逼殘酷地面對自己心底的問題:人是有限的,人的罪性使人陷於無法自拔的窘境。人不再樂觀地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反之,人類懷疑以往理性所建立的道德系統、社會結構、文化路向,是否顛撲不破? 六十年代開始,一切有形的系統和權威,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隨時有被拆散的危機。

等待果陀的人仍在等,果陀已經來到,可是人卻茫然不知。
 

關注範疇: 
生命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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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加國疫情

楊慶球 | 楊慶球牧師現為加拿大宣道會退休牧師及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教授,香港大埔禮賢會顧問牧師。曾任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恩道大學神學科教授及明光社董事。
18/02/2021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整個世界,過去一年困在加拿大家中,無奈接受新的生活模式。10月中到12月中有機會從加拿大返港,體驗到兩地對疫情的處理及反應,趁這機會與大家分享。

2020年2月香港疫情爆發,加拿大也有第一宗輸入確診,這時美加兩地都是外張內弛。美國固然輕看疫情,掉以輕心,另一方面卻針對中國,於3月初便限制所有中國旅客入境,令很多學生及返國的華人失去預算。加拿大基於人道主義,一直堅持開放關口,有些中國旅客經加拿大轉機,隔離14天後再往美國。但美國沒有想到關了中國的門,卻大開歐洲的門,結果美國人感染的新冠病毒都是由歐洲傳過去,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成為感染之冠。2020年底,感染超過1,000萬人,死亡也超過40萬。

早期加拿大衛生局相信疫情傳染性不高,直到4月初仍沒有強烈勸喻人民戴口罩,但溫哥華的華人在3月初的時候便自覺戴上,雖然招來一些人的白眼,事實證明大溫地區華人集中的列治文感染數字最少。

卑詩省比較早採取嚴格防疫措施,相比於安大略省及魁北克省,情況很不錯。直到7月、8月,卑詩省每天維持50多宗個案,而上述兩省卻超過1,500宗。到了11月,前者突破800宗,而後者平均超過2,000宗。結果安省封城而魁省宵禁。

10月中返港的時候,體驗到香港對防疫措施的認真程度,在機場檢測,在家或酒店隔離14日,而且隔離期間有定位追蹤。12月返回加拿大的時候,採取誠實制度(honest system),填妥表格便可回家,在家中隔離沒有追蹤,如果有人偷偷外出也無人知道。加拿大一如美國,不少人不相信新冠疫情的嚴重情況,而且直至10月仍有人發起在四大城市示威抗議防疫措施。因此不少人,根本不會自我隔離,結果,各大國際機場成為疫情大漏洞,尤以歐洲客為主的多倫多機場,12月期間,全省每天超過3,000宗感染!

有些人認為強制戴口罩等同剝奪個人自由,不時有人拒戴口罩甚至襲擊保安人員。我家附近的一間大型超市Walmart,最近便發生了保安人員被拒戴口罩的人毆打,後來施襲者被捕,可見人權在某些人看來是至高無上。

省政府一直要求聯邦政府在機場設立入境者病毒檢測,由於財政困乏,聯邦政府一直沒有執行。2021年開始才要求入境者要有七日陰性檢測結果,而且加強限制出入。直到2021年1月底才實施機場強制檢測,並且自付2,000加元(約11,951港元)留在酒店觀察三天。立即有人權分子出來抗議,認為對基層窮人不公平,政府應為貧困者支付,並且強制留在酒店違反了人權法中的自由遷移。

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在過去一年發放了很多金錢幫助個人和企業,使很多人受惠。截至2020年10月初共有890萬人次提出應急福利金(CERB = The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申請,發放了近820億加元(約4,900億港元)。申請者中有18%是 25歲以下人群。而25至34歲人群則是領取福利的最大群體,佔約24%。其中令人不解的是,涵蓋約30萬名15至17歲,大多數是高中學生的青少年,提供了總額超過6.36億加元的應急福利金。30萬人中超過13%是15歲的少年人,共獲取約8,120萬加元。近31%是16歲,共獲取近1.86億加元。17歲的則超過61%,共獲取約3.69億加元。這些青少年都是學生,而他們領取的津貼遠超過兼職收入,因此他們樂於專心領取,以致15至19歲青少年的就業率跌了超過40%。20至24歲人群的就業率跌了 31%。反對黨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只是表示政府有收買人心之嫌。

加拿大是一個奉行誠實制度的社會,先派發,後審查,很多人很快得到幫助,不過多領了及重複領了的人也不少,不誠實的人很容易濫用了政府的資源。由於經濟不好,有政黨要求政府放棄追討多領的金錢。現今聯邦赤字超過6,000億,未來還債的路漫漫長夜。

到底道德放在哪裡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7/01/2018

「到底道德放在哪裡?」這是王力宏一首名為《A.I. 愛》的歌中不斷重複了多次的一句歌詞。歌曲在YouTube上載首四個月,已經有二千六百多萬的點擊率。這首歌的歌名與G.E.M的《A.I.N.Y. 愛你》有點相似,都是把歌名的國語音譯和中文放在一起,而題材方面,大家都是談到愛。但不同的是《A.I.愛》所描述的愛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而是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情,MV中,王力宏更與目前當紅的類人型機械人Sophia舉行婚禮。A.I.一詞兩意,是愛的國語音譯,也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意思。

隨著Sophia及Erica這一類觸感與真人愈來愈相似,甚至可以與人類溝通無阻的類人型機械人出現,人們對超智慧的人工智能愈來愈存有幻想。之前台灣歌手林俊傑JJ的《編號89757》把人類對人工智能的美好期望發揮得淋漓盡致:

妳把我turn on的那一天
我睜開眼        見了妳第一面
認主程序自動run一遍
我屬於妳 沒有期限
所有妳說的一切命令
絕對執行        忠心程度第一名
我的功能就是保護妳
上天入地        如影隨行不離…….
十秒鐘內房間打掃完畢
三分鐘樓下開車等妳
男朋友不乖我攆他出去
妳寂寞我陪妳談心
可是電腦病毒讓我生病
不知不覺中我愛上妳
我行為變的不由自己
主人我绝對不背叛妳……
這世界    沒有妳    我是誰

歌中的「會流淚,會喝醉,會傷悲」的89757,可能是每位女士都想擁有的類人型機械人。至於《A.I.愛》中的Sophia這樣的類人型機械人,則有可能成為不少男士的夢中情人,正如歌詞所言:「誰都想擁有最完美的情人,隨時幫你捏捏肩。」

無論男或女,在愛中總希望對方可以順著自己的心意而行,現在情侶分手,不一定出於父母反對,身份不對等。第三者的介入,個性不合固然可以是分手的理由,彼此無法放下自己的理想、想法,習慣等更是情侶分手常見的原因。當現今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變得愈來愈脆弱的時候,《A.I.愛》似乎想要回應人世間千瘡百孔的愛情:

