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有理」都真會「說不清」時……

和親戚在2025年之初往紐約走了一趟，雖然那兒的港式奶茶和沙嗲牛肉公仔麵都有點令人失望，但在自由行的日程中卻喜歡上了可以乘地鐵、不用自己開車四圍去的樂趣和方便。

帶著第一次來紐約遊玩的親戚，「例牌」去了時代廣場、自由神像、帝國大廈、新世貿中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華爾街和唐人街等等名勝。在熱鬧的人群中體會繁榮，認識歷史和新聞熱點。來自倫敦的親戚覺得紐約很安全，四處都見到警察。相比他們的城市因為「窮」，街燈不但減少了開，還減少了值勤警察，因此他們都不敢夜歸。

在排隊上船觀賞自由神像，在登自由島時，碼頭的人龍非常長，在漫長等候過安檢期間，人群突然起鬨，有人高呼當時還是候任總統Trump的名字。當然不是他本人現身碼頭，而是「扮」他的人在那裡攪氣氛。

除了上述名勝之外，我們也特別參觀了一處很少人到而又「對外開放」的名勝──Trump Tower，在它的正門前也有人「扮」Trump，引來不少群眾聚集和拍照。我們湊湊熱鬧之餘也入內參觀一番。在其中見到偌大的美國國旗被金色宏偉的大樓互相映襯，令人聯想到美國的偉大。至於Trump Store精品店內的貨品與2018年相比有些不同，現在看見的精品主要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主題的紀念品，如：帽子、杯子、哥爾夫球用具、布袋子等等日用品。如果想要找Trump的卡通人像或假面具就要在別處找了。

邊遊覽邊看手信，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在唐人街、商區或旅遊景點區都看見很多林林總總與Trump有關的商品，其中最令我們深刻的是Trump的金髮連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帽。

喜歡Trump的人會瘋狂購買、雀躍忘形；不喜歡Trump的人會掉轉頭走、嗤之以鼻。為甚麼同一個人會給大眾這樣兩極的印象？大眾由媒體那裡獲得甚麼樣的資訊從而對一個人產生好惡的反應？媒體在定型一個人（stereotype）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

小時候，我們都愛「追星」，追捧自己喜愛的藝人，總愛買下自己喜愛的偶像的雜誌、海報、黑膠唱片和卡式錄音帶等等。另一方面，偶爾看到傳媒雜誌或報章刻意以誇張的大字標題報道某些大眾本來已沒有好感的藝人「是非」；看見大大張近鏡醜陋的、招積的、陰濕樣的照片……更加深人們對這些人物的厭惡感。奇怪的是，有些藝人總是被醜化，而有些總是被美化。甚麼條件和因素影響媒體對一個藝人的報道？媒體有否特定意識去建構一個藝人的形象？媒體想向大眾灌輸甚麼訊息，或想作出甚麼樣的影響力？

有時我們還會有一種觀感，慶幸自己所追捧的全是「好」的偶像，而厭惡的都是「差」的偶像。這種想法難道代表我們當時都中了媒體的毒（被塑造了個人喜好）？

雖然被醜化的藝人總是大聲疾呼地澄清，說中傷自己的都是謠言，說要告某某媒體；但過去人們總是傾向相信傳媒的報道──過去這個幾乎是唯一一個可以獲得偶像資訊的渠道。

時至今天，星鏈使互聯網科技升級、智能手機功能層出不窮、社交平台蓬勃發展、油管用途廣泛，這些都令全球資訊快速地傳遞，把原本已經發達的資訊推到高峰。我們可以獲得資訊的渠道比從前多，是否就可以更全面、更立體地認識一個人，不會因為受所接收的資訊限制，而一面倒的喜歡或憎惡一個人？

人人在表達自己意見或傳達訊息時總會或多或少受自己的立場、價值觀和主觀好惡所影響。再者，在資訊科技發達及其產品普及化下，可謂人人都是「媒體人」。雖然有所謂傳媒操守、社交平台或油管使用守則，但在不犯法和不犯規之中仍有很大的「試底線」空間。況且，我們又不可以天真地假設所有資訊傳遞者都是良心傳媒、良心發佈人。看來監管媒體的工作不但不會過時，而是更有需要，亦更有難度。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資訊接收者可以怎樣客觀冷靜理性地過濾資訊？又可以怎樣不被偏頗和極端的資訊塑造自己的看法，甚至被操縱？

