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誰為六合彩造勢?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6/05/2011

曾經有財金界人士如此說:「香港是一個最易集資的地方,因為人心易被消息所鼓動。」從一億元派彩的六合彩來看,所言非虛。

上周五的六合彩,最後投注額達342,962,710元,比上期的總投注額159,101,978元還要高一倍,是歷來最高的投注額,可最後的派彩,由頭獎到七獎,都不是歷來新高,即或從最功利的角度看,這次中獎的巿民沒有特別多賺。惟報章報道,有人為買六合彩,從內地走來香港一轉,又有人獨留子女於家中不顧,有人甚至由新界走到港島士丹利街投注,只因那投注站曾有最多人中頭獎,是「幸運投注站」。

以前,十元八塊的六合彩,從來都只是「買個夢」,但今時今日,本金早就不是十元八塊。以今次的投注額計算,平均每個香港人的投注額近50元,才能勉強湊夠此數。有些動輒一擲千金的賭徒,選好幾個心水號碼後買「複式」,也有些人索性全部買電腦隨機抽出的號碼。馬會之前加每注的費用,「谷」大多寶獎金,成功將賭風燒旺。根據馬會的紀錄,近幾次投注額都是頭獎派彩的兩倍,可見只要投注額夠高,巿民自然乖乖發橫財夢,排隊入場。

明明是機會微乎其微的橫財,為何能成功吸引出名「務實」的香港人發夢?傳媒可謂「功不可沒」。從第一天就以「全城瘋狂」為標題開始,一路為馬會開路,不斷寫一億元的吸引,更走訪不同地方,由記者問巿民:「中咗一億會點用?」變相教導青少年、小朋友學習六合彩的「好處」。

到開彩前一天有報章更以「你買咗未?」為標題,彷彿這世界就只有買了六合彩這個夢想,和沒有買六合彩的兩派人。同時有報章訪問大批相士、明星,請他們說出幸運號碼,結果當然每個人的「心水」都不一。攪珠前的電視新聞更將瘋狂的排隊情況當作城中熱話般報道,又將事件正常化、娛樂化、盛事化,將之與平常的維園行年宵,農曆新年煙花,甚至是長洲搶包山般,做投注站現場報道。

即或中獎之後,全城的焦點仍然落在其中一個頭獎得獎者身上,頭版一天一天賣,又說可以結婚回鄉,繼續大賣夢想,至於落空的人,望着別人夢想成真,也替他們開心,於是夢想繼續被「製造」和「生產」,沒有人會關注輸家總比贏家多,因為他們相信,「夢」總有一天會成真。

可是當中有多少人會去思想,如此參與六合彩,隨時隱藏一個個炸彈?有前線戒賭機構就承認有個案因為中了六合彩,之後就沉迷賭博,最後輸到「爆煲」而尋求協助,當天多個機構向新聞界發稿,要求遏止賭風,但盛事風一吹,誰能擋得住?

如此賭風,一年來兩三次,香港人「發橫財夢」的文化論述,就植根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十分可悲的。究竟香港政府何時才做回他們「不鼓勵賭博」的政策,還是「不鼓勵」只是「隻眼開隻眼閉」的同義詞,政府根本無想過要去監察賭風?適逢今年馬會要就六合彩續牌,政府和博獎會是時候要考慮,究竟應怎樣遏止現時過盛的賭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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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

豈能輕看熾熱的賭波之風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7/2021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1] 林穎嫺:〈調查指20%市民曾非法賭博 19歲賭徒欠債150萬 憂歐國盃加劇賭風〉,《香港01》,2021年6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37394/調查指20-市民曾非法賭博-19歲賭徒欠債150萬-憂歐國盃加劇賭風(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非法賭博問卷調查發佈會〉,路德會青亮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2021年6月12日,網站:https://sunshine-ccg.hklss.hk/hk/sunshine-news-and-events/sunshine-events/171-2021-06-12-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2] 〈【獨家】估計38萬人曾非法賭博 青少年沉溺欠債百萬〉,《頭條日報》,2021年6月9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094348/即時-港聞-獨家-估計38萬人曾非法賭博-青少年沉溺欠債百萬(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3] 〈歐國盃|賭波傳單塞公屋鐵閘門罅 石圍角邨「單橫遍野」〉,《am730》,2021年6月11日,網站: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歐國盃|賭波傳單塞公屋鐵閘門罅%e3%80%80區議員料睇中居民疫情足不出戶-27162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4] 泥碼只可用作下注,不能兌換成現金,但用泥碼下注,贏了卻可得到現金碼,而現金碼則可以兌換現金。