呵呵 愛
只是一個字而已
但人類千秋和萬代
不明白一直到現在
但 A.I. 能克服所有問題……
人工智能終於完善了愛情……

為甚麼A.I.可以完善愛情?無非是因為人類是A.I.主人,人類可以把A.I.設定為自己想要的模式,你可以要求他千衣百順,忠心至死,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要求他有時稍為向你發一頓脾氣,既然現今日本已經有一款機械狗可以通過深度學習了解主人的習性,把這種程式套用在類人型機械人身上也沒有太高的難度。

如果將來有一天,生產商可以大量生產類人型機械人,價錢因而變得相宜,購買類人型機械人回家是否真的可以完善人的愛情?《小王子》一書的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ery曾說過:「真正愛情始於你不求回報的時候」以及「真愛永不竭止,多給與便多擁有」。A.I.式的愛情大多停留於單方面的索求,以及滿足於自己的要求,這並不能完善愛情,也不能讓人從戀愛經驗中得以成長。

A.I.式的愛情不能達至真愛的境界。不過,現實中可能仍難免有人會因為不甘寂寞而尋求A.I.慰藉。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University in London)以「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與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為主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中,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普及運算學系的首席教授阿德里安·切克(Adrian Cheok)指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結婚對象,而人類之間出現問題的婚姻也不少,與人類支離破碎的婚姻相比,或許人類與機械人結合比較好。

切克的言論是可以被理解的,只是,人們對於一些所謂的解決方案,是否還要加上道德考量?正如《A.I.愛》中提到A.I.的出現似乎「完善」了愛情,但歌中仍反覆提問:「到底道德放在哪裡?」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1/2018

面對苦難,我們還能愛神嗎?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8/04/2017
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三回

講員:楊慶球牧師 │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1]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忍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他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一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很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

 


[1] 有興趣者可參考楊慶球:《基督教不可信?——兼駁《哲道行者》》(香港:天道書樓,2006)一書。

信仰中的求真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1/01/2017

靈修人生系列

講員:楊錫鏘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 榮譽校牧)

 

很多時,信徒按照理性、需要及周遭環境去作決定。然而,耶穌卻為我們呈現另一種作決定的模式,便是先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及內心真正動機,之後再配合時機去作決定。11月23日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譽校牧楊錫鏘牧師與參加者一同默想約翰福音七章1至18節的經文,從中讓大家反思上述問題。

耶穌的兄弟勸耶穌上耶路撒冷——反思自己內心的動機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約七3-4)。[1]

耶穌的兄弟叫耶穌上耶路撒冷,希望耶穌在世人面前顯揚自己的名聲。兄弟的動機是甚麼?他們不相信耶穌,卻又希望耶穌證明自己的能力之餘,也可以為自己的家族做一些事。他們或許想著:如果耶穌在眾人面前顯揚自己的名聲,作為他的兄弟,自己的名聲也可以被傳開去。兄弟們想耶穌上耶路撒冷,動機並不單純,或多或少帶著自己的慾望。

我們在跟從神的道路上,有時也可能如耶穌的兄弟一樣,帶著動機去完成神的工作。人有動機不一定不對,只是有時會加了雜質。例如想去開拓神的工作之餘,又會想提升自己的名聲。我們要察看自己的內心,會不會一方面為神工作,但另一方面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加利利是偏僻的地方,耶穌在這裡行神蹟會否很浪費?祂不是應該去更好的地方——耶路撒冷,讓所作的神蹟可以影響更多人嗎?我們會否如耶穌的兄弟一樣,只著重果效而忘記了依靠神呢?當我們著重果效時,很多時便依靠了自己的能力去達成目標,甚至變成了目標主導,反而忽略了成敗在於神的手中,而不是在自己的手中。

耶穌沒有「著重果效」的負擔,因為祂要成就的,本來便不是自己的名聲,而是彰顯神的名聲——那一位差祂來的名聲(約七18)。

耶穌不急於上耶路撒冷——反思自己的使命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做的事是惡的。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約七6-8)

當耶穌的兄弟勸耶穌上耶路撒冷,耶穌拒絕,而拒絕的原因很簡單:知道去到耶路撒冷,等待祂的是遭人殺害,但耶穌的使命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祂不能隨便出現在耶路撒冷。除非是公開的教導,待在人多的地方祂會比較安全(約七14)。兄弟們則沒有這負擔,他們任何時候想到似乎有果效的事情便去做,因為他們沒有使命,所以做甚麼都可以,耶穌清楚祂的使命,以致祂有限制。

我們如何看我們的時機?又或許說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的使命,以致我們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我們會藉著祈禱求問神的心意,甚至為某事情求印證,這些都是可行的,但祈禱更是較正我們有所偏差的地方,讓我們變得更依靠神及順服神,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不隨便採取行動,而是去跟從神的時機。

猶太人質疑耶穌的教導——反思自己如何對待真理

到了節期,耶穌上殿裡去教訓人。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約七14-15)

猶太人沒有開放的心去接受耶穌所述說的真理,他們鄙視耶穌所受的教育。他們的眼光受制於傳統教育的框框。然而,我們亦一樣嗎?事實上,猶太人可以很明白經文,但他們卻不明白神的旨意,因為他們只是聽,卻沒有遵行神旨意的心志。真理是當我們願意去行的時候,才能知道究竟是甚麼。

我們習慣把真理當成一套理論去研究,沒有視真理如一個人。我們需要承認他是主人,在他面前謙卑下來,順服在他之下。順服是出於愛,並不是沒有了自己,只是人願意放下自己的意思。

眾人不敢談論耶穌——反思自己如何面對壓力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說:「他在哪裡?」眾人為他紛紛議論,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然,他是迷惑眾人的。」只是沒有人明明地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約七11-13)

當時一般人的生活與宗教分不開,眾人害怕被猶太人趕出會堂,因此不敢說一些猶太人不喜歡聽的說話。如果有關耶穌兄弟的經文能幫助我們反思自己內心的動機,那麼,有關眾人的經文則讓我們反思面對外在,以及其他人的壓力時,我們的思想及行為有否偏差,並只顧著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果效是神所賜予

即使是看似神聖的動機,也可以是錯的。錯誤的動機讓我們只追求果效,甚至把果效變成目標,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果效是神給的,也不是人所能追求,人所能做的只有行真理及明白自己的使命,然後抓住神的時機。

 

 


[1] 全文經文引用《新標點和合本》。

《三人行》——「自以為是」的不同面貌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1/07/2016

《三人行》是一套高調談論道德及人性盲點的電影。早在《三人行》在香港正式上演之前,導演杜琪峯及監製游乃海便已向傳媒表明此片的場景雖為醫院,但反映的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在這前設之下,筆者便明白了為何這間醫院沒有把悍匪、瘋子或植物人一一隔離,因為在現實中,你或許平時看不到他們,但他們卻真實地與你共存在同一個社會。《三人行》主要透過三位主角的故事:一個悍匪(鍾漢良飾)、一個警察(古天樂飾)、一個醫生(趙薇飾),向觀眾表達出每個人都有錯,但往往人不知道自己有錯、甚至不承認自己會錯誤這番道理。
 