回程時，很多航班受風雪的影響而延誤，其中一名在候機室的黑人男子大發雷霆，大聲投訴，以表達對班機延誤的不滿，在場的警員們則間中回應他幾句，彼此沒有肢體接觸；而男子則繼續自說自話表達不滿。如果在場有人把此段約20分鐘的事件拍攝下來並剪輯上載，帶著不同目的剪輯出來的影片會否帶來不同的效果？為博流量和點讚的發佈人，會否把事情說成是多名警員對黑人男子言語暴力及造成歧視？又或會否把事情說成：警察親民忙於上前安撫滯留機場的旅客？哪一個剪輯短片版本或標題會更易成為網上熱搜？

剛移民時，有朋友告訴我們，若要看新聞，最好是看霍士新聞頻道（Fox News），因為它比其他「英文字母」的新聞媒體中肯。不知現在這個建議是否仍然正確？我們如何從海量的資訊中分辨真與假？分辨中肯與誇張？分辨是真有其事與無中生有？分辨是斷章取義還是較全面的事實？除了規管和靠媒體「自愛自律」外，那麼資訊接收者又有否預備一把「準繩的」尺傍身？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結婚時，有誰會想像到另一半會因為生意失敗、失去工作動力等原因，而將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快發洩到配偶身上？阿花（假名）經歷多年被另一半無理吵鬧、苛待，致最後離婚收場，但她仍不忘子女的福祉，每月按時將照顧子女的費用交給丈夫。阿花從來沒有不甘心付贍養費，因為她總覺得是自己拆散了這頭家，她說:「我一直都想子女好，不想他們為生活費的多少而不快樂。」

阿花與前夫在夜校結識，見過幾次就開始談戀愛，這是阿花的初戀。雖然中間有段日子她覺得這男友和其他朋友相處得比自己還要好，他們曾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之後又愛火重燃，拍拖三年結婚，婚後不久就生了大女，三年半後生了小兒子。今日，子女都已出來工作，大女還結了婚。阿花回想自己的離婚經歷，原來已是多年前的事。

她前夫的工作遭遇起跌頗多。起初在車行工作，成績不俗，但與老闆意見不合被解僱。遇上了舊同學，一起合資開辦電腦公司，並聘用了兩位伙記。但兩、三年後因為經營不善而虧本倒閉。之後再做過一、兩份工作，都總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致最終不再找工作。而阿花就一直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直至丈夫放棄了找工作，一家的賺錢責任就落到她身上，全家只能靠她的一份收入支撐著。

阿花見前夫終日無所事事，晚上半夜三更才睡，第二天就睡到日上三竿，反過來投訴阿花晚上加班晚回來，忽略了子女和家務。看著他不斷責怪自己，事後又好像若無其事一樣，甚至在她不情願下仍要求有性生活，雖然她曾堅持拒絕，但前夫卻大發脾氣，她只得被迫就範，又或二人大吵大鬧收場，夫婦關係日漸變差。

後來，當前夫缺錢到一個地步，為了一些被放進洗衣機而染了色的新衣、被燙斗弄傷手等事情而訴諸法律，每宗申訴都向阿花索償數千元，更向她的公司及母親家發信，使她的同事及媽媽都收到有關小額錢債的索償信件。這一切一切迫使阿花最後決定單方面提出離婚。不過她前夫一點也不友善。她稱，由於前夫當時未有律師代表，曾數次上庭時都故意說自己忘記帶文件，浪費她的律師費。

最後，在律師的協助下，阿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給予前夫數十萬元的贍養費。另外，她認同社工的建議，為減少兩個孩子在生活上的影響，仍然讓他們住在前夫家，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所以子女每周有兩天會回她身邊和親人一起相聚。她每月亦會轉賬過數給前夫，讓子女有數千元的生活費。

阿花稱，她從來都不敢不準時付子女每月的生活費，因為子女仍在前夫家，她不想他們受到傷害或為錢而擔憂。阿花坦言，初時也有不甘心付錢的時候，但仍覺得自己有責任承擔。回望整件事，阿花不無傷感，總覺得是自己拆散這個家，不過她的子女都明白事理：「我的兒女們反倒過來安慰我，說他們自小都知道是誰人引起了這家的問題，叫我不要憂慮、不開心。還說：『如倒過來是我，我一早就趕他出街！』」阿花認為，子女的長大及明事理，仍然是她最大的安慰。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劉議方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因著政治立場不同，不少情侶關係告吹，上一代與下一代、兄弟姊妹、好友等為了擁護自己的政見爭辯不休，結果不歡而散。這對身處美國、《在家不要談政治》的作者賽佛來說並不陌生。