[5] 〈歐國盃外圍猖獗 警靈活部署嚴打〉,《文匯報》,2021年6月11日,網站: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6/11/AP60c27978e4b08d3407c582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6] 香港警察 Hong Kong Police,facebook,2016年7月7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oliceForce/posts/112567788418684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7] 〈【警聲直播.警ü劇場.賭咗場波輸咗個家】〉,facebook,2021年6月12日,網站:https://fb.watch/6aL-IX-hwq/(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日)。

媒體解碼

2020生命倫理對談 漂一本有聲好書

23/10/2020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讚爭

23/10/2020

《讚爭》一書提到當大家在社交媒體按讚和分享,原來足以參加一場戰爭。到底社群媒體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美國智庫的戰略專家辛格(P. W. Singer)及衝突與社群媒體方面的專家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合著的《讚爭》,提到別有用心者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的真實個案。在新型戰場下,我們可以擺脫他人的操縱嗎?我們以生動的手法及以短片形式為大家闡述書中部份內容。

收看「讚爭」短片,按此進入

一夜瘋傳的性愛片段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4/08/2020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兩名校男女生性交片流出 警網罪科跟進〉,《東方日報》,2020年8月20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820/bkn-20200820181031566-0820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24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4-8-2020

直播與欺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6/08/2020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Kelly Online】玩SM直播被捕 「搣時潘」宣佈永久退出網上工作〉,《頭條日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30928/(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2] 〈Facebook收緊直播條例 推「一次封殺」政策〉,《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5月16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35136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3] 〈臉書半年刪除32億假帳戶及上千萬條虐童內容〉,BBC News 中文,2019年11月14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04149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4]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Sexual-offences/#Acts-outraging-public-decency(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5]〈破壞公眾體統罪 終院曾裁互聯網非「公眾地方」〉,明報加東網,2020年7月28日,網站: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200728/HK-gga2_r.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6] 〈直播會網友 叫舔鞋脫衣 KOL搣時潘酒店被捕〉,明報加東網,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200728/HK-gga1_r.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7] 〈甚麼是網絡欺凌〉,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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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6-8-2020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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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令人不自覺陷入的資訊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5/2020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 T. Brooking〕:《讚爭:「按讚」已成為武器,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如何操縱社群媒體,甚至……不知不覺統治了你》(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林淑鈴譯(台北:任性出版有限公司,2019),頁190,轉引自沃爾特.李普曼〔W. Lippmann〕:《外交的賭注》(The Stakes of Diplomacy)。

[2]  P.W.辛格等著:《讚爭》,頁45。

運用時事新聞 跟子女上一堂性教育課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06/05/2020

許多家長都關心、在意子女的身心靈健康,希望他們能快樂地成長。有時,為了教導年幼子女保護自己,部份家長可能會使用一些時事新聞,例如涉及性騷擾或性侵犯的新聞,作為親子性教育的題材,告誡孩子與人相處時要小心,避免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本文嘗試探討一下,父母可以怎樣合宜地使用時事新聞作為性教育教材,教導年幼子女提高警覺,同時避免令子女與人相處時感到過度擔心。

慎選題材

筆者認為家長在選擇新聞時,可留意以下兩點:

第一,宜選用年幼子女生活圈以外的人的新聞,例如犯案者是街上的人、或幼兒只見過數次的人;避免選用犯案者是父母,或幼兒經常接觸到的照顧者,例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作為成年人,自然會明白任何人也有可能成為犯案者,但因著生活經驗,我們不會因此誠惶誠恐地生活,甚至在與人相處時表現得畏縮。不過,幼兒卻需要時間累積生活經驗,太快告訴他們身邊的親人會做出傷害他們的事情,可能會嚇怕他們。家長可在子女成熟一點、理解能力更強時,才漸漸加入這類案件作討論。