既然《三人行》想要為觀眾呈現每個人都有錯,那麼這三個角色的過錯分別是甚麼?先說悍匪,既然角色一早設定他是搶劫銀行的悍匪,很自然「打劫」應該是他最大的過錯。這種想法很自然,卻並不是導演及編劇最想說的,搶劫只是悍匪表面上的壞,他更深層次的壞,在於他自以為掌控了一切。從他被送進醫院那一刻開始,他便一直不甘心處於被動的狀態,為了挑戰警方向他非法開槍,他拒絕接受手術。其後,他更以琅琅上口的哲學、修改自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日內瓦宣言等言論來控制警察及醫生的情緒,甚至成功地讓醫生間接協助他找同黨報復。他對警察說他經常笑,因為一切都在他掌控之內。
 
悍匪的過錯在於自以為掌控一切,警察的過錯在於他自以為正義。當同伴不合法地開槍,打傷了悍匪的腦部,而悍匪拒絕做手術時,為了保護同僚,為了把悍匪繩之於法,他不惜知法犯法,妨礙司法公正,強迫悍匪把指模印在一把手槍上,好捏造悍匪襲警、拒捕、開槍等罪證。後來,當他發現被悍匪玩弄於股掌之間,更與醫生聯手企圖殺了悍匪,他曾對下屬說犯法也是為了執法。
 
至於醫生,她的過錯則被設定為自以為可以改變生死。正正因為她認為自己可以控制生死,因此她把自己迫得太緊,對「盡力」的要求亦極度嚴苛,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才知道甚麼是盡力。此外,她忍受不到自己犯錯。在一次高難度的手術中,她不服輸的個性讓一個病人陷入昏迷,之後她還反問腦科主任她錯了嗎?她有問題嗎?
 
自以為掌控一切、自以為正義,以及自以為可以改變生死,只是芸芸眾生其中某三種的自以為是。其實,誰又沒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誰又完全了解自己的自以為是?我們的自以為是未必如三位主角一樣,但我們或許如那位手術後雙腳癱瘓的病人一樣,雖然錯誤是從別人開始,但卻只執著於他人的錯誤,變得自暴自棄,完全沒有意願去改變不堪入目的現況。
在這個著重外表的社會,我們的自以為是,又是否以貌取人?導演及編劇巧妙地打破了觀眾這一方面的自以為是,除了描述警員及醫生這兩位社會精英都有自己的問題,他們也刻意把悍匪塑造成高智商及滿腹經綸,連同他的同黨都有著社會精英的風範,一點都沒有悍匪的樣子,因此當中有人假扮成傳道人、律師混入醫院營救悍匪。在現實中,我們羨慕,甚至仰慕專業人士,但其實,專業人士及社會精英亦有他們的問題。
 
反之,一些經常被社會輕視的邊緣人士,他們又是否一無是處?戲中一個宅男形的病人,平時只懂在醫院打電腦,但他卻三次幫助了雙腳癱瘓的病人,是他最先發現後者的尿喉移位、是他最先發現後者想割脈自殺,最後,當警匪大戰,醫護人士只管驚惶失措的時候,更是他關心這位雙腳癱瘓的病人,把後者抬到輪椅上,讓後者有逃走的機會。
 
對筆者來說,《三人行》是一套沒有劇情的劇情片,最聰明的悍匪一早已被擒獲,雖然劇情有交代警方嚴陣以待,等待悍匪的同黨來營救他,但劇情發展下去,卻又沒有太精心策劃的拯救行動,反而是悍匪自己先逃離警方的監控。至於應該是高潮的警匪大戰,導演刻意用一個慢動作的長鏡頭來描述不同人如何面對眼前的災難。警匪自然在駁火,其他角色則有不同的反應,大多數自然是慌張地找地方躲避,但亦有一些人表現不一樣。一開始,醫生還沉緬於一個病人的死亡,對槍戰視若無睹,她後來才發現自己原來身處當中,卻又無能為力。而這位剛死去丈夫的太太,更是從頭到尾置身事外,她只是緊握著丈夫的手,流著淚凝望著他,對於掩沒於失夫之痛的她來說,沒有甚麼比緊握丈夫的手更重要,因為在手術前,他丈夫便緊握著她雙手,讓她安靜地坐在她旁邊。一個瘋癲的病人,除了驚慌,最重要的還是吃下面前的晚餐,因為他餓了。
 
如果,觀眾期待的只是轟轟烈烈的警匪槍戰,大概要失望了;但如果,觀眾期待的是一部描述人性的電影,此片應該不會讓大家失望。

 

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有別的上帝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1/2016

(講員:趙崇明博士   |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 )

 

每每提起十誡,很多人的腦海中自然出現摩西拿著兩塊石版的影像。11月9日晚上,趙崇明博士(Andy)卻帶來了一套有別於其他版本的《十誡》——由奇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導演的《十誡》(The Dekalog)第一誡,與當晚十六位參加者一同賞析這部用電影手法拍攝而成的電視劇集。

 

大師級的導演 平凡生中的意外

奇斯洛夫斯基是一位大師級的導演及劇作家,一生中拿了不少大獎,《十誡》便曾在1991年獲英國學術電視獎頒發最佳外國電視節目獎。《十誡》是奇氏為波蘭電視台所拍攝的十集電視劇,每集約一小時,背景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波蘭社會,以當時的處境來思考和探討道德、倫理,以及人性等不同問題,更以不同視野去看十誡。

奇氏認為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一切關於十誡的論文和註解,但他決定把所有知識和學問放在一邊。他認為神父們每天都用十誡教導人,更獨斷地去決定怎樣回報好人,懲戒惡魔,毫無顧忌將人分成很多類別,這卻不是他想要的。相反,他更加願意坦白說出自己對死亡及對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答案,它本身是奧秘。奇氏努力構思劇本,「務求使觀眾在離座時,腦子裡想著的問題,和他把紙張放進打字機時尚未打出劇本時想著的問題是一樣的。讓觀眾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再去思考」。簡單而言,奇氏把人生呈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自己思考。

《十誡》是十個獨立的故事,講述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十集都安排在同一個場景(大型住宅裡面)發生,在某一集出現過的人也會在另一集出現,既似曾相識又感陌生,在茫茫人海中既各不相干,卻又好像互有關聯,大家在同一社區裡偶然相遇,彼此命運可能相連。

第一誡的故事主要透過一對父子的相處,反映父親完全信賴理性,以及可以解決問題的電腦,電腦螢幕出現「我準備好了」,彷彿告訴大家它無所不知,卻又有點神秘詭異的感覺。故事高潮在於8歲的兒子喜歡在一個小湖滑冰,但需要等到冰層有某一厚度才能在冰面上安全地玩耍。父子精通電腦,輸入足夠的資料後,電腦便告訴小兒子:「三個重量的你都可以承受得住」。某日小兒去了滑冰,湖上的冰竟然破裂了,兒子也葬身湖底。