美國昔日也有政見分歧的群體，讓作者擔憂的是今日因政見不同而起的衝突愈演愈烈，她提到「立場不合就『一刀兩斷』是很荒唐的做法，現在卻成了不需經過思考的標準程序動作」、「在網路上若說不過對方，就表現出敵意，這讓人產生一種比對方厲害的錯覺。」有父母更把政治傾向凌駕跨種族或跨宗派之上，擔心子女會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作者將這些因政見所引起的關係危機，歸咎於有黨派色彩的媒體、電視或電台談話節目劣質的言論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節目，它們影響了人們的交談方式，大家「變得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人理性對話」，甚至「只會盲目地謾罵。」

作者更直言年輕族群是這場文明災難的高風險群體，一方面因為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既有禮又胸襟廣闊的政治人物或政論名人成為其典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選擇被同溫層厚厚包圍，只接收特定黨派色彩的媒體資訊。

這場文明災難令很多人感到無力，甚至想放棄曾建立的關係。作者想告訴大家，政治分歧不是問題癥結，她說：「不再讓政治對立分化彼此，我們該尋求的關鍵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

作為擁有45年執業經驗的心理治療與親密關係專家，作者指需深度分析政治爭執背後的心理動機。在她訪問過的人中，她發現他們爭論是源於有些人想改變對方；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理想的婚姻或人際關係理應如此，對方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因為以往的情感得不到滿足，想對方成為他們自身想法的投射；有些則受父母偏心影響……

作者希望大家了解當發生衝突時，自己有何情緒表現及其來源，發現自己及他人的個性與限制，認清和面對現實，從而改變自己，體諒他人。她在書中提到不少故事及分析當事人的心理層面，也為大家提供一些討論政治時應有的準則、禮儀，及提醒大家避免踏入「地雷區」。作者的建議有助化解政治分歧引發的衝突，以及面對其他意見不合的話題。

日光之下無新事，作者的「藥方」雖然是針對美國人的情況，但其實也適用於香港人。愛及認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作者指出「在分裂對立的世界，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我們的親密關係。」與她持相反政見的丈夫也說：「當你躺在病床上，做了靜脈注射化療，若有人一路陪在你身旁、面對這一切，你不會在乎他有甚麼政治傾向。」

祝福大家也能重建及修補自己重視的關係。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Ｗ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資料整理：吳慧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保羅提醒信徒要「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弗四2-3)。如果信徒可以依靠神，慢慢提升自己的生命，從而盛載不同的意見或衝突，當然是好事；但很多時，當事人實在無法去處理衝突，需要有一位中間人，幫助他們突破僵局。為此，家事調解監督龍軍庭律師(Bryan)，在9月5日的晚上為參加者講解了一些調解的實際技巧及程序，讓大家明白若希望做一個中間人時，到底有甚麼地方需要注意。

把爭執消滅於萌芽階段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會發生爭執，基督徒之間亦會發生，而香港甚至發生過就管理教會的意見，在教會牧者與長執之間產生的分歧，需要由法庭去裁決哪方有理。事件無論誰勝誰負，對教會都造成極大的傷害。除了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誠如保羅所說，讓法庭處理弟兄之間的爭吵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方法(林前六1-8)，連裁決該案件的羅傑承法官也表示，教會需要由法庭去處理教會分歧，是一件讓人感到傷心的事情。

一般教會大都不會把「家裡」的糾紛送上法庭處理，但仍有不少衝突發生在信徒之間、當中可能牽涉分居或離婚的安排、家庭成員與會友之間的財務糾紛、會友之間於工作地方所引發的糾紛等。甚至教會與教會之間，也可能因著合約或為了捍衛名聲而發生衝突。

很多時，衝突的產生是基於當事人感到：

1. 實質的利益被剝奪、

2. 過程上不公平、

3.情感上不被明白。

若有一位受過調解訓練及中立的第三方，在保密、及當事人自願的情況之下，以具有結構程序的方式，協助他們尋求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把爭執消滅於萌芽階段是最理想的。