第二,我們要挑選幼兒能夠理解的案件,宜選用案情比較簡單及屬一次性的事件,避免使用嚴重和厭惡性的案件,例如長期侵犯、強姦和禁錮等。

家長可用輕鬆的手法把案情表達出來,例如講故事、利用毛公仔、布偶等作角色扮演,或以圖畫等來表達。舉例說,早前發生一宗非禮案,案中疑有一名男子在僻靜地方等候時機,並對女受害人說她身上有昆蟲,替她拍打,期間藉故觸摸受害人的身體及敏感部位,又搶去她的一些財物。[1] 家長可請小朋友挑選一些道具,例如用機械人等玩具,扮演案中的壞人、事主和昆蟲,道具除了使用實物,也可以用手畫或電腦列印出來的圖畫。家長和幼兒可以合作把案情重演,透過預備活動可以讓大家更投入,並多鼓勵幼兒分享他的想法和感受。

提問及講解

隨後,家長需要作出一些講解,以下三個重點,家長向幼兒講解時需要留意。第一,明確地指出做錯事的人是侵犯者。例如,家長可以問幼兒:「欣欣(幼兒的名字),你覺得這件事是誰做錯了呢?為甚麼你覺得是他做錯?」期間也可以詢問幼兒:「私人部位是指身體哪些部位呢?你覺得這些部位可以讓人觸摸嗎?為甚麼?」假如幼兒不明白問題,或不知道如何回答,家長可以給一些提示,或作出一些講解。第二,教導幼兒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時,必須即時拒絕、立刻走開,並且盡快把事情告訴信任的大人。家長可以問幼兒:「你覺得遇到這些事情,會不會令人很難受,為甚麼?」第三,告訴幼兒身邊有很多人願意提供幫助,例如「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你覺得應該講給信任的人聽嗎?」、「把心事講出來後,心情會好些嗎?」、「做錯事的人會有甚麼後果呢?」、「壞人有沒有被警察拘捕呢?」

運用這類新聞,可以令年幼女子認識一些危險的狀況,但教導時,家長毋須過度強調這些事非常可怕。家長可在對話完結時,引導幼兒明白我們總有方法去面對和避開危險,身邊總會有人願意提供幫助,例如爸爸媽媽、姑姐姑丈、校長、老師、警察、消防員、社工等等。家長可和幼兒一起回想關於大人曾經提出幫忙的經歷:包括哪些大人曾經幫助過孩子呢?是孩子主動要求幫助?還是大人主動幫助呢?家長也不妨分享一些個人經歷,包括曾主動幫助別人的經歷、或者朋友聆聽自己心事的經歷等等。

親子性教育的基礎

親子性教育其實是一個建立愛心的長期計劃,由子女讀幼稚園時期講保護身體,小學時期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相處情況,中學時講拍拖、婚姻觀等。每一個階段的分享重點或許有所不同,無論題目怎樣變化,建立緊密的親子關係總是親子性教育的基礎,親子間每日多一點溝通,關係就會漸漸變得穩固。筆者盼望家長和子女享受每日的分享時間,只要大家平日多作溝通,子女一旦遇到困擾的事情就會很自然地和父母傾訴,父母亦能以愛心和關懷,與子女一起面對成長路上各樣處境。


 

[1] 〈色狼借「毛毛蟲」非禮10名女性 伸手入衣內捉蟲乘機觸摸女子身體〉,《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2月24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73012/色狼借「毛毛蟲」非禮10名女性%E3%80%80伸手入衣內捉蟲乘機觸摸女子身體%C2%A0(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4月11日)。

疫症加失業 賭徒易爆煲自殺 前線機構呼籲盡快求助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5/2020

馬會暫停六合彩,足球賽事暫停,馬會只提供賽馬賭博活動,香港人就會減少賭錢嗎?當然不,面對疫症,市民沒有減少賭博,不少戒賭中心坦言賭博活動地下化、網絡化、多樣化地出現,同時戒賭求助個案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個案多樣化,而且不少個案中的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有戒賭機構表示近月要加強危機處理的培訓,因為很多人求助,同時尋死。

求助個案增

明光社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戒賭服務)陳志華先生在4月的一個記者會中表示,疫情沒有令個案減少,求助個案更由今年1月的214宗上升至3月的334宗,增幅達五成六。他提到當中有一個案是一名20多歲的當事人在網上賭博,家人以為他只是上網打機,豈料他最後欠下近10萬元債務,被債主上門追數,家人始發現他出事。陳志華表示,沉迷網上賭博者的情況嚴重,而且非常隱性,家庭成員要多加留意。