 

沉重的意外,複雜的主題

一套不足一小時的影片,卻涵蓋多個主題:愛、命運、冷漠、科學、宗教、人生的無奈、理性、人工智能、回憶、父子親情、死亡,以及宿命等,當中較多被討論的是死亡、宿命、宗教,以及理性這四個看似不相干,其實是有關連的主題。

現代主義之前,十誡對基督徒來說是一種權威,對現代人來說,理性是權威,十誡第一誡的劇情一樣。原罪源於人沒有遵行神的誡命,食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可以好像神一樣能分辨善惡,這便是現代人強調的自主性,由我的理性去作道德抉擇。正如影片中的父親,他認為電腦推算出來的結果是可以完全信任的,若得到正確的數據便能掌握世界,於是便信賴科學,以至在他看來,死亡僅僅是心臟停止供應血液,而靈魂僅僅是一種安慰人的方式。直到兒子因冰裂而葬身湖底才打破他對科學的執著,以及不再冰冷地分析死亡。

Andy提到劇本原來有交代為何冰會溶化:因當時一間供應熱水的公司倒了一些熱水至湖中。至於影片中為何把這段情節刪除,Andy猜想影片可能想強化「估不到」的意料之外。

當我們面對死亡,我們很喜歡追問原因,當有空難發生時我們會找黑盒,並嘗試透過黑盒,去解釋事故的原因。可能出於我們的理性,我們一定要問「為甚麼」及追尋原因,是甚麼東西讓這班人死去,但影片卻正正要挑戰這方面。這樣做可能會製造出很多不安或憂慮,但有時人確實沒有辦法追問死亡的原因,因為它本身便是一個奧秘。當人問不到「為甚麼」時,或會很不安,因我們需要理性的解釋,但有些事情的確是解釋不了,而這又似乎是預定了的宿命,例如英文科的老師不是剛巧感冒,孩子也不會去滑冰,以至發生意外。

 

命運不能解釋,唯有神是愛

奇氏承認在他的電影當中,喜歡設計一位角色,擔演一個連一句對白都沒有的旁觀者。在此影片中,旁觀者化身為一個穿著厚大衣坐在雪地上生火的男人。Andy認為這個男子可以代表導演,又或是一個普通的旁觀者,但他亦可被視為一位全知的神,孩子的死亡或許是意外,但神卻知道事件是如此發生,這是預定論,也是命運。他看著所有事情發生,仿如神知道一切事情一樣。

當人運用理性去問慈愛的神為何容許苦難出現時,Andy就引用維根斯坦的說話:「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活著的人根本經歷不到死亡」。人生中有很多東西不能用說話或理性去思考,面對不能言說的死亡,我們只有沉默,正如片中的父親面對孩子死亡,他跑到聖像面前,推倒台前的燭台。蠟燭落在聖像的臉上,仿如眼淚般,聖像雖是沉默,但又似乎在流淚,又如旁觀者不是沒有感情的,因他亦會流淚,這表示神亦是有愛的。

如人生一樣,神是不能解釋,而是要去經歷的。當孩子生前問他的姑媽,甚麼是神時,姑媽擁抱了孩子一下,讓他去感受神是愛。拉撒路死了,耶穌哭了,這便是基督信仰。

告別有時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02/07/2015

到了我這樣的年紀,見回一班沒有聯絡多年的朋友之聚會,多是在安息禮拜。對於生死,中國人少談,但事實永遠要面對。
 
在教授「Death and dying」這一課時,我會問同學他們希望無痛的即時死去,還是經醫生診斷患有絕症後,隨着肉體的衰殘,慢慢步向死亡。
 
絕大部份都選擇前者,這是即時的答案。
 
但想深一層,經過討論與分析,答案有否不同呢?
 
對,即時死去無痛既瀟灑,卻在缺乏計劃下離開世界,沒有機會和家人朋友道別,不留下一句說話,成了遺憾,因此經一番思想後,大家覺得後者也不錯。
 
《Chasing Daylight》記述一位成功商人 Eugene O'Kelly 得知自己患上絕症,只有100天存活時的心路歷程。書中劈頭第一句是:「我知道我命不久矣,但我為此感恩。」
 
為何知道自己步向死亡,仍然懷著感恩的心呢?原來作者可以為自己尚有的短暫之生命作個總結,他把家人朋友分成不同的圈子,逐一道別。首先是朋友,然後是同事,隨後是家人,最後計劃與妻子享受一個浪漫的旅程,告別這個世界。
 
然而,天意弄人,他雖然可跟同事朋友來個擁抱話別,卻趕不及與妻子同行最後一段浪漫之旅。而書中最後,還是由他的妻子替他執筆完成。此書在2005年出版,它影響了很多在商場上拼搏的人,大家紛問一句:生命的意義為何?其實研究顯示,人生走到最後,若有甚麼憾事,並非與功名利祿有關,多是悔疚沒花足夠時間陪伴家人。
 
描述友誼與生死,我更推薦《同行四分一世紀》,寫的是幾位港大學生的情誼,及面對死亡的處理。
 
主角是陳修治醫生,書中記述了他和丘世文及史泰祖三人的友誼。三人從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認識,其後於社會上打滾,友誼每天加深一點,直至陳修治得知確診患了胰臟癌,大家互相支持,一起面對。陳修治要來個告別派對,筵開百席,邀請了至愛親朋,多方好友,一起度過一個既快樂又傷感的晚上。
 
快樂的是大家都喜歡陳修治,並在不知道他身體狀況下帶着愉快的心情赴宴,滿以為有甚麼可以慶祝的事。當陳修治在咪前說出他的境況時,朋友們還以為他是一貫的說笑,到了確認是真話時,無不慨嘆;然而既然有機會最後一聚,互訴心聲,亦是難得。
 
書中另一主角,叫丘世文,是我年青時的偶像。他是《號外》雜誌的創辦人,用不同筆名寫的專欄,有些瘋狂搞笑,有些諷刺時弊,亦有嚴肅論政,人以「頂天立地」來形容他的藏書,丘亦於多年前過世,家人把他的藏書全捐給澳門大學。
 
《同行四分一世紀》書中內容,亦曾改編成為話劇,頗受歡迎,感動了觀眾。
 
我們不能把握生命,唯有活好每一天。

 

當平等得過了火位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2/09/2013

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辦論壇,諮詢公眾對該會未來三年策略計畫的意見。過去半年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儼然成了性小眾的代言人,不單經常出席同志團體的活動,更公開發表了不少平等得過了火位的言論,令人深以為憂。