尋找調解的時機

調解有很多優點，能有效地保障爭議者的私隱、鼓勵爭執雙方坦誠相對，並提高雙方解決衝突的能力。調解亦可以解決人際關係的爭議及促進衝突雙方或多方的溝通。就難題方面，調解讓當事人共同創造更廣闊、有創意及更具彈性的解決方案。還有，調解節省訴訟費用、減少紛爭，讓信徒作好見証。調解甚至可以化爭議為合作，促進教會發展。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可以用調解來解決。若然個案中的當事人之間明顯地存在著權力不平衡的狀況；又或是當事人希望藉著調解來逃避極不公義或法律上責任，調解則不適用於這些個案。另外，當事人必須願意出席調解會議，以及願意遵守調解會議內的原則及守則，唯有這樣，調解才適用於他們。

有時候，中間人在進行調解之前，事前需要先作評估。Bryan分享到若然為一對分手三年的伴侶進行調解之時，發現女方仍想與男方吃飯，有可能女方還未接受分手這事實，這個時候或許要先鼓勵女方接受輔導，之後才進行調解，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使人和睦的中間人

之前曾提到，當事人發生衝突，往往因為感到利益被剝奪、不公平、不被明白。使人和睦的中間人，必須讓當事人感到在調解過程中被公平對待，被明白，以及讓他們的需要和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以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簡單而言，中間人以雙方自願參與為基礎，透過協商過程，尋求雙方均可接受及滿意的解決方案。

為了公平起見，中間人要在調解過程中保持警覺，不作判斷，不自居專家，只幫助當事人學習尊重，平衡雙方的權力，讓雙方輪流發言，當一方發言時，不會被另一方打斷，確保他們有足夠空間表達意見。有需要時加強較弱一方表達的信心及教授商談技巧，鼓勵較強一方聆聽。

為了讓當事人感到被明白，中間人需要學習積極聆聽，運用同理心，嘗試走入當事人的內心世界，如「身同感受」去明白當事人的處境，找出當事人處境背後的感受及言語的深層意義。除了積極聆聽，中間人也需要使用「重新框架」這一回應技巧。所謂的「重新框架」便是利用語言和用詞去賦予事物一個新的意思及正面的意義，把一件事情的幽暗面，轉為「光明面」。當一個離婚人士說「我常常一個人外出，不是味兒，不知如何是好？」Bryan會對當事人說：「離婚後你的個人空間多了，可以好好享受個人空間及尋找個人興趣。」。有時，在調解過程中，難免會發生互相指責的場面，中間人要嘗試把事情正常化，例如當丈夫懷疑前妻從中作梗，讓女兒不願意與自己溝通時，Bryan會指出這是父母離婚後，兒女一般會作出的反應。另外，也可以將問題的根源「外在化」，以避免互相指控。如當對方指責對方下錯決定，沒有及時賣樓時，Bryan會把矛頭指向政府突然推出的賣樓措施。中間人也可以運用「言語共同化」這技巧，從雙方完全不同意的意見中，尋找出一致及共同的地方。

「調解」本身便是眾多方法之中，一種促進彼此諒解和提高個人處理衝突的能力。作為使人和睦的調解員或中間人，是有福的人(太五9)，因為他們促進衝突雙方或多方進行溝通。而信徒間可以和好，和睦相處，一直是神樂意看到的 (太五23-25、羅十二18、彼前3:11下)。

參考書籍：

Fisher, R. and Ury, W. Getting to Yes: How to Negotiate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3rd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周子玲主編：《家事調解實務與技巧》。香港：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2014。

梁海明博士主編：《調解通鑒》。香港：國際專家學會，2012。

趙文宗、阮陳淑怡、李秀華合著；《中國內地／香港婚姻法及調解：比較與實務》。香港：圓桌文化，2010。

鄭會圻：《調解：談判突破困局》。香港：萬里機構，2009。

是次電影小組播放了紀錄片《未竟之路》，更邀請到導演林子穎小姐（Nora）及黃頌朗先生（Samuel） 到來與我們分享。電影記錄了2014年大專罷課、926衝公民廣場、928的催淚彈發射，亦追訪了兩名港大學生馮敬恩（Billy）和許彤（Popsy）在佔領時，及雨傘運動過後，兩人漸回歸日常的變化、他們的心情及對未來的看法。