無力償還債務

明光社

賭博的人多了,求助的人數也在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台高築和無力還錢,賭徒最後惟有向戒賭機構求助。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姑娘透露,近月因為運動比賽暫停,賭場也一度暫停,借錢給人者為了確保收入,最後就向那些未還錢的債仔埋手,要求他們盡快還錢。她說:「有試過上午要求一個人下午還1,000元,下午還不到就要還3,000元。如果他們真的有錢當然會還,但現在他們就是沒有錢,所以才求助。」

失業、失經濟來源

周姑娘又表示,賭徒如果懂得求助可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表示,在疫情下,不少參與賭博人士失業,平時他們可以用人工來賭錢的,突然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少人會用自己的最後一份糧,去澳門「搏一鋪」,當然大部份人都是損手離場。她說:「他們以為還有機會可以贏錢,其實輸錢皆因贏錢起,最後就『焗』賭,即以為賭是解決金錢問題唯一方法。最後當然就是輸清光求助。」

高風險投資活動

至於賭博的方式,很多人以為賭徒都是在網上賭,但實際上現時的個案,打麻將、上網、外圍、地下賭場、甚至是股票,甚麼都有。周姑娘說:「早排因著外圍股巿波動,也收到求助個案。股巿波動有時更大,部份求助者更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一輸不但輸身家,更即時有一身債務需要處理。」早前就有新聞報道,外國期油價格因為插穿到負數,即使買貨很少,但投資者也可以輸身家。可見高風險的項目不會因為疫情出現而消失,相反會有更多人躍躍欲試,最後只會泥足深陷,更難翻身,部份賭徒因為上落太快,數額又大,一時看不開,容易有輕生念頭。

改用網上投注

明光社

除了股票,網上賭博外,即使一般基層,也受到賭博氛圍的影響。基蔭家庭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蕭張玉蓮師母表示,疫症之下,即使有限聚令,但街頭的賭博活動並沒有因而減少。她說:「而家喺公園,雖然話限住係四個人,但係佢哋咪開多幾枱囉,佢哋無因為咁樣就停止賭博。」蕭師母也留意到,馬會雖然暫停了投注站,但馬會的投注服務並沒有停下來,只是全部改為網上服務,早前馬會特意重開投注站教人開網上投注戶口,那幾天就「排晒長龍」,可見賭風沒有減少,只是轉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宜留意

蕭師母強調,現時參與賭博活動的人,先有錯誤的賭博觀念,以為賭錢就等於賺錢,另外很多人都有賭癮,所以不會因為馬會停賽他們就不賭,反而他們會找其他渠道賭博,否則這就不是賭癮了,所以她呼籲家人應多加留意平時喜歡賭的人,有沒有在馬會停了賭波及六合彩之後,改為參與其他類型的賭博活動。她呼籲有需要家庭,要盡快求助。

 

疫情下為何賽馬總是不能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7/04/2020

疫症當前,為了減少聚眾,主題公園早已全面關閉,政府亦兩度宣佈暫停政府非緊急服務,大部份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例如球場、公園也有封場安排,部份不用預約的免費球場,近日其籃球架被封、龍門被搬走,遊樂場亦被膠條封住,雖然做法有爭議,但可以肯定政府不願意巿民因使用康體設施而聚眾,正如許多非民生必需但有聚眾風險的場所(如戲院、麻雀館、健身室、酒吧和卡啦OK店)亦要暫停營業。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有關措施無可厚非,只是為何每次馬會總是獲得特別優惠而豁免?

回顧馬會2018-19年度年報,馬會透過博彩稅及利得稅,為政府帶來233億港元收入,並撥款13億港元予獎券基金,馬會形容數字「破紀錄」1。根據政府收入帳目表,政府2018-19年度的博彩及彩票稅則高達221.94億元,在稅項上只排在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之後,佔政府經營收入的百分之4.8  2。馬會實在是政府的其中一條大水喉。

但當社會各行各業也在抗疫,運動場館全數關閉之下,我們實在看不明白為甚麼賽馬如此重要和必需,以至不可以停,以及要容讓馬主繼續享有特權在馬場內社交聯誼?澳門在疫情剛開始便果斷地一度關閉作為經濟命脈的賭場,為何香港馬會仍可心存僥倖而繼續聚眾?