例如周一嶽曾表示:「平機會相信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與甚麼性別的人結為伴侶,這是基本人權,不能受到剝削。」這說法比起一些同運團體為免社會人士反彈,往往隱藏其對同性婚姻的訴求來得更加進取,將同性婚姻提升至基本人權的層次,間接亦扭曲了人權公約的原意。因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在二零一二年發布,就性傾向和性別身分在國際人權法的保障《生來自由和平等》的文件中列明:「根據現時國際人權法。國家並非必須要批准同性婚姻,唯必須保護個人不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即同性戀伴侶理應與未婚的異性戀伴侶享有同等的待遇。」

此外,周一嶽亦表示:「改變性別,不一定需要及倚靠外科手術」,言下之意似是支持將來毋須做手術亦可以申請改變身分證上的性別,此舉將不難出現如外國一般,有心理上認為自己是女性的男士,毋須做任何切割男性性器官及建立女性器官的手術,亦可肆無忌憚,赤條條的走入女性更衣室,令其他女性感到不安及被冒犯。

更令人憂慮的是,不少團體曾約見周一嶽,表達對一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會造成的逆向歧視的擔憂,他不但充耳不聞,更指:「聲稱受『逆向歧視』的人士,是先對他人作出歧視行為,其後才被他人投訴。那些個案反而顯示了在某些情況下,以『道德』及『良心』作為理由的歧視行為,不容於社會。」我們曾向他提交的個案包括教師因不贊成同性戀而被失去教席;書店不肯派同志團體的刊物被指歧視;最新的個案包括攝影師不肯為同性戀人拍結婚照;以及花店平日有賣花給同性戀者,但不肯為同性婚禮提供鮮花便被控歧視。

平等機會條例是一條為當事人提供特別保障的條例,因為大前提是不能有任何差別對待,言下之意,若有性傾向歧視條例,大家在教育、僱傭、提供服務等各方面,不能對同性戀和異性戀有任何差別對待,亦不能作出任何令對方覺得被騷擾及中傷的言論,否則便會觸犯法例。大家真的預備要整個社會這樣看待同性戀,以及如此教育下一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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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週報》第2561期  22/9/2013

論同性戀道德爭議及維家團體遭受到的歧視 (一)

洪子雲博士 |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06/12/2012

近年反對同性戀的人都被人標籤為「恐同症」及不理性,甚至是精神有問題。這類的標籤不單是妖魔化同性戀反對者,更是將他們的道德關注轉移開去。

為甚麼維護家庭價值的團體會認為同性戀不道德?他們過去只是簡單說:因為同性戀行為違反自然。其實這說法未免太簡單,需要進一步去闡釋。

基本上在男女同性戀者之間,他們都無法完成自然的性交行為。用今天的術語說:同性戀行為是違反自然生態秩序,扭曲自然人性,亦違反了以婚姻家庭作為自然的社會單位。

從倫理學史的角度看,我們今天很多的道德價值都是源於對自然人性的理解,例如自由主義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和羅素(Rousseau)等都認為人類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得到保護,否則就是低貶了人性。而今天人權的理念部分亦是源於17、18世紀由自然法理論所引伸的自然權利。

在同性戀議題上,著名倫理哲學家康德(Kant)亦認為同性戀行為有違人性。有學者認為康德倫理學中帶有自然法的成分;《世界人權宣言》亦視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而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會單元。甚至世界各大主流的傳統宗教亦都反對同性戀。不過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性解放運動之後,不少人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傷害原則應用到倫理學上,認為某行為只要是雙方同意而又不傷害他人就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如此的應用不單有違自由主義者彌爾(J.S. Mill)的原意,並且在實質應用上亦會衍生諸多問題。

筆者知道或許很多人不同意以上的看法。筆者並非要在此為同性戀的道德性下結論,而是希望在此帶出維護家庭團體於道德上反對同性戀不見得是不理性。然而,今天主流媒體卻將反對同性戀的人士妖魔化,下星期續談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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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06/12/2012

特首選舉

朱景玄校長 | 新界校長會會長
08/03/2012

特首選舉在提名階段經已好戲連場。過去數周,「黑材料」不斷鋪陳,若當事人支吾以對,不願坦白,便會有更多「黑材料」像牙膏被擠出一般,逐少逐少,但愈擠愈多,逼他們不得不就範。要是砌詞狡辯,肯定會被更徹底和深入的報導,弄得當事人加倍尷尬,無地自容。

本是一場君子之爭,為的是要爭取出任香港最高領導者的職位,為市民服務,現在卻只糾纏在一些不光彩的過去事件之中,什麼政綱都無暇介紹,令整件事變質,失去應有的神聖和莊嚴。

「黑材料」鬧劇更愈演愈烈,連現任特首也不能倖免,慘受圍攻,以致要在立法會上向全體公務員道歉,最終會否晚節不保,還要看下回分解。

有市民把以上種種,當電視劇來看,認為比經典劇集《豪門恩怨》更引人入勝,然而,難為了已簽署提名的選委們,這刻可能正在悔疚所「投」非人,恨錯難返;曾公開表態的,現在或要面對批評,或要重新考慮投票意向,好不懊惱。資深的政治界人士及中央官員,則比較擔心一旦流選,對香港可能造成憲制危機,也怕會淪為國際笑話。

筆者對政治的興趣不大,但純粹以旁觀者身分去看,倒覺得這次是一個鼓勵我們自省的機會。或許,一般市民沒有被人揭陰私或抹黑的「價值」,但不代表我們不需要面對自己所做過的事。約翰福音第八章中記載,有人把一個行淫時被捉的女人帶到耶穌面前,想試探耶穌如何處置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用先拿石頭打她」。結果,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走了,人人都自知有過錯,都不敢拿石頭打她。最後,耶穌赦免那個女人的罪,並吩咐她從此不要再犯罪。

近日的事件,其實是活生生的通識教材和生命教育課題,老師們大可跟同學們來一次角色扮演,看看誰敢自誇說從沒有犯錯,可以擁有磊落的胸襟,去面對群眾的審視和批評;如自知曾有過失的,應該如何避免日後犯上同樣或更大的錯誤;更嘗試扮演向群眾坦白誠懇地認錯。在老師的引導下,同學們探討道德的問題,如誠信、廉潔、寬恕和公義等,同時建立更高的道德標準,讓學生從小培養個高尚的人格。

最後,但願選委們能明白民意取向,投下理智正確的一票,替我們選出一位有誠信、有智慧和有能力的行政長官,造福香港市民。

四不像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6/06/2011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來港與青年對話,特別提及國民教育,而要教近代史,他認為相對過去200年,中國近60年,應該說是中國最成功、最輝煌的時代。

不過,回到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就會發現所謂的「國民教育」,也非王光亞所指的那回事。如細心看,文件中絕口未提「共產黨」三個字,甚至連中國的政治架構,王光亞口中甚麼「共產黨作為多黨合作制的領導者」,也未見提及。即或到了中四至中六,也只認識國家的當代發展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不知何故,獨不提政治的發展。這樣令人不禁聯想到,這是不是為了令老師毋須談及共產黨歷史;文革、六四等敏感的政治事件而故意抽走如此重要的內容?