主持人黃肇峰先生先提到了紀錄片的特色：著重導演對那真實事件抱有的看法及情感，沒有純粹客觀又完全真實的紀錄片。肇峰亦引用電影學者Bill Nichols所說：「劇情片與紀錄片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影像的來源，紀錄片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的世界具體地再現，如許多社會現實的事情經導演的安排下還原；而劇情片則是『願望的實現』，表現一般人的願望、夢想或恐懼，想像變成看得見、聽得到的影像。」

兩位導演是港大修讀比較文學的學生，他們坦言對電影的了解大多是在分析方面，未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幸而他們在拍攝紀錄片前，曾到愛爾蘭修讀了一個有關拍攝紀錄片的夏季課程，而這片的原意不單是為了交功課，兩位亦受到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的同學的分享所感動，當時希望可以透過拍攝，為即將舉行的罷課行動做些事情，拍多一些資訊作為記錄。兩人及校園電視台的十多位伙伴們，到了不同的佔領地區拍攝片段，並放在電影的開首部份，讓大家感受、回憶到當時的震撼。

問到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拍攝手法應該不參與運動當中的任何行動，只在旁作記錄，他們兩人是否也一樣？Nora 認為自己不忍心只站在旁「剝花生」般拍攝，不想見同學在行動中被捕，所以會邊拍攝邊「睇水」，見到有警察來就會提醒大家。而她亦說這不全然是直接電影，因為直接電影不會做訪問，但他們卻有訪問兩位主角，而問題的方向也是導演倆的想法，而受訪者可能也有相近的背景及感受，因而順著回答。

對於怎樣看學生當時的「勇武」與事後的「退縮」，Nora覺得人性就是這樣：「當見到同伴被捉，情緒會被牽動，因而『勇武』；正如現在過了好些日子，人會後悔、會怕、會不知自己未來如果入獄會變得如何而『退縮』，兩者都很正常。」

結局中，看見兩位主角改變了看法，是代表對未來感到灰心嗎？Samuel 說難以作結論，因為在處理電影結尾時，事件仍在發展，一些在片中預言的事又發生了……人們的想法不斷在改變，又沒有甚麼具體行動，沒有完美的結局，所以他也只好在片尾配上名為《樂土》的歌，表達對香港的未來寄予希望。

據無國界記者二月公佈的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由去年第五十八位下滑至六十一位，比起二零零二年首次排名的第十八位，十二年間下跌了四十三位，而早前港大民調亦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六跌至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另外，香港記者協會與一羣學者在四月公佈的調查顯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以十分為滿分，公眾的評分為六點三分，而新聞從業員的評分為四點八分。反映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相當普遍。

春江水暖鴨先知，業內人士新聞自由是否受壓，比起一般市民更直接和敏感，那些人曾致電傳媒高層，威逼利誘地反映意見；或是傳媒高層自我審查，抽起某些報道或以小罵大幫忙的方法討好某些權貴，都是靠日積月累的觀察而非僅憑單一事件可以體會到的。

雖然理論上我們期望傳媒在報道時應該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但現實上不少傳媒其實都立場鮮明，其報道方針往往受其老闆的立場和目的所左右，編採人員難以完全獨立自主。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少大財團亦以廣告作為影響傳媒報道的手段。因此，要看新聞自由的前景，從「誰是老闆」可見一二，當愈來愈多傳媒老闆旗幟鮮明地擔任某些政治角色、在國內和香港有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其報道會愈來愈「小心」處理可想而知。一些人其實不是因為重視傳媒而收購傳媒，而是因為知道傳媒老闆會受重視而「投資」傳媒的。

面對傳媒老闆公器私用的傾向，作為讀者和觀眾，除了用輿論監督傳媒，對不正的歪風口誅筆伐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行動抵制。老闆經營不善，罔顧專業而自把自為，代價就是銷量和收視下跌，甚至最後如亞洲電視一樣面臨結業。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今時今日並非完全沒有重視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而是更缺乏執着於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受眾，大家習慣了享用免費的電視、報章和網上資訊，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購買報章，認定網上媒體必須免費，對一些老闆公器私用的情況卻「隻眼開隻眼閉」，於是只能繼續由商業考慮及老闆喜好主導傳媒的「命運」。

在商業社會，消費者應該才是最後的老闆，其力量是不能忽視的，大家每日選擇看哪個電視台，購買哪份報章雜誌、瀏覽哪一個網站，其實就是一次公眾投票，甚至決定誰可以生存下去。維護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除了有賴一班有心的傳媒工作者之外，更需要一班願意身體力行，為此而付出代價的讀者和觀眾，新聞自由不是免費的。
　　
 