監察賭風團體不賭21於今年二月和三月先後要求關閉投注站和麻雀館,兩次均清晰要求馬會同時暫停賽馬,但最後政府仍然不敢拒絕馬會繼續作賽的要求。在疫情未受控之際,馬會就像一個擁有特權的王國一樣,政府因為怯於馬會的權勢、稅收和捐款,就放棄了積極抗疫,政府連封關也敢,就是不敢封馬場!

馬會聲稱減少聚眾而關閉投注站,實質上仍千方百計留住馬迷。在關投注站初期,逢周一周四就堅持開放十多間投注站,盡力吸引客戶大排長龍申請網上投注,此乃聚眾之一,至今即使投注站關了門,但其落地玻璃後面的大屏幕仍然不斷更新賽馬資訊。在限聚令生效之後,日前筆者在賽馬日路經投注站,發現仍有不少馬迷駐足觀看。如果馬會認真不想聚眾,何不將之完全關閉?說到底就是在疫情之下,仍想引人賭馬,或者用盡一切方法留住馬迷。此外,馬會作為一個財力豐厚的大機構,就算暫停賽馬,亦必須盡力保障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的飯碗,不能用暫停賽馬為藉口而刻扣工資。

當全民嚴陣以待,防止疫情擴散的時候,為何政府和馬會不能暫時停一下這明顯聚眾的賽馬活動呢? 萬一馬場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點,究竟誰會為此而負上最終責任?誰會因此引咎辭職?


1.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rporate-news/chinese/2019-08/news...

2.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93&ID=0&pro...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7-4-2020

視像會議禮儀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3/2020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1.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1.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1.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1.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20年3月6日

夾公仔機變相賭博無王管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2/12/2019

早前有傳媒揭發不少商場的夾公仔機被改裝為「骰仔機」,夾公仔改為夾骰盅,只要六粒骰的數值相同即中獎,獎品當然不只是一個毛公仔,部份商場會按擲骰的結果來送禮物,有的會送上價值2,000多元的名貴遊戲機,甚至以上萬元的智能手機作為禮物。根據牌照事務處網站指,巿面常見的夾公仔機,由於從有關遊戲所取得的物品價值往往大幅高於顧客所付出的金額,所以很可能被視為博彩,須受《賭博條例》監管,如果沒有申領有關的牌照,即屬違法。

明光社

本社同工日前曾到訪旺角一個三層的商場了解情況,隨著巿道淡靜,商場內有不少「吉舖」(空置的舖位),而當中每層也有至少三至四間小店設有夾公仔機,有關的店舖無人看管,且24小時開放,舖內放置了三至五部有不同獎品的夾公仔機,由真的夾公仔,到掟紙牌,擲骰仔都有。機內有一個時鐘顯示當時的日期和時間。根據遊戲指引,中獎者只要拍下中獎的擲骰結果,再到附近指定的店舖,便可以拿獎品。

有報章報道稱有關的夾公仔小店,租機和貨物成本每月才兩萬元,扣除成本每月回報卻有過萬元,明顯是逆巿賺錢生意。有人會就有關經營模式向政府申請牌照,因為申請牌照要符合消防、樓宇安全、衞生等一系列要求。在外國,有關的夾公仔機也受監管,當中牌照更會就每次投幣的面額,中獎獎品的價值加以規管,減少成為變相賭博的機會。

明光社

類似賭博的夾公仔機在人來人往的商場出現,執法機關明顯沒有主動巡查,恐怕只會在收到投訴後才去做些例行公事,這變相是助長了賭風。此外,令人質疑的是有關的遊戲引入香港時,為何可以順利入口?或者在入口這類產品時是否須要報關和申領牌照,以減少變相賭博遊戲出現的機會?現時幾乎等同「無王管」的情況極不理想,我們認為政府應正視有關問題。

面對經濟不景,社會或者會有更多類似用不同名目賺快錢/變相賭博的活動出現,政府理應留意,減少青少年受到這類遊戲的引誘,以營造健康的社區,讓兒童和青少年遠離賭博或博彩活動的引誘。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2-12-2019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07/2019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新聞為何會變得不可信?從遊行人數的報道說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4/07/2019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遊行日期