於是國情的篇幅,就是認識中國的山山水水,了解中華建築、文學、音樂、藝術等文化,實踐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這些東西,不就是末代高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內容嗎?另一些講述關於中國近代歷史的,本來不就是「中國歷史」科的內容嗎?現在將之「炒雜燴」在一科,加入大量所謂「愛國」內容,既將原本的科目拆得肢離破碎,又未能讓同學建立正確的國家和國民觀念,如此還能算是優質的「國民教育」嗎?

更可怕的事,是論及德育的篇幅在諮詢文件中根本不成比例地少,聲稱課程分為五個生活範疇,但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就佔了整個學習目標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其餘的部分,彷佛就是將無關痛癢的東西拼湊在一起。從德育的角度建立個人、家庭、社群和世界,坊間有大量的課程可以參考,也有大量的理論可以輔助撰寫教學目的,但諮詢文件偏偏欠奉。

培養德育,以安身立命;建立國民身份,讓下一代增強對香港和國家的歸屬感,本來無可厚非。回歸以來,不少老師在學校也努力為下一代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言教身教,論及國情時,既講經濟發展,也講貪腐、維權、豆腐渣工程,全方位培育青少年德育和國民身份,可是政府這份諮詢文件,將德育及國民教育成科,變成會評分的科目,大家追着指標,恐怕只會令老師施教時失去彈性,甚至令人懷疑想向學生洗腦,而學校又增加了大量繁瑣的行政工作。國民教育,真的要這樣實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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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16/06/2011

一三一四

鄭順佳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25/11/2010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

「企業講道德? 究竟得唔得?」

──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5/11/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1]Milton Friedma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2]詳情請參「黑暗中對話」。網頁:http://www.dialogue-in-the-dark.hk/html/cn/index.html

良心—投資

有關投資,企業與道德的問題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5/11/2010

香港人人都投資!可能你以為「自己甚麼投資也沒有」,但其實不論是供強積金(MPF),或是投資股票、債市、認沽證,你都已在投資的大洪流上,每月自動進貢市場!

當大家都關注熱錢流入、賣地創新高,談及投資表現,大家都談論經濟數據、市盈率、業績時,我們又應否要求大公司也對最低工資、健康工時等作出承諾?企業除了業績,也應有企業道德嗎?我們的社會,能否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探討企業與道德的問題;也和大家一起回味《忘不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小巴故事,讓我們一起重拾久違了的良心與愛心。

借了肚,卻借不了親情

16/11/2010

自胚胎學家Robet Edwards及婦科醫生Patrick Steptoe合作,於1978年7月25日誕生了全世界首名「試管嬰兒」布朗之後,各種「人工受孕」的方法應運而生。這除了為很多原來無法生育的夫婦帶來生兒育女的希望外,「試管嬰兒」之父也憑著對研究人類不育問題的貢獻奪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但與此同時,人類生殖科技的進步,也引發了如代母產子、人類胚胎、基因研究等生命倫理的問題和
爭議。
 
最近本港超級富豪的長子雖然未婚,但傳聞在美國買卵借肚誕下三名男嬰,成為城中的熱話。對於恨抱孫的富豪來說,當然是一件喜事,而三名含著金鎖匙出生的小朋友亦令不少人羨慕。不過,一出生便人為地令他們沒有母親,究竟對小朋友是否公平呢?是否有錢就可以彌補被逼和母親分離之痛呢?
 
根據一些研究被領養小朋友心理的書籍表示,就算養母痛錫他們,但自他們未懂事開始,已經有被生母遺棄而產生的強烈不安的情緒,從而影響了他們與養母建立親密的關係,以及將來對其他人的信任。若果處理得不好,對他們的成長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雖然香港的單親和假單親家庭愈來愈多,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小朋友亦不一定會出現問題,但大家必須承認,若果有父母一起去照顧,最能滿足小朋友在成長時候的不同需要,以及建立較健康的性別角色和自我形象,這些需要並非有錢便可以解決的,亦不應人為地被剝奪。
 
今次的事件,很明顯讓人產生「錢大過法」的感覺,因為香港有關借肚生仔的法例相當嚴謹,只容許不育夫婦委託代母懷孕,但不容許自行選擇胎兒性別。法例的精神是希望避免像外國一樣出現「爭仔」訴訟及倫理道德的爭拗;而委託代母的夫婦亦要承擔一個風險,就是不能強制代母履行合約,一定要將嬰兒交出,目的是避免代母變成商業活動。
 
其實,不論領養、捐精、捐卵和借肚,大家不應該只考慮父或者母的意願,更加要考慮小朋友的福祉,令小朋友一出生便成為無母的孤兒是不道德的行為。

現時法例是怎樣的?

根據《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資料指出,在香港採取輔助生育技術(ART)是受到《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的規管。而《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是根據條例的第8條制定,為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工作者作出指引和規範。
 
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醫學昌明,在香港接受輔助生育治療的夫婦每年都有增加,而醫學界亦有不同的輔助生育技術來幫助未能生育的夫婦治療。威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輔助生育技術中心資料指出,女性如遇上婦科疾病而不能提供健康卵子,可以考慮接受卵子捐贈。若男方精液中沒有足夠數量的健康精子,亦可考慮接受精子捐贈。可是在進行或接受捐贈前,捐贈者需要根據《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確定是否適合,在香港,捐贈者所捐贈的卵子及精子數量均受限制,且不能涉及商業利益。
 
若女方的子宮已割除或損壞,但擁有正常卵巢,在沒有其他療程選擇的情況下,可考慮代孕母親。但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中的有關條文是禁止商業交易成份的代母安排。就算有關付款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或接受,只要有關行為的任何一部份在香港進行,都會受到草案的規管。另一方面,代母不得向並非屬婚姻雙方的人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
 
最後,若於多次療程失敗後,或當夫婦決定放棄再次進行不育療程時,可以考慮領養。而有關領養的決定,都是根據相關的法例和守則下作出的,一切都是以「兒童」的利益為首要的考慮:這說明了,生兒育女不應、也不只是為滿足父母或長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褔祉,和評估父母親是否適宜撫養孩子;而這正正是本港有關生殖科技法例訂立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借肚生仔」之後:對代母及其他生殖科技的爭議

關於全城熱爆的「借肚生仔」的討論,其實現時全球最少有23個地方可以合法代母產子。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國家都容許以代母產子作商業牟利。目前允許商業代母的僅屬少數,只有印度、以色列、俄羅斯及美國一些州分等不足10個國家和地區。