回顧香港的歷史，過去她曾經歷不同的大時代，現在就讓我們刻劃其中數個，並認識其來龍去脈。

六七暴動

在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本港的左派在1967年5月發動工人運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後演變至一場暴動，市面出現不少真真假假的土製炸彈，甚至暗殺，歷時七個多月。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令殖民政府引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包括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以及適合青少年的活動，以提升生活素質平息社會怨氣。

八九六四

1989年4月，北京的大學生悼念主張改革開放但鬱鬱而終的總書記胡耀邦，悼念活動後來演變成反貪腐、反官倒等示威。學生於天安門廣場聚集，並一度發起絕食。其後，北京實施戒嚴，封鎖媒體消息，並於6月4日凌晨以軍事武力鎮壓清場。八十年代正值中英談判，香港人的心被事件撼動，有很多人害怕中共管治，更誘發了更大的移民潮。

九七回歸

香港於1997年從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成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身處於 文化大革命和八九六四的陰霾中，香港瀰漫一片不安。不少外資撤資，一些有財富或專業的香港人，紛紛計劃移民，造成九七前後的移民潮，以及中產和管理斷層的狀況。不少當時青壯年的一群，在人心惶惶的氛圍中，肩擔起回歸前後香港社會的管治。

零三七一．廿三條

2003年SARS肆虐，市民卻不甘示弱。於7月1日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和平地遊行，反對政府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擔心制定叛國、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尤其針對泛民主派等與中共異見的聲音，會造成以言入罪，寒蟬效應。

一四年雨傘運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為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式落下三道大閘，議決令大部份香港人不滿和失望。學生發起罷課集會，及後啟動佔領行動。示威者一直使用雨傘抵抗警察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而被稱為雨傘運動。佔領歷時79日，主要訴求是要「真普選」、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諮詢。

何謂四代香港人呢？

四代香港人的論述是受香港的社會學家呂大樂於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所影響。

呂大樂從戰後開始計算，描述了香港四代人的分野：一、二次大戰或之前已經出生；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三、面對社會機會收窄的一代；和四、今天所謂的八十後。呂大樂分析不同時間的社經環境，以解釋它們怎樣塑造某代人的特定想法和價值觀，然後再帶出代際之間的接合與矛盾。

 
通識 LITE

90後的第五代香港人

呂大樂2014年底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分析，九十後出生於一個物質富裕的時代，當物質帶來的邊際回報下降，年青人隨即改而追求民主、自由、環保等共善（public good）。該文的作者則將之歸類為「後物質主義」。

不過，所謂後物質主義的定義空泛，只能泛指新一代不一定會再淪為只著眼於賺錢和消費的機器，因為只要有工作，九十後就可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於是可以比上一代提早追求那種「人到無求品自高」的狀況，也可以在比較少經濟壓力下，尋找更快樂的生命。

而快樂可以是基於純享樂主義的物質或官能刺激的狂喜，也可以是自我實現的滿足；甚至是因為達至共善。快樂在此只是一個虛詞。所以大家不難發現，當有人質疑第五代香港人不像以往的人般勤力及刻苦時，新一代香港人卻會告訴你，你的勤力和刻苦，其實是遭資本家無理的對待，是剝削而已。

於是上一代的人說這一代失卻了獅子山精神；但新一代的青年則說，我們這一代應該作息平衡（work-life balance），應該有生涯規劃，不應只顧工作，放棄朋友、家庭及健康等等。

一個社會的生活質素，不是只看經濟實力，當經濟實力達到不錯的水平時，人自然就會走向更高質素的生活。其實，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就是社會在向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敲問：「你一生到底追求哪種快樂呢？」

這才是影響下一代的關鍵問題。

通識小秘訣

若考試以「新世代香港人」為考題，同學們可以先做好歸納的功夫，接著是為關鍵字定義，並列舉社會素質的元素，然後再列舉例子，解釋一下甚麼是共善，甚麼是個人主義的享樂，再用以下參考文章中的例子分析、拆解一下，再寫好駁論。這種題目，理應不難。只要對題，理應寫得很爽快。

參考文章：

「第五代香港人 後物質主義世代」，《信報月刊》，2014年12月。

「第五代香港人」，《明報》，201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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