民陣

警方

雷鼎鳴(科學計算)

葉兆輝(估計)

李鴻彥(大數據估計)

2019年6月9日

103萬[3]

24萬[4]

19.95萬[5]

約50萬[6]

75萬[7]

2019年6月16日

200萬+1人[8]

33.8萬[9]

40萬[10]

約80萬[11]

144萬[12]

 

 

[1] 〈【引渡惡法】曾指佔中蒸發數千億 雷鼎鳴:科學估算8時前僅8.2萬人遊行〉,《蘋果日報》,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609/5969534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2] 〈反修例遊行大逼爆〉,《星島日報》,2019年6月10日,網站: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2016695-港聞-反修例遊行大逼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3] 〈【政情網上行】69大遊行人數〉,now新聞,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108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4] 同上。

[5] 慈美琳、李偉欣、莊恭南:〈【逃犯條例】雷鼎鳴估20萬人遊行 民陣引述警方:30萬人 警否認〉,《香港01》,2019年6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38576/逃犯條例-雷鼎鳴估20萬人遊行-民陣引述警方-30萬人-警否認(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6] Simon Scarr, etal., “Measuring the masses: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crowd counting in Hong Kong,” REUTERS GRAPHICS, June 20, 2019, https://graphics.reuters.com/HONGKONG-EXTRADITION-PROTESTS/0100B01001H/index.html.

[7] 〈6‧16遊行人數飈 大數據系統早猜出 稱政府漠視輿情 開發者:分析助解公關災難〉,《明報》,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0626/s00001/1561486947989/6-16遊行人數飈-大數據系統早猜出-稱政府漠視輿情-開發者-分析助解公關災難(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8] 〈警方稱遊行高峰33.8萬人 雷鼎鳴團隊估算40萬人〉,香港電台網站,2019年6月17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3275-20190617.ht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9] 同上。

[10] 見註8。

[11] 見註6。

[12] 〈【引渡惡法】大數據顯示今日最多144萬人遊行 林鄭辣㷫市民留言13%粗口(傳媒人李鴻彥)〉,《蘋果日報》,2019年6月1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616/59721546(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3日)。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有片有圖但沒有真相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6/2019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1]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男子被追趕入警總 警方否認警員扮示威者〉,facebook,2019年6月27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videos/708981682872833/UzpfSTgzMTkyNDcxNzoxMDE1NzAzNDQyMDYwNDcxO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27日)。

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05/2019

香港賽馬會是在麻雀館以外,唯一獲政府授權經營的賭博機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社會上有很多疑似賭博的玩意,玩法日新月異,政府又沒有特別的規管政策,很多家長甚至陪同小朋友一起參加這些有賭博成份的玩意,以為只是個遊戲,最後孩子們雖然沒有賭過一分錢,誰不知卻從小已大量接觸有賭博成份的玩意,長大後面對真正的賭博,自然不會覺得有問題。

所謂賭博,就是「對一件事情的不確定結果,下注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為贏取金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定義簡單。但在不同的地方和情景,很多賭博活動都被美化成為不同的遊戲,所以不論外界是否視有關活動為賭博,它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賺取最多的錢。以下簡單介紹一些常見含賭博成份的活動,以及鄰近地區如何處理有關活動的方法,供大家參考。

1. 夾公仔,扭蛋遊戲

明光社

在台灣,這些遊戲有頗為嚴格的規範。[1] 首先,如果是賭博性質的遊戲,就必須登記申請,加入相關的年齡限制。相反,如果遊戲不是「賭博」,換言之有關遊戲的獎品必須要設有一個玩的上限,將這個活動變成「商品」。以夾公仔機(以鋼爪夾機內的公仔)為例,遊戲商販要設置,如果有玩家玩的次數到達一定的數額,但仍然無功而回,就必須給他一份禮物,當作玩完之後得到的商品。於是,夾公仔機的操作就更加類似扭蛋機(投幣後扭動手掣,可以得到一件小玩具),因為到最後,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你也會得到一份禮物。根據現時本港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每項獎品的價值不得超過300港元。[2] 若嚴格跟隨這種操作,雖然有關活動不會被視為賭博,但賭博成份其實仍然存在。[3]

 