代母產子的爭議

為何「借肚生仔」有這麼大的爭議性?因這涉及了貶低女性、倫理關係、婦科健康和商業利益等多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據羅秉祥:《黑白分明》和艾立勤:《維護人性尊嚴》指出,代母(尤其是商業性的)是靠著女性最原始的生理結構來賺錢,這位「母親」不需要有可取的個性,甚至有被「物化」淪為孵卵器,保溫箱的危險。生兒育女本是人類其中一個神聖的任務,現在卻變成一項商業服務,變成為「製造兒女」的工業。人類生育一旦商業化,生育的尊嚴便會蕩然無存,而孩子被當作商品並不符合孩子的最高利益:原本無價的嬰孩寶寶只淪為傳宗接代,繼後香燈(甚至是爭奪家產)的工具。
 
在身體影響方面,代母產子會有傷害婦女健康的風險:在懷亞特:《人命關天——廿一世紀醫學倫理大挑戰》中指出,為了使原生母親排出合適數量的卵子,醫生需要給予荷爾蒙引發超額排卵。而卵巢受荷爾蒙刺激,每個月的週期就會不止排出一個卵子,有時會多達十個甚至更多。這個過程對母體有一定的風險。在製造了胚胎後,醫生會選出幾個狀況合適的植入母親的子宮,提高成功受孕的機會(如34歲以上的女性可獲得放寬限制,可最多植入四或五個胚胎。)可是,每多植入一個胚胎,出現多重妊娠(雙胞胎、三胞胎或更多)的機會也隨之提高,同時提高了嬰兒早產、嬰兒嚴重殘障和死亡的風險。

「剩下的」怎麼辦?

而如果只有一定數量的胚胎會植回母體,另一個問題又立即出現了:「剩下的」胚胎怎麼辦?懷亞特指出,現時的處理方法有四個:1. 將胚胎冷藏;2. 植到別的婦女的子宮,作胚胎捐贈;3. 用作研究;4. 立即銷毀丟掉。可是,若我們認定已結合精子和卵子的「胚胎」是新生命的話,以上四個做法都是大有爭議的:我們可以將「生命」冷藏嗎?為時十年?我們又如何揀選「邊個得,邊個唔得」?我們需知道,代母或胚胎捐贈是會衝擊傳統家庭模式,生兒育女應在婚姻關係中進行,代孕母把生兒育女這個行動遷移至夫妻關係以外,牽涉到婚姻關係中的第三、甚至第四、第五者(如A、B兩夫婦,採用了C的精子、D的卵子,再找代母E,就是五個人了)。如孩子長大後因不知道自己背景而與近親結婚時,會否引發倫理問題?最後,人工地將胚胎「製造」出來,卻又不用作生育之用,是尊重這個胚胎(生命)嗎?

代母對嬰孩的感情問題

而無可避免地,借肚生仔亦會產生代母對嬰孩的感情問題。余達心、江丕盛等:《複製人》提及:「人不單要藉兩性結合才達至最高的生命成全,就是被生殖的下一代,也必須在愛的結合、在愛的期盼中出生、在愛的照顧中成長,其生命的完整性才不會受虧損。」然而,代母產子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就算精子和卵子是由原生父母提供,但孕育的卻是另一位女性。懷孕期間,這位母親必然與孩子產生密不可分的結連和感情。如何可以處理這個感情?硬生生的將孩子「歸還父母」真的這樣容易嗎?
 
以上並不是憑空想像的假設,而是真有其事:1986年,美國的史東(Stern)先生及太太以7500美元委託韋希特(Whitehead)太太作為代母誕下孩子。但韋氏對其孕育的孩子已有親情,拒絕交出嬰兒。案件最終鬧至法院,雖然史東夫婦最終獲判勝訴,但韋希特太太卻獲法庭體恤,批准她每周均可以探望小女孩,這就是美國轟動一時的「Baby M」事件。
 
其實以上所討論的,也只是在人類生殖科技發展所遇到問題的冰山一角,列出這些爭議,不是要叫停所有人類生殖科技,畢竟對一些不育夫婦來說,人工生殖科技是可能是他們所需要的治療。而是讓大家明白這些爭議說明了由代母,人工受孕,以至如何處理胚胎,或對其進行研究等工作,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是涉及相當複雜的生理、倫理和法律問題。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網址: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561/
 
《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網址: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021230_h/c_cop_full.pdf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網址:http://www.chrt.org.hk/
 
《威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輔助生育技術中心》網址:http://www.ivfhk.co

公—利 兩難全?

城市發展與土地公義的問題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0/09/2010

筆者有幸,抽中在最近—期發售的「夾屋」貨尾單位。能夠「上車」,有人認為「好過中頭獎」,衷心恭喜筆者,就像成就了人生大事一樣。可是,高興之餘不禁反問:對於那些抽不到夾屋居屋的人,仍要「捱」貴租,任你如何辛勤工作,卻因難以儲足首期而無緣「上車」,我這樣「中獎」,算是公義嗎?
 
從買樓置業,我們實在要反思:當樓價屢創新高,蟻民們只能望門輕嘆時,為何我們的土地政策,總是只會利字當頭,利益主導?在城市要發展的大道理中,除了地產霸權和官僚主導,身處其中的居民能參與其中嗎?究竟公義,利益是否有雙贏、共融的空間?還是勢不兩立呢?

「土地與公義」

──如何公義公平發展城市?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9/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7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與20多位朋友一同對談「土地與公義」的問題。究竟「強拍」、「中環價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背後,香港如何可以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
 
鍾博士指出在政府及發展商的宣傳之下,一般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有價,而房地產發展及相關連的經濟活動及消費行為產生了一連串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國民總收入有重大影響(大約七成)。因此,香港社會整體都信奉了一個迷思,以為要維持香港的經濟暢旺,便先要保持樓市暢旺;認為只有樓市好,香港的經濟才會好,而經濟好的時候,香港社會才會好。在這種功能的經濟價值主導下,香港政府作出土地發展及房屋規劃時,也往往只著眼於效率、經濟效益及達到最快最高的利益回報。以容易引起爭議的舊區重建為例,政府往往罔顧對民生及原住戶的衝擊,引入地產發展商參與其中,任由發展商以自以為很合理的價錢收購當地居民的業權,卻忽略了原有居民的生活網絡及意願。
 
鍾博士列舉兩個外國例子帶出香港式的土地發展與舊區重建策略,並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說外國政府在推行社區重建計劃時,並非單單從經濟著眼點出發,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保留文化遺產及關顧居民的需要。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巴黎市政府大約在2005、2006年期間推出的一項名為去倫敦化(Delondonization)的計劃。所謂去倫敦化,便是法國政府不希望巴黎如倫敦一樣,繁華街道上的地鋪盡是充斥著如Nike、Tesco等大型連鎖店。政府規定在巴黎市中心及其周邊新興建的樓房,要保留三成的公營房屋;該計劃亦規定連鎖店及跨國企業不能打擊帶有巴黎特色的傳統小店如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的生存空間。巴黎是法國文化的象徵,而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正正代表巴黎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政府認為任何發展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不可以犧牲法國人的記憶及文化。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的社區倡議計劃(Community Initiative)。顧名思義,這項計劃並不是由地產商決定,而是由當地的社區居民呈交他們的重建方案,向當地政府表達他們希望如何重建社區。有份參與的不單是業主,也包括當地居住的租客,為了幫助外行人,政府會安排一些專業部門為當地居民提供專業意見,如果其方案得到審批,政府甚至會為居民向財務機構的融資安排作出財務擔保。舊區重建後,成果由整個地區分享。
 