2. 捉/網魚遊戲

明光社

在香港不時有報道提及遊戲機中心的捉魚或網魚遊戲,這其實也是一種賭博。網魚機初時在手機是一個十分流行的遊戲,玩家在遊戲中用網捉魚以獲取分數,但到了遊戲機中心,部份人將之改變,投幣後玩家就可以用網去捉魚,捉魚所得到的分數可以用來換銀幣。[4] 這玩法的原理和推銀仔機(投幣入機若能推倒機內的硬幣,就可以得到分數)等十分相似,都是以小博大,只要最後獲得的銀幣只可以用來換禮物,理論上就不犯法。但實際上有些遊戲機中心公然將代幣換成真錢,然後將這類遊戲機與老虎機、跑馬機等放在一起,變相開賭。由於類似的遊戲可以在手機玩,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又可以免費下載,這會令家長對此的戒心大降,以為這些都只是遊戲,不會帶來任何金錢上的損失,但若子女到了遊戲機中心,情況就不同了,商人會用解碼器改變中獎機率,先用大獎吸引人玩,之後卻令玩家不斷輸錢。

 

3. 手遊抽角色

明光社

手機遊戲中大部份角色都是用抽獎的方法給予玩家,理論上遊戲會每隔幾天就會給玩家一批代幣(有時會叫寶石)去抽角色,但因為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不同,部份角色本身會比較難抽中,但很多人願意花錢買代幣來抽這些稀有角色,整個行為很大程度就與賭博無異。[5]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本來就有建議要寫清楚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給玩家參考,[6] 但實際上這卻是無補於事,因為稀有的角色有一堆,但掉下的百分率卻只得一個,最後我們始終無法知道自己想要的角色的中獎百分率,但有很多人都不能自拔地投下大量金錢去抽。[7] 針對這個情況,日本設有景品法(景品在日語解作獎品),[8] 台灣亦有類似的規定,[9] 要求遊戲公開抽中這些角色的比率。

 

可見,不少遊戲雖然沒有開宗明義說是賭博,但其中在在有很多賭博成份,而各地政府也會用不同的政策加以規管。這些遊戲在原產地雖受規管,但一旦來到香港,則不再受原產地法例規管,而現時本港大部份的情況,都是依靠商人自律,法例未有跟貼社會步伐。家長亦要多加留意孩子日常生活接觸的遊戲、活動,是否涉及賭博或者有賭博成份,以免一不留神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賭博世界也不自知。


[1] 寇德曼:〈無所不在的娃娃機,全都是合法的嗎?〉,鳴人堂,2018年4月25日,網站: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78/3105935?from=udn-referralnews_ch1008artbotto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2] 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署:〈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署,2018年7月,網站:https://www.hadla.gov.hk/el/filemanager/common/docs/forms/Guidance_Notes_on_Application_for_the_grant_of_Amusements_With_Prizes_Licence_chi.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3] 李穎霖、鄧柏良:〈【夾公仔機・有伏】二十蚊夾iPhone、鑽戒 新式夾公仔店或犯賭博例〉,《香港01》,2019年3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305805/夾公仔機-有伏-廿蚊夾iphone-鑽戒-新式夾公仔店或犯賭博例(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4] 〈機舖可操控難度 蠱惑釣魚機 釣賭客身家〉,《蘋果日報》,2018年8月11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811/20473835(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5] 布魯:〈[達人專欄] 轉蛋抽卡賭身家!用理論解釋為何你無法停止抽卡〉,巴哈姆特,2018年7月8日,網站: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405010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6] 蔡幸秀:〈手機遊戲成錢坑?消基會:應公佈轉蛋開箱機率〉,新頭殼,2018年3月21日,網站: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3-21/118055(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王思慧:〈手機遊戲超過六成違規 易有消費糾紛〉,中時電子報,2019年3月8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08003209-260405?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7] 瞳研:〈抽卡壞文明《課金轉蛋是非法賭博》SQUARE ENIX決定將旗下三款手機遊戲於比利時下架〉,宅宅新聞,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news.gamme.com.tw/161196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8] Chris:〈【Chris 的電玩產業月誌】你花多少錢抽 SSR?談日本「景品法」怎麼修法保障玩家〉,INSIDE,2017年4月28日,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191-mobile-game-ssr-japan(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9] 行政院:〈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行政院,2018年10月8日,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964028ea-f1f6-4383-9c78-f7d0606086f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