這兩項計劃與香港人所認識的手法截然不同,香港很強調發展商的參與,至於發展商所運用的方法,連政府都難以干預,也可能是根本不願意干預。
 
可是,當樓市交投淡靜,地產界卻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一些房屋措施。2002年金融風暴的緣故,樓價跌了六成,地產商表示政府會「識做」,不久,政府便作出無限期停止出售居屋的決定。鍾博士認為從2002年到2010年期間,政府依賴私人發展商,不興建居屋和主動拍賣土地,結果對買樓自住的人士做成打擊。原因是地產商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卻又不會馬上起樓出售,當土地愈來愈少,他們又放緩起樓的速度,以致每年的單位供應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由於競爭少,現今地產商的賣樓策略,把細單位(如600呎)也包裝成豪宅出售,沒有中下檔次的單位,整個房地產市場被豪宅帶動。過去一年半,連民生最基本的中小型單位價格亦升了三成多,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地產商。不少人努力工作,積蓄仍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甚至是愈是花時間儲錢、與樓價的差距便愈遠。
 
鍾博士指出房屋及土地在香港本身有很重的商品屬性,而政府亦多交由經濟市場決定,不作干預。但其實,政府應該把公民權放在房屋政策之內考慮。「房屋」也是一項市民的基本權利。聯合國人居組織(Habitat)倡議住屋權作為民權的主要部分,並提出了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標準。從市民權(Citizenship)的觀念出發,在此地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都應該有權去分享有限的城市空間,即使沒有完全的決定權,也應有參與權,更應有權佔用每人每戶都能負擔的「充足住房」。
 
房屋不單指到四面牆一個頂的空間,在社會學上,「房屋」此觀念包含一系列的「機會」,居民身處何地,與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規劃緊密相扣:工作的地點,子女讀書的地方,居民之間或許會成為一個網絡,能夠互相支援,大家合力解決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若然政府太任意,又或是太隨意以一個經濟原則,把土地運用只交由一些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考慮的話,往往會危害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鍾博士贊成政府重建居屋,他贊成的理由並不是要政府幫助別人置業,而是面對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政府從來沒有把公義放在政策的考慮範圍之內,亦不會把房屋作為必需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將土地運用權利合理地分配,去制衡市場不合理的行為,令到市場寡頭壟斷的環境無法得到制約。他認為如新加坡那種「限價」發售房屋的政策,在香港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難以實行。但香港政府可以因應環境,多興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向市場及炒家發放一些信息,避免樓市過熱。
 
說到底,土地的運用不只是一個商品,也牽涉公民權,香港若要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香港人整體都要改變「中環價值」、唯利是圖的心態。而政府更要為了維護公民權的緣故,避免以經濟效益決定一切的想法,並阻止發展商壟斷。
 

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 基督教角度的反思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性教育)
20/07/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

 


[1]關啟文,〈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載謝立中、阮新邦編,《現代性、後現代性社會理論:詮釋與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83-211。這論文大量引用了福柯原著,和討論對福柯的不同詮釋。

「《若沉遇溺》:基督徒與成癮行為」研討會花絮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7/2010
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葛琳卡博士

成癮是指到任何強迫,或習慣性的行為,由於依附某個慾望,而令人不能自由。對某人或事物感到吸引和嫌惡,都可成為沉溺。沉溺的特徵包括耐受性、戒斷徵狀、自欺欺人、喪失意志力及注意力扭曲。未能調節個人的情緒;未能掌控生命;身份危機;欠缺依附對象;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關係;追求成功的假像;社交障礙和隔籬;百無聊賴;容易因挫敗而墮入絕望等,都較易染上沉溺行為。

香港基督徒沉溺行為調查2010:陳永浩博士

此調查主要關注香港基督徒在i)網絡、ii)購物、iii)投資、iv)工作及v)性此五大向度的成癮問題是否嚴重。是次調查的參與者以年青基督徒(13至33歲)為大多數。調查發現,在購物、投資及工作此三方面,大部分沒有上癮跡象。而網絡方面,介乎13至26歲的年輕人多沉溺社交網頁。至於在性方面,男性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較嚴重。

關係成癮(Codependency):莫陳詠恩博士

關係成癮是指到與有癮好的人士共處而培育出強逼性的依附關係,此種依附關係不但不能協助對方戒癮,反帶來自毀毀人的後果。關係成癮的人難於建立一個健康的親密關係,成癮者因為需要「被人需要」,所以會在別人身上製造需要。關係成癮者需要自知自省、破滅英雄神話(非我不可)及認輸放手,在靠神靠人及多元發展之下才能痊癒。

「工作沉溺」工作坊:李耀全牧師

李牧師實際地道出要避免成為工作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身邊的事物,特別是家庭,及排列其優先次序。不要把工作成為生命的全部,也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家庭。「平衡」非常重要,當牧者輔導在此方面有困難的信徒時,要按不同人的背景作出對應的幫助。

「金錢與投資」工作坊:吳澤偉先生

證券買賣與賭博有其共通點,便是金錢遊戲、操控風險,以及患得患失的精神和追求心靈興奮刺激。然而,透過不同的調查反映,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並不是寄託於金錢。教牧不應忽視有參與投資活動的信徒,可以與一些專業人士合作,教導信徒正確的投資觀念。

「性與愛」工作坊:康貴華醫生

所謂的性沉溺是指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沉溺行為是一個發展進程,經常觀看色情資訊會讓人把性與愛分家,慢慢接受一些過往被視為噁心的思想或行為,如戀物癖、戀糞癖、甚至戀屍癖等。要擺脫性沉溺行為,可以藉著個人、過來人的互助小組來治療。

從「癮」到「穩」

很多專家都指出,「癮」並非一朝一夕而形成的。同樣,要戒除心癮,重建一個平定安「穩」的生命,也不能靠「一時衝動」便能馬上斷癮。希望成癮者及輔導員不要灰心,在脫癮路上,堅定不移,向著美好生活直跑。
 

從癮到穩

── 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7/2010

由本中心主辦,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協辦,並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的第二屆研討會,於6月4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完成。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若沉遇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邀請了葛琳卡博士、莫陳詠恩博士與超過170多名會眾解構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以及關係成癮。而李耀全牧師、吳澤偉先生與康貴華醫生分別在「工作」、「金錢與投資」及「性與愛」三個工作坊與大家探討上述主題。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博士亦在會中發表了本中心第一項調查報告    —《香港基督徒成癮行為調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